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谈及珠三角一体化时，借用“大哥”一词的有感而发，实际上也触及了中国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讳言的一个简单而又微妙的问题：要不要“大哥”？谁来当“大哥”？“大哥”怎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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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告诫大哥
最典型的就是珠三角的机场，香港一个，澳门一个，深圳一个，珠海一个，广州一个，五大机场不断争斗，使得珠海机场停用，成了香港机场的货物运输点
2009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广州一定要有大哥意识”。 汪洋说，“大哥”意识不是以老大自居，大哥对弟弟、妹妹就是要礼让、憨厚，不能斤斤计较。
一石激起千层浪。
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在谈起他对“大哥”的理解时说，所谓“大哥”就是凡事要带头，要做好榜样，“大哥”要有大胸怀，不能凡事往自己怀里揽，要懂得与各兄弟城市分享。
各地的争夺战，令人眼花缭乱
作为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一直被看作“庞然大物”。
早在2007年6月12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就曾坦承，广州的领导干部过去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以广州为界，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画地为牢，让珠三角“联动开发”流于空谈。
朱小丹要求，干部们要“跳出广州看广州”，“广州是广东的广州，中国的广州，世界的广州。”
20多年来，珠三角城市的发展波诡云谲。1979年珠三角地区开放后，深圳、珠海经济特区飞速发展，东莞、顺德、南海、番禺等广东“四小虎”异军突起，各领风骚。
1988年，中山、珠海、南海、顺德等“几个小兄弟”甚至商议用7年时间，实现经济总量超越广州。
“可广州呢？自恃大城市，自高自大，盲目自满。”原广州市市长黎子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
广州市民杜永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90年代初，广州的经济老大地位曾一度面临着被赶超。
杜永权大学时期的一个生活细节令他记忆犹新：“1993年在大学读书时，广州本地的学生一般骑自行车，而来自佛山、东莞的许多学生则骑着摩托车在校园穿梭。”
多年来，珠三角“各地诸侯争据”的现象，也让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经济专家丁力深感忧虑。
在丁力看来，这种“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做法，导致各城市之间的产业低水平复制，在宏观上导致资源低效率运营。
“最典型的就是珠三角的机场，香港一个，澳门一个，深圳一个，珠海一个，广州一个，五大机场不断争斗，使得珠海机场停用，成了香港机场的货物运输点。” 丁力说。
各地的争夺战，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深圳要升级搞高新科技，珠海也要占据技术的最高点；惠州想承接深圳转移产业，东莞也早已急不可待；深圳搞创新科技园，东莞也在松山湖建立高新产业园区；广州搞了黄埔港、南沙港，深圳则立马建设了盐田港。
一个台商眼中的广州
做瓷娃娃起家的台商刘佳，1991年就来到广州，“刚来广州时，对广州的印象是：要什么没什么，做玩具娃娃，很多零配件都要从台湾买来。”
尽管如此，广州当时依然是全国城市中最好的一个，甚至超过上海。刘佳在内地考察了很多地方，像南京、无锡，但那些地方都很破旧，都没有广州的繁荣。
刘佳介绍，当初之所以选择到广州发展，是因为毗邻香港。此外，广州的机场有力地吸引了刘佳。因为有机场就代表广州已经国际化了，这也是效率的象征。虽然当年广州还没有他想要的原料，但他坚信，以后会有的。
刘佳的产品主要销往欧美，之前企业规模最大的时候员工曾达到1000人，现在出口受阻、遭遇订单荒，只剩下100多人。
18年前，刘佳初到广州时，原本计划建一座综合性的商业大楼，但因为当时土地政策有限，他的店铺是工业用地，不允许建成商业大楼，只能作罢。
“广州有很大的优势，但前几年没有把握住，土地政策在十年前就应该松绑。”在刘佳看来，当时南海、东莞、顺德、中山均靠出让土地和招商引资，迅速发展起来，广州那几年的发展速度却有限。他甚至觉得，广州市在过去几年的发展当中，过于侧重对天河区和番禺区的开发，他所在的白云区发展却很缓慢。
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刘佳正在探索转型。
东莞许多台商开的玩具厂都搬往越南，但刘佳并不准备往越南搬。他已经对广州这座城市产生了感情。
在刘佳看来，作为省会的广州，在政策创新方面比较拘谨，而那些非省会城市的领导就会比较胆大，政策也就相对灵活，敢于先行先试。
珠三角龙头之争
南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健心脏—— 珠三角，一直存在龙头之争。
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广州理所当然是全省的“大哥”。当开放的浪潮全面席卷广东时，深圳的崛起对广州的“大哥”地位形成了猛烈的冲击。
1979年深圳经济总量是2亿，广州是47亿，相差几十倍。到2007年，深圳是6801亿，广州是7109亿。
深圳有最热闹的人造景点世界之窗，广州有绵延千年的越王墓；深圳城市环境新鲜，广州大俗大雅；深圳更具现代气质，深圳宝安机场豪华，广州白云机场则是华南枢纽；深圳有盐田港，广州则有南沙港 ……
在这场竞争中，广深金融中心之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2003年1月，深圳市政府提出要把深圳打造成区域性金融中心，并出台“金融18条”。时隔一年，广州市政府也提出要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并制定了与深圳“金融18条”相仿的《意见》。
2005年和2006年的广东省“两会”上，争夺达到了白热化。广州市的省人大代表提出把“深交所”迁移到广州的议案。作为反击，深圳市的人大代表也发出了“从广州搬迁一所高校到深圳”的声音。
一时间，“广东一哥”的争夺战异乎寻常。
有数据显示，珠三角各城市间的产业同质化程度高达8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丁力教授认为，市场不重复，产业重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场和产业都相同，这属于一种过度竞争。
其实，广州的突围从1996年就开始了。为了与周边城市错位发展，广州主动避开电子信息业，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汽车、钢铁、化工、生物制药、数控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的引进、开发，迅速成为国内第二大汽车产业基地。
都是在自己划圈
“珠三角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很严重。”杜永权说。杜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开了一家建筑安装公司，做结构补强加固。
为了生意，杜永权经常去东莞、佛山、深圳等珠三角的城市。当时，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杜永权原本以为“遇到了好时候”，然而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却让他举步维艰。
比如，广东省建委规定，做结构补强加固的企业需要申请资质。广东省建委发的资质可在全省内通用，各市建委发的资质则只能在本市有效。2004年，杜永权的公司在广东省建委拿到了资质，可他们在东莞市接工程时却碰了钉子。
东莞市建委规定，凡是在东莞市做结构补强加固的外市企业，必须在东莞市备案。杜永权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政府在备案时设置了很多门槛，外来户根本竞争不过当地同行。
杜永权坦言，为了提高竞争力，有时接到一些工程，也要挂着当地公司的名义去做，但要向当地公司支付一些费用。
“不单是在广州跟东莞，在珠三角地区都是这样，我希望一体化可以消除城市壁垒。”杜永权说。
广州市民张紫林告诉本刊记者，佛山的黄岐大道，和横穿半个广州的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相连，被广州市民戏称为“中山九路”。
虽然路已经通了，但是连接广州的另一头却胎死腹中。从佛山南海到广州有22条路，都修到边上了，就是死活接不上，变成了“断头路”。
丁力认为，长期以来区域合作，往往成问题。就珠三角来说，九市在全省来说发展很快，但九个市之间差别很大。实际上，都是在自己划圈，划定自己的利益边界。
下一步应该谋求更大的区域合作
“如果没有广佛经济合作，广州的老大是做不好的。”丁力认为，广州应打开大门让肥水流进来，“深圳作为广州的最大竞争对手，可以说整个东莞就是它辐射出来的。”
广州，在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中名列第五，佛山排第九。作为珠三角一体化“突破口”的广佛同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广州“一哥”叫板的底气。
佛山市副市长邓伟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珠三角未来30年该怎样走呢？那就需要加强区域协调，让这些生产要素更有效地流动起来。珠三角下一步应该谋求更大的区域合作。”
针对有学者主张广州合并周边所有城市，将广州变为一个超级城市的提议，在邓伟根看来，这虽然是一种解决办法，但并不是惟一的，目前也欠考虑，“我曾经注意到一种双城现象，就是两个城市互通有无。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纽约和新泽西。”
广佛同城已经进入实质化阶段，邓伟根希望佛山既能体现个性，又能在与广州的融合中资源共享，错位发展。
邓伟根举例说明：波士顿就两所大学，哈佛和麻省。如果是按照现代中国人的理念去管理，肯定是两个学校合并。
事实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面临的独特问题，例如深圳急需解决的是制度创新，东莞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劳工安定，佛山面临的是如何维系好已有的品牌。
广佛环线令邓伟根激昂，“佛山新站将成为仅次于广州客运新站的枢纽，这对于佛山来说影响深远。”
民间力量已成推手
2008年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就是佛山。随着东莞外向型经济的受挫，佛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珠三角第三大城市。
“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协调机构。”邓伟根说，“两个首长坐在一起，谁都不知道要听谁的，这就需要一个拍板的。”
佛山市南海区政协副主席、联邦家私首席执行官杜泽华觉得，要达到同城化，首先是利益上的梳理，去统筹规划，进行资源的互补与整合。
实际上，来自民间的融合早已形成。地处广州与佛山交界的黄岐镇，有6万广州人在这里安家置业，他们称自己为“广佛人”。
毗邻的广州芳村区市民，也经常坐公车到那里，购买便宜又安全的农家蔬菜。但让他们烦恼的，则是一家不得不装两市电话。
喊了6年的广佛公交一体化，2007年终于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这一年，广佛地铁正式动工。2008年10月，广佛年票互认互免。
“民间力量已发育为良好的推手，只要各地官方不设置壁垒，珠三角一体化就大有希望！”杜泽华说。
融城对于广州人来说，可以在佛山的南海买到低于广州市价一半的房子。但是目前，南海人在广州享受的对等待遇却很有限，落户在广州的市民，可能随时会被调动至其他城市工作。而伴随着的是医保卡异地看病不能报销、孩子上学受户籍束缚，这些民生问题都需要政府破题解决。
其实发自民间的融合，总是走在前头。杜泽华向本刊记者举了个例子，广州的汽车产业发展起来后，南海顺德的零配件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民间的融合是不可阻挡的，兄弟们吵架也很正常，关键时候家长出来做主就行。”
杜泽华笑言，“汪洋书记讲话非常及时！”■
接轨上海
上海当然是老大，但是老大一直是放下身段与大家平等地交流
“我20多岁从西部走出来，从广州、深圳到北京，最后在上海找到了归宿感。”44岁的杨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资产过亿的集团公司董事长，如今仍在北京、天津、广州、银川等地设有分公司，经营着投资管理、国际贸易、典当、服装、科技等产业，但是这些都已经不是支撑他梦想的平台。他告诉本刊记者：“更广阔的未来在上海。”
“到现在，珠三角仍是经济发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上个世纪80年代到广州开始创业的杨彪说，“不过，更自由意味着竞争更惨烈，且不排除低端的同质化和恶性竞争现象。”
而北京、天津一带的首都圈，在杨彪看来，受行政因素影响较多，“不仅是各种规章制度、政策措施的条款相对繁琐、僵硬，很多时候，做事情得靠关系门路，这个主任的面子，那个局长的关照 ……”
2000年，杨彪把集团公司建立在上海之后，进入了一个被他称作“天时地利”的圈子。他认为上海的市场比北京更有活力，又相对于珠三角更为规范和高端。他所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从北京南下到上海发展的，相比较而言，从广东一带过来的较少。
公认的“大哥”
31岁的私企老板李旭波是杭州人，他的外贸公司在宁波，而公司的主要供货商是绍兴的一家纺织企业。这个年轻商人，也把自己的目标瞄准了上海。他非常关注上海到杭州的磁悬浮列车和高速列车的建设情况。
“那就是同城效应。”李旭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海、杭州和宁波将成为一个城市，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意味着我远在美国的生意伙伴，在到达浦东机场一个小时后，就能在杭州见到我。”
但是，最后沪杭磁悬浮列车因为多种原因未能有效推进，而高速列车项目却进展顺利。“总之，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将越来越快捷，我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将公司开到上海去。”李旭波说。
每个周末，李旭波都开着他银白色的宝马320轿车从杭甬高速通道往返于杭州、宁波之间，“周末还是喜欢回杭州，西湖边喝一壶茶，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在浙江，所有的经济体都在与上海接轨。
李旭波对本刊记者说：“宁波是一个商贸城市，杭州是休闲之都。我很多宁波的朋友也在杭州买房子的，两地的生活对我们是缺一不可。很多人在争论宁波和杭州经济上讲谁是大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必要争——有上海存在，杭州和宁波有什么好争的呢？”
宁波与上海仅一水之隔，自上海开埠以来，就有宁波人前去上海谋生。“这是一个传统，现在上海有300万的宁波人，包括宁波在内的长三角很多城市，与上海有着很多文化共性。” 宁波市接轨上海世博会办公室主任张松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3698.15亿元，杭州是4781.16亿元，宁波是3964.1亿元。
“上海是绝对的领先优势。”宁波市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对外联络处处长方照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争相与上海接轨
在这种形势下，谋求发展的长三角各城市，争相与上海接轨。
杭州与上海的迅速对接，自然引起宁波的紧张，但是宁波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作为东部沿海最优质的深水良港，宁波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如果选择做外贸，从经营成本和物流的方便程度来看，没有比宁波更方便的了。”李旭波对此深有感触。
“从产业角度来看，我们是接纳了上海的一部分转移产业。”方照强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是一种产业的协调发展，也是对城市自身定位的适应。
“宁波是一个制造业大市，不可能失去上海这个大码头。”商人李旭波与方照强的观点不谋而合。
彻底改变杭州湾格局的还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这让宁波与上海联系更加紧密，路程从原先的4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这确实改变了长三角的格局，把宁波从一个边缘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为一个交通枢纽城市，这也显示出我们要和上海接轨的迫切愿望。”方照强说。
“跨海大桥的通车，多少会让杭州有些失落。”宁波市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随着杭州湾大桥的通车，位于宁波南端的台州也提出其城市发展新战略，“握手宁波，接轨上海。”
而绍兴市在多方争取后，成功立项嘉绍跨江通道的建设。这一工程也被称为杭州湾第二跨海大桥，这一大桥的投资金额大约是128亿元，显示出绍兴对接上海的迫切愿望。
泰州、镇江、常州、无锡等15座“上海圈”的圈内城市，其官方都设有“接轨办”，而这个“接轨”，就是与上海接轨。
各城市都盯着“老大哥”的世博会
让方照强感到最欣慰的还是上海作为老大的低调、海涵。
如果追溯长三角城市之间合作的历史，可以推到20多年前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方照强对此记忆犹新，“起初是各市的经济协作办主任进行的一些商讨会议。”在计划经济年代，各城市都以自己城市出产的产品，通过上海“老大哥”的平台，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商品。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经济协作的会议升格为市长会议。而会议商讨的层面也由经济向教育、科技等纵深方面发展。
让方照强颇为感慨的是这一机制，“上海当然是老大，但是老大一直是放下身段与大家平等地交流，这样的机制类似于联合国，每个城市不论大小，都有平等的地位。”
每个城市的地位平等，最能体现的是对一些具体事务的表决，“每个城市都是独立的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每年大会都会选定几个特定的选题来让大家参加，各个城市可以选择参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都是非常自由的。”方照强说，近年来在市长会议的指导下，已经陆续举办了10多个专题论坛，涉及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
“每年的市长会议，上午都是闭门开的，市长们一起自由平等地交流，到下午正式开会时，才进行一些程序，闭门会议是拒绝媒体报道的。”方照强说，“闭门会议的交流都是推心置腹，容易形成共鸣。”
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各城市都盯着“老大哥”的世博会，想从中分得一杯羹。上海的态度也让各兄弟城市十分欣慰，早在2003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就在市长会议上表示，上海要放下龙头老大的架子，以“世博会”为契机，与长三角其他15个城市(台州2005年加入)一道，联手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预计有7000万人参加世博会，这预示着巨大的商机。”宁波市接轨上海世博会办公室主任张松才说，“宁波希望与上海进行对接，吸引上海的人流和资金流到宁波来投资。”
“大哥”角色面临重整
虽然上海之于长三角的核心地位从未动摇，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小弟”们的奋起直追下，其强势的角色相对地被削减。
根据已经统计完成并公开的GDP数据，从1978年到2006年，上海在全区域中的经济份额整体上呈持续下降态势，从1978年的47.31%下降到了2006年的26.12%。这种比例的下降是因为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的迅速发展。以苏州为例，其占都市圈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2.19%，经济总量上仅次于上海。
而在制造业方面，浙江省的发展更是迅猛，大有盖过“老大哥”上海之势。
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世界，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城市的上海立即受到了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外贸出口受到重创，经济增长首次跌到两位数以下。
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一个拐点和契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区域经济专家高汝熹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虽然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对改革与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上海重新调整定位产业升级，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而言，都是一个契机。”
高汝熹说，首先，他判断这次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是2008年，已经过去了。特别是对上海而言，虽然受直接影响来得最快体现得最早，但并没有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而且应该可以逐渐恢复过来。反而在2008年没有反映出受太多影响的中西部地区，可能因为农民工失业等问题，逐渐呈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其次，因为金融危机的压力，上海会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高汝熹认为这必然是第二产业进一步弱化，建立起以第三产业服务经济为主体的结构。他说，比如金融、贸易、设计等服务经济，上海原本就有很强的优势，而医疗和文化经济，也是上海应该重点发展的行业。上海应该发展成为服务型的城市，服务上海，服务长三角圈，成为以服务拉动经济高水平增长的龙头老大。
“以前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好像还无所谓，反正好赖都有得吃，现在金融危机了，迫使大家更理性地思考更谨慎地调整了，就必然促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高汝熹说
无龙头的中部崛起
中部六省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经济区，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大哥”。因此，在中部形成统一经济区之前，必定是一个“无龙头时代”
“不东不西，不是东西。”这句略含贬义的顺口溜曾经是中部地区的自嘲之语。中部地区是指山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六省。
中部地区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2006年4月，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颁布，“中部崛起”战略正式拉开序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经济学家徐逢贤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全面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措施，更是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规律。
借着“中部崛起”的东风，中部六省纷纷开始发力，寻找发展良策，谋求率先崛起。
湖北“武汉城市圈”争当中部崛起的“支点”；湖南在加快长株潭城市一体化建设的同时，2006年又启动了“3+5”城市群建设研究；河南“中原城市群”规划正式发布，欲撑起中部崛起的脊梁；在这方面动作稍显缓慢的安徽省，2006年相继通过沿淮、沿江两个城市群规划；江西提出建设“昌九工业走廊”；而山西省2006年也专门召开高规格的城市建设工作会议，高调提出打造太原城市圈概念。
“龙头”之争其实是优惠政策之争
就在中部崛起大幕刚刚拉开之际，一场“龙头之争”已经悄然上演。
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部六省联合提交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提案》，在随后的讨论中，两会代表和委员对“中部龙头城市”一直争论不休。
此前，2004年12月14日，河南一家媒体刊发报道《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首次提到了中部“龙头城市”概念。
2005年3月8日，《北京青年报》委托友邦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使中部“龙头之争”骤然升级。
此间，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公开称，作为中部地区惟一特大中心城市的武汉，理应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所作为，在中部地区实现率先崛起，“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
之前，长沙市统计局发布的分析报告表明，长沙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要地，“应成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首发城市。”
而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涛则建议国家大力支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建设”，尤其是要大力支持郑州的经济发展。
同年9月，时任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强调，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惟一的特大中心城市，“誓当中部崛起龙头。”
3个月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昆仑则称，“郑州是中部地区的龙头。”
虽然各方各有道理，但“龙头之争”始终没有结果，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蔓延。
2006年2月16日，合肥市政府一位官员称：“合肥要率先成为中部崛起的龙头城市。”
2007年3月，媒体在以“中部崛起看龙头，五大变化看安徽”为标题的报道中称，安徽在2006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正在促使这一省份向“中部崛起的领军地位”迈进。
同年8月 ，一篇刊登在《当代广西》杂志的文章，则用了这样的标题：中部崛起的龙头城市—— 南昌。
两个月后的10月23日，时任长沙市市长谭仲池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表示，长株潭城市群在中部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试点，“成中部龙头很有信心。”
有专家分析说，“龙头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是各方实力的角逐，其实是优惠政策之争，“骨子里是期望国家在出台中部城市群规划的政策时，能给予自己更多的倾斜。”
谁都不是谁的“大哥”
“龙头”之争，也引起了一些专家的非议。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发曾教授就严词质疑：“一个严肃的科学命题怎么被江湖化为‘大哥问题’了？”
王发曾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部崛起要不要起统领、带动、协调作用的“核心城市”或“核心城市板块”？谁来做核心？怎么做核心？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也表示，在中部崛起中讨论“大哥”问题，“不合适，不科学。”
郑泰森告诉本刊记者，“大哥”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榜样，它要有凝聚力，更要有辐射力，广州市在吸纳就业、产业转移方面有较强的实力，辐射力也较强，说它是珠三角地区的“大哥”是可以的。但中部六省之间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是典型的“行政区化经济 ”，相互之间的辐射带动作用也不强，因而不存在“谁是大哥”的问题。况且，中部六省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基本处于“吸纳”阶段，“辐射”作用尚不明显，“还没到那种‘选大哥、排座次’的程度。”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尊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部六省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经济区，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大哥”。因此，在中部形成统一经济区之前，必定是一个“无龙头时代”，“谁都不是谁的‘大哥’。”
秦尊文表示，中部将来会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区？有这种可能。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伍新木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对区域发展的均衡状态，我们应该用动态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小弟’明天有可能成长为‘大哥’，而今天的‘大哥’也许明天就会变成‘小弟’。”
伍新木教授表示，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现在争大哥小弟，“没有太大的意思”。
安徽省社科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韦伟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中部六省不存在谁是“大哥”的问题，“ 我曾在郑州会议上坚决反对谁做‘老大’的议论。一个地方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自封的，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还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经济学家徐逢贤教授认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的“大哥意识、大哥风范、大哥气派”是指一种全局精神，中部六省在形成城市群、发挥全局性作用的同时，切忌争夺“大哥”地位，以免贻误战略机遇，延误中部崛起。
事实上，中部六省也意识到了争当“龙头大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在最近的表述中，已经看不到类似于“誓当龙头”的表态了，而是“不提龙头，只谈崛起”。
“行政区化”壁垒
虽然中部地区不存在“大哥”问题，但六省在中部崛起过程中暴露出的“行政区化”壁垒和“同质化”隐忧却值得各方重视。
在具体的产业规划上，中部六省也有太多的相同之处，比如郑州、武汉、长沙、合肥，都把汽车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
对此，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认为，中部崛起要想实现，就必须打破行政区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伍新木教授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有各省区间加强合作，逐步突破现有的“行政壁垒”，才能做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中部崛起。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现有的“行政壁垒”呢？
“建立城市群就是可行的办法。”郑泰森表示，“先从本省开始，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实行统筹发展，然后再逐步扩大范围，到省与省之间，最终实现整个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王发曾教授认为，我国省际区域发展的大格局决定，中部崛起需要“核心”的牵引带动，“核心决不是简单的‘一带五’，应形成一个‘核心带动体系’：为实现中部地区崛起，六大城市群应走‘整合发展’的道路，即‘强化核心、轴带发展、并力互推、区域一体。”
徐逢贤教授认为，目前中部六省缺乏这种“全局精神”，因此，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应该首先成立一个“中部崛起战略”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委员会，“通过构建契约型或超区域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城市间协调联动的内生动力机制，打破各省之间的行政壁垒，最终形成‘群峰并起’的共赢局面。”
区域一体化是个政治问题
我们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他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总量，所以大家会上谈得很热乎，会下各打各的小算盘，碰到关键问题就合作不起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关于“大哥”的一番论述，同样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在“保增长”的关键时期，汪洋为何重提珠三角一体化？实现区域一体化的现实困难在哪里？《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此采访了4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中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时宪民。
问题出在行政体制上
《望东方周刊》：不知你们几位看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彭真怀：区域一体化的概念已经提得比较多了，但很多是停留在口头上，事实上做得都很不理想。为什么？最根本的问题出在行政体制上。因为我们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他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总量，所以大家会上谈得很热乎，会下各打各的小算盘，碰到关键问题就合作不起来。比如，招商引资项目，城市之间的竞争很厉害，每个地方都搞几种主导产业，结构上都很雷同；比如，在很小的区域内，重复建设机场、港口，这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坦率地讲，区域一体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个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学本身是一门政治学，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如果整天把精力放在研究区域布局，那完全是空想，没有切入实质问题。
我特别希望有一两个地方拿出大气魄进行试点，全面梳理一下当前制约区域经济合作的体制的、机制的、法规的障碍，真正打破区域封锁和区域分割。这种探索对全国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所以，我希望珠三角在区域一体化中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打破行政藩篱，充分利用中央给的政策进行体制创新。应该把合作的重点放在发展战略的对接上：产业上进行整体布局，贸易上进行整体协调，基础设施上进行跨区域的规划建设。
方创琳：广州和佛山的同城化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同城化包括金融、电力、通信、环保、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体化，是个系统工程。
不过，跨区域协调有两个难题：一是“大哥”和“小弟”之间怎么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公平一些。现在的局面往往是“大哥”占据优势，占用了“小弟”的资源。二是在协调过程中行政区划上的限制，如何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是个问题。
肖金成：珠三角城市之间空间距离都比较近，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实现一体化的条件是具备的，难度在于如何进行合作与分工。分工应该是互补的，要适度竞争，不能过度竞争。
对珠三角而言，香港的金融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比较充分，对珠三角的辐射带动作用比较强。但是，香港和内地制度不同。客观上讲，广州作为老大哥，还是应该发展金融服务业，辐射到整个珠三角地区，这样和香港就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珠三角实际上存在两个中心：一个是广州和佛山。广佛的一体化是在第一个阶段，所以目前也显得更为迫切。另一个是深圳和香港。深、港虽然存在制度上的差异，但是两者在经济方面联系非常密切，二者实际上是功能互补的。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比较迅速，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如果要在现代服务业上发展，必须考虑给香港留出一部分空间。如果你都想把功能搞得很全，将来不可避免就存在竞争。
在这个基础上，珠三角的一体化，其他的城市都要承担各自的功能。比如，东莞、中山等几个城市的制造业要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产业集群。
说到实现一体化的困难，一是要在合作中克服各自追求综合化和高端化的倾向，要向功能互补化转变；二是要突破空间布局上的制约。现在珠三角土地短缺，从农田转换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必须对现有建设用地进行调整，这个调整是比较困难的，需要珠三角能够有新的思路，实际上要通过企业的重组、兼并、合并、吸收，腾出更大的空间。“腾笼换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需要企业有意识，政府有引导，政策有支持。
只用行政手段是不够的
《望东方周刊》：汪洋曾说，欧盟那么多国家都能做到一体化，连各国货币体制都能打破，“作为一个省的若干个市，不可能协调不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如何才能消除行政壁垒？
彭真怀：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从制度上讲，要修正对官员的考评体系，使之与区域发展一体化联系起来。从思想观念上讲，要意识到合则共赢，分则全败，迟则俱亏。目前来看，我倒觉得，搞区域一体化，涉及的城市越少越好。如果在一个省内，两个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优势互补，或者明显的一大一小，小的就容易沾大的光，大的也容易带小的。西安与咸阳的合作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望东方周刊》：为了协调区域内各方利益，是否有必要建立相对比较稳定的专门的协调机构？
彭真怀：在我国历史上，繁盛时期多有类似清朝的总督衙门这种机构设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也曾将全国分为几个大区(局)来管理。当时主要是为了整合资源，加强中央权威。历史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比如，为了协调泛珠三角经济一体化，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国务院泛珠三角协调委员会？当然，大的整合很重要，小的关系理顺同样重要。
肖金成：要实现一体化，政府要利用一定的行政手段，但仅用行政手段是不够的。现在可行的是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各市的市长，无论是大市还是小市，大家都是平等的，平等协商，形成决议后各城市都要遵守。
另外，协调机构在经济上也需要有一定的保障，法国在这方面有些成功的经验。在税收上，它们的做法是收一个点作为城市共同体的发展基金，为跨区建设和一些基础设施必要的支出做经济保障，所以往往贡献最大的城市成为协调机构的主席。
长三角很早就建立了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各部门都有对口协调机制，珠三角是广东省政府来协调，效率更高一些。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执行。
区域一体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办法
《望东方周刊》：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不小，广东在当下重提珠三角一体化，有什么特别的现实意义吗？
彭真怀：区域一体化毫无疑问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办法，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这次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生产过剩导致的，认识到这个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区域一体化对应对这场危机具有巨大的作用。我们一直提扩大内需，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做到，就是因为区域经济合作存在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抱团迎接这场风浪，把以前为国外建设的服务体系转到国内，而不是所谓开拓国外新兴市场。这就看决策者能否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当前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安排资源，不要搞无谓的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第三层意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容易形成主题功能区的概念。比如，可以明确哪些区域是重点开发的，哪些是应该限制开发的，哪些是不应该开发的。这样，就会出现有些地方增长快一些，有些地方增长慢一些，有些地方做出了牺牲，但是做出牺牲的地方应该得到补偿。
时宪民：这场经济危机把中国30年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暴露得比较清楚。我的体会是，经过30年发展，中国进入了资源配置和整合的新时期。现在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经济质量进行提升。现在看来，各区域的经济结构和质量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抗风险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
我认为，虽然珠三角和浙江的企业对外依存度都很高，但论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珠三角企业还是要强一些，因为它的企业治理结构比浙江好，很多都是名牌企业，浙江则完全相反。可以说，凡是注重品牌的地方，抗危机能力就强。珠三角的老板是在做企业，浙江的老板是在挣钱。珠三角的老板大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浙江还是个体户的天下。在慈溪和余姚，官方数据显示，小家电整机生产企业2000家，加上配件企业一共有一万家，但我敢肯定，危机后能够成长为品牌的不超过200家。在宁波，大量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来往不要票据，全是现金交易，银行随便就可以提现，不规范的操作行为太多了。所以，浙江老板的钱转成了民间财富，四处无序奔突，但没有成为资本。过去，它们给国外市场做简单的订单生产。经济危机之后，国外的订单没有了，面对国内市场，大多数中小企业就显得茫然无助。
《望东方周刊》：这次金融危机确实可以成为我们反思经济发展模式的契机。
时宪民：需要反思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这30年劳动力流动方式就需要反思。以前的劳动力流动方式不可延续，而且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比如，深圳号称1200万人，有本地户口的不到200万人，当农民工大规模、大跨度地流出深圳，城市设施就闲置起来了，对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也是一个挑战，社会就很难积淀出自己的结构和秩序，也形不成城市建设需要的文化积淀。过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大量工厂集中在深圳。如果能实现区域一体化，就能在区域内实现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同时完成产业升级。比如，这几年，深圳的制造业劳动力就在向粤北、江西转移。转移出去制造业之后，深圳正在实现向高端服务业的转型。所以，这一轮金融危机推动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
我们还需要反思，在新的经济格局形成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使得在大城市积累起来的各种高质量服务资源，能够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就是说，实现服务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大跨度的对接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还应该主动谋划如何打造产业集群和地域品牌。形成产业集群，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营商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质量。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上，在地域品牌的塑造上，政府大有作为。如果政府以适合产业集群和地域品牌发展为主要思考点进行政策安排，将会大大提高区域一体化的速度。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内需就很难扩大
《望东方周刊》：比较而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包括东北和中西部这几大区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何不同？如果说区域之间也存在抢机遇的问题，哪些区域胜算的可能性大？
时宪民：在我眼里，长三角里的苏南和浙江不一样，苏南的经济质量较高。苏、锡、常是外资高度关注的。日本企业的中国战略里都会提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它们认为，长三角的中心是苏州、无锡，珠三角的中心在深圳、东莞。
日本企业看重珠三角是因为它面向国际市场，看重长三角是想以此为枢纽，进入中国腹地。为什么日资在长三角构筑了苏州和无锡两个高地？因为这两个地方有战略纵深。上海是一个进行各种资源配置、调剂的枢纽，并不意味着要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产业集群。上海于长三角的地位，就像香港于珠三角的地位：整合国际资源，以此为基地，为周边提供服务。
环渤海这个区域还在酝酿过程中，但后发实力不可小觑。胶东半岛的制造业发达，而且注重品牌。东北的装备制造力强。
西部区域经济的发育和发展，一开始用外力形成，但进入轨道之后，会以相关资源的区域间配置为力量，来带动出现经济结构变化。西部重要的是西南地区。一方面，成、渝是城乡改革实验区；另一方面，云南毗邻东南亚国家，这都会形成区域聚焦点。
方创琳：珠三角是纯粹的外向型经济，长三角是个中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它是规模经营，形成集团军，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金融危机对长三角影响不大。当然，小规模经营的企业，特别是温州、宁波一些企业受到的冲击就很大。
环渤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还是一个资源型经济区，自身的资源、资金力量都比较强。环渤海区域的企业主要立足于国内，对外出口依存度较低。过去来说不是好现象，但在金融危机下反而相对安全。
珠三角正在把产业规模、技术向中西部转移。长三角也一样，就沿着长江流域去转移了。环渤海地区问题不是太大，向周边转移就行了。环渤海现在还处于资本高度积累状态，还没到扩散辐射的程度。环渤海经济圈现在没有规划发展纲要，京、津、冀三家也不太好协调。天津感觉长在大树底下，河北更有“灯下黑”的说法。
肖金成：珠三角范围小，纵深也不够，产业链两头在外，在外需减少的情况下，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就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政策的支持来实现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
长三角的制造业产业程度高，产业结构也比较合理，辐射的范围也比较大，长江中下游的大城市也比较多，又有上海来带动，这是它的优势。它的问题出在制度创新上。另外，长三角的缺陷还在于能源、原材料方面，尤其是耗能的企业比较多。上下游水资源的利益分割和协调也是一个难点。
环渤海的优势是资源禀赋比较好，京津两地的人才和服务业的资源也相当好，还有一些港口群，对物流很有利。另外，空间很大，比如山东半岛，从青岛到滨州，海岸线很长。不过，京、津、冀互相的需求并不大，三者联系不是很密切，三者之间在港口、产业布局和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都是相当激烈的，区域内部的竞争大于合作。此外，北京、天津、河北整个区域之间的经济落差比较大，京津对河北的辐射带动比较小。
现在我们考虑最多的是区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一是从南到北有个发展次序的问题。二是从东往西有个区域差距问题。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内需就很难扩大，中国经济的格局就很难转变。三是科学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环境保护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