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达国家，政府的决策都离不开思想库或曰智库、智囊团、脑库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促进了各种智库蓬勃发展，但由于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以致出现智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智库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乏序，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需要有关方面增强支持力度，方能改变现状。
智库众多 鱼龙混杂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二十年是中国智库类型、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其中，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谘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既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府谘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谘询机构……。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二千五百多个，专职研究人员三万五千，工作人员二十七万。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心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二千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二○○八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七家），但被该报告认可的中国大陆智库仅七十四家。
关键领域 误判失策
消息人士说，近一年多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这次金融海啸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二○○七年下半年，美国次按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联储局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不大」。
又如，二○○七年年底，中国社科院某着名经济学家还强调百分之四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ＣＰＩ（消费物价指数）在两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百分之八点七的高值，而且二○○八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十二月份的百分之一点二。
再如，二○○八年七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一百四十七美元时，中国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鼓噪二百美元的年终预测，而十二月底石油每桶三十五美元的价格棒喝了这一切……。
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和缺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智库的基本功能是为决策者提供「专家知识」和「思想观念」，这就必须有大量可靠的信息资料作依据。但是中国一些智库长期以来迷信西方尤其美国，其对美国金融形势作出判断所依据的信息资料，几乎完全来自美国，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则报喜不报忧，中国智库的判断怎么可能准确呢？
这里不能不提及的是，在对美国金融危机的预测上，倒是香港《信报》专栏作家刘迺强先生三年前就已发出警告，后来多次谈到美国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引起西方许多经济专家的重视，纷纷向刘先生请教。刘迺强之所以能作出准确的预测，最主要原因是他长期积累了可靠的信息资料，而这正是中国智库所欠缺的。这个教训启示了中国有关方面，提出中国智库应当考虑吸纳香港专家学者，而不要只靠西方人士。
外资入侵 恶性循环
消息人士又说，中国智库经历三次活跃期：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第三次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共高层明确表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二○○六年十一月和二○○七年七月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召开第一、二届中国智库论坛，使中国智库有了自主发展机会。但在具体执行中，由于侧重经济建设，智库经费深感困难，许多智库「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
事实上，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已经成为大部分中国智库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当中最大的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在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对此，有人称之为「外资入侵中国智库」现象。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将近百分之五十的资金就来自外资。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外资「入侵」中国智库的同时，也乘机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求西方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关键部门对被外资「入侵」的智库信任度降低，不愿提供关键信息和数据，智库水平下降，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