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官员上阵：能带来新气象？唯年轻化是误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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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内容】

　　自古少年出英雄，半数县官“80后”！

　　虽说项橐7岁难孔子，虽说甘罗12岁封上卿，但毕竟现代时政之复杂迥非两千年前所能比拟——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仇和主政下的昆明，又现争议之举——6月底，昆明市公开选拔的60名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在公示结束后陆续走马上任，由于这批“县官”具有明显的年龄标签 ——岁数在24岁至35岁之间，其中30人是“80后”，最小的一位刚刚24岁——有人疑惑，是不是又一场“政治秀”呢？

　　一时，“云南新政”又成为媒体、公众的眼球亮点。

　　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雄赳赳的“80后”就是要亮相社会舞台，这是历史的必然，从“80后”狂购“汤臣一品”，到全国范围内的“80后”日渐入阁参政，这个群体正无声地宣布：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我们来了！

　　当然，我们要谨防“运动式的干部年轻化进程”、我们要强调“干部的人事任免，应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不能为了干部年轻化而打破民主、法制的遴选制度 ”，更不能怂恿狂热的“为年轻而年轻”的“秀新政”，但是，以树为喻，如果不给机会、不给位置、不给阳光，不给成本，幼苗，将永远是幼苗，中国的未来将日渐枯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能力为上，不能学历为上；德才为上，不能“活动”为上，祈请全社会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督导他们——

　　自古英雄出少年。辣椒唯辣，虽小何妨！

　　台上的周森峰

　　担任宜城市市长的周森峰，这位襄樊政坛的“明日之星”，已经将他的个性湮没于中规中矩之中。甚至，如果你想在周森峰在公开场合露面的诸多细节中，从他身上找到一个作为29岁的年轻人的鲜明特质，可能会失望。

　　伏暑时节，湖北省宜城市政府办公大楼，在午后，通常都是人员稀少，归于静谧。这幢于1996年落成的六层建筑体，内墙已显斑驳之色，在宜城市政府上班的公务员将他们的摩托车随意地撂在一楼楼道中。

　　这是履新宜城市市长的周森峰的主要活动场所，在这里，不难发现周的工作痕迹——

　　进门左手边，周森峰与宜城市委副书记何飞一起调研大雁信用社区创建的照片高悬着，周当时的头衔注明是“宜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显然还没来得及改过来。

　　右手边，宜城市政务公开牌高挂，新任市长周森峰公布了他的电子邮箱。

　　二楼楼梯口，“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工作上台阶”的布告栏，鲜红色打底，身穿赭红色西服外套、白色衬衣的周森峰，在宜城市政府办动员大会上讲话并留影，神情严肃。按固有默认序位排列，周森峰的照片排在第二位，打头的是宜城市委书记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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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9年6月21日开始，29岁的青年官员周森峰明朗的形象，在一夕之间，遭遇公众质疑，这位29岁的宜城市市长，正面临着他人生中迄今为止的最大风浪。指摘其清华学生时代抄袭论文的声音不绝于耳，成为周无法回避的一道槛。

　　“我们周市长太忙了，他需要安心工作，你们不要给他压力了！”面对站在走廊中的记者，一位在市政府上班的女士不耐烦地连连摆手道，将眉头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这样的答复，抑或干脆的回避，最为司空见惯。

　　“现在，周市长依然正常工作，没有受到网络上那些事情的影响”，宜城市政府办公室多位官员这样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全票当选的29岁市长

　　2009年6月21日下午，宜城市楚都山庄。

　　在这个宜城市政府所属的宾馆中，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如期举行，这天应到人大代表229人，实到221人。

　　也就是在这一天，唯一的市长候选人——29岁的周森峰，最终以不记名全票通过选举，履新宜城市市长。

　　在此前一天下午3时，宜城市委在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提名推荐周森峰为宜城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那时，与会者以举手的方式表决，周森峰毫无意外地获得一致通过。

　　而早在2009年初夏，这个形象清新的年轻人即将出任宜城市市长的消息，已在襄樊政界广为流传。

　　而从2008年8月周森峰调往宜城市任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至2009年6月1日担任宜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的10个月中，周森峰的身影，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年轻，学历高”——这是外界对于这位装扮朴素的官员的第一印象。

　　2009年5月6日上午，时任宜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周森峰，一身简单的白色衬衣、深色西裤，先后赶赴孔湾、郑集两镇进行调研。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周森峰走土路，下田间，进农家，与农民和村组干部亲切交谈，他对随行干部有感而发：群众大都通情达理，只要我们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3天以后，一则《干部任前公示公告》出现在《襄樊日报》头版右下角，该公告称，将“拟提拔担任正县级领导职务的周森峰同志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这份大而化之的文稿，按照例行方式公布了周森峰的基本状况——“男，汉族，河南禹州人，1980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宜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可以说，在6月21日之前，更多的宜城市人大代表只是对这位系出清华大学、频繁现身于宜城田间地头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现场的年轻副市长有所耳闻，深入交流并未有过。而一些在实际工作中接触过周森峰的当地人大代表们，对于这位襄樊市向清华大学引进的生于1980年的副处级官员的了解，也主要来自于那些程序性的例行工作讲话或者会谈。

　　一位曾经参加过6月21日下午举行的宜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宜城市人大代表回忆，对周森峰投票时，两百多名代表无一例外地全部投了赞成票。

　　这位目睹周森峰当选宜城市市长全过程的当地人大代表强调，这一次投票“人心超齐”，因为，就她迄今担任宜城市4届人大代表的经历而言，市长“全票当选的情况”，这位代表“还是第一次碰到”，而在她以往参加的人大选举时，总有少数人投反对票、弃权票，有时发下去的选票与回收的选票张数会对不上，甚至出现另选他人的情况。

　　新当选的宜城市市长周森峰，作了约有10分钟的简短现场发言。在发言中，周森峰对自己提出了五点要求，主旨为：廉洁为民、求真务实、深入群众、不重形式、讲究实效等，为宜城人民多做实事，为宜城的发展多做贡献。

　　“一定忠诚职责，恪尽职守，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宜城这片热土，以实际行动接受大家的检验”，周森峰庄重承诺。

　　这位与会的宜城市人大代表承认，虽然周森峰在2008年8月才调往宜城市工作，她跟他接触不多，但此之前，她听群众反映周森峰经常深入群众，对农业农村工作等进行过调研，“他句句实在”，周森峰的这次发言，让该代表对这位新市长的印象颇为深刻。

　　周市长的“六重门”

　　周森峰的一位昔日同事对《新民周刊》记者感叹，他至今也没搞明白，为何有关周森峰的事情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度？

　　“周森峰可能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县市长”，6月21日，《楚天都市报》一篇文章称。这个“可能”，在被各大网站及媒体转载时，省略了。

　　年纪轻、学历高、调动多、成长快——很快被归纳为周森峰的“四大亮点”，让周顿时声名鹊起。

　　与周森峰之前5年的仕途相比，这次风波来得尤为迅猛，宛如缸中之鱼，周的个人履历、家庭背景、晋升历程、当选过程等等，均遭遇公众细致的研判。

　　习惯于官场式低调的周森峰，这一次，不得不直面审视的目光。最初流传甚广的是周的“背景门”。但很快，周森峰的家境被清楚呈现：周父在瓷器窑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周母体弱多病，均为农民，周的求学之路，属于一穷二白的自力更生型。

　　2009年6月7日下午，周森峰赶赴流水镇就西瓜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当天，突降骤雨，套上长统雨靴的周森峰站在西瓜地头，面对镜头，笑意满面。站在身后的随行人员，为周森峰稳稳撑开一把浅紫色的伞。这张照片被各大论坛广泛转载，此为“打伞门”。

　　周森峰在某次会议中，撂在会议桌上的那包蓝色包装的香烟被拍下并公之于众，那包被指是28元的黄鹤楼，被放大出镜。这让人联想起2008年南京周局长那包出了名的“九五之尊”香烟。

　　“我的印象中，我从没看见过周市长抽烟”，宜城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后来对《新民周刊》记者解释。

　　而当周森峰的个人及家庭情况被越来越多地曝光时，就连昔日许多与周交往颇多的同事都深感闻所未闻，“网络和媒体，比我们知道的，多多了！”他们感叹。

　　在网民地毯式的“人肉”搜索中，周森峰的妻子霍焰的任职部门、职务等，均无遗漏，周的“夫人门”轮廓清晰。经查证，周森峰的妻子霍焰只比他小一个月，两人同为河南禹州人，霍焰54岁的父亲霍文彬原为禹州市神后镇下白峪煤矿会计，该煤矿整体转让后已无职业，霍焰的母亲李焕亭，小学肄业，在家务农。2006 年7月，霍焰取得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两个月后，霍被襄樊市作为优秀人才引进襄樊市中院任团委副书记；2008年11月7日，襄樊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任命霍焰为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由于襄樊市委决定，对公选出来的年轻干部均实行一年的考察期，霍焰现在依然被集中安排在襄樊市信访局信访专班实践锻炼。

　　29岁的霍焰，在研究生毕业两年多就升至副处岗位，被认为，其升迁跟丈夫周森峰“一样快”。 2008年10月31日，襄樊市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襄樊市面向湖北省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任用对象公告》，以75.75分的综合成绩排在考察对象中第55名(共60人)的霍焰，最终，成功晋级为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因该公选小组此前称，“按照拟公开选拔名额与考察对象1：3的比例，从笔试(占40%)、面试(占60%)综合成绩高分向低分依次取前60名列为考察对象”。所以，在很多网民看来，最终入选的20人，理应按最终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周森峰的从政之路也被提炼，人们发现，周的仕途不囿于常规：从2004年7月周森峰以清华大学在读硕士的身份到襄樊市挂职锻炼，至2009年6月21日他被选为市长，在不到5年的工作经历中，周一共调动了3个单位，变动了6次职务，在最近的一年中更是历经4次升迁。周森峰任职的“程序门”，饱受非议。

　　质疑者搬出了2002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条例第七条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但是又规定，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

　　而2006年实行的《公务员法》的第四十三条，对于破格提拔也规定明确，“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

　　尽管如此，襄樊市委组织部与宜城县宣传部的官员们都坚持认为，身任一个县级市市长的周森峰，一开始就是副处级，起点较高，历经5年，他由副处级升至正处级，“是正常的职位升迁。再说，中央不是讲究对那些年轻有为的干部，破格提拔吗？”

　　宜城市市委宣传部一位科长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周森峰从副处长级提升正处级的时间，距离条例中的5年时间，“其实就差了不到一个月而已，为什么你们要紧抓不放？”

　　而从6月23日开始，周森峰的“论文抄袭门”显现于网络。发帖者称，周森峰在清华大学期间投稿发表的一篇论文，与他人早前所写的论文“相似度超过50%”，怀疑其涉嫌抄袭。

　　被网友指为抄袭的论文为《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周森峰为第一作者，谢岳来为第二作者，发表期刊为《商业研究》2005年第14期，收稿日期为2004年3月31日。周文被指与王宇、柯玲等3名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于2002年发表在《经济体制改革》杂志上的《论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多段相似。经对比发现：周文中第四部分“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有3段一共700多字，和王宇文中的第四部分完全一样；而周文第二部分“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征”，只比王宇文中的4个特征减了一个，具体论述也仅稍有差别。

　　两天后，被誉为“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在博客上发文，仔细论证周森峰发表过的两篇论文认为，“都属于抄袭之作”。

　　媒体披露，清华大学对研究生毕业有两篇论文的发表要求，但这一硬性要求对很多学生来说是很困难的。周森峰的一位同窗认为，周森峰可能当时因工作繁忙而放松了对论文的要求，“我并非是为周辩护，但我们确实面临现实的困难”。但迄今，周沉默，而该文第二作者谢岳来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他对于这个问题，“ 不想谈”。

　　襄樊市委组织部方面在受访时表示，周森峰论文涉嫌抄袭，其指导老师或刊发论文的杂志社应该负相应责任，组织部门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对周森峰研究生期间所作论文进行考察。

　　而宜城市委宣传部方面表示，他们同样没有能力对周在清华大学期间所做的论文作出鉴定，同样地，“更细致的鉴定还是有待清华大学的调查”。

　　6月25日，周森峰的母校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相关人士对媒体称，清华大学方面正在了解相应的情况。而周森峰在校期间的导师证实，对此事正在认真核查，“ 学校非常重视”。《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已安排专人负责对媒体公布周论文一事，但至记者截稿前，清华大学方面尚无任何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公布。

　　而预言，从以往的经验看，清华大学要调查周森峰的这一论文抄袭案，“很可能不了了之。几年来，我们已揭露过许多起涉及清华大学师生的抄袭案，绝大部分都不了了之”。

　　但对《新民周刊》记者称，“周市长不太可能因此受到处理，但是他的形象毕竟受损了，可能会对他以后的升迁造成一些影响”。此外，提出更为尖锐的质疑，“周的论文是否抄袭，是可以客观判定的。他是否有才能，则是主观的评价，难以服人。而且，政府官员的任用不是历来要求德才兼备吗？一个人可以为了获得学位就去抄袭论文，说明他的道德品质是有问题的，即使他有才能，也可能用歪了”。

　　对周的种种评判，也被一些人认为过于苛责，同情周森峰的声音涌现，他们认为，板子不能都打在周森峰一个人的身上，“人总有瑕疵，而现在，大家等于是在拿放大镜去看周森峰”。

　　周森锋不是仇和

从“打伞门”、“香烟门”、“夫人门”、“程序门”，再到“论文门”， 与网民的踊跃讨论相比，周森峰依然选择了一路沉默以对，周的态度，被称为“回应门”。

　　而周森峰的多名昔日同事、同窗与襄樊、宜城当地官员对《新民周刊》记者强调，周森峰是否对包括论文一事在内的外界质疑有所回应，“这是周市长自己的事情”。

　　“周市长是纳税人养的政府官员，有义务回应公众的质疑。他保持缄默，一方面说明其心虚，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漠视公众的权利。这个事件涉及政府的诚信形象，涉及到官员选拔的标准问题，不是周市长自己的事情”，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周森峰有义务回应公众的质疑。

　　低调，再低调

　　从6月22日开始，湖北省宜城市委宣传部的官员们，体验了最为频繁的记者来电与来访。包括本刊在内的这些各地纷至沓来的媒体，无一例外地要求采访周森峰市长。但最后，均无果。就在7月1日，有一家山东电视媒体专程赶来，此前，这家电视媒体还远赴周森峰老家河南禹州，同样未能采访到周森峰本人。

　　也是从这一天上午开始，周森峰察觉事情正在朝着他无法预判的方向发展。“我当时就决定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了”，周森峰后来对媒体称，“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

　　在这一天，以最快的速度，周森峰给自己曾就读的中学、大学、工作过的单位，以及他的家人、好友、同学、师长、前同事一一打招呼，让对方不要再对媒体谈及有关他的个人情况，以免给自己加大压力。

　　所以，等到记者们再向这样的机构或人士问询时，采访显得尤为困难与曲折，“踢皮球”的情况屡见不鲜。

　　“学校有要求，关于周森峰的事情不接受采访”，同济大学本科生工作负责人对《新民周刊》记者称。这个答复，与众多部门对于记者的反馈，如出一辙。

　　“有事去问政府！”宜城市人大办公室一位王姓主任对本刊记者大声道，对于宜城市人大当天投票选举周市长的情况，这位人大办公室主任称，他本人“不知道”，而宜城市人大相关负责人“不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周市长去武汉的党校学习了，就是下个礼拜，也回不来”，宜城市市政府办公室一位杨主任这样答复本刊记者，并不忘有礼地补充：谢谢对我们市长的关心，请不要给他太大压力。

　　“周市长先去武汉党校学习，接着要去深圳招商引资”，7月初，宜城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告诉了《新民周刊》记者周森峰的近期行程安排。

　　一样保持谨慎与缄默的，还有襄樊市委组织部、襄樊市人大，以及周森峰曾经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市规划局。襄樊市委组织部党干科一位文质彬彬的工作人员对记者称：所有的媒体采访均由襄樊市委宣传部接管并统一安排，具体部门不再安排任何采访，而组织部已将有关周森峰的材料交给襄樊市委宣传部——这一回答，见于上述多个部门。

　　在位于襄城新街的襄樊市政府大楼，记者随便与一些襄樊官员问及有关周森峰的情况，他们均会流露出了然的神情，然后往那幢红色屋顶的小楼方向遥遥一指，那里是襄樊市委宣传部。

　　“目前，没有更多信息可以发布”，襄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东仿称。这一模式化的答复，被襄樊市委外宣办的官员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复制，具体扩展为：其一，“对于周森峰市长的情况，该公布的，我们都已经公布了，网上都有”；其二，“对于周森峰市长的具体评价，得问襄樊市委组织部，如果市委组织部不愿评价，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其三，“襄樊对于周市长的任命，是符合程序的，也经过了公示”。

　　在最初时期，周森峰曾与一位北京女记者在手机中有过前后近一个小时的沟通。“这只是对年轻干部的正常人事安排”、“希望媒体别再关注我的年龄了，我的当选其实也是受益于国家对青年干部的政策” ——这些颇为绕口的书面行政套话，被周森峰用温和的嗓音，熟稔地在他们的谈话中重复。

　　而在6月24日上午，临近下班时间，几位守候在宜城市政府办公大楼三楼周森峰办公室门口的记者，与周森峰意外地迎面“邂逅”，双方均倍感错愕。周森峰的办公室，约有20余平方米，布置简洁，迎门摆放着三个黑色长沙发，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最北端是他的办公桌。

　　白色短袖，灰色西裤，黑色皮鞋——周森峰的打扮，与5年前刚到襄樊市建委任职副主任时，差不多，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稳重得多。

　　“把他们带到会议室休息一下。我不接受采访！”周森峰坚决地拒绝，低头将记者递过的名片中的号码输入手机，旁边站着市政府的几个工作人员，面面相觑。

　　这以后，周森峰对于所有的采访，均坚定回避。

　　“周市长低调，很勤奋，很务实，有能力，有活力，是一位优秀的人才”，宜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此评价周森峰。

　　低调，再低调……出生于1980年的周森峰，已经将这条纵横千年的为官之道身体力行下来。

“一号工程”的重点苗子

　　2004年7月，作为清华大学与襄樊人才合作协议的第一批学生，周森峰来到襄樊市建设委员会挂职担任副主任，级别为副处级，分管城市规划、风景名胜区管理、历史文化名城管理等项工作，此外，他还要联系建委政策法规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并协调市园林局，协助建委主要领导开展政策研究工作。

　　位于建华路的襄樊市建委，是周森峰“空降”襄樊后工作的首站。周森峰在襄樊市建委工作了3年多，这也是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迄今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门。

　　“你说的，就是那个河南小娃吧？”炎热的下午，襄樊市建委办公楼楼道，谈及周森峰，襄樊市建委一位官员端着茶杯，踱步，慢悠悠地反问记者。

　　刚到襄樊市建委时，24岁的周森峰还是清华大学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书卷气未褪，常有礼貌地微笑。

　　“名牌大学毕业，干事认真，为人谦虚、低调”，襄樊市建委政策法规科马副科长如此评价这位比他年轻20岁的当年主管领导。在马科长的记忆中，像周森峰这样毕业于名校的领导，在襄樊市建委“算是头一个”。

　　在襄樊市建委信息中心负责人茹涛的印象中，周森峰的勤勉是不言而喻的。茹涛记得，周森峰在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工程项目部历练，每天到工地督促施工进展，甚至在一线巡视时到工地去扛沙包。这被解读为诸事亲力亲为。

　　“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平时也没有领导架子”，在茹涛的印象中，周森峰属于技术型官员。

　　从2004年底开始，茹涛跟随周森峰建设建委的网站，在当时，襄樊市各部门的官方网站还处于雏形阶段。这也是当时襄樊市委、市政府力抓的一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周森峰要求下属二级单位公开一些房地产商的详细资料、需缴纳的费用等等。这个部分，此前从未公开过，阻力很大，但周森峰很坚持。

　　“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周森峰跟茹涛讲的这句话，至今让他印象清晰，“这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早了3年”。

　　2005年年中，襄樊市建委网站开始正式运行，由政府官员和市民组成的行风评议小组，将襄樊市建委网站评为第三名。

　　“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4年之后，同样的呼声响起，位置换了，对象正是周森峰本人。

　　除此之外，周森峰牵头制订了襄樊市建委的《十一五规划》、《四五普法依法治理》活动，这两项均被认为是加班加点赶出来的，前者牵扯到“全市未来5年的整体规划”，后者为襄樊市建委赢得了湖北省政府颁发的先进单位称号。

　　周森峰将他的调研思路一如既往地贯彻下来，他向襄樊市建委提交了《关于协调处理好局委关系的建议》，提出“加强规划工作计划控制、联系协调、宏观监督” 等三项措施，以及建委与所属局明晰职能、统一管理、分工合作等工作重点。周的建议，很快被襄樊市建委采纳，此后，他的若干合理化建议，也相继被襄樊市建委和市委、市政府采纳。

　　2006年8月，《襄樊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百名硕士博士何以逐鹿襄樊》的特稿，作为襄樊市引进人才的“一号工程”的成功案例，周森峰被作为典型报道，“(2006年)8月22日晚 8时，我们在周森峰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建设系统最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采访结束时，时针已经指向晚10时，与记者匆匆道别之后，他又跟市政公司一位姓刘的施工负责人到琵琶山地下管网改造工地去了。周森峰上车后，自然地点上一支烟，他说，太累了，点支烟解解乏。到基层工作后，事情十分繁杂，几天来他一直在工地上奔走，每天工作都在十几小时以上。”

　　“看到自己的建议进入党委决策之中，自己指导的项目一个个建成，所有的苦和累都忘记了，这就是干事的快乐和成就感”，周森峰对这位《襄樊日报》记者这样感喟。

　　总而言之，在襄樊市建委工作的3年间，“务实，有能力”，是对于周森峰最多的评价。

　　从2007年11月开始，周森峰调任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在位于中原路的襄樊市规划局工作的期间，周森峰延续了他礼貌的待人态度与勤奋的工作作风，这让同事对周森峰印象颇深。

　　在襄樊市规划局的这10个月的工作阶段，被认为是周森峰调任至地方政府领导的“过渡期”。现在，该局诸多人士选择回避记者的采访，往事不再提。

　　襄樊市规划局人事科科长汤光清回忆，周森峰刚到规划局上班时，他就感觉到周是“不错的苗子”，“虽然年轻，但很有思想”。

　　襄樊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官员后来评价周森峰，“是奔着高效解决问题的态度去的”，做事不为框架所缚。

　　周森峰不是仇和

　　宜城市。炽热的阳光打在脸上，生疼；但同在一个大院内的宜城市委大楼的深绿色玻璃阻挡了肆虐的紫外线，楼内清凉一片。

　　按照过去的经验，襄樊当地媒体的记者，是乐意同周森峰打交道的，“交流起来很顺利，也很愉快”。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周的用语往往能成为文章点睛，成为一则新闻的闪光点。

　　周森峰展现在当地媒体上的品质是——勤奋，积极，随和，务实，理性。

　　应该说，在履新市长之前的10个月准备期中，周森峰在媒体上的讲话风格，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的个人色彩淡出，一些行政套话开始被他经常引用，他的为人也更加低调，讲话滴水不漏。

　　相较而言，担任宜城市市长的周森峰，这位襄樊政坛的“明日之星”，已经将他的个性湮没于中规中矩的行政讲话中。甚至，如果你想在周森峰在公开场合露面的诸多细节中，从他身上找到一个作为29岁的年轻人的鲜明特质，可能会失望。

　　其中不多的细节包括，在宜城市政府大楼，一楼楼梯的背面贴的那份2009年度宜城市政府报刊分发明细表中，周森峰订阅了《21世纪经济报道》、《商业研究》、《经济研究参考》与《城市规划》等读物，这些是宜城市其他官员都没有订阅的。

　　在宜城市工作期间，周森峰依然是勤奋卓然的。当地一位官员透露，由于周森峰的妻子霍焰依然在襄樊市工作，所以周森峰将家安在了襄樊市，他在宜城有一个距离市政府大楼不远的居所，所以即便有时是双休日，他也常常在办公室加班；几乎每个上班日，周森峰都要到办公室来一趟，对文件细密批复。就在7月初，本刊记者守候的那天下午，一份宜城市后备干部的文件依然在等待着市长周森峰的签字。

　　“周市长经常加班，有时就吃泡面，连我都撞见过3次！”宜城市政府一位负责招商工作的官员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地官员们对周森峰的称呼，是惯用的“周市长”。

　　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全力“招商引资”，铁腕反腐……这些，是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曾力行的举措。仇和因其敢拼敢闯的作风，被誉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跟仇和显然不同，周森峰并没有实行那么鲜明的“新政”，他也并非大胆、跳脱的“个性官员”。周森峰因而也被指责为——“没有政绩”。

　　“周市长有没有政绩，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我们应该给他环境，给他时间，让历史去检验，让实践去证明”，对此，宜城市委宣传部那位副部长对《新民周刊》记者这样说。

　　周森峰背后的襄樊模式

襄樊市从2004年开始引入清华大学学生挂职党政机关。这个模式具体而言是：襄樊将急需人才的专业等要求发给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根据要求从有意挂职的学生中筛选；这些学生到襄樊后将会挂职党政机关，担任副处级官员。

　　“升职如火箭，半年升一级”，这是网友对于周森峰升迁之路的简练形容。在“周森峰事件”中，不少人发现，周森峰在仕途一路行来，“破格”的痕迹明显。

　　诸多因素证明，周森峰的从政之路与襄樊的新型官员培养体系密不可分。襄樊政界模式在其他地区，难以复制。

　　急需新鲜血液的襄樊政界

　　汉江从地处湖北省西北部的古城襄樊穿行而过，将其分为南北两城，南为襄城，北为樊城。这座红色紫薇花掩映下的城市，曾经是史书上群雄逐鹿中原的古战场，而三顾茅庐的佳话，就是发生在这个更靠近河南南部的古都。温软的西南官话与铿锵的中原官话在此地融合，许多襄樊人认为，他们更像偏北方的中原人士。

　　2002年寒冬，地处我国中部的襄樊，曾因74名官员集体腐败案震惊全国。当时，随着曾经掌管着襄樊权力核心的原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的落马，陆续牵出领导干部74人，其中襄樊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襄樊最严重的吏治腐败宛如山洪暴发。

　　孙楚寅之外，原襄樊市常务副市长赵成霖、原襄樊市副市长赵振、原襄樊市人大副主任张克禄，以及原襄樊市建设局局长刘顺学、襄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玉国等人均涉案。

　　一位襄樊市纪委官员称，在那次，襄樊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官场地震”。而2002年下半年，随着孙楚寅案浮出水面，襄樊市曾一度有近百名干部接受调查，一时间传言四起，人心浮动，那段时间，群众对干部队伍的信任度跌至低谷。岁月流逝，而这场“官场地震”，就像是一个难以褪去的伤疤，时值今日，在襄樊，只要跟当地老百姓提及落马的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他们就必然会感慨连连，有人还会提及曾备受关注的湖北高莺莺案。

　　当时，襄樊市交通局、农业局、粮食局、旅游局等四个局的原任“一把手”，除原粮食局长属正常退休外，其他人均因经济问题受到法律或党纪追究，选拔新人备受关注，襄樊涌现“ 公选风潮”。襄樊市委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在2003年10月至12月，首先公选上述四个局的局长，并以此为突破口；在2004年4月至6月，襄樊市又公选了市经委、卫生局、教育局等7个市直单位的“一把手”。

　　也在2004年左右，湖北省委、省政府把宜昌和襄樊列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点建设发展，襄樊在湖北“一主两副”的地位被确定。如今，“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甚至被用醒目的红色大字写在了襄樊市政府办公大楼的墙上。

　　在这种政经背景之下，为解决吏治之困，襄樊政界要求补充年轻血液的急切之心，昭然若揭。

　　也就在这一年，襄樊市委、市政府推出吸纳人才的“一号工程”，围绕人才的“攻城之战”，在襄樊打响。

　　襄樊政界普遍认为，“一号工程”应该就是“一把手工程”。官方说法是，为了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能干事、流得动”，襄樊市委、市政府逐年制定了一系列的“开放性机制”。

　　“这促进了市里对人才的需要，尤其急需城市规划和土木建设方面的人才。因此市里一直希望引入名校的这类人才”，襄樊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后来解释。

　　尽管因为“周森峰事件”，目前襄樊市委组织部对于多年精心开展的引进人才的工作不愿过多提及，但5年来，当地为引进人才所做的工作与努力，方向是清晰的。

　　当时，襄樊市联系清华大学方面要求引进人才，清华大学态度很积极，双方经讨论后签约，自此，襄樊市开始引入清华大学学生挂职党政机关。这个模式具体而言是：襄樊将急需人才的专业等要求发给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根据要求从有意挂职的学生中筛选；这些学生到襄樊后将会挂职党政机关，担任副处级官员。

　　“一般都是襄樊提出要5个清华学生，但清华大学审核很严格，只给3个学生，因为这些学生要满足很多条件，比如个人的爱好以及专业对口等等”，该襄樊市委组织部官员称。

　　这种环境，也给周森峰带来了机遇。至今，一些当地官员也有感叹：周森峰的例子充分说明，从政需要抓住机遇。

　　“能够留下的人才，比我们希望的要少”

　　在2004年，襄樊市采用挂职锻炼的方式从清华大学、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引进了周森峰、贺旺、卢华翔3位硕士，分别担任襄樊市建委副主任、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与该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

　　这是第一批“空降”襄樊挂职的人才。其中，周森峰的本科专业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考上清华研究生后，他就读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这3名清华学生的一年挂职期满后，其挂职单位对于他们非常满意。襄樊市委组织部人才科李主任评价，这些清华大学挂职襄樊的学生是“务实，肯干，人品好”，因此，无论他们的挂职单位抑或襄樊市组织部，“都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

　　但最终，除了周森峰以外，另外两位都离开了襄樊。为了留人，李主任劝说过，“但还是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其中，现年30岁的贺旺，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城市规划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去年7月由中组部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选派挂职灾区，目前已是北川县最年轻的副县长。

　　从周森峰那批开始，每年襄樊市都会从清华大学引入3名左右的学生挂职襄樊党政机关，从2004年至2009年，襄樊市委组织部通过这种挂职方式引入了清华大学人才近30人。2007年，襄樊市委也将挂职党政机关副处级的干部资格调整为博士生。

　　“挂职”，也成为襄樊市引进人才的一种新形式。2007年年初，当地媒体披露，时年25岁的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樊朝宇，在2006年 7月被襄樊市组织部门作为特殊人才安排到襄樊市环保局“挂职”一年，担任襄樊市环保局副局长，与樊朝宇同来襄樊挂职的另外两名清华大学硕士，分别被安排在襄樊市水利局和襄樊市汽车办任副局长、副主任。

　　而2007年的数据就称，襄樊市大力实施的人才强市“一号工程”，每年拿出100万元用于引进汽车、城市规划、国际金融等7个方面高层次紧缺人才，当时实施了两年，引进了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182人，其中博士8人。

　　襄樊市委组织部分管人才的副部长王祖瑛曾公开表示，从清华等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都是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亲自带队，多次往返，“以比三顾茅庐更大的诚心打动对方，方才得以引进。同时，对高层次人才不论是引进，还是本籍培养，只要是真才，市委就敢于大胆使用”。

　　当地对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需求，从一个鲜活的例子上或许可以看出来：2005年，当地媒体报道称，时任襄樊市市长的李德炳曾经从外地回到襄樊后，又专程到市规划局再一次听取了在规划设计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6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的汇报，并亲自到火车站为这些离开襄樊的博士送行。

　　在2007年、2009年，襄樊市又相继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签订类似协议，开始从这两所高校引入博士生以及青年教师挂职，这些挂职者也均担任副处级职务。

　　在党政机关挂职锻炼，依然是名校生们的首选。那么，为何挂职者均选择去党政机关担任副处级干部，而非去事业单位和企业？(最近有一批华中科技大学挂职者个别去了襄樊市事业单位。)

　　李主任称，学校与学生都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这是因为：一方面，党政机关岗位更能锻炼人；另一方面，“这些部门掌握更多资源，更能做些事情出来，而且，公务员比企事业单位更为稳定”，组织部乐于挂职者带领下属做出更多的成绩，但也希望今后的挂职者能更多深入企业和事业单位。

　　但五六年下来，留在襄樊的清华学生目前仅有两人，周森峰便是其中之一。而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十几位挂职人才，除了挂职期未满的以外，剩下的几乎都是一年挂职期结束后，就离开襄樊了。

　　“能够留下的人才，比我们希望的要少！”李主任也感叹，他希望优秀人才都能留下，但同时也得尊重人才自己的意见。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位襄樊市委组织部官员也认为，2005年，在一年挂职期结束后，周森峰能选择留在襄樊，而没有去北京的国家部委工作，“颇为难得”。周森峰也成为襄樊市“一号工程”的重点人才。

　　在2006年上半年，周森峰与霍焰在襄樊华悦大酒店举行了婚礼，时任襄樊市长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并讲了话，笑称两人的喜结连理是“引凤筑巢”，新人似锦前途，指日可待。是为一时城中佳话。

　　“现在襄樊需要用人，最重要的不是看能有多少人留下来，而是看人才在襄樊的期间，能不能发挥作用。只要他们发挥了作用，就是成功的”，这位襄樊市委组织部官员评价。

　　“襄樊的生活条件不是最好，但是，绝对有一个较好的干事环境”——周森峰曾如此总结他在挂职结束后，他决定留在襄樊的原因之一。

　风暴眼中的宜城

　　尽管外界的声音呈鼎沸之势，但是，总体而言，2009年7月初，在位于鄂西北、汉江中游、城区人口仅16万的宜城，这个隶属于襄樊的县级市，你也许不能嗅到所谓风暴的气息。因为，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地平静。

　　宜城，被认为是周森峰的新起点。版图面积为2115平方公里、人口56万的宜城，距离襄樊市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这个四季分明的县级市，城区不大，节奏不太快。

　　这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创建于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楚国在宜城建都185年，共有10余位楚王活动于此。跟宜城当地人聊天，话题绕不开的是楚国辞赋大家宋玉与抗日名将张自忠，宋玉生在宜城，《九辩》、《大言赋》等佳作，千年优雅回响，宜城也是1940年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地。

　　在这座隶属于襄樊市的县级市，年轻市长周森峰当选的消息，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但实际上，对于那些华灯初上时分在紫盖山广场漫步的人们而言，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们的市井生活，外界那些不断更新的对于“周市长”的争议与猜测，只是他们在夜市的餐桌上就着一盘麻辣宜城大虾、二两小酒的饭后谈资。同样保持噤声状态的，还有当地的媒体。

　　而那些拎着公文包、穿着整齐的衬衣，进出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的宜城市官员们而言，数日来面对全国各地闻讯而来的记者对于“周森峰市长事件”的追问，神态显得颇为复杂，那是一种纠结了敏感、谨慎而又讳莫如深的复合品，“你们就是专门为了周市长的事情过来的？” 他们反问记者。那些在网络世界中、在媒体报道中，沸反盈天的传闻或争议，被他们一并小心绕过。

　　襄樊市组织部的网站上常常可见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新闻。在更广的范围内，2004年，襄樊市委公推公选部分市(县)区长人选中公布了：绝大多数具有本科学历，年龄在45岁以内，最小的只有34岁，“都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在29岁的宜城市市长周森峰被广泛关注之前，2008年7月至10月，襄樊市委面向湖北省公开选拔了18名35岁以下副县级领导干部，面向全市乡镇公开选拔了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襄樊市委组织部称，“公选为年轻干部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那次入围的共青团秭归县委副书记许红洲现年27岁，湖北省委办公厅主任科员胡娟现年28岁。周森峰的妻子，时任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团委副书记、现年29岁的霍焰，也在此列。

　　“说周市长就是全中国最年轻的市长，有谁去中组部做过调查？！”宜城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对于外界称周森峰是“最年轻的市长”，反应敏感且迅捷，这位官员清楚网络对于周森峰关注的所有关键节点，也列举了美国18岁的年轻人担任市长的例子作为佐证，他强调，“能力不分年龄”，“我们没有必要把眼球放在市长年轻不年轻的问题上，我们总不能等一个有能力的人老了，再来用他吧？”

　　事实上，在宜城市几位现任副市长中，最年长者49岁，最年轻者也有37岁，而宜城市上一任市长朱慧的当选年龄是43岁。周森峰的仕途，似乎正在印证，“一切皆有可能”。

　　在2006年、2007、2008年，宜城市曾连续三年荣获“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市”称号，在襄阳市下辖的6个县级市中，“在整个襄樊市范围内，宜城的经济可以排在县级市中的前三甲”，当地一位官员神色颇为骄傲地告诉记者。在宜城市做公务员，月工资不到2000元，跟这里的每平方米房价大约持平。

　　跟中国众多蓬勃的县级市区一样，发展经济与解决民生问题，是当前宜城市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与宜城多位当地官员聊天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他们对于引入资金发展当地经济的强烈渴望。

　　目前，宜城面临着很好的机遇，葛洲坝水泥、中石油储备库等一批在建项目将陆续投产，汉江雅口航电枢纽、蛮河堤防整治、随南路宜城段提档升级、207国道宜城市区段西移改线等一批项目有望启动实施，“继续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力争全年(2009年)引进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项目20—30个，招商引资突破15亿元”，这样的语句见于宜城市政府大楼的政务栏。

　　在宜城市委、市政府大院，宜城市2008年度招商引资红旗单位与纳税先进企业名单，用“光荣榜”的形式张贴出来。宜城市委大楼中，也可见“紧盯‘翻番’抓发展，冲刺全省二十强”之类的宏大叙事型标语。

　　“周市长上任后，主抓的一项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宜城市多位官员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这种大环境下，宜城市对于专业人才的渴求，也是同样迫切的。清华大学人才被引进到宜城市的，周是唯一一个。

　　“周市长能从清华大学到襄樊市，再从襄樊市到我们宜城这种小地方工作，不就等于是下基层吗？”宜城市政府办公室一位官员如此反驳。“何况，我们也认为，周市长也很优秀啊！”宜城市委宣传部那位副部长神色坦然。

　　这种“小庙有幸供上大佛”之感，多位宜城市官员都对《新民周刊》记者表达过。

　　“公众监督力量实际上是社会里个体首创精神的守护神，它也是防止个体堕落的黏合剂”，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曾言。当周森峰处于闪光灯的追逐之中时，他选择了背对公众。而作为特例的周森峰的饱受质疑，却折射了公众对于当前官员选拔与任命机制的透明化诉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公众希望周森峰，能够转过身来。

　　“他觉得，现在无论怎么说大家也不信，清者自清吧！”一位与周森峰有过接触的宜城当地官员告诉记者。

　　临近襄沙大道的紫盖山广场入口处，有一尊不锈钢雕塑，名曰“楚风”，寓意“一鸣冲天，一蜚惊人”。在客观效果上，这一次，周森峰确是“一鸣惊人”。

　昆明批量选拔“80后县官”

“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执政下的昆明，又出政坛惊人之举——6月底，昆明市公开选拔的60名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在公示结束后陆续走马上任，由于这批“县官”具有明显的年龄标签——岁数在24岁至35岁之间，其中30人是“80后”，最小的一位刚至24岁——一时成为媒体、公众热议的话题。

　

　　放眼全国，“80后”走进党政机关，甚至个别人被委以要职不足为奇，但像昆明这样大规模选拔“80后”官员尚不多见，昆明的这个人事新政与近期掀起舆论高潮的“周森峰事件”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仿若互为验证，提醒着各界开始关注政坛的“80后新秀”。

　　其实，昆明公开选拔人用年轻干部已不是首次，去年2月，昆明市就曾面向全国公选了100名30岁以下的优秀人才到该市的县(市)区或开发区、市属相关部门担任助理职务，职级正科，并作为县处级后备干部培养锻炼。此次选拔的60名“县官”中就有48名来自上述100人。

　　除了年龄，这60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学历高了，所有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25名硕士，更有两名博士。选拔也沿袭了去年的方式——全国海选——60人中省内38人，省外22人，其中，男34人，女26人，有10人属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

　　在选拔年轻干部的人事新政上，昆明呈现出坚持到底的态势，目前，面向全球公选40名年轻经济学博士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也正在进行。

　　与“周森峰事件”如出一辙，各界普遍关注的就是官运何以如此青睐这批年轻人，“他们的爹是谁？”“无有经验，何以胜任？”网民们在发出质疑的同时开始人肉搜索这批年轻干部的“背景”。

　　《新民周刊》记者见到这批年轻的“县官”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年轻以及藏抑不住的压力。

　　28岁的昆明市西山区区委常委吴琳呼吁外界给予他们理解与宽容，吴琳承认年轻干部经验不足，但她说，她因此将“谦虚”作为自己工作作风的一个要求，积极向身边那些叔叔、阿姨辈的同事乃至下属们学习，“我一般叫他们老师”。

　　吴琳在区委常委的分职工作之一是协助区长做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的提升改造工作。

　　法律专业毕业的昆明女孩吴琳毕业后就进入了昆明市政府机关，有着6年的机关工作以及1年的下乡经验。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尽管上任后办公室变大了，工作配车也有了，吴琳始终不敢把自己当作一名官员看待。

　　“我能理解外界的质疑、担心，这是好事，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现在思考的不是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或者还能在仕途上爬到哪个位置，而是扎扎实实做好组织交给我的工作任务。”

　　除了将单位年长的同事、下属唤作“老师”，吴琳与其他一些被选拔上的年轻官员们之间也互称“同学”，“因为我们经常一同参加组织部举办的学习班。”

　　吴琳的“同学”，29岁的李凌也是不断提及“谦虚”二字。2008年，同样是工薪家庭出身的李凌入选昆明100名“挂职正科”之列。

　　医药专业背景的李凌硕士毕业后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来到昆明后，他被分配到昆明市卫生局做局长助理。

　　仇和当政昆明后大力推进招商引资，采取了化整为零，分头承包的方式，昆明市卫生局也领到了1.5亿内资、100万美元的招商引资任务。李凌去年的任务就是协助卫生局招商引资，他因此除了局长助理外，又多了一个头衔——昆明市人民政府南通招商分局副局长。

　　所谓副局长，名不副实，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招商引资，昆明市给在外招商的官员们的一个虚名，并不享受副局的行政待遇。这样的做法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李凌说，确实对招商工作的开展有利。

　　一年的挂职锻炼，李凌说他学到了不少，包括与人相处的技巧。他总结年轻人的优势包括精力充沛、事业心强，当然知识背景也更专业，尽管招商工作看起来与他的医疗专业背景风马牛不相及。李凌说，起初他也不解，后来发现卫生系统招商涉及医疗产业，他的专业背景就发挥了作用。

　　2008年，南通招商分局超额完成任务，成为昆明市招商引资先进集体。此过程中，李凌的工作能力得到验证，2009年5月，李凌参加了本次60名“县官”的选拔。他新的职务是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这回这个“副局长”的头衔有点名正言顺了，不过记者发现还是有些差别。

　　昆明市卫生局本有一正三副四个局长，李凌是第五个，他自己也再三强调只是挂职副局长。其他四位局长都有工作配车，李凌尚无。但是他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他的分职工作是招商引资以及妇幼科教，后者与他的专业背景以及现在的身份似乎更加贴近，上任后，李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下属谈话、交流，并利用节假日赴区县基层调研妇幼科教工作。

　　李凌在卫生局有一间副局长办公室，但他平时更多的时间并不在卫生局，而是在卫生局之外、昆明市医学会的一间办公室中上班。

　　这间办公室挂着南通招商分局的牌子，李凌的主要任务其实还是招商引资，今年，昆明市卫生局的招商引资任务是内资3.3亿元、外资130万美元。

　　李凌并不认为昆明市的这次选拔是向招商引资官员倾斜，选拔年轻干部的目的也并不是为招商引资服务。“我之所以在进行招商引资，一是延续了去年的工作，毕竟我已经熟悉了这项工作，二是，这个平台确实是对年轻干部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如果让我马上接手卫生局的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恐怕也有点为时过早。”

　　李凌有些腼腆，说话声音有些轻，他说一同办公的还有卫生局的其他三名员工，都比他年长很多，因为熟悉了，彼此直呼其名。

　　昆明市此次最富争议的一名年轻“县官”是24岁的小伙赵臻，他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一个公务员家庭，澳大利亚商学硕士。这个身高1米80的小伙子朝气蓬勃，2008年，他回国后看到昆明市公开选拔100名正科级干部的通告，因此只身赴滇。

　　赵臻说，自己在昆明举目无亲，何来背景？赵臻的能力同样在招商引资工作上显现，2008年，他在常熟招商分局与其他同事协作，招来了昆明市第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

　　赵臻正科挂职时是共青团昆明市市委书记的助理，此次当选副县级领导干部，成为昆明市市委办公厅委员。

　　这个大男孩由于外界的非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言语谨慎，他期望外界给予他充分的理解，让他安心工作。

　　他说自己能够理解网民的关注，因为这涉及到公权力，网民担心选拔背后是否有猫腻，这也体现了网民参政议政积极性的提高，至于公权力，他的理解是，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因此他当任后，时常“5加2”、“白加黑”努力工作，以至接受采访时感冒咳嗽、嗓音沙哑。

　　赵臻认为“80后”官员的优势可能是在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上更加专业化，他说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做官，“在我看来，这是一份承载更多责任的职业。”

　　由于外界的质疑，记者能明显感觉到几位年轻干部言语的谨慎，采访之余，李凌他们也认同，如果一个年轻官员四平八稳，说话老练得像一个政坛老手，那也是一种悲哀。

　　李凌说自己仍然有很多年轻人的个性特征，比如对于工作效能，个别同事由于接送孩子或者路堵而迟到，李凌说，自己尚单身，因此精力充沛，既要考虑到别人的难处，也不能轻易妥协，一方面自己以身作则，另一方面该说的还是要说，“我时间观念很强，既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为何你不能考虑在先，提前一点出门？”

　　对于党政机关个别存在的人事纷争、腐败现象，李凌说，作为年轻人，自身首先要坚持清廉，抵制腐化，对于身边的不正常行为，“不能丧失底线，该向上级组织反映的还是要反映，当然，也要注意技巧”。

　　几个年轻人身上仍然有浓厚的“80后”色彩，比如，吴琳说她工作之余也喜欢与姐妹们一起去“血拼”，李凌除了时常与朋友们打球外，还时常到开心网上去“种地、偷菜”。

　　赵臻说，党政机关的工作性质以及思维模式与社会上其他工作有所不同，因此年轻干部们言行举止变得成熟、稳重是有合情合理之处的。

　　赵臻以前在学校时也经常玩魔兽、星际争霸这类游戏，但现在已经不玩了，他说自己的人生角色已经转变。

　　“人生就是一段一段的，不能再像个孩子了，当以工作为重。”赵臻说。

　　他勉励自己，要用实际行动化解外界的担忧。

　　为什么“年龄是个宝”

作为组织部门，我们不怕议论，我们经得起公众考验。我注意到网民对年轻干部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尊重民意，我想，我们要正确面对网络舆论，适当的时候，积极回应。

　　对干部年轻化有着怎样的战略思考？对外界质疑有着怎样的回应？干部年轻化是否等同于领导干部年轻化？又如何看待年轻干部的优缺点？……7月初，有着20多年组织工作经验的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

　　干部年轻化的现实需求

　　《新民周刊》：李部长，感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回应各界关注的热点。昆明市在选拔年轻干部方面接连推出几个大手笔，这样做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李康：大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去年我们面向全国公选了100名年轻官员，当时的要求是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学历以上，具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当然根据学历情况，我们对工作经历作了适当放宽，比如说，对于归国人才、博士，我们没有工龄要求，对于本科学历，我们要求5年以上工龄，硕士3年以上工龄。

　　当时有一千多人报名，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为什么要公选年轻后备干部呢？因为此前我们在年轻后备干部选拔方面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去年，昆明县市区领导干部换届，按照规定，应该有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结果我们尴尬地发现，在知识结构、年龄方面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只能做到矮子里面拔将军。

　　基于这个现状，特别是2003年昆明市提出建设新昆明，眼下已经进入第二个五年期，非常关键，我们急需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引入一些高学历背景的人才。

　　今年2月，党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首次制定针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规划。与此同时，《关于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也在紧锣密鼓地向各方征求意见。3月底召开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提出，要进一步克服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各种障碍，改革创新年轻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云南省、昆明市这几年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但是我们感觉年轻干部在领导班子中占据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因此有了去年这次全国范围的公开选拔。

　　对于入选的100名后备干部，我们采取了助理的方式，比如县区长助理、县委书记助理、局长助理这样的方式把他们充实到机关一线进行培养锻炼。

　　《新民周刊》：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昆明市一定级别领导干部的年龄、知识结构？

　　李康：昆明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一共1400人左右，其中，县区党政机关挑大梁的领导干部集中在45岁左右，少量35岁以下或者接近50岁的。市级机关50多岁的领导干部占多数，少数40多岁，至于35岁以下的就很少了。

　　至于知识结构，虽然现在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多数，但实际上真正通过全日制本科教育特别是熟悉经济工作方面的干部并不多。有些干部，他的硕士学历是在职方式读出来的，只有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只解决了他的学历问题，不代表解决了能力问题。

　　李康：是的！

　　《新民周刊》：但是这个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为何昆明就显得如此急迫？

　　李康：昆明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要发展就必须要引入多方面的专业人才进入领导层面。昆明作为全省的综合改革试点市，各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些领域率先突破，这几年，我们也在不断进行领导干部异地培训，甚至到国外去，但只能限于现有领导干部层面。我刚才说了，他们的年龄还在不断增长，考虑到中央要求，考虑到新昆明建设，我们需要引进熟悉投融资、熟悉经济工作的年轻干部参与昆明的建设。所以有了这次全国选拔40名经济学知识的博士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

　　《新民周刊》：那今年这60名“县官”计划呢？

　　李康：去年选拔的100名后备干部，到今年6月已经在助理位置上干了整整一年，当然，在公务员法里是不承认助理这个职位的。我们当时确实也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培养、锻炼他们。通过一年的培养，发现他们确实知识结构高、进取心强、有活力，组织上也希望给他们的成长提供一个快车道，让他们尽快在新的平台上锻炼、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这一次我们采取了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的方式，一方面是给那100名助理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也面向全市的公务员。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5岁以下、正科一年以上经历的公务员。经过笔试、面试，共有48名助理，还有12名全市系统的公务员成功入选。

　　如何培养、锻炼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公开选拔年轻干部这种方式？

　　李康：公开选拔是选拔领导干部的一种方式，公开选拔干部暂行条例规定，出于班子结构需要，批量选拔干部，可以适当在一些条件上作些突破、放宽，然后在公开、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择优。

　　《新民周刊》：上一次是1000多人竞争100个岗位，这次是190多人竞争60个岗位，你们又是如何做到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呢？

　　李康：经过笔试、面试，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这次选拔的干部不是直接任职的，而是挂职，挂职意味着可上可下，是一种培养锻炼干部的方式，不占班子领导干部的职数。

　　考虑到如果直接任职，确实如网上说的太快了，年轻，能否胜任？以挂职的方式、给他两年时间，先给他提供一个平台，与其他班子领导同样待遇、同样考核、同样分工，两年后，如果表现优秀、能力突出，可以继续重用，如果不行，可以退回原单位，退回科级。

　　《新民周刊》：既给了年轻人一个平台，也给了组织部门考察的机会，平台有了，能不能抓住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李康：当然，也不能带着求全责备的眼光去看待这批年轻人，要宽容一些，既要看到他们有朝气、有闯劲、有事业心、思维活跃，也要看到年轻干部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遇事不够冷静，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是他们太年轻、没有经验，会不会拔苗助长。

　　这些担心很正常，但是我说，用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的要求来要求年轻人是不现实的。如果按部就班，大学毕业后，从科员一步步做起可能要到40多岁才能到县处级这个位置。班子里面又需要年轻干部，怎么解决，通过公开选拔并不违反干部选拔条例，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适当放宽条件，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舞台。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选出来的就是县处级领导干部，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不要忘了这只是挂职，两年后还有考核。到时，班子结构有需要，职数有空间，年轻干部又能够胜任，我们会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将他安排到合适的岗位，如果不行，他还是会回到原先科级的岗位。

　　《新民周刊》：中央对于选拔年轻干部的要求是重在培养，重在基层锻炼，你们如何做到？

　　李康：我刚才也说了，既然年轻干部存在那么多缺点、不足，组织上就要关心、爱护，严格教育，从多方面、全系统进行培养锻炼，使他尽快成长起来。具体措施上，我们去年把他们放在招商引资一线，让他们参与全市经济建设的重点工作，包括放到信访等热点部门，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下一步我们还会对他们进行党校理论培训，提高思想觉悟。

　　更多的还是要回到实践，外界担心他们缺少基层经验，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也不能片面理解基层的概念，不一定只有乡镇才是基层，对于省级机关，到市县一级可能就是基层，对于市县一级，到乡镇可能就是基层。

　　《新民周刊》：领导岗位很多时候会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信访等群众问题，还有个别存在的内斗、形形色色的腐化问题，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较强的政治素养与从政经验，但年轻人显然不足，你们如何弥补？

　　李康：确实，年轻干部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不足，至于你说的党性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现在期望通过多种渠道增加他的基层经验，马上我们还要出台一个挂职干部的管理暂行办法。

　　《新民周刊》：听说还有一个“一对一”、由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带年轻干部的方式？

　　李康：没有这个具体说法，但实际是在这样做。让他们跟着主要领导，协助领导工作，通过分工，给年轻人压担子，在实践中成长。

　　《新民周刊》：对于机关里的“老”同事、“老”下属们也有一个逐步适应如何与这些“小”领导的共事的过程。

　　李康：我们多次调研，总体对这批年轻人的能力、潜力是认可的，相处是愉快的。

　选拔过程如何防范“猫腻”

　　《新民周刊》：李部长，我们能够理解昆明的求贤若渴，刚才你也说将年轻干部安排到信访、招商等热点部门锻炼，但是我们说，对于年轻人的优点，大家是有共识的，其实都是印象性的描述，选拔干部的一个依据就是他的能力，但是一年的助理期，恐怕很难做出多少实际的成绩，也很难看出多少能力出来。

　　李康：是啊，少数确实干出了骄人的成绩，但对多数人而言，一年时间确实太短。不过，我们通过这一年，确实对他们长久发展的潜力还是很认可的。

　　《新民周刊》：您的意思是，组织部门提拔干部，一种方式是看到你有政绩，提拔你，一种是，看到你有潜力，去给你机会，组织部门要有伯乐眼光？

　　李康：慧眼识才嘛。我们这次笔试、面试全部请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出题，一道客观题都不要，都是主观题，结合当下社会关热点话题，比如问责，看考生如何应对。好多人本来准备了好多理论知识，结果出乎意料。

　　《新民周刊》：由此，请介绍一下，你们这次选拔如何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又如何能保证选拔到你们真正需要的人才，这个名单又如何令公众公认？

　　李康：选拔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照中央有关干部选拔的规定进行，适当放宽的条件是工作年限，这些年轻干部基本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肯定无法选拔到年轻干部。

　　至于如何保证选拔到合适的人才，我们已经作了学历等条件设置，对于选拔的每一阶段我们都向公众及时公布，纪检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考试整个过程，笔试的卷子我说了，由上海职业能力考试院出卷、阅卷，我们看不到，上海方面把结果告诉我们，我们再按照名次选取80人进入面试。

　　面试官员是分组的，当着考生的面，临时抽签决定主考哪个考场，当场公布面试成绩。考生可以选择让某位考官回避，当然，我们不排除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个别考生与某位考官可能认识，为此，我们在面试考官量分时还采取了去除最高分与最低分的方式。

　　请问，这样的方式下，还怎么作弊？

　　《新民周刊》：公众担心的就是这背后是否有“猫腻”，比如领导子女暗中决定、公开过场？

　　李康：我们的条件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设计的，确实也有领导子女通过了笔试，而且成绩不错，但最终面试被淘汰了。

　　《新民周刊》：淘汰也就淘汰了？

　　李康：是的，我事实上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哪个领导打招呼。

　　再说，我们录取的60人中，有22人是外地的，在昆明举目无亲，何来背景？

　　回应热点争议

　　《新民周刊》：干部年轻化不等于领导干部年轻化，培养年轻人也未必要将他们安排在领导岗位上嘛，基层一样可以锻炼人啊。

　　李康：实际上这批年轻干部是一个干部储备，为我们五年以后县市区党政机关换届作准备，此前，我们列出35岁左右、任职满两年以上的副县级的后备干部，只有十几个人，不到一张纸，全市1400多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就只有十几个人，你说是不是少得可怜。

　　这几年，说难听点，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部队转业的在有些部门占据一半，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现在这种方式选拔专业型的年轻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即便现在，60名年轻干部对于1400多名县处级干部的基数而言，也还是很少的。

　　我要强调的是，公开选拔年轻干部只是干部选拔的方式之一，我们还有更多的常规选拔方式在同步进行，保证调动其他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保证他们的正常晋升。

　　《新民周刊》：这也是各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对本地基层非年轻干部或者非高学历干部的公平性，事实上，学历不能完全代表能力，外来的和尚也未必好念经。对于领导工作，有人分为政治型与事务型，前者被认为需要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者可以适当向年轻人开放，您是否认同？

　　李康：如何人尽其材，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是一个难题。现在外界争议比较大的是赵臻。有些人不清楚，认为赵臻不是共产党员，怎么可以作市委办公厅委员。我觉得网上这些争议有些无知，我们的党政机关并没有禁止非共产党员进入啊。实际上我们党执政的民主性，恰恰是鼓励甚至要求党政机关录用一定比例非共产党员参政议政的。

　　我们最初将赵臻安排到团市委，也是因为团的工作比较适合年轻人。当然后来他被派到招商分局锻炼，成绩也比较突出。赵臻是经济学毕业的，后来调到金融办工作，也得到广泛肯定。包括现在担任市委办公厅委员，还是在老同志带动下，培养锻炼。

　　《新民周刊》：“80后”进入党政机关并不为奇，公众担心的是其选拔上来的流程是否公正、透明。如果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倒还好，一旦坐到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或者周森峰那样一市之长，公众就必然也必须注意到他的领导能力了。

　　李康：是的。

　　《新民周刊》：也有质疑，昆明在向“招商官”、高学历倾斜，选拔上来的干部也在为招商服务？

　　李康：我刚才也零星讲过了，我们去年500亿元内资、6亿美元外资，今年600亿元内资、6亿美元外资的招商引资任务，我们怎么分的？这些任务分到14 个县市区，同时派了30多个招商分局到各地，他们的任务实际和各个县市区是挂钩的。他们有的分到内资一两个亿的任务，外资就更少了，有的不过一两百万元的任务。

　　你说，年轻干部助理、挂职，对我们这个大盘子又能有多大作用，我们市属部门派出招商分局到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是宣传、推介昆明，另一方面就是培养、锻炼干部。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我总要有一个平台去锻炼这些干部吧。有些人不理解，说我们全民招商，我们一个招商分局就算三至五人，去年35个招商分局，今年39个，总数两百个招商官员不到，能叫全民招商吗？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对于年轻干部而言，招商引资不是目的，是考验的手段？

　　李康：通过这个平台，短期内一定要让他拿出多少成绩不太现实的，我们看重的是对他的培养，看到他的长处、潜力。有些人可能话都不会讲，但是出去一年后，变了一个人。

　　《新民周刊》：这些高等人才来到昆明，可能也会带来资源，比如智囊，比如他在更广范围的人脉、商计，对招商引资等昆明的经济建设起到作用。

　　李康：这个确实。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外界的争议？

　　李康：有争议很正常。这批年轻干部去年来时，我们一些县市区干部也确实有过想法，有些人40多岁，经过多年的基层锻炼，经验丰富，年富力强，按照通俗的说法，晋升的机会也该轮到他了。但是组织上一直没有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年轻人，确实有人会排斥。在更广的范围，网络上也有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觉得有压力很正常，我们这几次选拔年轻干部，人数也确实比较庞大。大家会觉得昆明一下子启用这么多年轻人，会不会挡着其他人的晋升之路。但是实际上，我刚才也说了，其他选拔干部的方式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开选拔，只是给年轻人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快车道。

　　作为组织部门，我们不怕议论，我们经得起公众考验。我注意到网民对年轻干部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尊重民意，我想，我们要正确面对网络舆论，适当的时候，积极回应。

　　争议，其实是给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组织部门如何发现生产力

　　《新民周刊》：昆明的这个人才新政与仇和书记的到来是否有关联？

　　李康：仇和书记从沿海发达地区过来，他的执政思路，包括一些制度创新，实践证明是有成效的，他带来了这些先进的理念。昆明选拔年轻干部，当然也给昆明的干部队伍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活力，也有人说是鲇鱼效应。

　　我们公开选任主要还是面向本地的干部，我们希望调动本地干部的积极性，也给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只要你是人才，我们就欢迎你，愿意给你平台。

　　《新民周刊》：昆明政坛，以你的感觉，自从仇和来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李康：这两年，通过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昆明的干部确实转变不小。仇和书记讲，无私才能无畏。他的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为的就是激活大家的积极性、事业心，挖掘大家的潜能，投身新昆明的建设中去。选拔年轻干部，通过竞争的方式，也是对昆明本地干部理念的一种启示，确实起到了激发活力的积极意义。

　　《新民周刊》：选拔好一个干部，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发展，氛围的带动是很重要的。

　　李康：组织部门如何出生产力，实际上就体现在把干部选好了，选准了，帮助干部成长，激发干部积极性，使得干部真正为一个地区的发展服务，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待干部年轻化趋势，以及影响干部年轻化的障碍。

　　李康：年轻干部与以往的干部确实有所不同，他们展示自我的能力，实现自我抱负的心情以及从政的欲望都比较迫切。干部的新老交替的过程实际是慢慢进行的，干部“四化”的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对新时期干部选拔的要求不断在外延内扩。这一代年轻人从政欲望比较强烈，希望得到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组织上也尽量提供，但是不能拔苗助长，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实际上，今天的一些省部级领导，他们进入县市级党政领导班子时也就20多岁，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给年轻人提供平台，将来他就可能在更大的平台施展才能。

　　我在想，上世纪80年代时，大量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不也做得很好？当时，人们对于年轻官员们没有求全责备，为什么现在争议这么大？

　　《新民周刊》：与“80后”标签以及社会上对这代人的担心有没有关联？

　　李康：是的，总觉得这代人走上政治舞台太快了，太早了。其实，应该对这代人充满信心。此前的抗震救灾过程中，这代人已经对大家作出了满意的答复。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除了解决制度性障碍，还要解决一个整体的气候环境。

　　李康：是的，大家要适应年轻人走向政治舞台。

　　《新民周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的人才流动实际上也是不平衡的。对于昆明这类相对欠发达的城市而言，要吸引优秀人才，经济等方面恐怕优势并不明显，因此，为了吸引高端人才，一些地区不得不提供“高起点”的行政职位，另一方面，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年轻人也越来越倾向于到相对欠发达城市、乡镇，跻身公务员行列。

　　李康：这个不可否认。来的人才是不是就一定要给一个官位？我们要正确引导。实现抱负、施展才华未必一定要多大的官位。有些人总将谋得多大的官位作为成功的标准，是不对的。

　　《新民周刊》：可是年轻人也很现实啊，你不能给我优厚的经济条件，总得给我个位置啊。否则我没有发展，到你这里做什么？

　　李康：确实有人跟我们讲条件，一定要到昆明哪个区、哪个部门做什么领导，否则不来。我们确实也希望能够留住人才，因此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给他提供平台，提供发展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要完善机制，加强监管。

　　《新民周刊》：助理、挂职的方式，其实兼顾了多方的需求，对组织部门而言，也有了回旋的余地。

　　李康：吸引人才要靠营造一个良好的整体环境，如果是来一个干部就要给多少待遇，那就变味了，与我们的初衷相背。人才不是一定要当官，但是如果不给位置他也不来，怎么办？确实要注意引导，怎样以宽容的心态看待这个问题。

　　《新民周刊》：某种程度上，年轻人要发展，也无可厚非，组织部门也要正确看待。

　　李康：是啊，组织部门愿意给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舞台。但是现在的机制有很大问题，能上不能下，现在我们采用挂职的方式，就是双向选择，你要平台、要发展，可以。但是你如果不能胜任，那么对不起了。

　　《新民周刊》：其实，从年轻人的角度，也确实要改变这个误区。

　　李康：不能急功近利。

　　尤其是党政机关的工作，需要抱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肩负崇高的使命。

　唯年轻化是误区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提出，干部的人事任免，要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不能为了要干部年轻化而打破这些制度。恰恰需要进行的是，如何形成群众信得过的制度化的人事机制。

　　年龄不能成为机械性的杠杆

　　我所担心的是运动式的干部年轻化进程，在青年干部选拔上要防止两个极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谈到干部年轻化是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当时刚走出十年“ 文革”，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一方面很多老干部已经不能工作，另一方面建设又需要大量人才。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年轻化、干部四化是有历史合理性。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是讲求论资排辈的，等一直排下去，党的干部年龄老化也就呈现出来。所以论资排辈的问题也是一直需要打破的。

　　在制度设置上，我们现在看到干部梯队式的年龄结构安排，一个领导班子结构中年龄就是梯队式的，在任职中，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可能就不往上提了，在这个年龄之前，可能就可以考虑培养了。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逐步在干部年龄配置以及干部启用上有了一些制度，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将这些制度健全，使之成为一个常态型机制，而不是运动式。小平同志当时这样做是有合理性的，如果今天某个地区还以运动式进行，我就要质疑其合理性、持久性。

　　干部的人事任免，要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不能为了要干部年轻化而打破这些制度。恰恰需要进行的是，如何形成群众信得过的制度化的人事机制。

　　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我们的问题在于，年龄成为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了，什么职位什么年龄，一刀切，比如，我们常说45岁还不能上正局，意味着好像就上不了正局了。

　　年龄成了一刀切的杠子，对干部启用是很不合适的，关键还是要看能力，在干部启用标准上如果推到了机械化的程度，一定是扭曲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讲“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就是说年轻提拔机会多，哪怕大一个月，这个干部再能干也可能不被录用，而另一个干部，他的能力不强，就因为年龄小一点，可能就起来了。

　　对于那些年纪可能稍微大一点，但是能力很强的干部而言，其实就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干部到了四五十岁，恰恰到了经验成熟、可以大展身手的阶段，但往往就在年龄问题上被一刀切了。

　　干部的年龄不能机械化理解，否则会造成很浮躁的心态，为了年轻化而年轻化。我们有些干部为此患了年龄焦虑症，今年问他47岁，明年问他还是47岁，就是不肯到50岁。

　　培养年轻人的误区

　　对于年轻人的培养，不是说给了什么位置才算培养你，培养年轻人要给舞台、压担子，但担子绝对不是位子。我现在最担心的，依照我们现有体制，上了位子就意味着相应的待遇，待遇具有利益诱惑，待遇本身是为了工作需要，但现在一旦上了一个位子，不管工作需要不需要，待遇都给你。

　　合理还是不合理？合法还是不合法？干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利益群体了。人们对于年轻干部的质疑，不仅是质疑能力问题，而且是关心为什么就你能够年纪轻轻享受到这些待遇？

　　当然年轻人也有一种观点就是如果不给我位子，我怎么施展我的手脚？但是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与担忧。

　　一定要给年轻人舞台、机会，但是未必要一下子给他什么位子、待遇，我们现在的体制很有缺陷，位子对干部的诱惑太大了。

　　昆明目前公选年轻干部的做法有当地的特殊性，不意味着其他地区可以一窝蜂效仿。这几天报道大学生村官，这也是培养年轻人的地方，而且真正的人才必定要从基层实践中发展起来。我们现在往往是跟着领导跑的人、领导看得见的人提起来快。

　　我们应该多途径地培养年轻人。现在大学生出于就业压力，进入基层的也比较多。

　　从全党来看，是否就到了一个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的紧迫关头，需要未雨绸缪、解决新老交替的问题？目前的干部结构，我认为从年龄上不是大问题。

　　干部年轻化千万不能形而上。干部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越到高层，人越少，打个比方，一个人45岁爬到厅局级，一旦他意识到再往上晋升无望，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惰性，同时他卡在这个位置，下面的人也就没有上升的空间。

　　现在，为了给一些干部希望，造成一些领导岗位职数的膨胀，久而久之会严重影响干部队伍的活力。

　　还有一个问题，刻意去培养年轻干部，其结果未必能如意。如果把干部用人制度进一步创新、改革，真正尊重实践中的干部，让基层实践中有才干的干部通过干部制度改革创新，也能够脱颖而出，比刻意提拔、培养的人可能更有实践优势。

　　实践出人才，但是真正在实践中的干部现在起来又很难。挂职、锻炼的干部，挂着挂着就成实职了，反倒基层干部没了空间。有些地区，长期在基层努力做事的干部，因为没有合理的启用上升机会，心都寒掉了。

　　我并不是反对年轻人委以重任，年轻人有他们的优势，我只是说要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多渠道的干部选拔机制。要重在实践，给人才公平竞争的通道。

　　搞年龄歧视，对年轻人还是中年干部，都不公平。历史的重任终究是要交给年轻人的，我们不能光盯着几个有潜力的年轻人，将他培养到领导岗位上去。

　　我们要创造一个广泛的平台，让所有年轻人都有施展他才华的机会。

　　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有多少人比多少人更聪明？不见得！人才是多种多样的，不见得做领导的才是人才，各类人才有各类人才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我们现在都把眼睛盯着官位上，这会对年轻人造成误导，都去在不健全的体制内追名逐利。

　　所以，我觉得干部的活力不是用年龄来解决的，而是看你怎样启用真正有能力的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多少60岁的人就真的老态龙钟到不能做事了？除非身体有病，年龄真的不是影响工作效率很至关重要的因素。

　　改革开放30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很多，因此，我认为学历也不是一个硬杠杆。难道专科学历的人就不行了？真正实践出来的人才，未必有学历。

　　学历和能力不是一回事。人才最为关键的，我认为是他的政治素质，以及他的才干是否适合这个位置。

　　由于地区差异，一些地区吸引人才确实不得不以提供一定的职位作为条件，有一定合理性，不能轻率否定，关键是引凤凰也别冷落了自己家人。

　　我们要以能力考察人，而不是以年龄划分人。我们的干部队伍关键问题不在于年龄，而在能否有一个健全的干部制度，让各种人才都能拥有施展才能的空间；能否有一个公平的用人制度，让群众和党员信得过的人上去。

　　我们的年轻人、年轻干部要明白，一个位子意味着一种责任、担子，而不是一种享受。

　　现在上了一个位子跟着就是一大堆享受了，能上不能下，永远就是干部了。这和小平同志当初讲的破除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是同一个问题。

　　现在年轻人报考公务员热，很大程度也是看中了公务员的待遇，干部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打破干部待遇事实上的终身制，不要让干部们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

　　任何一个国家，希望总在年轻人身上， 80后是真正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因此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我并不反对有能力的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但这样火箭式提拔年轻人，我确实担心会不会拔苗助长，干部培养毕竟是有一定规律的，水到渠成，不能急功近利。

　　只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干部选拔机制，才能培养出更好的接班人，真正担起国家重任

　“80后”可以给官场带来新气象

云南大学马列主义社会学教授金子强认为，“80后”生于改革的年代，束缚少，开放度大，脑袋灵，是前面几代人无法相比的。因此，这代人是很特殊的，他们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当然独生子女也有他们的缺点，但总体而言优点大于缺点。

　　我们的社会呈现普遍的奶油化趋势，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视为男孩，哪有那么多“孩”，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小，早就是成人啦！我们对这批“80后”的年轻人担任政府部门要职不太放心，因为我们也潜意识觉得他们还是孩子，这是长期奶油化的结果。

　　争议，与“80后”标签并没有必然联系，当初我们担心“70后”是垮掉的一代，现在看看，垮掉没有？这是一种老人心态，永远都会有“后”的问题，过几年“90后”、乃至“00后”登上历史舞台，也会有类似的争议。

　　当然通常我们的干部是从基层一步步提拔起来，优点在于实践经验丰富，缺点就是眼界不够。用公开考试的方式选拔的年轻干部，学历高、知识面广，但缺点是实践经验不足。

　　党政机关有些岗位必须要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有些对经验的要求就不是很高，并不一定所有的位置都不适合年轻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领导干部代表着公权力，很多人担心背景问题，折射出我们以往在干部选聘制度上透明度不够，老百姓还有疑问。

　　我们不反对年轻人担任领导职务，但是一定要有一套严谨的程序，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拘在哪里，格的尺度又在哪里，这些都与透明度有关。我们现在有太多偶然性在里面了，这个偶然性说明我们的规程还没有足够成熟、足够透明。

　　干部任用要朝着一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发挥公开选聘制与基层选拔制的优势。干部年轻化也不是越年轻越好，而是要老中青结合，而且还要研究哪个层级的干部，老中青搭配比例如何最好？

　　希望寄托在年轻的一代，我们无需对年轻一代过于悲观，“80后”生于改革的年代，束缚少，开放度大，脑袋灵，是前面几代人无法相比的。因此，这代人是很特殊的，他们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当然独生子女们也有他们的缺点，但总体而言优点大于缺点。

　　我的感受，“80后”是很有个性化的一代，我们流行的歌曲，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是强化“我们”、“咱们”，集体性强烈，现在流行的都是“我”，减轻了对个性的束缚。

　　我觉得个性化张扬优点是有利于创新，但缺点是必须要加强群体主义的认同。而创新恰恰是一个民族很重要的发展动力。

　　“80后”就具备这样的个性化优势，可以给官场带来新气象。公权原则与个性追求有矛盾的地方，但不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把“80后”既有的个性特征和进入政坛必须遵循的社会规则结合起来？我们欣赏他们，提拔他们，不怀疑他们，发挥他们的个性，但是随心所欲也不行，关于他们的缺点，就看我们如何智慧面对，引导、制约。在谈及规则时，千万不能把“80后”同化了，千人一面。

　　我教学中发现，“80后”比“70后”更加现实、开放，但又比“90后”收敛。“80后”的这些特点，进入政坛可能会给我们意外惊喜。课堂上，“60后”不提问，“70后”少提问，“80后”敢提问，“90后”敢乱提问。你就可以看到一代代人的不同。

　　没有棱角未必就是好事，要成事，一定要在规矩中显个性，在个性中遵规矩。我们长期以来创造力不够，就是因为个性化不足。

　　后生可畏，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年轻干部的政治信仰、处事策略，我们的社会某种程度上已经呈现“并喻”甚至“后喻”社会特征，胡子短的指导、领导胡子长的，新事物层出不穷，面对身边突然出现的年轻面孔，我们应该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对他们多一些宽容，不能轻易打磨他们的个性。

　　当然，对于“80后”官员，要注意你的个性缺陷会成为你的政治缺陷，教养缺陷可能成为行德缺陷，因此作为公权的代表，你就应该遵循必要的规矩。规矩与你的个性发挥并不矛盾。

　　当然，规矩也分显规矩和潜规则，后者就要靠一批批新的干部，一点点去冲破。一个政权，正是在这样新老交替中保持活力，不断除旧迎新的。

　　“80后”不可避免地将登上历史舞台，我们不如研究他们的优缺点，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传承经验、发扬个性。

　　其实“80后”中的一部分已经接近而立之年了，通过对他们的审视也有利于今后我们面对“90后官员”、“00后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