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的“多难兴邦”与余秋雨的“含泪书”

一年多前，我读了《千年一叹》，觉得很好，于是兴冲冲地问一位朋友是否听说过一个叫余秋雨的作者。朋友赶忙问我是否听说过有个叫江泽民的人。“你不关心外部世界”吾友说。

可见，我不可能了解生活中的余秋雨是怎样的，但一个直觉告诉我，公众对余秋雨的奚落“可能”是不公正的。且由温总理在汶川的题词“多难兴邦”说起。

两周前汶川地震周年纪念时，我本想发下面的留言，但不忍扫大家的兴。现在抽出来：

就温总理的题词，我有不同看法： 家、国要分清楚。
不赞成把人民承受自然灾难与国邦崛起放一起说。觉得应把地震作一自然灾难处理，扯上“兴邦”大概出于同时发生的西方反华事件导致的心理。但我们不应让别人左右自己的情绪。地震难者是一条条各自不同的生命，大笔一挥，统统归纳为国邦崛起的情势环境，难者能同意么？我以为有对难者不恭之嫌。兴邦一说究竟安慰、鼓励了谁？也许是其他中国人，例如海外的我们，又或让他国“另眼相看”，但灾民自家的感受呢？死了小孩，叫活下来的以国家为己任，而不是鼓励他们将来研究地震、防灾，这种无边无际地泯灭个人的思维方式是古老中国一路走下来渐渐形成的一个特色。

我以为大国之心应是平常心。家、国要分清楚。家有难，安慰家，兴家。 〔引完〕


上面引文中除了阐述老旧传统泯灭个人，家、国含混之外，还意在指出一个现象，此亦是我不断批判五四文化运动〔再提一次：政治运动的五四不同于文化运动的五四〕的原因之一，即中国的自我客体化。通俗地说，就是把自己看成由西方主导的世界里的客人，需要西方的认可。可以设想，如果地震发生在俄罗斯，受到西方类似的非议，俄罗斯人是不会把一场自然灾害扯上、上升到“多难兴邦”的民族自觉的。西方诅咒么，俄罗斯人会更用心去救助自己人，但依然不会给自己无边无际的心理压力。何也？俄罗斯虽然不再是当年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强，但在心理上、精神上依然是自己的主人，保持着俄罗斯的傲骨。她不需要告诉人民要做好、要“崛起”，不要被西方“看扁”。因此就不会在外界的刺激下把一个一时一地的灾难在观念上扩充到全民族的高度----这难道不是在自我加大精神创伤的幅度么？

现在谈余秋雨。
就读过的余的几本书，我的印象是，他是个颇忠厚的人，可以“有才华而精神平庸”概括之。就《千年一叹》而言，他的才华表现在看出断代地比较现在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不恰当。好比把长跑运动员与短跑运动员在短跑的赛道上比较----他说。他的平庸则表现于：只在各大文明的政经层面上作宏观的比较，而不懂得在文明包裹下的精神本体的消长上理解文明的兴亡----因此书中才有对印度文明偏颇的叙述，以及他本人在中东某饭馆对当地人孤立地大谈“进步”的举动。

我的直觉是，余秋雨的“含泪书”与温总理的题词出于同一种心理，只不过总理的以一种庄严的面目出现，故不容易发觉其下隐含的残酷与含糊。余秋雨则由于有文人的迂腐、以及已经被系列革命弄得张冠李戴的“以天下为重”的传统观念垫底，故在不合适的时候说出了被人民唾弃的话。而政府则正中下怀，于是加以推广。我在他的新浪网户上读了那段话，除非我搞错了，又或原话被改了，否则，似乎是很短的一段话。好象并没有忖摸上意的动机。家国不分、希祈中国人民暂时泯灭个人，联合起来应对西方老大的意向却颇明显。

而这种自我客体化的思维，就算在这里海外文学城，一众自以为敢说真话、思想独立的华人文化人，我也是经常遇到而不胜其烦的。可见这种思维与心态是我民族百年来的瘟疫，余秋雨不过是因缘交错，以最笨拙最不幸的方式成为众矢之的而已。我们与其骂他起劲，不如自我面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