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论（下）

三、“华夷”秩序的实质

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除却它们处于末世、十分衰败，或遇北方游牧民族大军压境、朝不保夕，都在努力经略“华夷”秩序。它们经略“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是千年一以贯之的 ，即产生于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中华农业文明的最高代表——儒学的有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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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和”，是所有“华夷”秩序有关理念与原则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 天生圣人”——中华帝国皇帝。在他之下，“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四夷率土归王命”，“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万方仰圣君，大一统，抚万民”。总 之，要“大一统”，“一统华夷”，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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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承认这个“一”，那么在“一”之下，什么事都好办。因为这个“一”，即被承认为“ 大一统”、“一统华夷”的中华帝国及其“圣明主”——皇帝所追求的，是给万国千邦带来“和”。“风调雨顺遍乾坤，齐庆承平时节；玉烛调和甘露降，远近桑麻相接。偃武修文，报功崇德 ，率土皆臣妾。”你看，“风调雨顺”、“承平”、“调和”、“偃武修文”、“桑麻相接 ”和“率土皆臣妾”，多么鲜明的一幅大中华农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图画啊!?

又有一首《太情歌》，更是这种理念的典型，词曰：“万国来朝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 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只要“天下都归一”，“万国来朝贡”，就一定可以在胜似尧舜那么英明的中华圣明主庇护 下，“保护家国太平”。中国帝王对诸“蕃”的敕谕中不是经常描绘一幅“庶几共享太平 之福”么，那太平，具体讲还是农业文明的太平，“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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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在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在历史上凡是 承认并进入“华夷”秩序圈的国家，中华帝国均以“和为贵”的态度对待之。给予很高的封赠赏赐，并与它们保持和平、亲善的关系。早在汉代，对于来贡之日本，汉朝皇帝即册封其 为“汉倭奴国王”，并赐印绶，直到南北朝时代，偏安一隅的宋、梁君主，仍册封其为“东安将军”、“征东大将军”。此后，凡来贡之国，一般均有册封，无论地之远近。如唐全盛时，自太宗以至玄宗，均被尊为“天可汗”。唐代之册封，远至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 封赠不限于国君，也泽及贡使。即使是那些亡国之君，只要承认中国“一统华夷”地位的， 逃到中国，仍有封赠。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绝不势利、一视同仁、始终待之以礼的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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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夷”秩序中，只有在否认“一”的情况下，才有不“和”。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 郑和远航时(永乐14年)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发生的武装冲突。郑和出使锡兰，最初完全是一 次和平、亲善之访问。只因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负固不恭，谋害舟师”，直至“潜发兵五 万”，有所不轨，对“一”的理念大有不敬，郑和才下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 其王”，将其带回中国，“归献阙 下”。即使是这样，明帝国对他宽大为怀，将他释放 回国， 达到“四海悉钦”的良好国际影响。最终结果仍是“共享太平之福”。就中华帝国于“华夷”秩序下各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 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

在一般情况下，各国统治者处理其内政问题，中国是从不予以干涉的。即使是如朝鲜、琉球 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在王位的承袭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历来是自己作主，从不需看中华 帝 国的眼色行事。中华帝国对各邦国新君的“册封”，仅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毫不意 味着中国对该国王位继承有什么决定权。作为“华夷”秩序中的盟主，中华帝国在与各“藩邦”的具体交往之中，总不忘应有的泱泱 大国风度。这种泱泱大国风度的体现，就是厚往薄来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明成祖那里发挥 到了极致。永乐年间，礼部就明廷对前来朝贡各国的国王、妃、世子、陪臣的赏赐的标准， 拟了一单子，进呈明成祖。对于这个已经十分优厚的赏赐标准，朱棣仍意犹未足，批示曰： “且加厚不为过也!”?

“共享太平之福”，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华夷”秩序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首先，是中国同 各邦国之间的持久和平。1369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训》，明确指出：“四方诸夷，皆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 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 时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 的名单，将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与地区都包含在内，表明了中国对外关系 中坚持和平国策的重大决心。洪武四年，太祖又谕群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 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轻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 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这一训谕，勾勒出中国对外和平国策大框架下自卫反击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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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中华帝国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 上实行和平的政策。这一点，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得非常明白：“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 庶 几共享太平之福。”这“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就是诸国“勿得违越”的原则，只有共同 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共享太平之福”。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 和平局面，那么，中华帝国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 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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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友好的“华夷”秩序下，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最远至非洲东岸，各国之 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积极、活跃的开展。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 关系与文化的进步。这是“华夷”秩序在历史上的一大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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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夷”秩序并非完美无缺。我们在看到它的和平、友好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不应忽 视它同时存在的负面，即这个秩序同样有着它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作为古 代阶级社会的对外关系产物，它深深打着古代中华封建帝国对外职能中不平等的阶级烙印。 ?

诚然，“华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一”，即由 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因此，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 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即“自古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国”。彼此之间，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 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 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 下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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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夷”秩序内的邦国有了违反上述“一”的原则，哪怕只是中华帝国主观上认为它们违 反了这个“一”的原则时，也会将“共享太平之福”的许诺丢到一边，露出狰狞的面目来。 这一点，在它处理同自已近邻如朝鲜和越南的关系时，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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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夷”秩序的解体及其意义?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近代资本主义以西欧为中心而崛起。以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为先导，资本主义的历史 大潮，汹涌澎湃，奔流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以往古代不同，负有建立世界市场更大任务 的近代资本主义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体系，不再是地区的，而是世界的、全球 的。因此，它势必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取代世界上任何地区前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华 夷”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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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内在生命力最强的国际秩序， 特别是由于这一秩序的核心——中华帝国在明清两代曾发展到十分强盛的地步，而它的腐败 、衰颓乃至落后，尚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而资本主义对这一秩序的破坏与取代，也 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破坏与取代本身，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波浪式发展历程。大 致而言，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东来的历程相吻合。“华夷”秩序的崩溃，大致经 历了四百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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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为前产业革命阶段，时间是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阶段中，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 人的到来，后为荷兰人占有上风。 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马六甲，从此中国丢失了地 扼西去印度洋通道的一个最忠实的友好“藩”邦。据记载，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前，每年 到达马六甲的中国商船有8—10艘；而到了1513年，即葡人占据马六甲的第三个年头，到达 该地区的中国商船仅有4艘。再据荷兰人17世纪初的报道，从西亚到亚齐已见不到中国的船 踪帆影。葡萄牙人在将中国商船挤出印度洋的同时，也把“华夷”秩序的影响挤出了印度洋 。1517年，葡人到达广州，自称佛郎机。本想将这个新来的佛郎机纳入万邦来朝队列的中国 人很快地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佛郎机夷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特”。他们“炮声殷 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这样下去，“南方之祸，殆无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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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1565年入侵菲律宾群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这样，就 将菲律宾群岛也划出“华夷”秩序。16世纪以后，尽管每年仍有30—40艘中国商船南下马尼 拉，将船货转上西班牙殖民者经营的马尼拉大商帆，运往美洲，然而从实际上看，马尼拉大 商帆贸易已不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量的延伸，而是在这一量的延伸的表面现象之下，发 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经济手段，马尼拉大商帆已不再由中华帝国所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 所控制；它也不再为中华帝国的政治利益服务，而是为西班牙殖民帝国服务。而且，即使从 纯经济意义上讲，它也不再起 集结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作用和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的后援作用，而是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 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了正在准备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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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是荷兰人活跃的时期。荷兰殖民者全面排挤葡人势力，取而代之。1629年，荷兰人击 败了爪哇岛上马塔兰王国的大军，巩固了自己在巴达维亚的殖民统治。此后，荷兰人经过不断蚕食，建立了自己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殖民统治。“华夷”秩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次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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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洪流掀起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第二次大 潮。1757年进行的普拉赛战役，标志着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实施统治的开始。东印度公司统治 下的印度次大陆不仅再也找不到“华夷”秩序的一丝痕迹，反而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摧毁这 一秩序的前进基地。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新兴殖民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将自己的殖民势力更 加迫近中华帝国。英国于1819年发动战争，侵占了马来半岛与新加坡；1824年和1852年又先后挑起两次英缅战争，用武力占领了整个下缅甸地区。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入印度支那半岛。1862年，法国用武力入侵迫使越南阮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占领了南圻地 区。不仅如此，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 —大清帝国。通过《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 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

? 19世纪下半叶，第三次殖民统治大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向早期帝国主义的过渡而展开。这个大 潮的一个特征，就是帝国主义要将世界瓜分完毕，让世界上所有前资本主义民族都沦为它的 附庸。中华帝国在19世纪末，亦受此浪潮冲击，被列强视为瓜分势力范围。此时，“华夷” 秩序 早就只剩下少许外壳残存，列强连这个残存也不放过，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1883—1885年 ，中法战争的结果，法国正式吞并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 将缅甸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之路。1871年吞并琉球； 1874年入侵我国台湾；经过长期准备，在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次年在《马关条约》中 迫使 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告终。“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不久 ，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 两千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

今天，人类在即将跨入2l世纪的时候，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成了生活在这座星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却人言言殊， 其内涵大相径庭。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建立新的 世界秩序即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时，不能不回顾历史，总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世界 秩序”、那些国际关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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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迈入文明社会以来，出现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个“世界秋序”。当然，除却近代资本 主义的世界秩序之外，其余的那些“世界秩序”，其“世界”只是古代意义上的世界，如古 代地中海世界、古代穆斯林世界，等等，其实，只是某种地区性秩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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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昔一切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诞生于东亚农业文明土壤中的“华夷”秩序，确 是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它的卓然独立、它的不同凡响，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和”字 ：?
“和为贵”；“八方四海庆太平”；“共享太平之福”；“旌旗不动酒旗招”；“天地之间，帝王酋长，田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政治上和平亲善，经济上、文化上和平往来、友好交流，这种理想、理念和体制运作，无论 是“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还是“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 ”，都不能望其项背。至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与之相比，“华夷”秩序就“可 上九天揽月”了！要言之，我们今天要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好，亚太地区的新秩序也好，吸取 古代“华夷”秩序中的“和”的精髓与真谛，承袭其“和”的基因，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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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前所说，“华夷”秩序也绝非尽善尽美，相反，它打着古代阶级社会深深的印记， 带有中华帝国与生俱来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这个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归结到一点，就是 它的“一”：?
“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千邦万国敬依从”；?
“四夷率土归王命”。?
政治上君君臣臣，经济上“厚往薄来”，文化上赐予，这种理想、理念、礼仪、体制运作， 浸透着古代封建帝国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大国主义精神。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其实，放眼 观去，自古至今，这种以一元论为宗旨的世界秩序的国际关系体系，又何止“华夷”秩序 。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和臭名昭著的“大东 亚共荣圈”，却又哪一个不是浸透着“一”?!哪一个不是以一个古代帝国或近现代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国家居于凌驾一切的统治地位呢?!就在今天，一些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对外经济、 政治战略时，我们不是仍然依稀可见“一”的影子么?!?

诚然，近代以来，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一种“均势”理论 。这种“均势”理论所追求的，似乎是有别于“一”与“和”，即以几个西方列强之间的均 势来维持和平，即“均势和平”。其实，这种均势和平，不过是几个企图主宰一切的列强之间打来打去，打得彼此都精疲力竭而想出的一种权宜之计。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均”而不能久，因而“和”亦不能久。为何均而不能久，说到底，还是“一”字作怪。那些列强，个个口念圣经，心怀拳经，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打破均势，企图战而胜之，再建由它主宰的“ 一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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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新秩序”，应该是彻底抛弃这个“一”的理想、理念，由全世界所有国 家、民族共同组建的多元的国际秩序。它应超越人类历史上包括“华夷”秩序在内的一切国 际秩序，性质是和平的、平等的，构架是多元的，即真正和平、平等的秩序。

作为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我们中国曾建立过古代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华夷” 秩序，今天也理应在建设这种全新的和平、平等、多元的新国际秩序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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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1998年2月在北京大学演讲、北京大学教务处推荐??
编者絮语：本篇演讲为我们理解中华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独特的 视角。它或许使我们为自己民族的历史感到骄傲，也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 前人的种种复杂心态，但它更激发起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是在新的世纪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