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的名义GDP跃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为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一位。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不过，最近5年的经济发展才是这30年中最快的。2001年中国的GDP为日本的1/3，而2007年已达到3/4。今后，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话，那么，中国将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这将不是日本一直以来的默然和想象的2020年，而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一、中国经济的问题
中国经济在这5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贫富差距、地区发展差异、环境破坏、社会不公正、国民不满等批判中国改革开放是错误的言论和势力开始在中国出现。当今的胡锦涛与温家宝政府一方面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另一方面提出5个统筹，高举和谐社会的理念来批判上述批评意见。的确，中国目前的这种错误是长期的粗放型与单一发展路线的结果，批判并不是对症疗法，探索和改变发展模式才是真正消除这种批评的根本。
1．发展模式的转变
高速发展的经济导致中国经济社会的急速变化，其中象征之一便是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完全雇佣。中国一直强调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解决是一个头疼的问题，然而，2006年至2007年的调查却发现，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并不正确。基于此，一些研究者认为 2009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达到均衡状态。一直以来，中国的低工资和优良的劳动力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口号，但近两三年这种状况却发生了改变，在广东就出现招工困难的情况，最近，全国的工资持续上升。不注重成本、只顾增加劳动投入、重视产出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已经结束，今后中国面临向注重生产率的更高发展模式转变。
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大多国家都经历了上述发展道路，以东亚为例，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转折点，此后实现了工资上升、收入增加的高速增长时代，同时出现了被称为“一亿中流”的国民意识和社会的变化。之后，韩国和台湾也迎来了被称为腾飞的社会与政治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独特政治形态国家里，经济的发展决不只是经济社会的变化，更重要的结果是国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始关注 10年前难以想象到的舆论和媒体动向。如果排除国民对政治的敏感，那么，对政治的批判将和以前一样不复存在。40岁以上人们的价值观和20岁左右的人们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之前人们难以考虑的农民和弱者的人权问题已经被作为社会问题开始受到重视。经济的高速增长正引起中国国内的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产品的成本低廉而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最近主导改革开放的政府和学界对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提出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观点，即说中国产品成本低廉是以社会成本的高昂为代价的。胡锦涛政权想要建立的和谐社会的深层原因即是此。为此，中国方面的政策发生了改变。1）改变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发展观，GDP的增长不再是考核地方领导人政绩的惟一标准，社会、民生的稳定和环境保护被纳入其中。2）打破二元制社会结构，削弱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区别对待的户籍制度的束缚，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正在进行。3）改变产业结构，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改变放手外资进入的政策，取消外资的优惠税率政策，鼓励对外投资。4）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变过去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经济发展道路，将环境成本反映到经济发展中，追求减少公害、节省能源的经济结构。
2．人民币升值
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与人民币的汇率过低有很大关联，海外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和外国在华投资成本过于低廉而多有批评，反对这种人民币汇率走低的政策。但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这种走低的汇率政策导致中国成为美元买入市场并维持低利率投资政策，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中国政府面临过剩投资和资产泡沫的苦恼，从2007年后半期的物价上涨的速度就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在信贷方面进行了更多的限制，但收效甚微，中国政府终于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因此，加快了对美元的调整速度，这对中国出口业造成很大影响，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而言，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将是一个新的挑战。
3．建立福利国家
社会安全网络的完备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和谐社会必不可缺少的要素。没有财力是难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如今，中国开始从19世纪型的资本主义向福利社会的方向发展。为此，支付落后地区的养老金、失业和生活保险，减免农村的税收，扩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扩大西部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建立农村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民工的福利都是必要的。
4．强化劳动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对后世界工厂时代。
以单纯的劳动力投入来增加产出的一贯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近来新劳动法的实施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企业中引起强烈不满，修改法律和提高劳动者工资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不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单纯期待生产率的提高将是困难的，今后对劳动法的强化和合理化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
5．转换和缩小政府职能
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给人一种印象，即中国政府的经济实权过于强大，社会保障和法制体制等公共服务依然弱小，微观经济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权压倒一切。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控制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有审批权、银行国有、国有企业、集中预算和土地分配权等。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该具有判断力的政府却导致了许多问题，强大的权力集中造成了官员的腐败和实情的掩盖、少数决策者的无谋和误判造成投资的失败或浪费、政府代替市场掌握资源分配权而造成经济效率低下。这些强大的经济实权不局限于经济政策的中立政策，对企业的指导和干预频频进行。由于政府的介入而导致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幅提高，阻碍了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然而，最近的经济增长中，随着税收的增加、土地价格的上涨、国有企业市价增加等出现经济实权强化的倾向，问题不仅未得到改善而且更加严重。共产党和政府之间既得利益共同体的休戚与共关系得到强化。基于这种观点，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是缩小业已扩大的政府职权，政府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否将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最终难题。
6．环境友好型经济
环境破坏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也是中国近年来政策变化最剧烈的领域。中国偏重重工业的资源浪费型、环境破坏型的发展已经招致了世界的不满，因此，中国在此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目标。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和电力业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能源，这些大型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能源节省政策还有很长的路，中国的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能否实现还要看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能否实现，今后中国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拭目以待。
二、崛起的中国与世界
日益崛起的中国需要克服落后感，直至18世纪，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和繁荣，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国被列强所歧视和欺辱，落后感在列强眼中产生，同时在中国国民中普遍存在。如今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开始表示敬意，中国的落后感开始减弱。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要恢复与悠久历史相称的大国地位的自信和强调符合大国地位的责任却充满了疑惑和不满，总之，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和急剧变化尚未完全适应。
国际地位的上升并不是与国民意识的变化相匹配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理解为全体国民均等受益。目前，在中国存在着受益者即胜者与受害者也即败者之间严重的两级分化，前者的典型有中央政府、国有企业管理者、沿海地区等，后者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企业改制中的失业者、渴望就业的年轻人和内陆地区等。受益者和受害者的立场截然相反，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评价也不一样。
受益者认为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的地位的确开始提高，中国成立投资公司、利用外汇收购美国的国债、收买国外企业，中国收购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切的原动力都是基于中国作为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分子的自信。然而，受害者对于世界的看法却不同，在中国与海外的冲突事件中，具有过激行为的愤青绝大部分是这些人。这部分人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境遇不满，对于世间的不公愤恨，一有机会便进行发泄，但这种行为却被改革开放受益者标榜为爱国主义。
弱国心理在与海外的经济往来中时时作祟，如果外国人赚取利润了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出卖了国家利益，这与战前不顾国家利益，只谋求私利的买办的影响不无关系。担心合作方多得利益，不遵守协定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国由于不了解国外的商业规则，造成外国人对中国不可理解而过度防御，形成外国在中国赚钱难的印象，这些都是弱国心理的负作用。
在中国崛起并迈向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和世界人民都需要心理的过渡期。普通的中国国民都是具有改革开放受益者与受害者两种心理的中间派，这种受害者的心理有时会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的反日游行、中国对于海外关于西藏暴乱的评论以及对于海外阻碍奥林匹克火炬的反应等都是表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于前途的自信、希望与创伤、落后感等交错在一样，这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
长期以来，中国重视国内的稳定而进行信息的统制和管理，共产党和政府为维持政治稳定而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许多问题，不仅有上述的民族主义管理的问题，而且对海外关于中国的评价进行遮盖和加工，阻碍了中国国民获悉海外批评中国的言论，造成中国国民对海外的批评感觉不顺耳，出现盲目地反对。中国政府对于信息的控制将难以维持国内的稳定，相反却出现对稳定感的担忧。中国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且强调世界的和谐，然而这种国民感情的刺激却引起了世界的困惑和恐慌，中国的传统教育史观与国际社会的和谐之间存在很大的障碍，中国今后应注重有关善于倾听海外的相左意见、听见不顺耳的意见而不激动的国内教育和民族主义的培养。
对于中国的崛起和问题，中国要拿出勇气让海外的声音反映到一般的国民中，与国际社会的真正和谐才是中国稳定发展的真正问题所在。作者：［日］津上俊哉/文 张利军/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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