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炖社会主义
文/吕伟明
一
汤因比在论及文明消亡时说：“衰落起于内部的疾病，而且必然先于表面的物质原因而出现。”他对此的解释是：少数人不可能永远保持着创造性，他们一旦失去了创造性，自然而然就失去了“影响那些没有创造性的广大群众灵魂的魔力。”没有了魔力，人民就不会再进行模仿了。如果照此推理，能够以个人或集体的创造性统率整个国家的只有封建君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前者的标志是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和帝陵，后者的标志是领袖思想模式和水晶棺。所以，我认为汤因比的理论有误，站在任何体制巅峰的少数人是能够被替换的，谁也不能长生不老，关键是这种替换的体制能不能将这个国家最新锐、最有活力的力量替换到新的领袖地位上来。如果不能，那么就证明站在巅峰的少数人最终将权力私有化，由此从反面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和封建君主制度别无二致。
二
当权力被私有化，自然便产生了不公平的社会地位，由此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必然直接形成公民机遇的不对等。胡佛在论及政府权力时曾说：“我们将维护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在该社会取得相应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他的知识、资格、能力和抱负所授权获得的。”然而，在权力被私有化的国家体制下，知识、资格、能力和抱负都不能成为影响个人机遇的砝码。杜波依斯曾说：“资本主义不能自我改造，它注定要灭亡，因为普遍的利己主义绝不能给全人类带来社会福利”。诚然，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制度与共产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只要能够向统治阶层源源不断的输送新鲜血液，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巅峰布满社会精英，谁又能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日落西山？
三
社会主义大生产起源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摸索阶段，国家政策是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因此企业国有化便是为了将剩余价值从个人手中收归国家所有。后来，集体所有制成为国家所有制的补充。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些所有制慢慢失去调控市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配给制越来越僵化。对公有制的发展，卡德尔早就有灵活的观点，他认为不能静止地、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评价公有制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历史作用。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期，实行国有制是必要的。但是若把国有制当成一成不变的信条，就会造成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脱离的某种形式的再生条件。因此，南斯拉夫实行的是社会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自治在所有制方面的体现”。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在政治上表现为代表团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之间，联合劳动组织之间，工业系统之间，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矛盾，这是自治利益的多元主义。然而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用民主的方法协调解决。将所有的国家资源放到全社会中管理，并用民主方式协调社会内部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理想的设计。当然，南斯拉夫的最终分裂也是出于制度设计的原因。1970年，铁托为维护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确认每个民族都有同等代表参加国家管理，提出集体总统制的设想。集体总统制由22人组成，加入联邦的每个共和国三人，两个自治省各两人，在铁托逝世后每人轮流任职一年。铁托之后，开国元勋们先后离世，领袖的个人威望渐渐被民族主义势力取代。
四
卡德尔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国家机器强化的倾向和政治制度官僚化的危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工人官僚同工人阶级的冲突具有阶级冲突的性质。他推论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推论与毛泽东为打破“历史周期律”所找到的答案相同。不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民主是通过广泛的自治民主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通过联合劳动组织使工人直接支配自己的劳动条件和成果，通过各级代表制度使工人更广泛地参加对社会各方面事务的管理。在这种局面下，国家机关变为自治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当国家职能实现了社会化，也就为国家本身的消亡创造了条件。这是最接近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预测的一个历史曲线图。可是，在这个制度设计里没有政党的位置。当国家职能实现了社会化，也就意味着除了国家立法之外，不再有统一的约束力量，政权便自然出现了弱化的趋势，仅仅一个私有化浪潮就可以将社会主义政权推翻，并将工人阶级釜底抽薪。
五
波立特在分析英国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后，确定了英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选择议会政治路线。他设想将“议会转变为一个代表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意志的民主机构”，在“真正代表人民的议会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结束富人的统治，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变革”。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从政党利益角度来分析，波立特的路线是失败的。因为在资产阶级政党主导下的社会改良运动将一部分穷人改变成为富人，绝对贫困阶层在慢慢减少。尽管富人统治依旧。
六
格瓦拉是最古板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之一。他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及其物质基础的同时，我们必须造就新人”，然而他反对强调“物质刺激”，反对实行计件工资制，以至于取消了工人的带薪休假。格瓦拉主张国家严格执行预算控制，加强对企业的集中领导和监督，反对给企业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利。依我看来，格瓦拉的思想固然有当时国际形势紧张的成因，但在更大程度上，是那种“小国寡民”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作祟，小国寡民自然有小国寡民的简单计算方法。将整个国家的经济都落实到数字上面，永远都不会出现“深圳速度”。
七
格瓦拉的“游击中心”思想其实是二十世纪违背军事常识的冒险行动之一，后来的美国政府营救伊朗人质行动可以与之相媲美。格瓦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个：第一，是“美洲各国人民解放的道路都将用武装斗争来开辟”，“在不发达的拉丁美洲，武装斗争的场所基本上应该是农村”。这一点是正确的，也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终极战略暗合；第二，是“拉美各国人民应以古巴为榜样，立即建立游击中心”，因为“几乎所有国家已经具备条件进行这种类型的战争”。这一点就有些主观，因为古巴模式在当时条件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第三，格瓦拉认为，游击中心的建立最初只需要依靠那些能“扭转乾坤”的“天使”和“人民精华”，这些人应该“意志坚决、视死如归”，其人数只需要20至30人。当第一个游击中心人数增加到100至150人时，再派一部分战士去开辟第二个游击中心，依次逐渐增加。这一点彻底颠覆了游击战是“人民战争”的本质。当格瓦拉用英雄主义来主导军事行动的时候，游击中心和流寇已经没有本质区别。
八
庇隆认为“一个没有理论指导的政府等于没有灵魂的躯体”，因此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称为正义主义，以“社会主义、经济独立、政治主权”为纲领性口号，其中的核心便是“第三种立场”理论。不过，庇隆的“社会主义”非常褊狭，仅仅包括实行增加社会福利的措施、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者的物质待遇。他的正义主义学说的最基本原则，“是与各种对抗力量保持等距离而处于理想的协调状态，可以通过抑制两个极端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这就是所谓的“第三种立场”。说白了，就是将帝国主义分为“资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帝国主义”，对两者都保持距离，对谁都有礼貌，对谁都不得罪。所以，在后来的英阿马岛之战中，阿根廷成为全世界的弃儿。
九
1927年，阿亚在世界第一次反帝代表大会上，公开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宣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断只适用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最初阶段。不发达国家必须鼓励帝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建立起资本主义，从而产生领导被压迫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层。阿亚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意味着在他这一代根本无法验证。后来，阿亚与社会主义理论渐行渐远，四十年代初，他将美国称为“建设性帝国主义”，将德国和苏联称为“种族帝国主义和极权帝国主义”，并主张对这两类“帝国主义”区别对待。然而，阿亚在抛却社会主义理论之后迷失了方向，他的“美洲印第安主义”本意是想将民族主义运动和玻利瓦尔的理想结合起来，但是目的却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强者统治弱者的社会制度，已经陷入不可能的空想。
十
苏加诺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其量他只将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科学方法。然而在他的建国五原则里，将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协商、社会繁荣和信仰神道混合在一起，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苏加诺民族主义旗帜上的装饰品。例如，在他的“马尔哈恩主义”理论中，无产者被包括在“贫农”的概念之内。苏加诺否认无产阶级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级，也就否定了它在印尼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再例如，苏加诺的“纳沙贡”理论提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政治势力应该互相调和，团结合作，共同争取民族独立。苏加诺因此建立了反帝反殖民统一战线，但是却模糊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特别是与伊斯兰教的原则区别。这两个理论最终使苏加诺赢得了政权，但也最终丧失了统治基础。
十一
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他将政府重心放在发展公私营并举的混合经济。一方面，他主张基本工业、战略性工业和公用事业为国家所有，建立公营经济，并尽快予以发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要加以限制。尼赫鲁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必须看成一个整体，为此他主张在经济计划的途径下，公私营应各有自己的经营范围。于是，印度的贫富差别在混合经济的背景下，以空前速度扩大起来。绵延到今日，印度不仅有富豪屡屡冲击世界首富榜的位置，也拥有世界上最壮观的贫民窟。尼赫鲁的观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基本相似，那么，中国的贫富差别又该用什么方法来避免或者缩小呢？
十二
与庇隆不同，班达拉奈克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企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左倾，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将会汇合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中间点上。在国际关系上，他采取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阵营。因为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斯里兰卡孤悬海外，参加哪一个阵营都不保险。然而班达拉奈克的思想逐渐成为自由党对外主张和平、中立、不结盟，对内实行国有化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也是一个弱国的必然选择。可惜的是，弱国无外交，斯里兰卡独立后，一直备受民族分离主义的摧残和印度的染指，这是客观条件的原因，与先进的思想无关。
十三
同样是标榜社会主义，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最离谱，因为他主张信仰宗教、实行全民民主、在合作范围内实行土地私人所有制、反对暴利、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和矛盾。不能不这么认为：纳赛尔想同时扮演穆罕默德和甘地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角色。然而，纳赛尔认为：“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独立是没有价值的”。他对这一点看得很准，因此收回了苏伊士运河，因此与以色列势同水火，因此丢掉了西奈半岛。
十四
当齐腊纳纳宣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百分之百的事了。齐腊纳纳说，马达加斯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反省的社会主义，受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启迪的社会主义，但首先是切实可行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它将不顽固坚持那些常被事实抛在后面的伟大理论而生存和兴旺下去。这个社会主义将在劳动、平等、博爱及对祖国的热爱中，在我们祖先的社会主义传统的觉醒中建设起来”。这种“社会主义”的标志，一方面是实行“计划化”。另一方面是使用“社会主义方法”，如建立合作社、混合经济公司，甚至共管公司，以弥补私人主动性的不足或避免弊端，并不妨碍私人企业制度的发展，国家实行自由主义方针。齐腊纳纳说“马达加斯加社会主义不是针对资本家”，并且他甚至说：“我反对一党制，我相信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的效能”。如果将齐腊纳纳的理论用于实践，马达加斯加现在必定成为一个强国。然而，在齐腊纳纳任总统的十四年时间里，他对内独裁，对外奉行亲法政策，经济恶化，1972年10月被迫下台。华美的词藻可以将一个卑鄙的人塑造得无比高尚，但是却不能掩盖政权的本质。
2009年2月9日2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