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帶來中华文化大发展/

金融危機帶來文化機遇/ 黃田園 田辰山
2009-4-20 大公报


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世界，在此背景之下，「危險與機會同在」。目前，媒體上較多討論它帶給中國經濟、政治上的機遇，而討論文化方面機遇的文章較為少見。筆者涉及一下這次發源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給中國文化發展帶來的機遇，企望看到更多的討論。

西方不是必然榜樣

這次金融危機至少可以帶來兩點比較直接的啟示：

第一、美國或西方不是唯一必然的榜樣。美國這位全球市場經濟的導師，一向出口金融危機解決方案，這次居然自身不保，深陷泥潭。對於許多嚮往美式資本市場發展道路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來說，這恐怕是一針清醒劑。此外，在金融危機面前，越來越多的人將逐漸擺脫西方民主制度必然帶來經濟繁榮的錯覺。應該說，華盛頓共識已經褪下光環。歷史並沒有在「自由民主」之處終結。在大危機面前，更多的人會意識到歷史是開放的，非線性的，發散的；人類社會完全可以有多種發展模式，任何民族都應該有探索本民族發展模式的勇氣和信心。惟自信者方能自強。

第二、西方社會的道德邊緣化在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面對金融全球化，西方主導的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的危險性和非道德性亦正在被世人充分認識。西方大國與其他國家利益或全人類利益的衝突越來越明顯。這次美國和西方暴露出來的由其法律和理性絕對性造成的道德邊緣化，不擇手段無止境地攫取私人財富的行為，及在此政治文化基礎上建構出的政府不作為，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危機不僅犧牲了本國民眾的利益，還嚴重危害了世界的整體利益。比如，誰來監管美元的發行量？再比如，誰在金融危機中賺錢？用什麼手段賺的？錢去了那裡？在百慕大和開曼群島註冊的許多西方國際金融機構為什麼長期得不到有效監管？還可再舉一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聯儲、美國財政部、證券交易委員會置自由放任的神聖原則不顧，按照為我所用原則，堅持國家利益至上，頻頻打破常規，實施銀行國有化，投行銀行化，甚至「直升機上撒鈔票」。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上次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政府干預經濟受到西方的大張撻伐，而這次西方干預經濟卻又出手如此果斷？

重新認識世界秩序

筆者認為，以上的一個「不必然」，一個「不道德」，恐怕是這次金融危機正在或將帶來的兩項直接的知識心理層面上的啟示。進一步地，從知識和權力的關係角度看，他們或許會給我們帶來兩大文化機遇。

第一、對西方發展模式和相應世界秩序的重新認識，正在或將會改變東方的從屬西方文化心理，東方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度將上升。東方從屬西方的知識基礎正在削減，曾經的強勢文化並非如想像的那樣強健，道德上也並不比其他文化高貴。許多曾經不易受到質疑的觀念將遭到顛覆性的解構。「中國有了問題——美國怎麼樣——中國就該怎麼樣」，這種曾廣泛流行的三段論的合理性正在受到更多的質疑。換句話說，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將是對西方模式的顛覆性思索和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政治文化自信。

第二、文化自覺將與文化自信互系而生。文化自信促生對文化的再思考，促成文化自覺，文化自覺也反過來促進文化自信，構成其支撐。這種互系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對於我們應對全球化挑戰，在現有國際體系內維護本國利益，在鬥爭與合作中逐步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至關重要。文化自覺，首先要求理解東西方思維方式的結構性差異。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化是以無限制積累個人財富為絕對原則的文化，一切其他體面的理念都是圍繞這個絕對原則的分支。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且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化的優勢。中國文化基於非絕對的道的智慧，是追求中和、適當的文化，講究居安思危、細水長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傳統中國文化基於世界是息息相關的認識，將各民族視為天下一家。中華民族是辯證法思維的民族，是追求辯證和諧秩序的民族。學術一點講，與西方思維方式相比，中國式思維是「多向思維 + 互系思維 + 境域化思維」。在金融動盪中，中華文化的這種「通變」思維方式對我們應對挑戰、把握機遇尤其寶貴。

把握文化發展機遇

綜上所述，面對金融動盪，我們在把握政治和經濟方面機遇的同時，也要在文化自覺和自信基礎上把握中國文化的發展機遇；要把握住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機遇，民族文化的自覺和自信是不可或缺的。舉一個最基本的例子，全球金融形勢的變化莫測就要求我們不斷顛覆西方式思維定式，充分運用中國辯證法思考發展的戰略戰術應對金融危機，並具備運用戰略戰術的民族意志和決心。再者，從東西方關係角度深入地看這個問題，要想把握金融危機下的經濟和政治機遇，須把握住文化上（東西方間知識與權力關係發生歷史性轉折）的機會。文化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在受經濟和政治力量影響的同時，也會積極地影響經濟和政治，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還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決定民族和國家興衰的關鍵力量。金融危機給中國文化大發展帶來歷史性機遇，它將通過文化的啟示來影響中國──正在迅速發展的東方大國，也會對世界的格局發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