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的经过

15世纪末，俄罗斯作为一个小国开始出现于欧洲的东部。俄国的出现，标志它向外侵略扩张的开始。在沙皇伊凡四世统治的50年间，通过掠夺领土，将版图扩大了两倍。此后，无穷的贪欲，驱使大批强盗、亡命徒为沙俄扩张疆土卖命，俄罗斯的版图越来越大。

沙俄对中国边疆的进犯，最初是以雅库茨克为据点，沿勒拿河和它的支流入侵的。沙俄侵略者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从1858年至1860年不到三年的时间，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强迫清朝政府签定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尽管如此，沙俄仍不满足，处心积虑地妄图有朝一日能够吞并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蒙古。为了实现这一侵略政策，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逐渐向外蒙伸展侵略势力。1860 年，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取得了在蒙古通商和在库伦设立领事的特权，从此库伦的俄国领事馆成了在蒙古进行侵略、颠覆活动的据点。1862年，沙俄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俄商在蒙古区域免税贸易的特权。此后，俄罗斯商行在蒙古各地陆续建立起来。在俄商队一个个来到蒙古时，俄罗斯一支支“探险队 ”、“考察队”、“远征队”也来到蒙古，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搜集情况，以及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等阴谋活动。沙俄还加紧笼络和收买蒙古上层喇嘛和王公，挑拨蒙古族与满、汉等各族人民的关系，千方百计地在蒙古扶持亲俄分裂势力。此外，沙俄侵略者还在蒙古组织别动队，向一些蒙古族败类提供基地、武器、金钱，利用他们作为沙俄侵略扩张的工具。日俄战争后，面对清王朝腐败无能的局面，沙俄侵略势力愈加嚣张，操纵和指挥以机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亲俄分裂势力，秘密策划蒙古脱离中国，成为沙俄的保护国。

一、清朝解体，中原混乱，外蒙古趁机独立
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酝酿“独立建国”。外蒙与其它省份不同，当时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事实上，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民国统计：整个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外蒙古独立将拉走近一半的旗，和15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斩断。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袁世凯执政时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国。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败退，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二、苏俄操纵外蒙古，武力阻碍中国统一
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的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他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后，就不敢再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他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除了口头谴责外蒙独立外，无可奈何。1921年外蒙的苏黑巴托尔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步变成熟饭。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再也听不到苏联要归还外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一直赖在外蒙古。 三、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出卖中国外蒙古

罗斯福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在对华援助，促进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样也做出了有愧于中国人民的事情。1945年2 月4日，美、英、苏三国在苏联召开雅尔塔会议。这个时候，蒋、罗关系处于低潮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腐败、1944年蒋中央军的连连败北、给罗斯福留下了不良的印象。加之蒋又力逼驱逐史迪威，更使罗斯福不愈快，之所以仍支持他，是为了战后对抗苏联。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会晤时，蒋介石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预感到雅尔塔会议对他将十分不利，连忙指令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打探会议内容。 2月8日，当时他见到三国会议第一次公报时，便写下这样的日记：“今日见罗、邱、史（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结果与美、俄协议牺牲我乎？”但他对英、苏、美决心牺牲中国，却未肯定，只是疑问。仍对罗斯福抱有幻想。但罗斯福并未及时向他通知有关秘密条约的内容。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报告时，公然说什么雅尔塔会议主要是讨论欧洲问题，与太平洋无关。罗斯福从雅尔塔回到华盛顿后，魏道明就紧紧盯着他，向罗斯福询问雅尔塔的情况。3月12 日，罗斯福会见了魏道明，向他透露：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对远东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苏联要在大连及其附近地区取得一个不冻港。但是，罗斯福闭口不提协定一事，实际上，罗斯福竟不顾他在开罗宣言中对中国收回东三省的赞成和诺言，以牺牲中国主权与苏联搞政治、军事之交易，完全失信和背叛于宣言，罗斯福同样是不守信义之人。

蒋介石获此密约消息，深感不安，“国势之危已权，不知何日有济？”“阅此，但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达果已卖华乎？”“果尔，则此次抗日战争之理想，恐成梦想矣！”2月底，赫尔利返回述职；当赫尔利看到密约副本后，不禁大吃一惊，乃抄录一遍，于空白处写上自己的意见，请罗斯福过目。“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是不是否定了总统自己三月一日在国会的演说？……”

罗斯福只得向赫尔利承认自己错了。并指示赫尔利到伦敦、莫斯科予以补救。赫于4月5日在伦敦见邱吉尔，请英国遵守《大西洋宪章》，还香港于中国，使苏联不致有租借旅顺之借口，邱吉尔称香港与大西洋宪章无关，予以拒绝。4月15日赫尔利又访苏联，见斯大林，更无结果。其是，罗斯福于4月11日给邱吉尔的最后一封电报仍然坚持：“迄今为止，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对于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中国的交易所受到的猛烈的攻击，他仍没有表示屈服。罗斯福去世后，蒋介石对他的评价是：“姑息俄国，袒护中共，但不是强权主义之霸者。其对外政策也是自主而不受外人操纵……”

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国列强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从中国版图上把外蒙古活生生地砍下来。美国估计，要达到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病逝，杜鲁门上台后，仍然对《雅尔塔协定》守口如瓶。5月10日，赫尔利从重庆致电杜鲁门，建议他同斯大林通气后，将协定的全部内容告诉蒋介石。但是，杜鲁门很快否定了赫尔利的建议，并对赫尔利说：“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适宜的。”6月9日，杜鲁门在白宫会见了宋子文，亲自向他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杜鲁门显然知道，这个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仍然说：“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不能不给予支持。”宋子文听后感到非常震惊，当场作出了强烈反应。他说：“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同意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在东北行使这种控制权。”但是，杜鲁门不露声色。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中国说了都不算数，最终还得看他杜鲁门和斯大林的脸色。6月初，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达重庆。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彼得罗夫，正式向他提议举行中苏会谈。 “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很好。我们欢迎。不过，苏联对中国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这样一来，中苏合作就有了基础。”“那是！那是！”彼得罗夫连声附和。蒋介石向彼得罗夫保证：“如果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恢复满洲铁路，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还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几天后，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在谈判中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大连、旅顺；满洲铁路；外蒙古；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等。彼得罗夫告诉蒋介石，中国只有同意解决上述问题，苏联才会同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6月17日，宋子文从旧金山回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后，宋子文报告了他同杜鲁门的会谈情况。宋子文气愤地说：“杜鲁门只向我透露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除此以外，什么也没说。”听了宋子文的话，蒋介石说道：“看来，不能指望美国人了，我打算派你到莫斯科去，同斯大林签订一项条约。”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以割让领土作为交换条件，实质是肢解中国，如同强盗行径。

四、蒋经国回忆苏联割走蒙古的经过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地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要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斯大林说话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方面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国外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苏联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我们，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能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接下去，他又说：“ 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我们；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达协定，给他这么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抗苏俄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彻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二十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苏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半，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是有什么根据？” 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接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的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地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划的！”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划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五、在斯大林的肋迫下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7月7日晚11时，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斯大林一开口就直入主题：“如果外蒙古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不可能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宋子文依据《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之现状，应加以保存”的字句，对维持现状作了与斯大林截然相反的解释，并说道：“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几乎是在哀求斯大林：“如果一个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没有不垮台的。”可是，斯大林管不了这么多，大声嚷道：“我们绝不能同意。苏联政府出兵参战，自然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但我们决不能白干，是要报酬的！”

对此，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国政府的意见、本人无权决定为托辞，没有答应。“你不能作主，那你来干什么？”斯大林一脸的不高兴。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气势，宋子文只好以试探性的口气说：“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让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斯大林立即打断宋子文的话，问道：“什么叫高度自治？”“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归外蒙古、苏联政府可以派军队去。”宋子文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解释说。斯大林要得到的并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他接着提出了四个协定草案：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定；二、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三、中苏和平友好协定；四、外蒙古独立的声明。宋子文看了这些草案后，不敢接受，当场就退还给莫洛托夫。不料，莫洛科夫的语气也很强硬，满脸怒容地对宋子文说：“你最好把它们收下。”鉴于宋子文当晚的态度，斯大林意识到再僵持下去已毫无意义，但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他还忘不了说一句威胁的话：“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什么也谈不成！”正当宋子文处于山穷水尽的时候，蒋介石的电报到了莫斯科。7月9日，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谈。由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加之美国不愿干涉，蒋介石只好妥协。在同幕僚们长时间商谈后，蒋介石发了上述电报。至此，外蒙古问题才有了突破。会谈中，宋子文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的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总理生前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且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蒋介石所说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中国准备和苏联共同使用旅顺港、大连港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 年。但旅顺的管辖权属于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行政权真正能够完整。中东南路干线由中苏共管，利润均分。铁路所有权归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第二，阿尔泰山脉原属于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第三，中国共产党有单独的军事及行政组织，以至军令政令未能完全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电报还说，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纠纷，蒋介石想出一招，在电报中告诉宋子文，可以采取投票的方式，在投票结束后，他将宣布外蒙古独立。既然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斯大林也就同意在其他问题上作些承诺。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在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上签字，致使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在莫斯科签字，回国后国民党内很多不知内情的人在背后骂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不再与他往来。实际上，当时中苏举行的秘密谈判，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都是按蒋介石的旨意行事的，在苏俄侵略成性的伎俩下，在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高压下，弱国无外交，强行签押按手印，只是在快要签字时，宋子文怕落千古骂名，突然中途退场，并辞去“外交部长”职务，最后落墨的是王世杰，替蒋、宋背着卖国的“黑锅”。

蒋介石退回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六、毛泽东被迫承认外蒙，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主掌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领导人。老大哥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中国百废待兴，有求于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放弃了国家利益。 毛泽东出访苏联时，苏联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也被迫吞下了斯大林肢解和侵占中国领土的毒药。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包括蒙古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外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外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随后，中国和外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自从60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对中国形成巨大威胁。到了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宣布开始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军队全部撤出蒙古。

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