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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曾鈺成談「六四」 胡錦濤論「人權」
2009年2月25日





曾鈺成先生昨日在樹仁大學談及「六．四」，認為當年中共下令彈壓學生群眾肯定是錯誤；如此秉公直說，難能可貴，足見曾先生還是一個良心未泯的左派知識分子，情懷與民建聯前主席馬力在同一事上的涼薄有分別。不過，曾先生承認，多年來一直未把自己的這點看法向中央表白，反而是對「六．四」整件事作了「自我深刻反省」，此點令人費解，亦教筆者失望。筆者認為，黨的領導犯錯，下級應向上面提意見，讓領導好好反省，方為正道，故曾先生在此事上難言盡責。「六．四」事件中，學生行使《憲法》賦予的行動和言論自由，縱或「非法集會」，但非罪大惡極，卻因為中央軍委一道命令，大批慘死在坦克履帶和迫擊砲彈之下，失去生存權。按中國自己的官方標準看，黨那樣做，最嚴重違反人權。大家記得，去年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十二月十二日說：「我們一如既往地，既尊重人權普遍性原則，又從基本國情出發，切實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保障人權的首要位置……。」據此，「六．四」當日，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人所犯罪行，着實不輕，但如果曾先生沒提意見，恐怕全黨全國也沒有人提的了。閒話休提……

昨文談中國人權，未及介紹官方人權觀念沿革。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筆者首推二○○二年日本新潟大學法學部甘超英教授寫的〈中國官方人權發展二十年〉。文章指出，中共在八十年代以前，對人權觀念完全反感，敵意很強，踏入九十年代，才開始比較正視人權觀念和中國的人權問題。九九年，江澤民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說，初步承認「人權」帶有普世意義，並承諾保護人權和自由，但認為中國現階段應首重人權中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然後才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加強對公民其他個人權利的保障。這個講法，由胡錦濤全面繼承。

江和胡的提法，有好幾點值得注意，今天筆者只談一點：承認人權包含普遍意義或普世價值。有論者指出，胡在此點上用的字眼是「尊重」人權普遍性原則而已，不是「承認」，但大家似乎不必太計較字眼；政府在行為上「尊重」，已然足夠，口頭上「承認」與否，非最重要。（倒是海內外一些風派學者文人，一聽「人權」或「普世價值」等「西方話語」便火冒千丈，無半點「尊重」，大概是學了林彪不讀書不看報的壞習慣，不知中央最新立場，故跟風未夠緊。）其實，如果大家翻翻《世界人權宣言》，當可發覺文件包含的價值觀念，沒有那點是我們中國人不可由衷接受的，其中有些還特別來得親切，如第一條的正式中文寫法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如此寫法，背後有故事。一九四六年，代表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創辦會議的代表是張彭春先生，他也是後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全程參與《宣言》起草工作。（註１） 在起草過程中，他經常扮演「和事佬」角色，調停不同國家代表之間的爭端，並盡力嘗試在草案中加入儒家思想。他說：「宣言應該反映托馬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的思想，也應該反映孔子的思想」，提議把儒家思想中的「仁」字，翻 成 conscience（良知、良心），放到宣言中去；此議為各國代表認可，遂有上述條文中的「良心」一詞。又，起草時此條英文文本有 "Human nature is endowed with"幾個字，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認為 "human nature"一詞的西方宗教色彩太強，張彭春提議刪去，亦為各國接受。還有，當時西方代表多數主張以「公約」方式提出草案，通過之後具法律約束力，但很多其他國家不同意，張便提出「先宣言、後公約」的辦法，亦獲各國接納。《宣言》於四八年正式通過；成為《公約》，則是一九六六年的事。可見，包含在聯合國正式文件中的人權觀念，並非西方國家專利，其產生過程亦非由西方壟斷，文本亦非純是「西方話語」。（註２）

胡錦濤和江澤民有關人權提法中的階段觀念，即以生存權和發展權為先、其他個人權利為次的想法，理論上筆者無大意見，問題是《憲法》上規定了的「其他權利」，如何可有效保障、逐步落實。在這個實踐問題上，可議（甚或可非議）之處甚多，例如在「公民維權官司可否援引憲法」這個關鍵上，中國司法系統出現大反覆，殊為不幸。篇幅關係，此點容後再述。

註：１．張彭春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曾在私立南開大學及西南聯大任教，其兄張伯苓是南開大學創辦人；　２．見○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文章〈張彭春和《世界人權宣言》〉，作者盧建平，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