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副行长林毅夫:金融危机，罪不在人民币汇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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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危机，已经从金融危机变成了实体经济的危机。我们应该关注金融业，但同时必须关注实体经济

挂着中国山水画的办公室显得格外淡雅，办公桌上放着一篇题为《四十年来家国》的报刊长文。在一个微雨稍歇的午后，在临近白宫的世界银行办公楼内，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

对于任职一周年的感受，林毅夫侃侃而谈，思路的顺畅、视野的广泛，几乎让人无法打断。与一年前相比，他显得更加从容、自信。尽管他也对本刊记者说，总是感到责任重大，作为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他应该不辱使命。

“不能让国人、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感到惭愧”

《瞭望东方周刊》：你到世行工作快一年了，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各方对你评价很高，一些人士说你是他们见过的最让人亲近、最有学者气的首席经济学家。你自己怎么评价这一年的工作？

林毅夫：作为第一个来自中国、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感到责任很重大，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至少不让国人、不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感到惭愧。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然也是做一个尽力尽责的经济学家，我就要竭尽所能。但要完成工作，也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还要鼓励我的同事，集合各位同事的智慧，群策群力。

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我希望我们的分析能够走在大家前面，对问题作出判断，并对大家有帮助。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打分，你会给自己多少分？

林毅夫：我希望是一个及格的、也是合格的经济学家。我应该还算是一个及格的经济学家吧。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一年中，最让你兴奋、烦恼的事情是什么？你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林毅夫：最兴奋的事情，当然是能作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世行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但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跟随挑战而来的，第一位的，就是责任重大。现有的危机，是大家以前都没有意识到的。没有意识到，就代表着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作为参考、指导。那么，怎么帮助世界、帮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了解这个危机、解决这个危机，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发展中国家还有14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下，一方面要帮助他们渡过目前的难关；另一方面，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发展的问题。坦率地讲，这没有现成的答案。

世界银行和国际发展机构进行扶贫减贫、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个目标提出来已经超过60年，但是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摆脱贫困。有些国家、有些地区，贫困的人口、贫困的比例，不仅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增加。这说明目前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所以，我也在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现有的理论框架也是不完美的，还有很多需要发展、需要补充。作为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么高的荣誉，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应该算是烦恼吧！

最难忘莫桑比克卖芒果的小女孩

《瞭望东方周刊》：在一年忙碌的行程中，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吗？

林毅夫：说到最深刻难忘的事情，有这样一件。我到世界许多地方去访问，到许多贫困的地方去，看到那些国家的贫困者，每次都有很大的触动。我到非洲的农村去，许多非洲农民听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了，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他们就是希望见面的时候，能反映一下他们的状况，希望我们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他们很高的期盼，也看到他们追求发展的强烈愿望。我每次就更觉得任务非常艰巨。

有这样一个事例，我到莫桑比克去，参观一个农贸市场。看到有一个小女孩，提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了一些芒果。因为进入市场买卖是要交税的，不愿意交税的，就在市场外面卖，但看到警察就要跑。

我看到这个小女孩，她还那么小，正是上学和需要别人照顾的年龄。但她却在卖东西贴补家用。我想去看一下小女孩，这就吸引了警察的注意。看到警察来了，小女孩撒腿就跑。那么小的孩子，没力气提着一竹篮子的芒果逃跑，她只能把芒果丢了。

这让我非常受触动。从这个小女孩身上，可以看出当地贫穷的状况，但也可以看出人们还是愿意努力，抓住市场的机会，实现发展的愿望。

看到他们贫困的状况，看到他们内在的动力，我就总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至于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努力，了解目前的危机及其背后的原因，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化解这个危机，并防止同样危机再次发生。

同时，我也希望用我们的智慧，去了解发展中国家，了解它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世界银行的平台，帮助它们解决贫困、实现发展。

这是未来工作的重点，是世行的任务，也是我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责所在。

中国应下大力气在环保、能源、社保、医疗领域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年中，你去许多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发表演讲，人们非常关注你，当然也关注你背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许多人对我说，现在危机是中国的一次机遇。你怎么看呢？金融危机会促进中国采取哪些改革？

林毅夫：中国人讲的“危机”，就是既是危险也有机遇。我想这个词，现在国际上也都知道了。

事实也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碰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的挑战和现在非常接近。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中，正是由于这个政策，通过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在通货紧缩的状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年均7.8%的水平。中国是当时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因为当时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消除了未来发展中的瓶颈。比如说交通，就讲高速公路，1997年我们有4700公里，到2002年，达到了25100公里。还有港口，我们利用那段时间，修建了很多机场、航运港，消除了中国在空运、海运上的瓶颈。还有电网改造、通讯，那段时间也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中国发展瓶颈被冲破，中国发展的潜力就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中国从1979年到2002年，年均增长率是9.6%。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因为日本的高增长只维持了20年，亚洲四小龙也只维持了20年，以后都降到年均7%~8%以下。

但我们中国，从2003年到2008年，年均增长率则达到了10.8%。

这就是当时我们抓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创造的一个机遇。我们当时不仅是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还进行了许多改革。住房改革，“抓大放小”，都是在那个危机时期推出的。

有一些改革不太成功，但总的来讲，当时的政策还是成功的。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我觉得，目前这场危机是同样的状况。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动一些该改还没改的地方取得进展。

像我们这次推出的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30%用在了环保、节约能源方面，这就是针对我们的瓶颈。当然，投资中的一大部分还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的交通瓶颈跟过去不一样，所以就偏重铁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我们在社保领域，在医疗领域，还有很多欠账，所以应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政府下大力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还有改革的问题。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对外贸易都盈余，且盈余那么多，储备不断增加，当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也要看到，我们投资跟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些事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跟佐利克不久前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消费就不能增长起来；消费增长不起来，储蓄就会很多；储蓄很多，投资就会很大；国内消化不了，就必须出国，就会导致贸易盈余越来越多。

9%~10%的增长速度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瞭望东方周刊》：可否这样理解，要促进国内消费，一个重点，就是必须促进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

林毅夫：对， 公平，要促进公平，这就必须改革。

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滞后的改革。像在金融领域、资源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的垄断。在其他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当前这个机遇，推进改革。

像国内最近进行的一些改革，比如医疗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对的。如果能把这些瓶颈消除，增长的潜力就大了。

我们9%~10%的增长速度，已经有30年了，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瞭望东方周刊》：那就是说，在你看来，中国还能创造新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当然会是奇迹，30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想，中国是可以抓住这个机遇的。我们本身进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不是休克疗法。这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稳定，能调动积极性，让经济发展好。

但是，渐进式的改革，也就代表着有些改革没到位，那就要利用机会把那些没到位的改革往前推进。另外，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金融领域、医疗保险、环保领域，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总是比较滞后，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对中国来讲，这个危机也给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机会。比如，中国通过发展来解决通货膨胀的经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消除瓶颈的经验，对其他国家就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知识也是全球共有的财富。

另外，中国储备丰富、资金相对雄厚。一方面，自己可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我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到国外投资，一方面，帮助了资金短缺的资源丰富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获得资源。

再有，我们人均GDP已达到了3000美元。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已没有比较优势，那就应该转移到海外去，转移到比我们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这也是一个机遇。对我们的企业来讲，这是在创造第二春。

我们的产业还要进一步升级。我们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还可以利用当前时机到国外去购买相关技术。我觉得这都是互利双赢的，也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创造共同发展的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我记得上次专访的时候，你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最好是技术和资源领域，而不应该是金融领域，现在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林毅夫：我还是这个看法，道理很简单，国外金融业的发展阶段跟我们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危机已发生变化，现在是“实体经济危机”

《瞭望东方周刊》：虽然IMF不久前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相对悲观，但最近市场乐观情绪则在上扬，一些人都认为，危机或许已经触底。对此，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想，总的来讲，目前大家看到的都是金融方面的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大力度的应对措施，应该讲，金融领域的崩溃可以避免了，大家的信心有点恢复。

美国应对措施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它所承诺的投入资金，不管是救市、增资，刺激经济，总共承诺了12.8万亿美元，约占到美国GDP的90%，其他发达国家力度也很大。

但是，这次危机，已经从金融危机变成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已有6年高速增长，很多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和制造业，造成产能过大，而现在需求突然下降，这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泡沫破灭，财富减少；二，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资金相对减少；第三个，美国消费和储蓄必须重新平衡，造成消费进一步减少。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投资的机会就少；企业开工状况、盈利状况就会不好；盈利状况不好，就业预期就不好，消费信心就很难真正恢复。这种状况也会使金融市场无法完全稳定。

金融市场的问题主要是有毒资产或不良债务的问题，但是，产能过剩会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资产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另外，市场需求也会进一步下降，企业盈利状况进一步下降的话，那不良债务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欧洲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金融市场崩溃是可以避免了，但不是完全稳定，或者说触底，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比如，IMF在去年11月份预计美国金融业需要冲销的金额大概是1.4万亿美元，但上个月这个数字又扩大为2.7万亿美元，会不会再扩大，很难说。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的原因，就在于实体经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危机进入到目前阶段，我认为是实体经济的问题，这也是症结所在。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金融方面也很难完全稳定，更何况，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失业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

“中国经济将可能最早见底”

《瞭望东方周刊》：哪一个经济体会最先复苏？

林毅夫：我想，中国经济可能最早见底，因为中国的财政状况较好，外汇储备较多，我们积极财政政策的干预力度，如果从比例来讲，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

另外，中国有1998年的经验，我们在“化危为机”方面，是有经验的。

所以，你看我们采取的投资，在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项目上面，占到了30%。基础设施、卫生教育，这些都是我们的瓶颈，我觉得这些投资会很有效。

第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已出现了回升；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年度相比是有下降，但以季度来比则出现了上升。

但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很快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两位数的增长，这就不是一个国家能实现的，必须有赖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我估计，中国经济维持7%~8%的增幅应该没问题，今年没问题，明年也没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那会不会出现W型的恢复呢？

林毅夫：我想，这会是小的W型增长，不会是大的W型增长。因为你本来从10%以上的增长率降到8%，差不多有3个百分点下降，以后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所波动，但应该在7%~8%之间波动。要恢复到9%以上的增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这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而是全球的问题。

我想，新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这是一个实体经济的问题，现在出口下降，就是因为产能过剩。

危机的性质， 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变化，我们当然关注金融业，但同时必须关注实体经济。

前两次的G20峰会，主要关注的还是金融业的问题，虽然G20声明要求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但是各个国家认识并不统一，决心也不够大，所以力度有大有小。我觉得，下一次G20峰会，注意力应更多地放到实体经济上。

《瞭望东方周刊》：我记得上次采访你时，你谈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个很大的启迪就是要着眼长远，不要用一个泡沫替代另一个泡沫，换作中国人的说法也就是要有“忧患意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要对哪些问题保持这种忧患意识？

林毅夫：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应该认识清楚。对目前的危机，我们相对来讲是游刃有余，因为财政有盈余，外汇储备庞大，让我们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头脑必须很清楚。

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一方面中国发展了，促进世界财富增加，对世界贫困的解决贡献就大，因为中国的人最多。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后，就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市场和机遇。而且中国的很多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都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

但是中国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很清醒、很有决心地继续解决这些问题---我前面谈到的收入分配问题，改革滞后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问题；金融、资源等领域存在垄断的问题；还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社会领域，在医疗、社保相对滞后；以及环境问题，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发展和环境之间必须取得协调。

“未来美元的地位跟在二战刚结束时会大不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领导人对在美国的投资的安全性表达了担忧，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提出建立新国际储备货币，这其实都牵涉到美元的汇率变动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风险问题，该如何进行调整保护国家利益？另外，怎样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林毅夫：目前来讲，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如何实现稳定，怎么渡过难关，是全球的头等大事。美国经济实现稳定、渡过难关，对美国、对世界，也对中国，都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必须有的清醒认识。

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投资，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其中的风险，不在于美国会赖账，因为它是一个储备货币国家，它还可以印钞票来还钱。问题在于币值的问题，但短期来看，美元还上扬，这里面有它的原因。

首先，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美国企业高度杠杆化，很多资金流到国外去，现在金融机构为了自保，去杠杆化，所以资金回流，这样对美元需求就大。

第二，这是全球性的危机，美国固然遭遇危机，其他国家同样难免。日本经济今年下滑幅度预计在5%~6%，欧洲国家下滑在4%~5%，美国相对下滑幅度要小。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经济相对安全，所以很多钱回流到美国来。

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大量印刷钞票，长期来讲美元是看跌的。如果这样的话，美元就会失去人们对其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

到底什么样的国际储备体系比较好？这是值得探讨的。凯恩斯提出过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占到了世界经济 50%。美元是国际贸易领域最通用的货币，所以美元就自然成为储备货币，这是自然形成的。

从未来来讲，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会下降，欧盟目前的经济规模和美国差不多，中国经济比重则会不断增加。因此，未来美元的地位跟在二战刚结束时会大不一样。

如果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这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问题，比如一个国家的宏观管理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间的矛盾。

将来如果IMF特别提留权（SDR）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当然可避免这样的矛盾，但又会带来另外的问题。比如，像在这次危机中存在的Too big to fail（大得不能倒）的问题。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使它的宏观没管理好，你也不可能允许它崩溃，就像美国要救助AIG一样，到时，国际社会也必须花费巨额国际储备货币来解决美国的问题。所以各有利弊。

至于将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应该将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大家讨论，集思广益，慢慢地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系。

为什么与佐利克联手推G2

《瞭望东方周刊》：我知道你关注的不仅仅只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不久前的《华盛顿邮报》上，你和佐利克呼吁中美建立G2，认为没有一个强大的G2，G20会让人失望。这引起了外界广泛的关注。佐利克对我说，这是因为中美经济太重要了，而且存在相互依赖性。你的看法呢？能谈一下这个文章出炉的背后吗？

林毅夫：文章引起很多重视，当然会让人感到很高兴。

目前的金融危机，一方面是金融问题，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问题，也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后者需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中美两国是最有可能以比较大力度来做的。

虽然欧洲和日本都需要制定积极的政策，但欧盟内部很难协调，日本相对规模较小。因此，在解决实体经济问题方面，中美两国可以起到带头作用。

另一个方面，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还在谈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但实际上中美两国经济失衡，不是汇率造成的，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发表这篇文章，就是以正视听，让大家不要只看问题的表象，而应该看到本质。把这些问题都归罪于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我认为，其实在2003年后，大家就开始认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是炒作人民币汇率，也许当时就可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也许，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危机了。

在现在金融危机中，如果还在谈汇率问题，如果人民币因此大幅升值，中国失业会大量增加，当然对中国不利；但美国进口产品价格会更贵，也会加剧危机，增加美国失业率。

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实质，我和佐利克写这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并对症下药。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一是在经济上，二是在知识上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关注国富、国穷的问题，主要工作也是促进国富。你去了很多次非洲，怎么看国富和国穷的问题？怎么看中国发展模式，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非洲和世界有什么借鉴意义？

林毅夫：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共同的愿望，我到非洲，看到那些国家的农民、小孩，他们的愿望，其实和我们中国农民和小孩一样。

同时，我也相信，每个国家都有机遇，如果每个国家能够按照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它就一定能发展出有竞争力的产业，就能多创造就业机会，多进行资金的积累、完成产业的升级，经济就能进入动态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必须要有市场，发挥它的产业优势；另一方面，要有因势利导型的政府，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

我希望从中国、从东南亚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发展出相关理论，产生新的思潮，形成更有效的政策框架，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也迫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许多人呼吁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中国的地位正日益凸显，当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你觉得国际格局将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林毅夫：我想，经过这次危机，世界格局将会从单边变成多边多元。美国，还有欧盟、中国、日本，它们的规模都相差不大，新的国际格局要反映这种国际力量的变化。

可以说，从单边走向多边，从单元走向多元，这将是一个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最重要的还是管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是自己本身的需要，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这一点，我刚才已作了阐述。

中国将成为这个多边框架体系下的一个重要成员，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将对国际事务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种贡献一方面是在经济上，一方面是在知识上。相对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地位，相对于我们在国际上的分量，中国的作用将会是积极的。■

林毅夫世行为官一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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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的业绩表明，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出产品，更在于出人才，出思想”

从台湾到祖国大陆，又从北京大学教授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人生履历，存留着现代中国历史沧桑和风云变幻的烙印，也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见证。

正是出于对林毅夫学识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看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选择了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也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曾担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是中美关系著名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者。对中国知之甚深的他对记者解释说，林毅夫是经济发展领域尤其是农业发展方面的专家，他的任职，将会为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

而林毅夫任职世行的第一年，这个世界就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行工作量陡增，中国角色和经验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林毅夫的一言一行更为外界关注。

在异常忙碌中，林毅夫度过了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第一年。他对《望东方周刊》说，一年来，他“备感责任重大，总努力尽职尽责”。至于成绩，他谦逊地表示，自己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及格的”经济学家吧。

对于林毅夫一年的表现，佐利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本刊记者说，林毅夫向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与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非常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新职位需要全球视角

在华盛顿，经济学家多如过江之鲫，但林毅夫似乎与众不同。自2008年5月底就职以来，他保持着一贯的低调。

担任世行新闻总监的Geetanjali Chopra女士对本刊记者表示，林毅夫“谦逊的态度、开放的观点”让她印象深刻。作为同样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的世行高级官员，Chopra女士为林毅夫的表现感到骄傲。

许多接触过林毅夫的人都说，他没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高傲和淡漠，每次回答问题，总是微笑满面。

但对林毅夫来说，从大学教授转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外界的关注和厚望，是对他的鼓励，也是一种压力---尽管他本人总是回避使用这个词。他对本刊记者强调，他更愿意说，他在“努力适应目前的生活”，而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所谓“全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的家从北京搬到了世行总部所在的华盛顿，更缘于当前的工作方式和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以前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虽然也担任一些行政职务，但主要仍以教学和研究为主；而进入世界银行，职务高，责任也大。

他强调，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应该不辱使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然也是做一个尽力尽责的经济学家，我就要竭尽自己所能。”

他的最大感触，就是新职位需要他具有全球视角，“在国内，站在中国的立场，想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但在这个地方，考虑问题都必须从全球的视角出发。”

林毅夫担任的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界银行的头号宗旨就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林毅夫说，作为这一部门的负责人，他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就是调动每个同事的积极性，集合大家的智慧，提供应对的方案。

就任以来，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短短几个月内，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加纳、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还到德国、日本多个发达国家访问。

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也是他之前作为北大教授难以想象的。他对本刊记者感叹，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感觉时间不够，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而世行的成员国有180多个。但具体来讲，“最大的难题，我想还是怎么样去了解每个国家，去真正地站在那个国家的立场，看他们的机遇和挑战。”

每次见面，他总是很忙，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以至于2008年的一次约访，他最终只能将时间定在下班之后。谈话中，他办公室的灯光不时自动熄灭，提醒他：早已到了该离开的时间。而他重新将灯打开，继续与本刊记者的对话。

在他赴世行就职一周年前夕，《望东方周刊》记者对他进行的专访过程中，他的助手又不得不两次进入办公室提醒时间已到。

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领导的世行发展部门人才济济，被认为是世行最核心的部门，250位工作人员中，40位为资深学者。用林毅夫的话说，“他们都相当于大学里的正教授一级。他们是素质很高的人，往往也都是最有个性的人。”

如果说这些学者的个性对林毅夫这个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考验，那么他们的共性则是另一个考验---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来自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视角与生俱来。

正如林毅夫所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为理论前提，用以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

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善良，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林毅夫告诉本刊记者。

而他的到来，给世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可能就是在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上。

在林毅夫看来，政府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未必就好。“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正印证了这一点。林毅夫的理论，中国经济的实践，促使世行其他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的助手Merrell Tuck女士说，林的许多观点很多是“前瞻性”的---“他在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比其他许多人都显得悲观，但很不幸，他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佐利克也认可他的判断。”

中国驻世行执行董事邹加怡对本刊记者说，林毅夫为世行带来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他的思想素材来自中国丰富的发展实践，就任以来，他在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独到见解，赢得了世行内外的广泛肯定和尊重。”

林毅夫曾对本刊记者说，2008年8月，他曾和一些发达国家央行行长和知名经济学家共进晚餐，当时的话题是：30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目前的金融危机。

“当时，大多数人都信心满满地说，30年后，大多数普通人可能都不记得这场危机了，最多，这场危机不过是金融经济学教案上的一个案例。”林毅夫说，“我就问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知道大萧条的教训，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也知道上世纪90年代日本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

“我当时却认为，当我们回顾过去，每次危机总是由于新的情况和原因导致，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但却很难避免预料不到的因素导致的危机，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他说。

这种前瞻性的眼光，自然让许多人刮目相看。但林毅夫每次谈及，又总是表现出其惯有的谦逊。他说，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他要尽职尽责，但很多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我还要鼓励我的同事，集合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

尽管金融危机异常严峻，发展任务格外繁重，但林毅夫也有信心。他曾雄心勃勃地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将其手下这些研究学者的研究年限加起来，将超过1000年，“把这1000年的智慧发挥出来，没有不能解决不能研究清楚的问题。”

“超越凯恩斯主义”

林毅夫深知佐利克器重自己的原因。在赴世行任职前，他就表示，中国有很多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尤其是帮助亟需脱贫的非洲国家，“我将借世行这一平台促进这种经验的交流，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找到富裕之路。”

他说，之所以世界许多国家数十年都无法摆脱贫困，一个原因是当前的理论似乎并不完美，“我希望从中国、从东亚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能发展出相关理论，产生新的思潮，形成更有效的政策框架，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发展。”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更凸显了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性。本刊记者旁听了林毅夫的多次演讲和研讨，几乎每次，都能听到他介绍中国克服金融危机的经验。

他指出，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为应对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中国的这种成功经验，尤其是投资在瓶颈领域，在林毅夫看来，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妨借鉴。

这一点也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本刊记者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佐利克也强调了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其具体措施和林毅夫几无二致。显然，作为世行最高经济权威的林毅夫，其观点已深深影响了世行及其领导人。

林毅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邹加怡说，林毅夫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角度，对当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性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判断；他通过对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将财政刺激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发展瓶颈问题上的观点；他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了通过南南合作加速非洲工业进程的主张。

“林毅夫的业绩表明，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出产品，更在于出人才，出思想。”邹加怡如此评价。

叫停“抄底”华尔街

尽管身在国外，但林毅夫依然关注着中国的发展。考虑到自己的表态对市场的重要影响力，他说话有时会字斟句酌，陷入较长时间的思考。但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浓烈的“家国思想”。

对于中国在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林毅夫表示了强烈的信心，认为中国会最早复苏。但他也警告，中国取得了很多成绩，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在社保领域、医疗领域，还有很多欠账，“所以应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政府下大力气，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2008年9月，针对当时一些国内人士要“抄底华尔街”的论调，他非常清醒地告诉本刊记者，抄底华尔街，尤其是抄底华尔街一些金融企业，中国并没有优势。

上述言论发出后，受到各界高度关注。中投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楼继伟随后也呼应说，中投目前尚不会去投资华尔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正是受到林毅夫的这一观点的影响，“抄底华尔街”言论才有所降温。

林毅夫的视野是开阔的，这一点和佐利克非常相似。针对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两人不久前更是罕见地联合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呼吁中美应建立G2（两国集团），共同应对危机。他俩在文章中指出，为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推动力，没有一个强大的中美两国集团（G2），20国集团（G20）就会让人失望。

林毅夫告诉《望东方周刊》，之所以要写这样的文章，一是中美两国太重要了，两国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二是在金融危机中，还有人在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这对世界经济复苏构成了威胁。

在他看来，中美目前的贸易不平衡，完全是结构性问题，需要两国同时对经济进行转型。如果不是因为炒作人民币汇率，也许前几年就可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

“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如果还在谈汇率问题，如果人民币因此大幅升值，中国的失业率会大量增加，当然对中国不利；但美国进口产品价格会更贵，也会加剧危机，增加美国失业率。”林毅夫说，这篇文章旨在敦促各方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再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要对症下药。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林毅夫认为，考验依然严峻，但相对来讲，中国存在三大有利因素：一，庞大的外汇储备；二，资本管制，为中国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三，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4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他强调，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中国只要能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和刺激内需，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一大贡献。

本刊记者将他的言论发出后，英文稿立刻被世行行长佐利克看到。后来，在与记者谈起中国经济时，佐利克就主动提起，他看到了林毅夫的这一观点，非常赞同。他事后更说，林毅夫才华卓著，“我非常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验，日益显得更加重要，而中国经验的背后，就聚集着包括林毅夫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这或许也正是佐利克和各方看重林毅夫的原因。

Merrell Tuck女士说，从这个角度看，佐利克此时选择林毅夫，“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