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寒冬怎么过：个个想考公务员 煤业暴利时代终结

原标题：走过寒冬

订单减少、生意清淡的中小企业主、返乡的农民工、

正在求职的大学生、寻找其他投资机会的煤老板，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里，他们都没有闲着，

至少心没有闲着，在这个不知道何时能结束的经济寒冬里，他们必须努力地寻找自己的生存或财富之路。

剩者为王

“现在，坚持最重要”

除夕夜，广东东莞怡丰都市广场，商业繁华地带。鲁菜馆老板梁子，满脸堆笑地站在饭店大厅，迎接来吃年夜饭的客人。晚8点，10个包房坐满，但大厅40张桌还闲着2/3。

对于今天的客流，梁子早有心理准备。

“和往年相比，今年年夜饭订得一般。”他说，到十二月廿七，10个包房才勉强订满一轮。他记得去年年夜饭，早在2007年10月就订满了两轮，17点30到19点30第一轮，19点30到21点30第二轮。甚至有个老板订了21点30的第三轮，和没回家过年的工人搞联欢。去年大厅也预订了一半，今年基本无人问津。

在世界制造业之都东莞，金融危机引发诸多行业的连锁反应，餐饮业正感知着萧瑟冬寒。

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和他的老婆儿子走进来。见到老客户，梁子热情地打招呼：“锦哥，新店开张，一定要通知小弟一声哟！”那个性格内敛的广东男人，拍了拍梁子的肩膀，表达了他重整旗鼓的决心。

不惑之年的锦哥，正处在痛苦与希望的交织中。他刚刚关闭了自己辛苦经营16年的服装加工厂，准备开个健身房。

锦哥对金融危机并没有太多埋怨。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引发的震荡，就像过去用簸萁颠谷子，颠下去的，多是瘪的，颗粒饱满的，终会留下来。他把企业的倒掉，归咎于整个服装加工行业的没落。而“诀别服装加工业，转投健身业”，他理解为“从夕阳产业向朝阳产业的转型”。

梁子将锦哥一家引向包房。

包房设有最低消费，从480元到1288元不等。“今年订年夜饭，有人为了省钱不订包房，这种情况，我们就给他免了最低消费，不然包房都坐不满。”梁子说，“今年情况特殊。”

锦哥预订的是388元年夜套餐，也不及小包最低消费，但梁子还是为他留了一间。锦哥的工厂离餐馆不远，两年多来，他一直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宴客厅。梁子没有理由不对老客户特殊照顾，而且他相信锦哥的能力，觉得他很快会东山再起。

一个餐馆的2008生态

鲁菜馆所在的怡丰都市广场，紧临东莞大道，一旁是高档住宅小区中信凯旋城——2007年房价每平米一万五，2008年掉到八九千。这个周边环境被人视作有消费潜力，因此吸引了大量商户。广场街长约300米，有六七十家商铺，其中30多家是餐馆。

梁子的餐馆2005年进驻，2006年打造知名度，2007年迎来了强劲客流。这个店，面积800平米，上下两层，260个餐位。“07年7月客流高峰期，天天中午、晚上排队。”梁子介绍说，“但2008年7月，别提平时中午排队了，周末晚上都很少排队。”

餐饮业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间接地承接着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2008年7月到12月，餐馆生意下滑严重，营业额较上半年下降了1/4。“明显感受消费群体减少，消费能力下降。”餐馆至少1个月要做一次人均消费和单张（餐桌）消费统计。2008年下半年，人均单次消费40元，比上半年下降了20元，单张（餐桌）单次消费从上半年的220元下降到200元以下。

“人们的消费观念变了。”梁子说，其实很多人收入没有太大变化，或者根本就没有变化。但他看到股市在跌、楼市在跌，心里恐慌，有钱也不敢花。“这种恐慌心理的蔓延，对经济的影响才是最致命的。”

在梁子的餐馆，稳健客户多是像锦哥那样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的工厂或公司就在怡丰都市广场周边。他们大约有20多人，一半是台商，行业分散，电子、印刷、家居、服装等。通常，他们一周会光顾1到3次，请客、聚餐。其中又有表现突出的10多个，成为餐馆重点关照的对象。

但2008年7月以来，那些稳健客户也明显减少了餐饮消费。上半年创下连续16周消费2000元以上纪录的台商陈老板，下半年两个月也消费不到2500元。他是做电子产品的，梁子猜到他工厂情况不妙。10月后，梁子曾多次看见他下小饭馆，“都不好意思和他打招呼。”

有的稳健客户甚至倒掉了。12月20日，锦哥关闭了工厂。

从12月起，很多台商陆续返乡。有交情好的，去餐馆和梁子打招呼。“要回家了，已经6年没回去了。”12月18日，陈老板向梁子道别，此前他有1个多月没踏进鲁菜馆的大门。1月，做箱包的王老板也向梁子告别。他透露了厂子的经营状况：开一天，亏一天，并说年后会回来得晚一点。

告别的，不告而别的。餐馆客流在减少，营业额在下降。岁末，生意尤其惨淡。而在往年，年底聚餐多，生意是相当好的。2008年12月，餐馆营业额比上年下降了将近3成，从100万下降到70万。

即便如此，梁子的餐馆在整条街上，还算是比较好的。以前和他们不相上下的一家餐馆，从9月起干脆关掉一个厅，大约80个座位，只有周末人多的时候才开。

在怡丰都市广场的六七十家店铺中，1/4在转。隔壁店铺，一年转了3个老板。如今转店也相当困难。10月底，对面的食品铺子开不下去，开价6万转手，无人过问，现在降到3万5，还是没人要。店主只好咬牙经营下去，天天亏钱。

最惨的是一家火锅店，经营了15天就倒闭了。“他们装修就花了一个半月”。

那边韩国料理的老板，年前逃跑了。“中午还在营业，下午就走人了。当时20几个员工的工资没发，房租、水电也没交。”

在持续下行的经济环境中，梁子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餐馆。他制定一系列新的营销策略，比如亲情营销，把客人变朋友，逢年过节送礼物；开发非主流业务，在门口卖土特产；更新菜品，增加新鲜感等。

“现在，坚持最重要。”梁子说，“这是一个剩者为王的时代。”

栽倒在风暴中

锦哥关厂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机器设备。价值200万的机器设备，卖了10多万，废铁价。“谁要这些设备啊？现在没有人愿意做这一行，只有收垃圾的要。”他以16年的从业经历判断：服装加工业已经日薄西山了。

锦哥的工厂，做牛仔裤生产加工，主要出口美国、欧洲、日本，也承接内地和香港品牌。

他做的最后一单，是1万件发往美国的牛仔裤。这一单，他能挣1?2万元。

当月，他拿出10万元发工资。当时工厂只有60多个工人，不及四年前工人数量的1/5。有人走的时候问他：“来年还做不做？”锦哥说：“可能不做了，你先把东西拿走。”他始终没有宣布工厂倒闭。

他提前终止了房屋租赁合同。他的2000平米厂房，是向当地居委会租的，月租金2.6万。2000年签合同时，约定租期10年。如今不得不提前2年归还。

锦哥是在苦撑一年后才关闭工厂的。

2007年末，他已开始考虑转行。“如果不是做了10多年，在情感上难以割舍，我07年就给它关闭了”。那时，金融危机已经在锦哥的订单上出现了反应，“年尾较年头，订单减少了10％。”

订单减少，利润空间又被挤压得厉害，“有时候做单也是亏”。2007年10月，锦哥给香港某知名品牌做了2单2万多条牛仔裤，领教到恶性竞争之苦。该品牌在网上竞标，以5毛之差拉开档位。锦哥以单价39.5元竞下2单。

“我的预算是打平，并不打算赚钱。”锦哥说，当时厂里还有150多个工人，不能没事做。但竞价时，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结果一条裤子亏3块，2万多条裤子，亏了6万多。

2007年全年，锦哥亏了差不多50万。但他还想再坚持一年。“那时候有很多服装加工厂倒闭，我以为撑下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结果一个金融风暴打过来，很厉害，烦死人了。”

2008年3月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加严重，“美、欧、日，连续几个月，很少有单过来。以往，1个月至少接2?3万件牛仔裤。”订单艰难伴随全年，直到关厂未见太大起色。“以为08会‘发发’，结果，亏了80万。”

和订单相比，汇率的影响并不严重。服装加工业，一个单从报价，到做板，到生产，最后到收钱，历时差不多半年。期间汇率变动大。“但我们可以预防，跟客人谈好，调低2?3个点。”比如2008年初和客户谈单价时，当时汇率是7.2，但按7.0签合同，最后收钱时，汇率是6.8，“赚不多，但不用亏。”

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给锦哥增加了不少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东莞市工人月最低工资从690元上调到770元，锦哥给每个工人上调了保底工资，平均涨幅20％。

他同时增加了社保投入，“过去只有一个意外伤害险，社保只保了15％。现在要求100％社保，我们保了60％。那些不愿意保的，在写了自愿放弃投保的保证书后，可以不参保。”

这样，在锦哥的工厂，总体成本增加了3％，使他们原本10％的利润，缩减到7％。“服装加工，已无利可图。”他说。

“还要小心踩到地雷！”锦哥担心的是违法成本。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锦哥明显感觉“工人变厉害了”，“现在我做得有一点不对，工人就要把我告到劳动局。”他说，劳动局门口站着很多律师，等着给工人出头。

亏本，关厂。在金融风暴中应声倒掉，但锦哥认为罪魁不在金融风暴，而在整个服装加工行业的没落。他以自己16年的从业经历，窥视这个行业的起伏趋势：1992?2001年，发展期；2002?2004年，高峰期，当时他有300多工人；2005?2006年，退潮期，“赚不到钱，但不用亏”；2007年，转折点；2008年，生死劫。

忍痛与过去作别

“招不到工。”2007年，锦哥已经感觉到这个行业对工人失去吸引力。“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一行。”3月，工厂还有120多人。但到7月，只剩下80来人。工人流失严重。

对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劳动力短缺是最致命的。

“其实那个时候，单还可以，10万的订单也有，但就是人手不够。”有时候，为了赶活，锦哥不得不高价请散工。

散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愿进厂，而是外面跑厂，专等着老板人手不够的时候来叫。急用的价格是平时的1倍。近年，在“民工荒”的东莞，打散工俨然成为一个很吃香的行业。

锦哥曾经请过10个散工，码牛仔裤后腰部位的一道缝。那个月，每个散工拿走了5000多块钱。“但赶工的时候，顾不了这些。”

“现在，我打个电话也可以拿到单做，但人手太少。”关厂前，锦哥只剩下60多个工人。一个月的房租、水电费，加在一起近3万。做一条裤子挣1?2块钱。1个月要做3万多条才可以保本。但因为人手太少，1个月只能做1万多条，根本回不了本。

工资并不是招工难的主要原因。2007年6月，锦哥开出1000元保底工资，找一个熟手工人，都招不来。“我们厂的工人，有事做的时候，基本都能拿到2000多。而且包吃包住。待遇不低吧。”

“但他们工时较长，一般晚上要加班”。锦哥认为，工时长、工作累，可能是这个行业失去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现在内地开了很多服装加工厂，分流了以往集中在广东服装加工业的劳动力。锦哥认识一个江西人，在广东打了10年工，然后回江西自己开厂，很多当地人就近就业。“服装加工业在内地中西部，或许还有一段发展时期。”锦哥说，反正广东不行了。

这个时候被淘汰，锦哥认为不是自己倒霉，而是大势所趋。“服装加工业，门槛低，一般会选择在穷地方落户，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现在，锦哥的一个香港朋友已经去柬埔寨建厂了。“在那边，工人月工资换算成人民币只要500?600元。在东莞，1000多块找不到人。”

遵从趋势，是聪明人的做事方法。“现在有机会转，就转了。”回想起这10多年做服装加工生意，锦哥感觉压力很大。“担心没单，有单担心赶不出活，出了货又担心质量，检查完了又担心收钱。一个轮回接着一个轮回。”

这一个多月，锦哥对东莞健身行业做了调查，发现周末80％?90％的羽毛球馆都是满的。他认定这是一个朝阳产业。“而且相对轻松啊，每天推开门就能看见生意，不用提心吊胆。”

年夜饭上，锦哥的儿子祝愿他“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二次创业成功！”这句话触动了他。

锦哥正忍痛与他的过去告别，他感觉这座城市也一样。

回家过活

城里找不到生计，只好回老家了

你是天上的叮叮猫，我是地下的推屎爬。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下追。”（前为蜻蜓，后为屎壳郎。本题常出现在四川话等级考题中）

除夕夜，电视里，山寨春晚的小品突然冒出这话时，何顺芳直笑得眼泪横飞。她暂时忘记了自家房顶和她的泪腺一样具备漏水功能，地震折腾的。

这是她和老公尧远雨在这所拥有15年历史的老宅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大年三十，也是16岁的独子尧定波和父母在近三年里相守的首个除夕。

尧远雨不是推屎爬，何顺芳也不是叮叮猫。可是夫妻缠绵，三年前俩人从四川泸州的农村一同到广西的钦州港做工。直到2008年10月，夫妻双双被经济危机“踹”回了老家。

由于工作量剧减，在当地生活已入不敷出，尧远雨记得，在他们夫妻返乡前，已经走掉了1000多来自各地的农民工，占钦州港码头搬运工总数的近一半。

搬运工没了活儿

从视觉上看，何顺芳比起丈夫尧远雨还要壮那么一点点，身材不高，宽度和厚度相当于城市审美标准的1.2～1.4倍。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何顺芳成为农村标准的好媳妇，敦实、勤劳、盆骨宽，生娃娃不累。

尤为重要的是，在外出打工挣钱时，何顺芳也是一等一的劳力。夫妻俩在广西做的同一工种，搬运工，从火车站到海港，从海港到火车站，哪有活干就跑哪。他们由钦州港招聘，不属于某一个私人老板。

2008年前，钦州港搬运工们约60%工作量是原料硫磺，它们先被火车装运至云南加工成肥料，再拉过来通过钦州港出口到韩国、朝鲜和越南。其他常规货物是一胺、二胺、沥青、铁矿石，量都不多。

“来的好多都是外国老板，说话唧唧咕咕的，听都听不懂”，尧远雨说。

他俩的工作就是装卸。把散装硫磺包好后用传送带装上车皮，或者是把云南拉来的肥料拆包装船。经济危机降临之前，一年到头都是如此。

也装运煤。2008年初南方雪灾期间，每一天从越南进口过来的煤炭就有200多个火车皮。那是尧远雨和何顺芳最忙的时候，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他们在火车厢顶上用铲子把煤顶削平，以方便运输。

但夫妻俩很高兴，他们能赚到比平时多一点点的薪水，大约1700。换作平时，一天工作8、9个小时，每个人能赚1400～1500，两人每月800元左右的生活费，还能为家里存2000块钱。

在钦州港度过的两个春节里，尧、何二人只在大年三十休息半天，初一都上工，尧远雨说：“加班工资高嘛。”

但进入2008年，何顺芳就很少看到外国老板的身影，硫磺没人要了，库房堆满后也就没法再运过来。其他货物的运输量也持续走低。

2009年1月23日早上10点，何顺芳从井里挑来两桶水，倒进院坝里的半自动洗衣机，拧开电源，然后双手扶在桶盖上诅咒起去年的霉运：“我们两个一共才挣八九百，好点才一千出头，咋个在那边过得下来嘛？不如回家待，还花不了那么多钱。”

换个工种呢？并不是说开叉车就比当搬运工更有面子。

尧远雨说：“开叉车在那边就八九百一个月，还不如当搬运，那边搬运是最赚钱的。显然哪样挣钱多你干哪样啊。”

离开钦州前，他们只能搬点沥青和铁矿，但活也不多。

何顺芳不知道外商为什么不来了，她知道大概是因为“经济危机”，工友们都在谈论这个名词，令她印象深刻。

他们决定回家。

返乡觅工

2009年1月31日晨，淡淡一层薄雾笼罩在此起彼伏的一座座低矮的丘陵之上，竹林、青冈树为乳白色的雾景勾勒出深青色的轮廓，挑着担子的农夫、水田中跳跃的鲫鱼，偶尔刺破村落中田园间的雾膜。

这是尧远雨、何顺芳夫妇的家乡，四川省泸州市棉花坡镇柑湾村八组。

这里田地肥沃、水源丰富，适合水稻耕种，甚至不远处还盛产荔枝、龙眼，可这并不能帮助尧远雨通过农业解决经济问题。

3亩水田可以产稻近3000斤，尧远雨会情不自禁感谢下袁隆平，尽管不记得他的名字，只知道是“专家”。但还只是刚刚够吃，如果所有人都在家的话，就没啥余粮。

产量仅此而已，没有更多的。虽然几公里外就是浩浩长江，但柑湾村附近没有水利工程，缺水就不能种两季，春小麦在当地容易得瘟病，如果不狂打农药的话一亩下来只能收三四十斤，“农药不要钱？”

“咋个不出去打工嘛？在家待着务农的话，地里产的东西连自己都不够吃。娃儿还要上学的钱从哪来啊？” 尧远雨说。

何顺芳一直在絮叨自己没文化、没技能，除了好身板外一无是处；尧远雨也嘟囔自己没文化，不咋识字，可他是个石匠，建筑施工的方方面面都略懂。

10月初回到家乡，经人介绍，当月21号尧远雨就去了地震重灾区茂县帮人修房子码砖装修，工钱每天120元。

可20多天后，11月中旬，他就从川北的茂县回到了川南的家。

“一个建筑施工队里面有很多个小老板，我们要去打工，必须有他们的介绍。出钱盖房子的人先付钱给施工队，施工队再付钱给包工头，最后才是我们，一层一层转下来。那边确实是灾区，再加上我又是外来的，价钱就不一定能够给得清。”

尧远雨在茂县待了20多天，只拿了1000多块钱就走人。从泸州到茂县的单程路费就要花200多，尧只赚了几百块钱，“那再去就实在没道理了。”

他想过单干，比如说承包工地。可承包工地要签合同，尧远雨不识字，怕被人整，于是生生把这个念头吞回了嗓子眼。尧远雨家兄妹六人，都没念过书，小时候家里太穷。因为买不起牙膏，尧远雨现在满口20块钱一颗的补牙。

除去嫁人的二姐，和在家照顾田地、老人的大哥，六兄妹中的四个兄弟常年外出打工。尧远雨排行老三，去了钦州港；老四夫妇在广州跑工地打杂，春节都没回；老五尧远海、老六尧远洪地震时正在映秀的工地上，五弟媳何洪英甚至还被压在了废墟下，到晚上才被救出来，幸而就腰和手臂受了点轻伤，现在这两兄弟没固定去处，到处打零工。

家里就3亩水稻田，随便一个人就能应付，现在是农闲时节也没啥活干。“5·12”地震对远离震心的泸州市多少还是造成了影响，尧远雨家的屋顶被震出三条长长的裂缝。

尧远雨说服自己，留下来拆旧房盖新房。他拿出积蓄的二三万元钱，向亲戚总共借了五六万，打算在3月前把新房盖起来。老大、老五、老六会帮着尧远雨盖房子，这样可以节约一大笔人工费。

何顺芳待在家中也颇觉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和1000多农民一起，2008年11月19日，她参加了泸州市纳溪区在棉花坡镇为返乡、失地农民举办的专场招聘会。何顺芳显然没挤过万人以上招聘会的经验，她觉得像“赶场”，有点小小的兴奋。尧远雨在家没去。

她只“投”了一份“简历”，签了个名，留了个电话，报名到一家当地的小包装厂折白酒的外包盒。当地媒体于次日报道有439人与招聘单位达成就业意向，何顺芳至今没等到消息，有点不耐烦，“就欺负我没文化。”

所以父母就想孩子一定要有文化，尧远雨说：“农村娃不读书咋有活路嘛？”

儿子尧定波目前就读于离家不太远的江南职高，学汽修，学费每年2000，上学每天交通费5元，在学校吃一顿午饭。

“幸亏学费之前就交清了，（他）下学期就出去实习找工作了”，何顺芳庆幸打工挣钱的压力又小了一点。

尧定波听老师说要把他们介绍到福建那边去实习，“我想出去，待家里一点意思都没得”。他从没出过泸州市的地盘，甚至去10来公里外的市区次数都不多。父母不在时，他一直和今年67岁的奶奶李桂英在另一座房子里生活。

尧远雨发愁儿子的工作：“你也帮他想想门路嘛”，“汽车修理这个专业要不要得哦？”何顺芳在一旁喃喃：“娃娃快毕业又遇到经济危机，工作都那么难找。”

幸免于地震的何洪英前不久刚去过乡里举办的劳动技能培训点，想学点裁缝手艺。“人太多了，都挤爆了，根本没上手机会，现在不知道好点没。好像还有学电脑的，那边没几个人，（大家）字都认不到。”

拆老房子

除夕后，尧家的“中心工作”就是拆老房子。

老房子位于丘陵的半腰上，离平地不到10米高。房后是一块刚种上莴笋的小土坡，坡面和老房屋顶平行，距离只有不到2米，能跳过来。

初七早上10点，尧家开始拆自家的阁楼。尧远雨爬坡上坎，不停地将已卸下的青色瓦片用两个竹编箩筐担到已筑好地基的新房址。赶来帮忙的五弟媳何洪英，和爬在墙头的尧定波，用小榔头东一块西一块地敲着砖头，把它们轻轻放到露台上。何顺芳坐在露台上用小斧头哔哔啵啵地砍去以前嵌合砖块的白泥灰，再将清理干净的砖块整齐地码起来等丈夫担下去，她的坐处正前方就是地震震出的三四米长的裂缝。

为节省费用，尧家尽可能回收利用老宅能用的建材。砖块拉过来4毛7一匹，比以前贵了不少。尧远雨说：“北边的灾区现在也在这边拉砖，所以价格就上去了。”

尧家的榔头、钢钎等工具都是从兄弟那儿借来的，原本家里有，夫妻俩打工外出后，在空置的房子里被偷了，而且被偷了两回。

一会儿，李桂英爬上了屋顶露台，前来为老宅断电的村里电工唐世泽、唐代军父子也凑上一同吹牛。

“两口锅、一个盆、扇子、锅铲瓢儿、火钳、菜板，厨房里面的全都偷走了”，令李桂英最愤愤的是，“偷儿连娃儿的书都偷走了。”

唐世泽在一旁哈哈大笑：“偷儿也晓得自己没文化。”

“偷儿欺负外出打工的，趁着没人在家，清清静静地偷，还能抽根烟歇一下再挑着东西偷。一大队的李顺民更霉，被偷了三次，连家里头的电线都被偷了。上次他回来的时候还喊我过去整电哎。他想把房子租出去，带着房客去开门，结果发现里头啥子东西都没有了。”

儿子唐代军接嘴：“哪有偷儿才欺负打工的哦？我在浙江义乌打工的时候有次上医院，门诊医生对我说，你的病有点麻烦咧，我帮你找个内科医生给你会诊一下。他打电话，那边问了两句，‘是哪儿的哦？’‘四川的。’‘干啥子的？’‘打工的。’然后那边就说‘抽不出时间来，忙得很’，就把电话挂了。”

28岁的唐代军觉得现在出不出去都无所谓。他有电工的技能，在外稍微多挣一点钱，但在家能照顾即将年迈身体不佳的父亲，何况在家不受气。于是他留在了家乡。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唐家的电工父子外出3天3夜，扛着梯子，挥着刀子砍掉挂掉电线的竹子，打掉上面的冰雪。唐老爷子还从电杆上摔下过，4、5月份一直在求医问药，他倒是饶有兴趣探讨一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他还听说国家的粮食收购价又上调了一点点：“都卖不了多少粮，调高一点点完全没影响。”喂猪也不赚钱。大前年养猪还得赔本，外出打工后，家里根本就不喂猪了。

身为农民的宿命

尧家的牛年春节预算，年前是500元。

节后，尧远雨乐呵呵地说：“只花了200块，能节省一点算一点。”

大年二十九，尧远雨去集市买了50块钱的粉条，20块钱的汤圆粉和馅，总共15块钱的花生瓜子。嗜好品里没有酒，没人喝酒，但有尧远雨买给自己的22元一条的天下秀香烟。

大年三十，他买了新鲜蔬菜。最贵的是一条10块钱的白鲢，2斤半，这种鱼在泸州市内的价格是6.5元/斤。鸡、鸭是妈妈李桂英送的，尧远雨才回家没养这些。

娱乐方面，没人打牌。尧家凑不起人，也没钱可打。经济危机对习俗都造成了影响，在广州打工返乡的泸州市嘉明镇镇民陈季平说：“今年斗地主都不敢喊大了。”

经济危机下盖新房是否明智，至少尧远雨觉得是值得的。“94年我住的土坯房倒了，不得不盖现在拆的这个房子。那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花了八九千全部是借的。这次还是不得不盖房子，但至少我有二三万了吧。那会儿都挺过来了。”

“我也老了，不想出远门再打拼，想有个安稳的房子，在家附近找点钱。娃儿也大了，以后他肯定要出去，带个媳妇回来不至于落脚个烂房子吧？”

尧定波在一旁心不在焉地敲着砖，媳妇的事情他还没概念，并拒绝透露喜欢的女生。不过，他隐约知道，从这个家里走出去，然后在某一天回来，并永远不再离开，这几乎就是他的宿命。

他暂时体会不到父亲居然在拆自家房子时还有发自内心的快乐。

老房拆了，新房子还会远吗？

16次公务员考试

2008年法学硕士毕业的周文峰背负着一个农民家庭的期望， 辗转各地参加公务员考试

几个月没有下一滴雨，春节前后，正是冬小麦需要一场冬灌来休养生息的时候。父亲拿手指捻着土块，墒情让人揪心。河南信阳和整个中国北部在这个岁末一起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旱灾。“老乡们都很忧心。”周文峰说。

但这个春节，周文峰的父亲最为担心的，不是地里干渴的小麦，而是自己28岁的小儿子。这个郑州大学2005级的刑法学硕士曾是家里的骄傲。但自2008年7月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在过去的300多天里，周文峰南到海南，北到沈阳，走遍了中国的20多个省试图寻找一份工作，春节前半个月，他两手空空地坐上火车回到寒冷的家乡。“一切事情等先过了年再说。”周文峰说。“年”在情感上，似乎对于一切焦虑都有某种缓冲作用。

但农民家庭的焦虑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老天爷仍然吝啬它的雨水，明年庄稼就会歉收；周文峰的几个在山东打工的哥哥也因为经济危机失去了工作；周文峰读书时，淘空了家里的积蓄并且还欠着6000多元的学费，如果找不到工作，会让整个家庭陷于困境。

“当官”也是一种被动选择

这是过去10多年里，周文峰家里最为热闹的春节。在外谋生的亲人们都回来了。但是，都是怀着自己的焦虑回来的。

回家之后，周文峰和父亲一块下地干过几次农活。上一次在农地里耕作，是1998年的事了。那时他在读高三，成绩优秀，家里指望着从他开始，有一个端铁饭碗的人。1999年上大学之后，这个农民之子的手指，再也没有碰过地里的泥土。一切已经非常陌生。

三年大专，周文峰花了家里2万块钱。当年，有机会花掉这样一笔巨款，在村里人的眼里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周文峰会成为“机关”的人，会成为国家干部。

但后来周文峰才知道，他赶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周文峰参加高考的1999年，恰是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开始第一年。据统计，1999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到了2008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620万人。

大学生扩招，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缓解中国就业压力的良策。但这个往后推移的压力最终还是在几年后，抵达了周文峰他们的身上。

2002年大专毕业时，周文峰就遇到过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当然最大的尴尬是，他得努力向父亲解释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在父亲的经验框架里，儿子大学毕业，就应该“当官”，成为“政府的人”。但现在，种下水稻，却收割了稗草。

2002年10月份，周文峰最终在浙江一家私立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其实当时收入蛮不错的。”周文峰说。但“当官”始终是周家心里的挂念。2005年，周文峰考取了郑州大学的刑法学硕士，打算为成为公务员，再赌一把。

当私立中学老师三年期间的2万多元积蓄，并不足以支付三年的研究生费用。学费加上生活费得要5万块钱。在沿海打工的哥哥，资助了自己的弟弟。

这一次，周文峰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资本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他是河南省一所顶级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并且已经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但周文峰对其他的工作没有兴趣。他就想成为一个公务员。

“其实也是没有选择，”周文峰说，“尽管学校从秋天开始每周都举行招聘会，但是许多出席学校招聘会的公司，他们仅仅是来坐坐，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招人！所以考公务员，是我们最现实的一条求职道路。”

现行的公务员考试始于1996年，热度一年高于一年，竞争一年胜于一年。2005年之后，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将大批求职者赶到了这里，公考因其规模和压力，被称为“中国第一考”。

周文峰参加的第一次公务员考试，是2007年5月份河南省组织的省公务员考试。未果。这年年底，周文峰又一口气参加了12月初的国考和随后广州市的公务员考试，也未果。

但周文峰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紧张，“我相信自己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的硕士毕业生，肯定能找到工作。”

几乎跑遍整个中国

2008年，周文峰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以参加各省组织的公务员考试。

“每一次都是坐硬座去，住50元左右一晚的便宜旅社。”周文峰说。为了参加公务员考试，他专门办了一个假学生证以方便买到半价的火车票。但路稍微远一些，一趟没有800块钱的盘缠，是下不来的。

但周文峰碰到了最糟糕的年份。

大学的不断扩张所试图缓解的就业压力，在2008年更加凸显。毕业生离校时找到合适工作的人数也在下降。2008年，有创纪录的560万大学生毕业，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65万。而2009年又将有600多万人毕业。然而，去年的毕业生中仍有大约15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

相对于求职人数来说，工作岗位却在减少。国务院参事陈全生提供的信息显示，2008年有大约 67万家公司倒闭，减少了约670万个工作岗位。现在，白领较多的商务型公司已经开始采取动作——裁员、降薪还有取消高额的年终奖。与此同时，公务员的待遇不降反涨，各地公务员加薪的消息为公务员考试队伍又打了一针兴奋剂。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没有什么比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吸引人，更何况这份工作拥有可以预期的薪水增长，以及不可预期的额外收入。

周文峰的研究生班里有36名学生，只有一个人找到了去企业谋职的机会。除了一个一心考博士的同学外，其他34个同学，都加入了考公务员的行列之中。

一旦有考公务员的机会，班里的同学就结伴而行。“题越来越难，但大家的分数却越来越高。” 周文峰说，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考的人太多，而职位太少。

周文峰的《申论》很好，考广东公务员考到80多分，但是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不佳，总是挂在及格线附近，把总分拉低了。在参加的16次公务员考试中，周文峰仅有3次参加了面试。

“我说不清经济危机对公务员考试到底有多么直接的影响，但我们一些在企业工作的朋友，都在酝酿着考公务员。”周文峰说。

春节在家修整的这些日子里，每过两三天，周文峰便会借邻居家的电脑，查看全国各省招考公务员的信息。“我得时刻准备着。”

2008年，周文峰花在公务员考试上的费用，仅去各地赶考的盘缠，就超过了15000元。这还不包括将近2000元的报名费。“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班几个同学因为掏不起赶考的盘缠，只能眼睁睁地错过机会。”

2009年国家公务员报名通过审核的人数创纪录地超过了105万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为历年来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一职，竞争比例高达4723：1 。

“报哪个职位容易考上，全靠运气，好几次，如果我换别的职位，竞争的人少，早就考上了。”周文峰说。

赶考的经济压力

春节在家，周文峰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焦虑。而他掩饰自己焦虑的方式便是不愿意见任何熟人，包括自己的哥哥。“花光了家里的钱读书，却找不到工作，觉得对不起家里人。”

实在见到避不开的亲戚，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每天除偶尔帮着父亲干些农活，便是在家陪着母亲说话。每天晚上，他给母亲洗脚后，自己才回到房间等待另一个黎明。

“有时候，觉得自己和民工一样。”周文峰说。“2008年12月份，我到上海参加公务员考试。那天下午，饿着肚子想找一个便宜的餐馆，大街上的吃不起，转到一些个巷子里，突然看到五六个农民工蹲在一个小餐馆吃饭，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吃得起的地方了。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偶尔周文峰也会和班里原来的同学交流一些信息。过去的一年里，全班杀遍全国大江南北参加公务员考试，还是取得了不菲的效果：全班有22个人考上了国家以及广东、浙江、辽宁、河南等省的公务员。

其他的五六个人放弃了公务员考试，到一些公司打零工。还有五六个人和周文峰一样，将在无奈中，继续坚持他们的公考之路。

但那些考上了公务员的同学，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林强（化名）是周文峰的同班同学，也是他一块南征北战四处参加公考的战友，林最终考上山西省的公务员，但他的女友考到河南的公务员。两个人不得不面临异地恋爱。

林强直到过年还没领过工资。在山西远离家人和恋人，工作压力非常大。他曾多次向女友哭诉过。

但林强的压力远小于周文峰，他一直惦记着这个曾并肩作战的战友，隔一段时间就给周打次电话。周文峰每次都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拉住林讲上半个多钟头，曾经经历过多次公务员考试的林显然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他的苦衷。

“‘痛苦’和‘压力’是每次和周文峰聊天时，他提到的最多的词语，”林强说，“反复念叨着两个词后，他就又会一次次谈到，最近的一次考试，又哪里失误了。”

“我知道，但我不好跟他提及，2009年的公务员考试，将会更加困难。”林强说。去年上百万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以及今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会成为周文峰的竞争对手。

“但我还得考，我得还钱给哥哥。”周文峰说，但今年因为经济问题，他再也不能像去年那样全国赶考了，而要选择把握大、花费低的考试。

还有几天，周文峰就要回到他在郑大校外租的廉价的小屋子去了，2009年新一轮的考试就要开始。“或许我会找个其他工作先干着。”周犹豫良久才说出这句话，他想缓和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但公务员我会一直考下去。”周文峰坚定地说。

再见，卖煤的好日子

煤老板的暴利时代暂时结束了

王瑞林拿出手机，决定给堂弟打电话问个平安。过年了，和兄弟一起合作开的煤厂停了，日子能波澜不惊地过下去，还得谢谢兄弟承担得起。

囤的煤封在库房里，工人打发回家了，只剩下一个看大门。自从2008年11月煤厂停工后，他就一直在等机会，只要两年之内煤厂还有机会重新开张，就不愁投进去的钱赚不回来：只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在，不怕换不成钱。

他不着急，虽然煤厂还压着100多万现金。至于平常的日子，有工资就够了。除了和堂弟合资的煤厂，他还有一个身份，作为鄂尔多斯神东煤田哈拉沟煤矿的正式工，每个月有几千块的工资拿，日子就不会成为问题。

后悔下手太晚

王瑞林不急，是因为他知道急也没用，因为停的煤厂不是他们一家，整个鄂尔多斯的私营煤厂都停了。

鄂尔多斯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私人煤窑和煤厂整顿。这样的整顿，差不多隔一年就要进行一次。作为全国首个亿吨级现代化煤炭生产基地，整个鄂尔多斯遍布煤矿。在王瑞林生活的乌兰木伦镇，煤更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从他小时候记忆起，拿个小铲子挖下去，就能看到黑乎乎的精煤。煤不仅让他从普通农户变成企业正式工，也让他有机会过了把生意瘾。

说起来，在煤老板里，他算不走运的，2008年初他才开始做和煤有关的生意。之所以开煤厂，就因为上手容易，没什么技术要求，只需要四五个工人，四五百万投资，一个空场地。每天，司机会从煤矿把煤拉到煤厂，然后煤厂工人开始选煤，加工分成大小不等的煤。不同的煤卖给不同的下家。煤选好后，焦化厂、电石厂和电厂的买家自然会来拉煤。

这种只需要找好卖家和买家的中间生意本来是稳赚不赔的，但2008年他们先后遇到奥运会长达两个月的封场和11月之后看起来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的整顿，让他把100多万砸在里面。

不过王瑞林并没有为此发愁。堂弟在另外一个镇的铁架厂，已经接到多达一亿的单子。有赔有挣，对生意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只要不是所有的买卖都赔了就行。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挣了一段时间“好钱”的。说起年初到五月煤价飞涨的日子，王瑞林眉眼里都是笑意，“最初，煤是每吨200多。到了5月，每吨就涨成500多。到了9月，每吨煤就能卖650元。最疯狂的时候，上午和下午的煤价都不一样。成本没变，收益却成倍地增加，那钱能赚得少？”

起初，经济危机这个词对王瑞林而言只是电视上看到的美国人惊慌一片，后来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他上班的煤矿，生产出来的煤大多出口日本。自从11月开始，就听说煤都堆在秦皇岛卖不出去。另外，过年时，本来应该发的2000多元超产奖金也没了。幸好他还有别的投资进项，一个月200元的损失，也真的是算不了什么。

虽然他的煤厂是因为政府整顿停工，但就算政府让开工，他也未必愿意继续经营。原因很简单，很多钢铁厂都停工了，所以上游的焦炭厂和电石厂就得停工，这些小厂都停了，他进来的煤怎么能卖出去？做买卖的人，都知道卖的价钱要比买的高才合算，现在连买家都成问题，怎么还敢贸然往里面投钱？

王瑞林说他最后悔的是下手太晚，要是早几年开始做生意，现在肯定赚成亿万富翁了。2001 年，煤是每吨22元，到2008年9月，每吨650元，而这几年，人工费和场地成本就几乎没怎么涨过。他认识的好多人，就是因为几年前就开始做，都发展到自产自销的程度了：买个合法的小煤窑，然后在自己的煤厂里选煤；在自己的焦化厂炼焦炭，加工成焦粉。买点铁粉，用焦粉做燃料，炼钢。多一个环节，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就上涨数倍。

转投房地产

边玉堂的煤窑就可以自己循环。煤窑、煤厂和焦炭厂一轮下来，便宜的原始煤块价格就能上涨四倍以上。当然，现在他也歇了，下游的钢铁厂一停产，焦炭厂也就没什么经营的必要了。相应的，煤窑也停了。

煤窑停工，边玉堂可没歇着。2008年赚的钱，他得在年前找个地方继续生钱。“银行利息那么低，存个几十万就行了。”

2008年，边玉堂赚的钱基本上就用在三个地方：买房、放贷和存银行。存银行是最小头，不到收入的5%。房子不能买在同一个地方，到了他这个份上，房子纯是投资，哪里可能升值就买哪里的。当然也不能太远，就在最近的鄂尔多斯和神木。剩下的一部分，上半年他准备放贷给亲戚。边玉堂打听了一下，王瑞林堂弟的钢架厂2009年肯定能赚钱，而且现在也需要一部分活钱，他就以每月每元2分5的利息放出 30万。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他懂，所以他把钱放给十来个亲戚朋友，大小笔数不等，共400万。

边玉堂说，像他这样的也就是“小打小闹”，更有钱的煤窑主都把钱放进房地产，要么就是买更多的房子，要么就是买地等着升值。王瑞林也说，投资典当行或放私贷虽然在鄂尔多斯非常普及，但基本上都是普通百姓“捡点小钱的事”，一般的煤窑和煤厂主还是更看好房地产。在全国房价一片喊跌的时候，鄂尔多斯的房子还在升值。王瑞林就没有放贷，他说还是房子好，“实实在在，什么时候都有东西在。”

边玉堂也认这个理。他刚买了一块地，估计六月底就能开工。放贷的时候，他就和典当行说好，6 月30号收钱。到那时，他就可以用这400万和所得的利息盖栋四层的楼房。他打算开个宾馆。“要是2010年后私人煤窑和煤厂还受限制，就不能指望煤了，得另外找辙。”虽然小煤窑和煤厂被勒令整顿，鄂尔多斯的国营煤矿和大煤矿还红火着呢。煤矿在，人流量就不是问题。这么合计着，边玉堂就觉得自己的煤厂和煤矿关了，可能还不是什么坏事呢。当然，宾馆不比煤矿，一年内利润翻几番的好事肯定是没有了。但如果就此可以打开另一种生意的大门，谁能说不是好事呢。这么想着，边玉堂就觉得接下来的一年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王瑞林也对2009年充满信心。堂弟的钢架厂正在建，投资在那里的钱，如果不出意外，肯定可以加倍地赚回来。再说，他们的钱也不是全放在钢架厂了，还有一部分投在修公路的项目上。“金桥银路，工业不行了，基建肯定会好的。政府发下来的4万亿，分给地方政府，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放在基础建设上。而修路，是最能给当地政府争脸的，能算在GDP里。”投资，得天天看新闻，得懂中央的大动向，这个，王瑞林懂，就像11月初堂弟和他决定关掉不可能再赚钱的煤厂，把钱转到修路上一样。“做生意的，要是没有狡兔三窟的本领，赔得血本无归也是活该。”

至少，在王瑞林和边玉堂的交际圈里，虽然今年经济危机了，赔了的，他们只是听说，而赚了的，他们认识的就有一大把。只不过，“那些煤老板们，赚了的时候，钱偷偷地装起来，买房置地；赔了，就跑出来，哭喊着说经济危机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岂不知，老是一本万利，也不正常啊。”

在危机中寻找机会

“没有倒闭的行业，只有倒闭的企业”

王毅原本的计划是，两年左右的适应期后，他的企业应当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经过双向选择，基本能够确定一批比较稳定的客户与供应商。“订单方面不必贪多，重要的是能够与对方保持持续、稳定的合作。”

这一点当然适用于任何一家OEM工厂，只是在王毅的设想里，他的企业不会永远只是一个代工单位；研发出一款特色产品，同样是他这一阶段的目标。在他看来，与其把人力物力分散投入在多个方面，倒不如先集中在某一点上，完成之后再进行下一个。“我当然想把我的想法都付诸实践，但对一个小企业来说，研发成本必须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能集中力量逐个去实现了。”

因为有过一次失败的合伙创业经验，这个30岁的年轻人在目前的公司决策上相当谨慎，但即使再谨慎，也总会有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比如说，经济危机。

危机

关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王毅先是听说的：“去年10月的时候，商检局的人跟我们说，很奇怪啊，你们到现在也还在生产，很多同行都2个月没有订单了。”

他当然没有天真到以为自己能够逃过一劫。大学毕业后，王毅一直从事吸尘器贸易，先是为人打工，而后自己创业，在这一行浸淫了八九年，自然了解在苏州这样一个代工工厂集中地，很少有谁家的订单是独家的。委托加工的企业通常乐于将一次需求的量分为若干张订单，交予几家企业同时生产，既保证效率，又享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导权。所以当别人开始停产的时候，王毅并不为自己还在生产而感到侥幸，他能从别人的处境上预料到自己的前景。

有两家同行在差不多时候倒闭了，一说起来，似乎直接可以联系到经济危机的威胁性，但王毅并不这么认为：“应该是他们本身就有问题，经济危机只是使这些问题爆发出来，而不是像原来那样，还可以勉强维持。”

因为他自己就出过这一类的问题。2004年的时候他与一位朋友合伙开工厂，他占49%的股份。但这个设想得很顺利的合作在短短几个月后就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市场的预计不准确，另一方面，也因为两个投资人在生产、管理、经营等方面上想法不统一，存在很多混乱和矛盾。他最后选择了停止合作，但“工作四五年，将近30万的积蓄，已经全赔进去了”。

而后他继续为人打工，做业务员。到2006年3月，他卖了自己在苏州和在南京的房子，卖了车，添进了所有积蓄，创办了现在的企业。工厂9月投入生产，然而在12月的时候，他已经濒临绝境：“那时候我太贪多求快，很多产品生产出来都压在仓库里卖不掉；而供应商到了年底，肯定是要来讨原材料的费用的；正好那时候有一批货被要求退货，也是因为开始时贪多求快的关系，对方觉得质量不合格，发货和退货的运费都得我承担。几方面加在一起，我有一个480万的洞要填，几乎就要破产了。”

这一次他挺过来了。但挺过来的方式可能不具有什么复制性：他以10万块卖了一套刚付了首付的房子，并以其中的8万，买了一张广交会摊位的黑票：“卖票给我的人一副见得多了的样子，问我，你是不是某某某介绍来的？我想也没想就说是。他就说包在他身上了。想起来，还真感谢这个我素昧平生而且还不记得名字的某某某了。”

然后他带着剩下的2万块，坐飞机去广州：“真的特别害怕，老担心要是那卖黑票的骗我，最后还是没有摊位怎么办；还担心人生地不熟的，带这么多现金在身上，要是被谋财害命了，还真是无声无息没人知道的。晚上睡都睡不踏实。”

好在他担心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他最后带着几个订单平安回了苏州，靠了那几个单子，他的企业度过了难关。但是放在现在，他的饱受资金运作不灵压力的同行们，显然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经济危机么，最直接就是资金的缩紧，如果本身就是资金链上有问题，那么这个形势下就很难有救了。”

员工

11月开始，王毅的工厂同样没了订单，生产线陷入停顿：“11、12两个月没开工，损失大概有200万。”

这只是最直接的资金损失，王毅感受到的额外的压力，还在于“融资也困难了，银行贷款不大能批；供应商方面也不大肯赊账，清账的周期越来越短。”

同时，他的场租、机器损耗及维护费用，以及员工工资等方面的开销，也还得照付。这是OEM厂商沉重的现实负担，远不同于他们的委托商们的轻盈飘逸，至少他们不必养这么一大批人和设备，要撤走的只是资金罢了。

当人事开支看起来越来越像企业不能承受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裁员似乎就不证自明地成为许多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必要措施。为了规避裁员5%需上报的政策，也为了节省一笔遣散费，虽然多数企业都不愿承认，但是合同到期不续，试用期满不录用，降薪、增加工作压力而迫使员工自动离职等变相裁员的方式，是很多OEM工厂心照不宣的策略：没有订单，工人的存在就是多余的。

不过王毅没有选择裁员：“我们公司总共也就五六十个员工，在工资方面的开支算不上很大，并没有到不能维持的程度；并且作为一个小公司，如何吸引人、留住人是发展的关键，所以我并不打算裁员。”

年后他会筛汰一批上一年度劳动表现不佳的员工：“大概两三个吧。”

经济形势虽然很严峻，但也还是有员工主动离职，王毅也看得很开：“很正常的人员流动。毕竟公司现阶段没办法给他们很高的工资，不开工、不加班，没有加班工资的话，要在苏州生活下去也并不容易。”

王毅所谓的不“很高的工资”是1200，苏州地区的代工厂的流水线工人，薪酬差不多都是这个水平，缴上三金，再去掉房租，所剩自然无多。

因此，他们通常不拒绝，甚至是很欢迎加班，因为能够直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从陕西来苏州打工的韩彬说，以前可以通过加班来“多劳多得”的时候，他一个月的收入能到2300，这个数字他自己都颇为满意。“但是现在都停工了，别说加班，有个工作都已经不错了。还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工作很难找，能做下去就还是做下去吧。”

韩彬的妻子没有工作，并且已经怀孕，两人住在300元租的农民房里的一个单间里，靠他的收入过活。他在苏州工作也有四年了，但一直没有存下钱来，“每个月都不能给家里寄钱，都是自己生活上花掉的。我自己也觉得很对不起父母的，可也没有办法。”

应对

要是在工厂门口贴上一个招工告示，来应聘的恐怕会挤破大门：苏州实在有着太充裕的劳动力，尤其在各工厂纷纷裁员的情况下。先试用三月，然后借故不予转正，解聘或者继续试用，同时也可以寻找下一批廉价劳动力来接手。

这种方式可以将人力成本降到最低。但是，王毅不干：“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企业家，而不是那些所谓的老板。”

在他看来，企业家的关键词是梦想，不仅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且也要为员工提供梦想与实现梦想的平台。

但相对于界定这梦想到底指的是什么，王毅更愿意强调他为这梦想做了多少努力：“2008年我至少花了4万块钱在这上面，包括我自己和员工的培训。”

先是王毅自己读了一个PMBA课程，觉得从具体到宏观，对自己运作公司、协调人事，甚至某些个人观念乃至心态，都有所裨益。于是他开始让他的员工也进行一些课程的学习：先是公司管理层，然后是各部门的一些骨干员工，年末的时候，他更索性买了 8000块钱的课时，让全体工人都上了一节人际沟通的课程。

2009年的计划中，他仍保留了这一类的培训开支。尽管在今年的订单尚不知道在哪里的情况下，谈论“公司文化”似乎略有些奢侈，但他还是对自己的构想一往情深。

“这不是说，我们对经济危机就听之任之了，相反的，我们还是在寻找措施，并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的。”

多数公司采取的cost down的方式，他并不反对，但在王毅的理解里，资金既然称为链，那么解决之道应当在于注重链条两端的互相协作：“这时候应该对供应商进行一定的筛选了，我们需要与其中的一些分道扬镳，而与另外一些建立合作关系。我想供应商是能够了解现在的处境，必须和工厂团结一致才能够克服危机；而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相信，我们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公司，现在共同分担困难，将来就能共同受益。”

在王毅的经验里，这一点并不难达成。他认为国内的供应商多数讲人情，好说话，只要自身信用过硬，货款拖延一些时日或一部分，都不成问题；在价格上也往往肯让步。“外国人就比较麻烦了，跟合同上有什么不一样，一定要详细说明这样那样的理由，他们才会考虑，结果也未必肯通融。人情社会自有人情社会的好处。”

资金链的问题缓解了，在王毅看来，经济危机的“危”也就纾解了大半。这时候有没有足量的订单，倒是其次了，关键在于他开始有余裕去寻找其中的机会所在。比如王毅认识的一个美国设计公司，以前并不注重他这样的小客户，而现在，可能因为他们的订单同样在减少，竟主动提出可以帮王毅公司设计产品。“如果没有经济危机，可能我们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培训

2009年1月16日，苏州人才市场年前的最后一个大型招聘会——名为大型，来招聘的企业却还不到10家，一楼的展位只占用了1/3都不到。

求职者却是不合比例地多，人才市场的大厅里，空余的展位多半是被求职者占用了，坐着休息，或者当场填写、修改简历。在一个招聘电话接线员的展位前，排着的长队甚至要拐一个弯。

王毅的展位前同样有很多人围观，但是递简历者却并不多：他招的是工程师、技术专员、外贸经理等职位，对专业与工作经验都有要求。收到的简历照例王毅先过目一下，提几个问题，最后问一下薪酬要求，随手都标注在简历上。

收了十来份简历，王毅觉得差不多了，打算要走。符合要求的简历他都打了个五角星，留待下周进行下一轮的面试。人事也跟他一起走，他叮嘱说：“在展位上留个联系方式，让人家好投简历，毕竟是花了钱来的。”

他先开车送人事回公司。创业那时候他把车卖了，后来挣了点钱，花一万多重新买了辆普桑。那时候他开车送当时的女友，停车以后自己每次先奔过去帮她开门，让她感觉特别殷勤。后来他才坦白：“那边的车门里面坏了，只能从外面开。”

他现在开的是奔驰。当时的女友也在去年变成现在的老婆，而他们的婚礼录像，是一部活生生的企业宣传片：露脸的不仅是一对新人，更有他的工厂和员工。

或许是因为生命中的一切，在2008年都变得相对稳定，王毅对这经济危机的一年，感情远甚于创业初始的那两年。公司不再如起步阶段的举步维艰，而是渐渐步入正轨，由此他认为，“经济危机不是灭顶之灾，不是倒退，不是不发展，而是发展比较缓慢。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都没有倒闭的行业，只有倒闭的企业，只是说明在现在的生存环境下，对企业以及企业的决策者的要求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