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中国正掀起新一轮“折腾”的浪潮，希望以城市化的基建规模拉动内需。这种以牺牲住房公平、空间公平为代价的城市开发，正陷入正当性缺失的泥沼。
近年来，人们本已开始反思畸形的城市化进程，这种畸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地方政府联合商业力量主导的城市建设，过度集中为经济型开发，而鲜见社会型开发。与追逐经济利益的急切相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热情持续萎靡。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与政治空间拓展乏力。
以牺牲住房公平、空间公平为代价的城市开发，正陷入正当性缺失的泥沼。主政者们却发现，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竟然缓解了他们的道德危机：城建与改造正好暗合了国家扩大内需的需要，是政府可以出手抵御风暴的最大项目。于是，各地接连涌现城市史上的最快拆迁速度也就不足为奇。
开发城市浪打浪，前浪倒在沙滩上。尽管4万亿刺激计划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有2800亿，棚户区改造已成为许多地方的政绩新样板，但如果以往在城市开发中积累的问题没有得到总结与扭转，城市中国的版图上就将复制出一处处新的尴尬，也将有新人在反腐中倒下。即便短期做到了保八、保十，实际又有多少意义？城市，既不是地球的伤口，也不应在人群中制造分裂。
胡锦涛总书记说，“不折腾”。
资料图
当“石家庄速度”遭遇金融危机
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花园村，这个曾经因为拆迁争议而几乎陷入“停摆”的城中村，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施工场地，新的楼房正在建设之中。
66岁的李淑英老人是反对搬迁的村民代表之一。她对记者说，花园村的改造开发属于石家庄 2002年就开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的一个部分，2004年就和河北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协议联合开发，但因开发商和村民之间的诉求不一致，与村里签订的开发协议也存在问题，花园村直到2007年底都没有开发。
但2008年事情起了变化。“3月28日，花园村开始发放一本关于旧村改造的宣传手册，大约也只发放了50多户，29日突然贴出通知，要求村民29日下午到村委会去拿房号。拿房号的村民发现，拿到房号以后就得同意交房，还签订了一个协议，4月5日就要拆迁。”
“4月5日走了一批，拆迁公司进村以后，一些拆下来的建筑垃圾堵塞了村里的好几个路口，还有一些‘小平头’经常在村里的各个路口晃悠，村里水、电和电话逐渐不正常，人们的心理压力增大，陆陆续续又走了一批。”李淑英说。
与花园村类似，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2008年被拆掉的城中村共有22个——他们均属于该市政府2002年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的二环内45个村庄之一，但因村民、村委会和开发商的利益诉求不一致，2007年五年计划结束时，多数村庄的改造还停留在博弈阶段。
对执政者来说，改造城中村一直以来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为什么“老大难”在2008年开始得以解决呢？因为石家庄从2007年底以来开始了一项声势浩大的行动，“从2008年起用3年时间在全省开展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简称“三年大变样”。
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副主任焦庆会对记者说，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三年大变样”，实际上就是“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市承载能力显著提高，城市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城市魅力初步显现，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等五个方面。从微观来看，“三年大变样”则包含了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城市特色塑造、景观环境整治等20个方面的内容。
焦庆会对记者说：“2008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就是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和景观环境整治，主要的特点就是拆，以拆为主；2009年是边拆边建，2010年基本实现城市面貌的改变。”
该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底，该市共完成拆迁面积是944万平方米，其中拆违413万平方米。单纯从数字的角度来理解这么大的拆迁规模有些枯燥，一个广泛流传于石家庄的笑话能够概括这次“三年大变样”的拆迁规模—— “5·12”地震以后，某领导去四川视察，飞机起飞半个小时后，从窗口看到地面一片狼藉，遂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么快就到四川了？”工作人员答：“现在是石家庄上空。”
改造京津烂围墙
2007年12月10日，河北省政府在《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三年大变样”的概念。半个月后的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的吴显国做了“做好‘三篇大文章’、实现‘ 三年大变样’ ”的主题报告，“三年大变样”正式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众所周知，石家庄的历史从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在石家庄村交汇开始。1947年，石家庄建成区仅12平方公里，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这所城市奇迹般地崛起。2008年，石家庄已形成了6区5市12县的规模，主城区人口达215万，列全国特大城市第28位。
“但石家庄一直是一座缺少文化认同感的城市”，土生土长的石家庄市政协委员、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梁勇认为，石家庄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已成为河北省省会，但几十个城中村的原著民和外来移民，使这座城市成为一座典型的文化上耗散的城市，一座多元移民为主流群体的城市。
而因为文化认同感的缺乏，石家庄至今有句民谣“张书记挖，李书记填，王书记来了不给钱”，基本体现了近年来石家庄的现状。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森告诉记者，由于河北环绕京津，河北省的多任省委书记都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和发展似乎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媒体上经常出现的“环京津贫困带”在坊间被戏称“河北是京津的烂围墙”。
2007年8月，张云川从国防科工委主任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开始了他在河北的“新政”。张云川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真正能够干出成绩的事情就是城市建设，“地方政府事情很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主观上一定要有个抓手”。张云川认为：“河北省作为内环京津、外环渤海的省份，应当有更加开放的眼界、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放的举措。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势，以开放的胸怀和姿态谋划发展、推进发展。”2007年10月29日，张云川在河北省委七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希望城市建设“力争每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2月24日，在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张云川说，不要担心拆迁改造对GDP会产生多大影响，有社会资本积累必然会重组产业，有土地储备必然会引来新项目：“我们搞城市改造不是拆多拆少的问题，而是该拆的是不是都拆了。一个城市要搞一轮改造，3年左右的时间拆不到建筑面积的10%，就谈不上动真格的改造。”
3天后，在石家庄市召开的省会城市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张要求石家庄要作出表率：“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建不成现代化城市”，“明年(2008年)是实现省会三年大变样目标的第一年，这一年的工作至关重要，必须有大气魄、大手笔，不管是拆迁改造，还是新建项目，都要有大的动作，确保有一个好的开局”。
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后不久，石家庄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政府各部门和所属各区主要负责人参与的“三年大变样”指挥部，并由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挂帅组建了指挥部办公室，下设综合处、拆违处、综合整治处、稳定保障处、旧村改造处、督导巡查处等6个处室，从2008年初开始运转，4月份起就陆陆续续开始了拆迁。最初“三年大变样”政策出台的时候，一些地市还处于观望状态，当全省各地市的官员到石家庄考察以后，他们一下子被连续几公里的壮观场面镇住了，回去以后各地市的动作一下子就起来了。
“石家庄与别的地方不同的是拆了很多房子，现在又遇到了全球经济危机，国内房市低迷，开发商即使来参与开发，也是要先把房子给卖出去了才能动工，现在政府的压力是必须要先把老百姓安置好，兑现最初的承诺，否则政府、开发商和老百姓谁都拖不起。”焦庆会说。
京津烂围墙石家庄速度：一次现代化的跃进
在石家庄市规划局的网站上，有多幅关于“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图。许多处于被改造中的城中村，已经被描绘了非常气派的大楼和住宅小区。该局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藤斌认为，正在进行的“三年大变样”工作只是过去长期发展路径的一次飞跃，“我心目中的石家庄应当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
藤斌说，石家庄市从建立到现在，一共经历了五次规划，第一次是1939年日伪占领时期，当时日本对石家庄的定位是一个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转运站和输送站；第二次是1955年做的20年规划，将石家庄作为一个产业基地来建设。
第三次规划是1980年，主要特点是根据省会的定位在人口数量和配套设施上进行完善。但该规划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快落后，1997年便又做了一次目标时间为2010年的规划，该规划在2006年又面临一次巨变，规划时间又延长到2020年。
焦庆会告诉记者，一定要改造城中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城中村的管理体制和城市的管理体制有冲突。
藤斌介绍说，本次“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实际上是在2006年规划基础上的完善和修订。本次规划的基本内容是改造东北片区老工业基地，部分企业外迁到石家庄周边形成五大产业基地，全国著名的南三条和新华集贸市场搬迁到古城正定，城中村改造，将石家庄市的商务功能和工业功能外迁，置换一部分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建设一个和谐宜居的石家庄。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森在接受采访时尽量避谈“三年大变样”的话题，不过藤斌所说的在石家庄周边形成五大产业基地的调整，在他看来是必由之路，也是他向石家庄市委提出并被采纳的建议。在他看来，即便没有“三年大变样”，石家庄市也要进行城中村改造，也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也要将一部分城市功能外迁，只是“三年大变样”把这样的目标提前和具体化了。
而河北省《文史精萃》杂志总编辑石玉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很理解张云川书记和河北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但由衷地讲，“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过去我们超越客观条件，做了许多主观上想利国利民的事情，结果教训很深刻，造成的恶果非常惨痛。”
“‘三年大变样’是一个颠覆性的提法，但我们是否具备了三年大变样的基础？能不能落到实处？是否超越了河北省的发展阶段？”
“拆迁需要1000多亿，建设约需要8000亿，财政有钱吗？现在光有政策，拆了以后能建起来吗？让下边去找钱，能顺利找到吗？”石玉新说：“三年大变样要求思想大变样、观念大变样，实际上看到的却只是限定时间的大拆迁。”
危机里的温度
“三年大变样”的最初设想是，通过城中村的拆迁和部分城市功能的外迁，在城内腾退出一部分土地，吸引战略投资者，重新规划，一次性建设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总投资大约为1400亿元。2008年上半年，石家庄引进了香港嘉里、大连万达、青岛海尔、北京金隅、中城建等战略投资者，参与开发建设。
但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影响到了石家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曾披露，2008年7月，全国70个大城市房地产价格降幅最大的是深圳，第二是石家庄。
房价的下跌也影响“三年大变样”的进行。一位热心关注者告诉记者，从石家庄本地媒体的报道来看，2008年9月份以后，石家庄对城中村的拆迁逐渐冷却下来，剩下的就只是拆除违章建筑，禁止破墙开店，“但声音也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河北省省长胡春华的讲话似乎也在印证着全球金融危机中石家庄的“温度”，他在2008年11月7日召开的“全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也透露， “石家庄市年计划土地出让收益38亿元，目前仅完成9亿元，不到年度的1/4。”
在胡春华的讲话背后，就是参与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战略投资者撤出的小道消息，虽然这些消息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石家庄市某国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08年11月底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石家庄某村拆迁之后要盖6万平方米的建筑，欢迎他们去投标。该公司去后发现，该村的建设项目只有两家建筑公司来投标，他们中标后双方谈判，对方说要该公司先垫资500万元，公司领导想了想，最后还是咬咬牙答应了；结果对方又说，房子要盖到10层之后再给公司钱，该公司一测算，房子要盖到10层还需要花费800万元，前期一共要花费1300万元才能有收益，况且收益是否确定还是个未知数，就拒绝了。
“一般来说房地产开发轮不到国有建筑公司，因为他们一般追求质量，机制不灵活，不能给回扣，该村找到该国有建筑公司，说明私营的建筑公司或者开发商都已经不愿意上前了。”石玉新说：“关于垫资和给工钱的问题，一般的原则是要么建筑公司先垫资，盖楼的时候按时给工钱，要么不垫资先盖楼，盖到一定层数再给钱，二者只能选其一。该村的开发方式，等于空手套白狼。”
谈固村一直是石家庄城中村的骄傲，有3000多户，一直以来就有“金谈固”的说法。在 2002年开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谈固村也是重点，可因为较为复杂的原因一直没有改造。在本次“三年大变样”工作中，谈固村临近石家庄市主干道中山东路的部分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拆迁，河北省将谈固村拆迁树为典型，各地级市领导前往考察，从而推动了整个河北省的拆迁工作。
记者到该村采访的时候，就有村民说，原先和该村签订协议的开发商跑了，后来的开发商和村里讨价还价，一般联合开发的分成是村里和开发商五五分成，原先的开发商跑了之后，村里能够接受的底线谈判价格是建房之后四六分成，可新的开发商却坚持村里只能要35%，开发商要65%，谈判不欢而散。
记者曾寻找谈固村支书了解情况，一位姓集的助手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现在除了钱还有困难以外，其他没什么困难”，“有困难也只能我们自己克服，自己的孩子自己抱，明年冬天你过来的时候这里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记者询问石家庄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谭运江，是否需要国家或者社会给予相应支持时，谭说：“‘三年大变样’是一项地方的决策和政策，我们是当事人，只有我们自己来想办法。”
银行助推“石家庄速度”
2008年12月28日，主管城乡规划等方面工作的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蒋洪江去职。这是“三鹿事件”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去职后石家庄市最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当地官方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也未见其他媒体有深入报道。
不过“三年大变样”没有受到这场人事变动的影响。石家庄获得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大银行的支持，土地交易回暖，引入了大连万达等战略投资者。拆迁改造在2008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石家庄速度”。
2009年1月，石家庄市提出了2009年到2010年“三年大变样”的五大目标，推出了总投资1111亿元的五大类146个项目，其中有省行政中心广场等20大献礼工程需要在建国60周年前夕完成。2月10日召开的石家庄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 ”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副书记、石家庄市委书记车俊提出要创造“石家庄速度”。
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拆迁改造是城市建设的第一难，也是城市建设的第一关，石家庄更是如此。根据石家庄市的规划，2009年要完成“三年大变样”工作量的70%，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艾文礼要求所有的行政干部“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经验 ”，迅速推进“三年大变样”工作。
城市拆迁领先全国的“一天一栋楼，4个月修两条路”的“石家庄速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石家庄市桥西区政府创造。
桥西区辖区内裕华路、槐安路改造只有4个月的工期；民心广场工程要10月1日完工——这三大工程占石家庄2009年拆迁总量的1/3。2月15日，石家庄市召开“两路”拆迁动员大会，要求桥西区2月底前必须拆除裕华路沿线的95家单位和居民。当天，桥西区就成立了拆迁指挥部，区领导每三人成立一个分包组，同时还成立了7个突击组，由相关职能部门一把手负责，专门负责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的拆迁。
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裕华路和中华大街交口的工行中华大街支行大楼，总建筑面积6400多平方米，担负着周边省直、市直和居民的金融服务业务，不仅业务量大，并且地下还有金库。中山路街道办事处当天下午5时接到拆迁任务后，立即召集拆迁队伍，制定拆迁实施方案和突发事件预案，签订拆迁协议。当夜，他们动用了9台勾机连夜进行了拆迁。第二天凌晨5时，整个大楼被拆平。
此后，沿裕华路4栋超过6000平方米的建筑，两天全部拆除；中裕立交桥周边7个产权单位、 286户居民的3万平方米建筑，11天全部完成动员和拆迁；槐安路9.7公里高架桥、裕华路14.5公里路桥改造工程，4个月内必须完工，而正常则需要一年半，开工一个月完成的工程量就超过30%；全长3.6公里的和平路高架桥工程，原计划18个月完工，现在提前到8个月完工……
银行融资方面，2009年，石家庄市获得了中国农业银行300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支持；中国银行也和石家庄市签订贷款协议，在未来3年内为“三年大变样”提供500亿元的贷款；中国工商银行确定将自己的全球客户服务中心落户石家庄。石家庄桥东区也和中国工商银行签订协议，由中国工商银行为桥东区的旧城改造融资30亿元。
直接的投资上，3月7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市签署《石家庄市城市综合项目框架协议》，中冶科工将投入500多亿元用于该市城市综合项目建设。截至3月20日，共完成融资116.2亿元，已实际到位资金30.2亿元，正在进行洽谈的融资计划还有19项，洽谈融资总额818.7亿元。先前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在经历了逃跑传言之后，大连万达接手了尖岭村的改造项目，目的是打造多种业态的万达城市广场。
2009年3月31日，在经历多次“流拍”而沉寂了3个月后，石家庄市以招拍挂的方式出售 900亩土地。4月，又继续供应超过100亩土地。前面提到的花园村改造项目2009年1月17日被河北卓达集团接手，但该村的回迁楼建设因为没有按《城中村改造回迁楼建设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在4月30日前3层结顶而被通报。行政力度之强可见一斑。
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副主任焦庆会告诉记者，这次石家庄“三年大变样”工作的启动，正逢股市和楼市登上高位，本希望通过城市建设，促进石家庄城市面貌的改变，到后来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大家又发现，这项政策正好暗合了国家扩大内需的需要，是抗衡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大项目。城市建设和改造也能够拉动其他行业，并且拉动的力量更大，比如对燃气设施的需要，对电力的需要，居民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的需要等等，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的深入，都将不断加大。
广州城中村：繁华都市里的第三世界
端午节前的猎德涌上，停靠在岸边的4只练习用龙舟格外引人注目，印着“热烈欢迎各村飞龙莅临”的横幅在风中飞扬，显示传统节日的气氛并没有因村子的改建而消亡。龙舟停泊不远处是古老的猎德桥，现在它已成了猎德的历史标记。
穿过猎德桥后短短的隧道，进入眼内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蜿蜒的施工墙，大片绿色防护网，在工地包围中孤独屹立的“李氏大宗祠”……这便是改建中的猎德村。
2008年1月15日，随着第一铲土的培入，猎德村改造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现在，村子大约拆了一半左右，新的楼房已经渐渐建起。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房子已被拆建的村民暂时搬到了别的地方，等楼房盖好再搬回来，“听说拆建进度很快，亚运前就可以住进新房”。
有趣的是，杂乱不堪的工地旁，经常有其他城中村的村民成群结队前来参观，他们对改造后的猎德村有着不亚于本村村民的期待。因为，作为广州城中村改造工程的第一个成功试点，今天的猎德村，极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冼村、石牌村……
繁华都市里的第三世界
广州有138个城中村，在政府眼里，它们都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痼疾。
拥有700多年历史的石牌村离猎德村不远，同样位于天河核心区域。这条老村子周边的土地早早就被政府和开发商征完了，旁边建起了高楼大厦，商铺林立，已成为广州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然而，城市高楼虽包围了石牌村，但这个村子里的原生态村民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只是窝缩在高楼之间，形成了阴暗角落的一个特殊生态群。
从繁华的石牌东路一条小巷拐进村子，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一般所说的“ 握手楼”，而是更亲密接触的“贴面楼”、“接吻楼”，低矮的楼房对户阳台紧紧贴在一起，遮天蔽日，以致在初夏阳光普照的下午，楼与楼的夹缝之间居然透不进一缕明亮的光线，所有人和物都被笼罩在沉沉的阴暗当中。
就是这片狭窄阴暗的区域里，一共有3656栋房子，据村民称，村里最神奇的一块宅基地明明不足10平方米，上面却能盖起4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些违章建筑和脏乱景观，与天河繁华的城市面貌显然格格不入，更遑论里面层出不穷的治安问题总是让政府伤透脑筋。
早在2000年9月广州市召开的“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市政府就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思路，确定在未来5年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
然而，虽然9年前就定下改造的主旋律，但直至现在，称得上改造完成的只有一两个小规模的自然村，除了猎德村，真正大规模的成功改造经验至今没有出现。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一些城中村的负责人表示，几年前就依照政府要求递交了本村的改造方案，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获批。像石牌村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声称要改造的村子，至今竟然还没有定下正式的改造规划。
慢慢慢，还是慢
显然，与其他城市大拆大建的豪迈风格相比，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慢”。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曾向媒体坦言，目前城中村改造进展“十分慢，慢得让人心寒”。
让官员心寒的背后，是城中村生态里复杂的利益体系。
《都市里的村庄》一书作者，广州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蓝宇蕴对记者说：“对城中村深恶痛绝，大都因为出于政府本位的角度思想。政府比较在乎城市景观、形象以及对管理者的影响。城中村的确是城市里各种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它们的存在可能会影响政府管理的声望，但同时要看到，城中村体系本身不但包含了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且还承载了部分政府功能，其存在有一定合理性。”
尤其广州城中村当中所涉及的利益比分量，又比内地城市更为显著。
走在石牌村里，小发廊、租书店、快餐档、小士多等密集地挤迫在巷道两旁，这里共有1200多家小店铺，经营者操着五湖四海的乡音，绝大多数并非本村人。
士多档主杨先生在石牌村开店已有两年了，这间15平方米左右的小店铺，每月租金仅200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天河根本是不可思议的，杨先生一家三口就靠着这家店讨生活，虽然赚的钱不多，但因为村子里的配套消费也相对低廉，所以小日子还过得去。
“一室一厅房租600元/月，发廊洗剪吹10元/次、三肉一菜的盒饭6元/个……只要走出这条小巷踏上石牌东路，这些价格就是天方夜谭了。”
广州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开发性沿海城市，外来人口登记数字已超过364万人，有关人员分析，加上尚未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员总数至少在500万以上，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收入人群。在这个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城中村廉价的商铺和出租屋供需两旺。
一方面，通过在宅基地上兴建房屋，每户城中村村民一般都拥有数百平方米的房屋，可以以出租商铺、房屋给外乡租客的形式，每个月赚取不菲租金，解决了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失地引致的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低廉的租金和物价，使城中村内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物价低廉的生活娱乐配套系统，这就为很多收入低微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廉价的落脚点。于是，对于其周边商圈而言，城中村又在无意中承载了“劳动力蓄水池”、“仓库”等多重功能。
“石牌电脑城之所以这么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牌村。”一位在电脑城卖配件的店主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1993年，石牌村集体企业三骏集团与发展商签定协议，在石牌西投资兴建室内电脑城，随后，天河电脑城、金硅谷等一批电脑市场才真正在石牌西成行成市。而石牌村的大量廉价出租屋不但为这个华南最大的IT商圈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同时也提供了廉价货仓。
在这样一个浑然一体的利益共同体面前，城中村改造涉及原来的经济方式转型，牵一发而动全局。作为城中村的主体，村民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出租经济能不能持续？改造后租金水平提高，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如何安置？
从改造用地，到资金投入、拆迁补偿、政策扶持……整个利益关系一旦无法重新理顺，改造进程缓慢就是必然的。
资金与改造方式之惑
当然，城中村纵有诸般“好处”，它的问题也是切切实实摆在面前的。“好”的背后也有百般无奈。
同样是对石牌村低廉的物价水平津津乐道的杨先生，谈起他的生活环境时，毫不掩饰心底的厌恶：“村子的巷道里终日不见阳光，屋里就更是暗无天日，大白天不开灯根本看不清东西，打开窗户，和对面房子的墙壁距离只有20多厘米，阳台更不用说了，直接就是贴着的。”而比起阴暗的居住环境，这里的治安情况更让人忧心。 “住在石牌村，被小偷光顾是十分平常的。”
“如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一定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杨先生坚定地说。
村民也有自己的矛盾。记者经过一栋出租屋前，听到女房东跟别的村民闲聊：“昨天有人来问，但我不愿意租给他们，我现在要确认是正经租客才租。”上前一问，这位女房东似乎也是一肚怨言：“现在我们都把房子划分成小面积的单元出租，不但每个月要一家一户收租，计算水电费，而且房子漏水、垃圾、噪音什么都要管，还得担心租客的身份，如果摊上个不正经的，闹起事来惹麻烦不说，其他租客还会投诉。”
“没有村民是真正不愿意改造的。”蓝宇蕴说，“关键是怎么改。如果全部由政府出钱去改，而且不损害村民的利益，以后还可以让他们住上设计漂亮的房子，每个村民都愿意改。”但问题是，城中村改造耗资巨大，政府不可能为此拿出这么多的资金。
有专家估算，全广州市138个城中村要完全改造完成，起码需要2000亿元。以猎德村的改造为例，预计就得花费30亿元。显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笔主体改造经费。冼村街道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冼村就向市里递交了城中村改造方案，但因涉及的资金较大，所以一直没有批下来。
政府不出钱，那么改造的钱从何来？一个很直接也为很多城市所采用的方式是，引入经济实体，以开发商为主导进行改造。但这样的改造方式问题明显颇多。
开发商作为经济实体，以利益为驱动，首先他们建成的楼房容积率肯定很高，密度很大，这样才能填补拆迁重建和回迁安置的成本，这就与广州城中村改造的其中一个目的——降低建筑密度相悖；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开发商强势的前提下，他们肯定会在补偿金额、回迁面积划定上与村民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
当然，如果政府要使用强制的力量去理顺这个关系亦无不可。但遗留下来的村民和外来人口问题日后要解决起来会相当复杂。因此，早在林树森就任广州市委书记时，就明确表示不让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工作。
摒弃最简单的大拆大建模式，广州市政府希望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的代价，就是要舍弃速度，摸索出一条更合适的道路。
近年，政府提出：政府出一点，集体出一点，村民出一点的改造方案。典型的个案就是猎德村的改造。
试点猎德
猎德村位于珠江新城南部，南临珠江。东与誉城苑社区居民委员会为邻，南与临江大道紧靠，西与利雅湾接壤，北与兴民路及花城大道相连，离广州的城市中轴线不足 200米。在总面积仅6平方公里的珠江新城，猎德村村址所占的470亩地和经济发展用地350亩，几乎是珠江新城区域内最后的土地资源。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猎德村成为了广州最有可能也最容易进行彻底改造的城中村。
天河区政府对猎德村的改造思路很清晰：政府完全不投资，由猎德村划出一块土地拍卖给开发商，再使用拍地所得资金进行城中村改造。而土地则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分配：1/3用作商业，1/3用于村民安置，1/3作为集体经济的预留地。
而更重要的是，在村民安置方面，基本采取“拆一补一”的补偿方式——村民房屋回迁安置采用阶梯式安置方法，以四层为上限，即按证内基建面积不足二层的可补平二层，以此类推，四层及以上的按证内合法面积安置回迁。
猎德村试点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资金筹措上走出了一个新模式——卖地集资，使政府在拆建过程中几乎不需花费一分一厘。
另一方面，虽然改造引入了社会资金，并由村集体引进开发商参与，但这与传统的开发商主导改造模式不一样。以村集体为主角与开发商进行谈判，村民的利益诉求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最终达成的“拆一补一”安置方式，事实上是使每户村民都能够得到不止一套的回迁住房。猎德村改造成功后，房屋的租金水平肯定马上成倍上升，原村民长期依赖的“租金经济”不但没有被瓦解，而且还得到档次上的提升，很好地平衡了政府、商业力量和村民各方的利益关系。
想复制可不容易
“听说猎德改造的情况很不错，我们来看看。”在工地旁围观的其他城中村村民语气中既有期待，也有犹豫。
毋庸置疑，猎德村是一个成功的试点。但政府希望以猎德为试点，将其经验推广至其他城中村，使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大幅提速的理想，却恐未必能够很快实现。
猎德村采用的，是以土地换物业的模式，要复制这个模式，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需要拿出一块地来拍卖，而这块地的价值必须比较高，才能弥补改造重建经济方面的需求。
猎德村的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它处在广州规划中的CBD黄金地带，且规模适中，违建情况相比其他城中村也要好很多。但是，广州其他区域的城中村如三元里等地，地块价值显然与猎德村相距较大，因而这个模式不适用，起码不完全适用于大多数城中村的情况。
哪些村子有可能复制猎德模式呢？2008年4月，越秀杨箕村、天河林和村的改造方案本已获得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预计将参考猎德村的经验，卖地改建。然而，一场金融风暴，形势急转直下。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地价一路走低，杨箕村原预计拍卖楼面价6500元/平方米，现在已经无法筹集到预计资金，因此其经济平衡方案必须再作进一步调整，改造进度不得不大受影响。
而猎德模式的第二个前提，则是村民对改造的自主意愿。
“ 假如政府没有打算对城中村改造拿出较大的补贴，而完全需要村集体自行卖地筹集资金，那么必然需要村民能够达成对改造的共识和意愿。从这点看来，现在大多数城中村还不具备马上改造的条件。”蓝宇蕴说，“那么何为成熟的条件？如果所有村民都觉得房子若再不改造，出租屋就租不出去，或者与周边的出租屋价差大到不能接受了，那他们肯定就要考虑改造，这种自发的条件就成熟了。”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广州不同区域的城中村之间存在着差距很大的级差地租，村民自治体的执行力也有强有弱，村民谋利的预期相距较大。
“ 猎德村旁边有南国花园，当年石牌村下面的自然村——新庆村改造的时候，部分村民搬迁到南国花园去。猎德的村民就会有比较，同样是处在CBD黄金地段，但是南国花园的租金是猎德村的好几倍，出于对谋利的预期，他们会有改造愿望。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修建猎德大桥，要通过猎德村，迫使他们不得不改。
“但是，有些城中村的地理区位并不是特别好，周边没有高级写字楼，他们反而不希望通过改造提高出租的档次。因为缺乏有消费力的租户，低档的房子更容易租出去。在这些地方，保持现状，暂缓改造，反而对村民的利益是最大化的。
“所以，并不是大多数城中村都能形成成熟的自发改造条件。即使是地处天河的石牌村，我相信他们的这种意愿始终会形成，但可能会慢一点。”
一村一策，漫漫其路
由于猎德村的改造并不具备完全的可复制性，目前广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基调还是“一村一策”。为此，有专家提出了几种用于城中村改造的方式，除猎德模式外，还有置换模式、公共设施的推进方式以及分期滚动开发方式等。
对于猎德模式外的其他模式，政府并非没有尝试，比如前几年的新庆村模式和甲子村模式，都是由政府补地置换，再由开发商介入。二者一成功一失败，但无论成败，这两种方式未来都已经很难行得通——政府手头的地块越来越少，138个城中村，为每条村子补一块地，显然不现实。
“ 现在看来，未来广州市对城中村改造的探索依然会比较慢。不过，慢也未必一定是坏事。”蓝宇蕴表示，“现在政府应该多考虑多重利益的博弈，不能单纯地靠上面下达的力量。从目前来看，由于经济的驱动，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民间博弈力量比内地城市较强一些，政府尊重民间的力量也多一些，我觉得这是好的现象。因为城中村现在相当于承载了政府廉租房的功能，试点改造固然可行，但假如所有城中村一下改造下来，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低收入外来人员一下子失去立锥之地，难免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而金融危机显然也是政府不敢贸然加大改造力度的原因之一。
有专家提出，金融危机下材料、人工等各项建筑成本不断走低，正是城中村大规模低成本改造的最佳时机。但是，城中村拆建改造需要考虑的因素显然不止这么简单。
拍卖地价的走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早在去年底，广州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副主任周庆强就表达过这样的担忧：2007年9月，富力、合景的联合买家以46亿元总价、8095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买下了猎德村商业金融地块，是当时广州面积最大、总价最高的商业金融地块。但猎德村刚刚拆迁完就遇上金融风暴，开发商还能拿得出钱来吗？猎德村改造会否因此受阻？虽然就目前看来，猎德的改造并没有明显受阻，但在如此大气候下，政府和村集体很难不担心贸然启动过快的整体改造，有可能引发烂尾工程。
“而且我认为，越是经济危机，越是应该考虑暂时维持城中村的生态，避免躁动。城中村也有自己的经济体系，这块经济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是很强的，在金融危机下，不仅没有萎缩，还有一定的扩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金融危机下城市的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蓝宇蕴说。
据媒体报道，市建委负责人曾表示，目前除对珠江新城、火车站、火车东站、琶洲地区、员村地区等城市重点地区的城中村采取整体改造模式外，其他城中村以整治型改造为主。也就是说，广州市的城中村改造至今并没有可简单推广的模式，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不过，可以理解的是，在政府眼中平衡各方利益固然重要，但过慢的改造速度也令人难以释怀。如果政府想在和谐与平衡的大前提下加快改造进度，或许真的需要做出适当的投入。说到底，城市建设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
副市长，在经营杭州时倒下
浙江官场的不平静，是随着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进驻杭州而逐渐升级的。4月15日，巡视组公布了在浙江工作期间设立的举报电话，同时在省委、省政府大门西首的省信访局和省监察厅门口设了举报及联系信箱。
此前一天4月14日，网上便传出正厅级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被省纪委调查组“双规”，及其经商的妻子戚继秋一并接受调查的口水式消息，其被查与其任职西湖区长、区委书记多年主管西溪湿地公园项目及该项目多人被查有关，拔出萝卜带出泥，“被咬出来了”。
在副市长及兼任的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要职上刚好满一年的许迈永，一年来网上频现其被“双规”的传言。不过他总能在官方媒体上露面，一次又一次地击破了网上传言。
许迈永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4月1日，杭州提出发展“杭州学”、“城市学”和“打造生活品质之城”，为此召开宜居城市课题会议。许迈永作为主管副市长听取了杭州市建委、市政府政研室等关于打造宜居城市课题研究有关工作和建议的汇报。
许落马，半月后才被杭州官方证实。5月1日，《杭州日报》在头版非显要位置刊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一次会议消息，其中一句话提及许迈永被免去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但未给予任何解释。当天，许迈永的名字在杭州市政府门户网站被删除。
湿地湿身
据关注杭州官场的知情人介绍，许迈永为人较低调，平日非常注意形象，在本地官场扎根很深，这次被“套”，据说是比较青睐和支持他工作的一位“上级领导”“丢车保帅”。许迈永被坊间笑称是反腐败战场的“炮灰”。
许迈永东窗事发，跟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关系不小。这里原是一块湿地，位于杭州西溪，与西湖、西泠合称西湖三“西”，2005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国首个湿地公园。
公园一期占地面积346平方公里，2006年5月启动二期工程，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面积将再增加4.89平方公里。随后，土地不够用，遂西进、西进、再西进。2007年下半年，跨出西湖区延伸到余杭区内余杭镇五常乡的西溪三期工程开工，又增加面积 3.15平方公里。在许迈永的直接负责下，杭州启动了这个巨型用地及建设项目。
西溪湿地项目仅一期就使用西湖区蒋村乡1.3万多亩耕地、鱼塘，其中基本农田600多亩，属于杭州市主城区较大的“撤村建居”(撤村委会建居委会)工程之一，但由于2004年3月杭州市国土局批准时用的是2004年3月~2006年3月两年有效 “建设用地批准书”，与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性质不符，自2004年以来一直遭遇西溪原住民的抵制和抗议。
蒋村乡被强拆房和抢占承包地的农民沈炳炎认为这都是许迈永的主意，是许迈永抢夺他们的土地。政府国土部门批准“建设用地”，建设工程项目必须是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本身就自相矛盾”。
至今，沈炳炎一直不承认蒋村乡已撤乡为城市街道，也不承认自己的城市市民身份。他拿出自己的 1999~2029年30年有效的集体土地承包证对记者说，他家承包30年的16亩农村土地及宅基地，竟被政府以建设“公共绿地”为名强制“使用”了，用于建设住宅和旅游项目。然而这个项目并未得到国务院批准，沈炳炎认为自己仍拥有这些土地的权益。按西湖区每亩5000万元的市场价来说，这些物权价值8亿元。
同样拒绝拆迁的周家村村民蒋明芝，曾被治安拘留12天。沈炳炎房子被拆后，一直租房度日，他认为正是他们多年坚持不懈的举报终于使许迈永倒下了，下面还会有更多腐败分子倒台。
西溪湿地建设时，许迈永先后任区长和区委书记。
自西溪湿地项目开建以来，当地居民的举报、上访不断。2008年，西溪湿地建设过程中积累多年的问题终于露出冰山一角，多名基层人员受查，但级别都不高，最高级别为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2009年2月，吴少雯因在该项目中利用职权，单独或伙同包工头夏志玉、张建成共同收受他人钱财988.4万元，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夏志玉、张建成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1年。吴的受贿行为即发生在2003年底至2008年2月间，与许主管这一领域有时间上的重合。
“许迈永案，不但牵涉西湖区委书记任上，还有钱江新城项目的突击强拆，以及背后政府和法院的支持”，房子被拆后至今住了4年多过渡房的杭州市民邹巍说，他相信拿着“尚方宝剑”的中纪委，很快就将在杭州掀起一场肃贪风暴。
馒头哲学
5月27日下午，杭州市江干区法院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多是钱江新城一侧的铁路杭州东站枢纽工程强拆弄口村民房和占地的维权者。他们申请旁听一起弄口村政府强拆民房的行政诉讼，却因领不到旁听证而被法院阻止在楼下。因钱江新城而被强拆4层楼房的缪业主说，许迈永“落马”，钱江新城却继续强拆民房，只不过此间速度慢了下来。
按照杭州市政府的规划，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钱江新城，目标是打造成杭州的中央商务区 (CBD)，始建于2001年，与许迈永无关。2007年开始建设的新城二期项目，以及2009年建设的铁路杭州东站枢纽项目，拆迁量之大，在杭州建城史上前所未有，这些拆迁项目的突飞猛进与许负责此职就有了关系。
5月27日，刚刚收到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回复的业主项美丽，正与另一业主徐雪良商议如何启动行政诉讼，将浙江省政府告上法庭。浙江省政府国土部门批准的一项供地项目涉及97694平方米，其中就有项美丽的一套4层新楼房、农用菜地和宅基地，建好不到两年，造价80多万，就因为钱江新城建设突然被强拆，只补偿1700元/平方米，集体土地就变成了“国有土地”。这块地被“划拨”给杭州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用于处级以上干部的用房建设。本是农用地和30年承包期限，却突然被政府一纸书面函给“征用”。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苏元真接受采访时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你拿他100个馒头，最后却只给他两个馒头”。许多城市的拆迁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强拿100个馒头，然后又找回两个，强拿时没有市场价，转手时就是市场价。
5月27日，记者获悉，钱江新城江边房每平方米三四万元，最低也高达2.6万元/平方米，水岸帝景一套200平方米的江景房超过500万。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消息证实，钱江新城曾有一宅地以34.9亿元高价拍出，被绿城房地产等公司竞得。
熟悉杭州政治生态的民间研究学者温克坚分析，在“强者为王”的地方政治生态下，主政者拥有缺乏监督的强势权力，一方面可以对冲来自中央的权力“制约”，同时也可能对当地的社会造成伤害。大小官员在经济利益和政绩驱动之下，无不对这种经营城市的模式俯首称臣。
许迈永被提拔、一路升迁的10年，正是杭州“经营城市”突飞猛进的10年。许迈永的倒下，或许预示将民众福祉丢到一边去的经营城市模式已不可继续，且与执政党中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强势地方领导人虽然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赢得了必要的空间，但后遗症相当可怕。
官场之变
4月30日，许迈永被双规后正式免职的消息，并没有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但《人民日报》却做了“预告”——
2009年4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的调查报道称，“浙江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无视国家规定，占用龙井茶保护基地茶山和农田近千亩，擅自改变建设项目，违法开发别墅。”
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位于杭州市西南的西湖区转塘镇大褚村(农改居称为社区)，南濒钱塘江，北依五云山。杨桂英、杨信伯等大褚村茶农、村民所举报的阳明谷别墅区和喜来登别墅区，位于该度假区核心地带转塘镇，其中阳明谷别墅区目前已建成。地理位置如此优越的房子，价格也自然不菲，每平方米起价12万元，每栋别墅起价2200万元。
另有村民介绍，这两个别墅区占用的土地，过去都是村民赖以生存的茶山，总面积有八九百亩。为了给别墅区搞好配套建设，管委会还占用大量农田修路，建拆迁安置房。阳明谷别墅区由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
2003年3月，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土地房产管理局与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喜来登别墅区由科达发展有限公司与浙江华越控制软件有限公司共同投资。2004年8月20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两个别墅区都是以协议出让的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可早在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就已经叫停了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不仅做法违规，土地出让价格也低得出奇，每亩出让价仅21万元。通过浙江省国土资源部门网站公开信息可以了解到，当年同一地段的土地出让价每亩在100万元左右。这些非法项目的上马，与此间主政的许迈永密切相关。
杭州市政府批准这两个项目为旅游项目，并非别墅项目，土地出让面积是550亩，而不是他们占用的上千亩。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之江分局局长洪宇旻曾向《人民日报》记者解释：“按我理解，这两块地既然批准用了，建什么都行。”
大褚村土地上的喜来登别墅项目用地审批过程中，有关部门还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次审批，规避了土地管理法关于征地审批权限的规定。杭州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保护的西湖龙井茶基地和后备基地，依法属于不得征用，最后这样的规范性文件竟然成了一纸空文。国家三令五申叫停别墅项目建设，杭州市政府明确指示之江管委会监督开发商不得进行房地产或变相进行房地产建设，而阳明谷别墅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建起来了。
杭州市有关方面要求拆迁户“舍小家、顾大家”，现在看不过是要求他们牺牲脚下的土地和强拆自家的房子。2008年10月，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专家于建嵘来到杭州讲课，其中杭州一名区级副书记当面告诉他，政府忙于拆迁，无非是把农民的地拿走转化一倒变成政府的财富，这就是他们的最主要工作，可谓直言不讳。
一个许迈永倒下了，他对杭州官场之震动才刚刚开始。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政府“只有想不到要干的事，没有想到而干不成的事”，正成为过去时的神话。
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
陈映芳
城市开发在目前的城市中国，已经形成为一套体制。作为中层制度，它一方面以一些根本性制度 (如国家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为依托，另一方面它藉由一系列操作性的具体制度(如土地租让法规、住房供给制度、动迁政策等)来得以实施。其确立不仅因为具有一定的需求动力(如城市地位诉求、投资利润目标、市民住房需求等)，同时也有赖于必要的观念支撑(如发展主义、城市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相应的角色(如主导者、参与者)和操作形式。
一般认为，在今天中国城市开发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是地方政府、城市政府，而开发商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但笔者以为，在城市开发体制中，上自中央政府、下至普通市民，还有相关的专家集团等，都以各自的方式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市民的态度”是我们思考“开发体制如何形成、如何延续”这一问题时必须关注的内容。
公平压力的持续升温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城市开发，自一开始就处于价值资源匮乏的尴尬境地。9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之时，已经进行了20年的经济改革，由效率优先原则所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已经被国内外舆论界和知识界构建为一个突出的中国问题。而当“城市化”被当作中国最重要的“发展”路径时，不无吊诡的是，在被视为现代化模型的西方及东亚的各“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一些曾先期推行开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主义、开发主义已开始遭到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也因此，当中国开始向发达国家寻找有关“先进城市”的理论和经验的参照时，处于“后城市时代”的西方各种城市批判理论裹挟而入。
与此同时，在现实中国，随着“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城市扩展”等运动的大规模展开，城市开发的空间公平问题很快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作为城市开发的基本方式，政府垄断开发主导权和直接从城市开发获利的基本制度也受到批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府角色、与开发资本联手共谋暴利的政府行为，被认为是导致住房不公、空间不公以及官员腐败的最直接原因。
当然，对于中国的城市开发体制、开发运动而言，真正构成价值观念正面压力的还在于：“住房不公”不仅会受到源自社会主义记忆的公平观念的质疑，同时还必然地会受到“住房权”这些“现代的”普遍价值的否定。早在1966年，居住作为基本人权的观念就被表述在国际《人权公约》中(“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宅，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而“住房保障”制度在今日世界各国也不仅是发达国家、且也是像前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甚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的内容之一。在这样一些价值和制度的参照下，“为有钱人造房”、以级差地租原则重新安排各阶层空间秩序、从而让土地／空间利益最大化的中国的城市开发，不可避免会遇到来自公平正义的价值批判。
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些年来，城市开发在中国各地不仅遭遇到来自动迁居民、征地农民的强烈抵制，还引发了业主以城市政府、开发商、物业公司为对象的维权运动，以及年轻白领群体对高房价的抗议行动。以城市开发为背景的持续多年的各类民众抗争行动，不仅具有跨地域、跨阶层等基本特征，而且其权益诉求行动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出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均衡的国家需要，在扮演道义权威角色、强调公正价值 (住房保障)的同时，一次次试图以宏观经济调控、政治增压等方式来推动城市住房保障、控制城市房价。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开发，无论是作为体制还是作为运动，既缺乏相应的价值支持，也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础，同时还承受着来自权力上层的政治压力。
事实上，当90年代“社会不公”成为一个突出的中国话题以来，“公平正义”一直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变起着特殊的压力作用的影响要素。一方面，公平是这些年来经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后中国知识界和一般民众表达得最清晰和最具有一致性的价值诉求。与此同时，公平也是曾遭遇了历史挫折、政治危机后的执政党必须抓住的合法性依据。这意味着国家权力为了获得民众“事实上的承认”，就必须接受民众的公平诉求为正义压力。
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开发的时代背景的一个重要角度——以牺牲住房公平、空间公平为代价、以经济效益为首位目标的城市开发，自一开始就必须面对有关正当性的质疑。
城市政府的进化路径
在实践中，城市政府为了推进城市开发，会在国家根本制度提供的框架范围内，设计相应的操作性地方法规，以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性要求，同时也可能在国家制度的空白、模糊处，创制一些新的制度，来满足城市开发的实际需要。而当根本性制度或中央政府相关政策与城市政府开发实际需求相矛盾时，城市政府或者会在国家政策的边缘、缝隙处打擦边球，以求城市利益或自身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会利用政策技巧，制定特殊的配套性政策，并不断对其作出调整，从而可以在操作层面上实际解构既有政策对城市开发的负面功能。
透过观察城市动迁政策的多变性和政策操作的随意性，一方面可以看到城市政府为追逐经济效率而以自身的利益为首位需要、必要时牺牲其他相关利益人的立场倾向。同时也可以看到，城市政府具有获得足够的经营开发机会的制度便利和操作力。这种操作力既包括了灵活运用各种权力／资源而操作政策，以达到其利益目标的能力，同时也包括了政府抵制公平正义压力的能力。
而在公平价值的压力下，城市开发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合理性，城市政府光凭既有的制度空间和政策操作能力，要大规模地动用国家资源，并长久抵挡来自市民、农民以及中央政府的各方政治压力，是困难的。从城市政府对动迁政策的操作技巧来看，城市开发的实施，还得益于某种工具理性原则：目的与手段的整合性，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或者也可以说，它得益于某种目标合理性和形式/规则合理性。
但是，面对城市开发正当性危机的城市政府，同样也一直在致力于实质合理性、即价值合理性资源的开拓。通过下表呈现的实例，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政府是如何采用各种价值观念，制定开发规划和相关政策，用以推进城市开发运动的。
不难看到，城市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寻找相应的价值资源，拓展合理性空间，以应对来自公平价值的压力。与城市开发运动的批判者们相类似，作为城市开发运动主导者的城市政府，同样在不断援引西方各种新城市理论所提供的观念和路径，加以改造和运用，一方面用以缓解来自公平正义以及各种“后现代”、“后城市”的城市批判理论的压力，同时从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城市经验中，寻取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
在此过程中，城市规划、建设的专业群体，以及各种“城市问题研究专家”、乃至城市开发运动的批判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重要的参与者角色。这些年来，各地城市政府直接主持或参与组织了各种主题和规模的国际或国内的“城市论坛”，而在这样的互动中，城市政府也表现出了整合专业知识分子群体、消解价值压力的突出能力。
市民的补偿愿望和动迁创伤
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各地城市动迁居民多有悲壮的抗争行动，但极少有成功阻止城市政府开发计划的例子。在笔者看来，动迁居民普遍而激烈的抗争行动之所以收效甚微，不仅是因为城市政府具有足够的制度空间和操作政策的能力，也因为市民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被真正转化成足以抗衡城市开发合理性的正义压力——社会成员没能为自身的权益愿望和抗争行为赋予足够的价值正当性，以抵制政府政策的合理性。
在目前的开发运动中，“动迁居民”主要不是作为城市社会的权利主体，而只是作为住房的相关利益人，同城市政府以及开发商发生关系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动迁居民的另外一些身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笔者及其研究团队所调查的上海动迁户中，大多数是退休职工或下岗职工(其中有不少是回城知青、按政策退休后回迁的原支援内地建设人员等)。当我们将城市开发放到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脉络中观察，城市开发所触及的显然不仅是住宅，还有住房的分配制度。
从社会主义时期的住房福利配给，到住房市场化供给，在城市住房制度的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对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依然保留了福利分房的待遇。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始终将另外一些人排斥在公共住房资源的配给体系之外：作为城市住房贫困阶层的棚户简屋区居民，或回城、回迁的知青等市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既没有在社会主义单位制时期享受到住房福利配给的待遇，如今在公房私有化、住房供给市场化的过程中，又再次失去了获得公共住房资源配给的机会。
在这些居民看来，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都还没有等到“分房”机会，现在总算等到了。在他们这儿，作为住房供给政策，“动迁安置”与“单位分房”的性质是具有延续性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补偿”期待，并不只是对他们动迁房的折算价格的期待，而是对他们早应该得到、但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落实的社会主义住房福利的期待——这是一个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住房权益补偿。这种补偿，在上海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动迁安置政策(按户口人数实物配置)中，尚有一定的政策体现。但随着90年代后期“点砖头”式的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贫困、拥挤的棚户简屋区居民又一次遭遇了住房不公的制度安排——面临被挤下住房福利分配最后一班车的命运。这就是90年代后期动迁纠纷激烈化的背景。
然而，无论是在动迁居民自己的动迁补偿诉求中，还是在公共舆论，甚至在城市开发体制的相关批评中，“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偿”，始终没有被正视为一个现实的住房不公问题，也没有被转换成质疑开发体制功利本质的公平正义压力。
此外，按目前城市开发运动背后的级差地租原则，老城区中缺乏住宅购买力的居民，大量地被安置到了城市边缘地区甚至远郊地区。这样的空间迁移，不仅让动迁居民普遍感受到了身份地位下降性流动的创伤，现实生活中也造成了居住、工作、社交等种种困难。我们在对动迁安置基地居民的调查中可以感受到，许多居民心中充满了意味复杂的人生受挫、生活失败的怨愤情绪。但在国内媒体上和学者的研究中，动迁居民对个人/家庭/邻里的生活需求、心理感受以及认同需求等等，很少被视为社会公平价值需求的内容。人们在批判“社会不公”时，也没能注意到居民们由于空间被剥夺而导致的生活困境，这种困境没能形成足以否定社会开发体制合理性的价值资源。
动迁居民的抗争行动，很多时候被他们自己以及城市政府、城市问题研究者们表述、理解为经济理性行为。不仅动迁居民自己缺乏相应的表达，在公共舆论空间中，动迁居民的补偿安置愿望、特别是城市下层动迁居民的住房利益诉求行动，也主要被阐述成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行动。也就是说，城市大动迁破坏市民生活的非正义的一面，并没有遭到充分的揭示。也因此，城市政府及相关动迁机构，为了消解动迁安置工作所面临的价值危机或现实障碍，通常采取“动迁工作的透明化、规范化”，或“提高动迁补偿标准”等应对措施，很容易就可以为城市大动迁的继续推进找到相应的社会合理性。
城市奇迹的主导者、共谋者
社会公平，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最原初的合法性基础之一(消灭阶级差别)，如前所述，它亦是现实中国社会对执政党构成正义压力的一个普遍价值。需要解释的是：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社会的住房公平、空间公平的价值诉求以及市民的抗争行动，何以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能构成足够的正义压力，从而有效改变动迁过程中权力、资本与市民的力量关系，并促使城市开发体制由经济型开发转为社会型开发？
诚然，期望陷入住房困境的动迁居民能够将自身的生活愿望、住房利益诉求直接扩展为改变制度的政治运动，这样的想法多少属于不切现实的公民社会想象。“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使“制度的不利”降到最低。
而具有相应组织化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亦缺乏以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来变革制度的政治／法律空间。尽管如此，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各种社会成员并没有自外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一方面，社会成员普遍习惯于以非正式的日常反抗形式来解构制度；与此同时，知识人也通过扮演幕僚、专家或批评者的角色，参与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生产和运作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中国城市开发制度形成和开发运动持续展开的过程中，围绕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合理性，城市开发的主导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将开发主义塑造成新的意识形态：在一轮又一轮的土地开发、拆迁建设中，由强大的传媒支持、有各路知识人参与的宣讲行动一直都在进行。
与此相对照，市民关于居住生活的权益诉求和博弈行动，却主要被限制在有限的意义空间中，被阐释为“住房面积”、“补偿标准”等经济利益问题。在围绕动迁安置的价值规范情景中，开发者与市民所享有的知识和思想的资源及其运作能力是完全不对等的：城市开发的主导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动知识界的头脑库，而行动者往往陷于道德资源匮乏的无助境地。
作为城市开发主导者的政府、以及作为重要参与者的投资者、知识人群体和市民，在生产空间秩序的同时，也在生产着相应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在社会冲突的现场，就是在远离行动的知识领域内部，知识人群体亦似乎缺乏与中国现实真问题相对接的冲动。
现实的情况是，当中国的城市开发体制形成、市民抵制住房不公／空间不公的都市运动兴起的时候，权力不仅具有运作政策技巧的足够的能力，同时也已经掌握了运作意识形态、消化专业知识、同时将知识人群体隔离于社会运动的一整套娴熟的技巧。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行动者们在与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凝聚公平正义压力的现实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