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资料图）
6月12日中午，当王荣那幅浓眉朗目的照片冲上各大网站头条时，海内为之注目。这一天，之前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荣被任命为深圳市代理市长。
对江苏省的组织部门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过去为苏州主要领导办理调动手续我们已习以为常了”，江苏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对纷纷打进的采访电话回应说。
有人计算过，这样办理调动手续，从1998年到2004年，平均每两年一遇，而且都发生在苏州历届主政者身上。这次，轮到了从2004年10月起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荣。
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苏州到深圳，从“苏南模式”到“深圳模式”，在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城市，王荣开始了新的使命。
苏南政坛上的10年行走
王荣的简历，标示着他在苏南政坛上一步一个台阶的前行足迹。
2001年6月，在南京待了24年的王荣来到无锡，就任代市长。是时，他从江苏省农科院院长调任省教育厅厅长刚满1年零1个月。
到无锡两年后，2003年，王荣履新无锡市委书记，又一年后，46岁的他被擢升为苏州市委书记，并成为最年轻的江苏省委常委——从处级到副省级，王荣只用了10年。
“王荣到无锡再到苏州的这段时间，外界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正进入一个高潮”，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储东涛回忆说，那时无锡、苏州、常州的发展高度同质化，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带来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而王荣是唯一在无锡和苏州都当过书记的干部，“我个人认为，当时调他过去，是希望他承担起‘苏南转型’的探索重任，找到江苏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储东涛表示。
储东涛和王荣相识很早。
1993年前后，省委党校县处级干部培训班的一个学员给时任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的储东涛留下深刻印象。
“他上课看老师、看黑板的眼神很专注，一节课下来几乎不见他动身子”，储东涛回忆说，“他当时既不是班长，也不是团支书”。
这人就是王荣，当时他是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系主任(正处级)。
按照干部管理的惯例，一旦成为省委党校县处级培训班学员，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省委下一轮拟提拔任用干部序列。
这期省委县处级培训班大约有50名学员，但有博士学位的极少，同时喝过“洋墨水”的更少，王荣是当中的佼佼者。
与其他学员不同，王荣下课后特别喜欢与授课老师“私下交流”。当时，关于“苏南模式”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两人交流的重要课题。
“谈到这个话题时，王荣先不说话，他一直注视着我，听得很认真”，储东涛说，“等我说完后，他再讲他的想法。”
储回忆，王荣在和他谈话时说，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改革开放的前后，对改革坚定，当国家需要一批人去推动改革时，他们中许多人准备放弃个人的追求去投身改革大业。
王荣也谈到自己这代人的“不足”：对世界的认知和对市场经济的把握还在适应当中，要边干边学，“始终在不断调整、完善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发展经济学的高材生
王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1978年进入江苏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就读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1985年，他考入我国农业经济学泰斗刘崧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考进的博士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从北京中科院来的”，现年75岁的南农农经系原主任顾焕章回忆说，“王荣比那人早3个月答辩，因此成为中国首个农业经济学博士。”
学生时代的王荣不仅学习优异，且多才多艺，拉得一手令人陶醉的小提琴。
王荣的大学同班同学、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教授钟甫宁介绍说，王荣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自己考取，并非系里保送。这显示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
王荣的主攻方向之一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发展”的概念不仅指经济增长，更包含了社会的变革和协调前进。
1987年，王荣和钟甫宁一起跟随导师、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授刘书凯去盐城考察滩涂利用。“这次考察使我们全面认识了什么是发展”，钟甫宁说。
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对王荣影响至深，并体现在他任职无锡、苏州时的施政理念上。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发生后，王荣率先表态：苏南发展欲上新台阶，必须树立以环保优先为核心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完成学业后王荣留在母校任教，并在当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钟甫宁透露，按照资历和学术成就，王荣原本可以破格晋升教授，但为人低调的他放弃了这一机会，坚持按照常规程序，在6年后才获得教授职称，而那时，他已是南农的副校长。
王荣为人稳重、厚道，但在任经贸学院院长和副校长期间，他从不偏袒自己的学生，也从未替亲友“打招呼”，“他把这种作风一直带到了后来从政时期”，南农大的老同事们评价说。王荣谦和的个性也颇有口碑。钟甫宁回忆，2006年南农大举办农业经济研究生教育60周年国际研讨会，王荣应邀出席。但他的身份是“学生代表”，只被安排在主席台的最边上就座，而且最后一个发言。王荣以副省级高官的身份，毫不介意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每次到南京，只要不是特别忙，他总会到南农大来看看我们这些的老头子”，顾焕章说，“王荣学生时代就善于与人相融，在无锡当书记就和搭档市长蒋定之(现任银监会副主席)的私交很好，所以有王荣在的地方，领导班子都特别团结。”
巧的是，备受争议的改革者仇和与王荣都来自江苏滨海县，在同年考入江苏农大，仇和学的是植保。两人都在省农科院任过职。
今年初，顾焕章受仇和之邀前往昆明办讲座，他将对王荣说过的一句话告诉仇和，“你们两人都很稳重，爱思考，想得远，不受惯性思维约束；你(仇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开拓性、胆子大；他(王荣)在经济发达地区，细腻谨慎。”
两人听后的反应都一样——笑了笑。
小桥流水间的转型探索
苏州履新后，王荣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探索更为执着和系统。
“苏州从来不会停留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上面，我们始终在探索、创新，这是多年来我们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法宝。”他让世人10年后再回首。
王荣反复告诫苏州官员，在科学发展时代，苏州没有骄傲的资本，全国都处于一条起跑线上。
“30年来我们听到的赞美声太多了，我们不能沉浸在已有的成绩之中，否则就是影响苏州发展的‘罪人’。必须反骄破满，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从2004年开始，苏州市委市府连续三年的“一号文件”，清晰地展示了苏州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思考——2004年是《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直指“富财政，穷民间”的短板。
为解决“老苏州人”与“新苏州人”之间的“差距感”，苏州市财政投入巨资，解决“新苏州人”的子女入学难问题。
为致富民间，王荣不断鼓励苏州人创业，“苏州过去缺乏创业文化，工商气氛不如无锡，”他说，“今后我希望300多万外来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来创业的，而不光是就业。”
2005年，苏州出台《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政策意见》，率先提出“优二保三”。这早于江苏提出“(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
在这年出访新加坡归来后，王荣向同僚们传递了他的新思路：苏州要重点发展两个方向：一是加快以信息科技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二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制订的“四大行动计划”被王荣天天带在包里。
王荣推动产业升级的另一措施是对苏州文化的发掘。“苏州博物馆就是他顶住各方面压力建起来的。”苏州同里原党委书记严品华说，眼下，江苏即将召开文化产业创新大会。而在苏州，这早已实践。
从追赶深圳到执政深圳
产业升级转型的共同命题，使得苏州与深圳这两个分属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有一种奇妙的关联。主政苏州时的王荣一直紧盯深圳，研究深圳，把深圳作为追赶目标。
2007年，苏州市GDP为5596亿，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五，和排第四的深圳相比，总量相差约1000亿。
“这1000亿当中，金融业占500亿”——2008年5月苏州首届金融会议上，王荣对分管金融服务业的班子和银行、证券、保险巨头指出——“各位要负一半的责任”。眼下，苏州风投基金全省第一，超过了其他12个市的总和。
苏州与深圳的差距在哪里？王荣一言以蔽之：“活力不够，发展方式落后”，最为突出的是科技创新驱动力不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大量物质投入。苏州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7%，与深圳相差一倍。
王荣对此思考的结果是：如果不是自觉地利用资本市场，如果没有良好的创业投资环境，深圳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2008年2月，广东省代表团考察江苏，在苏州举行两省座谈会。会上，王荣脱稿发言说：“我们去深圳参观过一个企业，大众激光，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老师南下创业所办的。深圳是创业的好地方！”
他说，很多人去深圳发展，是带有冒险甚至投机的心理，而选择到苏州来落户，大都是把风险看透了、想明白了才来的，“这说明我们的创业氛围还不够，风险意识还不够，我们要努力，把苏州从打工者首选变成人才创新创业的首选。”
如今，戏剧性的安排发生，王荣来到他多年追赶的深圳执政。两地共同关注的转型课题，前期对深圳模式的深入研究，无疑成为他履新的有利条件所在。
“苏州与深圳的探索模式是全国学习的典范。”一位学者评价说，王荣带着“苏州模式”空降深圳，代表中国发展最前沿的两种模式可望在未来得到融合，引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