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往往是可以回归的，精神人格则不易。
先抛开五四对传统文化的种种污蔑和误判不说，光说批判的方式本身：
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相信自己是丑陋的，他就失去了人格的自立，也就失去了文化的基础；因为相对于精神人格，文化都是外在的物而已。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什么民主、科学都不能带来幸福，纵使这些事物能带来社会制度的完善、物质生活的富裕、甚至某些学术方面的成果。因此，就算德国人反省纳粹主义，他们也会在批判的过程中保留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如果因为有纳粹主义而认定德民族是丑陋和劣等的民族，还有「反省」的基础吗？不如「三十岁以上的」德国人统统死掉而由别的文化调教剩下的年轻人好了。同理，日本反省文化也好、反省军国主义也好，也断不能先认定日本人就是一个劣等民族。我虽然不喜日本人，也愿意看到他们反省而变好，但我也绝不希望他们来个五四运动，否定大和民族的素质；因为如果这样，他们的反省肯定不会成功，反而会变得愈加丑恶。人格的底线是支承反省和文化改良的基础，一如大地之于树木。然而，五四思想家做的正是毁坏中华民族的这条人格底线。人格被毁坏了，人就真的变丑陋了，这是「预言弄假成真」或「思想决定现实」的经典例子。
今天故国神州的种种陋象，大多可追根溯源到上述起因，归结于一个真正的大问题〔我相信从最长远说，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大问题〕：主人翁精神的丧失--即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人--说到底就是人格的失去，反映在国家就是国格的失去。许多看起来与这种人格丧失毫不相干的具体事物都是其结果。例如环境的恶化，肇因于盲目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而这是来自对提高物质水平、增强国力、向西方文明看齐、得到西方认同和尊重的强烈愿望〔这其实也是北京奥运背后的心理〕。这种强烈要求西方认同的「接轨」心理指出一个事实：中国把自己客体化了，把自己的人格匍伏在西方文明脚下，把世界看成是西方的，而自己是世界的客人〔这也是对其它非西方民族、国家的道义抛弃和羞辱〕。为了被世界的主人尊重和接纳，中国不惜违背自己成熟的传统智慧，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无度开发大自然，使青天蒙尘，清河尽染。这种不惜伤害自己换取西方认同的心理亦可见于各类绘声绘色地「揭露」传统文化的「丑陋」去博取西方奖项的电影，如张艺谋与陈凯歌以前的大多数电影。对于一个把自己客体化的民族，这是自然而然的。张明敏有首歌，叫《龙的传人》，歌词里有「遥远的东方」这样的句子。中国就在脚下，何来「遥远」？如果这一首可以勉强解释成是海外华人的歌〔那也得是几十年在外不归，心理距离遥远才说得过去〕，那么才几天前我听到的戴玉强的一首歌的歌词就无法解释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礼仪之国」。中国国内甚至还有个「远东」出版社。这个把自己的灵魂驱逐到西方，然后回过头来看「遥远」的中国的现象就远非「自卑」可以解释得了。君不见印度至今自卑，却少有犯这种尊严扫地的错误。就连弹丸之地的新加坡、不丹、甚至在世界地图上只有几个小点的莫里西斯也不犯这种最低级的错误〔我曾遇见一个印度血统的莫里西斯女孩，对其在西方文明面前的泰然自若、怡然自得印象尤深〕。何也？人家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文化人和革命者告诉他们是丑陋的民族而已。
综合上述，五四精神运行的结果就是通过对民族天性、素质的否定而荡灭族人的人格，再综合为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客体化。
再回头说对民族文化的破坏
五四诸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本身的程度决定的。今天，稍稍明智的人都不会随便否定中医，然而鲁迅，甚至连「国学大师」陈寅恪都是否定中医的。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受到社会关注的文化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水平。这点上今人已经有不少反思。况且，这类破坏多是对文化中一具体科目而言，单独来说尚不足以毁坏民族文化的整体。我现在要说的是对文化整体的基本破坏方式。
华夏文化，与印度、希伯莱、希腊〔罗马〕比较，最能看出它的真正特质：我称之为「平人神」文化〔下面跟贴附录一旧文，稍为详细地解释〕。简单来说，平人神，是人与神、灵与物统一的观点。印度和希伯莱文化相对可以称为神文化，基本上是唯灵的。以印度人为例，他们不重视物质文明，甚至不重视肉身生命，许多印度修行人为此在精神很高的同时往往身体状况不佳且短寿，与中国道长的长生、健康形象大相径庭。在他们看来，物是精神的衍生物，是第二性的。希腊人则相反，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静态的、物的宇宙，由理性统驭形成秩序。他们的神其实还是人，只是超人而已。由此他们的心力总花在理性逻辑、物质科学上，同样的观点与方法也应用在哲学、政治等方面，处处彰显人的特质，与印度、希伯莱的唯灵、神文化传统处于相对的境地。华夏文化所截然不同于此二者在于把人与神、灵与物平等对待：人性通神性，人性即神性，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害物即害灵。而人可以不借助神直接修炼达至神性。这种自然观、宇宙观在道家贯彻得最充分〔都以气在道的作用下运行、聚散来解释一切现象〕。华夏文化这种精神与物的浑然一体，在各大主要文化中，可以说是十分鲜明的独到之处。
五四之害在于用希腊的唯物观点和思维〔概念是思维的物〕去离析中国灵物交融的文化本体，把灵的部分析出，仿佛把盐水里的盐析出，然后指责剩下的水没有价值；又如把一个人的灵魂夺去，然后指着他的尸体责备他没有生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医是迷信、制度是封建〔中国的制度实质是封建其外，伦理其中。唯物思维去掉了伦理，故只见封建。事实上日本的制度才接近封建〕、音乐绘画艺术形式简陋而不成熟，等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去灵留物处理导致各类学术、艺术的形在而神枯、名存而实亡。而学术与艺术在这个作用下水准一落千丈，恰好又成为后来者攻击传统文化的理由。而这些无知的后来者〔如今天还相信鲁迅胡适一流人思想的人〕之所以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如此，恰是由于整个中国的历史都被这样「唯物过虑」了，于是对中国历史买椟还珠式的理解和引用就顺理成章了。这类似于他们论及国人的道德性情，国人至近代本来大体上是平和清明的〔印度的泰戈尔和英国的罗素来华时都观察到这点。泰戈尔对中国的文化自信抱乐观态度，而罗素则担心中国为了抵御西方列强而进行的文化运动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文明，从而失去了美好的传统文化。五四运动的胜利和后来系列革命运动的成功使罗素一语成谶〕，革命运动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破坏使人心浮动，每况愈下。而批判者不知道这其实是革命的结果，反而反过来把这也加罪于传统，成为「国民劣根性」的佐证，可谓不自觉的恶人先告状。三十五岁前是革命者的熊十力似乎也曾观察到革命者道德品性之鄙陋，从而放弃革命，发心向学佛儒的。在当时的熊十力看来，人心之危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失落而非天生的「国民劣根性」和传统社会本身的弊病。
随便说一句，五四以来，中国人的精神被唯物地滤掉，空出一大片空间，也是基督教得以乘虚而入的原因。基督教在唐代已经传到中国，并且受到礼遇，但依然没有形成大格局，今天反而可以在中土势如破竹，就很能说明其中的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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