中央政府将掏出真金白银，为这个国家数目庞大的农村老人支付养老金
随着试点的开始，中国农民养儿防老的千年传统将被改变，“中央财政支出没有一分钱用于农民养老”的尴尬现实也将得到改观
○这一水平比低保还低，但是先覆盖再说
○现在的10％试点比较容易，以后就越来越难
○新农保和老农保的差异就是，政府出钱了，尤其是中央财政出了钱
○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农村，如果不需要留钱防老，农民就敢消费
○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如果能解决保障问题，土地改革的约束就少多了，但是也不要想象会带来大规模的土地流转
今后，中国农民到60岁时，将可以和城市人口一样领取养老金。按月发放的这一养老金将包含国家发的补贴、集体补助和此前农民自己缴纳的费用。
进入8月，这样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开始实施，国家养老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其历史意义被评价为“堪比取消农业税”。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方案？跟此前的农保方案有什么不同？实施的障碍又在哪里？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长期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郑风田，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唐钧。
广覆盖，低水平
南方周末：农民到60岁可以领普惠式养老金，具体方案会如何？这种普惠式的养老金，农民每个月能拿多少钱？
郑风田：目前的方案，基础养老金是每月55元，各个地方可以提高，不能降低。之前提出的方案有低、中、高三个，不知道最后会采纳哪个方案。
南方周末：这个标准，应该如何评价？是不是偏低？
唐钧：肯定低了，比低保还低（目前全国农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57元）。但是如果能够做到全覆盖的话，那就先覆盖再说。
郑风田：太低了，这是最保守的一个方案。我的一个粗账，也是比较保守的，比如东部地区一个人一年是2000元钱，中央政府出1000元，地方政府配套1000元；中部1500元，中央政府出1000元，地方配套500元；西部1000元，中央都包了。
南方周末：做这个事，最大的障碍是不是还是钱？
唐钧：确实。但是一开始并不难，现在的10％试点比较容易，以后就难了，越来越难。
政府出钱，新农保亮点
南方周末：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有过俗称“老农保”的农村养老保险，但是多年发展停滞。它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唐钧：新农保和老农保的差异就是，政府出钱了，尤其是中央财政出了钱。以前中央财政基本不出钱，所以做到一定程度做不下去了。
郑风田：对，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不投入。中央政府几乎不掏钱。让农民自己掏钱养老，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待在农村里的农民，就是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一到春节，也把交的养老保险提走了。中央政府要地方政府和集体投入，而大部分农村的集体经济已经没有了，地方政府一看中央都不掏钱我为什么要掏钱，最后搞来搞去成了农民自己交钱保自己了。这个东西就无疾而终了。
南方周末：按说今年财政并不宽裕，为什么这个时候推行这个得花大价钱的政策？
唐钧：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紧迫，而老龄化的不良后果又会落在农村。因为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很多农村的年轻人进入城市，所以城市相对感觉到的老龄化压力比较小。但农村就不同，年轻人大量外流，老年人的经济来源、服务料理、情感慰藉都成问题。
郑风田：我们说扩大内需，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农村。但是现在农村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消费激发不起来，要留钱防老。如果有保障了，就敢去消费了。给农村的老人发钱，比泛泛地给农民发钱效果更好。
南方周末：钱从哪里来，尤其在中西部地区？
唐钧：很多制度单个看起来地方政府分摊的比例都不大，但是各个制度加总起来可能就是一笔大数。以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可能不成问题；中部地区也许也还能凑合；但到西部贫困地区，恐怕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需要对地方财政分担的相关支出的总额做个评估，根据县级财政的“总盘子”，实事求是地提出分担比例，以保证政策设计不落空。
郑风田：我们财政里面一个很大工作就是国有股转社保。这为未来的社会保障，不仅仅是农保，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支撑。另外我们每年的惠农资金有几千亿，很多说是补农民，其实是补了厂商，农民未必见到实惠，100块钱到了农民手里20块就不错了。完全可以把一些其他支农效益不高的资金转移过来。这样可能对农民的帮助更大一点。
普惠是底线的公平
南方周末：吸引老年人参加可能不难，他们一算账，确实很快看到收益，划算。但是怎样吸引年轻人参加？要吸引农民投入可不是容易的事。
郑风田：这正是我们质疑很多的地方。普惠最大的好处是能避免逆淘汰问题，但是现在的试点，有一些地方试点的时候，搞了“株连”：家里有老人、年轻人，年轻人不缴费的话，老人也没法享受养老保险。这样子的话，最穷的人，恰恰因为没有能力缴费，被这个制度排除在外——事实上他们才是最应该保护的人。所以我的看法是，可以引导、鼓励，但是不要株连、强制。从农民口袋里面掏钱，那是很难很难的。以前有过例子，就为了收十几块钱，有农村妇女喝农药自杀的。既然收钱成本这么高，那就不要收好了。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底线的问题，普惠它就是一个底线的公平。
南方周末：各个地方因为财力不同，基础养老金不同。各个地区怎样衔接可能是个大问题。自由迁徙越来越成为趋势，地区差异会不会形成新的户籍壁垒？
郑风田：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可能会固化东西部地区已有的差异。中央政府来说，希望能够一碗水端平，或者向西部倾斜。
南方周末：这个政策会不会促进其他制度的改革，比如土地。因为之前土地制度改革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土地承担着一定的保障功能。
郑风田：我们原来说，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最后的港湾。将来保障问题能够解决的话，土地改革的约束就少多了。但是也不要想象会带来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毕竟现在这个保障的力度还比较小。农民也不会轻易放弃土地。
探秘新农保方案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唐勇林
尽管备受瞩目，但新农保方案依然云遮雾笼，南方周末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位参与制度设计的中央部委官员。
口述：一位参与制度设计的中央部委官员
养老金由三部分构成：国家发的基础养老金、集体补助和农民自己缴纳的费用。
农民要交多少钱？会给农民一个固定缴费档次，让他们自己去抉择。以当地县级行政区上一年农民人均收入为缴费基数，原则上费率为4％～8％，农民自愿多缴不超过15％，具体标准由当地政府确定。
国家补贴多少钱？目前的方案，基础养老金是每月55元，各个地方可以提高，不能降低。但是还需要征求各省的意见，之后还要开一次全国会议，最后报国务院定。所以最后到底能够发多少，仍难确定。
对国家来说，虽然财政收入确实不如往年那么好，但这个钱是必须拿的。而且，因为是逐步试点，不会一下子增加很多。比如说，一个月55块钱，一年660块钱。农村一亿老人，全覆盖也就是660亿，不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的2％。况且我们现在是10％试点。
看起来，钱不是问题，现在基本上没有很成问题的问题了，因为国务院已经做出决策了，下一步就是工作落实的问题。要农民得到实惠，最起码的各县、各乡甚至各村，整个管理体系需要到位。
过去的老农保确实有缺陷，就是没有明确各级政府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时我们的认识、能力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不要说农村，城镇都没有达到。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老农保就是失败。老农保从1991年开始探索，积累了经验，没有这个经验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农保。
在这次的方案中，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养老、医疗是任何城乡居民都可能发生的生存风险，既然是一个现代国家，政府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各级政府都应该分担这个责任。
无论农民到哪儿，中央给的是不会变的。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的基础上提高当地养老金的标准。但是地方的差异没办法，中国本身的发展就是这样，不得不承认。
作为养老保险政策，这个政策本身不涉及土地问题。虽然这个政策确实能在土地保障之上，提高农民的保障能力。但是我们也认为，即使是有了养老保险，也不要去改变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的土地承包出租权。
人人都有“儿子”保障未来
作者: 王华
家乡有一个比过年还热闹的节日——赏灯节。在一个农历年份里，如围龙屋的某家生了男孩，则为“新丁”，要在赏灯那天大为庆祝一番；生了女孩，则为“副丁”，没听说要庆祝的。
堂哥的大女儿上二年级，名字里有个“婷”，据说，“婷”是女孩“停”的意思。二女儿出生没几天就送人了。去年，三女儿幸运降生，说小生命是幸运的，是因她母亲去医院做完B超后，想过打掉胎儿。
堂姐已生了两个女儿，我知道她是不生个儿子决不罢休的。堂姐常拿她父母做反面教材，说他们只有两个女儿，晚年孤苦伶仃，没人照料。是的，大伯半夜暴死，第二天中午才被人发现。
堂姐一语道破生男孩的动机：老有所养。生子养老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可到如今还有那么多人坚持着。我们不能说他们顽固不化，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谁不知道“只生一个好”呢？
作为一位公民，我想问我的国家，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我们等多久？我的家乡，205国道穿城而过，两旁政府大楼富丽奢华。千万别拿没钱盖“民生大楼”来搪塞我们了。
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时，赏灯节也许就不会重男轻女了，因为人人都有“儿子”保障未来。国家是公民养育的，理应尽“儿子”义务。（作者为广东兴宁籍大学生）
未来养老金不会出现支付危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常委”中的劳动保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曾多次参与社会保险法的起草研讨，并向决策层提供自己的相关意见。由他领衔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历时一年半，刚刚完成中国社保的大战略报告，提出社保“全国统筹”在2012年实现，这已成为国务院的目标。
郑功成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社会保险法是一部事关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和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极为重要的法律，涉及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需要认真理性审议修改，他乐观估计这部法律今年下半年能够出台。
养老保险权益不能因迁徙而受到损害
南方周末：现在的社保法草案为了让养老保险能钱随人走，设计了“分段计算，统一支付”的制度设计，你如何评价？
郑功成：这一规定可以给劳动者一个定心丸，是切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养老保险金权益分段计算能够适应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并在不损害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的同时兼顾不同地区之间的责任与利益，而统一支付则是为了适应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并维护其社会保险权益的需要。因此，这种规定是可行的。
这一规定实现难度并不大，需要一个公平的分段权益计算公式。
看这一规定不能只考虑现实格局，而需要以全国统筹为背景——这一规定应当是在全国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采取的行动方案。因此，关键是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上升到全国统筹的层次，立法还在进行中，中央设定的目标已经为期不远了。
实现全国统筹，事实上全国就是一个基金，统一预决算，它根本不需要随着劳动者的流动而转移资金；如果只对基础养老金部分实现全国统筹，则需要转移的是个人账户资金。同时，如果国家对个人账户的收益回报有明确的统一规定，事实上也就不需要真正转移资金；或者真正由劳动者自由支配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权利，则可以由个人账户的所有者自主决定转移与否。
不要简单地将关系转移理解为资金转移，二者可以分离，关键是要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不因流动而受到损害。我们在中国社会保障战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是尽快禁止退保行为，明确劳动者在各地参保的权益记录，作为未来分段计算、统一支付的法定依据。
机关退休人员与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差距需缩小
南方周末：现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数倍于企业职工退休金，立法机关最初倾向于机关事业单位也实行与企业基本相同的模式，实现的难度大吗？
郑功成：机关事业单位是否必须与企业实行同一种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尚有分歧。如果能够统一制度，当然不失为一种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我们在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的远期目标也是一种统一的公平普惠性型养老保险制度安排。
在现阶段，是否真正需要实现或者能够实现制度并轨，还值得商讨。因为财政支撑的单位无论是单位缴费还是个人缴费，都不能改变其来源于纳税人的税收这一事实。国际上多数国家为公务员或公职人员单独建立制度，便是考虑到其基金无论采取何种形态都源于纳税人的税收与财政预算，再加上其队伍稳定，收支完全能够按照正常预算进行。尤其是是否为公务员或者公职人员建立个人账户存在着争议，因为将财政资金划入个人账户并加以积累其实并不符合效率原则。
因此，我认为，制度是否实现并轨其实并不重要，关键的在于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权益是否均衡。我国要实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难度较大，背后的原因不是制度的双轨化，而是养老待遇的差距过大。
因此，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用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来覆盖所有劳动者并不现实，解决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的矛盾的关键是要在缩小待遇差距方面下功夫。
个人账户是否空账无需担心
南方周末：空账问题备受关注，中国老龄化速度很快，许多人很担心未来养老金会不会出现支付危机。
郑功成：我一直强调，个人账户是否空账，不需要过分夸张与渲染，不需要让老百姓担心。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度行进，为了应付未来养老金支付高峰，确实需要为劳动者建立并做实个人账户。但未来人口老龄化依然是渐进的，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养老不仅自古皆然，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对因为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下一代人负担的加重部分进行化解。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对代际养老负担起到微调作用的个人账户。我们的战略研究报告认为，只要实现制度全覆盖，未来30年左右完全能够实现制度自身的收支平衡。30年后会出现收不抵支的现象，但如果一个适度的个人账户做实了，再加上已经建立并拥有5000多亿元的作为战略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壮大，这都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预先防范措施，所以我们能够避免所谓的支付危机，我对此非常乐观。
推进全国统筹不能屈从于地方利益
南方周末：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今年底完成，全国统筹时间锁定2012年，这么短时间内实现的难度大不大？
郑功成：全国统筹不仅是维护统一劳动力市场和维护劳动者养老权益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这一制度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
要把一个与地方利益紧密挂钩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上升到全国统筹，当然会有难度，但也不应当屈从现实，否则就意味着这一增进国家认同的制度安排将全面演变成地方利益，意味着劳动者的权益将遭到损害，更意味着现行格局下因制度不统一而导致的不公平仍将长期存在并必然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全国统筹与省级统筹面临的障碍是一样的。主要有三：
一是认识误区，认为全国统筹会损害发达地区的养老金水平，事实上养老金待遇是与工资水平直接挂钩的，发达地区工资高，缴费多，养老金待遇水平也高，反之亦然；
二是守护地方利益，如一些地区有大量的养老基金结余，害怕一平二调，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可采取适当方式加以解决，我们建议在统一制度时不要损害地方的既得利益，即结余的基金可以留归，用于增进当地劳动者的养老保障福利；
三是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分担问题，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因为全国统筹后，中央政府将是这一制度的最后担保人，地方政府可能因之而放弃承担责任。因此，实现全国统筹的关键在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而不能演变成全国对中央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