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6.4 戒严，及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使用坦克机枪──而不是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 分析如下:

为何6.4 戒严，及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使用坦克机枪──而不是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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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六四”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使用坦克机枪──而不是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

──清场并不是因为缺乏较为良性的工具。周恩来去世后的一九七六年四月，警棍大棒足以把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数万名示威者清理出场，几乎没有生命损失。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四日，抗议示威不仅发生在北京，而且出现在上海、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济南等全国一百多个城市。 中共领导人很清楚，这是社会不满的爆发，其根源比那些精英学生高喊的民主口号要深刻得多。形势亟需发出强有力警告，彻底终止所有指向统治权威的挑战。这正是屠城达到的效果。

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社会情绪一直阴暗，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有所好转. 但人们记得──一直到现在还牢记着──能够允许的只是经济自由，不是政治自由。后八九时代的中国，关於屠杀的记忆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合谋默契”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后八九时代的中共政权守护人要他们的政治对手记住“六四”，但却要别的人（特别是外国人）都忘记；他们要人们记住的是“官方”说法，而受害者确凿可信的证言却要被遗忘；他们无法希冀年长的人们忘记真相，但却希望这真相青年一代永远不会得知。

..... 这就是生者的沉默。那些人虽然从屠杀中生还，但却因恐惧而不说话。其恐惧产生於屠城最初的几小时，不但出自杀戮本身引起的震惊，同时也出於政府关於杀戮的官方解释正如酸雨一样瀰漫中国。谁都不会误解其中的残酷信息：六月三日至四日夜里的罪犯不是手持冲锋枪的军人，而是受到反革命分子和境外敌对势力支持的“暴徒”和“社会闲杂人员”。如果你，亲爱的公民，加入了这倒霉的一夥，你最好还是保持低调；如果你痛苦，那最好还是别出声，免得招来更多痛苦；如果我们打死了你的儿子，那是你应该向我们道歉，而不是相反。

......“六四”以来二十年，倖存受害者中最不易听到的声音属於那些普通工人和北京市民（中共称之为“社会渣子”），他们曾支持学生运动，他们的名字我们很少听闻，但他们仍在沉默中哀悼着死者和伤者。禁止在公共场所谈论“六四”已经禁了这么久，到如今这禁令似乎不过是社会风景线的特色之一。禁忌初始所依据的恐惧已逐渐流失，如今人们不过是像服从红绿灯一样服从这些禁律。 抗拒反倒像是违背本性，甚至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