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端是雪域高原，一端是首都北京，曾经千山万水阻隔，现在却可穿梭于朝夕。多年前才旦卓玛的一首《北京的金山上》唱出了藏族人对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的想象，而今天，近万名藏族人已成为文化多元的北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年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五十周年。五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藏族人来到北京，在这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他们在融入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也和很多人一样，感受着因文化异质性带来的压力和惶惑。民族的融合与共生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在北京的藏人是藏族文化活跃的载体，同时作为文化交流最前端的藏族人，他们不仅要学习与汉族文化相处，也要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面对全球化的考验，考虑如何在现代化的同时保存自己的文化特质。
他们的生存状态、所思所想，成为这个具有强大精神传统和内生力的少数民族的珍贵样本。
康巴汉子的“玛吉阿米”传说
“如果北京像个花园，那里面也应有朵格桑花在绽放。”
康巴汉子横行康区自带刀。
刀对他们来说，既是雄性的象征，还有防身、割肉的便利。他们是草原的吉普赛人，逐水草而居，好斗和不羁是身后的土地留给他们的印记。
当年，北京对于康巴汉子泽郎王清，就是心中那片遥远的水草。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迎合。他剪去了长发，摘下了佩刀，脱了藏袍，不带丝毫康巴印记就进城了。
在北京，他置了家，娶了北京女子，开的藏族餐吧，还醉倒了不少城里人。
但每到夜里，他还是想起心中的“玛吉阿米”，那东方高高的山尖和女神醉人的笑脸。在城市里，“玛吉阿米”是这个男人的现实；而在内心深处，“玛吉阿米”是他遥远的乡愁。
它们总是交错地出现在泽郎王清的生活里，矛盾且又关系牢靠。这种复杂的背景，让这个康巴汉子的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让他游离于城市的商业和内心深处的后花园之间。
寻找“玛吉阿米”
泽郎王清出生在四川阿坝哈拉玛大草原一个游牧家庭，用他的话说他的家乡又穷又偏远，但景色美得令人心醉。人们延续着游牧人的生活已经数百年，泽郎王清在那里一直待到15岁。
之后他被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聘去做藏语播音员，从此就进了城。这是1981年，他在成都有了一份令人艳羡的“铁饭碗”。即便他花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就无所事事，但他还是干了10年。
其中有一年三个月的时间，他把自己与现实隔离开来。他突然有一个迫切的愿望，要把藏文学好。
泽郎出生在文革时期，那时藏语是封建残余，学校里教的都是汉语课本。依靠家族的维系，他会说藏语，但不会写。
在成都工作时，中央民族大学是全国唯一教授藏语的高校，单位想送他去深造，但他固执地认为一门语言是和它的文化密切相关，怎么能到一个没有藏文化传统的地方去学习藏文呢？
他来到一座4000多米雪山的脚下，追随一位在此修行多年的高僧。这里是一个宗教教派的智慧舌心，著名的佛学堂；可也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除了一间30平米的木屋，夜里只与风声、鸟声、虫声、狼声为伴。
毫无干扰的生活让泽郎王清的藏文进步神速，因为藏文的学习要从历史、文化、佛经入手，他开始真正理解了自己的民族，为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感到自豪。
每日与雪山共眠，他懂得了族人对神山、圣湖、对雄鹰的崇敬。他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那就是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同时注重因果报应——这也是藏传佛教最基本的思想。
去深山学了一年多的佛经之后，他却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之后的1997年，去拉萨潜心求佛，却阴差阳错接手了一家餐吧。
这是位于拉萨八廓街东南角的一栋黄色建筑。泽郎王清初见它时感到很奇怪，因为藏区的房子是不可以用这个颜色的。
黄房子的主人是三个美国女孩，她们告诉了泽郎王清一个传说：这栋小楼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经下榻过的地方，因为曾有神灵托梦给他，让他寻找一位月亮般纯美的少女，助他一臂之力来普渡众生。
两人在这里不期而遇，她美丽的容貌印在了仓央嘉措的心上。之后仓央嘉措却遍寻不获，于是惆怅的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在那东山顶上》：
在那东方高高的山尖
每当升起那明月皎颜
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
会冉冉浮现在我心田
藏语中“玛吉阿米”，意为圣洁母亲、纯洁少女。泽郎王清在黄房子里泡了半个月，“玛吉阿米”的传说似一股力量吸引着他，最终他接手了这家餐吧，取名就叫“玛吉阿米”。
很多人因为泽郎王清的餐吧，才知道了“玛吉阿米”的故事。而他的餐吧通过餐饮来传播西藏文化，也成为人们了解西藏的一个温馨切口。
征服北京这片“水草”
1999年，“玛吉阿米”的生意如日中天，几乎成为到拉萨旅游必去的一个景点。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对泽郎王清说：“你应该去北京开一个‘玛吉阿米’，北京那么大的市场，全世界的文化都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却没有见到过一家像样的藏族餐厅。”
此前，泽郎王清仅去过北京两次，对北京的了解，限于天安门、长城和故宫。他动心了。1999年冬天，泽郎王清来到北京，为新的“玛吉阿米”选址。
那时他手中仅有的资源是：十几万的存款，刊登分类广告的报纸。他想找一个外国人、白领、文化人聚集的地方，拉萨店中的客人大多就是这种类型。按照报纸上的广告，泽郎王清在使馆区、燕莎、国贸生活区寻觅，却总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地方，要么价格太高，要么房子的大小不合适。
就这么断断续续找了两年的时间，直到2001年的春天，泽郎王清终于看中了秀水南街一家200多平米的店面，这家店紧邻使馆区，众多外国人出入。
泽郎王清刚开始操作时，有个北京朋友非常热情地想与他结盟。但在洽谈具体事宜时，两人的理念发生了矛盾。这个北京生意人坚持要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利润，他对泽郎王清想尽可能展现藏族文化原汁原味的想法嗤之以鼻。
但泽郎王清一直谨记高僧师傅最后对他的叮咛，“信仰藏传佛教，并不意味着要待在庙里念经，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若走了商道，就要遵守一个原则：一定要用心创造产品，与别人公平对等地交易。”
北京“玛吉阿米”的所有家具装饰全部从西藏运来，一辆加长大卡车，两个司机日夜兼程走了4天 4夜。梁、柱上的壁画请了3位西藏画师一笔笔精心绘制。窗旁的灯笼，墙上的藏历、唐卡，顶棚上的八宝布帘、屋梁上的木制面具，全部在西藏订制。服务员和厨子也从藏区寻找，光装修就花了两年时间。
“我要在北京呈现一个真实的西藏。这既是商业行为，也是文化行为。以藏族餐饮为载体，把藏族文化中诸如建筑、绘画、民居、歌舞，都在这里得到展示。如果用假的东西去模仿，那就没有生命力了。”泽郎王清把原生态文化看得很重，他说，如果北京像个花园，那里面也应有朵格桑花在绽放。
之后北京陆续开了很多家藏式餐厅，也不乏藏人老板，但名气始终都不如“玛吉阿米”。
这十年，他像候鸟一样生活，夏季回到拉萨，冬天来临之时飞到北京。总呆在北京，还是让他有些不习惯。他喜欢拉萨，虽然这里的商业游戏规则已经和内地无异，有时回来也只为了看看蓝天，让心透彻。
据估计，在北京的西藏人近万，大多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藏族人来北京找工作，首先都会想到“玛吉阿米”，这里也成为了他们集体抒发乡愁的地方。
藏人或许是最无法割舍乡情的民族，泽郎王清有一些朋友，即使在北京已经扎根20多年，最终还是失望地离开了这里。理由因人而异，但追其根源，泽郎王清说那应是藏人骨子里的东西，与信仰有关。
“玛吉阿米”的北京传奇
泽郎王清的爱情也因“玛吉阿米”而到来。
在为北京“玛吉阿米”寻找店铺的过程中，康巴汉子泽郎王清与土生土长的北京白领牟向晖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
他们的世界太不相同，一个恣意驰骋在草原，一个在跨国公司的写字楼里得心应手。但他们还是无可救药地相爱了。
牟向晖说，第一次见这个康巴汉子，他讲了很多他的经历，还有他自己对藏文化的理解。“那种感觉是以前没有过的，无法描述。我觉得好像突然有人在我面前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外面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世界。”
泽郎王清邀请牟向晖游成都，很快又去了西藏。泽郎特别喜欢纳木错，他说要带向晖去看日落。他们碰到了一个极为壮观的日落，向晖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夕阳，整个半边天都是红的。
度完假，再次回到写字楼，她感到恍恍惚惚、亦幻亦真，原来熟悉的工作突然难以适应了，看着西藏带回的照片，她对那片神圣的土地和这个神奇的男人充满了敬意和迷恋。
他俩的关系，牟向晖家里并没有太多意见，倒是泽郎王清的一些藏族朋友在席间口出不逊：汉族人很狡猾，不诚实，常常说了话不算。向晖有些不快，但她知道那不是针对她个人的。
泽郎王清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每天早晚都要念一段经，到北京后依然如此。“他会忘了洗脚、刷牙，但是不会忘记念经，即使是喝醉了，也不会忘。”牟向晖笑着描述她的丈夫。
他念经的主要目的就是感恩，也为妻子祈福。受丈夫的影响，牟向晖也开始信佛。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谈期间，她不忘时常拨动手中的佛珠，这成为战胜他们之间隔阂的突破口。泽郎形容妻子信佛后，“心里仿佛点燃了一盏明灯”。
结婚之前，泽郎王清有过另一段婚姻。至今，泽郎还与前妻及其父母保持着家人般的关系，前妻及父母到北京来玩时，泽郎恰巧不在，全程都由向晖接待。
泽郎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难道我们夫妻不成，还不能做朋友吗？应该是一种以诚相待的关系，这也是对于缘分的崇敬。
两人的分歧多在工作上，“她更理性，我更感性。我总想着闯荡和冒险，想像牧人一样继续行走，她更希望安于现状的幸福。”很多人问泽郎王清，北京是你的目的地吗？他的答案永远是：这里只是我的一个夏季牧场。
用信仰化解误会
泽郎15岁离开康区后，康巴汉子的印迹就越来越淡，桀骜隐在眉间，流浪的本性流淌在他的骨血里。如今，他已经很少与儿时草原上的玩伴来往，他们中的有的做了公务员，有的依然过着游牧生活。
不穿藏袍的他依然怀念游牧人的生活，提起马背飞扬的日子眼睛就发亮。那是怎样一种潇洒啊：在草原上经常走到天黑就随地住下，脱下藏袍当被子盖，马鞍作枕，羊毛垫子垫铺，草原就是床，满天繁星伴入眠。
生活方式的传统还在，但一些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泽郎王清发现，这几年康巴人开始锁门了，以防偷盗，这在从前是根本没法想象的。路上看到牵着马的康巴汉子，停下来想同他合个影，但他已经懂得了张口要钱甚至敲诈。还有一些年轻的康巴小伙，看多了电影中黑社会的打打杀杀，也搞起了流氓帮派。
这些让泽郎王清既愤怒又痛心，强势商业文化的侵袭不可避免，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灵魂深处很纯真的那些品格也随之被污染了。
泽郎王清走了很远，他说自己始终没有迷失，他既保留了传统藏人对信仰的执着，又对现代商业文化兼容并收。他说他读懂了藏传佛教的核心，并运用到人生中，“不理解的话只能是迷信，回到现实，信仰就崩塌了”。
生活似乎总是那么一帆风顺，但自去年，他开始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头一件事是，拉萨“3·14事件”后，北京的两家店里，顾客突然少了一大半。
店里近百名员工中，九成是藏族人，餐吧因而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常有不速之客到店里来询问，员工们都很紧张。有顾客打电话来订位，在电话里问服务员：“我们是汉族人，来店里吃饭不会挨打吧？”他和妻子哭笑不得。
这是他闯荡北京近十年来，头一次碰到这么棘手的状况——即使是2003年让餐饮业元气大伤的SARS，也没有令“玛吉阿米”如此难熬。
第二件头疼的事发生在2008年5月，老店的一些员工宿舍的租房合同到期，房东不让她们住了。此时离“3·14事件”过去不足两月，奥运会又临近，找房子历经艰难。一听说是集体宿舍，而且是藏族，几乎没有人愿租房子给他们。
妻子牟向晖承认，店里的员工会有点扰民。即使在餐馆里歌舞了一个晚上，夜里下班回宿舍的时候，这群藏族年轻人还经常会手舞足蹈。偶尔，他们还会因为醉酒给邻居们惹点小麻烦。
“3·14”之后，泽郎王清给大家开会：不许喝酒、不许扰民！这群单纯的年轻人也知道了形势紧张。
五六个藏族姑娘搬了好几次家，实在没有去处，最后只好搬到新店的宿舍来，跟其他女孩子们挤在一起。
对于这一切，泽郎说他能做的只是通过“玛吉阿米”来慢慢化解其中的误会。★
北京是一场缘分
他们来自藏区，并最终成为了藏传佛教圣地——西黄寺历史的一部分。当“北京”变成他们此生的宿命时，故乡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
“车越来越多了，人越来越多了。原先北京的路只有一个环，现在有六个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68岁的那仓·向巴昂翁活佛感叹北京的变化。
这已经是他在北京生活的第22个年头了。他还记得自己刚到西黄寺上学时的情景，周围没有路灯，没有商店，那个时候还没有开辟出中轴路。而如今，偏僻的西黄寺已经四通八达，并被繁华的商圈包裹，就在佛学院大门的斜对面，不到50米的距离，便是一个偌大的肯德基餐厅。
一墙之隔，西黄寺仍然独守着一方清净。这里如今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西黄寺曾被称作是“达赖庙”，是清政府特别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而修建的皇家寺院，作为其在北京的行宫。1652年的藏历水蛇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西黄寺内度过了一个吉祥如意的藏历新年。一夜之间，西黄寺成为了藏传佛教信徒膜拜的福地，并成为了联系中原及蒙藏的政治中枢，在整个清朝帝国期间，都承担着接待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贡使的任务。
“人心的万里长城”
2009年的藏历新年前夕，记者来到西黄寺。昔日鼎盛的西黄寺已经不复旧景，这里曾经做过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军营，也曾堆放过国民党军队的军火。历经兵荒马乱，新中国成立后，西黄寺只剩下保存较为完好的清净化城塔院。“文革”中，西黄寺再次遭劫，成为批斗甚至武斗的战场点击查看QQ秀。西黄寺塔院的庙房则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的休养所，住进了该院的老师及家属。1987年，十世班禅大师率队驻进西黄寺筹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时，中央民族学院的教职工才全部搬离该寺。学院如今占地约70亩，仅为当年皇家寺院兴旺时期极少的一部分。
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皇家寺院遗留的气势仍然摄人。西黄寺目前尚未对外开放，临街的大门一直紧闭着，只在西侧开了一扇偏门。一脚踏进去，便是另外一个世界。一进一进的院落显得很有气度，深幽狭长。
十世班禅大师的影响无处不在。除了在大殿中供奉的照片，班禅院长办公室在其圆寂后得以保留。 1987年9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黄寺正式成立。十世班禅大师在成立大会上说：“今天在党的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怀下，我们不但要有物的万里长城，更重要的是要建筑一座人心的万里长城。培养活佛，就是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途径。”
那仓活佛成为了第一批受益者。根据《历世甘孜那仓活佛略传》记载，1941年，那仓·向巴昂翁活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被认定为六世那仓活佛的的转世灵童后，3岁时便举行了坐床仪式，还是少年的那仓活佛，还特地前往拉萨学法。“文革”期间，那仓活佛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那仓活佛并不以此为痛，因为在修行的路上，顺逆苦乐不过是人生取舍的考验。那仓活佛告诉记者，自己至今心存感激，正是这段经历，让他真正看到了人间的生活，平等地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
“文革”结束，那仓活佛的“反革命”帽子也被摘除，担任了甘孜县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46岁时成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第一届“活佛班”学员，担任并“活佛班”班长。经过10年浩劫的耽搁，学员们年龄普遍偏大。班上年纪最大的活佛已经60岁了。半年后，十世班禅大师第一个授予那仓活佛毕业证书，并挽留他在学校继续工作。在十世班禅大师的亲自提名下，那仓活佛被任命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
来自西藏日喀则的普通僧人阿南是高级佛学院的教师。1987年起，来自藏区的众多高僧大德被临时聘请到西黄寺任教。西藏甘丹寺波米·强巴洛珠便是其中的一位。作为老师的随从，阿南来到了西黄寺，他被分派到教务处工作，后来开始教授藏文语法，并担任过“活佛班”的班主任。
闲置经年的西黄寺重新兴旺起来。如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新的教学楼正在筹建之中，而修复了的西黄寺塔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望在今年对外开放。这座昔日闻名遐迩的藏传佛教圣地，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过春节，佛学院都要向周边单位打招呼，在西黄寺50米内禁放鞭炮；而佛学院一批来自藏区的教职员工，也纷纷在北京扎根，变成了有编制、有户口的“北京人”。
北京欢迎你
“我希望学员们能够在北京多看一些，多受教育。” 在西黄寺尽头的一幢藏式小楼内，主管教学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七世那仓活佛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访问。他身材高大、挺拔，年近七十，却无龙钟之态。
那仓活佛说，学院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组织学员外出参观，有时是北京的名胜古迹，有时是去诸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天文馆、北京现代汽车厂等参观，目的就是让学员们全方位地了解北京，不管是北京的历史还是现代。
位于北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教学设想更深远。佛学专业的课程比例最重，但同时还开设了语文课和时事课，比如《西藏历史与现状》。所有的课程都是必修课，该佛学院教务处长郭莽仓活佛介绍，其中最受学员欢迎的还是汉文课。大家进步很快，“活佛班”的学员来自各个藏区，使用着不同的藏语方言，有时藏语说不通，大家就会说一句汉语来解释补充。离开北京的时候，不管来的时候汉语基础好不好，几乎所有的学员都能够用普通话进行简单交流了。而既然在北京生活，现代化的通讯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北京太大，为了联系方便，活佛们几乎人手一个手机。不过，郭莽仓活佛介绍，藏传佛教体系对老师极为尊重，上课时会要求学员们关机。北京的信息化程度更高，为数不少的活佛添置了笔记本电脑，在学院里使用无线上网。学院设置了电视室，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频道自由开放。郭莽仓活佛表示，学院还组织过学员到校外的电影院看电影，比如《大决战》。
迄今为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已经培养了学员630余名，其中包括活佛360多名。仅“活佛班”培养的西藏活佛就有48名。“活佛班”的学员们都相对较年轻，年龄大都在25岁到30岁之间。年轻的活佛们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比如光顾门口的肯德基。那仓活佛对此很开通，他表示，学员们在请假外出期间，喜欢吃什么是他们的自由。他本人就勇敢地接受了时尚流行，上世纪90年代，他接见过台湾艺人齐秦和王祖贤。如今，他玩电脑、上网，而且酷爱拍摄照片，比如拍摄国家大剧院。
变化的北京，点点滴滴地将现代化的气息吹到了古老肃穆的西黄寺。僧人阿南刚到北京时一个汉字不认识，一句汉话听不懂。他曾坚持要回西藏。在北京的钢筋水泥中，他甚至辨别不清方向。有一次，阿南晚上去坐地铁2号线，从积水潭站出来，完全摸不着头脑，结果走了相反的路。22年过去了，阿南融入了国际化的北京。2007年，作为有北京户籍的正式教职员工，阿南在海淀体育馆附近分得了一套两居室，他几乎不逛商场，但是会去中关村的家乐福超市，买些速冻的素馅饺子、面包一类。他也尝试过肯德基，只是更加习惯酥油茶和糌粑。下班回到家里，除了新闻，阿南最喜欢看的是体育频道，最爱的电视节目则是NBA篮球联赛。
去年5月，阿南在京郊昌平的京都府驾校报了名，开始考驾照，只是总抽不出空。精通藏文，略通梵文，阿南汉语的听说读写如今又已基本过关，他还学会了电脑，而且藏语输入比汉语输入更快。
为了学车方便，阿南特地穿了一身便服，大红的羽绒服、灯芯绒的休闲裤、休闲鞋。看上去很时尚也更普通的阿南，老老实实地听教练训话。教练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回轮不够正。他很严肃地点头。驾校练车的场地不算大，碰到相邻的车同时上线倒车，阿南总是好脾气地踩着刹车让对方。教练对阿南的学习进度很满意，“阿南师傅也没少挨嚷，但他学得不错，是人才！否则能从西藏到咱们北京来吗？”
家乡的太阳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西藏僧人阿南用一句汉文的俗语描述自己对家乡的怀念。
与普通高校不同，因为许多学员来自交通不便的高寒地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不放寒假，但暑假时间较长，几乎每个藏族老师都会趁这段时间回家乡。22年来，阿南每年夏天都回到日喀则的寺庙，他仍然受不了北京酷夏的炎热。长期在内地生活，还是对身体状况有所影响。阿南告诉记者，回到高原，如果当天不注意休息，特别疲劳的情况下，身体就会出现一些不适的反应。他常常会带一些新鲜的糌粑回来，有时也让亲朋从西藏邮寄。阿南打算退休以后回到家乡，而眼下，北京才是他的家。
“这些年给家乡的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我在北京确实起了一点作用。感谢十世班禅大师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那仓活佛说。
那仓活佛想方设法为家乡——四川甘孜县牵线搭桥。在那仓活佛的努力下，北京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被送往西部。甘孜的医生、教师也被请到北京来学习取经。那仓活佛还曾帮助10个甘孜孩子到北京西藏中学高中班读书。第一个国庆长假，孩子们不好意思打扰那仓活佛，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结果活佛主动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以后，一到假期孩子们就住到了活佛家，因为孩子们大都来自贫困家庭，回一趟家花费太大，而那仓活佛给孩子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住处，而是亲自教导，以身作则。他自己生活节俭。有一次，一个叫觉安拉姆的孩子和那仓活佛一起吃饭，不小心将一块土豆掉在了地上，她当时没在意，但是那仓活佛一点也没有责备她，而是从地上捡起那块土豆，很自然地把它吃掉了。觉安拉姆永远地记住了那块土豆。这些甘孜孩子中，大部分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近年，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北京街头经常可见穿着僧服的藏族僧人，一些文化界人士也自称是藏传佛教信徒。
对家乡人尽心尽力的那仓活佛，还有更大的责任要承担。如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那仓活佛，正在为“两会”提案做准备，他此次的提案聚焦在发展公民道德教育。那仓活佛认为，从小学到大学，都应该加强道德教育，不能像有些人一样，光赚钱什么都不顾了。针对北京地区藏传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而且层次越来越高的状况，那仓活佛仍然很冷静。他认为，真正潜心修行的人还是比较少，大部分人信仰的目的还是为了升官发财、家庭和睦或者长寿健康。
西黄寺的修行者们依然恪守着规矩和传统。即使在自己家里，西藏僧人阿南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供水、供佛灯、烧香、磕头、诵经。早上6点多，阿南就出发了，那个时候坐公交车到单位最清静，一路上，阿南心里依然默诵着经文。他并不为自己在大城市生活而有骄矜之心，亦或从高原到城市，会有太大的落差，那只是一场缘分，“可能与我修行有关，我不觉得此地和彼地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从昌平南口镇返回北京城区德胜门的班车上，阿南始终端坐，思路清晰，从容自在。
而即使在外出开会期间，那仓活佛都会在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碗，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往碗中添水，然后将一尊小巧精致的佛像放入其中，高举敬拜，即“水佛”。晚上临睡前，活佛则会盘腿坐在床上，温习他日日必诵的经书。 ★
索朗旺姆：我觉得自己没变，但朋友说我变了
索朗旺姆的朋友多在西藏。这些以前常常主动给她打电话的朋友，现在已经很少联系了。
有时索朗旺姆主动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觉得受宠若惊
2002年，第一次到北京。
“这就是大城市啊！”——高高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人群，所有人都行色匆匆。
7年后，藏族歌手索朗旺姆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她留恋西藏的生活，但小时候的事已记不太清了；她想回拉萨买房，但她担心自己不再适应西藏的生活。
命运的垂青
“索朗旺姆是在西藏牧区长大和演唱的，只有一支小短笛伴奏。她没和乐队合作过，可能节奏跟不上，请乐队和指挥多多照顾一下。”2002年5月的“第十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65岁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冷不丁上台抢话筒，说自己特意从拉萨飞北京就为给这女孩说句话。
第一次见到才旦卓玛，就受到如此惠顾，索朗旺姆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索朗旺姆果然没让才旦卓玛失望。尽管与乐队的配合存在着不和谐，知识题也答不上来，但她用来自雪域高原的清澈嗓音，将《金色的故乡》演绎得犹如草原般坦荡、慈祥、安宁，最后一举夺得业余组民族唱法的金奖和“观众最喜爱的演员奖”。
“在舞台上唱歌很不适应。我很小的时候唱歌都是在草原上，声音能传得很远。”索朗旺姆回忆这次比赛时说。
比赛那天，这位藏族姑娘穿上了自己平生最贵重的一件衣服。那是妈妈的衣服。预赛时，为了去取那件衣服，已经到了比赛地的索朗旺姆一个人从拉萨返回家中，然后搭乘了一夜货车才赶回来。索朗旺姆说，那件衣服饱含了家人对她的支持和爱。
依照大赛组委会要求，歌手要在颁奖那天从二三十首的曲目单中挑选一曲演唱。“都是李谷一、彭丽媛等内地歌手的歌，我不会唱也不适合我唱。会唱的只有两首，一首是《青藏高原》，另一首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组委会不让我唱《青藏高原》，但其实《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也只是听过几遍，从来没唱过，老忘词。”索朗旺姆说。在60年代，才旦卓玛就是凭借这首歌将藏族的天籁之音传遍了大江南北。
在歌手徐洋的回忆中，“颁奖那天下午彩排时，索朗旺姆还背不下来歌词，在后台打自己，说我怎么这么笨？我说你别打了，一会打红了，上台就不好看了。”
青歌赛上的一举夺魁让索朗旺姆一夜之间拥有了无数粉丝。“回西藏后，很多地方都想要我。那个西藏的手机，上午充了钱，下午就没钱了。都是问我愿不愿意去的，一共有近30家吧，国家民委的领导也来了，希望我去民族歌舞团。但西藏自治区的领导不放人，说50年才出了这么一个好苗子，不能走。”
获奖后的索朗旺姆“就是特别想出去，去哪里都愿意”，对于最后选择了总政歌舞团，她说，“完全是总政领导和西藏自治区的领导达成的协议吧，我自己不是特别清楚。那曲县文工团后来通知我可以去总政歌舞团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有北京台的人告诉我，总政歌舞团特别好。”
妈妈则不能理解索朗旺姆为什么要去北京唱歌，“她觉得拉萨就够远了，但她没反对。”
索朗旺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稀里糊涂地到了总政歌舞团”之后，在北京一呆就是7年。
不好管的野马
索朗旺姆是妈妈生下的第10个孩子，父亲也是歌唱的好手。她的家在藏北那曲牧区的一个海拔 4400多米的小村庄，距离西藏600多公里。刚来北京的时候，她对媒体描述儿时的生活：“家里孩子很多，小的时候，不愿意和大人睡觉，就跟小羊羔睡在一块儿，童年生活特别快乐，追着羊到处跑。村子里男男女女经常到我家吃饭，整天满院子唱歌跳舞。母亲的声音粗粗哑哑的，很独特，她会唱无数首民间歌曲。她舞跳得也很好，我最喜欢看她围着篝火跳锅庄舞的样子。”
但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她唱歌，索朗旺姆还是选择了进京，“这里唱歌的机会多”。
从未进行过专业训练甚至不识乐谱的索朗旺姆，来到了专业团体和专业院校，开始系统学习音乐。“我学习真的非常认真，”索朗旺姆深知，“不能改变自己的特色。”那时她最大的愿望是出一张纯藏语的专辑。
其实，与唱歌相比，索朗旺姆在学习汉语上花的工夫更多。索朗旺姆说，最初她连拼音都不会，也不会发短信。来北京后，她买书自学，“我现在至少能达到高中的语文水平了”。
那时，索朗旺姆对北京的新鲜劲还没过去，她说，“青歌赛的时候，我老偷看别人的胸牌，想知道人家是什么背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皮肤怎么那么好，又白又嫩。”她看到经过专业训练的歌手在后台练歌，“肚子动啊动，我唱歌的时候，肚子就不动。”
参加青歌赛是索朗旺姆第一次到北京，但却不是第一次到内陆。2000年，索朗旺姆就跟随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到辽宁和浙江进行巡演。虽然那时候不管是唱歌还是饮食，索朗旺姆都感到很新鲜：“印象最深的是吃海鲜，还有醉虾，那么长的须，张牙舞爪的，而且还会动！以前见都没见过，这里居然还吃活的！真是！”
在索朗旺姆的记忆中，这样的新鲜感仅仅持续了半年，她就开始觉得寂寞，“想回西藏了”。在军队里，她常常不找团里请假就直接飞回西藏那曲的家中看妈妈，团里打电话说第二天有演出她也回不来。她描述自己“野马似的，不好管”。
不知不觉变化中
来北京两年后，索朗旺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有严重的“平原反应”，“我不喜欢高楼大厦，我心中的家就是西藏的大帐篷。”
如今的索朗旺姆用最新款手机、笔记本电脑上网、穿巴黎时装，曾经不会写汉字的她也会为歌迷龙飞凤舞地签名。她不确定自己的生日究竟是藏历新年的哪一天，但却知道2月14日是情人节。
索朗旺姆说自己朋友很少。继她之后，总政歌舞团又招了一些藏族歌手，但因为各种不适应，这些歌手又陆续地回到西藏。“虽然和团里的歌手都已经认识了，但不怎么聊天，我不知道和他们能聊些什么。”
2005年底，索朗旺姆如愿以偿地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歌自天成》，媒体称“这是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的世界音乐”。索朗旺姆说，“我还想唱一些不是原生态的歌，想唱一些更有意思的。”
如今的藏族姑娘已经适应了都市生活。虽然她在北京的家中四处洋溢着藏文化的气息，冰箱里也永远放着糌粑，但她可以“一年两年不回家”。即便现在回拉萨，索朗旺姆也很少回家了。“我家距离拉萨有600多公里，回去一次会耗费很多时间，现在也很少回去看妈妈了。”对那曲草原、和小羊羔一起睡觉的童年，以及不懂汉语的母亲，索朗旺姆觉得遥远得恍如隔世，“小时候的事情真的不太记得了。”
索朗旺姆的朋友多在西藏。这些以前常常主动给她打电话的朋友，现在也很少联系了。有时索朗旺姆主动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觉得受宠若惊。“我觉得自己一点都没变，但朋友说我变了。”
拉萨的朋友已经不习惯她的生活方式，甚至觉得她的服饰很另类。索朗旺姆最喜欢的、能够代表西藏文化的藏红色和黄色，在她的衣服里也很少见了，“我喜欢的颜色不一定适合我。”
好友陈情说，“索朗旺姆对做军人很有感情。她觉得军人都很淳朴，而且唱军歌特别有劲。”当年，才旦卓玛就是以极大的激情演绎军旅音乐，并且一唱就是几十年。
2007年，索朗旺姆将《唱支山歌给当听》略作修改，创作成新曲《再唱山歌给党听》，并在200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与71岁的才旦卓玛同时亮相，并合唱此曲。
万玛才旦：诉说西藏的灵光
万玛觉得北京的天地是何等的宽阔，他坚定地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挥才华的地方；他不愿意将藏族生活神秘化，他试图用最日常的眼光去打量藏族文明
“色泽灰暗，却有着古铜的坚韧；举止迟缓，却有着岁月的安稳。我听到了那些最亲近的词汇，那清泉一样流动、岩石一样沉静的语言，我的母语，熟悉地向我走来。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所有像我一样的本族儿女所看到的第一部母语对白的影片，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等可是百年啊！”
这是对《草原》的影评。作者说，透过短片，他看到了万玛才旦电影世界的无限。
2009年2月20日下午1点，万玛才旦和助手一起，带着自己的新作品《寻找智美更登》去了一趟电影局。
在北京
《寻找智美更登》早在2007年10月20日便拍摄完成，前后历时54天，剧组转战藏区多地取景，“吃了不少苦”。
《寻找智美更登》是万马才旦继《静静的嘛呢石》之后的第二部藏语故事长片。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讲述一个电影摄制组去藏区寻找将要拍摄的一部影片中扮演王子智美更登的演员的过程。为寻找一位适合角色的演员，他们走访了许多跟藏戏有关的村庄、寺院、藏剧团，几个不同的爱情故事随着寻找演员的过程徐徐展开。
万玛才旦说，这部片子最初是2小时50分钟，第一次送审，就被“砍了20分钟”。有领导说片子开头的节奏太慢，不好看，“于是几乎整场地删除了”。
他半个身子隐没在阴影里，淡淡地说。
万玛的片子，喜欢使用长镜头，没有过多的修饰，追寻纪录片似的写实风格，节奏舒缓，不刻意强调显性的戏剧冲突，而是着力刻画内在的某种冲突感。他的第一部剧情短片《静静的嘛呢石》便是如此，这导致观众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后感。几乎所有的藏族观众都热情地追捧，而一些汉族观众则完全不喜欢，认为影片拖沓无趣。
万玛不愿意将藏族生活神秘化，他试图用最日常的眼光去打量藏族文明。
万玛才旦说，目前的少数民族电影流于表面化，太肤浅，缺少真正的民族视觉，不少电影仍然是“ 汉族视觉”，并流露出某种先天的审美偏见。他认为这种现象只是关注了一些外在的东西，对核心的东西理解不很透彻，只看到枝干和叶子，没有看到根。所以需要少数民族自己的剧作家、导演和其他电影工作者，需要用一种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视线来审视。
万玛认为，还是镜头最有说服力，拍出好的藏区影片要比无谓的争辩好上千倍。
为什么要来北京
“只有来北京才有机会。”万玛才旦说，声音一如既往的轻。
机房里光线很暗，这位40岁的藏族男子斜坐在一张弹簧椅上，目光透过镜片，显得柔和。
机房只有9平米，隐藏在中国农科院内一幢商务楼的3层。在北京，这里所在的海淀区，聚集了最好的大学、影视公司和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机构。
机房正中，放着一台录音剪辑的设备，一台巨大的显示屏高高地挂着，几乎盖住了整面墙。靠门的墙一侧，放着一张红色的沙发。万玛才旦此刻坐在沙发对面的椅子上，面含微笑，但不说话，他习惯“回答”甚于“发问”。
这个藏族男人，离开家乡，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生活了多年，忙忙碌碌，几乎全是关于电影。
万玛才旦的家乡在青海境内。那时的藏区，和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一样，到处是红卫兵，到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寺庙里佛像被推翻砸烂。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唯一让他感到温暖的是，可以从废品收购站偷外国小说来看。他开始喜欢上文学。
文革末期，万玛在寺庙里读完了小学课程，也开始接触到一些影片，比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佐罗》什么的，都让我惊奇。中学到了县上，看了好多国产电影，初中时，我已经看了两三百部电影了。”那时的万玛从未出过藏区，大量地观影，让他较之同龄人更早地熟悉了异域异族的文化和传统。
万玛曾经就读于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师范学校，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任小学老师，不安于现状的他在几年后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毕业后，他接受了学校分配，成了藏区一名公务员。每天做着琐碎而无聊的事情，“与理想距离很远”。
2002年，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这是他第一次走出藏区，第一次真正——而不是通过电影去接触异族文化。他感到兴奋，他觉得北京的天地是何等的宽阔，他坚定地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挥才华的地方。
“我的想法很简单，想用镜头展示藏族的真实的生活风貌，北京是文化中心，几乎最好的影视人才和机构都在这里，回到老家我将一事无成。”
缘于自己的文学功底，万玛在电影学院的文学系扎下了根。第一学期的寒假作业就是用DV拍一个短片，开学后万玛交上了30分钟的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就是这部片子，获得了大学生电影节第四届短片竞赛单元专业组剧情类优秀奖等一系列奖项，万玛大受鼓舞。
“北京，一个汉文化发达的城市，将成为我宣传和展示藏族文化的绝好平台。”万玛不止一次地说。
看你怎么生活！
万玛很珍惜在北京的日子，不管如何，这里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他需要做的，是慢慢地习惯。
2月22日，周日。万玛才旦这天下午还在忙着开会，《寻找智美更登》基本是通过了，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何和投资商洽谈，如何和影视公司德尔推广协商，都是很重要的环节。
万玛的片子，总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波折。比如2005年拍完《静静的嘛呢石》后，本打算拍续集，剧本也通过审查了，但最后那个来自日本的投资商突然消失了。当万玛打算另觅他方时，他发现《静静的嘛呢石》中的主角小喇嘛，发育得很快，几乎长成大人，实在无法完成第二部续集的拍摄，就这么黄了。
另一部名叫《去往拉萨的路上》的纪录片，2007年投资商就到位了，但后来也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作罢。
好在现在万玛身边有了一支相对固定的团队，清一色的藏族人，“现在的日子好了很多，我喜欢这样，安静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
前年，万玛终于把妻子和儿子接到了北京，这也算是他在北京打拼多年的一个阶段性进步，终于能在这个异域之乡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儿子今年12岁，在北京一所小学读书，尽管只来了一年多，已经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就像《静静的嘛呢石》里的那个小喇嘛，想把电视和VCD带进寺庙，孩子总是更快地去习惯新的文化和生活。”
2005年11月，万玛才旦获得了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舆论都在说，万玛开始扛起藏族民族电影的大旗。但他对这些看得很淡，“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就好。”
万玛说，“我是藏人，迄今最大的梦想，就是拍出纯粹的藏族电影，关注最普通的那一些群体，然后完整艺术的再现。我想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表现藏区日常生活表面的平静之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渗透，表现浓厚宗教氛围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淳朴的人对信仰的虔诚。其实，这就是我故乡的真实面貌，那种平淡朴素里的灵光。”
万玛漂在北京，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他静静地捕捉着那些相对遥远的安静的故事。有人问他生活会不会有问题，而万玛这样回答：就看你怎么生活！ ★
西藏中学：京城里的雪域城池
西藏中学，如同坐落在京城里的一座雪域城池。围墙内的藏族学生们，感受着自己的快乐与压力
2月19日。北京。大雪。
京城北四环东路上，坐落着一座西藏传统式样的建筑。这里是北京唯一一所西藏中学。全校共有810名高中学生，全部来自西藏。
上午10点，课间，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们在操场上打雪仗，雪团纷飞，笑声不断。有男生用藏语打闹，女生聚在一起用汉语大声喊着“加油，加油。”
来自日喀则的年轻保安坐在收发室里，与出入的老师打招呼，然后认真地启动按钮关上学校大门。
吃宫保鸡丁，喝雀巢牛奶
西藏中学是高中校，看上去和一般的北京高中并无二致——教学楼、宿舍楼、食堂、足球场，就连菜谱也是宫保鸡丁、水煮肉片、白菜豆腐、米饭和花卷这样的大路菜。
如果不是草坪的石头上刻着的藏语标识，很难知道这里的学生全都来自西藏。学生们统一穿着校服，佩戴团徽，拿着汉语课本，从食堂买雀巢牛奶和康师傅乌龙茶。
下午两点，童谣“小蜜蜂”响起——这是上课的铃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旁听了高二年级的一堂音乐课。音乐教室里有40个凳子，前面有一架钢琴和一组音响。旁边有两条哈达。黑板上用汉藏双语写着歌唱拉萨的歌词。
“今天我们学习笛子，这学期结束之后，每个人都要学会用笛子吹8到10首藏族歌曲。”老师说，“学会了，你们回家，你吹笛子，爸爸唱歌，妈妈跳舞，多好。”
老师开始播放笛子演奏的曲目让大家欣赏，有奔放的藏族学生用脚跟着打拍子，把木地板敲得咚咚响。音乐结束，老师问，“北方的笛子叫做邦笛，知道为什么吗？”有男生起哄，“因为是丐帮用的！”全班哄笑。
达瓦多杰是高二(1)班的班长，也是学生会主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男生喜欢看武侠小说，女生喜欢看韩剧。
达瓦多杰来自西藏林芝，一米七的个子，瘦且结实，长相精神，去年12月他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
在西藏中学这样一个全日制寄宿学校里，学生会主席并非虚职，“从起床出操到晚上睡觉都得管，协助老师。”达瓦多杰说，这几天他正在筹备藏历新年的庆祝活动。2月25日是藏历新年的大年初一。
西藏中学为高中校，学生按照城镇和农区分别每人每年交900到1000元费用，学校为学生饭卡里每月充值390元饭费作为补助。
学十七大，爱超女
下午两节课结束后是自习。学生们大多在教室里看书，也有人在准备黑板报。上面画着一个西藏新年拜年用的鼎，线条流畅色彩丰富。达瓦多杰坐在教室最后的一把椅子上，时不时有同学叫他“班长”和他用藏语商量事情。
书桌抽屉和旁边摆满了教材，因为是文科班，历史和政治书很多，和普通中学相同的内容——世界版图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政治课上，老师也发放过“学习十七大精神”的小册子。学校开设藏语课，每周一节。如果考内地大学，藏语不算成绩，拉萨的西藏大学录取时，藏语也只作参考。
板报旁边是卫生值日表，有调皮的学生在同学名字后面写上外号和各种称呼，比如“笔畅”，藏族学生同样喜爱“超女”。
作为学生会主席，达瓦多杰在别人自习的时候要到校团委准备其他工作。他安排几个学生列出新年藏餐的值班表。“所有藏餐都由学生自己制作，我们都会做。”他笑着说。学校前一天晚上刚从拉萨空运来酥油。藏历新年是他们每年唯一一次可以吃到藏餐的机会。
和这些同学一样，达瓦多杰6年前从家乡到内地上学。小学毕业考入佛山一中西藏班。“南方天气很热，喜欢吃甜的，西藏人喜欢吃辣的嘛。不习惯。但是不习惯也得习惯，4年不能回家嘛。”达瓦多杰说。
按照规定，在内地就读的西藏初中生1年预科3年初中，这期间不能回家。“一是担心安全，太小嘛。还有就是那时候都很想家，有人回去就不想回来了。”达瓦多杰说，“刚到内地的时候，都想家啊，尤其女生经常在一起哭。慢慢的，大家24小时在一块，想爸爸妈妈就淡了。”
在西藏读小学的时候，达瓦多杰和同学一样都拼命想考到内地读书。西藏生源在内地，基本以西藏班和西藏学校为主，全部为寄宿制。“我上初中的时候也和内地学生一块踢球，学校也组织手拉手。现在高中了，和外边其他学生基本没什么接触。”达瓦多杰说。在这个学校的围墙里，他们有着自己内部的生活，快乐和压力。
西藏生有着自己的升学体系，但压力仍然很大。“不和汉族学生竞争，但是我们内部也有竞争。”达瓦多杰说，“以前上了高中百分之百有大学上，但去年西藏中学有240个毕业生，就有十七八个被淘汰了。”
学校管理十分严格。平时严禁不请假外出，只有周六周日分别有几个小时的外出时间。
在团委办公室的筹备工作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半左右。晚饭后，达瓦多杰要到健身房看大家的藏历新年节目彩排。
看新闻联播，写入党申请
达瓦多杰的同班同学索朗曲珍来自日喀则，很腼腆，个儿不高，戴个眼镜。和达瓦多杰一样，索朗曲珍的父母也是农民，家中的粮食只够自给自足，父亲每年夏天到西藏城市的工地干重活，这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她还有一个弟弟在家乡县城读小学。
6年前，索朗曲珍到济南读书，轻易不向家里要钱。她有一件从家乡带来的藏袍，节日里才会穿，没有藏饰，因为“好的红珊瑚的藏饰很贵，再说学校也不让戴”。西藏中学和其他中学一样，要求男生留短发，女生禁止佩戴饰物。
晚饭后7点，学生要到教室集体看《新闻联播》。索朗曲珍和达瓦多杰一样，都是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团，现在也都在积极入党。“高一时参加了高三学生的发展党员大会，觉得挺光荣，老师也都鼓励我们写申请书，我写了，同学大部分都交过入党申请书。”她说。校长李士成说，全校只有20多人不是团员，写入党申请书的已有200多人，“今年准备发展4个”。
团委老师李东光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大学毕业回到西藏的学生，有70%到事业单位工作，20%到30%会加入中国联通这样的国有企业。
藏历新年是藏族人最重要的节日。“我们还是过这个新年，汉族那个新年不过的。
这台文艺晚会完全由学生自己组织。十几个节目包括《敬你一碗青稞酒》《雪域》，也有《Free Style》和《Lands Up》这样的街舞。表演节目的学生戴着棒球帽和黑框眼镜，跳着周杰伦式的舞步，唱着藏族歌曲，大多数藏族歌都经过电音重混，间奏充满Rap。“现在藏族歌很多都这样，与时俱进嘛。”达瓦多杰站在舞台边上笑着说。
晚会排练结束后，大家回宿舍休息。达瓦多杰的宿舍同学有人来自城镇也有人来自偏僻的阿里。桌子上放着一个藏香盒，“有时用来点香，感冒的时候可以点一些，藏香里有药材。”达瓦多杰说。宿舍里有三四个人，有人在看《青年文摘》，床头摆放着徐志摩的诗选。学生们光着身子到水房冲澡，用大宝洗面奶和面霜。
达瓦多杰的父母仍在老家，靠种植青稞和挖虫草生活。在他的计划里，大学毕业一定会回西藏工作。“还是家乡舒服，”他说，“99% 都想回去的。”
一串佛珠摆放在窗台上。达瓦多杰的室友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珠子是骨头做的。”达瓦多杰说，他从小和父母一起转山、转经，和其他人一样，对于宗教，小时候是深信的。后来到内地读书，变得越来越淡。但是，“回家的时候还是会和父母转山”。
这时，达瓦多杰的室友拿起佛珠，记者问他，“你平时还背经书吗？”他回答说，“都记在心里了。” ★
在北京安家
藏人在北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既反映了西藏社会的变迁，也折射出藏汉两个民族的融合
2月22日，北京西藏大厦十层大宴会厅，人们忙碌着为即将到来的藏历新年做着准备。3天后，2月25日，是藏历新年的大年初一。
宽敞的宴会厅张灯结彩。餐厅服务员把各式各样的“卡塞”(一种油炸的面食)摆上餐桌，身穿藏族传统服饰的舞蹈演员在台上排练节目，几个小伙子则在一旁为铺满青稞、插着五彩麦穗的吉祥斗挂上彩灯。
酒店餐饮部经理扎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第二天要举办一个新年茶话会。
坐落在北京亚运村的北京西藏大厦，是一座具有浓郁藏式风格的建筑。这座建筑建成于1997 年，是中央第三次援藏工作会议确定的62个援藏项目之一，由北京市对口援建。现在作为一家星级酒店，西藏大厦已成为西藏人在北京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同时也是他们向外展示藏族文化、民俗和经济发展的一扇窗口。
扎西来北京已经14年了，她的丈夫也是藏族人，现在他们一家都生活在北京。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她周围，像他们一样在北京安家的西藏人还有很多。
扎西的丈夫叫旦增伦珠，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一位社会学家。这些年，他一直在研究“藏人在北京”这个课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既反映了西藏社会的变迁，也折射出藏汉两个民族的融合。”旦增伦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从僧官到藏商
著名的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西藏人口与社会问题。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天在北京的藏族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在国家机关和各类学校工作、学习的藏族干部和学生；在京经商的藏族企业家以及他们雇佣的藏族服务人员；来京做小买卖的藏族流动商贩。
“第一类藏族人在北京的时间最长，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末，而后两类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形成的。”马戎说。
这些藏族人到北京的时间虽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1951年以后，一些藏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开始陆续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国家机关任职，并逐步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出版社、国家翻译局等事业单位工作。
“但那时来京的藏人，仍以藏族贵族和上层人士为主。”旦增伦珠说，“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成千上万的翻身农奴及其后代，才有机会来北京。当时，他们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
此后几十年，在北京的藏人，一直以在京工作、学习的藏族干部和学生为主，直到改革开放。
“这类在京的藏人文化程度较高，工作固定，数量也很稳定。”马戎说。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当时在京的西藏人有820人。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一些藏族企业家积极投身其中，开始把富有藏族特色的物品，如藏药、藏饰工艺品运到其他省份卖。如今，他们中有不少人已在北京站稳脚跟。
马戎曾对1965年至1994年，西藏与其他省份间人口的迁移情况做过研究。他发现，1981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西藏省际迁移的总趋势从迁入变为迁出。“也就是说，走出去的人开始多于走进来的人了。”
“1992年后，越来越多的藏人到北京经商。”旦增伦珠说，“他们的经营范围也从最初的零售业，逐渐扩展到餐饮业、手工业。北京街头开始出现各种藏式餐吧和一些制作藏式木器的家具店。”
这些藏族企业家往往习惯于雇佣藏族人，因此这类藏人的数量开始逐年攀升。根据1990年和2000年第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当年在京的西藏人分别是1329人和2920人。
近些年，在前两类藏人的基础上，北京又多了一批藏族人——做小买卖的流动商贩。他们没有固定商铺，主要在路边贩卖唐卡、虫草、虎骨等物品。据旦增伦珠调查，这些藏族人数量在几百人上下，主要来自邻近西藏的四川省黑水县。
由于缺乏最新的统计数据，现今藏人在北京的准确数量仍不清楚。不过，旦增伦珠估计“应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北京处处是机会
在藏人心目中，北京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在旦增伦珠看来，能够来北京发展的藏人，特别是那些经受住市场经济洗礼过的，“都是藏人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几年前，很多在北京从事短暂工作和学习的藏人，最后都会选择回到家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职业技能上，不具有竞争优势。”旦增伦珠说，“再加上语言障碍，使得很多藏人都难以在北京立足。”
在很多藏人眼中，北京处处是机会。他们经营起自己的事业，包括藏族美食餐厅、宗教艺术品店、服饰店与书店。
马戎说，与风靡京城的川菜、湘菜相比，目前藏式餐饮所占的份额还十分有限。他将这归咎于藏菜原料的昂贵和口味的奇异。
如今在京的藏人所从事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强烈的民族特色。比如，卖东西主要是藏式商品、开餐饮主要是藏式餐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旦增伦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年来，通过中央政府和兄弟省份的援助，藏人正在尝试着进入一些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2005年，7名来自昌都地区洛隆县的藏族青年，就在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的帮助下，通过层层考试，最后被录用，成为中国第一代从西藏走向世界的藏族远洋船员。
融入现代与坚守传统
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很多人担心藏人会在这里，失去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但事实是，每逢节庆在京的藏人都会穿戴民族服饰，聚在一起相互庆祝。
扎西说，尽管她来北京已经10多年了，但很多习俗都没有改变。比如在藏历新年的年夜饭，他们一家人都会做“古突”吃。
这是一种用牛羊肉、萝卜、人参果、面疙瘩为原料，做成后类似稀饭的食物。有趣的是，在做“古突”时，藏族人通常会在部分面疙瘩里包上一些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如石子、钱币、盐巴、辣椒、木炭、羊毛等，以测试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运气。
“如果你吃到石头代表心狠，吃到羊毛代表心软，吃到木炭代表心黑，吃到辣椒代表嘴巴不饶人，吃到瓷片说明你好吃懒做，吃到肉说明敬老爱幼，吃到牛粪表示经常有好运气，吃到硬币预示财运亨通等。”扎西说，“如果谁吃到有‘内容’的面疙瘩，都必须当众吐出来，让大家知道下一年他的运气。”
在旦增伦珠看来，藏人对传统的坚守，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抵触。“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北京的主流生活，并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他告诉记者，今年已经有好几个藏族研究生，主动和他联系，希望继续留在北京发展。这与几年前，他先后从拉萨找了4位藏族博士来京工作，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回藏，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今，旦增伦珠和扎西的孩子已经12岁了。这个出生在北京的藏族男孩，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藏语，也经常馋藏餐。他每年都要回拉萨看望外婆。青藏铁路通车后，他甚至独自一人坐火车回拉萨。家里人对这个孩子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他既能接受现代教育，也能保持藏族传统，把藏文化传承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