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ZT

然而，正象我在第11节指出的那样， 因为眼下这种既非公产、又非私产的半吊子状态最对官商们的胃口，他们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这种半吊子的水平上。

冲破私产制禁忌是大好事，可是，靠什么力量去冲破呢？这就要靠民主化之力了。前苏东各国，有些在经济改革上比中国起步更晚，一旦实现民主转型，很快就迈入正大光明的私产制建设。可见，若依民意的主流，那是指向私产制的。某些人总把老百姓视为经济改革的阻力，这恐怕是弄反了。譬如许多目前改革的受损者，你若只让他们在目前这种半吊子状态和先前的公产制二者之间作选择，他们或许会被後者迷惑；但若是加上货真价实的私产制这个选择，我以为他们更可能选择私产制，起码是更容易被说服去选择私产制。

我提到一些前共产国家采取的"大家分股，一人一份"的私有化模式。我并不是说这种模式就一定是最佳的模式，我也不是说中国可以无条件地照搬这种模式。重要的问题是公正。某些人否认公正的意义（或者是把公正和平均主义混为一谈），声称在现阶段不应当强调公正。这无异於赞同强盗逻辑，赞同权势集团肆意掠夺。另外有些人则附和当局，以稳定为由反对政治开放，这实际上是掩护权势者在经济改革的名义下巧取豪夺。

在这里，六四又是一个关节点。六四之前，民气高涨，官商腐败既在初期且多有忌惮。如果在当时便着手宪政改革，此类现象尚不难处理。六四之後，民意受到严厉打压，官商腐败遂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又有苏东巨变的警示，权势者对未来没有信心，於是更加紧眼下化公为私的步伐。这就促成了官商腐败的恶性发展。

与此同时，部份受剥夺民众的处境急剧恶化，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已然出现。仅以北京为例，就发生过数起失业工人自焚事件和暴力反抗事件。这在一方面进一步突显出深化经改和开展政改的迫切性，一方面又增加了它的困难度。众所周知，菲律宾和南朝鲜在民主转型後，马科斯、全斗焕等先前靠权势聚敛的不义之财受到清算，这难道不让今日中国的马科斯、全斗焕们对民主改革加倍恐惧加倍抗拒？

说来也是，倘若政改不是过份地滞後於经改，腐败不至於发展到如此恶劣的程度，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把它视为赎买，视为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份，而且这种过份的腐败恰恰又是在残暴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血腥镇压民众的人同时又攫取了惊人的由民众创造的共同财富，这又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

不难想见，如果中国实行政治开放，这种人多半是要被追究的，而如何把握这种追究的方式和分寸也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当然，我也可以设想，中共当局继续采取只经改不政改的邓式路线，横竖老百姓造不成反，所以目前这种状态还大可持续一段时间。我甚至还可以设想，在经历一两个世代之後，不法之财由於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以至某种法治秩序竟也可勉强建立。

且不说此等设想还何其遥远，何其不确定，生於当代的我们，面对眼前发生的巨大不公及其恶果，难道就该放弃批判？邓小平的只经改不政改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利弊交错，越到後期越是突显弊端，因此，我们不能不越来越增加批判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