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弗郎克-泽林著、强朝晖译:《中国：重建“中央帝国”》

Frank Sieren著、强朝晖译

原德文书名：Der China Code : wie das boomende Reich der Mitte Deutschland vera776;ndert （解码中国：德国如何适应崛起的中央帝国）

英文书名：The China Code: What's Left for Us


工业国家的工人和被大规模失业逼入绝境的工会组织，感觉自己正在为某种莫名的力量所摆布，而控制这种力量的，是一些被金钱的贪欲侵蚀了头脑的人。——前基民盟社会部长海纳．盖斯勒，2004年


中国赶上来了


划时代的变革具有一种令人不快的特性：在它来临之初，人们通常并不情愿立刻接受它。我们德国人更是如此。在有可能带来深刻影响的变化面前，我们宁愿闭上眼睛。我们总是希望，根本性的变革最好来得迟一些，缓一些。当然，这种想法并非全无道理。既然是涉及未来几代人命运的问题，我们何必要仓促行事呢？然而中国的崛起证明，即使变化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但是如果不能对其予以足够重视，并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很可能会吃大亏。这些变化仿佛在遥远天际轰鸣的隐约雷声，那些正在郊外野餐的人们尚不及享用完盘中的鸡腿，冰雹已瞬间从天而降。


对於死气沈沈的世界经济来说，中国是一个福音。近30年以来，这个大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2004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量的比例居世界之首。中国努力凭藉自己的力量应对种种国内问题，并避免使其他国家受到连累。中国领导者冷静沉着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危机[1]以及来自世界经济的各种新挑战。亚洲因为中国而变得更加稳定。


2004年春，当中国出现因盲目投资导致的经济过热问题时，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并不试图遮掩过失，而是坦诚自信地指出自身问题，以此为世界媒体的批评性报导定下基调。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西方人想像中，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十几亿人口，腐败猖獗，体制独裁，奉行资本主义法则，如此等等。它仿佛一个火药桶，只需一点火星便会爆炸。另外，在我们看来，发展和压制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中国并没有崩溃，恰恰相反，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中国正在一天天强大起来。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给地球带来的震动。中国正在悄然而坚定地打破世界的静止状态，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13亿中国人都在同一时间奋力向上，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这是他们不能做，也无法做到的。中国人虽然是被西方强行拖入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但是他们很快便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运转机制，并巧妙地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拿出勇气来！”——就在不久前，德国人还在以这样的口吻训诫中国人。如今，已经没有哪个中国人愿意听到这种话。当你遇到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并经常往返於两地的德国人时，他很可能会说，实际上真正需要勇气的是德国人自己。


中国——这个距离德国万里之遥、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央帝国”，对年轻一代德国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比德国国内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的影响更为深远。德国未来的命运和走向，更多决定於遥远的中国。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和中国人握过一次手，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某位当代中国名人的名字，更不用说中国的流行歌星或是作家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一些德国人终於知道了中国最着名运动员的名字，虽然他们并不能把名字正确拼写出来。


但是中国对德国来说，却已近在咫尺。中国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利用全球化编织起一张严密的网路，将我们笼罩在其中，使我们难以摆脱对它的依赖。中国正在为世界制订标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工业大国也不得不遵守这些标准。奥地利作家约翰内斯"马里奥"希默尔（Johannes Mario Simmel）在一本小说的开篇写道：“亲爱的吉蒂，我们德国人虽然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可是却不会做沙拉，其实不必一切都尽善尽美。”[2]现如今，我们制作土豆沙拉的水平是不是比我们的经济状况要略好一些呢？


“德国制造”在德国已经成为稀有品。[3]我们每天购买的商品，从垃圾桶、衬衣、雷射唱机、笔记本电脑到集装箱船，全部是从中国进口。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服装鞋类生产国，同时也是山地自行车、微波炉、手机的最大产地。甚至在高科技产品如携带型电脑制造等领域，中国也已名列世界前茅。中国钢铁产量居世界首位，2008年上半年，中国钢产量是美国的4倍以及印度和德国的10倍。2004年，中国的汽车产量甚至超过了德国，仅次於日本和美国。[4]如果有谁在 2004年初宣称，中国将会收购IBM电脑和英国罗孚轿车（MG ROVER）的话，肯定会被称为天方夜谭。中国2004年对外贸易额突破一万亿美元，将富裕的邻国日本甩在了身后，[5]紧随美国、德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位。此外，2004年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五强。[6] 2008年，中国经济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03年至2006年短短三年中，中国对外贸易额便增长了一倍。除商品交流外，人员交流也日益频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监事会主席约尔根．韦伯（Jürgen Weber）预测，到2010年，汉莎飞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将增至每日4班，客流量将超过北京至纽约的客运人数。[7]如今，汉莎飞往中国的航班已增加到每日两班。


（续前）“中国毫无疑问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德国化学工业巨头巴斯夫公司（BASF）董事长贺斌杰（Jürgen Hambrecht）十分肯定地说。[8]他的观点有事实为据。巴斯夫公司投资30亿欧元，在南京建立了石油化工一体化基地“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公司 ”，这是巴斯夫公司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2007年，巴斯夫公司在华营业额达到了44亿欧元。[9]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以及世界增速最快的市场。因此，中国近年来吸引外资的数额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仅2007年，外来投资额便超过900亿美元，占世界投资总量10%。[10]通过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扩张计划，中国对外投资急剧增长，很快便将把亚洲发达国家甩在身后。虽然中国原材料进口增长迅猛，但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仍高达2600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近50％。此外，与传统工业国相比，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可以继续保持几十年。从西方角度看，这存在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和工程师虽然深受剥削，但他们却颇感满足。无论工作条件如何艰苦，他们都默默承受，其原因在於，他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超过了中国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11]


这一切给德国带来了深刻影响。德国劳动力价格不得不参照中国的工资水平重新衡定，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令人吃惊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全球化经济中，人与人的劳动都变成了商品，供应量一旦增加，价格便会下降。德国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德国经济都已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出路只有两条，而两条出路都一样糟糕：第一条出路是缩减工资；这种办法虽然可以提高德国产品的竞争力，但却会损害德国就业者的利益，而德国人购买力的降低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第二条出路是，德国企业效仿法国、日本或者美国等竞争对手，将一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但这样做又会导致本国就业岗位和国家税收的减少。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der）一直期待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能够给两国带来“双赢”的结果，[12]从目前来看，情况暂时还算令人满意，因为我们仍然可以向中国出口产品。但是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其速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而中国先於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欧洲，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国家正是德国。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德国目前是在中国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据美国管理谘询公司科尔尼公司（A.T. Kearney）预测，在2015年之前，仅德国化工领域，面临失业危险的人数就将达到15万至20万，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 2003年，德国机械制造业裁员2万4千人，14其中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机器制造已经转移到中国。由於中国的原因，德国制造业的规模正在缩小。美国波士顿谘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估计，至2015年，德国产业工人数量将减少140万。


为恢复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推行深层改革，而其财政能力的大小，则取决於中国上升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速度及其影响。德国目前仍在勉强维持的社会福利水平几年之后将使我们不堪重负。德国稀有金属技术公司贺利氏集团（Heraeus）——一家年营业额70亿欧元的中小企业联合体——监事会主席兼董事贺利氏（Jürgen Heraeus）认为，“对中国觉醒的速度，德国人仍然毫无觉察。”他的这番话绝不只是为了威吓德国工会。自二战结束以来，类似贺利氏集团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经济的中坚，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对世界变化的反应远比其他人更加敏感。在他们看来，德国面临的并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全球性变革的开端。联邦德国前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1967-1969在位）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在联邦议院发出警告：“我要说的只有一句：中国，中国，中国。”他在讲这番话时一定不会想到，在他的众多讲话中，这句话是人们今天能够记起的唯一一句。现在看来，他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尽管目前德国各类报刊的经济版早已充斥了对中国的赞誉之辞，然而中国的发展不过刚刚起步，其巨大的潜能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17]


中国已为全球化做好准备

中国是这场划时代变革的中心，全球化则是推进变革的发动机。在全球化驱使下，世界正在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生扭转。几个世纪以来，人口迁徙、贸易、战争、通讯手段和人员往来将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今，全球化已经结成错综复杂的网路，人们被纠缠其中并感到茫然无措。18在全球化压力下，德国、中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必须更加紧密地相互合作。另外，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超出了政治和社会全球化的速度。这主要出於三个无法逃避的因素的作用：首先，资本总是流向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利润下降时，资本亦随之消失；其次，所有企业以及国家和地区都在为瓜分世界市场份额进行争夺，以便将来能够赚取更多利润，并在世界上赢得优势地位。再次，随着现代化传媒的出现以及交通的便捷，企业逐渐摆脱了地域和国界的束缚。

很显然，中国已经为应对上述挑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续前）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大陆一边。台湾的IT产品将近80%是在中国大陆生产，一旦两岸发生冲突，中国无需向台湾派兵，而只需没收台湾在大陆的生产设备即可不战而胜。北京政府事实上已将台湾的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322005年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法》，允许政府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实际上，这一法案更多是出於国内政治的考虑。如果说中国内政中有哪个问题可以获得绝对一致意见的话，这就是台湾问题。在西藏问题上，连达赖喇嘛本人现在也要求他的信徒，“不要再与中国直接对抗。”尽管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西方媒体热炒西藏问题，但是对抗并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或缓解。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大多数藏人的立场是一致的。对此，西方人往往视而不见。我们不愿承认，中国的变化从来都是来自於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压力。有关抵制奥运会的威胁以及一些西方媒体的操纵和煽动性报导，在奥运结束后几乎被人遗忘。


奥运会如期举行，一切圆满顺利，运动员和记者都为之倾倒。中国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能够获得金牌，并且有能力顶住西方以道德为藉口施加的压力。世界大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一变化。美国总统布希2001年初上任时还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在他第一届任期临近结束时，腔调已经缓和下来，将中国称为“ 外交夥伴”。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离开中国已无法得到解决。


　　怀疑论者反驳道，中国的进步被过分夸大了。他们认为，就像互联网繁荣一样，中国经济在增长高峰过后，将会全面崩溃。这种可能性尽管无法排除，然而这个比喻本身并不贴切。与大多数互联网企业所不同的是，中国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这就是：以市场份额换取技术转让。西方企业家无论何时何地与中国企业家进行谈判，核心总是围绕这一问题。由於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增长潜力，中国人可以利用外国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并从中渔利。


　　同互联网企业的另一区别是，中国经济不是负债经营，无须像前者那样向股民作出承诺，尽快实现盈利以偿还债务。


中国这一“股份公司”目前已经是一家赚钱的企业，其外汇储备高达1.8万亿美元，外债数额极少。而且，这一数字还未将香港的1600亿美元外汇储备计算在内。


　　怀疑论者可能会再次提出异议，他们会说，比中国富裕得多的日本，也曾令全世界满怀期待，但这些期待却最终落空。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迅猛，美国经济相比之下也显得黯然失色。但是到了1989年，日本经济却骤然窒息，国家陷入停滞。然而拿日本与中国相比，这一比较亦不恰当。日本当年一直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其他国家抗衡，日本市场的大门长期对外国投资者关闭。在几乎所有领域，日本都在独立研发和制造产品，并达到了惊人的效率和质量。直到有一天，这种体制最终超出了本国资源所能承受的限度。35中国却与此不同。中国遵循的战略令人联想到某些亚洲体育专案的竞技技巧：“借力打力”——借外资企业之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手段是：想方设法获取对方的技术。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繁荣的持续时间必将超过日本，因为中国疆域辽阔，达到国内市场饱和至少需要五倍於日本的时间。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持续一百年。


　　中国政府不仅有良好的起点，而且还拥有足够的智慧，以避免操之过急。从美国、日本、南美、和亚洲邻国的无数次危机中，中国吸取了如何规避全球化危险的诸多教训。出於自身历史原因，中国人对外部有着一种强烈的警惕意识。两千年前，中国汉朝皇帝为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修建了长城，与此相仿，中国政府於80年代建立了防止国际资金流入的现代防护墙。人民币不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其汇率挂钩於一个货币篮子，其构成则严格保密。因此，不论是华尔街投机商，还是西方国家的债权人，都无法将中国拖入困境，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与泰国出现的情况。36中国的外债数额很小，且大多数为长期债务。虽然加入了世贸组织，但中国的股票市场、银行业和房地产业仍然受到保护，以避免外资突然进入或撤出而导致震。除此之外，中国严格限制政府以及私人在海外购买债券。1997 至1998年，中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政府进一步加紧了这方面限制。当时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一些金融机构背着中央政府擅自向德国银行贷款数十亿美元，一时间无力偿还。时任总理朱基顶住国际压力，采取果断措施，大部分西方银行最后只收回了10%投资。中国没有被迫贬值货币，在一场严重的国际性危?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上述政策又一次验证了它的好处。尽管全球化之狼早已对中国这个猎物虎视眈眈，但中国始终在其扑杀所能及的围之外。在2008 年秋天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这一点尤其明显。中国各大银行几乎没有受到冲击。2005至2007年增幅高达500%的股票市场，与上年相比“仅仅”下降了80%。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几乎只是通过出口。

　　作为中国外汇收入主要来源的出口浪潮，已非朝夕之间可以阻挡。企图针对中国设立贸易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经济早已对中国产品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中65%都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

　　中国经济的另一优势是，较大数额的款项仍难移出境外。根据中国的外汇流通管理规定，在中国赚到的钱也要留在中国，不像俄罗斯那样，资本纷纷流向开普敦、圣莫里茨或者是蒙特卡洛，对俄国经济来说，这些资金彻底流失了。尽管由於中国经济的种种漏洞或是腐败问题，使得大量资金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但是这些钱毕竟还是花在国内，中国经济也因此得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稳定的中国，不稳定的美国

　　中国稳定的总体经济环境甚至也包括管理混乱的银行体系在内，尽管政府的一系列努力虽未给其带来明显起色，然而它对中国稳定所造成的影响远不如媒体报导的那样严重。尽管由於中国国有银行常常向一些没有还贷能力的国营企业提供贷款，而可以更有效利用贷款的私营企业却得不到贷款，使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无法得以充分发挥，但是不要忘记，西方国家实际上积累了数额更大的“坏帐”，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多是出於避免社会问题的考虑，用以挽救濒危企业，乃至整个行业。据官方统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累积的坏帐数额高达2000亿美元。这些坏帐并没有作为政府补贴结算，而是在国有银行的帐目中周转。假设这一统计是经过美化的数字，而实际数额高出两倍，那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30年来的坏帐总额大约是4000亿美元。但是我们回头看一下，德国铁路（DB）从1993年至2003年十年间的运营费用一半是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的，相比之下，中国坏帐的数额并不算高，何况目前德国铁路已经积累了多年的债务，目前尚有180亿欧元需要偿还。中国前铁道部长傅志寰不无自豪地表示，中国铁路的运营大体可以做到以收抵支。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统计，德国每年的财政补贴超过1400亿欧元。按这一数字计算，德国不到3年积累的“坏帐”即与中国四分之一世纪的坏帐持平。中国的坏帐总额大致相当於欧盟4年间用於农业的补贴之和。当我们批评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濒危国营企业纯属徒劳时，我们应当首先审视自己，以便对中国的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如果仅从收支统计来看，或许已经达到破产的程度，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却是资金充盈，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人均收入的40%。中国的资金来源远未枯竭。另外，中国股票市场方兴未艾，在海外上市的国营企业还只占很小一部分。2007年，中国有126家企业在海外挂牌上市，总市值为435亿美元。一年前，海外上市的企业只有59家，市值210亿美元。中国四大银行相继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底股票市值达到175亿欧元，此后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房地产泡沫同样不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太大的威胁，大多数私人购房都是用於自己居住，中短期内不会出售，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他们的影响极为有限。

　　怀疑论者也许认为，上述观点把中国描绘得过於稳定，以至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担心中国在以一些虚假的数字蒙骗世界。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中国政府自我粉饰的能力绝不逊於任何国家的政府。但是只要粗略计算一下便可看出，中国的成就绝不会是虚幻的舞台布景。在财政问题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转模式与一个家庭并无二致。正如家庭难以向银行隐瞒自己的债务一样，国家同样无法向国际金融界隐瞒其真实财政状况。其公布的外债数额就像德国个人借贷信用登记中的资讯一样真实可信。当然，政府还有另外一个获得资金的手段：印制钞票。但这将导致货币贬值和日常消费品价格的迅速上涨，通货膨胀一旦出现，则完全无法隐瞒。尽管面临经济过热，但中国2007年的通胀率只有4.8%，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算高，而经济增长率则超过11%。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国货币的汇率通过货币篮子与美元挂钩，当汇率牌价高出货币的实际价值时，黑市便会出现，任何政府对黑市往往都束手无策。然而中国并不存在严重的黑市问题。2004年底，在私下外汇交易中，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比银行外汇牌价仅高出不到0.3元。只要外债、通货膨胀和黑市没有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在目前的总体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便不会有经济危机之虞。相反，如果上述因素中有某一项失控，便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中国近代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中国经济已安然度过了多次重大危机的考验，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曾使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同时崩盘的“世纪性崩溃”。

　　然而恰恰是那些有着在中国多年生活和工作经验的德国企业管理者，从直觉上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却感到怀疑。他们从办公室、车间里和谈判中深切体会到中国日常管理的混乱。他们报怨中国人目光短浅，缺乏责任感，漠视质量标准，随意改变生产流程。既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经济为何又能取得成功呢？根本原因在於它的总体环境。只要大环境有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便无大碍。同样使这些德国经理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无论是大众，还是西门子或者安联，与这些德国企业合作的中方企业，尽管很多部门效率低下，不思进取，工作毫无章法，但每到年终结算时，整个企业却依然赢利。





（续前）现实与判断的巨大差异不仅反映在中国的经济问题上。对美国，人们同样有过类似的误断，只不过与对中国的误断刚好相反。美国社会各方面日臻完善，运转良好，而美国经济的总体环境却令人堪忧。



　　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6%，相当於欧元区国家规定指标的两倍。同时，美国制造业的开工率降至20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大企业，如世界最大的牛仔裤品牌Levi’s（该品牌最初系由一名德国人於1853年创办）、可口可乐、万宝路和麦当劳等，自2004年以来已不在美国本土，而是仅在中国生产。?53?美国的资金正在向亚洲转移。2007年，由於消费疲软，美国贸易逆差6年来首次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7110亿美元。其中仅对华贸易逆差便达到1633亿美元。此外，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特别是日本和中国，购买了巨额美国国债。美国2004年一年的国债数额便高达1800亿美元。“中国为帮助美国人维持其生活水平提供了最大的支持”，美国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香港首席经济师谢国忠（Andy Xie）在总结美国经济形势时得出这一结论。



　　美国经济2004年每天大约需要20亿美元的外国资金。十年以前，进入美国的外国资本多数为设立企业或购置房地产等长期投资。现在，外国投资者越来越谨慎，普遍选择短线投资，例如买入美元，以便可以根据形势变化，随时抛出。他们对美国的稳定失去了信心。德意志联邦银行首席经济师赫尔曼．雷姆斯佩尔格（Hermann Remsperger）曾在2004年警告说：“在这一领域需要格外谨慎。”



　　德国经济正在对此作出调整，德国对美国出口每年下降近5个百分点，而对华出口却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世界经济凭藉中国近5％的增长贡献率得以保持增长，中国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停滞不前。对美国而言，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实力的下滑。依照购买力计算，中国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自80年代初以来增长了4倍，达到13%。美国则一直停留在20%的水平，领先中国的优势已不明显。《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报导将中国称作“世界经济的‘伟哥’”，这一比喻十分形象。世界经济已经离不开中国。



　　在同一时期，德国产品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四分之一，减少到4.5%。许多迹象表明，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美国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也将萎缩。出於这一原因，美国国会於2004年秋季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子公司汇入国内的利润可享受税收优惠，有一个前提是，这些钱必须用於在美国国内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上述法案一旦生效，欧洲国家将首先受到影响，因为在欧洲的利润率相对较低，部分美国企业有可能因此撤出欧洲市场。德国的外来投资近期减少了近三分之二，而同期外国在华投资额则增长了25%，总额达530亿美元。上述情况将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全球化乃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由於中国的繁荣，美国政府被迫采取优惠措施，吸引美国企业撤出德国，回到本土。



　　美元汇率的涨跌近来也越来越多地决定于亚洲。中国的外汇储备约占世界的20%。亚洲各大银行拥有的美元债权占全球的80％，其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但是他们随时有可能将这些债券兑换成欧元等其他货币，以此对美元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外国商品的价格对美国来说便会相应提高。从这一角度看，美国应当对人民币汇率通过货币篮子与美元挂钩感到庆幸，因为从中国的进口可不必担心汇率风险。中国则希望欧元汇率继续上升，欧元对美元汇率1：1.7并非完全不可能。欧元坚挺可以给中国带来双重好处：一方面，可以促使欧洲企业为逃避欧元区国家的高昂成本而将生产向中国转移，尽管很多产品的最终出口地是美国；另一方面，美元汇率走低可导致美国购买更多的中国产品，因为相对于人民币，韩元或泰铢价格太高。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影响虽不明显，但却是持久的。中国国家投资公司曾与遭受冲击的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谈判，拟收购其最多可达49.9%的股份。目前，中投公司已拥有这家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10%的股份。

但是中国人低估了美国的危机发展速度，习惯於国家调控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起码会把崩溃拖延到总统大选之后。事实似乎确实如此：据《纽约时报》报导，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房地产抵押银行在与政府沟通之后曾计划到2009年初再公布财务报告，以此拖延债务。但这一计划由於压力太大而未能实现。中国这一崛起中的世界大国高估了美国这一已然开始走下坡路的世界大国的行动空间，但是这种判断在当时却颇有市场



截至2008年6月30日，中国还为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后来宣布破产的公司提供了3760亿美元高额贷款，占中国1.8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20％。进入7月后，他们突然意识到其债务人已濒於破产。7月中旬至9月初，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中资银行施加压力，显着降低持股量。在形势良好时，例如在2007年上半年，他们还平均每月增持220亿美元债券，而在奥运会召开的数周时间里他们则尽量悄无声息地减持了230亿美元。这两家房地产抵押银行第二大外国债权人——日本随之采取了同样行动。



於是，这两家最大的债权人共同卷入了美国金融危机。8月，亚洲人向美国人明确表示，事态已经发展到极限。在布什总统到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期间，中国领导人也与其谈及这一棘手问题。中方直截了当地提出，美国政府应当对这数十亿债务负责。在政治层面上，中国扣住手里的牌，以收回自己的贷款。在开幕式上，布什脑门上的汗水看来不只是因为炎热的天气。



　　此时，中国人的警告一定萦绕在他的耳边：如果不还钱，我们只有将外汇储备中更多的美元换成欧元，美元的压力将因此增加。另外，如果我们失去了兴趣，将来还有谁借钱给你们？



　　长期以来，中国和日本一直在为美国巨额赤字买单。他们把出口中国产品赚来的钱，再回借给美国人，使美国得以继续购买中国产品。於是，美国人一步步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陷阱，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大。目前美国政府每月平均需要200亿美元贷款来维持财政，而这些钱大部分来自亚洲。



　　看到美国人迟迟没有行动，中方的态度变得更加鲜明。8月22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通过电子邮件致函美国 Bloomberg金融通讯社，明确威胁说：“如果美国政府让‘两房’倒闭而不给予国际投资者相应补偿，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这虽然不会是世界末日，但却是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末日。”余永定是中国政府的顾问，这已不是他首次以某种非官方政府发言人的身份表态了：“崩溃的后果将超乎所有人的想像。”由於美国方面仍然没有动静，中国人决定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崩溃稍稍加一下速。8月29日，就在北京奥运会圆满结束后不久，中国银行在季会上宣布，已减少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25％持股量。第二天，《金融时报》称，“中国银行逃离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股票又一次分别暴跌了14％，这是迄今为止这两家房地产抵押银行单支股票跌幅最大的一次。至此，两家企业的股票在过去12个月里跌了80％，现在更被中国人逼入绝境。美国政府中那些犹豫不决者终於认识到，不能把中国人不当回事。就算不再借钱给美国人的威胁是虚张声势，因为有充足理由说明，中国人如果得罪了美国人将会自讨苦吃，但是由於美国金融业深陷困境，且总统大选在即，在此形势下，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不愿意搞坏与其最大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9月8日，美国政府决定“暂时接管”两家濒於绝境的投资机构。首先，须向两家企业分别注入1000亿美元资金。中国人的策略见效了。他们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了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干预行动。“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以略带格林斯潘风格的口吻说道，“在我看来，这是积极的。”从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可能也会这样看。然而如果冷静地或从长远来看，这是西方的一次历史性失败：每年亏损4千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工业国，被年均赢利3千亿美元的崛起中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所迫，不得不对价值5.4万亿的债务负责，这是美国所有房地产贷款总额的大约一半。



保守地讲，如果将这些债务的三分之一作为绝对亏损核销，数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它相当於债务几乎没顶的美国人的四年半的债务。目前美国已经积累了9万亿美元债务，下一财政年度将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布什有可能还将在此基础上增加20％。从短期看，形势可能将略有缓和，但是从中期来看，这将使美国的低迷局面进一步加剧。相反，中国人的损失则是可以估算出来的。即使将贷款的半数作为亏损核销，也“不过”只相当於其半年的贸易顺差。美国《商业周刊》评论称，亚洲的中央银行、特别是其中最独立、最强大的中国中央银行已经“以赢家的姿态走出了危机”。那些曾经嘲笑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毫无用处” 的人们，这时变得哑口无言。



　　美国接管“两房”一周后，中国央行行长又向国内做出了姿态。央行自2002年2月以来首次降低了贷款基准利率，同时自1999年以来首次降低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於是，最严重的一场国际危机的黑洞被堵住了，国内危机的风险也因此降低。中国人对美国政府准备成立一个处理坏账的结算信托公司的计划暗自偷笑，几年前，当中国为了给多家负债累累的银行减负而采取这一措施的时候，美国人还批评说，债务不过是从一个口袋转移到了另一个口袋。



　　布什总统请求国会通过7千亿美元救市计划，并对此解释说：“这是一个庞大的一揽子计划，因为问题也很大。”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金融危机有更好的防范。除了所谓货币篮子防范机制以及股市对外封闭之外，再加上中国的银行体系还十分落后，尽管以市值衡量，当今世界五家最大银行中的三家是中国银行。目前世界市值最高的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它的落后是名付其实的。因为其赢利主要不是来自金融衍生品、对冲基金和高风险的房地产业务，而是90％来自微薄的利息。西方银行的利息收入最多不超过50％。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工商银行却以这种方式增加盈利77％，成为世界赚钱最多的银行，而在此前一个季度，其利润刚刚增加了64％。因此，中国一些大银行像欧洲银行一样在晚些时候垮掉的可能性不大。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中国银行，从事风险业务的交易量仅占其营业额的1.5％。中国工商银行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资金最多只有12.3亿美元，与其每季度70亿美元的盈利相比，这笔数额并不庞大。那些担心中国银行业在国际危机的影响下将会像中国牛奶行业一样突然崩溃的金融观察家们，他们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危险来自另一个方向。由於危机，美国人的消费减少了。未来几个月，消费有可能面临17年来的首次衰退，并由此导致以下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这两种趋势将给中国带来决定性影响。



　　一方面，由於顾客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麽，所以他们只做最必要的开支。这样一来，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就会减少。另一方面，争夺其他国家消费者的竞争将会加剧，价格因此降低。但是世界上哪里能买到最便宜的产品呢？是中国。因此西方危机将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配件和产品是中国制造，更多的西方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亚洲。



　　目前还无法预料哪种趋势将占上风。虽然今年头八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到1520亿美元，但是在7月和8月刚刚过去的这两个月，开始出现转机。短期效应有可能是消费锐减，但是长期效应则是生产向中国转移。因为人们刚刚到了那里不可能很快回头。



　　目前，经济学家在中国媒体上公开讨论着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一些人警告说，不能再继续开放金融市场。“日益加剧的次贷危机对庞大的美元资产和开放的金融市场来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江涌如此判断说。他认为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令人担忧，人们不知道该拿它怎麽办。在他看来，中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过大。而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如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反对这种看法，认为“目前危机的最大问题是由错综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造成的。”这并不表明中国不应当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还处於上升期，其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它所缺少的是现代化金融手段。如果‘管控过紧’，我们将不得不被动地承担外来的风险。”他的反对者认为，只要有中国金融长城在，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樊纲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不能总是将自己孤立於世界。只要有利可图，中国就应当冒险进行大规模采购。中国国家投资公司女发言人的表态听起来则谨慎得多，她在谈到摩根斯坦利交易时表示：“国投公司在涉及国际投资的问题上将保持谨慎。”这并非对樊纲观点的一种否定。



　　鉴於上述情况，可以说，目前美国受全球化各种变数的影响远大於中国，而美国的行动空间却比中国小得多。中美两国就像是一条郊外公路旁的两家邻居，其中一家房舍简陋，房子很多地方还没有盖完，家里小孩子拣大孩子剩下的衣服穿，一家人很少去度假，但是他们在银行有足够多的存款。一旦家里有人生病，可以用它来支付医药费；家里暖气坏了，可以拿出钱来修；或者学费突然上涨了，也可以用它来支付。而邻居家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他们拥有一座装修豪华的大房子和两辆汽车，一家人频繁到各地度假。但是他们所有一切都来自银行，好日子能够维持多久，完全依赖於命运，他们只能祈求生活中不要出现大的变故。



　　尽管美国人一如既往地坚信美国是世界的领袖，的确至少在未来10至20年里，这一地位仍无人可以挑战，但是美国的领先优势正在迅速缩小。面对实力的衰退和来自世界的挑战，美国的表现越来越不自信，而中国的自信却与日俱增。美国人在走下坡路，中国人则在走上坡路。人们在生活中便有所体会，走上坡路的人总是比走下坡路的人的日子过得好。



儘管中国的稳定出乎许多人的预想，但中国也面临种种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远远大於德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中国最大的潜力同时也是最大的麻烦，即眾多的人口。解决每个人最基本的温饱、医疗和教育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超出了中国目前的经济能力。



中国的风险



在对有限资源进行分配的问题上，争夺异常残酷。人权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受到践踏，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由陈桂棣和春桃合著、在德国获奖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描述了在远离中央权力控制的地方农村，腐败和剥削达到了何种程度。两位作者花费两年时间在安徽农村走访调查，揭露了农村地方干部的专横跋扈、横徵暴敛、乃至草菅人命的暴行，描写了农民绝望和无奈的真实处境。



由於医院管理混乱，很多人因输血感染了爱滋病；由於煤矿安全设施的缺乏，矿难事故屡屡发生；即使在城市里，当老百姓与法律发生衝突时，法治原则也难以得到兑现。对一党专制提出质疑的异见人士受到无情的迫害。虽然人权组织一再强调，一个健康的政府不应惧怕赋予人民应有的公民自由，但是中国政府离此目标还相距甚远。许多与政治无关的案件也常常不能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式审理。据大赦国际统计，2001年，中国在打击刑事犯罪的週期性行动——“严打”过程中，在三个月内执行的死刑数量便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三年死刑数量的总和。1990年至 2000年期间，大赦国际记录的中国死刑执行数量接近2万。虽然官方认為该数字被明显夸大，但批评者认為，实际数字还远不止这些。据大赦国际统计，2007年全世界执行死刑数量為1252人，比上一年减少了339人。但是，儘管死刑数量有所下降，但目前全世界等待执行的死刑犯仍多达27500 人。



“死刑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虽然临近奥运，但中国仍高居死刑数量之首。但与此同时，死刑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大赦国际瑞士分部负责人卢卡斯8226;拉普哈德（Lukas Labhardt）表示。2007年，中国执行死刑数量為470人，伊朗317人，沙乌地阿拉伯143人，巴基斯坦135人，美国42人。其中伊朗、沙乌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比上一年有所上升，而中国则略有下降。但是，未公佈的数字仍然很高。在中国，死刑数量属於国家机密。据大赦国际推测，2007年中国执行死刑人数為几千人。在中国，可判处死刑的罪名多达60多项，其中包括经济犯罪以及贪污、贩毒等。



“中国每年大约有4000人被执行死刑”，持不同政见者吴宏达（Harry Wu）在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抨击中国人权问题时表示。吴在文革期间曾在劳改营度过了19年。吴还说：“如果以百分比计算，结果更加可怕：这个数字相当於世界各国死刑总数的80％”。吴还指责中国政府倒卖死刑犯器官，并以所谓“行政拘留”名义对人任意关押，许多政治犯未经任何司法程式便被关进劳改营。吴表示不掌握中国劳改营的确切数字，但认為应在1000以上。於是，数百万劳改人员成為中国政府的无偿劳动力，劳改营也成為中国经济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在劳改营里生產的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吴还批评中国政府将这些在押人员当作一种施压手段，通过偶尔释放一两个人，来达到其他目的。?2004年7月，德国外长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国人权状况时表示：中国政府就人权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的意愿有所增强，“中国政府将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并就批准加入《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成立专门小组，这是值得欢迎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在人权方面仍存在严重欠缺，特别是死刑的使用和‘行政拘留’问题，以及对待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方式，尤其是藏族，此外还包括对异见人士的迫害。”但是，西方企业界和政界往往鉴於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对上述问题视而不见。中国日益强大，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制裁伊朗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的地位愈重要，其遵守国际规则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压力也愈大。因為如果谁想加入游戏，就必须按游戏规则办事。但是，米亚8226;法罗借达尔富尔问题呼吁抵制奥运的做法证明，中国不会屈服於那些西方自詡的卫道士的压力。



中国的问题单子还可以拉得更长。仅环境问题带来的后果便极為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北京一氧化碳排放量相当於东京与洛杉磯的总和。中国90％草原的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沙漠化日益严重，从而使沙尘暴进一步加剧。森林砍伐严重，农民滥用化肥和杀虫剂，沿海水域被严重污染。但是人们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為中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如西方批评家那样深刻。2008年 “两会”后，国家环保总局被改為环境保护部，环保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强调说，“环境保护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是关係到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一次新闻发佈会上谈到环境问题时称，中国面临著“艰巨的任务”。中国政府强调，西方的文明标准并不是在几十年里形成的，况且那些国家要比中国小得多。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中国人如今已经有能力為自己争取自由，这一点不庸质疑。由於国家太大，与世界的联系十分紧密，政府几乎已经无法做到让人民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意志。



2008年5月四川发生的造成数万人死亡的大地震便是一个例证。开始时，政府试图隐瞒震情，并且不愿接受外来援助，但是后来中国媒体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在中央电视臺的报导中，一位救援者讲述道：“地震吞没了无数村庄，有些地方甚至连废墟都看不到。”无奈、绝望、恐惧的气氛笼罩著各地，悲惨的景象充斥著画面，没有哪家媒体试图粉饰和美化它。就连温家宝总理——一位曾经的地质学家，在灾难面前也流露出绝望的神情，无助地晃动著手里的麦克风。即使在西藏暴动发生后的严峻时刻，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他也从未有过丝毫失态的表现。那些一向擅於掩饰自己内心的技术官僚们摘掉了脸上的面具，重新成為正常的人。中国政府表现出出色的危机管理能力，而危机管理永远是维护执政合法性的最佳手段。温家宝的人情味表现不失為一种明智的策略。



缅甸政府在遭受洪灾后的做法与中国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缅甸专制政府对灾区实行严密封锁，他们担心一旦打开国门让外国人涌进来，将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危险。实际上，中国政府也用了两天时间才做出接受外国援助的决定。虽然中国方面表现出难得的开放态度，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政治宣传的色彩。四川地方电视臺一直在与中台电视臺暗暗较量，到底谁的报导才是“真正”的新闻。四川希望把未经美化的灾难场面展示给观眾，而央视则倾向於把一些过於残酷的画面删掉。但是即使中央电视臺也十分清楚，仅仅依靠英雄事蹟的宣传是不够的。大家普遍遵循一条原则：中国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包括对大批校舍在地震中倒塌的报导，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的绝望和愤怒，都被展现在电视萤幕上。就连那些负责宣传的高层领导对新闻媒体的开放浪潮也无可奈何。他们试图对媒体加紧控制，强调应坚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强调，新闻报导应“通过正面宣传，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但是中国老百姓此时可谓万眾一心，人们对中宣部的警告置若罔闻。体育和演艺界明星、各大企业纷纷发起為灾区捐款的活动，并慷慨解囊。即使那些反政府人士也不愿利用危机来动摇政府统治。



但是“毒奶粉”事件却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它因為奥运原因被隐瞒。5万名婴儿因食用毒奶粉患病，他们的家长直到不久前才知道孩子生病的原因。大部分中国牛奶企业都捲入了这场丑闻，中国10％乳製品受到污染。2008年9月，部分事故责任人被逮捕。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被迫引咎辞职。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表示，“一些干部对关係群眾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必须牢记这些事件的惨痛教训。”也许这只是一个以往运转正常的体制中的一次人為事故？不，这场可怕的丑闻所暴露出的体制问题是广泛的：中国的体制结构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相脱节，政府虽然在短时间内建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和现代化机场，财政收入钵满盆溢，但是人们同时也看到，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里，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政府必须将主要精力集中於政府制订的重点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无论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没有多少区别。保证食品安全，理所当然是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温家宝总理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探望患病儿童时表示，作為政府领导，他感到很内疚。今后不仅在牛奶业，而且在整个食品行业，都必须严格避免再出现此类事故。



或许只有发生这样的丑闻，才能促使政府痛下决心，採取严厉措施。因為政府机构建设毕竟与修建高速公路、桥樑、机场有所不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是良好的组织，為此甚至可以採取军事化手段。而政府机构建设则取决於人。政府官员一方面要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当命令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某种独断性。在中国官员中，后一点尤為突出。从这一意义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极权国家。因此可以想像，在奥运期间，无需上级命令，几乎每一位忠於体制的官员都有自觉意识，主动去隐瞒掩盖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毒奶粉”便是一例。



这正是中国这个庞大国家的体制比其他国家、例如印度运转良好的原因。中国官场规则比共產主义在中国的历史长得多，人们甚至可以称之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性。文化特性的改变是缓慢的。中国的极权思想不可能在一代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更何况它具有对统治有利的一面，因此统治者并不真心希望消除它。



中国需要有强制力的政府部门，其原因在於，在中国，人们无法将希望寄托于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自我约束。正如温总理在视察牛奶行业时所说，一些企业缺少“ 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虽然大部分牛奶商对添加三聚氰胺的严重后果开始并不清楚，但是当他们得知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疾病后，却依然在继续生產。最起码有一些企业是这样。这里面更多的不是由於文化原因，而是由於人的天性。即使在西方，儘管人们早已瞭解石棉致癌的危险，但石棉加工却迟迟没有停止。中国企业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发展速度所导致的。由於竞争压力过大，人们往往默守这样一条规则：如果别的企业都这样做，而我却不做，那麼我就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我就会失去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因為每一天人们面对的机会并不多，而机会只属於那些能够抓住的机会的人。这条规则既是中国成功的一个秘诀，同时也是导致那些惊人丑闻的根源。



从表面上看，中国对人权的破坏、环境问题以及种种社会问题迟早将导致经济崩溃，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一方面残酷镇压异见分子，同时却又以比所有其他国家更快的速度帮助眾多的人口摆脱贫困。从这点来看，中国是一个挑战。”因此我们应当做好思想准备，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很可能在中国长期并存：经济稳定与社会混乱，繁荣与腐败，专制与自由。两者彼此间的影响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想的程度。社会混乱始终没能破坏经济稳定，相反，经济繁荣也未能使腐败得到控制。没有人知道，这种僵持局面将持续多久，包括中国政府在内。这种局面有可能还将持续30年，届时我们或许会看到上述因素最终导致中国局势恶化。这并不等於说，人们可以事先防范这种危险。一旦中国出现失控，再强大的政府也将束手无策。但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远远高於成本。



（续前）德国离不开中国

可以肯定地说：忽视对手的长处是不聪明的做法。德国国家足球队在轻视对手时一向难有上佳表现。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停滞后，我们更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中国自己出问题。几年以前，我们或许还可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德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和在华投资只占其全球销售与投资的不到10％。然而趋势目前已经发生逆转。无论工资水平、工作时间还是生產成本，中国都已起著示范性作用。德国工程师以往在设计產品时可以不计成本，只需在完成设计后加上利润，便可以确定產品的价格。如今却要先问顾客愿意付多少钱，然后用减法确定成本后再进入研发。大眾汽车公司的“辉腾”轿车即是奢侈的德国工业设计的一个范例。

德国对华贸易是德国对外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德国是欧洲在华最大的投资国。德国在对美国和东欧投资减少的同时，对华投资却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240％。德国企业目前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仅占其全球销售总额的5％，可以设想一下，这一数字只要翻一番，将会给德国经济带来什麼样的影响？强调基数小难免引起不安，它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将面临著如何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东欧市场则已基本趋于饱和。

中国对德国经济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可以设想，中国凭藉其外汇储备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欧元汇率的走向，这对德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导致德国企业和德国家庭的开支增加。仅2004年一年，石油价格就上涨了40％。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IEA）一项报告中写道，“中国的需求是带动世界需求上涨的主要动力。”2005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量很可能再翻一番。

石油价格暴涨80％源于中国需求的增长，只有20％与伊拉克战争有关。2006年，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在全世界原材料需求增长中所占比重为43％。 2007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近7％。特别在非洲，中国大量购买石油，并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以此作为进口石油与原材料的回报。据估计，非洲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大约为1170亿桶，与伊朗的石油储量大致相当，约占世界石油储量10％。此外，非洲大陆还拥有8％以上的世界天然气资源、全世界70％的钻石和10％的铀矿储量。几内亚拥有世界铝土储量的三分之一，摩洛哥拥有世界磷矿储量的三分之二，刚果拥有世界鈷矿资源的40％，南非拥有世界白金储量的 88％。中国需要这些原材料，以保証自身经济增长。中国三分之一的石油需求是通过从非洲进口得到满足的。中国37％的锰矿石来自加蓬、南非和加纳，锰是生產电池和钢材的重要原料。中国85％的鈷矿石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南非，鈷是一种比钢更坚硬、更牢固的材料。自从亚洲大力发展对非洲关系以来，在短短的时间里，亚洲（27％）、欧洲（32％）与美国（29％）在对非洲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相差无己。

中国在亚洲贸易伙伴中以绝对领先的优势（90％）扮演著“发动机”的角色。儘管中非贸易额目前仅有中美贸易额的一半，但是据温家宝总理预测，至2010 年，中国将以1千亿美元的贸易额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著，贸易额在十年时间里增长了十倍。2006年，中非贸易额为555亿美元。在过去五年里，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近三分之一。相比之下，2006年美国对非贸易额的增幅只有中国的一半，虽然这一年的增长率超过了平均水平。发展趋势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与欧洲正在一天天失去在非洲的竞争力，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很多同样质量、但价格低廉的產品和服务。中国不仅在摩托车製造方面佔有非洲市场的40％，并且还在2007年向非洲出售并为其成功发射了首枚通讯卫星。中国修建了非洲最大的水坝和大部分电站，并铺设了大部分铁路。“非洲近半数公共设施是由中国人修建的”，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8226;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2007年在上海召开的年会上表示。这次年会是该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会议。经济腾飞是防止社会动荡的最佳保障。如果供应国突然中断石油与天然气供应，中国政府不愿为此束手就擒。因为没有石油就没有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新的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社会稳定。

中国不仅保证了本国的石油供应与社会稳定，同时也给中东这一当今世界最主要危机发源地的局势带来了根本性变化。2004年秋天，中国投资700亿美元在伊朗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成为伊朗某种形式的保护国，国际舆论对此几乎没有觉察。对于美国何时对伊朗动武，中国已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由于中国的原因，石油价格还将继续上涨。自2005年起，除满足石油日常需求之外，中国开始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其他原材料领域的情况与石油领域相似。西门子前总裁冯必乐认为，“ 这种状况并不是暂时性的，在未来10至15年中，仍将持续下去，甚至有可能加重。”这使企业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消费也受到限制。可以说，德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好坏，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

中国利用的是经济学家为之困扰已久的资本主义的一种窘境，这就是增长极限的问题。在西方工业国家，人们的生活可谓应有尽有，需求已基本饱和。儘管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促进股市繁荣，使消费时代得以延长，但随著泡沫的破灭，随之而来的是酒醒之后的痛苦。德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2001年以前，德国个人消费与欧洲平均水平保持同步，此后开始急剧下降。企业设备投资的情况与此相似。

西方国家的经济膨胀在世纪之交达到了极限。增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因此，西方国家的管理人员和企业家面临著严峻挑战。对德国企业来说，扩大业务规模从未像今天这样困难。由于西方市场已经饱和，大多数行业只能依赖排他性竞争才能带来增长，一家企业取得成功意味著另一家企业的失败。在此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投资地，无论对开拓新市场，还是保住旧市场来说，都已不可或缺。

但这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帮助是有限的。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达到了20年来未曾达到的水平，然而德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却远远落在了后面。德国不仅没有从中受益，相反却在被中国无声无息地从内部掏空。巨额投资儘管给德国在华企业带来好处，但总体上却不利于本国经济。2004年，德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这虽然保住了一些就业岗位，但却只是短期的。从2004年起，中国超过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德国商品的第二大进口国，但中国的进口以生產设备为主，这些设备日后将为中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此外，跨国经营的德国企业主要在海外纳税，而不是在德国。受两德统一等因素影响，德国人均年收入下降，目前约为3万4千美元，在欧洲仅处于中等水平。上述情况将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以国内生產总值计算，德国在过去十年中相继被8个国家超过，目前世界排名仅列第16位，是西方工业国家中最大的输家。

当德国人开始怨声连连时，他们很少是无病呻吟，而往往是局势持续恶化的徵兆。德国民眾情绪的转折出现在2002年，此时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如西欧邻国的德国人只有8％；2002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0％，两年后则达到23％。1998年，25％的受访者对未来感到悲观，2002年，增加到31％，2004年甚至高达41％，创下了德国50年来的最高纪录。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感到悲观，德国人当然也不会。

德国人希望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从而保持自身生活水平，然而这一愿望难以实现。繁荣只发生在中国，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中国生產的大眾帕萨特汽车的国產化程度已经达到80％，其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的别克汽车70％的零部件都在中国本土生產，欧宝Corsa汽车也达到了80％，奥迪汽车的国產化程度与此接近。

中国强迫德国企业接受其国產化条件并非出于恶意。中国政府与德国政府面临同样的问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造就业。而且同德国相比，中国的问题要严重很多，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高达800万。虽然中国人目前还从德国进口机器，但他们已经开始自己製造，有时是在获得专利许可的情况下，但更多的时候是擅自仿造。一家德国纺织机械企业的总裁前来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纺织机械博览会，在展会上，他吃惊地发现，仿冒该公司的机械產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公司的產品样本和展臺上。他对此感到无可奈何，“我们的行动餘地比我所期望的要小得多。”有些企业甚至将德国公司的品牌也照搬过来。虽然这些仿冒品的质量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价格仅有德国原装產品的一半，性能则可以达到德国產品的80％。令这位德国企业家雪上加霜的是，他在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客户也来到展会，而且同中国企业签订了购买物美价廉的仿冒品的採购合同。还有一些中国专业技术人员以客户身份到他的展臺索要含有最新技术资料的资料。这位德国中小企业老闆说：“通过法律途径起诉这种侵权行为毫无希望，结果只让律师白白赚钱，而自己也会彻底失掉市场。”德国同行告诉他，有些公司的销售额甚至减少了一半。

中国管理市场的部门竭力扶持本国企业，其做法常常违背世贸组织规则。某些行业甚至明文规定禁止使用进口设备，例如在德国拥有世界领先技术的环保领域，中国规定所有风力发电设备的国產化率不得低于70％。?在此情况下，中国工程师掌握所有相关技术并进行再研发，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汽车行业的状况同样如此。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有能力制止中国的仿冒行为。

德国政府以巨额财政支持研发的磁浮列车项目遭遇到相同的命运。为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准备将现有的磁浮线路扩建为170公里的沪杭线。为此中方提出，至少70％零配件必须在中国生產。这样中国不久就可以彻底掌握磁浮技术。中国目前已经购买了磁浮轨道技术，有权自行生產磁浮轨道。中国某媒体公佈了一张中国自行研製的磁浮列车2007年6月在上海同济大学试验段试车的照片，照片上的列车无论其流线型形状还是顏色都酷似德国原装產品。照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国际磁浮公司为推卸责任解释道：照片上的磁浮列车只是一种试验用模型，其时速不足每小时100公里，只能在1.5公里长的试验段上行驶。中国并没有将其用于商业目的的考虑，而且这种车型也不适合于商业用途。磁浮公司相信，如果扩建上海机场磁浮线路，中国方面一定会继续保持与德国企业的合作。沪杭线项目早在2006年3月便已获得中国国务院批准，但是2008年1月，发生了抗议磁浮扩建工程的示威活动，因为磁浮沿线居民担心磁浮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磁浮项目因此搁浅。

德国工业的出路只有一条，即设法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优势。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一点越来越难以做到。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已经超过德国。1998至2002年，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世界排名由第31位跃至第21位，仅次于法国，距离排在第15位的德国只有咫尺之遥。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到2010年，中国研发领域的私人投资将超过欧盟国家的总和。欧盟25国目前对研发的投入年均增长仅为0.2％，中国则高达 20％。1998年以后，中国政府的科研经费增长了3倍，占国内生產总值的比例由几乎为零提高到0.13％。反观德国，政府的科研开支比例逐渐增至 2.58％花费了近50年时间。因此欧盟和美国敲响当心中国的警鐘，完全在情理之中。

欧盟委员君特8226;费尔豪依根（Günter Vergeugen）说，要当心某种“戏剧性的穷追猛赶”。美国约翰8226;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威廉8226;布劳迪（William Brody）认为，美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很可能将被中国甩在后面。中国拥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每年有25万电脑专业大学毕业生，而德国仅有5000 名。儘管并非中国所有大学的教育水平都可与德国相比，但是其顶尖学府的教学水准绝不亚于任何一所世界名牌大学。即使将中国总体发展水平落后的因素考虑进来，在25万毕业生中也肯定可以找出5000名（即总数的2％）超过德国学生的人才。这些精英的工资只有德国的四分之一，世界研发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2004年，德国登记失业的IT专家大约有8万名。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德国IT业的失业率增加了3倍，目前高达7％。面对抗议示威的德国西门子员工，西门子前总裁冯必乐向他们分析了形势的严峻性：“在德国雇用2000名软体发展人员的费用，在中国可以雇到1万2 千名。”根据目前趋势，两国的工资水平差距在未来10年中不会明显缩小。甚至医疗服务的提供也将不仅限于德国医疗机构。荷兰医疗保险公司自2004年7月 1日起开始啟用飞机运送一些慢性病患者到泰国看病，那里医疗设施完善，费用低，候诊时间短。如果说在不久的将来，德国病人会专程到中国看病，绝不是天方夜谭。在中国既可以看中医，又可以看西医，或许还会得到讲德语的护士的护理。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中国也具有优势：中国18岁以下人口的数量比美国和英国人口总和还多，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只有10％，而德国目前已超过30％。

中国的社会气氛也同样良好。年轻人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在中產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感觉不到任何专制体制的影响。德国前外长费舍尔曾经说过，“中国在所有领域，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或政治领域，都取得了重大发展。” 北京和上海的新生中產阶级与柏林、法兰克福或是慕尼黑一样，注重个人消费、事业成功和子女教育。

对他们来说，政治远不如第一辆私人轿车究竟是选择白色、黑色还是银灰色的问题更为重要。有钱人住在现代化公寓里，通过卫星电视可以收看到世界各地的节目。西方报刊虽然价格昂贵，但在任何一家大饭店里都可以买到。上网对每个人来说既方便又便宜，人们可以在网上随意流览世界主流网站的资讯。即使是那些被封锁的网站，只要略施招术便可以打开。到国外旅游也只是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2007年，中国出境游人数已达到4千1百万人，比上年增长了18.6％。

德国人与中国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对国家期望值的不同。德国人要求政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路，却很少有人愿意掏钱帮助政府。中国人虽然也不愿意纳税，但对社会福利的期望值也很低。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这种差别，常常使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出现偏差。德国人如果遇到中国政府强加于百姓的社会负担，绝不会忍气吞声，他以为中国人应当做出类似反应并进行反抗。事实上，中国的确出现了公民社会的潮流，但在通常情况下，它仅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而不是针对体制本身。抗议的对象往往是拖欠工人工资的腐败的国企领导，或是以劣质建筑欺骗业主的房地產商。这些衝突性事件一般发生在地方，并在地方得到解决。诸如改变国家制度，或是要求民主选举政府等问题，则很少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以及言论自由等监督形式，在中国还没有制度化或法律化。但中国政府却受到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儘管压力不是以上述形式出现。一方面，全球化使普通百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瞭解到外国情况，政府因此不得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透明度；另外，来华投资的西方企业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其中包含完善法律体系在内。中国老百姓在现实中虽然缺乏形式上的权利，但实际权利却很大。包括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老百姓无条件服从。如果政府不能改善生活，人民将会另外寻找政府。中国的成功说明上述非固定形式的监督同样行之有效。接受这种监督，是中国政府巩固自身权力的唯一出路。这种形式的斗争很可能比由领袖人物领导起义的传统方式所带来的进步更大。

中国没有圣雄甘地、索尔仁尼琴、曼德拉、瓦文萨或哈威尔式的人权斗士。人们满足于所谓“消费者民主”，起码目前看来如此。德国作家马克8226;西蒙斯（Mark Siemons）曾经写道：“如果有人说，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非西方文化中，人们对权益和自决权没有任何概念，因而可以听任西方像在原始森林中一样为所欲为，那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毫无疑问，民主制度是我们能够想像到的最完美的制度。但是，在向世界推行这种制度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低估专制的优点和民主的缺陷。民主制度最坏的地方是，政客们为赢得选举而只考虑眼前利益，之后却无法兑现自己的政策，并往往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稳定。专制体制最好的地方是，统治者可以制订长远规划，并能顺利贯彻其政策。由于时刻都在担心其缺乏合法性的权力地位受到动摇，他们对来自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具有敏感的嗅觉。中国是否属于这种情况，人们仍需观察。但是与中国相比，议会民主国家在道德方面显得过于沾沾自喜。

从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向亚洲转移这一点可以看出，德国目前的危机不是只需拿出勇气和振作情绪便可以克服的。全球风险社会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挑战，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不会出现。

然而我们绝不能在新的发展趋势面前束手观望。随著这一趋势轮廓的逐渐清晰，新的机会也将出现。德国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早根据新的世界形势作出调整、彻底走出低迷的国家。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拥有高度灵敏的预警机制，可以比其他西方国家更早地感觉到这一全球性变化。这是因为，德国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和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出口有关，因而我们对世界力量转移的反应比其他国家，例如出口仅及德国一半的法国，要敏感得多。在所有企业中，最为敏感的是中小型企业。

除了对客观变化的敏感之外，我们德国人还具有超人的心理敏感性，这一点连我们自己也常常忽略。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是由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这种自信心有著十分敏感的触角。即使人们并不了解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也可以感觉到问题的影响。特别是当国家社会福利体制——这一支撑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支柱 ——不能再提供我们业已习惯的福利保障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当不安情绪开始在社会上蔓延时，我们不应只将它看作威胁，而应当视为挑战。相比之下，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此时对潜在危险尚且混然不觉。

法国人便是一个例子。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原有的殖民地，在欧洲的地位早已大不如昔，然而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却丝毫未受影响。在全球化冲击面前，法国人的“我群意识”颇显保守。在他们眼里，法国和中国是两个平起平坐的“伟大民族 ”（grandes nations）。因此游戏规则很简单，既然属于同一阶层，则理所应当相互团结，相互尊敬。但是从目前形势看，用不了多久，中国就可以和法国称兄道弟，而法国却仍需对中国心存敬畏。英国同样也没有想到，其行动空间已逐渐受到中国的制约。英国曾经控制中国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对英国人来说，这些仍未成为历史，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末任港督彭定康（Sir Chris Patten）担任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一职直到2004年。英国人从骨子里认定，如果没有英国人，香港不可能发展成为亚洲最具魅力的城市。这种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是英国人却因此忽视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世界强国对欧洲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他们也许仍然认为，英国早在柴契尔夫人执政时期便已完成了改革任务，但是事实上，他们同样必须应对全球经济和政治重心转移所带来的冲击。

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尽管对全球力量转移有著敏锐的嗅觉，但美国人的自负心理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力，致使他们对不可抗拒的力量仍在试图阻止。这种作法很可能使其陷入困境，因为在美国捍卫自身的霸主地位时，常常忽视了真正的挑战者。真正的挑战者不是塔利班，也不是基地组织、伊朗或伊拉克，而主要是中国。前者的作用是破坏性的，而中国却是建设性的。从长远看，谁获胜的机率更大，不言自明。

与上述国家所不同的是，我们德国人在和中国的交往中，既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政治上的干扰。德国虽然历史不长且历经波折，但是我们并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基于这一优势，我们可以比那些历史悠久的欧洲国家更轻松地站到欧洲一体化的最前沿。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再次发挥这一优势呢？这是一个难逢的机会，我们应当毫不迟疑地加以利用。我们必须全面而现实地迎接这场划时代变革的到来，而推动这场变革的发动机正是中国。

福尔摩斯在著手侦破他接手的第一个案件时对助手说，在掌握足够的线索之前，先不要开始盲目推理。要对中国目前形势作出判断，同样需要遵循这一原则。如果认为当今中国的繁荣不过是在补上现代化一课，或者只是在重复西方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的视野就会变得狭窄。即使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民主标准也未必是最佳或唯一的社会组织模式。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理所当然会与人口相对较少的西方社会有所不同。贯穿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始终是：自由和公平，哪一个更重要？人们往往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人拥有的个人权利少于西方人。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即使是德国人，在回答“自由与公平孰重孰轻”的问题时，也未必会有一致的答案。据调查，德国东部地区的大多数人（56%）认为公平更重要，少数人（30%）的观点相反；而德国西部地区，认为自由更重要的人在过去十年中由60%降为50%。中国的这一比例应该更低。另一个问题是：为了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富裕的生活，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

中国的运转有它自己的密码。我们如果想认清世界未来的变化，就必须设法破译“中国密码”。对于德国的未来，其重要性甚至在破译基因密码之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学会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这并非易事。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8226;卢曼（Niklas Luhmann）曾经就视角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并开创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根据他的理论，每个人的行为目的都是缩小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差距。人在这一过程中最易犯的错误是：以为自己不仅可以控制自身，而且还可以控制自身之外的事物。无论国家还是人类，这一道理同样适用。

卢曼认为，控制永远只能是自我控制。这种观点听起来虽然抽象，却是对日常现象的准确描绘。例如离婚是出于夫妻反目，战争是因为敌对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许多德国人认为，在德国被证明是好的东西，对中国人也是一样。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与德国全然不同。

卢曼将外界的控制作用称为“环境”，认为人无法影响“环境”。所有人的行为都在同时进行，都有著自己的目标，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干扰。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不断作出调整。根据这一原理，中国人对自身行为的判断与德国人不同，完全符合情理。西方的传统标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市场与计划、专制与民主，对正确判断中国在全球网路中的现实地位很难提供有益的帮助。当人们以这些概念衡量中国时，它们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由于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现实结构，即自己的密码，来作为认知的参照，因此一旦出现概念之间的混淆，便会导致严重的判断错误。

卢曼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有人要为世界设定目的，他将注定与这个世界相对立。”?116?没有谁的行为能够脱离竞争，西方也不例外。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价值标准究竟能够经受住多大的考验。

中国在走自己的路

中国在两大核心问题上的自我认识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当中一些人认为中国随时可能爆发严重危机，而中国人则认为，大的危机已经过去；我们的判断是，中国正在从落后状态中崛起，而中国人则认为自己已经重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中国的衰落已经成为历史。“中华帝国”的崩溃距今已有150年。在当时，这似乎标志著一个文明的结束，而从今天的角度看，它不过是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段暂时的低潮。这一低潮期持续了约120年之久，随著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而结束。回顾历史，中国从高高在上、无比优越的地位突然间跌入深谷，摔得遍体鳞伤。对这种剧变之惨痛，中国人至今记忆犹新。对于已经习惯享受安逸的德国人来说，大清帝国遭遇的灾难或许是一种警示，它告诉我们，游戏有可能出现怎样的结局。

中国的强国历史，确立了中国人的自信心。随著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国人也在更多地回顾历史并且看到，中国始终在走一条自己的道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亚洲所所长、历史学家王国斌（Ray Bin Wong）在其广为关注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指出，欧洲国家的发展模式并非普遍适用，中国的发展有其另外一套规则。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推翻了以往认为近代中国发展水平落后的普遍观点，他指出，直到19世纪初期，在中国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人均收入没有太大差别。即使以当时重要的生活水平标志——卫生标准来衡量，中国也毫不逊色。肥皂和热水的使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更为普及”。此外，也已经有洁净的饮用水。当时不仅在中国，亚洲其他城市的“公共卫生水平普遍高于欧洲”。

作为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也远远低于欧洲，人均寿命与欧洲相仿。1550年至1850年间，由于习惯于安逸生活，中国人甚至不愿多生孩子。其间前200年中（1550–1750），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超过欧洲，而此后的10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则与欧洲基本持平。在城市规模和开放程度方面，中国都在欧洲之上。 15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只有15万人口，而在广州，仅外国人口就达到了20万，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也有非洲人和土耳其人。1840年，上海口岸的贸易额超过了伦敦。直到18世纪，欧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都是“微不足道”的。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欧洲的经济水平才逐渐超过中国。

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被历史学家公认为是“对重新认识中西方差异的根源与结构的重大贡献”。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从而了解当今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传统的。彭慕兰对中国人的视角持肯定态度：历经百年动荡、从衰亡边缘走过来的中国，如今在社会发展方面再次领先世界。中国人当今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著深厚的渊源。中国的精英人物以其智慧创造了中国式的繁荣。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中国徘徊不前的150年并不算漫长。一旦出现适宜的经济政治环境，中国人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商业才能便会重新苏醒，同时，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众多成功的华人企业家，也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援。

概括来讲，世界不同地区主要以三种策略争夺对世界的主导权：美国依靠武力，欧洲依靠价值观，而亚洲、特别是中国则依靠商品。直到18世纪，武力一直都是强者的特权，是维护强权的最有效手段。但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以及第三次海湾战争让美国人领教到，以武力维持强权已经越来越困难。与美国不同，中国正在通过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提高对世界的影响力，这种方式更快速，更有渗透力，也更为隐蔽。中国的商品入侵悄然无声，但其征服的效果比武力更加深入而持久。

如果要探究我们自己的行动方向，仅仅认清中国的发展历程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分析那些将世界融为一体、在人类文明中具有共性的因素，需要看到德国与中国同样面临的外部制约。德国社会学家诺贝尔特8226;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毕生致力于“文明进程”的研究，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有著一定的相似性。

任何国家，包括类似中国这样的强国在内，都无法逃脱外部的制约。这一认识对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作为“中央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早已习惯于主宰一切。实际上，世界任何民族只能在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求生存，但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距离这一认识十分遥远。全球化网路早已覆盖世界，用埃利亚斯的话来说，这张网随著时间的延伸“变得更加复杂、更有张力、更为严密”。历史多次证明，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比统治者对此有所意识要早得多。人们必须根据这种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关系，随时做出调整。埃利亚斯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是，“没有人可以置身其外，也没有人能够控制整体进程。”实现进步的方式只有一个：处于竞争关系中的不同愿望、经验和计划，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后，渐渐聚拢到一个新的方向，这一方向并不是由某个人事先设定的。摸清这一演变规律，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

全球化似乎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它使世界趋向一致，因为所有国家都受到某些相同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使世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目标和价值，都在走著自己特定的道路。

长久以来，中国的领导者低估了上述两个因素，因此错过了在相互交织的国际社会中确立自身地位的机会，从而发挥优势，弥补不足。无论一个国家或是国家联合体，如果逆世界潮流而动，都将注定失败。在这方面，中国有过惨痛教训。中国清王朝的皇帝和幕僚曾试图抵制世界一体化，在他们之后的中国领导者也迟迟不愿接受外部的强大制约。而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则表现出对世界一体化的高超驾驭能力。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央帝国”尽管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离开西方国家，中国将失去经济上的竞争力。相反，现在的西方也必须看到，中国对西方经济体系来说已是不可或缺。在欧洲，当今德国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经济上的“中央帝国”。

这场分为两幕的时代变迁还远未成为过去。两幕的共同主题是：传统强国都不愿接受正在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当需要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游戏规则时，他们的表现总是异常顽固。在两幕当中，接受时代变迁都意味著主动承认自己的弱势乃至衰落，但这并不等于放弃在历史长河中东山再起的希望。

危机晴雨表：国家权力与我群意识

一个国家究竟在什么时候必须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予以足够重视呢？无论在哪个时期或哪个国家，哪些是隐藏在经济数字背后、但又不容忽视的征兆，提醒人们必须对新的世界形势做好准备呢？财富和民主绝不是避免危机的保护伞。相反，财富可能使我们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味姑息，从而导致问题最终发展到无法解决的地步。另外，目前水平下的民主具有一种致命的缺陷：一些真理往往因为令人感到不适，因而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可。民族意识的强弱以及国家权力的稳定性，往往是反映一个国家承受压力能力的晴雨表。它与国家的富裕程度和政治制度无关。这两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国家越大，确定其影响也就愈加困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