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杨
刚才读了论西汉建国到汉武帝时期的文章《伟大帝国的建立》，有些感想，顺手打下：
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当然涵盖面很广，从自然到社会、到个人都可以适用，这就是后世道家分支学派很多人能把这句话更多的用在个人的原因。但是通观《道德经》，老子的这句话重点并非在个人修行，而是着重在统治者和民众，而且话是讲给统治者听的，指向却是民众，也就是说受话的主体是统治者，叙述的被关注客体是民众。如果把主客体在“无为”句中补充完整，就是统治者要以无为达到民众的有为。由于“无为而无不为”不是专具体指某方面，而是以哲学意义来指导社会从自然到群体、个体，这就使“无为而无不为”的解释能衍生出丰富的版本。
汉初国内国力衰弱，百业凋零，北面匈奴威胁，亟需积攒国力，安定四方。文景之治的两朝皇帝崇尚黄老哲学，以无为治理天下，“顺民之情，与之休息”，奖励农耕，宫廷还提倡节俭。半个多世纪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繁衍出众多的人口。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时代。想到了无为的无为和有为的无为。
文景之治，就是无为的无为，以上层的自我克制和“不管”达到民众的自由有为发展，从而国力和人口大增，不管的结果，也使南方诸侯吴王刘濞的财富可以和汉皇帝相比。
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上层所做的主要就是有为的无为了。“统治者要以无为达到民众的有为”，先说民众的有为，毛泽东时代，全国百姓生产干劲鼓得很足，知识分子不再抱着精英化的套路，虽然他们的工资、生活待遇比普通百姓的确高一些，但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走了群众化的路子，和群众同生产、同奋斗，共同发挥了巨大的主观能动性。30年的国力增加、发展速度、人口的增加等等，连国外学者都没有否认。即使文革带来了一些主动撞击，很多知识分子受到震撼，但也没有让发展停步。这就是以往任何时代都很难与之相比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属于人民的时代、壮志凌云、干劲冲天、社会比较单纯的时代。
再说毛泽东时代的上层的有为而无为。如果只是放任不管，或许就类似上世纪90年代及其前后十几二十年了。不同的在于90年代前后这些年，不但放任，还毕全国之力推一把放任，结果就出现了也许有些人富可敌国，有些人沦为牛马猪。
何为“有为而无为”，第一条件就是自我克制，节俭，毛泽东时代，从中央到地方，当官的几乎无不两袖清风，这是刻意制约的结果。
第二条件就是抓牛鼻子。作为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逐渐消灭阶级和阶级思想成了社会的发展方向，怎么样达到这一点？当时没有通过委婉的“和谐”来宣告，更没有仅靠宣传教育和修修补补，而是直接指出要靠“阶级斗争”，要靠有为。斗争的第一步，赎买了私有制企业，建立了国营、集体企业，打下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第二步，打击反人民的社会群体和行为，比如土匪、黑社会、黄赌毒等；第三步，就是知识分子弃精英化路线，走群众化路线，不是把他们的待遇和群众抹平，而是让他们和群众一起奋斗，连干校（干校被某些人污为“牛棚”）的做法也是这个路子。第四步，最难也花时间最长，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那就是改造官僚系统，这要靠群众阶层和官僚体系在同一远大目标的统一感召下，互动、互相改造、互相适应，直至上层系统完全脱掉私有制社会官僚体系的影子，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工具，而不是高高在上高于人民群众的一个阶级，直至人民群众丢掉那种出了事就盼青天大老爷救世的意识……这是一种很艰难曲折的社会成长过程，单靠嫁接、克隆、照搬和宣传教育，没有互动的博奕、斗争、适应是无法完成了。
如果没有官僚集团的“自发反抗”，或许就没有干校、文革等字眼了。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政府，但是官僚集团本身是私有制社会的那一套产物，在没有真正的党特别是觉醒的群众的制约下，他们会自动精英化，走资化，去群众化，建国后的很多群众运动都因为官僚派出工作组的加入而搞出了扩大化、复杂化，其中群众不成熟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出于培养群众反走资的目的，毛泽东终于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了文革，以领袖而不是政府官员的身份，带领群众“改造”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也做出了反应，打着红旗反红旗。主席说要文斗，偏偏有人狠，要武斗。文革反文革双方都打着文革的旗号，混成一团。70年代以后，所谓文革后期，其实局势已经平静，但是一批群众却培养起来了。这些，当然不止这些，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上层“有为而无为”，以达到群众发展的事实。今天论坛上有那么多网友能热论主义、文化等方面发展之道，和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启蒙就有极大的关系。
最后谈一点毛泽东时代“有为”的存在问题，或许，这问题放在当初并不成问题，只是时势的需要或者历史的使然，但是正是这个问题，成了某些人能够鼓吹私有化极端的口子。
首先说，毛泽东时代是存在市场，也是存在市场经济的。当时虽然没有80、90年代以后的商铺林立，商战硝烟弥漫，外商如鱼得水，但是商铺同样不少，农村村头的销售点（代销店）遍布各地，镇上的商铺更不用说，吆喝什么的都有，我记忆最深的是家里人70年代墟日卖蕃薯藤、村里放电影时卖黄皮果，还有更早的记忆里的1毛几分钱的小人书、铁皮小刀、5分钱一碗的狗爪汤……一切，说明市场经济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媒体上几乎众口一词说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听多了让人感觉那个时代就是清一色计划经济，也不知80年代以后生的人将怎么解读学者精英们笔下的历史。
精英化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这样偏执一词，就是因为建国后，计划经济介入生产流通环节比较深，特别是在大型的工矿企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形成了一套国家计划的模式，也就是厂矿按政府部门给出的计划生产，完成年度计划，流通的也交给政府的物资部门处理。说白了，就是本来可以由厂矿自己做的生产计划，给政府具体做了，本来可以由厂矿直接面对的销售环节，政府物资部门具体介入了。如果生产计划和流通环节工作是一个皮球，那么国营厂矿就是看见皮球但从没有被允许拍一拍球的一群人。精英怎么下结论呢？不是让政府把生产和流通的计划权让给厂矿，并完善监督制约体系，防止政府部门或个人利用以往的职权，从企业谋取不当利益，而是下结论说：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厂矿，没有能力搞流通，他们没有能力拍这个球，要让人代他们拍，这就是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红火了一阵又糊了，他们还是说，国有企业资产就是要流失，要私有化才行。也就是说有人代你拍球，代你做事，把你的财产流失了，结果最后结论加起来是：虽然你没有机会做，但你肯定不会做事、你的资产注定要流失，现在只能卖了你了。
如果国家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制，防止政府部门或个人利用以往的职权，从企业谋取不当利益的同时，把生产、流通以至产生领导人决定权交给企业，将如何呢？企业是全民所有的，那还将是全民所有，是集体的还将是集体的，但是由于零距离接触一直存在的市场，少了政府在中间环节的介入，所以灵活性将更高，成长性将比建国几十年时更强，当然风险也将加大了，但不会朝令暮改，搞垮了把工人一赶了之，把厂一卖了之。那是一种稳健的道路。
政府不介入生产和流通以至企业领导人产生的具体计划操作，企业就相当于自治了，但是所有权没变，自治仅在于管理。所以，社会主义的计划特色就出来了，那就是政府在严密的立法规范和监督下，享有全民制企业（或者还有集体企业）的部分物资或资金的调拨调配权（不是政府自己享用），以平衡整个社会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或不同生产之间的某些差距或失衡。这种事现在一直在做，比如沿海发达地区一直在资金和人力上支援内地边远地区，但其过程似乎监督不够，没有透明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学到宏观调控这一招，但是调拨调配这一招他们很难学，一学，资本家就要反抗了，他们尽管掌握了自己八百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也宁可把产品倒进大海，不会给你拔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