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了。十年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
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祖国的面貌在各方
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
本质，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势性。本文仅就流氓、盗匪、烟毒、赌博
、娼妓等社会污毒在解放前猖獗泛滥和解放后被迅速清除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
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使广大人民陷于失业、破产和贫困的深渊。少数剥削者
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剥削阶级损人利己、享乐腐化思想的腐蚀以及失业、破
产、贫困的逼迫，使得很多人走上邪路。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镇压人
民的革命活动，更直接收买、利用大批坏分子，作为统治人民的爪牙。反革命势力
与许多流氓、盗匪集团密切勾结，相互依存，并混为一体。各种坏分子虽然只占人
口中的极少数，并且遭到善良正直的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反对，但由于他们受到反动
统治者的支持和纵容，而万恶的剥削制度本身又是产生各种罪恶的根源，因此，他
们就能够猖狂地进行各种罪恶活动。
旧中国无论大小城市，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流氓组织。在他们的组织中设有大小
头子，各占一行，各霸一方。许多大流氓头子都直接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起
家。他们广收门徒，豢养打手，积极扩张本门势力。上海有些大流氓头子在国民党
反动统治时期，成为参与蒋介石集团政治、经济事务的“党国要人”，他们的徒子
徒孙渗入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特务。帝国主义租界
的许多包探、巡捕，也是由这些人担任的。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曾依靠上海流氓
所组织的“反共协进会”，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
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都曾指示他们的部下：“要尽量在流氓帮会内发展组织，
做到组织内部非徒弟即兄弟。”
这些流氓充分反动统治者的帮凶，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上海蜜蜂毛绒厂流
氓特务陈小毛，曾仗势强奸女工一百多人。“沪西半爿天”柏文龙组织“挂尸党”
、“拆屋党”、“斧头党”，按月向群众勒索款项，稍不如意就唆使党羽行凶，随
便杀害人命。广州市“粤东五分社”等流氓集团曾专门“拉猪仔兵”，即强拉农民
和外地客商卖给伪军当兵。北平市“四霸天”之一的流氓头子林文华，常拿活人当
他练拳的靶子，不是把人打死就是打得吐血。天津市流氓薛桂芳养的狗，在玉生祥
米面铺偷吃东西被打死，薛桂芳就带领打手先砸毁米面铺，又迫使该铺经理给狗买
棺木做寿衣，打幡送殡。这些流氓无恶不作，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到凶杀、强奸
、抢劫、偷盗、诈骗、敲诈勒索、包运烟土、包打群架、贩卖人口、开设赌场和妓
院等各个方面。
在旧社会，抢匪、窃盗、骗子也是成帮结伙。他们的罪恶活动，使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许多人因被抢、被窃、被骗而走投无路。据上海市伪警察
局显然缩小了的统计数字，该市在解放前夕每月发生抢劫、绑票案一百三、四十件
，平均每天四、五件。天津市在解放前夕有抢匪八百余了，惯窃一万二千余人。江
苏省著名的盗匪集团“水火帮”，几十年来经常出没于太湖、长江邻近地带杀人越
货。天津塘沽区著名海盗“愁死人”、“金牙老六”等时常结伙在海口外洗劫货船
，枪杀船主船工，沉船灭迹。重大的抢、窃、骗集团的头子多与流氓组织、地方恶
霸和伪警察局有着勾结。不少伪刑警人员就是大流氓的徒弟或窃盗集团的头目。不
少抢、窃、骗集团在作案后，按“规矩”都要提出一些贼款作为贿赂伪警察局的“
积金”。农村中打家劫舍、奸淫烧杀的土匪时常被国民党反动派成股地加以收编，
作为镇压人民革命活动的一种武装力量。
从英帝国主义开始向我国输入鸦片到全国解放前，烟毒在我国蔓延了一百多年
。特别是日寇侵入我国以后，在沦陷区实行“毒化政策”，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起
来。中国反动统治者历来就勾结帝国主义和流氓势力，把制毒、贩毒作为“生财之
道”。解放前，仅上海一市的制毒机构就有三十多处，从事制毒、运毒、贩毒的有
三万余人。在广州，据伪社会局一九四九年五月份不完全统计，全市烟馆共一千三
百多户，有“烟馆多于米铺”之称。国民党反动派以禁烟为名，命令烟民登记，调
整烟馆，便于官方统一专卖，所谓禁烟机构实际就是制毒和贩毒的机构，因此愈禁
愈多。成千上万的吸毒者倾家荡产，有的骨瘦如柴，瘾毙街头；有的沦为盗匪，为
非作歹。
在旧社会，赌窟、妓院林立。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夜总会、回
力球场、跑马场、跑狗场等大型赌场，每场都有千人以上进行赌博。地痞流氓也勾
结官府大开赌局。广州的赌场有三千余所，以赌为业的约三万人，赌场专设电船七
十余艘迎送赌客。至于供剥削阶级淫乐的妓院，则遍设于大小城市，国民党反动政
府还以此增加税源。上海市在日伪统治时期，正式登记的妓女有二万余人；在国民
反动派接收以后，据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上海市年鉴”刊载，当时该市“依卖淫为
活之娼妓，无论直接间接，估计不下十余万人”。各地妓院的窑主都是流氓恶霸，
他们贩卖、诱骗、强迫许多贫困的妇女做娼妓，以“卖绝”（妓女终身无人身自由
）、“雏养”（拐买女孩，养到十三、四岁即迫令为妓）、“包账”（定期押卖）
、“拆账”（名为与妓女分账，实际上大部分收入归妓院主所有）等方式残酷压榨
妓女，还强迫患病、怀孕的妓女接客，用皮鞭、铁棍毒打妓女，用烙铁烫妓女，有
的被活活打死，甚至的妓女患重病未死就被钉入棺材内埋掉。
旧社会的罪恶是数不尽说不完的，这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反动统治的必
然结果。国民党反动派表现上也叫喊着禁烟禁毒、取缔娼妓、惩办盗匪、反对流氓
，实际上这只是欺骗人民的惯技。他们自己就是罪魁祸首。他们也曾惩办过一些盗
贼，除了因为反动势力内部有时发生磨擦外，不过是包庇“老虎”打“苍蝇”，甚
至诬良为盗，借以蒙蔽群众的耳目。当时，许多重大刑事罪犯在作案后被群众举发
，只要犯罪集团的“老头子”向伪警察局打个招呼，就可以安然无事，继续作案。
反地官员对社会上的重大刑事案件，甚至还直接参加。象一九四六年上海轰动一时
的荣德生被绑架案的主犯就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作案时用的“逮捕证”是伪第三
方面军司令部的，用的汽车是伪警备司令部的。湖南省邵阳市永和金店遭匪抢劫，
并杀害两条人命，这一大案的主凶是湖南省伪第六区专员孙佐齐和专署秘书傅德明
。武汉市刑警喻有才，是管领在三百多名窃盗的头子，这些窃盗按月送款到他家。
这样亦官亦匪、一身二任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广大人民深深地懂得，要依靠罪魁
祸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来改变旧社会的罪恶面貌，无异于痴人说梦。群众描述当时
的情景说：“百姓吃不饱，警官养肥了，白天怕强权，夜晚怕强盗，有苦说不出，
有冤无处告”，真是一点也不假。
二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旧社会的一切妖魔鬼怪从
此就失去了依靠。多年来被压抑的六亿人民的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经发动，就以
雷霆万钧之势，扫除一切反动势力的残余。尽管旧社会遗留下的反革命分子和流氓
、盗匪等坏分子成群成堆，尽管他们在失去靠山后还妄图继续与人民较量，但是，
在伟大人民的铁拳下，这些妖魔鬼怪战不上几个回合，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就被打得
粉碎。
中国人民经过了十年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英勇斗争，现在，社会主义
的新中国国泰民安，繁荣兴旺，不但反革命残余已基本肃清，而且刑事犯罪案件也
已经大大减少。最近几年来，全国若干类重大刑事案件（包括凶杀、纵火、抢劫、
强奸、盗窃、诈骗等）的平均发案率逐年下降，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四年下降了百
分之四十八点六七。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案件的下降尤为显著。仅北京、
上海、湖南、陕西四个省、市，今年上半年初审刑事收案的总数，就比一九五八年
同一时期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五四。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干劲冲天地
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流氓、盗匪横行和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污毒泛滥的现象
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抚今追昔，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
幸福。
在我国，那些长期勾结国内外反动派压迫人民、罪恶滔天的恶霸兼大流氓头子
，那些长期被国民党官僚、特务所掌握的封建帮会和政治性的流氓组织，在一九五
○年开始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就已经受到粉碎性的打击。旧社会那些在城
市中分股活动、奸盗邪淫无所不为的大小流氓集团及其骨干分子，相当一部分已在
解放初期受到惩处，剩下的残余党羽经过以后几年的惩办和改造，现在也基本上肃
清了。上海著名的游艺场“大世界”，解放前从总经理、高级职员到一般管理人员
，几乎全是流氓，场内到处都有特务作恶，流氓行凶，扒手偷钱，妓女拉客，骗
子行骗，还有许多荒淫下流的黄色节目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是一个典型的诲
淫诲盗、藏污纳垢的罪恶场所，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遭受迫害和灾难的火坑。解放
以后，“大世界”经过民主改革、反革命斗争，已经彻底改变了面貌，成为劳动人
民休息娱乐和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幸福场所。许多解放前到过“大世界”的中外
人士都感慨地说：“大世界真的变了！”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它不仅反映了“大世
界”的变化，而且象征着整个上海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流氓恶势力的连根铲
除。现在，在我国各地，不论是工厂、农村、街道、码头、车站和娱乐场所，人们
再也看不到横眉坚眼的流氓作威作福欺压人民了。
在解放初期，我们消灭了成千累万的反革命股匪和许多职业性的盗匪集团。从
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抢劫案件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直线下降。目前，
这类案件已基本肃清。以一九五八年若干省、市抢劫案件的收案或发案率为例：辽
宁省初审收案比一九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七，天津市初审收案比一九五○年下
降了百分之九十六点三；上海市的发案率比一九五○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七
。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在大陆上，而且除蒋介石集团盘踞的台湾外，也反映在我国领
海上。前面说过的天津塘沽区沿海一带，解放前海盗活动甚为猖狂，解放后，十年
来同一地区内从未发生过海盗案件。人民群众对匪患的清除是极为满意的，他们热
情地歌颂道：“自古到民国，土匪未肃清，来了共产党，土匪断了根。”
在城市中危害面较广的窃盗、诈骗两类罪犯，解放后，经过历次运动的打击，
不但作案的数量大大下降，而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师徒相授、父子相传的老惯
窃、老骗子和成帮结伙的窃盗、诈骗集团，也已基本上肃清了。如上海市一九五八
年窃盗、诈骗案件的发案率比一九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天津市一九五八
年初审窃盗案件比一九四九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六一，初审诈骗案件比一九五
○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如按发案时间计算，实际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由于绝大部分老惯窃、老骗子已受到惩办和改造，因而大案极少发生。旧社会因
贫困所迫而沦为强盗、小偷的人，现又绝迹。解放前，上海的药水弄石灰窑一带原
是臭水浜，到处都是茅草棚，强盗小偷成群。附近居民有“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
窑”之说。现在这里已经盖起了楼房，清洁卫生搞得很好，强盗、小偷已经肃清，
家家户户都过着太平的日子。
旧社会数不清的烟、赌魔窟，已经摧毁无遗。许多在旧社会吸毒成瘾的烟民，
都已在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下彻底戒除烟瘾，成为健康的公民。广州市的烟民金香
，原来不会吸毒，自从到国民党的“禁烟”机关工作后，学会了吸毒，不但家财耗
尽，而且连老婆、孩子都被他卖掉。解放后，这个“烟鬼”戒除了烟瘾，经过改造
参加了工作。象这样“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金香的例子不过
是千万事例当中的一个。赌博行为在全国范围内也已基本绝迹，许多曾染有赌博恶
习的人提高了觉悟，连赌具也自动地交出来销毁了。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社会中压迫、蹂躏妇女的野蛮残酷的娼妓制度，在我国已经
最后地结束了。解放初期，我们有计划地取缔了妓院，严惩了一批妓院恶霸和人口
贩子，解放了成千累万的陷身火坑的妓女，这是旷古未有的好事！北京市的妓女把
它歌颂为：“春天的霹雷一声响，囚犯们打开地狱的门”、“千年的冰河开了冻，
万年的枯树发了青”。这几句话真实地唱出了全国无数被解放的妓女欢欣鼓舞的心
情。过去绝大部分身染梅毒的妓女，解放后经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治好了疾病，提
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改变了游堕习气，学会了生产技能，已经纷纷走上工作
岗位，并且建立了幸福美好的家庭。如在北京市某印染厂的一个车间里，有六十三
名女工是从妓院里解放出来的。现在她们之中已有二十多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十
九人参加了共青团，其中有一个表现特别突出的，在一九五五年已经评为北京市的
劳动模范和全国纺织工人的先进生产者。
十年来，犯罪分子经过劳动改造、思想教育转变成为新人，并积极参加生产建
设的生动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原来绰号叫“上海阿康”的流氓头目康妙根，手下
有二、三百流氓徒弟，到处包打群架，敲诈勒索，经过劳动改造，认识了自己的罪
恶，在劳动中表现积极，提高了技术，现在已是五级建筑工人，并带领二十多名徒
工学会了技术，大家都叫他“康师傅”。曾在香港行窃十八年的著名惯窃仇治本，
一九五二年到广州后，被我收容改造，几年来思想上有了显著转变，在劳动中积极
带头，并能帮助别人，今年五月已改变了成份，并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都说明了
新社会改造坏人的伟大力量。
三
十年来，我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流氓、盗匪等坏分子和烟毒、赌博、娼妓
等社会污毒的迅速被清除，使许多熟悉旧中国情况的外国人士感到惊讶。其实，这
是我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是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是我们党和人民政
府实施正确政策的结果，是我们坚持不懈地采取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
我国社会上刑事犯罪现象之所以大量地不断地减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要消灭剥削和贫困，消灭阶级，从而消灭
犯罪的。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群众的力
量对社会主义一切敌人实行专政。“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
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
必须实行专政。”①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小撮危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犯
罪分子必然面临着被彻底肃清的命运。
我国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为打击各种重大刑事罪犯创造
了极为有利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胜
利，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日益强大，
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群众中已经搞臭；我国工农业生产
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现象已经消灭，公共福
利事业普遍创办。这就大大缩小了产生犯罪现象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特别是一
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国民的经济的
全面大跃进，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进
一步提高，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活动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也就更加缩小了。
我们党所制定的对各种罪犯所实施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
相结合的政策，是消除各种罪犯的锐利武器。除了对极少数罪恶严重和民愤极大、
该杀又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外，对于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按其犯罪情
节、悔过程度分别对待，从重或从轻判处徒刑，实行劳动改造。对于偶然发生轻微
犯罪行为的人，一般采取教育的办法，不给予刑事处分。对于刑满释放分子一般都
安置就业，使他们用自己的劳动谋求正当的生活出路。十年来，我们已经改造了一
大批罪犯，使他们由旧社会的渣滓变为新社会的劳动者，真正做到了化社会上的消
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的有效手段之一。
我们在打击刑事罪犯的斗争中，如同在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一样，一向是采取
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由于我们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因而就能
揭露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犯罪分子，使他们到处陷于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无法
藏身，更无法乘隙活动。这是我们国家肃清犯罪的无比强大的力量之所在。
我们国家肃清流氓、盗匪、烟毒、赌博、娼妓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成就
是伟大的，但这并不是说，在这方面已经一点问题也没有了。首先，还有残余的坏
分子，他们还要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我们国家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被消灭
以后，剥削阶级特别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内继续残存着，仍然会对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发生腐蚀作用，产生新的刑事犯罪分
子。还须特别指出，在我国，目前还有反革命分子，他们是产生刑事犯罪的一个重
要来源。因此，在继续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同时，继续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
破坏活动和彻底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仍然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
任务。社会主义制度是消灭犯罪的根本保证。我们确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今后犯罪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必将更加缩小，犯罪现象必将更进一
步地不断地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