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脸谱60年：推销中国“悠着点”，“险路勿近”

60年间，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形象几经演变，东方的神秘、革命的激情、世界工厂的喧嚣，在塑造与被塑造中，“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形塑中国：对外宣传是次要的

——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南风窗》：在您看来，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发展？以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目前的现状的？

王缉思：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的封闭状态，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政无从了解，有限的印象来自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作为，还有就是从香港、台湾地区搜集的情报。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多国际上的左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敢怒敢言、敢于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而对中国内政的不了解让不少人对中国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有能力动员人民达到任何政治目的。“文革”的发生更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红卫兵、毛选、革命的狂热……这一切是符合当年所描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特征的。

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人来到中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非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怪物，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僵化顽固，中国人更有个性、有幽默感，是可以打交道的。

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能如此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都感到非常吃惊和钦佩，中国能大范围地消除贫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进程那么快，这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如贫富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模式，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自由程度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给予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情况是夹杂存在的。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这种政治体制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外国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对中国的体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同和羡慕。比如我今年5月到津巴布韦开会，有津巴布韦的政治家就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把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改造成中国的民主党派。

总之，外国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太多种多样了，这些评价往往基于个人的立场，莫衷一是，应有尽有，很难归纳为一种或几种看法。就是在美国人里面，社会各界的看法也往往不尽相同：商界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现状，以方便做生意；而政界的一些人则往往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大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外国人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决定这种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由西方的需要决定的，比如在“文革”后期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中国的形象塑造得很好；反过来，冷战结束后，西方不再需要中国，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威胁论”却甚嚣尘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缉思：中国国际形象演变的动力就是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常说外因依据内因起作用，中国的情况变了，外国人的看法自然也就变了。至于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部分同意。任何国家看待外国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并不特殊，中国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以前看苏联，就是从反霸的立场和需要出发的，并不是客观完整地看待苏联的所作所为；中国看待美国、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向来如此，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利益和政治需要。

至于西方，1980年代对中国的大幅度修改对内政策有所期待，于是中国的形象很好；到了1990年代以后，国家对各方面的控制有加强的趋势，全球化冲击的负面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形象自然复杂了很多。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别人的评价也变了；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后一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把国家形象的塑造权完全交给了西方，这样一来，国内事做好也没用，索性不做了。

西方媒体“妖魔化”一切人

《南风窗》：前几年，关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阴谋，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扭曲的情况？

王缉思：我想说的是，西方媒体不仅“妖魔化”中国，它实际上“妖魔化”一切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这是由西方媒体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对中国进行特殊的“妖魔化”？

事实上，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我们本来没有必要过分关注。一些本来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于中国的报道，国内某些媒体却说西方“热议”中国，这实际上夸大了事实。我每天都在看纽约时报、NEWSWEEK等西方网站，再对比我们的国际报道，可以明确地说，西方媒体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还是国内新闻，到了国际领域，又有国际金融、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更为棘手的问题，因此除了西藏、台湾等少数议题出现突发事件外，中国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热点。当然，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影响很大，有关中国经济和外贸的报道大量增加了。但如果你看西方的媒体时不看别的，专门看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关注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的话，自然会产生西方正在“妖魔化”甚至围堵中国的印象。

至于国家形象的扭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别人的评价之间出现了反差：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你却说是那样的。但这种现象往往并不是别人有意的扭曲，而是因为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和解读不同所致。比如汶川地震，我们会更关注地震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而西方媒体会更关注死亡学生的人数、校舍倒塌等情况。它们对本国类似消息的报道，也是负面为主；比如改革开放30年，我们会大力宣传这30年的成绩和变化，而西方媒体也许会更多报道那些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他们的种种说法，其实不用太在意。

《南风窗》：国内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宣传的力度不够，技巧不足，或者国力还不够强大，是这样吗？对一个国家来说，塑造国际形象的关键是什么？

王缉思：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是自我形象，国内形象，是一个能否让国内的老百姓满意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国内民众不满意，却有好的国际形象，这基本上不可能。国内老百姓满意，外国人不满意，第一不大可能，第二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如果中国的老百姓对三鹿奶粉这类的事情很满意，没有怨言的话，那西方的报道才真算是“扭曲”了中国的形象。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有太多的谚语概括这种情况。

与国内老百姓的满意相比，对外宣传是次要的，和国家的国际形象没有特殊的关系。想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形象，认为声音大、报道多、翻译成多种外文就能有好形象，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信息充分披露的西方社会是行不通的。当然，宣传的手法应该改善，如果宣传的内容中国人自己都不信，又如何说服外国人？

而且，中国的国际形象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国公民直接塑造的，政府的公关无法代替公民个人的行为，也无法塑造个人的形象。一个人到了一个国家，发现这里街道干净、空气清新、人民有安全感，直观上就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好印象。我3月份在日本，不会讲日语，把地址写在纸条上递给出租司机就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不会绕路，也不会多收钱。而以前到俄罗斯、印度，情况就要差很多。这些都不是官方的宣传所能改变的。目前中国亟需提高的是公民的公民素养和诚信意识。如果在国内没有养成这些好习惯的话，又怎么能奢望他们出了国就一下子文明起来？

至于国力，要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强大？按照这种逻辑，像丹麦、不丹这样的国家就永远不可能有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的国际形象必定很高大，这种判断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国力强不强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生活得好，满意度高。

《南风窗》：在国际上，一些小国往往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大国则不尽然，出现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国家形象和国家的大小没关系。美国现在的国际形象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世界上到处插手，动辄打仗，招致反对；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坏事：公司违规、贫富悬殊、枪击事件频发等等。而北欧国家，它们的国内治理做得很好，人民的教育程度高，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所以国际形象好。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大国的行为容易引发关注，而人们往往对小国发生的事情不关注、不了解、不评论。同样是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在小国无人注意，而发生在美国的话，因为往往会牵涉来自中国、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学生，人们的关注度自然会高一些。

包装过度会弄巧成拙

《南风窗》：目前，中国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羡慕，这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无帮助？多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而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大多来自欧美国家。

王缉思：当然有帮助。目前的世界从政治、经济上分为两个板块，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有意见，认为它们的对外援助力度不够、爱教训人、在国际事务上奉行双重标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而美国则往往对别国的事务有明确的立场，支持谁不支持谁、投入多少钱进行支持会很清楚，这样容易招致怨恨，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所期待，希望中国能带头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主要来自欧美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像他们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应该有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那是一个市场经济、法治、民主、人权同步发展的体制，而中国试图把它们拆开，西方人在理论上没法接受，在实践上则有所怀疑。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好感，羡慕中国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对这些东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些尚待深究的问题。而中国需要避免的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夷平一块地盖房子，印度就做不到，这是因为印度有法治、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很到位，不能强制拆房，你说印度就应该羡慕甚至嫉妒中国吗？价值标准不一样，感受会不一样，往往很难判断。中国觉得印度脏乱差，但印度人认为我这样生活惯了，我就这样，反过来可能认为中国歪曲了印度的形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些人习惯于用经济发达程度和GDP增长率来衡量任何国家，不大同情穷人和穷国，更不能理解没钱还过得好的人，而往往忽略了幸福、社会公正等指数。事实证明，发展快和人民的生活好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南风窗》：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是正义的力量，外国人却往往并不这样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世界上99%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热爱和平，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对的、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当我们说自己是热爱和平的、正义的，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国家不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事实上，发生国际冲突和人民爱不爱和平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他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也都是热爱和平的，只是一些国家体制和政策的变化把人变坏了。许多在和平条件下善良、热爱生活的人，到了战争时期被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发生。

《南风窗》：中国要崛起，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国际形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王缉思：一国的国际形象有这样两个层次：国家政府层面和国民层面，这两个层面有时统一，有时不统一。一个国家的政府腐败，并不代表人民腐败；对一国的某项政策不满意，并不代表这是针对该国人民的。中国要有好的国际形象，政府、社会和个人都要努力。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难免以偏概全，总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来下总体判断。所以，每个人的对外交往都是在塑造国家的形象，吐痰、喧哗、不讲诚信，一个旅行团的不良印象可能需要9个旅行团的好印象来纠正。

当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外部的看法不一致时，我们不应该太在意别人议论，想去纠正人家，而应该更在意自己的行为。过度注重国际形象、过分操作、宣传意味太浓会有反作用。产品不好包装好，也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中国的现实，却并不总适用于外部世界。把萝卜包装成人参总不能长久。而且，在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一概否认。包装过度，掩盖了事实，会弄巧成拙。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中国某些单位开始矢口否认自己有错误，后来反而陷于被动。几年前在中国输往美国的猫粮狗粮里就验出了三聚氰胺，如果当时彻查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奶粉事件了。

另外，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自然形成的，应该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塑造和主导。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美国政府的新闻总署和白宫发言人没有多少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推展，也不能过分依赖政府。

CHINA面孔

王庚武(Wang Gungwu)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东亚研究院主席

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国际的地位突出了，这毫无疑问。但我不同意G2这个提法。中美关系相当特殊，也存在太多问题。两国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也实行了很多的合作，但这不代表两国已经在国际上适合有“G2” 的合称。

G2 这个概念是由G7演变而来的。我们不能忘记，通过几十年的发展，G7有能力制定世界的发展格局，甚至代表全世界筹划经济政治走向。但是，目前中国还没形成类似的影响力。

所以，过分强调G2这个提法，反而是对中国不利的。中国崛起，在全世界形成的关注和讨论，这很自然。但G2的提法就扭转了性质。我认为，强调G2提法的人，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好像是“中美两分天下”似的。而我非常赞成中国参加G20，中国应与多方的经济体广泛合作。

中国的国际形象，其实是在西方的标准之下对中国的衡量，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西方自己的标准，经历了数百年政治、经济、历史的变迁，有他们的本身的要求。是否应该接受呢？无疑，中国有自己的背景，最起码，这30年的经济发展让全世界相当惊喜，只是在政治层面，东西方有自己不同的取向。

当然，中国对自我的国际形象产生怀疑，这也不难解释。近代中国接受了不少西方和东亚的模型，从中自然也会产生比较，也引发中国的知识阶层不少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但我认为这还是阶段性问题。人类社会的进化需要程序和时间，一方面有历史与文化的差距，一方面也不是可以勉强急得来的。

作为生活在西方的华人，我非常熟悉与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但也了解，其中经历了几百年的斗争、帝国主义阶段，才衍生出的今日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无疑让人向往，但我们不能断定，现在是时候应用于中国。我们必须了解其中的条件。

当然，中国的制度有不完善的地方，很多问题其实可以避免。这是中国对于自己的国际形象怀疑与不自信的根源。我更愿意谈论具体事务，而非高高在上的人权、民主等。比如中国的司法制度相当不完善，而人们守法的意愿也相当低，司法和社会之间没有信任与互动。相比起其他华人社会，如香港和新加坡，都有相当距离。但我认为要改善需要时间，毕竟社会价值观与贫富水平息息相关。

等到社会上有了充分的透明和公正，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有合适的途径，中国才会摆脱这种所谓国际形象的自我怀疑，而外国人也会自然而然尊敬你。目前中国最欠缺的，还是执行力。

林华生(Lim Huasing)

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

二三十年前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很多。今天，这些人中对中国抱亲善、友好态度的少了，持批评、不客观立场的则多了很多。现在学中文的多数人是为了谋生，而非出于感情因素。

从一般日本百姓的立场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朝核六方会谈，以及此次金融危机，中国贡献很大。中国的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日本人还搞不清楚，也有些人对中国的发展有恐惧感，担心中国军费开支增大会威胁日本。但日本的主流社会已经认识到，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成就。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对日本很重要；中国发展不好，对日本也不好。

之前就有人预言，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会崩溃，还有人说上海世博会后中国经济会垮掉，我认为不需要这样担忧，也看不出什么崩溃的迹象。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无论技术还是市场都过度依赖外国，中国应努力追求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工业化，这是中国经济的大挑战。

布鲁斯-阿尔伯茨(Bruce Alberts)

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

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了巨大投入，中国正在各方面收获果实。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如今中国很多民营企业都能采用很好的技术进行研发生产，从而刺激中国经济发展。

科学家在引导政府决策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涉及防洪、食品安全、农业、健康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政策。这将使中国受益匪浅。

中国要选拔并支持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科技领域的领导。这种选拔必须是纯粹基于人才的选拔，不应该考虑政治因素。另外中国还必须尽可能大范围地吸引人才，比如中国近年来聘请旅美的优秀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国，领导重要的科研任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难做好的一方面，就是要创造一个有效的科学氛围，注重个人的创造性，有合适的激励和回报，并且坚持最佳的科学价值和最高的科学道德规范。这需要几十年才可能做好，绝不仅仅只是靠政府提供科研资金就能实现的。

郑宇硕(Joseph Cheng Yu-shek)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很落后，但通过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所树立的革命形象，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现在，中国非常认真地追求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经济也发展得很快，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因此很多国家期待中国成为制衡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目前并没有意愿和能力来正面挑战美国，因此需要小心拿捏分寸。

中国要提升国际形象，有两个矛盾必须解决：一是中国一方面积极承担国际义务，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又会对一些国际形象不佳的国家说一些支持、充满革命意味的话，这其中会有不协调的地方。二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支付给当地工人的工资往往很低，工作环境差，安全没有保障；同时，中国往往不但在当地开矿、开设大型企业，也开便利店，大小通吃，影响了当地人的生计，这都会对中国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丁学良(Dr.X.L Ding)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国家形象不令人满意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这种看法太过片面。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包括三个层次：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言行之间的差距。宣传力度不够是第二个层次，有些官员在国内养成的习气带到国外，对外国人也颐指气使；有些时候我们的道理对，但不会说，方式不好。但这些只是很小的原因，也相对比较容易改正。

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系统，但宣传的内容往往不能另人信服。宣传的功夫是练出来的，我们只有在国内让老百姓信服，养成尊重受众的好习惯，到国外才有说服力。而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我们也要勇于面对事实，而不是文过饰非，死不承认。比如四川地震中倒塌了那么多房子，你一口咬定完全没有腐败，这就很难让人信服。

琼约翰逊-弗雷泽(Joan Johnson-Freese)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决策部主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备载人太空探索能力的国家，中国整体的太空探索活动涉及范围甚广，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太空大国。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太空事业发展得到了双重支持——既有中国领导层的支持，又有民众的支持，这对太空探索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的太空“三步走”规划，应该说既稳健可行，又雄心勃勃。世界正关注中国的“长征5”火箭何时可发射，这对中国实现“三步走”十分关键。同时，其他国家也急于想知道，中国是否有意正式宣布载人探月计划。现在外界诸多猜测认为，载人探月实际上是中国载人太空探索的真正目标。

尽管中国领导人决心坚定，但太空项目庞大的预算支出仍是个巨大的挑战。中国仍在努力，使自己成为国际太空项目中一个“负责任的、可行的”合作伙伴。

肖克(Karim Al-Wadi)

叙利亚国际问题学者

我到中国9年了，不仅去过大城市，也去过西部落后地区。我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克服的是政府的官僚化，它阻碍了很多方面的进步。这是我过去9年的最大感觉。

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普遍比较好，认为中国是大哥和靠得住的朋友。大部分阿拉伯人都记得，中国曾经在自己很穷的情况下，出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这是我们的学校课本里都有的内容。

但现在，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阿拉伯国家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支持中国，所以我们也希望得到同等对待，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不要只是弃权，而能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经济上，中国的产品大量进入阿拉伯国家，大部分老百姓对此表示欢迎，因为没有这些便宜货他们就买不起东西。而企业界、政府就有很大的不满，认为中国只考虑出口，制造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失业，这是目前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最大不满，以后还可能越来越大，中国对此应高度重视。

王之佳(Wang Zhiji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司级特别协调员

从给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我们惊讶地了解到北京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公共汽车队伍的城市，上海很快就会完成多层次的便捷环保的公交系统，地铁网媲美纽约和伦敦。这些事实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有其具体内涵的。可此前包括我的联合国同事，对此知之甚少。

据统计，到2008年10月，中国有3539个环保非政府组织。这个数字前所未闻，令人鼓舞。中国政府给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大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包括在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这是国际社会愿意看到的。

改革开放成就的大批民营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已从为中国争面子、到国外豪华消费，转为考虑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鼓励和指导他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行低碳经济，从而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中国政府尚有很多工作要做。

推销中国，险路勿近

胡岩雪

2009 年2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神经。该调查显示，39%的受访者对中国持积极评价，同比下降6%；4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同比增加7%；调查显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首次超过正面评价。之后不久，中国官方人士引述国内外不同机构的调查数据，称2008 年中国的国际形象有较大提升。

对普通公众而言，中国的国际形象究竟是改善还是转差，多半不取决于民调，而是基于自身的观感。但对于把国际形象当作政绩工程经营的有关部门来说，为了摆脱中国媒体在达赖、达尔富尔等问题上自说自话的局面，政府亟需实施国家公关战略，扩大国际影响力。

作为国内主管外宣的机构，中共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属“两块牌子，一处办公”，统辖中央、省部和地市三级对外新闻发布管理工作。当然，日常对外国记者发布信息的是外交部新闻司，一般由新闻司一正两副司长担任发言人。现在，有学者提出应仿效白宫发言人制度，也设立中南海新闻发言人。最高层声音若能在与记者互动中传达，自然值得期待。

美国还有一大与公众互动岗位可能没有多少人关注，就是国务院从1999年起设立的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由于布什政府中负责此职的凯伦·休斯未能干满任期就请辞，学界也有该岗位设置无助于推销美国的说法。奥巴马政府直到今年5月才任命该岗位负责人。

中国目前的主导思维是斥巨资支持官方媒体境外扩张。2009年4月，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最先端出其英文姊妹报。据报道，新华社将紧随其后开设中、英、法、西、俄等多种文字网络新闻视频，央视也将于年内增设俄语及阿拉伯语频道，中国还可能效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创建中国版的CNN或BBC。

媒体“走出去”固然是世界潮流，但若政府的管治理念和媒体政策不能与时俱进，资助官方传媒不仅无助于国家形象的改善，还会有损之。中国当前应当做的，首先是扩大新闻媒体的运行空间，让媒体从宣传回归新闻。这包括新闻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布报道，因为西方社会早在二战前就开始了面向大众的反宣传启蒙运动。在这样的国际语境下，媒体坚持宣传立场更显得与新闻本质背离。

其次，还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提升国际形象的有益经验。例如，奥巴马政府成员访华口径出奇统一，并能及时回应中国评论家要求美国抛弃“抱怨外交”的说法，背后就有专业人士全程跟踪指点。中国的国际公关专业化程度不高，“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观念害人不浅。比如，今年2月一场原本无伤大雅的剑桥扔鞋事件，结果遮遮掩掩之后又被做成了反击敌对势力的宣传材料。再如，中国在奥运新闻中心运作上已经开了个好头，以迅即透明的新闻发布满足了西方政治记者的报道诉求，但在“ 绿坝”软件的信息发布上，有关部门失之简略，受到民众质疑。

考虑到国际社会中关于中国的“知识库”(即公共知识)是认识中国的过滤器和导航仪，决定着来自中国的新信息能否被接受，因此，策略性地向国际社会输入高质量的知识性信息，是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交通部长李盛霖2007年在巴黎介绍收费公路建设经验，由于符合西方人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想象，而获得赞誉。

作为舆论外交的抢滩点，中国自2001年以来在内地城市隔年举办一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如今第五届轮到上海做东，尽管论坛主办方是有国务院侨办背景的中新社，但举办地脱离了政治中心北京，反而能显出民间特色，吸引全球华人参与，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及台湾的“世界华文传媒研讨会”相比毫不逊色。以此为参照，新华社正筹备首届“世界媒体峰会”，拟于今秋邀请境外120家媒体代表及大陆40家媒体负责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聚首。诸如此类的媒体外交，凸显了中国进军西方主流舆论阵地的决心。但具体收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如何转向？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一波波的冲击之下泥潭深陷，新兴国家却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高达15%的金砖四国，于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首次举行首脑峰会，为“经济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由G7向金砖四国转移”的说法进一步做了注脚。

2009这一年

“ 国际秩序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现有的模式、观念、话语、规则都是西方大国决定的，这次正式成行的四国峰会，使非西方世界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们的出现是对世界格局的修正，标志着国际制度和国际格局开始朝着更加平衡、更加代表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变化。”作为国际关系专家曾随同温家宝共赴达沃斯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如是说。

金砖四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因此经济复苏速度可能会非常快。从经济指标看，中国和巴西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势头，印度和俄罗斯的情况也逐渐好转。而西方国家危机在继续深化。国际格局面临新一轮的重大调整。2009年会是又一个联合国改革年，9月份新一届联大，各国都在为联合国改革安理会扩大拿方案，合纵连横，会有新的重大议论和各种重大方案的比拼。“未来3年，扩常大概是挡不住的。特别是非常任理事国的扩大，是大势所趋。”王逸舟说。

西方发达国家则努力保持现有地位，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这是环保、气候、人类生态安全等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热点的深层原因。对于现在正起草的哥本哈根协议，王逸舟认为：“如果说第一轮只是对发达国家设置了义务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约束，第二轮除了对发达国家有更高的环保标准，对新兴大国可能会有一些有形无形的约束。”

这些约束对这些国家是很大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如果真正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很多成本会大幅度上升，最终导致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大幅下降。王逸舟认为，若干年后回头看，2009年前后会是世界各国在气候上取得重大谈判和博弈结果的年份。

尽管几大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利益博弈激烈，但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G20，再到新近出现的以中美为核心的G2的呼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

特别是奥运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中国看成大国强国甚至超级大国。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中，温家宝的演讲被安排为大会第一场，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5天的会议时间中，温的演讲内容被不断引述和论证。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两强。”这是迄今为止英国高级政府大臣、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西方政治家中，对中国崛起进入全球领跑阵容最直接的认可。米利班德说：“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欧洲智库“欧盟外交委员会”不久前甚至出台报告称，欧盟对华政策存在战略性失误，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欧中关系架框。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明显想有所作为，提高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不久前的陆家嘴论坛上说，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无法在传统七大工业国 (G7)的框架下解决。现实也推动中国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巨大危机，冲击了中国经济，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拄拐杖的巨人

虽然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准核心位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从国际地位还是国内现实来看，中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

危机前，中国GDP达30万元，按现行汇率排名，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福垣认为，如果国民收入正确核算，其实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够大，但代表不了国际地位。

王逸舟告诉记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国际组织主要领导人很少是中国人，安理会系统、维和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WTO系统、教科文组织、国际难民救助总署等很多比较核心的国际组织中都没有中国人，这一点中国不仅没有办法和英美比，甚至不如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起草国际公约的次数也和大国地位不相称。现在有京都议定书、伦敦核俱乐部、纽约国际核总部等等，而几乎没有重要的国际公约和组织是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在北京也有国际组织总部，但大都是像国际乒联等这类相对不够核心的组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导向作用很弱。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以经济增长速度见长。

也正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在被一部分人哄抬国际地位的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贬为“经济巨兽”。

而单就经济增长来说，中国的GDP由外资、外贸、外企拉动的比重超过70%，过度依赖出口。刘福垣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生产能力来说，完全可以使国内的老百姓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但实际并没有，因为工资被大幅度压低。老板把工人工资的一半拿走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怨老板，因为老板的钱也被别人拿走了，企业利润 1／3用于打通各种关系，1／3给了中间商，1／3给了国外，因为出口价格低。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所谓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剥削了工人工资。这造成国内老百姓消费不足，只能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工资中用于社会保障的一块同样被拿走了，发达国家出口这些内容是做足了的，只有发展中国家为了出口不惜成本。这也使国内百姓对未来缺乏信心，储蓄倾向一直偏高。

大量的剩余价值净流出，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和外资企业。“自古以来，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口，而我们的东西白让别人使，别人给我们一张带油墨的纸，这就是顺差。然后我们又用这大量的钱买了美国国债。”刘福垣认为，这说明中国还是剩余价值净流出的弱国。而且现在不是别的国家在剥削我们，而是我们主动给人家送去。目前为止，国内的要害部门、重要产业，外资的比重相当大。

而所谓G2，更是被一些人解读为美国垂涎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巨人，而实际上，有太多短板，还难以巍然屹立，因此被称为“拄拐杖的巨人”。

警惕陷阱

更重要的是，国内社会公正性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中国最大的软肋和隐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表面看印尼、泰国等国被金融危机打倒了，但实际上，危机只不过是揭去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面纱，使国内存在的问题无法隐藏。

像印尼，当经济下滑，严重的腐败问题、社会矛盾、收入差距、少数民族受排挤等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一下子击垮了印尼，人称“印尼陷阱”。危机好比大浪，浪一冲，就知道哪些是建在沙滩上的建筑。金砖四国腐败都很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改革都还处在中途半端，政治现代化没有完成。而在改革完成之前，国内的诸多隐患随时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辉煌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王逸舟认为：“也许再过10年 20年，现在的金砖四国有的上去了，有的下来了。这既取决于国际关系博弈，也取决于国内改革程度。中国虽然一步步走向前台和中心焦点，但未来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体制性约束，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妨碍减缓，还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多作用的前提是自身体制的不断改革。”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目前中国的社会顺畅度已经极低。从去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到今年的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山东东明事件等，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是中国腾飞的隐患。去年以来，高官腐败频发，掀起了一个查处的小高潮。

除了广被质疑的种种问题，中国目前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民工身份转变。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41%，剩下的59%要靠打工获得。当一个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农业，那就不能叫农民。刘福垣告诉记者，目前农民中70%都已经是工人了，即农民工，但社会身份没有转变，大批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

30年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趋上升，并不能让中国避免重蹈印尼的覆辙。一旦上述的种种不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陷阱的出现将并非危言耸听。

新模式的惊蛰

欧洲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正是因为旧模式的过时，甚至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经过了几次大的危机教训。第一次危机笨到把牛奶倒进海里去也要维持价格。后来开始给工人让一点步，提高工资金和福利待遇，增加工人购买力。几次危机后，现在欧洲的剩余价值分配格局中，50%已经归社会。中国第一次遭遇危机，暴富的部分人还没认识清楚。但危机会教育人。

弱势群体不仅仅是没有利益诉求渠道，在中国，弱势群体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在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这次危机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的缩水，于是才出现了让步的可能。

这些年靠出口退税等特殊政策赚得盆满钵满的老板们，已经感受到寒冷，因为中国刚刚提高了出口退税率，国外便立刻降低进口价格，他们依然无利润可言。死而后生，当一批企业倒下，不少老板都跑到大学学习，转变观念。在房地产领域，物业税实际上是把土地批租改为年租，虽然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心不甘情不愿，但这次经济危机，终于使物业税的出台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通用汽车，如果是在中国就不会破产。通用工人平均小时工资40美元，还有29美元用于各种社会费用，也就是说，通用每小时实际支付的工资成本是69美元，大约是中国工人工资的40倍。目前创造100块钱的价值，中国工人实际才拿到12块，而美国工人拿到了69块。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目前中国工资收入仅点GDP的百分之十几。现在是改革分配体制最好的时机。危机后，中国国际地位是否提高，要看剩余价值流出是否减少。

“这次经济危机，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向的契机。危机不是灾难，而是革命，是国际战略和国内发展模式的调整，是规律告诉我们旧的分配模式走向了反面。任何范围的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百姓不想消费，而是没钱消费。危机爆发了，要求私人生产向社会化让一步。现在各国的主导思想，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恢复旧模式，这不是真正的复苏，经济的真正复苏需要改变旧模式，创造新模式。要重新繁荣，肯定会改变发展模式，两次繁荣不会在一个等高线上。”刘福垣说。

站在旧模式的立场上，感到的是冬天，站在新模式的立场上，感到的则是惊蛰。危机迫使一些停滞已久的改革，不得不重新启动。

战略转向

2003 年8月14日，温家宝在国家行政学院，第一次提出了转变发展观。随后，胡锦涛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实质就是要转变发展观。紧跟着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陆续提出。但所有转变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强大的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使中国在旧模式下继续狂奔。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只有GDP的增长速度，而没有设计出衡量发展速度的指标。

十七大报告中明明白白写着消费拉动，报告墨迹未干，财政投入的4万亿却大都补了投资和出口，“还是投资拉动啊，这说明并没有真正改变发展观，否则肯定不会这样投入4万亿。”刘福垣认为。

2008年，虽然流动性过剩早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一年吸收的外资仍高达716亿美元。

而随着危机的深化，各方面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 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股市却异常活跃，一个重要原因是4万亿的流向出了问题。因为很多实际操盘者对经济的实际情况心知肚明，并没有被经济指标蒙住眼睛，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把钱投入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会卖不掉。于是财政投入的4万亿，到了具体部门手里，这些钱一部分被重新存进了银行，一部分被投入了股市。所以实体经济不可能因为4万亿的刺激复苏，单纯地保住GDP的高速发展没有意义，而且不可持续，这一点现在已经被认识到。

“国家已经把国有股的10%放在社保里，尽管这种放法我并不赞成，但这说明发展理念有变化了，开始重视提高社会福利。”刘福垣说。

富有意味的是，面对外商关于政府采购歧视外资的问题，发改委给出的答复是，真正受到歧视的是国内企业。6月4日，发改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等其他八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强调政府投资项目属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这似乎表明，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正成为过去。

今年4月，中国减持了约44亿美元美国国债。这是一年多以来中国首次减持美国国债。

上述迹象表明，中国终于在这次全球危机的压迫中开始尝试转向。只有当中国真正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观念，才会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真正的强国，和其它新兴国家一起，重新安排国际利益格局，而不是花钱当老大的无奈和战略不清的模糊形象。

孔子再出山

一改低调，中国眼下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场重构自我形象的攻坚战略，大致方案是，透过“汉语国际化”推广路径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诉求，以期改变与一个崛起中大国地位明显不相称的“软实力”缺陷。

在此方面，出自官方的一些构想可谓雄心勃勃。他们认为，需要无形、稳健地重构“中国文化形象”或“文化中国形象”，进而谋求重构世界性文化生态，抵消“西方标准”和“强势话语”霸权，直至终结西方文明一枝独秀局面。这些表述引人无限遐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象征之一、已经故去2000多年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为此重新出山，官方希望借助他令人“高山仰止”的声望招徕识者。这位面目亲善和蔼的先贤在国际上具有被广泛拥戴的基础，他的一些思想、言行得到了许多认同。

“我们要力争应有的、本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儿，那不是抢来夺来的，但是通过汉语国际化的努力，到时候自然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副所长刘秀岩对本刊记者说，“我们要增强软实力。我们的软实力现在还跟不上硬实力。”

汉语国际化的主要载体——孔子学院目前已经遍地开花，分布于全球80多个国家，总数接近400所。短短4年时间，规模扩张之快，已远远超过原先的拟定计划。这还远远不够。根据一项中长期操作目标研究，孔子学院开办数在全球预计最终可能达到1000所以上，并覆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近500个世界大城市。

鉴于长期以来一些西方组织对于中国认知的偏见，无原则的内敛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根据国际经验，主动寻求与不同文化体的融合与对话，有助于遏制“妖魔化”中国、消除不利于中国的“幻象”。

刘秀岩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们正确看待我们，消除不必要的误解、错觉，或者诋毁。语言与文化层面的互动过程，“既是让他们了解我们，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他们”。

为什么是孔子？

孔子学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培训机构，每一个与孔子学院有关联的人都向本刊记者重申了这一点。从它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它的使命便已被定格：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

根据官方内部某种更为准确的表述，海外孔子学院的设立属于文化外交策略，与中国对外已经有过的“乒乓外交”和“熊猫外交”一样，这种外交形式具有民间性、间接性、隐形性和长期性等诸多特点。这是中国文化第一次清醒而自觉地面向海外并谋求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但在世界上这并非首创。在此之前，全球一些主要国家纷纷设立了自己的跨国别语言培植与文化传播机构，以便扩张和巩固自身的“软实力”。英国的文化委员会、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一批机构先后兴起，所在国除斥巨资扶持之外，一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亦亲自担纲庇护人，政府甚至推出相应的法令和规约，不遗余力推动本国文化外向延伸。

“推销自己，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或者群体，都会扬长避短，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这在所有国家都常规存在。”泰国清莱府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的白玉国说道，“在做事业的时候，推销自己也是一种需要。联合国也需要推销自己，以便提升影响力和作用力。”

白玉国所在的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设于2006年。他曾是厦门大学一名教师，后被国家汉办派赴支教。2008年，白玉国出任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负责开拓当地的汉语文化推广市场和学院一应管理工作。

他在给本刊记者的邮件中解释了中国为何将孔子学院的重心置于国外。这是因为“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

他说，这样说也许很官话，“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孔子曾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腐朽、保守系统的代表而遭到批判与唾弃。仅仅在三四十年前，人们还以“孔老二”的称谓挖苦他，并捣毁了他位于山东老家的府邸和墓地。

但是自从孔子学院设立后，他又被赋予了更新一层色彩。2004年，教育部和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决定将中国设在海外的语言推广机构正式定名为“孔子学院”。白玉国说，“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选择孔子作为汉语教学品牌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

在此之外，有人亦称颂孔子是伟大的精神导师，为我们确立了一种共同的社会秩序和信仰。但反对的声音并没有消失，一些人愤愤说，前进的中国不需要“封建卫道士”，是他教会了我们下跪和被凌辱。

“就连孔子学院这个名称的确定，都有很多人误解。”刘秀岩说，“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但我们不能全部用上。孔子最代表中国文化。”

刘秀岩反复强调，“孔子学院”事实上是一切中国优秀文化的集合，而不是排斥与分裂。“就像歌德学院，你一听就知道是德国的，孔子学院也不必理解成只是儒家的。”他表示并不认为孔子的一切思想都是好的、积极的，“儒家那一套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我们把各大家的长处都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优势文化。”

刘秀岩的措辞让人感觉整个汉语国际化事业操作起来显得敏感而不易，需要处处谨慎，时时小心。

人民大学汉推所是国家汉办的主要智囊机构之一，独家负责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研究，是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确立的国内八个研究基地之一。但是现在他们努力淡化 “国际推广”这个词可能给人造成的有所企图的歧义，认为“国际化”一词显得更为中性、平和一点，不至于太刺眼，招人议论。

孔子学院目前面临的舆论形势是内外夹击式的，内部的不理解和外部的攻击同时存在。一些中国学者告诉本刊记者，中国能利用起来说服别人的只有传统思想，孔子给外国人的感觉是一个和蔼、有人情味的智者，有利于推广。即使是这样，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国的落地也是非议不断，指责中国对外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输出的论调时有出现。

汉推所现在主要致力于研究全球各国在语言文化推广方面的成败得失，提供各种现实而且可行的决策咨询。此前他们历时一年时间倾100多位学者之力完成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一项战略研究。研究报告只在内部会议上使用过，会后即从全部与会专家手中收回，以防外泄，搞得异常神秘。

根据一些研究，“大国威胁论”引发的担忧容易使人杯弓蛇影，由此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刘秀岩对此颇感不平，“咱们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官方在力推这件事。事实上，许多国家的语言文化交流机构都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他们之前甚至是在推行一种侵略性的语言文化扩张。”

异国落地

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官方就孔子学院的办学资源进行了一轮整合。2007年中国成立孔子学院总部，学院总部与国家汉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此前分散于各部委的汉语和文化推广职能被集中到孔子学院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由12部委的主要负责人组成。

短期内学院数量的全球快速增长与高比例的政府财政支出不无关系。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用于汉语国际推广的经费只有5000万元，此后逐年增加。2006 年相关投入增至2亿，2008年的预算则为16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策略在这方面充分显现了效果。但这些投入与国外政府扶持的文化交流机构横向比较，依然要逊色很多。

以英国文化委员会和德国歌德学院为例。前者在2007~2008年度从政府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门”得到了1.89亿英镑资助，此外还通过教学和考试自主创收达2亿英镑，总支配经费相当于人民币40亿，这还不包括一些社会团体和企业的捐赠；歌德学院海外分院的经费80%来自德国政府，外交部提供其中的50%。2007年他们的总预算高达2.54亿欧元，1.74亿来自德国政府。2008年政府则给了2亿资助。

在此背景下，孔子学院的办学投入被认为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不相称。因其是中外合作办学，目前孔子学院的设立需要中外双方共同出资。按照学院章程，中方对每所海外孔子学院投入 5~10万美元启动经费，学院的日常运营则由中外双方按1∶1的原则共同承担，一些合作方的财政状况不佳，严重依赖中国。一些学院申办不久即出现经费紧张现象，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相比于一些出现亏损的孔子学院，张慧晶所在的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孔子学院境况要好许多。她说，“我们一个班计划最多招收25个学员，但实际上会招收28个，这样就能保证不亏损。”

这所孔子学院的培训同时面向校内本科生和校外学员。一个学生一学期的收费为40个小时60万比索，约相当于280到300美元之间。

张慧晶原是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的副教授，现在是这所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2004年她作为公派汉语教师来到安第斯大学任教。2007年，这所大学经过申请设立了孔子学院。

为了避免中间环节过多影响决策效率，孔子学院一般是直接隶属于所在大学校长办公室的独立学院，设一中一外两位院长，协同工作。在汉办的政策框架下，中方院长由中国的一些大学派出，中方大学还为外方大学提供师资和支教志愿者，外方大学提供办学场所和办学设备。二者进行对口合作。

最开始张慧晶他们也需要通过广告营销。尽管那所大学是哥国最好的私立大学，有很多主动寻求信息的受众，但孔子学院这种继续教育和培训性质的机构还是得通过当地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来推介自己，以此来招纳学员。

“挺贵的。”张慧晶向本刊记者比划了一阵。

他们在当地报纸上做小于巴掌大一幅贴片广告就需要1500美元，主要预告一下开设课目和简要内容，然后留下供咨询联络的方式。现在他们开设了自己的网页，所有的内容会透过网页发布，就停止了广告投放。

培训内容因需而设，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专门的语言课，另一类是专门的中国文化课。语言课由南开大学派出的三位老师轮流上，“教一些最实用的，学了以后就能出去说，起码不再觉得中国那么遥远那么陌生。”

中国文化课包括了中国的历史、政治、文艺、哲学、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等，旨在让当地人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这些专题由当地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和专家来主讲。

张慧晶等人会根据当地学员的需要来决定开设哪一方面的课程，然后派人分头去物色主讲人。程序是要查阅他们的著作，旁听他们的讲座，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当地是否有市场。此外，主讲人的政治倾向审查也是一项工作。

“比如是亲咱的，还是反咱的，这要把关。”张慧晶说，“我们必须了解他，清楚他不会瞎说乱说。”

至于中国文化课为什么要请外国人来讲，“这绝对需要4000美元。在当地请专家讲课，只需要几百美元就够了。这需要计算成本。”“咱们的学者也不一定受欢迎，因为没有接触过当地人，不了解他们需要什么。”

智囊们提醒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以加大资金投入和汉语国际推广的财政保障。以歌德学院为例，他们的海外分院办公楼及相应财产权全部属于自己。他们的职员也是全部雇佣，没有从德国大量委派。可以说是完全的自主独立。但孔子学院不是这样，在海外的分院并不属于自己，合作方(国外大学)才是法人主体。

“孔子学院有点像我们的德语中心，”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副院长柯理说，“我们在四川和重庆一些大学里设了德语中心。这是合作关系。我们提供一些资金和内容，但法人是对方。”

推销战役

歌德学院曾为孔子学院提供过顾问咨询。柯理告诉本刊记者，在北京，孔子学院的人常会到歌德学院寻求交流，双方会就管理方面交流一些经验。

“孔子学院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当更多的人想学习汉语，语言的交流会使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事情更感兴趣，”他说，“语言是增进交流的前提。”

不过他并不愿意将歌德学院与孔子学院进行比较。他认为，孔院现在的重点还是放在语言培训上，而歌德学院不光有语言班，还有信息中心和文化交流两方面内容，不具可比性。他说，我们乐意与这样的机构合作，他们短时间内扩张那么快，我们也会感兴趣。

歌德学院历时50多年发展，目前在全球有140多所分院。在中国，他们一直在走精英路线，希望通过向一整个城市知识青年阶层提供有意义的内容，启发他们的兴趣，从而使中德双方的文化进入一种对话状态。在这方面，他们有前卫的艺术项目以及各种德国高端文化活动推出。这些在中国目前看来似乎极有市场。

柯理说，孔子学院已经搭起一个平台，这是好的基础，但发展究竟怎么样，还需要往后看看。“他们的成立时间不长，没有系统性，很短时间里进入了很多国家，投入很多，需要系统做起来，使很多方面规范化。”

歌德学院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版本。早在20年前，在邓小平的特批下，他们进入中国。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严肃的事情。最初他们被归入教育部管理，中国方面还考虑要给予他们的院长一个级别。经过一段时间讨论，最终决定给歌德学院北京院长评了个副局级。

那时候他们只可以从事语言培训，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还不被允许。2000年之后，他们才真正可以放开手脚从事丰富多彩的文化推广活动，各种前卫艺术尤其让年轻人喜欢。

“我们认为文化的交流和宣传，很重要一个形式就是合作，”北京分院公共事务部主任朱子娟说，“有合作就有沟通，没有合作是不会有效果的。”

他们最近的一次尝试是邀请德国的乐队来华演出，并邀请风格相同的中国乐队参与。主要形式是让德国的乐队用中文演唱他们的歌曲，让中国的乐队用德语演唱他们的歌曲。结果德国人对中国现代音乐简直着了迷。

但歌德学院不会通过广告做推销。朱子娟说，我们从来没有硬性推销，没有硬广告。我们比较低调，一直安安静静地呆着，做一些隐性工作(比如资助一些出版社的德国书籍译介出版计划)。逻辑是，文化宣传不同于商业宣传，文化是有格调的，不能通过广告去剥夺人们想要获取安静和不想接收信息的权利，否则就是一种文化侵略。

当然不能说孔子学院没有策略性。孔子学院目前全部进入海外所在国的大学建制之内，这实际上已是最为核心的文化层次上的合作与接触。白玉国说，学院这种形式是推销自己的最好且最合适的载体。与国外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合作办学院，可以非常方便地融入当地社会，特别是接触到知识分子，交流的是语言、文化和艺术，非常有益。

“很多学院通过招收学员，能有不少的教学收入，对于合作的外方学校而言，也有现实的经济效益。”

当然，中国也面临一场资源争夺战。主动出击推销自己的国家并不是一个。以最活跃的日本为例，在张慧晶的记忆里，他们曾在她所在的大学搞了一个日本文化周，使馆方面什么都提供，名贵的吃喝全部免费供给。钱花了不少，这也为他们博得不少好感。许多当地学生都喜欢首先选择到日本留学。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来中国，但人家说了，日本方面一听说他们要去日本，就提出旅费、住宿全包，只要他们能真正喜欢日本，并且在日后能专门研究日本。去中国没有那么多奖学金。”

法语联盟则直接带着设备和内容进入当地的中小学，与当地合作建设双语学校，不光从中赚了钱，也推销了自己，“哥伦比亚人从小说着法语，长大了当然热爱法国，这里面有一个感情因素。”

中国方面似乎也在考虑加大这方面的力度，不仅是有人提议增加财政给付力度，各项针对性的吸引策略亦在完善之中。孔子学院目前已经设立“孔子学院奖学金”，这种投资并不是没有潜力。“那些人来了，吃了我们的饭，喝了我们的水，当然是有感情的。当他们成长起来，在那个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就能替我们说话。”

张慧晶每年夏天都会带领10多个哥国学生回到南开大学学习汉语，并深入中国各地参观，进行学习实践。有些学生选择留在南开继续学习。有些学生则对中国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中国现在需要想尽办法让更多潜在人群进入自己的语言体系，以形成一条长长的“文化统一阵线”，这应该是汉语国际化不言自明的方向。根据一些内部研究来看，目前孔子学院的布局已经实现了在经济最发达并且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地区、传统上与中国交往密切且具资源优势地区、与中国有文化亲缘关系地区的落地。

“很多国家都在考虑，采用什么方式进入多领域对话，增进了解与理解。这是一件好事情，”柯理说，“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得到认同，另一方面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世界的多元性。当你能提供一种有意义的选择，最起码可以通过这种对话解释给别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