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上海一直以两位数的增长领先全国。1989年，上海的人均GDP还是5000多元人民币，到200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73124元人民币，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今年上半年，上海以5.6%的增长，落后于全国7.1%的平均水平。要想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大上海能否成功转型？
“旧城改造”这一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再次被上海市政府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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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繁华
不改变政府垄断要素资源的方式，上海能否实现百年后的华丽转身？
上海，一座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埠”的现代化老城，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折和机遇。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规划中的上海，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
这是百多年后的再出发。百年前的上海，就曾经是东亚的金融中心。当时的上海所具备的各项金融功能和航运能力，既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毫不逊色。一位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
但老上海的现代化，却被日本侵略中国等多种因素打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上海的工业城市地位再度确立。但现代化的国际金融中心等目标，却很难完全实现。国家的整体金融制度、上海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的服务方式和心态、资源配置的惯性依赖等各个方面，均未能在过去30年里对上海的此一转型提出挑战。
这一次，新上海准备好了吗？
曾经几度繁华
上海，是百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中心。
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林赛德，从望远镜中看到了太平洋航行中的前方，出现了一片广袤海岸。他查了一下地图，眼光聚焦在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的坐标点上。在这片淤泥荒滩上，一阵阵飞鸟划过芦苇梢。
这片出现在林赛德望远镜中的荒滩，就是日后东方世界的一个经济中心——上海。
彼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县城。整个县只有约30万人，是清政府治下的江南一个普通的小县。18天后，“阿美士德勋爵号”走了。当时几艘中国战舰在6英里之外尾随着它，鸣炮逐夷。
林赛德船长离开还是不毛之地的上海回到英国后，在其撰写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中，预见了今后上海的地位：“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
而当时，广州才是满清的的外交、外贸中心。1844年，广州海关的关税收入为225万两白银，上海仅17万两白银，还不及广州的十分之一。
但后来的事实，确如这位颇具慧眼的林赛德船长所言，在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之后，上海便成为了中国百多年来的经济中心：
1856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广州的关税收入降为108万两白银，而上海则上升到182万两白银，一举超过广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外贸活动中心。开埠后一个半月内， 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
自此，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长明。
商业的繁荣，促使上海金融业迅速发展。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登陆上海。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也在外滩设立。户部银行是民国以后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前身。
1927 年4月初，新上任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决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随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自北平迁至上海。交通银行最初谈到迁沪原因时称： “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而此时，大量的私人银行也纷纷诞生，并最终形成“北三行”和“南四行”并立的私人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格局。与此同时，上海作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式确立。
民国时期的旧上海，不仅是中国人心中的“十里洋场”，也是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产业最集中的地方。工业和贸易一直是上海经济增长的支柱，中国几乎半数以上的民族资本家都集中在上海。
但抗战爆发后，上海的金融地位和工业中心地位迅速衰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公私合营。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牌手表、金星牌电视机、永久牌自行车、回力牌球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风靡全国。
1978年改革开放后，广州领风气之先，再度成为最开放的沿海城市。上海的开放一度落后，仍然以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在全国领先。
“上海模式”的辉煌
1990 年，浦东开发正式启动。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给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邓小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他还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
“我们共同见证了上海从单一的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变。”上海市长韩正在2008年11月的一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第20次会议上说。
这种转变，以“上海模式”来进行。所谓“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尽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动上海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最为最典型的特征，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来承担政府经济发展主体的功能。其渊源，则可溯至“久事公司”的成立。
“久事”跟“九四”谐音，其来源于“久事债”。1987年，上海谋动发展，但资金来源了无着落，中央政府遂给予上海以“九四专项”政策，允许上海到国际市场上自借、自还、自担保32亿美元。于是，上海成立“久事公司”，统借统还。这个32亿美元贷款，就是著名的“久事债”。
久事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上海久事公司成立于1987年，初为“正局级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属市综合经济领导小组领导，归口市计划委员会管理”。
上海市赋予久事公司的任务，是“审核‘94专项’项目的经济效益，负责资金的统筹调度和还款。”除此之外，久事公司还“开展综合开发经营等业务，以增强还款能力”。
随后，久事公司的业务外延不断扩展。1990年，跟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实事公司”合并，并于2年后正式获得房地产开发资格。1991年，久事公司还跟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合并。
同时，久事公司提出，“两公司要凭借各自的多功能配套和享有特殊优惠政策的优势，联合起来利用外资，运用好地方财力，开展综合经营，发挥‘第二财政’的作用。”久而久之，久事公司就明确成为上海市政府的“第二财政”。
依照久事模式，上海市随后又在市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简称上海城投)，专事城市建设开发。城投和久事又共同成立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司，专营城市轨道投资。此后，工业、农业、商业、体育等大口相继成立了投融资公司。
久事模式的不断克隆，终于成就了90年代至今的“上海模式”。上海市政府一共拥有3家综合性投资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在上海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官方数据显示，上海自1992年到2007年的15年间，共投资26000多亿元———其中“八五”期间全社会投入3900亿，“九五”期间9600亿， “十五”期间13000亿，分别占到全国的1/11~1/25的不等比例。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其优势显而易见。
20 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到30%。在政府强势主导的浦东开发带动下，证券、期货、产权、黄金等一批重要资本市场开始集聚上海，金融、房地产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到了200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7倍，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接近50%。
同时，由于上海启动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上海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国有工业城市的市容市貌得到很大改观。上海国际海港、空港、信息港的枢纽地位确立，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的集聚能力提升，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初步形成。
“上海模式”面临考验
然而，在上海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争议一直不断。
首先是“上海模式”的利弊之争。政府主导经济、投资驱动的模式，其优点显而易见。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资本，强势发展某一产业，效果当然立竿见影；但由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其主体往往以国有企业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为主，效率不高，道德风险也较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上海一旦以国有资本和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上海社科院2005年发布的《上海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课题报告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市总体经济投资的边际效应，呈现出一条向下倾斜的“下坡线”。
公开数据统计显示，2004年以来，上海的制造业一直呈现明显下降。2003~2008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6.1%、14.9%、 11.5%、12.3%、11.5%、8.3%，不仅低于全国的平均增幅，而且也在五个东部沿海省市(上海、山东、江苏、广东和浙江)中排名最后。
使得上海模式难以为继的，还有上海的土地资源限制。“如果按照前15年的投资结构，上海将会有‘两个不能承受’———一个是土地承载率不够，不能承受；二是上海的容量不够，不能承受。”上海市长韩正在2005年的一次上海模式研讨会上说。
与增长模式之辩同时进行的，还有上海的产业调整争论。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上海经济应该重点发展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的大讨论。这一切，概因上海的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地位，近年来受到了挑战。而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近年来一直在50%上下徘徊。
由于受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上海工业生产下降最为明显。
上海进出口业也面临挑战。其进出口增长率近年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水平。2009 年1~5月，上海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25.4%。
显然，曾经几度繁华的老上海面临的新问题是，上海必须依靠自身增长模式的转变，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持续增长，弥补第二产业增长的不足，来提升上海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这就需要上海经济结构由被动调整转向主动调整。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2007年赴任上海之初，就发现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必要性：
“现在上海东扩是大海，不能跟大海要地；南扩是浙江，浙江不会给它土地；北扩、西扩是江苏，也都不会把土地给它，上海发展的潜力就有问题了。而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地，盖大工厂、大机器，没有厂房不能搞，所以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无疑是4月29日国务院确立的上海以金融和航运为主导的服务业方向。但服务业的活力之源，不在政府主导，而在中小企业创新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2009 年7月18日，包括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内的41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受上海市之邀，出席“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咨询座谈会”，为上海未来发展献言献策。这可以看作上海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姿态。
上海日前也宣布，计划投100亿元重点发展九大高新产业，即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这些产业，正是上海市孜孜以求的高新产业。
但如果政府不摆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之路径依赖，服务业和高新产业的发展，仍然以政府垄断要素的方式进行，上海能否实现百年后的华丽转身？ ★
房地产：危机时代的佛脚
“旧城改造”这一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再次被上海市政府点燃
6月27日，莲花河畔景苑小区7号楼轰然倒塌，但这并不能盖过上海大工地上推土机的轰鸣声。
与国内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等其他一线城市相比，上海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最为严重。去年10月份以来，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外贸出口、财政收入出现了全面负增长。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直到今年7月份，上述经济指标仍未“转正”。
只有房价还在“小步快跑”往上涨，成为当前上海经济中少见的亮色，也成为第三产业增长中的一个主力军。而“旧城改造”这一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再次被政府点燃。这是上海市政府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旧城改造再启动
上海市民董横滨最早听说建民村动迁的消息是在2003年，但6年过去，一直也没有动静。直到今年2月，政府的动迁通知贴到村里的宣传栏上，家住建民村的董横滨才相信，“这下终于来真的了”。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先易后难”的旧城改造后，推土机终于开向这个城市最为犄角旮旯的“贫民区”。位于苏州河和黄浦江以北的大块老城区，这些被上海本地人视为贫穷和落后同义词的地段，现在成了政府旧城改造的热土。
旧城改造突然提速的消息，最早是由上海市长韩正在今年“两会”上对外公布。随后，3月份，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旧区改造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正式出台，并成立了“上海市旧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韩正亲任组长。
此前，上海经历了两轮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在1992年到2000年的第一轮旧城改造中，完成了1350万平方米的旧区改造，200万居民搬出老房子；始于 2001年的第二轮大拆迁中，上海拆除了700万平方米的棚户区。上海世博会近千万平方米的拆迁任务，也早在2006年就全部完成。
旧城改造所释放的巨大需求，不仅促使房地产在过去的10年成长为上海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还充当了上海区域经济引擎的角色。
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9年，对第三产业贡献最大的金融业，占GDP总量接近十分之一，而地产业还不到这一比例的一半。到了2004年，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反超金融业，总共拉动上海GDP增长了19.5%，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此后，上海市试图降低经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2005年，上海市在编制“十一五”计划时，把房地产从六大支柱行业中剔除，代之以物流业。
但是房地产在上海经济中的地位仍不容小觑。2009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以5.6%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列全国各省最末。但该市房地产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成，成为第三产业增长中的一个主力军，这也是当前上海经济中少见的亮色。
经济低迷，迫使政府不得不再次点燃旧城改造——这一经济增长的引擎。上海市统计局总经济师蔡旭初表示，房地产是上半年上海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对确定经济和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作用积极。
国企又当排头兵
一些国资房地产公司，成了这一轮旧城改造的主力军。
今年初，闸北区国资委将其控股的房企北方城投，注入ST雅砻，实现借壳上市，藏药企业摇身一变，转型为旧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房企。闸北区国资委有关人士称，这也是闸北区突破旧改资金上的瓶颈所做的一次尝试。
目前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地产集团、市城投公司、久事公司、建工集团、城建集团、绿地集团等上海国资巨头已陆续进场。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地产集团董事长皋玉凤表示，2009年用于旧城改造的土地收储将高达130亿元，目前已率先和闸北区、杨浦区取得合作共识。
上海各大金融机构也给予了旧城改造信贷支持。从上海市金融服务办提供的数据表明，建行上海分行、交行上海分行已分别与上海市城投公司签订了共计600亿元授信合同。此外，中行上海分行与闵行区城投公司、建行上海分行与松江城投公司、工行上海分行与杨浦区城投公司也签订了总额达50亿元的授信合同。
国企历来都是上海房地产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
1995年上海房地产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高达45%，陆家嘴集团、中星、上实、绿地、中华企业等企业占据市场开发主体。尽管，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成。但是上海国企依靠地域优势，仍在土地等资源占有上具有明显优势。
上海的国资地产大鳄中华企业，仅在南汇区就拥有近8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在新一轮上海国企改革中，房地产企业也被列为七大重点重组板块之一。去年9月，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称，上海国资委将保留上海地产、上海城建和上海建工等三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集团，以进一步巩固国资在上海房地产市场的领先地位。
政府参与开发的后遗症
政府主导是上海市发展房地产的基本路径。但梅龙镇莲花河畔景苑倒楼事发后，所暴露出的这一模式可能存在的问题，更让人触目惊心。
身为梅龙镇镇长助理的阙敬德，不仅担任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都公司)董事长，同时还参股了当地另外9家地产公司。阙敬德之外，其他6名政府官员还包括梅陇镇征地所所长张锦梁、副所长唐学诚，以及梅陇镇土地管理所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何斌等。
已经公布的资料表明，早在2001年，由梅陇镇征地所与上海莘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组建的梅都公司，被阙敬德、张志琴等24人收购改制为私企。
莲花河畔景苑就是梅都公司改制后开发的最大一个地产项目。2003年，上海有偿使用地块一览表显示，梅都公司以不到604元/平方米中标“莲花河畔景苑”项目土地，而同期另一块闵行地块的地价为1929元/平方米。2008年，莲花河畔景苑小区预售价已超过13000元/平方米，为当初的地价的近30倍。
地处上海西南闵行区的梅陇镇，在1994年就已确定要建成上海市最大的动迁房基地，安置由卢湾、徐汇等旧城改造和当地动迁户。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福利住房制度改革时，也恰逢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房地产市场由此启动。
当时上海多数房地产公司隶属于各级房管局，直到2000年左右，这一政企不分的情况才开始转变，一些房地产企业纷纷改制。此后，上海的房价也扶摇直上，成为中国住房最贵的城市之一。
全国工商联2008底在对上海的29家房地产公司的30个项目调查后发现，近65%的“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流向政府。至今上海市4家最大的开发商——陆家嘴、金桥、张江和外高桥仍为国有。
又现“繁荣”
旧城改造似乎立竿见影，大量资金开始流入房地产市场。
按照政府规划，旧城改造中，政府将吸引近百亿元资金，投放到闸北区的火车站北广场改造，日后，这里将成为上海市新的中央商务区。此外，闸北今年还将启动苏河湾开发项目，预计开发总面积将达到28万平方米左右，将吸纳约300亿元的改造资金。
“巨额资金的投入将使闸北地块的区位优势凸显出来。”上海民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飞说，对于整个闸北区来说，其土地价值、房产价值目前仍是被低估的，但这种价值正在被市场重新发现。
这种“价值重新发现”的后果是，在旧城改造的真实需求和由于今年的货币投放导致的投资性需求双重推动下，城市地产迅速升值。
不仅仅是闸北区，同为上海这一轮旧城改造重点地区的虹口区、杨浦区块、黄浦区、闸北区的房价都出现不同程度上涨。位于上海杨浦区的江湾一号小区，均价18000多元，6月6日开盘当天，2个小时内就完全售完。据一位在现场购房者说，场景相当火爆。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院长杨红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推动旧城改造客观上制造新的刚性需求，对于目前低迷的经济会带来一定的利好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5、6月间的短暂回暖，遏制了上海经济不断下滑的势头。上海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上海第一、第二产业均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和金融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其中，房地产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411.7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6%
“旧城改造即使不能盘活全局，但也会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大有裨益。”上海地产集团副总裁沈正超认为，随着动迁的提速，其所产生的刚性居住需求，或将使得上海郊区楼市进入一个新局面。
这种“新局面”的直接表现是，郊区新城地价随之大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上海嘉定区安亭镇，在2002年，该镇附近的地价每亩在8万到12万之间，依旧乏人问津。而2005年，周围的地价大概是在80万到126万之间，三年内地价上涨了将近10倍。
“短时期内，房地产对经济的重要性还不会消退。” 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委员杨建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政府制造的巨大居住需求正源源不断地注入市场。随着800万平方米旧城改造的推进，未来将有数十万人搬到郊区，入住由开发商修建的安置房里。上海市房地产经济学会近日发布的报告称，2009年后上海三分二的新建住宅都分布在郊区。
不可触摸的房价
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投资需求引发的房价大涨，再一次考验上海市民的承受力。
“房价不能高，不能再涨了。” 早在今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参加上海市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就感叹，房价和收入比太高了。
倒楼当天，市民董横滨下班后就匆匆地赶到莲花河畔景苑小区两条街之外的一家房产中介那里，询问附近的二手房价有没有跌。中介的回答让他吃了一惊：一切正常。
眼下，高涨的房价，又一次打击了市场的自主性需求。此前今年5、6月间，房地产市场曾短暂回暖，出现“量价齐升”的局面。但好景不长。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的第二周，成交面积环比上周下跌12.76%，成交量已经连续三周低迷。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3.1%。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陷入空前的交易低迷，土地市场呈现量价齐跌的现象，一向火爆的土地交易市场，24幅地块流拍，土地出让均价跌至123万元/亩，不足2007年价格的一半。
上海土地市场还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困境：由于上海去年各类用地供地计划均未完成，根据国土资源部相关文件规定，2008年用地计划完成缓慢的城市，将相应减少2009年用地计划申报指标，由此，上海2009年用地计划面临指标缩减危险。
但价格并未下跌。同期，上海的房价也逼近历史最高值，上海透明房产交易网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上海商品住宅均价接近17000元/米，这相当于董横滨三个多月的工资。
“房地产业的泡沫发展，为社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因素。” 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委员杨建文说，上海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了。 ★
制造业的难题
上海制造业升级，仍然绕不过一个老难题——技术创新难
曾经辉煌一时的上海制造业，如今再一次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
位于上海闵行区金都路的上海广电集团(以下简称“上广电”)大楼里，除了间或传来的高跟鞋走路的咚咚声外，四处弥漫着国企总部惯有的森严和安静。不过，在上广电员工的耳朵里，这股咚咚声又恰似低沉的警钟。
上广电是中国仅有的三家液晶面板的生产商之一，不幸的是，从2004年投产第一天起，就一直亏损，从未盈利。到了2008年，亏损额扩大到创纪录的18亿元，拖欠银行的贷款近150亿元。
上海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海制造的主力军——上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的41户国有企业，今年前5个月的利润同比下滑三分之一，其中上广电、上海电气、上海汽车亏损尤其严重。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上海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降到40%以下。
制造业再定位
眼下，制造业的定位面临尴尬境地。
3月25日，国务院对上海两个中心政策的《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中，唯一提及制造业的部分是：“发挥先进制造业优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服务业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的更大发展。”
“有同志说，上海现在只搞服务业不搞制造业，肯定要完蛋。这话对。” 5月11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推进“两个中心”工作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制造业是上海不可缺的一部分，上海并非不搞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国务院)单独就制造业对一个地区下一个文件，可能性不大。更多的需要我们操作”。
上海市“操作”的结果是，确立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核心。
5 月30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明确发展以新能源、民航制造、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九大高科技产业的制造业战略，取代2005年确立的汽车、钢铁、石化等六大支柱产业定位。
在过去的半世纪里，上海制造业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在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牌手表、金星牌电视机、永久牌自行车、回力牌球鞋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风靡全国、供不应求。但步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珠三角制造的崛起，这些品牌纷纷陨落。为此，上海制订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淘汰了部分没有竞争力的轻工制造业，试图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上海中心城市的辐射和服务功能。
“三二一”战略的实施结果是，到了200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50%，但不久后即遭遇了瓶颈期：服务业发展增速不断变慢，吸引外资的规模也为邻近的苏州所超越。
到了2003年，随着中国房地产和汽车业启动，整个国家迎来的重化工业高潮，制造业重要性也得以再一次的凸显。在此期间，上海经济，在上海汽车、宝钢、金山石化、上海电气和众多大船厂等制造业的带动下，突飞猛进。
这时的上海市政府不再提“三二一”战略，取而代之的是“一二三产业并举，融合发展”的新思路。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的全球经济风暴，外需骤减，截至今年5月份，上海外贸出口总额连续8个月萎缩。上海的外贸依存度超过16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制造业也因此遭遇重大打击。
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委员杨建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确实容易遇到“青黄不接”的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情况并不严重，但决策层担心上海经济出现波折。同时，也要考虑下一个五年经济发展的“后劲”问题，考虑到时由国资撑起“经济基本面”。
尽管上海制造业定位几经调整，但国有资本始终占据主导位置。不过，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4年进行的一项企业人工成本调查报告表明，与外资、集体和民营企业相比，上海国有企业的投资产出比最低。
技术瓶颈有待突破
上海制造业升级，仍然绕不过一个老难题——技术创新难。目前上海最大一起国企重组案——上广电重组，也暴露出上海制造业的这一短板。
尽管液晶面板行业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被认为是导致上广电巨亏的直接原因，不过，在上广电的员工看来，液晶项目失败主要在于核心技术缺失。“上广电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几乎变成了纯粹的加工厂。” 上广电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由于严重依赖日系技术，上游关键零部件、设备和材料都被日本企业控制，这使得广电无法有效进行成本控制。
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尚未公布的上海“十二五”规划草案中，液晶面板仍位列重点发展电子产业名录。液晶面板同样也属于上海规划的“9大高科技产业”中的电子信息制造业。
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一直是上海第一支柱产业。2008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总产值仍高达6162.8亿元，同期上海地区生产总值不到1.4万亿元。
在最新的规划中，半导体、平板显示、移动通信为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三大主攻方向。此前，上海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家电、手机、PC等传统的3C类整机及零部件制造业，到2000年以来的面板与半导体产品制造企业群，其规模和产值则一直落后深圳、苏州等竞争城市。
以半导体为例，宏力半导体、华虹NEC、上海贝岭等当地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分别为国资背景的上海联和投资、上海仪电、久事、华虹等分别控制，布局较为分散。在危机冲击下，这些公司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创伤：年初，英特尔宣布关闭上海厂，伟创力关闭金桥厂。
上海市政府的一份内部调研报告称，该市电子信息产业创新能力薄弱，相当一部分核心技术源于海外；汽车产业技术主要依赖于国外，基本上没有掌握产品开发主动权；石油化工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技术上基本处于劣势；钢铁产业的节能降耗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成套设备制造业与国际水平相比基本上处于弱势；生物医药产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多仿制类，附加值较低。
上海制造业普遍存在的核心技术缺失的问题，源于上海市上世纪90年代在高科技产业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当时，上海的汽车工业，通过引进德国大众、美国通用，使得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此后，这一战略推广到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行业。
不过，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战略的弊端。今年6月，上海汽车向全国十大车企正式倡议，联合研发核心技术，摆脱汽车业重复低水平研发的现状。上汽集团董事长胡茂元认为，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上海制造业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瓶颈更加凸显。
重组国企拯救制造业
“上海国资重组转型实质是整个上海谋求‘新产业革命’的前奏和抓手。”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杨国雄在今年7月9日于上海召开的“京津沪渝深国资工作交流会议”上称，要发挥国有经济在上海实现保增长的骨干作用。
新一轮的上海国企改革已经拉开大幕。2008年9月3日，《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改革定下了基调：推进国企开放性、市场化重组(而不是行政性重组)，致力于非主业资产调整转型和中小国企改制重组，被置于前所未闻的突出位置。
这也是上海应对制造业危机的重大措施之一。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委员杨建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时，政府有三张牌：政策、土地、国资，当前上海该轮到国资承担经济发展重任的时候了。
上海国企改革的步调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进度基本一致。按规划，2012年上海高新技术领域总产值将达到11000亿元，涵盖九大产业。这一时间目标恰好与上海国企改革的“三年行动计划”相吻合。
杨建文认为，上海国资委监管的企业主要是制造企业。国资整合重要内容之一是摸索这些工业集团公司如何在扣准上海发展大方向下做大服务业，如何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寻找到“接口”。
在未来的“先进制造业”布局中，一些长期亏损的老国企，可能将被政府出售。据上海国资委发布的《2008年上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的财务报表》披露，归口市国资委出资监管的41家企业，资产总额13060亿元，净利润总额为214亿元，收益率为1.64%。低于眼下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息2.25%的回报率。
“与其不是很好地活着，不如活好，引进优势企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前述场合表示，上海有一批工业老企业，过去名声很响，现在活得不太好，欢迎国内国际的领先企业来重组上海这些企业。
此外，上海还将推动大批国企上市，以获取改革重组所需的巨额资金。目前，上海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72家，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权益占全上海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的比重接近18%。
上海市市长韩正今年4月表示，上海国有资产证券化的比例要提高到40%左右。这意味着，以上海目前1.15万亿元人民币的国资总量计算，将有2500亿元人民币的国资要通过IPO(首次公开发行)或者资产注入的方式上市。
在今年7月14日中共九届上海市委八次全会上，上海最大的市属国有企业之一——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徐建国透露，集团旗下的一些企业正在与兄弟省市的企业洽谈收购重组。徐建国称，根据国资国企改革的目标，上海国企完全可以开门迎接收购重组。 ★
俞正声的民营企业观
2009年7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会见41名民营企业家，已经不是第一次。
自2007年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以来，俞正声几乎每年都会召开类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2007年刚调任上海不久，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发出了“为什么我们留不住马云？”的疑问。2008年3月在参加东方网一次在线交流时，俞正声也曾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孵化出中兴、华为和联想这样的企业。
“民营企业发展不足，恐怕是一个原因吧。”俞正声在这次交流中说，上海民营经济的发展不足是一个大缺陷，主要反映在新兴产业上，新兴产业要有新机制，完全靠老产业是困难的。
10余年前，俞正声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市长期间，这个港口城市在短时间内培育出了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国内知名企业，俞正声也因此被称为“品牌市长”。
今年64岁的俞正声，1968年毕业于著名的“哈军工”，以工程师身份进入政界，曾担任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1985年起担任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此后又担任烟台市市长、青岛市长、市委书记等职，1998年担任建设部部长，2001年担任湖北省委书记。
民营企业被俞正声寄予厚望。2008年，发展非公经济首次被列为上海市委全局性14项重点课题之一。随后，这一年的10月份，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促进上海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6个方面17条具体要求，包括：营造非公经济发展的产业环境、扶持科技型非公企业发展、鼓励非公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推动非公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改善非公企业融资环境、为非公企业引进人才创造条件、推动非公经济参与国资国企改革、理顺非公经济管理和服务体系等。
此前，俞正声主政湖北6年中，民营经济在这个中部省份获得了长足发展。截至2006年底，民营经济占湖北县域经济的比重达60%以上，该省民营中小企业从业人员接近1500万人，占该省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80%，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来自民营企业打工所得。
2008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首度突破1万亿元，成为国内第十个进入“万亿元俱乐部”的省份。在调任上海前夕，中组部评价俞正声主政的六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发展最好最快、人民群众受益最多、领导班子干实事、求实效、讲正气、最团结的时期之一”。
眼下，上海面临的挑战则日益显见：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处于“青黄不接”。履新不久的俞正声在一次公开场合用爬坡比拟上海现实的处境。
“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上海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发展好民营企业至关重要。”早在2008年3月，在一次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上，俞正声就表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上海经济转型中的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资重组、国企改制和产业发展，积极营造良好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在今年7月18日召开的“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咨询座谈会”上，俞正声再一次强调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41位知名民营企业家，俞正声说：“上海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为民营企业来沪发展创造条件，着力优化政策、市场、法制和社会环境，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便利、更好的服务。” ★
“烂熟社会”也是病
如果100年前或80年前的某位金融家、企业家回到现在的上海，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十分陌生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城市的外在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也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的内在性格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都处于中西冲突的最前沿，上海的城市治理结构也发生过重大变化，不过，这里的基本经济体制是自由市场。为受外部力量制约，这里的法治还算比较健全的。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乃至东亚最有创新、冒险精神的人都涌入这个城市。旧上海虽然难免泥沙俱下，但毕竟充满了活力。上海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也是新闻出版中心、娱乐演艺中心等。上海曾被贬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但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发展、繁荣的基本动力，不正是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么？
今天的上海仍然很时髦。但她与旧上海相比，总似乎少了些许创新的活力。
这一局面非自今日始。在长达50年代的强制国有化过程中，曾经创造了上海奇迹的各类企业，均变身为国有企业，上海也因此成为国有经济的重镇。当然，与其他地方不同，上海的国有企业还有其原来的基础可以盘活。上海曾经集中了中国最好的企业，因而也积累了深厚的企业文化。它分为两个层次：上层是创业者、投资者的创新精神，下层是员工的敬业精神、职业意识。50年代以后，企业家精神只残留下一点，比如，上海的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地方，尚注意消费者的口味，但创新精神大部分被制度消蚀了。保留得较好的是员工的专业精神。因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企业可以生产出质量较好的产品。当全中国被体制所困时，上海因着这种传统而显得十分突出。
这种专业精神，也因此成为当今上海各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气质的共同根底。当今之上海，商业界充斥着小白领文化，这里可能有中国最好的日常管理人员，而缺乏具有创新冲动的企业家。上海的各级政府则具有完美的官僚精神。上海的官员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着无微不至的精细控制、管理。这两者正是韦伯所说的现代理性化的典型，但这样的理性化其实是社会趋向烂熟的标志。
可能正是由于计划体制时代相对的辉煌，加上其他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80年代以来，上海的基本社会治理结构没有明显变化。集中计划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乃至其他社会活动。当今的上海则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这个体制，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上海模式。
90 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两种经济增长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基本要素是私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政府的无为而治。在苏南模式中，企业家与政府权力有较多瓜葛，但在这里，是企业家影响政府，商业精神渗透到政府中，以至于政府官员像企业家那样活动，竭力为企业家创造优良的环境。
上海虽然与苏南为邻，与温州也相距不远，却创造了另外一种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权力深度介入经济过程，企业家根本就被取消了。过去30年间，与上海为邻的浙江、江苏涌现出无数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企业家，不论是乡镇企业家还是私人企业家。提到上海，人们却想不起什么著名企业家。上海没有成规模的民营经济。在上海的几乎所有行业，唱主角的都是国有企业或者跨国公司。
这也许正是上海市连续三年邀请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去上海座谈的原因。欲求突破的上海，显然希望能有民营经济的活力之水注入，也希望企业家精神从此能够在上海生花结果。但上海社会层面对权力的普遍迷信，行政性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企业家精神的遏制，上海实现重新现代化转型的局限。
比如，上海一直期待着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且把城市的未来几乎全部寄托于此。为此，政府投入了很多资源。
而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功能是配置资源，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应该依赖市场行为而非行政命令。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是充分的市场交易，上海目前虽然拥有中国发育最早的证券市场，但距离国际上任何一个大的金融中心所具备的要件，即最基本的金融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可能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以来的上海模式，正是上海发展所要突破的局限。上海要焕发繁荣与活力，很大程度上要破除这种看起来华丽、富裕的社会发展模式。依赖权力引导的资源配置和转移方式毕竟难以持续。上海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要改变的恐怕正是这一思维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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