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论（中）

二、“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 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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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体，本身就是许许多多部落、部落联盟汇聚的结 果。至于汉民族，千百年间吸纳、汇聚的远近各方的族体则更为众多。不过，无论是自愿汇 聚也好，冲突融合也好，华夏族体到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古代文明 的辉煌进步，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仍是中国中原地区，即黄河乃至长江流域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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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古代农业文明自然给它打上深深的印 记。从总体讲，农业文明缺乏游牧民族那种迁播流动、尚勇好武的基因，也缺乏海洋民族 那种搏击风浪、冒险交易的风格。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别是建立了扩疆万里的大帝国之 后，农业社会所需求的稳定、安定，就立刻在中华帝国的立国理念、原则、体制中凸现出来 。中华帝国的生存、发展需要儒学，而儒学也要为适应中华帝国发展的需求不断演进。然 而，万变不离其宗，帝国向儒学所索，儒学供帝国所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何保持、深 化帝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修、齐、治、平的框架，孝悌 力田的框架，等等，将古代中华帝国、古代中国社会框架在稳定、直至超级稳定之中 。皇帝、大臣以至各级官吏，自社会顶端以降，用这一套套框架治理国家、约束民众，得其 所哉。至于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剥削、压迫乃至“吃人”的本质，则是这些忠、孝、仁、义、 礼框架的阴暗面。一旦帝国晚期社会下层民众不堪其苦，挺而暴起，突破了这些框架，那么 中华帝国就会周期性地发生“礼崩乐坏”的状况而有待一个新的王朝来重新收拾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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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一理念原则下，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 的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努力，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到了大清帝国，其疆土本已大于今日我国。 汉、唐、明、清帝国的规模，可以讲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中华帝国规模可达的极致。而 这个极致以外的地区、民族与国家同中华帝国之间，自然就有一个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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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农业文明对稳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以及为了这种稳定、和平需求应运而生的 儒学思想，也自然延伸到帝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之中。质而言之，就是要求帝国周 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学学说框架原则下，同中华帝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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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就是历代中国封建帝王 的世界观、宇宙观，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皇权所追求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秩序的根本 理念与原则。这一秩序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皇权的约束和保 护下，建立国际和平局面；在中华封建文明的影响与制约下，促进各国的进步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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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已无法读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让其带往各国的“国书”，但其中那些“ 儒术”之 内容，应该是不难想见的。况且，我们从后代君王、特别是大明皇帝的言论中，无疑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些千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理念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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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遣使赴各国“宣谕” ，就讲得很明确：“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 ；“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昭临，若远若近 ，生人之类，无尔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 ；“夷狄奉中国 ，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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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讲得更清楚：“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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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 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 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 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 以礼义、变其“夷”习。无疑，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所能构建的理念原则 和理想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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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框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进步。在这一向心、垂直体系之下，“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维持一种“中华和平 ”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这种“中华和平”式的局面，显然是一种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 际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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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华夷”秩序下的各国之间，则应在中华帝国的监督和保护、保证下，彼此相安无事， 即所谓“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以 及共享“中华和平”的“太平之福”。尤其不能允许那种无视中华帝国的威德，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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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华夷”秩序上的上述理念和原则，中华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构建、丰 富并逐渐完备了一整套体制。以保证那些理念、原则的具体实施。当然，这一整套体制的发 展与完备，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华夷”秩序中各国的支持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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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秩序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帝国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 ”制度。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国与中华帝国关系之日益密切，朝贡制度渐渐有了其体 制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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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国贡使的规模、人数、级别日益扩大与提高。许多使臣在本国地位很高，如早在南朝 时期，位于尼泊尔境内之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在其国书中就郑重其事地推荐其使臣，说“ 使主父名天摩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云云。看来，使臣尼陀达出身名门 ，以至国王还要介绍他的父亲。到了明代，索性国君们亲自率团访华朝贡，足见海外诸邦将 同中华交往看作一件大事。由于来使太多，令中国应接不暇，遂定有制度，如明太祖朱元璋 就于1375年对中书省和礼部下了一道圣谕，对各国来朝的周期、人数，乃至船数均作了明确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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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此，但能否遵守实行，则是另一回事。在各种因素的辐凑之下，贡使十分密集，令中华帝国统治者又欢喜，又烦恼；有时，贡使们又久不至，令中华天子颇为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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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贡制度下，又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诸“蕃”贡使来朝一般须备国书，即所谓“奉表”。“表”中要求明确称颂中华帝王为“明 月所照、天地所交”之地的最高圣明君主，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 明的追求。朝见中华天子本身，又是一番极为烦琐的礼仪过程。洪武时期，各国来朝的君王，朝见前先 要“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朝见时：“设蕃王及从官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从官在其后。设 方物案于丹墀道东西……鼓三严，百官入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随案由西 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伫立。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蕃王及从官各就 拜位，以方物案置位前。赞四拜讫，引班导 方物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状由西陛升，入殿西门，内赞引至神前，贺拜，蕃王再拜，跪， 称贺致词。宣方物官宣状、承训官宣训讫，蕃王俯伏，兴，再拜，出殿西门，复位。赞拜， 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礼毕，皇帝兴，蕃王以下出。乐作乐止皆如常。”?
蕃王朝见，繁文缛节尚且如此，—般朝贡使“礼仪”则更是一路叩拜，拜得天昏地黑。不过 ，这一套烦琐礼仪，绝对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贡使们对中华帝国的一番敬服的表示，从根本上讲，这一套礼仪是中华封建文明的结晶，透过对它的学习，各国贡使能了解到中华帝国 不仅是一个国土辽阔、雄强一世的大国，而且具有高深的文明。礼仪的烦琐要表现的正是中 华文明内涵之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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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制度的另一面，是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之册封。册封天使到各国，首先也须备有国书， 即“敕书”。书中除了重申中华天朝大国的自我定位之外，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 之心 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 所谓“常奉正朔”，就是中华帝王向各朝贡国“颁正朔”。“正朔”，即中国历法。“正朔 “内涵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千百年实践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涉及 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古代中华帝国就是企图透过颁正朔 的活动，将中华文明流播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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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封天使到达各邦国，也逐渐形成一套礼仪制度。朝鲜就有一套与来华朝贡同样烦琐的接待天使的礼仪。当执行册封世子任务的明使到达时， “上(朝鲜李朝世宗国王)以便服，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华楼。使臣将至，上于帐殿之西率群 臣躬身迎……至景福宫，上王(退位之太宗国王)迎命于宫门之外，使臣奉节诰，至勤政殿。 上王先拜节诰于上殿庭。入幄次，上率群臣四拜，讫，开殿。使臣亲授诰命于上，上受讫， 下庭与群臣四拜。毕，入幄次，服冕服，出，与群臣谢，四拜，焚香，又四拜。山呼舞蹈， 四拜，入幄次，释服。”这一套迎接中国使臣的礼仪，其他各国皆有，礼数也颇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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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国家，在礼仪上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以马来半岛为例，马来半岛 各王国对中国大明朝廷赠送的蟒服、伞盖等礼品极为重视、妥为保存，并世代沿用。 18世 纪初，华汉(Vaughan)等四名英国人遇海难被救，到达柔佛王国首府，看到柔佛国王甚至拥 有由600名华人组成的王家卫队。正因为如此，当明朝官员初次接触到东来的葡萄牙人时，比较之下，“以其人不知礼，令于 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由此可见，中华帝国对于朝贡体制中的礼仪部分，是高度重 视、绝不马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