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保中国的市场，力保在外销萎缩的情况下更显宝贵的内需市场，无疑非常重要。但危机终将过去，而如何促使危机尽快过去的现时手段，却需要未来检验其是否更有承前启后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真正彰显人们信心的不是掀起一场救市的运动，不是让经济增长再次成为官员的一项政治任务，而是知所当去、行所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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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这是“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与网民在线交谈时的感言。
3月5日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正是在告诉现场参会的“两会”代表、委员们，告诉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告诉在网上争相点击、留言的亿万网民，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的形势下，报告以既畅谈成绩也不避讳问题、既陈述方略也呼吁落实的宣讲，激发全社会应对危机的信心。
而在国家发改委向大会提交的《关于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不难发现，备受关注的4万亿救市计划与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相比有了明显变动。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增加1200亿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增加1100亿元，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增加2100亿元，相应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工程建设分别减少3000亿元和 1400亿元。
《草案》称，变动的原因是发改委在去年底初步考虑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各方意见与建议进行了调整。这为总理“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提供了最及时的注解。
关于4万亿的会前传说于是暂告一段落：既不是继续创纪录地将盘子扩大到6万亿乃至8万亿，也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在两会上补充审议以救程序疏漏。调整后的蛋糕分配方案，已赢得了它所配得的赞誉，附带着也凸显了国情之下，“事实正义” 的务实有效令所谓程序正义凌空蹈虚。
恍惚间，纪念改革开放30年周年的盛典已入旧年，新30年大幕渐起。在应对危机的繁忙中，在利益纷呈的喧嚣里，人们尚未如今日一般珍视中国的发展环境，尚未如今日一般需要凝聚民气、振奋精神、鼓舞信心。也只有站在前后30年的时间点上鉴往迎来，才能清醒地认识到，呵护市场中国、建设市场中国的重要意义，而不局限于纾一时之困。
力保中国的市场，力保在外销萎缩的情况下更显宝贵的内需市场，无疑非常重要。但危机终将过去，而如何促使危机尽快过去的现时手段，却需要未来检验其是否更有承前启后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真正彰显人们信心的不是掀起一场救市的运动，不是让经济增长再次成为官员的一项政治任务，而是知所当去、行所当为。
因此，力保“市场中国”，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对于“市场”的理解、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救市，或楼市或股市，或汽车或家电，通俗而直观地说，只是在挽救某个具体产品的销售市场。整个中国耗30年之力集万民之功，务要成就的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这些个卖场规模的集合与销售数字的累计，也不仅仅是对外谈判时可以倚重的政治筹码；不是延缓诸多滞后领域改革的博弈成本，更不是对民生问题的甩包袱式处理。
正如《报告》中所言：“改革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在扩大开放中赢得发展机遇。”保八(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只是手段，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目标。
力保“市场中国”的主体，现实中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政府头上。政府更要检视自身行为的边界，自我提醒应具有随时准备功成身退的大智慧，为而不恃、居而不有，不因一时情势而疏忽了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改革目标，以《报告》中清醒的认识指导实际工作，“ 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根本缓解”，因此更要坚定不移地修补市场经济的制度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提高民众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
力保“市场中国”，由此才成为全民的事业！
——刘 阳
摇摆的“市场中国”：5000亿比4万亿更珍贵
一场日益蔓延的经济危机，除了增长下滑、失业增多、以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加剧，对于一个在市场化道路上已经行进了30年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决策层一直在呼吁民众的信心，那么所谓危中之机又是什么？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什么比一次深刻的经济危机，能够让人们更清楚地看清自己。
如果作一次不太严谨的梳理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从1978年开始，每10年时间，经济领域总会发生大事，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则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蔓延至几乎全世界。前两次经济领域的大事，以及党政和社会各界的应对，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面的发展道路。这一次似乎也不例外。
其中最为关键的拷问就是：政治虽然相当多的时候服从于“权宜之计”，但对可能种下的“祸根”必须保持警觉。毫不奇怪的是，在应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对于采取何种措施，社会各界存在着大量的争执和分歧。
偏重于基建，还是偏重于民生；哪个行业该“振兴”，哪个行业不该被“振兴”，哪个行业甚至该被振出局；限制裁员，还是限制劳工的社会权利(至少是暂缓)；政府更渴望“强势”，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向公共服务型方向转变；房地产开发商主动降价，还是政府出来救市；如此等等。我们不能期望在公开和具体的政策宣言中面面俱到就可以化解分歧。政策总有偏向性，而可分的蛋糕并不是无限大。
在此次经济危机之前，“科学发展”的脉络本来已经日益清晰：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以化解资源、环境等承受能力的恶化趋势；通过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释放经济和社会活力；通过对过度市场化的矫正以提高社会事业水平和民众受保障程度；通过降低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的垄断(而不是用对民间资本的投机性炒作的不干预)来激活民间资本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随着政府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保出口、保增长”的政策取向而停滞、甚至倒退。更健康的“市场中国”会因为全社会对经济下滑的焦虑而陷入摇摆的境地，而不仅仅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仍然要“不顾企业(民众)死活”。毋宁说，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仍有必要以极大精力反思具体政策的得失。经济危机至少有一个好处，人们有空间来公开议论和检讨一些地方政府以“科学发展”名义作出的具体政策，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并且，在经济危机时一个地方政府作出具体政策尤其需要慎重。比如说，当一省决心输出1000万农民工，而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却决定减少劳动力输入数量，以减轻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的巨大压力，矛盾自然就产生了。
从本轮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认清“市场中国”的摇摆境地，仍是一件必要、合时宜的工作。
自由贸易的大旗
经济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自然抬头。美国出台了“只买美国货”法案，欧洲工会排斥外来产品等等。尽管遭受各种“操纵”说(如操控利率、各种补贴等)的指控，但无疑，这个时候，中国反而成为“自由贸易”最坚定的捍卫者。只是，在别人日子更难过的时候，中国也不得不派出不少大额订单。而挥舞着采购订单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插曲，也就再现了。
全国“两会”刚开，为出口企业鼓与呼的声音立马出现。3月4日上午，政协大会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以极高的分贝呼吁各界关注出口企业。根据他提供的数字，我国制造业中20%产品是出口型企业生产的，而其就业率却占制造业的40%。我国出口企业大概有七八千万人就业。
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加讨论时就明确表示，保出口、保就业的政策至少会保持“不止10年”。一方面是要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保持劳动力密集产业的优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对后者的坚持再次占了上风。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退税，退税，再退税。
曾几何时，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所谓“五把刀”(汇率贬值、出口退税、廉价劳动、廉价资源、廉价环境)，是揭秘中国经济奇迹背后隐秘曲线的利器。大国对外依存度过高更被看成是“大国崛起”的一大威胁。如今这一切不得不让位于最大的民生——就业。虽然决策层和高管都出来指责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巨大风险留给整个世界”，但美国一有重振制造业的声音出现，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中国：制造业还是中国来，你们还是搞金融创新吧；当然，所谓主权基金向外扩张的机会是不会错过的！
中国提出内需和外需平衡已经有一些年了。如今这样的境地，也许只能说明：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围绕这种分工在国内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这一点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一旦牵动了事关稳定的就业这根敏感神经，再伟大的愿望也不能不让出道路。这一点也许在中国8年前拥抱WTO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源泉，那么坚守“自由贸易”就是对外合法性的一个强大符号。利益相关者也好，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也好，这些论证合法性的言说成立的根基是中国坚持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角色。这也是“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的保证。所谓“内需与外需的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类似的摇摆很难说不会再出现。
5000亿比4万亿更珍贵
每当政府大规模投资和干预经济，长期受自由市场理论熏陶的人们就会忧心忡忡。这次也不例外。只是和10年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今天人们的疑虑更深。一怕腐败和浪费，二怕国有经济进一步做大。于是，一种对政府大手笔花钱不信任的氛围在弥漫。有的建议把巨额外汇储备分了，有的建议把4万亿变成消费券分了，更早的建议是把国有股份分了。总之，钱掌握在政府和国企高管手里，就不让人放心。
显然，类似建议很难在博弈中胜出。反对的声音也是强有力的：即使分，谁能保证不会变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游戏？更何况，经济刺激计划的主要方法一开始就被框定了：政府大规模投资，而国企尤其是大国企则不会忘记“共和国长子”的重任！人们担心：“看得见的手”是否会越伸越长？十六大以后开始的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进程是否会遭受挫折？“脚在市场，脑袋在政府”的各种怪物能够减少吗？
众所周知，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政府原有的计划性功能已经大幅减少，但由于国有资本和国有事业资产大量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政府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力度明显增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出现强化趋势；与此同时，必须增加的社会公共服务的许多功能并不到位。
显然，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会固化经济建设功能，地方的各种“救市”也可能会强化已经形成的汲取资源的手段。搞城建，全国有政府控制下的360家左右的城投公司；救房市，以优惠贷款和税费政策“诱惑”民众买房，则并不触及土地财政(开发商在和消费者的价格博弈中似乎有胜出的趋势)；社会保障基金，外地农民工退保，国家财政出的部分、尤其是企业为自己出的那部分就被留在当地社保基金之中。
政府在想方设法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动员行政体系联合企业搞产品下乡，派发消费券，而官方媒体则一直奋力鼓吹“花钱有底气，赚钱有信心”。让民众赚钱有信心倒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至于“花钱有底气”，如果只是一场让民众掏腰包的腾挪游戏，其实意义不大。要说把民众的储蓄逼出来，没有什么比大约10年前的住房市场化、医疗和教育的过度“市场化”，来得更“深刻”和“到位”。今天，在整个刺激经济4 万亿的大盘里也不能不在一番博弈后郑重加入“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现在人们担心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压力。据官方智囊机构人士的估算，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大约需要1万亿财政直接支出。4万亿之前，中央财政2008年建设投资安排是1500多亿。此次全国“两会”将审议新中国历史上最高额的预算赤字。对于地方政府财政的压力，当事人喊一喊可以理解，毕竟“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都想拿到更大的发债额度，当真就不必。因为地方政府抽取资源的能力比以前更彪悍而不是虚弱了。比如房市，地方政府不是终于等到了可以纷纷救市的一天吗？每年近万亿的收费也并没有纳入财政预算。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一个好消息：为社会减负5000亿。初步测算，今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落实已出台的中小企业、房地产和证券交易相关税收优惠以及出口退税等方面政策，加上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有专家曾说，如果增值税全面转型成功，中国的政府改革就成功了一半。温家宝总理在以前的全国 “两会”上也曾表示要下决心在财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走对路的结构性减税才是保证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不摇摆的最大法门。一个政府会找钱不算本事，敢革和能革自己的命才是民众的福祉。这是5000亿比4万亿更珍贵的地方。
社会改革的全面启动
此次经济危机对社会改革层面的冲击也开始显现。在这方面，分歧更大。新《劳动法》要不要暂缓执行？有经济学家把新《劳动法》看成是民生工程大跃进的典型样板，认为早生了10年，甚至暗示它要对今天的大规模失业负有责任。这正如同样一个罗斯福新政，有人说社会改革特别是发挥独立工会作用延缓了经济复苏，有人说社会变革创造了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
农民工返乡，“退路”问题就出现了，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官方和民间学者激烈辩论。是直接废除扭曲的户籍制度，还是从门槛的公平化和可预期性入手循序渐进，方向截然不同。一些地方甚至还讨论过削减企业对于农民工的福利负担以减轻企业压力。而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最后并没有支撑起经济结构调整的人力资源需求，只能延缓就业，或者再次盯上广大农村这个蓄水池——大学生村官队伍越来越庞大。
在经济危机时刻，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社会学家孙立平直接提出以重建社会来应对经济危机。值得提醒的是，现在的民生概念有泛化的趋势，种树优化环境也可以被称作民生。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总结中，所谓民生支出往往超过半数以上。这更多的是一种数字游戏。最大的民生无疑是就业，而民生问题的根本好转取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度。而无论是医疗、教育、户籍、社会保障，还是保障性住房，中国正处于新一轮改革全面启动的关键时期。因为经济危机，某些改革措施也许会一时阻碍增长(更准确地说是企事业单位的“利润”)，但倒退肯定不是出路。全国“两会”一开，就有医疗界委员说中国人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中国人，谁信呢？
在过去的3个月里，到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之际，救市理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初似乎就是政府投资基建，以投资来保增长，现在强调“调结构”了。这里面既涉及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也包括把大量投资用于民生领域的调整。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政府投资必须用在应对危机最关键的地方，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绝不能用于一般加工工业。”3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扩大内需受制于社会改革的滞后。
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2009年政府工作是四点：第一是扩内需，第二是调结构，第三是重改革，第四是促民生。可以说，一段时间内摇摆的“市场中国”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保增长”。社会各界也的确应该从最初的紧张、慌乱中走出来，一起夯实下一个30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09年全国“两会”，就是新30年的起点。
一场名叫“家电下乡”的运动
为应对经济危机，近3个月以来，政府和出口不畅的家电企业联手，意图通过自身的行政优势将这些企业的产品推销到农村的千家万户。
“当你下到县城，你会看到很多标语和横幅。”陕西省商务厅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们正在倾力抓这项工作。陕西省是中国第二批实施“家电下乡”的10个省份之一，据当地商务厅发布的消息，在这10个省份中，他们的销售量排名第二。
行政手段——这是几乎所有决策落地的基本方式——毫无例外地被运用到“家电下乡”实施工作中。自从去年12月启动以来，下发文件、召开会议、动员部署，陕西省商务厅一直致力于这些事务。3个月后，在一次全省家电下乡工作座谈会上，不时传出自我溢美之词。
“谁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陕西省的一些地方官员对本刊记者这样说道。在这场没有先例的救市“运动”面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均感到心里没底。在他们那，这个新事物存在变数，并已引发了一些新问题。
政府营商
全球经济危机令中国外贸陷入困境。以家电产品为例，公开数据显示，出口总量下滑已超过30%。去年11月，财政部、商务部和工信部联署一份标注为“特急”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以拉动消费、带动生产。
鉴于正常年份中国的家电业产能就已过剩，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需求萎缩将使生产企业状况更加恶化。政府意识到需要为这些企业寻求新的市场空白，拥有8亿人口的农村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校长艾洪德表示，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出台各项产业振兴计划是完全必要的。他在给本刊记者的书面回函中强调，“‘家电下乡’有利于消化行业过剩产能，帮助企业度过目前的困难，同时开拓农村市场。”
在此之前，财政部和商务部已共同授命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进行家电下乡产品项目国内公开招标，一批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家电企业入围，得以在各地政府的帮助下面向广大农村家庭推销他们的产品。
对于这项急来抱佛脚的举措而言，仓促是难免的。渭南市商务局的官员马晓敏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和商家打过交道。”学生时代主修经济管理专业的她是渭南市商务局家电下乡工作的实际操办人之一，需要事无巨细地帮助那些中标生产企业在全市乡镇内铺开销售网点，并对当地的各县级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指导与督促。
“肯定是有压力的，”她说，“非常紧张。”
按照北京的指令，陕西省必须在去年12月1日推行“家电下乡”。当月上旬，陕西省先后制定了实施方案，成立了一个由多部门联合组成的“家电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此后，在咸阳市又举行了全省启动仪式。各地据此也要先后制定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并举行启动仪式。此后，与其他地区一样，他们动用了当地的全部舆论工具进行宣传造势。
马晓敏说，一边搞启动仪式，一边就要协调各个经销商，想方设法让企业的销售网点覆盖到全部乡镇，不管是平原地带，还是偏远山沟。这些工作需要他们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
渭南市下辖11个县级行政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一时之间，“家电下乡”的消息透过传单、电视和广播深入各个乡镇与村落。渭南市“家电下乡”领导小组曾面向社会和企业公开了各成员联络电话，马晓敏的办公电话和手机从此不得闲，她说那段时间自己被电话响得实在有些“受不了”。
渭南市的“家电下乡”销售金额眼下在全省排名第四位，这是一个不错的排名。辖下的富平县还成为广受推崇的典型。在记者到访渭南时，这个县的销售额已经超过200万元，在市、省两级的座谈会上，他们时常被推出来与大家交流经验。
集中力量宣传的阶段目前已过去。对于商务官员们来说，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会放在检查和督促环节，定期下到每个销售网点进行指导和检查。当遇到问题，他们就要召集销售企业和下属行政部门举行大、小碰头会议，研究情况，商讨对策。
“我要将下面的网点跑完，起码需要一周时间。”同样是财经专业出身的咸阳市商务局市场规划科科长田红光说。中国家电下乡中标企业有19家在咸阳市设立了317个销售网点，在网点设立的时候，职责在身的田红光整整投入了一个月来操持此事，他要按照省里给出的网点设立标准对各县进行督导。
咸阳市别出心裁，在全市范围内就“家电下乡”工作推出了“问责制”，市里的领导小组公开表示，对于那些销售迟缓、操作不规范和玩忽职守的部门与销售网点，将坚决予以查处。至于问责制的具体内容，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田红光没有深入谈及，不过据他言语间透出的信息，这可能会是一种有限范围内的通报批评。
他说，“工作没做好，领导只要在公开场合稍微点一下你的名字，你就颜面扫地了。”
基层的抱怨
在陕西，各级“家电下乡”领导小组定期会写出工作进展通报，在这些书面材料里，各级均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深浅不一的肯定。“我们是把这件工作当政治任务来抓的。”在咸阳市辖下的县级兴平市，当地商务局副局长许睿说。记者访问当地时，他们的销售额已破70万，在咸阳市位列第一。
不清楚这种排名做法是否正在全国各地普及，至少就这个西部省份来说是这样。在省里，各地区之间会有一个销售排名；而在市里，各县之间也会有一个销售排名。
排名对于绩效考核也许是个参照。一些地方商务官员认为，如果销售排名不能进入前列，将直接影响上级对于他们的考核，至少他们的头头可能就干不长了。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记者说，排名落后就意味着不努力，产品卖不出去，是虎头蛇尾的表现。一旦排名落后，就要加大市场监督管理，再搞宣传，进行最后冲刺。
咸阳市省里的排名并不在前五位。本来，咸阳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达到400万，除了彩电拥有率较高，冰箱、洗衣机和手机普及率并不高，是极有市场基础的。咸阳市商务局在2月11日的一份情况通报中表示，销售网点没有将实际销售情况及时登录“家电下乡”管理系统，以致系统无法真实反映实际销售情况，严重影响了在全省的排名。
此前，商务部会同财政部专为“家电下乡”开发了一套全国通用的管理系统，要求掌握登录密钥的各地商务部门和销售企业将销售数据实时录入系统，财政部门同时应将补贴情况录入。
咸阳市商务局表示，根据他们对9个县市区的检查，当地产品实际销售要远远好于管理系统录入的情况。除了一些地方督查力度和宣传力度不够之外，发票是一个大问题。
根据规定，销售信息录入的同时需要录入发票号，农民购买下乡产品后也需要持有包括发票在内的一系列凭证前往财政部门兑付补贴，但是，很多销售企业抱怨下乡产品利润已经过低，不愿领取和开具发票，以免再缴上一笔3%的营业税。一些商务官员声称，低补贴兑付率和不完全客观的销售排名由此出现了。
他们呼吁政府对发票这个环节予以改进，最好可以免掉。这样既能激励销售企业的积极性，也能不使地方排名打折扣。
陕西许多地方对于家电经营企业是实行包税制的，无论销多销少，每一年度或季度销售企业只须向税务部门交纳一个固定额度的税金即可。当他们成为“家电下乡”网点之后，在原有一笔包税金额以外，还要承担下乡产品销售所得的3%税金，商务官员和销售企业批评这是在重复缴税。
在兴平，一位销售网点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我已经赚不到钱。”他指着一款限价为1000多元的下乡彩电，声称刨去各种成本他只能从中赚到20元。好在中标的家电厂商承诺另给他40元补助，否则就要赔钱了。另外，由于下乡产品的价格低于同类产品市场价格，非下乡产品的价格受此冲击，他们需要降价销售。
“我们希望免除3%的税，”他说，“这是下乡产品，光想给农民优惠，也要考虑我们的利润空间。”
中标家电厂商对销售企业的怨言却不以为然。一位家电厂商派驻咸阳的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些人原来可以随便定价，现在下乡产品的价格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不能提价了，所以有抱怨。少数家电厂商这次可能成为最大赢家。据马晓敏所知，某些家电企业获得了一个可怕的销量。
本刊记者询问了中标家电企业之一的海信集团青岛总部，他们表示今年截至2月初，电视、手机的销量都已超过去年总销量一半以上，较去年同期增长405%左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海信集团宣称，“‘家电下乡’政策使我们对农村市场的开拓更有力和深入。”
不仅是销售企业埋怨利润丧失，一些商务局官员也对自己的处境颇有微词。在陕西，经济困难地区并不少。以兴平为例，去年的财政收入据称不超过2亿元，这些钱只够发放公务员工资。要做好“家电下乡”工作，商务局就要支出经费，这令人犯难。许睿就指着一小摞纸质极差的宣传单说，“这些账我们都是欠着的，还没有结。”
根据陕西省的政策，各地政府要为本级“家电下乡”机构拨出一笔运作经费，但这笔钱的划拨既不是强制，又没有具体规定，在那些财政拮据的地方，希望渺茫。由于商务系统并非垂直管理，上级对下级只负有业务指导之责，下级的生存状况难免被忽视。
农民救经济？
农民掏腰包能否振兴家电产业？换言之，农民能否救经济？目前并没有多少科学的依据证明，“家电下乡”会是一个好办法。
全国人大代表艾洪德说，“家电下乡”的做法只可以缓解部分家电厂商的燃眉之急。受制于财政规模，财政补贴能力有限，加之中国农村市场受众规模巨大，仅依靠财政补贴无法激活农村市场。
他说，“从长远看，农村市场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但就目前来看，这个支撑还相当薄弱。”
中央计划用4年时间推行“家电下乡”，但在西部地区的一些网点访问时，本刊记者并没有见到购买者。在咸阳市近郊农村的一个网点旁一家修车铺的铺主师公前表示，13%的补贴额度太小，没有吸引力。他笑笑，“再说，都已经饱和了。”
家用电器是一种耐消耗品，更换率并不高。师公前家里现在已经有两台电视机，他把记者引入那间阴暗的铺着大坑的卧房，指着墙角柜子上的一台旧式电视机说，有5年了。他准备5年之后再换掉，在他的观念里，一台电视起码要用10年。家中至今最大两笔积蓄分别是留着盖房子和给孩子娶亲的。
隔着一条泥泞的马路，对面围聚着一些在露天小桌打牌的男人，都是一些富余劳动力。这个村子的一半土地已被政府征去，村民们在另一半土地上种些蔬菜卖。那些没有地又能干点泥水活的人，每天早上会跑到村子北边一个接近城市的路口“桥头待雇”，等着雇主把他们领走。很难说他们的收入有什么保障。
目前的经济低迷迫使很多外出村民回到家中，陕西约有30万农民没有工作岗位。在师公前的修车铺外，一位正准备下地的村民对记者说，“危机了，娃儿们都回来了。”
这种情况推高了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政府推行的“家电下乡”极为不利。全国政协委员杨公社对本刊记者说，农民的积极性非常差，目前的销售状况比预期效果要差很远。杨公社认为，虽然农村是一个巨大市场，但不能被看得太理想。陕西省前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0元，去年是3100元，消费能力有限，除去日常生活支出，所剩无几，有一点闲钱也是不敢动的。
杨委员执教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时常深入农村。“家电下乡”后，他听到身边的一些农民反映，怀疑这些产品都是企业销不出去的残次品。有的人甚至怀有强烈的逆向心理，认为是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把经济搞垮了，有意给农民们一点补贴，让他们出来帮忙，好度过危机。
商务系统的官员本身也不十分清楚“家电下乡”在农村到底是否可持续。田红光表示，“家电下乡”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政策，有没有都无伤大雅。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不能强制农民消费，只能尽力告知。
对于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来说，消费可持续必须建立在收入可持续的基础上。另一位更基层的商务官员甚至建议中央领导去西北地区看看农村唱大戏的场景，看看农村到底穷成了什么样子。今年春节，他在农村休假，遇到省里的秦腔剧团深入农村免费演出，吸引了很多农民，老弱病残、浑身脏兮兮的村民一时全拥上去看戏。这位官员说，“那一次我才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
面对这种状况，在工业消费品上给予微不足道的一点补贴纯属杯水车薪，根本问题是要确保农民的收入。杨公社的主张是，政府应该有意识地让农民将钱投入再生产和教育中，使他们具备造血功能，而不是好不容易有了几块钱又鼓励他们掏出来。
全国人大代表郑粉莉说，补贴对于拉动内需的促进是有限的，政府应该将资金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
“农民手里有一些零散的资金，要想办法使他们利用起来，”郑粉莉说，政府对于农村硬件设施的投资不仅能拉动各种产业，闲来无事的农民们也能找到一些事情做。硬件设施的改善也有利于各种资源流通，农民们会寻求新一轮自我提升，“他们会考虑怎么去赚钱。”
4万亿“切蛋糕”的河南样本
以前是我们找领导要求上，现在是领导要求我们赶快上。”在河南信阳鲶鱼山水库管理局的办公室里，吴孔照笑呵呵地说。
在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水利投资项目中，下达到鲇鱼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的投资达2480万元，其中来自中央的投资1200万元，地方配套1280万元。“这些资金都不折不扣地到位了。” 在官场沉浸了数十年的吴，也惊讶于这次资金拨付效率之高。
作为管理局负责灌区续建改造工程的副局长，吴孔照对以往建设资金不足的困境有切肤之痛。河南省水利厅农水处提供的一组数据也佐证他的观点：河南省大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规划总投资204亿元，但按照1998年以来年均1.99亿元的投资水平，剩余投资需103年才能完成。今年的大旱，已让人们看到了农田水利事业长期欠账的恶果。
特事特办的速度
“以往虽然中央的资金有保障，但越往下缺口就越大。” 吴孔照坦言地方配套资金以前一直是个难题，这次4万亿的高效率只能看作孤例。
据他介绍，5年来，省、市、县完成配套仅1200多万元，其中包括水库管理局在自身财务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投入的配套资金55万元。地方配套资金缺口较大，给工程建设、验收、稽查、财务决算、资料整理等方面带来诸多难题。由于年度投资力度小，导致整体工程建设期过长。“5个年度投资只完成了规划总投资的8.7%。”
对于这一状况，水库所在的商城县也颇感无奈。“以前国家投资力度不大，县市级还勉强能解决，到后来国家投资力度成倍增加，县市级配套就力不从心了。”商城县财政局负责人说，“中央有投资我们当然欢迎，但每个项目都需要县里配套，县财政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配套资金。”
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去年中央宣布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投资之后，国家发改委明确要求，2009年各地、各部门的投资规模与年度投资计划要与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投资完成情况挂钩，对完成任务情况较差的省份，将减少年度投资计划安排、暂缓部分项目立项审批。这意味着对地方政府而言，落实配套资金不仅关系到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更关系到未来建设项目的争取，因而不得不予以重视。
为此，河南省政府对国家明确要求省级配套的，省财政足额配套；没有明确要求省级配套的公益性项目，省级按30%给予配套；对国家明确规定取消县级配套的，由省级筹措。
来自水利部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2月16日，199处大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中央资金已全部到位，但地方配套资金仅到位15.2%，且基本上为省级配套资金。
“中央有这么大的投入，我们就要舍得拿真金白银来保配套，让项目尽快上马、见效益，以争取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资金。”河南省财政厅一位官员如是说。
“目前中央政府除了去年1000亿和春节后1300亿下拨外，还有大量资金等待下拨，前期工程的示范效果一旦和后续资金挂钩，这足以调动目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于地方财力的配套后劲抱有隐忧。
抢到就意味着一切！为了抢速度，河南省政府提出，国土、环保、建设等部门在项目用地、环评、规划选址等手续上，都要特事快办。
在信阳，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水利新增投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组织市水利、发改、财政等有关部门全力推进新增项目建设工作。并在地方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足额落实了地方配套资金。
吴孔照透露，为争取项目尽快开工实施，鲶鱼山水库管理局仅用10天时间就编制完成了工程实施方案并上报省水利厅，并一次性获得通过。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过去项目审查一次能过的很少，基本上都要拿回去反复修改，甚至推倒重来。” 吴孔照笑言这次基本上颠倒过来了，由于时间限制，发改委系统甚至主动出来寻找可报送项目、天天电话催促项目报送。
“现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出台的是特殊政策，要求我们特事特办。如果出手不快，那就被动了，若干年以后就会远远落在别人后面……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信阳市副市长张继敬如是强调。
不仅仅是上项目
突如其来的投资亦令一些地方措手不及，河南省水利厅厅长王仕尧指出，有个别市县对这次大规模水利建设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调配好设计、施工、监理等各种力量，造成项目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不足。
信阳市水利局在对已开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进行检查的过程中，亦发现“个别县区对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组织不到位、管理松散，造成个别小型水库虽然已经开工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工程进度不能按计划实施，部分工程施工单位要求不严、工程达不到质量要求，个别县区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还没有正式建账”等问题。
“虽然资金争取取得较好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坦称，他最忧虑的是后备项目的不足，“由于一批2009年的项目被提前安排到2008年，今年的后备项目明显不足。”
“后备项目一般要提早好几年列入省的规划才能最终落地。但现在是特殊时期，对地方政府来说，速度才是最重要的。”中央党校经济部一位专家如此表示。
上述专家指出，去年中央新增加的1000亿投资大多投向在建工程，目的在于快速形成实物量。彼时地方和企业手中握有的此类项目很多，容易操作。但随着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现成的项目越来越少，更多的将是新项目、新投资。而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可能将资金用于工期短、见效快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如何选择新的投资项目，将直接决定4万亿投资的成效。
“有些地方尤其是基层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仅仅把扩大内需当成是一次上项目、争投资的机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投入上。”河南省水利厅厅长王仕尧如此表示。
吴孔照现在最关心的是，鲇鱼山灌区在接下来的投资计划中能否再分得一杯羹。“我们正在制订可研报告，但最终能不能批下来，批下来后地方配套资金能否像这次一样足额到位，都还是未知数。”
24个中央检查组
据国家发改委测算，在4万亿元投资总额中，今明两年需地方配套1.12万亿元，其中2009年地方配套能力为3000亿元，资金缺口2400亿元；2010年配套能力3200亿元，资金缺口达2600亿元。
以河南省为例，2008年争取到的国家新增投资项目需要省级配套资金约13亿元，市县配套资金约60亿元，今年所需要配套资金则更多。
受经济运行困难、政策性减收等因素影响，1月份河南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负增长。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完成89.4亿元，同比下降2.6%。另一方面，1月份河南全省一般预算支出完成192亿元，增长58.7%，增支71亿元，支出规模和增支额均为近年同期最高。
一升一降之间，地方财政之窘态已然表露无遗。
作为救时之策，河南省财政厅日前作出规定，有项目支出净结余资金的省级部门在申报下一年度预算时，应将净结余资金全部作为本部门下一年度预算的首要来源，统筹用于本部门重点项目支出。
尽管配套资金吃紧，但面对来自中央庞大项目的资金吸引力，地方政府在捉襟见肘之余，不能错过“切蛋糕”的冲动仍然不可遏抑。
“只要想方设法把项目争取到手，把国家资金拿过来，即便地方上的配套资金不到位，项目也不可能半途下马。而项目一旦建成投产，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安置工作的拉动作用就会显现。”前述中央党校专家认为未来很可能出现地方政府用项目来套中央资金的状况。几万个项目，24个中央检查组就是跑断腿也监管不过来的，更何况现在中国官场上那么多潜规则，地方政府应对中央督查已经有一套成熟模式了，一旦中央不动真格的，拿几个问题项目立威，“胡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出现的概率很大。
事实上，在上一轮国债投资潮中，即出现过一些省市为争项目，信口许诺地方配套资金，套取国债后却以配套资金难以落实或概算设计漏项为由，要求中央追加投资的现象。
吴孔照并不指望鲇鱼山灌区能如前次一般幸运。“所有省市区都需要钱，大家都铆足了劲，到河南能有多少？最后到我们这里能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