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中国近代企业家:叱咤风云的商海沉浮(组图)

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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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09016期封面

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在一本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过，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将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经过30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蓦然发现，一个曾经消失的阶层不仅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几乎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

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历史的链条曾经中断，一切归零。脱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成长于90年代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在21世纪初全面崛起的这个新阶层几乎是从零开始，伴随着这个阶层的日益壮大，是发财术、掘金术的泛滥，充斥书店的是大量满足人们发财欲望、教人一夜暴富的书籍，报纸版面上弥漫着金钱的气味，刊物封面是娱乐明星和财富明星二分天下，电视屏幕上到处演绎着红顶商人、大宅门、白银谷这类老财富神话，或未经沉淀的当代新财富神话。压抑了30年的发财梦一夜之间被释放出来，如同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

曾几何时，连高居学府讲坛之上无比显赫的经济学也逐渐丧失学术的尊严，或明或暗地成为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贫富两极分化的鸿沟仿佛将这个泱泱大国撕开了，仇富的心理和追逐财富的愿望一样遍地生长，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缺乏自己精神背景的新阶层，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都是肤浅的，面容苍白的，没有底气的，很难以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起历史的未来。

前些年，当我们听到个别企业家呼唤工商文明的声音时，可以说，这个新阶层当中至少有人开始在思考比利润、比金钱更深刻的问题了。如果说，这样的声音还只是停留在言论层面的话，那么在“5·12”地震中某些企业家的行动则把企业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人们常常把眼睛投向异域，西方那些第一流的企业家的作为和表现成了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讨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背景和企业家意识时，我们的参照系常常来自横向的外部世界。这个时候，纵向地追寻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家传统，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我们在讨论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时常常会想到“路径依赖”这个说法，那些在工商业领域积极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新兴企业家追根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晋商的身上，追到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里，这些题材已产生了大量的虚构文学、电视剧，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经营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和官场打交道的能力，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本。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山西太谷，祈县的那些百年老宅，几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

但这个根实在是追错了地方。尽管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其中蕴涵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因素，比如诚信为本的理念等等，但是，他们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产生于一个封闭社会当中，经商只是他们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经商不能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内在追求。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碍。

只有到了晚清，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高涨，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纷纷生长起来，洋货占领市场，刺激国人自办企业，以寻求救国之路时；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变局，皇权衰微，甚至连朝廷都公开奖励投资工商业，不惜以子爵、男爵来奖励投资者，并且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此时才有可能出现新型的近代工商业以及新型的企业家阶层。

我们知道，创立湘军，帮助清廷削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号称“中兴名臣”，功高震主，显赫一时，也不过得了个侯爵，长盛不衰的李鸿章只是个伯爵。而到了晚清，一个人凭投资办企业就可以得子爵、男爵，光宗耀祖，对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代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发育和起步大致上已经30年了。3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大半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30年为一小世，这是一个回头总结的时刻，也是一个再次出发、找到一个新起点的时刻。此刻，我们回过头来寻找中国本土企业家曾经的传统，看看前人曾经达到的高度，站在前人的起点上，比完全从零开始要好得多。一旦找到了真实的根，明白自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面生长起来的，这个新兴的阶层就将拥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背景，不再是依附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也不至于只能到域外去寻求自己的精神资源。

二

大约在2005年的夏天，我逐渐意识到，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一直坚持走自己独立道路的那些人书写的，拉开历史的距离，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看，后者往往更具有建设性，留下的遗产也更为实在，更为具体。由此我把眼光放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出版救国这些代表人物身上。这是我关心实业救国的起点，我因此阅读了大量晚清、民国企业家的史料。

我发现，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企业家阶层的作用、努力、影响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遮蔽了。我们对这个阶层、这种独特的社会力量的认识几乎都是带着偏见的，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即使是那些有关他们的传记也往往停留在他们经营有术、创业有成的表面上，大多没能把握他们的财富精神实质，更没有深入他们背后的历史，将他们放在整个大历史中，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是一个自主的主体，还给他们血肉丰富的形象，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到2006年底，我深感仅仅停留在纸上的寻找是远远不够的，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 年初，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在无锡、南通、上海、南京、天津，在武汉、重庆、宜昌、乐山五通桥……在晚清以来几代企业家们留下遗迹的城市、乡镇，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昔日的追求，昔日的创造，昔日的梦想，昔日的辉煌，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失望和无奈。经过多少风雨沧桑，风云变幻，他们的企业几乎都已湮灭，有的只留下一个厂名，昔日的传统也多已无处寻觅，但是站在物是人非的旧厂房乃至荡然无存的遗址上，我仍然有过一次次的感动，有过一次次的欣喜或哀伤，一次次的振奋和失落，我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没有随时间而成为齑粉，因为有历史在。

随着时光的消逝，那些早已离世的企业家形象渐渐在我的心中复活，他们办企业，办教育，投身公益，致力于推动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健全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塑造的过程。

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所能凭借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不幸的是，这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因制度变迁的刚性因素被迫中断，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背景。

我第一次到南通，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走马观花，一天之内看了张謇在南通留下的主要遗迹，在他离世80多年后，经过无数的变迁，南通处处都还有他的影子。毫不无夸张地说，张謇仍是今日南通的灵魂。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造福一个地方。我到了他创办第一家大生纱厂的唐闸镇，我在运河边上看着夕阳西下，码头依旧，钟楼依旧，只是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这是张謇建设南通的起点。

在上海，我曾两次去寻访商务印书馆的遗踪，河南路上商务发行所的旧址已面目全非，宝山路上商务编译所、印刷所最老的建筑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之手，此后在天通庵路上易地重建，今天已衰败不堪，老厂房加了一层，不再是当年的样子，只有钟楼上商务的标志，让我依稀想见老商务的黄金时代。1897年，当排字工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恩等集股创业之初，这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印刷厂，之后却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它编印、发行的教科书长期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它出版的书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知识系统，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这几乎是一个文化企业所能达到的极限。

无锡荣家兄弟号称“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的第一家面粉厂旧址，昔日荣家事业的发祥地，如今成了“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在上海江西路上，荣家鼎盛时期建立的三新大厦，如今看来已算不得气派。沿着苏州河、黄浦江星罗棋布的荣家企业已全部无处寻觅，荣氏后人新建的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公司，与过去的申新公司并无传承关系。上海滩上，只有荣家两兄弟往日的别墅仍在，一在繁华的路口，一在僻静的弄堂，如同兄弟俩不同的性格。

上海宁波路上，陈光甫一手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巍然挺立着，现在是浦东发展银行在用，80年了，一点也不显得落伍，从宽大的营业大厅就可以看出。在四川中路上我找到了“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的企业大楼，这幢8 层的大楼外观基本保持着原貌，只是被改名为“创业大楼”，继续当作写字楼在用。企业大楼见证了刘氏企业的兴衰。上海延安西路上，当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那幢大楼，上海自然博物馆仍在使用，坚固而漂亮的西式建筑，可以想见当年中国纺织业的盛况。

我到西南寻找卢作孚的遗迹，从他的故乡合川到他建设的北碚，从万县到宜昌。民生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处是个庙宇，摇摇欲坠，里面还住着人，进门有狗吠，花开，只有断壁残垣见证着民生初创时的艰辛。从一条小船起家，民生的船队进入了整个长江，通向了世界。我在宜昌长江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感受那场中国实业史上惊心动魄的“敦克尔克大撤退”，那些紧张有序、激情满怀的日日夜夜。正是卢作孚指挥民生的船队，精密计算，分段航行，不畏艰险，日夜不停，调动所有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公司的运输能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大概是一个民营企业能做到的极限了。

三

一幅近代企业家的群像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他们各具个性特色的努力所构成的本土企业传统也渐渐在我眼前浮动。这个独特传统的内核就是实业救国，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他们都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

不仅他们，“五四”时代就读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的胡西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让中国人能够用上自己制造的电灯泡！”1921年，他在上海开办了灯泡厂，1923年正式注册“中国亚浦耳灯泡厂”，赢得了“灯泡大王”的称誉。简氏兄弟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抱着“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愿望，中国的卷烟市场大部分为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他们提出“中国人吸中国烟”的口号，创“大爱国”、“大长城”、“大喜”等品牌，以国货为号召。这和刘鸿生办火柴工业的动机几乎如出一辙。宋—’卿在天津办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将毛线品牌命名为“抵羊”，商标图案是两头抵着角的羊，其实包含着“抵制洋货”的意思，国人一看就明白。东亚的“抵羊”牌迅速击败日本的 “麻雀”牌和英国的“蜜蜂”牌，占有了全国87%的毛线市场。

实业救国，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不是个别人的选择。所以，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著名的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二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范例。刘鸿生晚年回顾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卢作孚对于轮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资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只有把办企业本身看作是终极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门砖，把办企业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自身即拥有最高价值，才有可能会有不竭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制度建设，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业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真正发扬光大是从张元济进入开始的，他的抱负是扶助教育，同时他又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他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亲手为商务制定了大量的制度，从企业运作、财务管理、人事进退、奖惩到职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难职工子弟的教育补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定。比起这些有形规定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体力行提供的示范，比如他请客公私从来分开，比如他主张高层管理者子弟不准进公司，他儿子张树年留美归来想进商务，就被他拒绝了。191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前来取经，索要商务印书馆的有关章程，当时南洋公司刚把总厂迁到上海，准备进行改组，希望参考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和人事等制度。

1922年进入商务的王云五，从主持编译所到主持整个商务，他引入的科学管理，对于1932 年商务遭遇浩劫之后的复兴，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他手里，商务不仅继续保持出版业的领军地位，而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穆藕初在他创办的纱厂最早引入了科学管理法，卢作孚对民生公司也强调科学管理，而且落实到每个细节上面。张謇在办大生纱厂前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大生最后的失败固然有种种原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设定了“服务社会”的宗旨，他认为，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他说：“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为此他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不仅陈光甫如此，其他企业家也多如此。荣德生曾经对钱穆说起了兄弟俩办厂的最初动机，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保持独立性，这是近代企业家阶层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晚清商会的诞生，到民国时的勃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多数时候商会都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 1948年11月22日，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凭的是实力和资望，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

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把实业作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办师范、办普通中小学、办幼稚园甚至办大学，然后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以企业办社会，南通成为他建设“新新世界”的试验田，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张南通 ”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这个“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训练人，一方面办工厂、开矿，然后办学校、办图书馆、办电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在寻访近代企业家遗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干脆地名都叫“三厂”。这些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活着的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也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依靠一个企业家、一家民营企业完成的，我们感叹的又岂止是工业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在这些因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追问、去寻思。

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张謇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张謇：近代实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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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像

“张季直（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胡适这样评价张謇。

失败的英雄，往往比胜利的英雄有着更丰厚的人生境遇和悲壮色彩，张謇的独子张孝若对胡适“失败的英雄”一评不但并不介怀，反倒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这话对了一半，有时候没有成功，也并不完全是失败。孙中山接见张孝若时曾题赠过一幅照片给张謇，他谦虚地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中，起为黄帝，末乃张謇。

如果说城市也有血脉的话，那南通的血管深处，永远活着一个张謇。这个城市里有个说法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通仿佛是一个黄金城市。举国动荡，这个江苏一隅的县城却在张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城市系统。

张謇在20年间所参与的企事业数量高达180余家，囊括工业、垦牧、交通运输、金融商贸、商会民团、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当时的中国制度缺失，前途茫茫无着，张謇却在南通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医疗和慈善体系，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社会井然有序，风气也清明淳朴。许多社会学者被吸引，前往南通考察，南通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即使到现在，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还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家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大多数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更俗剧场，张謇当年在这里接待欧阳予倩、梅兰芳、袁克文……大多数南通人都在濠河岸边的公园里散过步，晒过太阳，打过水漂，这个公园是张謇当年规划的5个城市公园之一，公园里有座叫“濠阳小筑”的宅院，是张謇晚年的家。

逃离官场的状元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启蒙，5岁入塾，聪慧过人，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 ”。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16岁，张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 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募集不易“股份制”

早在1895年夏，张謇就在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观点。“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特别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当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这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

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张謇取了“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

大生创办之初就设想了股份制，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 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

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为“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姓氏头衔。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1897年冬天，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他心目中，办厂就是读书人的报国之地，他兴奋难已，一口气给大生拟了多副对联，并巧妙地把“大”、“生”二字嵌在其中：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一厂保存：“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2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之后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才开到1.44万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在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多两官利后，还有7.8万多两余利。

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幅“厂儆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挂在厂内公事厅东西两侧。第一幅是《鹤芝变相》图，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图，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图，指是的南通知州汪树堂（汪字有“水”；树字含“草”）因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大生纱厂，煽动乡绅秀才发难。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图，指的是大生纱厂即将投产而资金匮乏时，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 “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 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像这样一个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很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副市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用张绪武的话说，孙中山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张绪武说。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终于来临

张謇进入历史视野的身份是晚清状元、弃官从商的中国实业先驱。这个带有转折性的身份蕴涵的内容很多。中国士大夫阶层一向耻于经商，张謇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 的儒家社会理想。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艰难时代。此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后来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

张謇曾说过，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对企业家行为也基本不闻不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张謇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8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他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张謇辞世，在他临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转机。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大商人》，作者傅国涌

“中国摩根”陈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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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的百年金融发展史上，真正能称得上是银行家的不多。关系着民生命脉的金融体系，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官商不分，只是一个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

1897年，由李鸿章、盛宣怀主办的中国首家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沪成立，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发端。

此后不久，在金融买办与官商林立的上海滩，崛起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光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重要的是，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 有人将之媲美于美国的金融大亨摩根，称之为“中国摩根”。

风光背后是万般艰辛。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有限空间里寻求发展，他的努力与探索，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是中国近现代商业金融史上一段不可缺少、令人折服又生感慨的往事。

“官商” 生涯

历史的完成，充满着偶然与必然。

陈光甫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素有钱庄生意传统的江苏镇江。其父为经营火油生意的商人，后到汉口的报关行谋职，当他看到外商在中国雄厚的商业势力，决意让年幼的次子到汉口报关行当学徒。在父亲的安排下，陈光甫努力学习洋文，为将来的前途预谋出路。

事实证明，老父的确颇有远见。正是因为英语特长，陈光甫1904年争取到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这一年成为他一生通达的起点。在博览会上，他邂逅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在美国旅行考察，为推翻清政府奔走。虽然身为清廷的外派人员，陈光甫对这位“乱党分子”早有仰慕之情，两人促膝长谈，甚为投机。孙中山竭力劝说他参加革命党人组织——兴中会，缺乏思想准备的陈光甫没有答应，但是，他拿出口袋中的5块美金资助孙的革命。两人从此结缘。在博览会上，他还结识了孔祥熙，两人也成为莫逆之交。

博览会结束之后，陈光甫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商科。1909年，他获得商学士学位后回国。此时，当年主持赴美国际博览会的官员陈琪正在筹办朝廷的洋务实业——“南洋劝业会”，他深知陈光甫是个干才，邀请他参与筹备。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用，帮他佐理财务，进而得到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这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程德全因为响应革命，得以担任江苏都督，他任命陈光甫为省财政司副司长。在他的支持下，陈光甫终于等到施展拳脚的机会，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创办江苏兴业银行。

这是一家官办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等诸多特权。经过缜密思考后，陈光甫却做出两个让人“看不懂 ”的决定：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他认为，迁都上海，可使得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便于业务发展，而且远离省府，经营上就能少受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至于放弃特权，同样出于长远考虑——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会认为向银行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陈光甫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努力革除官钱局的旧习气，试图在刚刚起步的中国金融行业树立一种规范、透明的新风气。江苏银行的业务开始渐渐上轨。但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打乱了陈光甫的全盘计划。

此时，袁世凯已经夺得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被挫败，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再次亡命日本。袁世凯随后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他得知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

侥幸的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兼同僚，素与之交好。在他的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于一死。袁后来派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绝。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官职。

归国之后短短几年的种种遭遇，让陈光甫陷入迷茫。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靠山：封疆大吏端方和江苏都督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

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小小银行”的金融之道

下面做什么呢？

还是办银行！陈光甫决定，办一家不依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滩，已经是远东的金融商业中心了。各种中外公私银行林立，租界里有花旗、汇丰、三井等实力雄厚、经营成熟的外资大银行；此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多家中资银行；旧式钱庄生意的发展势头也很猛。

办银行最需要的是资金。此时的陈光甫虽近乎两手空空，却信心满满。他认为他所计划开办的新式银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多少。先期集资，然后逐步增加存款，同时增加放款，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得当，就可以解决。

1915年6月2日，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文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开办的资本额名为10万，实则仅为7万，陈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庄得之认股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涩，只认了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开业仪式上，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

这一年的年底，一位忽然到访的来客为陈光甫送来了雪中之炭——1万元股金。受托之人正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当年曾受赠5美元的孙中山，而送钱来的人则为孔祥熙。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其母倪桂珍也投来5000元股金。至此，“小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倍，达到20万元。

没有官办银行或实力雄厚的银行可作为押借款的道契，也还没有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这家“小小银行”究竟如何在上海滩闯出自己的道路呢？

当时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这种状态极大地制约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这种存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资金来源的特性使银行不敢也不愿意向工商业投资，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捕捉到最快的挣钱机会，于是，只能投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或者经营政府公债。

上海银行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六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把存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小层社会成员，如一般职员、教员、家庭主妇等等，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可观。

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一天．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带来100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设100个户头。银行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张接着一张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一直到填完100张。很快，上行信守诺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上海。

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小小银行”终于在上海滩上站稳了脚跟。到了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15万7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那么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渐渐地，其他各家银行也开始仿效上海银行的做法，形成风气。陈光甫本人和上海银行也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信誉。

围绕服务时时创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的“最早” ：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储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此外，推行对物信用，开创货物抵押贷款。

陈光甫非常注重向民族工业放款，以利其发展。张骞在南通创办的实业集团——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上行的南通分行由此诞生，成为上行最早的分支机构之一。上行的另一个放款大户，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申新集团——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

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陷入困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渡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视为最好的服务。

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250万元，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款达到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四位。至1926年，上海银行与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

到30年代初期，当日这家最穷、最小的小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本人也跻身于“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之列。

逃离不了的政治舞台

乱世即是舞台。

观其一生，陈光甫一直竭力和政治保持距离。早年他曾积极关心政治，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尽过绵薄之力，然而创办江苏银行的经历和两任政治“靠山”的下场，让陈光甫意识到与官场结合的危险性，并决心远离官场。

然而，身为一个成功的经济界人士，又如何摆脱掉政治的干系呢？陈光甫信仰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作为民营金融企业家，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封建军阀的割据，希望中国统一，因而同情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新成立的统一政府不干涉经济，允许各行业的自由竞争。

政局动荡，因缘际会，每每让陈光甫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时局。作为一名商人，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分量相当吃重的角色。

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虽然多次受邀于孔祥熙，陈光甫对局势一直持观望态度。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进江西、浙江，直逼上海。小心谨慎的陈光甫终于“押了一次宝”。他和虞洽卿为首的“江南财团”四处活动，为蒋介石的北伐筹集了巨额军费。并劝说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垫付1000万捐款，他告知老朋友将来有上海海关关税作担保，会有把握收回。

“四8226;一二” 政变后，宁汉对峙时，陈拒绝执行武汉政府的停兑令，由此深得蒋的信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为了求生存与发展，他后来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以求在官僚资本的轮番镇压下，保住上海银行。

1935年，陈光甫被时局的浪潮推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这一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外汇，受到双方信任的陈光甫被派遣赴美磋商。拜见美国财政部长后，陈光甫百般斡旋，并动用他在美国财政部的关系，终于消除了美方的顾虑，对方最终同意收购7000万盎司白银，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2000美金的抵押贷款，银价按照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方式。该协定在“七七事变”前，曾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而且抗战中也为国民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

“白银协定”的成功，让国民党政府对他另眼相看，而他的尽职用心和恪守信用，也获得了美国人对他的信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在美方的提名下，陈光甫出任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的主任委员。之后，抗战爆发，陈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洽谈“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立奇功的陈光甫，越发受蒋介石的器重。据说，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曾想让陈光甫出任财政部（一说是贸易部）部长，但被他委婉拒绝。陈光甫虽然位列国府委员等等要职，但从来只挂虚职，从未入阁。随着事态的变化，陈光甫对蒋介石的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蒋介石败落之后，他曾对属下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方面为争取这位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也花了不少心思。最初通过银行中的地下党员，给他邮寄解放区的宣传品，让他对共产党政策有所了解。上海解放前夕，陈光甫避居香港。毛泽东、周恩来通过特使，多次劝说他回归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毛泽东曾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陈光甫，而陈光甫则以一部清代胡林翼的来往书信作为答礼回赠毛，因为胡林翼号“润芝”，与毛泽东的字同音。

之后，陈光甫始终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既不愿去台，也无意北上。只是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处理在内地的事务。1950年，上海银行实现公私合营，仍推陈为董事长，陈光甫派内侄、原香港分行经理到北京参加会议，他知道自己毕生的心血已不在控制中。同一年，他把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注册，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脱离关系。1954年，他在台北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继续自己的金融事业，复业后的上海银行营业至今。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是章士钊送给陈光甫的一副对联。生逢乱世，“随缘善变”，只是生存的需要。对陈光甫而言，他只是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在自由的、规范的市场中，凭借着完善的经营管理和专业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

1965年，陈光甫到台湾定居。1976年，以96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项松茂：舍身成仁的皂药双料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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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的街头义诊

盘点中国民族工商阶级发展史，那一个个“火柴大王”、“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的名字如同璀璨星空里的明星一样熠熠生辉。当他们离开这个繁华世界时，却都无法逃过自然规律的命运。

集旧上海“西药大王”、“肥皂大王”于一身的项松茂先生却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因抗战军兴，项松茂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最后竟惨遭杀害。甚至，时至今日，他的尸骨依然无处寻觅，只是空留下一座衣冠冢。

项松茂出身不过一区区学徒，通过自己的聪明才干，终成一代工商巨子。值得一提的是，他死后，儿子项绳武继承父志，发扬五洲大药房生意，拒绝与日寇合作，而他们的事业五洲大药房也延续到了今天。

西药大王

和很多民族工商业者一样，项松茂出身并不高贵。1880年生于浙江宁波，少年时读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后因家道中落，14岁时就去苏州当学徒。

3年后出师，因为勤恳仔细，他被老板委以账房之职。1900年，经二舅吴子琴介绍，项松茂来到上海中英大药房担任会计。从旧式店铺到新式药房，项松茂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也开始了闯荡上海滩的冒险。

据他的朋友黄炎培回忆，项是一个极富责任心而且又心细如发的人。在中英大药房里，他的才干很快得到总经理的赏识，被调往汉口分店担任经理。此时的项松茂已经展示出自己的商业才华，被选举为汉口商会的董事。

在项松茂一生中，旧上海闻人黄楚九是一个重要的引路人。黄楚九自己琢磨出一种“艾罗补脑汁”，因为药里添加了吗啡，喝了以后很容易兴奋。黄楚九又打着美国“艾罗博士”（艾罗即yellow的音译，指黄本人）和“强壮民族”的招牌，这个山寨药居然也卖得相当好。

推销“艾罗补脑汁”的过程中，黄楚九结识了精明强干的项松茂，在这位商界豪客的邀请下，项答应出任上海五洲大药房总经理一职，但条件是给予完全自主权。

颇受后人非议的黄楚九在生意上倒是知人善用，拍板决定力邀项松茂加盟。

1911年，项松茂担任五洲大药房总经理，他把“勤俭”作为办企业的方针，先将店里的豪华陈设变卖，充为营业资金，又拉拢和钱庄熟悉的俞钜卿为副经理，取得金融资本的支持。

他的朋友高友唐说他“事无巨细，必躬必亲，每至夜半始寝”。项松茂还对药房的组织架构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设立本牌药品总发行所、门市零售部和批发销售部。

尽管身为总经理，但项松茂并没有徇私舞弊，在企业制度的执行上做得很好：亲弟弟项载伦染上鸦片烟瘾，又不戒烟。项松茂能挥泪斩马谡，把弟弟辞退。

需要说明的是，以今天的药品观点来看，当年的五洲大药房的产品很多看起来都有着山寨药的影子。“人造自来血”是五洲的王牌产品，这也带有黄楚九的影子。当年的《大公报》、《申报》都登过广告，话语十分夸张。

在当时的中国，西药完全被西方国家所垄断，传统中医药模式遭到了现代文明极大挑战，中国人渴望能够自己生产出真正的现代药品。

“人造自来血”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这种期待，该药还取得了内务部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许可，甚至还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拿过奖，远销南洋一带。

这个药品在当年畅销到连外商都眼红，德国普恩药局干脆在租界出产了山寨版的“人造自来血”药片。

项松茂是一个知识产权意识极强的人。他发现后，立刻反击，向公共租界巡捕房上诉，最后获胜，德商的产品被没收查处。

五洲发展起来后，项松茂的地位越来越强势，而黄楚九作为股东同时还入股了中法大药房。最后，黄楚九将他拥有的五洲大药房的股份让给项松茂，项松茂则将他所拥有的当时上海非常知名的“新世界游乐场”（黄随后被排挤开，并最终开设了远东闻名的大世界游乐场）的股份让给黄楚九，再由“五洲”补偿黄楚九现金22500元，作为回收黄楚九在“五洲”的终身董事权和终止“人造自来血”抽佣的补偿。达成协议后，双方委托律师登报声明。这样，到1916年6月，黄楚九完全脱离五洲大药房，由项松茂独自经营。

回顾当时的五洲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五洲大药房的模式有很强的“前店后厂”色彩。为了走向真正的现代西药制造业，项松茂下了大功夫。

他选派业务骨干去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考察，谈下来很多家欧美大厂的远东独家代理，从源头先控制货源。

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项松茂也不过被后人理解成药房老板，商贸商人而已，但项松茂的志向并不停留在此，在日本考察的经历让他痛感如果没有现代化制药工业，即便卖的自家药品再多，也不过是传统药铺而已。

他开始投资现代意义上的西药制药业，这一方面是基于爱国理念，同时也是受到利益的驱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精于市场的项松茂先后收购了德商在上海的固本肥皂厂和亚林制药厂，奠定了五洲新发展的基石。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项松茂在五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制度——产权明晰，管理严格、制度完善。在董事会、总经理之下，有店务、厂务、店厂联席会议和技术会议，又按生产、营业、财务、管理四个系统设置层级部门。1928年拨出资金50万元另组银产公司(类似今天集团公司里的投资部门)附设于公司内，收支独立，自负盈亏。公司资本总额再增至150万元，职工由最初的30余人逐年递增至400余人。

随着五洲业务的发展，项松茂又向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等13个企业单位投资附股，兼任它们的董事，以取得国产原料如硫酸、松脂、除虫菊等的低价供应，又以自产的甘油、硝酸、盐酸等原料销给大丰等家使用，密切了交换协作关系，降低了生产成本。

项松茂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人在西药上开始不再单纯依靠进口。五洲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特别是开始自制牛痘疫苗、醚精、硫酸低铁、纳夫他林、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项又特约林德兴工厂仿制德国“蛇牌”外科手术器械和医院设备，成为我国外科手术器械制造的鼻祖。

1931年，项与邬志豪共同发起筹组宁波实业银行，以进一步与金融资本结合。项还与高恩洪联合组织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司，出任经理兼董事。五洲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亦达55万余元。

至此，五洲药房已基本成为具有现代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项松茂在社会上的地位，由于五洲的影响日益扩大而提高。

打败联合利华的华商巨头

药品和肥皂是项松茂商业帝国的两大支柱，从药品制造业进军到肥皂业，就当时的市场环境来看，不得不让人佩服项松茂的眼光。

项松茂接受固本肥皂厂时，该厂已经多年亏损。股东们质疑他的判断，为什么要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

对这样的质疑，项松茂事先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固本厂设备先进，厂房优良，以当时售价来看相当低廉；现代西药和肥皂工业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锅炉等，一体化节省了双方成本；最重要的是固本亏损的原因是销售出现问题，而五洲大药房的各个分店具有销售终端的优势。

肥皂是西方来的洋玩意，被老百姓称为“洋皂”，当时上海滩的肥皂市场已被英商祥茂肥皂垄断（联合利华公司前身）。

在这场商战中，项松茂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不但亲自出马考察，甚至制皂部主任傅怀琛乔装工人去当临时工，历时9个月，掌握了对方制造工艺和流程的底细。随后固本做出了针对性的改进：英商的肥皂水分含量高，项松茂就提高总脂肪酸含量，让肥皂更耐用。

销售固本肥皂时，店铺都把固本和祥茂的肥皂分别放在一碗清水里，开始两块没有什么区别，时间一长，固本的还是相当坚固，而祥茂肥皂已经是软塌塌了。于是固本先在质量上有了口碑。

固本的来势汹汹让祥茂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财大气粗的祥茂马上开始了低价倾销策略，试图把新生儿固本挤出市场。

尽管如此，1924年时，固本依然没有改变亏本的命运，面对外商倾销政策，项松茂选择了硬抗到底，甚至不惜出台“以血（人造血）补皂”政策。

第二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抵制洋货成了爱国的表现。项松茂和固本抓住这个机会，加紧推销，借助反帝和罢工的浪潮，终于将洋皂赶出了上海市场，成就了“肥皂大王”的称号。

80多年后，联合利华又重新将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力士”香皂又重新杀回了上海滩，成为新的畅销产品，而固本，更多时候成为老上海人追忆的信物了。

大写的中国人

和那个时代的工商业者一样，项松茂也颇为重视教育业，多次为中小学捐资助学，成立松茂小学，供工厂子弟读书。他还资助有前途的技术人员深造。建国后首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张辅忠先生赴柏林大学深造时，项松茂就大力支持。

他对于他的家眷和子女的要求就很严格。尽管他搞了那么大的实业，还是要求家里的女眷会做女工，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家政、家务活，不允许她们养尊处优，坐享其成。家庭开支有专门账本。他把家庭开支跟公司开支分开记，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家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每顿只有一个荤菜，有了鱼，就没有肉。甚至一条鱼还要吃两顿，上顿没吃完，下顿接着吃。

1931年，“九8226;一八”事变发生，项松茂在厂内成立了一营的义勇军，还自认营长，并请军事教官加以训练。

第二年，淞沪抗战打响，他积极组织生产军用药品。五洲大药房二分店毗连战场，日军从店中查出义勇军的军服 ，将留守的11名员工全部劫走。

身为总经理的项松茂先生大义凛然，不顾危险亲赴敌营要人，却被日军逮捕到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他拒绝与倭寇合作，最终和11名员工一起被杀害。

他牺牲后，长子项绳武从遗物中翻出了他的自勉联：“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国民党政府褒扬项松茂“抗敌不屈，死事甚烈”，蒋介石题赠“精神不死”。

一代工商巨子就此陨落，他用他的实际行动书写了大写的中国人。

附：项松茂先生牺牲后，尸骨无存。他的长子项绳武继承父志，被五洲药房董事会推为总经理。在张辅忠等优秀技术人才的辅佐下积极经营，锐意进取。到1937年抗战前夕，五洲药房自建的10层大厦落成，经营中西成药、试剂配方、药疗器械、营养食品、化工原料以及化妆香料等，成为远东最大的药业大厦，年营业额达1164万元，职工增至1600余人，在大厅内设有松茂纪念堂，并建有衣冠冢。（本文部分细节引自宁波政协对项松茂先生的追忆材料）

南洋兄弟的烟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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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照南《左）、简玉阶兄弟

1923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猝然去世。他是一个极富传奇性的人物，《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一书的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称赞简照南是少见的、拥有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

在简照南的商业生涯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矛盾，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他在香烟销售时所打的爱国牌；另一面则在香烟制造的初期，对日本在原材料、技术和资金上的依赖，在鼎盛时期，对美国在技术和原材料的依赖。

这种矛盾让大打爱国牌的简照南和他的南洋公司，在面对本土竞争者和外来竞争者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的悖论中，命悬一线。

从其诞生到成为中国最大的烟草企业、并与全球烟草巨头英美烟公司分庭抗礼这一过程中，简照南作为本土企业家展现出的商业智慧和管理智慧，在那个政权更迭、战火纷飞的年代，尤为引人注目。

东渡日本

简照南祖籍广东佛山，少年时期，他就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撒手人寰，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母亲靠缝纫维持一家生计。作为长子，照顾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重担就落在了简照南身上。

1886年的一天，16岁的简照南从香港到达了日本神户。在日本的几年时间，简照南积累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最初经营利润极高的药品和海产品，随后，他通过海外的广东同乡协会，将日本的瓷器和陶器经由香港，出口东南亚。业务扩大后，简照南一个人忙不过来，于1890年回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帮忙。

甲午战争爆发，简照南离开日本，移居香港，仍做贸易生意。“屈辱的条约”，“明治维新”，这样的字眼鼓舞了一批年轻人，去邻邦弹丸之地的日本寻找答案，简照南、简玉阶也在其中。1902年简照南再次前往日本，这次，他加入日本国籍，取名松本照南。这一行为使得简照南日后的商业生涯中，增加了一个被竞争对手攻击的硬伤。

同年，简照南创立了顺泰轮船公司，从租船跑运输做起，往来于越南、缅甸等地，也有一定资本积累。也就是在这一年，简照南对香烟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很快意识到英美烟公司对日本烟草市场的渗透。

英美烟公司是全球烟草业的霸主，在1899年，它投资1000万日元控股了日本私有烟草公司中最大的村井兄弟有限公司的60%股份。这项投资为英美烟草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回报，仅1902年，在日本的利润额度就接近了50万美元。

1902年，简照南在神户参观完村井烟草公司，之后简照南就萌生了建立自己的烟厂的念头。为此，他在日本购买了卷烟机器，并聘请了日本技师，他曾颇为嘲讽地对他的朋友说，“我从日本偷来了烟草技术。”

绝处逢生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1875-1957）兄弟以10万元股本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是一个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只装备有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电机、两台磨刀机和四台卷烟机。这是本土的第二家烟草工厂，第一家是盛宣怀于1903年创办的三星烟厂，它很快被英美烟公司兼并了。

在简家兄弟的工厂里，有11名来自日本的技师，他们培训了16名本土的男子如何使用机器和100名妇女如何处理和包装成品，这个工厂每日开工10小时，通过半机械、半手工的方式，能生产香烟大约30万支。

产品生产出来，销往东亚和东南亚，在这里，南洋兄弟很少受到高关税和英美烟公司竞争的威胁。这家公司在建立后的10年内，海外销售只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而在东南亚站稳脚跟后，他开始琢磨将其经营活动，扩展到中国。

简照南和简玉阶在中国扩展后遇到的第一个强劲对手就是英美烟公司。在1915年以前，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本土呈垄断之势，它成功地把其中国的竞争对手扼杀在襁褓之中。简家兄弟选择了广州作为突破点，而英美烟公司对这场竞争也磨刀霍霍。

英美烟公司对南洋香烟进入广州市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手段极其恶毒。它暗中买进大批南洋香烟，储藏起来，等到香烟霉坏了，再廉价向消费者抛售，使得南洋的名誉大大受损。

同时，它还试图将中国的排外情绪转移到南洋身上。待南洋在广州创立分公司，它投书报纸，指责南洋与日本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外，它还向香港法院指控南洋伪造英美烟的商标，南洋吃了败仗。

对于对方发动商战的前两项，简照南无可奈何，但他在广告推销上的天分，使自己的产品不同于已立足的竞争者的产品，南洋兄弟公司才得以绝处逢生。

简照南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他积极参与慈善捐助活动。广东地区每年都有水灾，简照南组织了10艘救济轮船，上面插满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救济”的巨型彩旗，很扎眼地停泊在广东海滨大道的一座戏园前。

简照南也利用地方迷信来进行南洋公司的广告宣传。他暗中出钱让人到一些葬礼活动中免费散发英美烟，还特别收买抬棺人叼着香烟出殡，让人们产生购买英美烟会带来“不吉利”的印象。

南洋的广告宣传收到了效果，1915年，南洋的产品55%在东南亚销售，27%在香港销售，16%在中国销售。简照南在广州站稳了脚跟。

在广州取得胜利之后，简照南迅速北上，投资100万元在上海设立了雇工超过千人的卷烟厂。但整个北上的过程，却非常不顺。在汉口，英美烟公司与南洋的比例是10：1；而在天津，是14：1。

命悬一线

尽管北上受挫，但其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很难将其从市场上一举扼杀。在1917年，英美烟公司提出了合并的要求。颇为有意思的是，简照南一面在市场上奋力打击英美烟，抢夺市场份额；一面力促合并。在他看来，南洋兄弟身处乱世，仅以自己的这点商业资本很难独存，所以必须有所依靠。

开始，简照南试图与北洋政府合作，通过“官督商办”的模式，取得政府的扶持。然而在几轮接触之后，他大感失望。在与北洋政府的谈判冷却下来后，英美烟公司给南洋公司抛来橄榄枝，简照南异常看好与英美烟公司的合并，但在家族内部，他却遭到了激烈反对，理由是“违背爱国原则”，而简玉阶是最坚定的反对者。

简照南为何没有遵循“爱国原则”，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扭曲了家人对生意的态度，使他们义愤填膺，并幻想南洋对付英美烟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爱国圣战，民族情感成了支配商业决定的一个先决性条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简照南预言，这种思维方式将会给南洋兄弟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后一语成谶。

这场隐蔽的合并交易从1917年3月谈到11月，终于流产。

南洋公司与英美烟公司的竞争再次升级。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英美烟草再次对南洋兄弟发起舆论攻击，这次攻击的由头是简照南加入了日本国籍，这一事实让南洋兄弟顿时陷入丑闻漩涡。

1919年5月27日，简照南宣布放弃日本国籍，但还是很难平息民众的质疑。就在放弃日本国籍的同一天，简照南做了一个决定，宣布立即在公开市场发行价值1500万元的股票，每股为20元，只对国人发行。南洋兄弟股票受到欢迎，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知名企业家纷纷出资入股，简氏家族的股份从94％稀释到60.6％。

一个月后，简照南决定重组南洋兄弟公司，将总部移至上海。那一天，“五四”抗议活动也以凡尔赛条约签字而告终，对简照南来说，两个月的商战伤害了他的名声，加重了广告负担。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到了7月中旬，关于他的国籍的争论从商场转到了北京的官场。

在北京，关于南洋兄弟公司的争论也并非平地风波，早在两年前，即1917年的7月17日，新选入会的议员何勋业要求政府废除南洋兄弟作为公司的注册；而一个星期后，另一个国会议员、山西省军界代表周维藩扩大了对南洋的攻击，即解除南洋兄弟登记执照，拒绝简照南重新确认其中国身份的要求。

还有一些人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反对南洋，黄楚久代表检查促进国货委员会向农商部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取消南洋的营业执照，停止营业，并由各级政府实施禁令。按照简玉阶的说法，英美烟公司出资40万给流氓商人和职业说客黄楚久，上下打点，黄花了20 万，“买通上下，出此毒计”。官方和非官方反对南洋的理由都只有一个，简照南的日本国籍。

种种压力之下，1919年8月9日，北京的农商部宣布吊销南洋兄弟公司的执照，并将其视为日本企业。

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如潮的抗议，一拨反对者是爱国华侨，在他们看来，简照南一案意味着政府禁止中国人拥有双重国籍，并第一次开始歧视海外华人。他们的抗议压迫北京政府就简照南申请国籍问题做出决定。1919年1月13日，内务部恢复了简照南的中国国籍，并命令农商部恢复简照南的执照。

辉煌时代

英美烟公司在政治上企图扼杀南洋兄弟公司受挫后，他们又尝试以价格战和别的商战来打击南洋，但在1920年以后的几年内，简照南仍设法提高了公司的销售额的利润。与一个全球烟草业的巨头的商战中，简照南带领下的南洋兄弟做到了稳步前行。

尽管不能说服家人接受英美烟公司的合并，简照南却说服了简氏家族，必须雇佣受过训练的专业管理人员，并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使得南洋烟草更有竞争的实力。在1919年，简氏家族勉强接纳非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到了1920年初，简照南放弃了家族式的管理方式，他打破常规，任命非家族成员担任高级职位。

简照南聘请来曾为英美烟公司效劳的陈炳谦重组了南洋公司的财务，陈不仅熟悉西方的金融机构，也特别熟悉英美烟公司的金融策略。他成功运作了简氏家族1919年的股票出售。

此后，在1922年和1923年，陈炳谦说服了简照南和公司董事会创立了几个不同的新机构以吸收资本，包括南洋兄弟银行、一家保险公司及一家经营东南亚华侨向国内亲人汇款的汇兑机构。他运用其在上海的广泛的金融圈的人脉，又为南洋向华商银行和钱庄借了额外的款项。陈炳谦为简照南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问题。随后，简照南又将改善南洋兄弟公司生产体系的任务交给了陈炳谦的侄子陈其均。陈其均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企业管理，他笃信，如果管理者精确地测定工人和机器的能力，就能改善生产。

陈其均在南洋任职后，负责公司在上海新建的工厂。该工厂以美国的工程为模版，钢筋混凝土的基地，支撑重型机器的硬木地板，有电灯、中心加热器、两部电梯以及完备的安全措施。中国报纸称其为“现代的楷模”。

不仅机器，原料也来自于美国，一位记者评价道，虽然南洋兄弟公司尽可以用国产资源，但发觉必须“楚材晋用”，即派人到美国采购机器和原材料，使得南洋兄弟的卷烟成为中国生产质量最高的香烟。改革获得了简照南的支持，1920年至1922年期间，南洋兄弟生产部门的投资翻了两番，从59万元，增加到173万元。

在此状况下，南洋又请来了前英美烟公司的买办邬挺生来帮助南洋兄弟扩展市场体系，在其努力下，南洋从英美烟手中继续分割曾经受挫的长江中下游市场和华北市场。在广告部门，也获得了能与英美烟公司媲美的专家，南洋公司开始散发印刷精美、引人注目的广告画。这些广告画上印有《三国演义》、《红楼梦》中著名人物，让人们收集，集全了可以换西方进口的物品，如自行车和热水壶。

除此之外，南洋还在香港、广州和上海设立自己的报纸，刊登自己的广告。南洋和英美烟公司被称为当时的“广告巨头”。在烟叶采购方面的最高职位，简照南任命了美国人格雷夫利。

从1920年开始，南洋进入了成长的巅峰期，年均利润达400万元。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一书中指出，在简照南的带领下，在专业人士的推动下，南洋的行政管理日渐专业化，在结构上更能紧密结合，变得越来越像西方的大企业。

萧瑟落幕

在南洋公司最辉煌的时候， 1923年，53岁的简照南突然去世。这成为了南洋公司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简照南逝后，南洋兄弟的经营日渐下滑，1924年的利润猛降到47.9万元，简玉阶削减了自己的年薪和活动经费，以表示自己对南洋兄弟的价值不如其兄长。

与简照南相比，简玉阶是懦弱的，简氏家族的几个人无视于简玉阶的管理权威和其他专业管理人员的意见，使公司交了一些代价昂贵的学费。

简照南的儿子简日华错误地操纵着南洋的烟叶采购事宜；简照南的小弟简英甫操纵着公司的财务，据南洋的员工回忆，他养了十多个姨太太，每逢出行，他乘坐的是只供高级专员和与铁路局有关系的富翁专用的“花车”。结果只能是账本亏空，由简玉阶和简照南的遗孀填补挪用的公款。

1928年和1929年，南洋兄弟巨亏545万元，后来几年虽然有所复苏，但是年度利润再没有超过60万元，仅为简照南时代的一个零头。

到1930年代初期，日军占领东北，日本烟草迅速覆盖东三省和华北市场，南洋兄弟公司进一步遭到挤压。在凶险的生存压力下，简玉阶只好向政府求援，要求将南洋变为“国营企业”，为了躲避官方和非官方的勒索，杜月笙和宋子良成为了南洋兄弟公司董事。

到1937年，简玉阶找宋子文借钱，后者掠走了南洋27％的股份，成为公司的董事长。自 1905年创立后，简氏家族第一次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这一年的4月，宋子文“受邀”出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他接管众多知名本土企业的杰作之一。这一天，距离南洋创办人简照南去世已经有14年了。

“七七事变”后，南洋兄弟在上海的工厂被日本炸毁，大陆市场几乎全数沦丧。而英美烟草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退出中国市场。1945年，二战结束，英美烟草迅速归来，而被宋子文控制的南洋烟草已不复当年之勇，其年产量不到前者的十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按国家政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中国的厂房实行公私合营，香港分公司继续在港经营，并由上海总管理处控制及管理。1987年，上海市政府把该公司的权益转让上海实业。

1995年，原香港分公司的烟草业务，重新注册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上海实业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过重组，并入了上海实业。南洋烟草的工厂设在香港屯门，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

而作为当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香烟品牌“红双喜”。在解放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天津都设有分厂，红双喜就是那个时期开始生产的。解放后，除了天津卷烟厂外，其他卷烟厂都还继续生产红双喜卷烟，所以就有了广州、上海、武汉的红双喜卷烟。而南洋兄弟卷烟厂也在香港继续生产红双喜卷烟。这几个厂家虽然都用红双喜牌号，但他们的配方设计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今人，“红双喜”仍是个现实的存在，而简氏兄弟似乎是个遥远的记忆。但在历史的河流里，简照南的商业智慧，似昙花一现般绚烂。

本文参考资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中国的大企业》 著者 (美)高家龙 商务印书馆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