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车票售票制度检讨:票是啥?票就是钱,是人情

来源: 2009-02-03 12:15:59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春运之所以这么难,还是因为运力严重不足。老百姓的怨气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售票“不公平、不透明”。火车票难买已上升到一个社会公平的高度……

一个火车票代售点的秘密:领导电话批票

约半个小时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在代售点进进出出。有的到窗口说两句话,拿上票,就匆匆离开。有的则站在一旁,焦虑地走来走去,不停地打着电话

1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吉林省吉林市九台街客票代售点。


一名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焦躁地在这个仅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内走来走去,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说了几句话后,他将手机从售票窗口递给了售票员。隔着玻璃,能看见售票员频频点头。几分钟后,红衣男子轻松地拿到了当晚到牡丹江的卧铺车票。

“电话那头让我说话小点儿声,说是今天有检查的。”红衣男子放低声音对同伴说。接着,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喃喃着:“也没觉得谁像检查的啊。”

此言一出,周围等着的五六个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笑得都有些不自然。

“xx打电话来了吗”

“这个窗口买的票都是有领导批了条子的。以前是批条子,今年为了不留证据,改打电话了。”该站铁路职工李昭(化名)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据了解,神秘窗口的前身是售票大厅的16号窗口,不久挪到了寄存处楼上的18号窗口,之后搬到了某宾馆的代售点。到2008年,又转战至九台街。“16号窗口尽管在售票大厅紧里面,可当着大庭广众递条子,那些买票的老百姓瞅着就来气。”李昭解释说。

九台街位于车站不远处,但与熙攘的车站有着天壤之别。短短的小街上,只有几家饭店和小卖部。再往里走,能看到沿街两扇灰突突的卷闸门。两扇门中间挂着“客票代售处”的牌子,很不起眼。每天早上八点半,右侧的卷闸门会准时打开,下午四点,又会被拉上。

售票窗口里面,两名售票员除了卖票,不时地接着桌上的电话。桌子上的登记表上,写着买票张数,在“工作单位”一栏,留下的则是电话号码。

“你也是等站长电话的?”一名穿米色大衣,梳马尾辫的女人小声和本刊记者搭讪。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不找关系,哪儿能买着票啊!其实,能不能买着,还得看找的是哪个领导。”

1月19日上午10点至10点半,约半个小时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在代售点进进出出。有的到窗口说两句话,拿上票,就匆匆离开。有的则站在一旁,焦虑地走来走去,不停地打着电话。

“××打电话来了吗?” 一名年轻男子把车停在路边,冲进来就问。售票员不慌不忙地拿出四张去大连的票。年轻男子看过皱了下眉头,“能给我两张下铺吗?有老人和孩子。”“没有了,一共就剩10张了,给你留了四张。”售票员客气地解释。“能买到就不错了,还挺挑。”旁边有人小声嘟囔着。两三分钟之后,年轻男子带着满足的笑脸离开。

上午11点,是代售点下班时间。将近11点时,穿米色大衣的女子还是没有等到站长电话。她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有检查团来的缘故,站长开会去了。而她的丈夫则在一旁着急地把头往墙上磕,“这要一年多几次春运,这墙还不得被磕烂了啊。”男人用标准的东北口音开着玩笑。女子木讷地看了眼丈夫,走到售票口问:“11点以前站长不会打电话过来了吧?”售票员同情地看了看她,说:“够戗了,下午一点以后再来吧。”夫妻俩沮丧地离开了九台街。

1月20日,按照代售点提前10天售票的规定,卖的应该是1月29日(正月初四)的票。当天上午,本刊记者在九台街代售点注意到,这里多了两个武警战士站在售票窗口两侧。每进来一个人,他们都会投以警惕的目光。买票的人比前一天少了很多,清静的大厅里,一度只有两名售票员和两名武警。

一位车务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两个武警战士是负责维持秩序的,“别看来这个点的人少,大家门子都硬,来了谁都不排队,有时候甚至能为争一张票打起来。比方说两个人全是一个领导批的,凭啥给他不给我啊?”

这位工作人员说,他来替领导拿去上海的车票,但由于站长开会,还没打来电话,只得耐着性子等,“我们车务段自己买票也困难,不过再难,车站的票也都得给我们留一些。而且再难,站长手里多少都得有点儿。不过要说买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市里。”

而当本刊记者就此事对吉林站客运主任高景瑞进行采访时,他称自己并不清楚是否有所谓的内部窗口,并称站长手上“应该不会有票”,“因为管得太严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红线,谁触谁马上就完。”

前20位差不多能买到卧铺,之后的就够戗了

同样是1月20日上午,九台街二三百米外的火车站售票大厅早已人山人海。排在前面的人们横七竖八地坐在凳子上。卖北京票的窗口前,一位老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从前一天晚上六点多就来等着了,“我要买初五的,已经排了一宿了。”而此时,距离晚上八点的发票时间,还有近10个小时。

“以前是早上八点发票,就是为了不让老百姓排通宵,才挪到晚上八点的。没想到这样一来,他们排的时间更长了。”李昭感叹着。正在大厅维持秩序的乘警高金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的人已经排了两天了。

“其实我可以托朋友买票。”正在排队的一位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很多同学就在车站工作,一个电话过去就能给解决了,“可托朋友买票得请人家吃饭,至少也得花上100块钱,所以,还是自己排着试试吧。”

晚上八点左右,售票大厅的大门紧紧地关着。上百人守在大厅外,一些警察和工作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里面正卖票呢,卖完了你们才能进去。”挂着沈阳铁路局工作牌的职教专员王玮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五点多时,售票厅大门就关上了,“那里面满满当当的,怎么也有上千号人。八点发票,八点半应该就卖完了。”

王玮说,“你要想买明天晚上售票的车次,最好今天晚上就在这排着。”

八点刚过,售票大厅出口的门打开了,买到票的人在警察的疏导下,从人群中拼命往外挤。一位刚买到去天津车票的老人一脸兴奋地说,他不到凌晨四点就过来排着了。“我是第15个,前20位差不多能买到卧铺,之后的就够戗了。”

售票大厅门口等着进去的人们或扒着头往里面张望着,或和周围人打听买票的情况,不时能听到一声声叹息。当天,吉林市下着中雪,最低气温在零下20度左右

内部职工称春运期间火车票被分得支离破碎

票是啥?票就是钱,是人情

“谁都别跟我提买票!一提就闹心!”李昭苦笑着对本刊记者说,“最近这两年,我们内部职工都买不出来票。你问我票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了。”

据内部职工透露,春运期间,火车票已经被分得支离破碎。“就我们观察,票额一个是各地分了,也就是预留票;一个是内部分了;再一个就是票贩子倒卖了。”李昭透露说,预留的是少数。这些年,由于内部改革,吉林站归了吉林车务段,领导也多了起来。“ 有时候站长也没办法。比方说路局领导找站长买票,站长不给买,那不好交代。前两年,真正拿到网上面对公众卖的票,能有50%就不错了。今年查得严了,估计能好点儿。”

“以前写条子也有讲究呢。”50多岁的铁路员工陈彤(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写着“协办”字样的条子,属于可办可不办的。有时领导抹不开面子,就这样对付过去。“拿着这样的条子去指定窗口排队,不一定能拿到票,人家会告诉你卖完了。还有一种条子一看就是必办的,这些都有说道,内部人士一看就明白。今年就不行了,怕被媒体曝光,怕被检查组抓着,全改打电话了。”

陈彤笑着说,改打电话后,免不了出些内部问题,“前几天,领导打电话给一个人批了一张票,售票员登记的时候故意写七张,剩下的自己落下了。最后查出来,把领导气得够戗。可是也没证据啊,因为没条子了,谁都没法证明。”

李昭告诉本刊记者,是有烦人的时候,但也是个权啊。“票是啥?票就是钱,是人情!”

对50岁的陈彤来说,火车票带给他更多的是哥们儿。方寸之间,他收获了很多友情,甚至做人的尊严。

上世纪90年代,陈彤被调到了客运部门,当起了客运员。而此前,他只是铁路某边缘部门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在那个部门待了18年,根本没人理我,开同学会大家也想不起来叫我,因为你什么都不是。等调到客运,朋友就多起来了,哪儿的朋友都有。人就这么现实。”

当了两年客运员后,陈彤摸到了门路。几年下来,大家也都认可了这个讲义气的老实人。“别的我不敢说,就今年票这么难买的时候,分管票务的领导就跟我说了,只要我找他,肯定没问题。”除了托人、找关系,陈彤有时也自己排队买票,“今年说不让铁路职工买票,即便是排队也不行。有时候朋友求到了,没办法推,我就乔装去排队。”

陈彤说,前些年每到春运,他都能挣上两三万。“有时候不是我多收人家钱,而是春节过后,人家就找我来了,说是要么给你买了笔记本吧,要么送你个手机吧。其实钱不钱的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交到这么多朋友。”

异地通勤制度也使火车票变得紧张起来

2008年春运,沈阳铁路局曾提出过“谁批票谁下岗”的说法。“当时我们全都信了,都跑到售票大厅排队买票。”铁路职工张丽(化名)对本刊记者说,“我们都寻思这次票能多点儿。结果,我们一个同事就排在第四位,愣是没买着。那年票也没见多,也没见谁下岗。”

张丽认为,近年来,票越来越难买,和铁路局自身改革多少有些关系。

“先是把吉林站归到吉林车务段。到买票的时候,车务段领导就先把票扣下了,车务段光副段长就有五六个,再加上书记、副书记什么的。内部普通职工都买不到。”

张丽透露,异地通勤制度也使得火车票变得紧张起来。“异地通勤,也就是说,我们吉林站的职工每天得有百八十人坐火车去长春上班,这样一来,车上几十个座位被铁路职工占了。春运期间也不例外。改革的时候说是为了节能、减耗、提效,现在看来,有限的运能还被铁路职工占去。”

2007年改革至今,管理上难免出现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上下不衔接,一些弊端都暴露出来了,比方说运能组织不当。”李昭告诉本刊记者,夏天旅客少的时候,有些车居然会加车,好几节车厢空着;到了春运运力不足的时候,反倒加不出来了车厢,“据说把车调到南方了。另外就是动车组的问题。旅客去买票,售票的告诉人家,只有站票了,想坐着就买动车组去。有的旅客为了省点儿钱,说站着就站着吧,结果上车一看,空着两节车厢都没人。人家一看就特生气。”

总觉得社会挺不理解春运的

从售票大厅一侧的小门进去,便是吉林站站长办公楼。“以前我上楼找站长批条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不少同样等着批条子的人。”张丽透露。而今,这个小门紧紧地锁着,上面贴着的纸上写明,春运期间,不能随便进入。如有要事,得跟相关联系人提前打招呼。

“这几年压力越来越大,每到春运,人都忙得连轴转。可总觉得社会挺不理解春运的。”吉林站客运主任高景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曾经在春运期间连续在办公室住了40天。他的办公室一侧,摆着一张单人床。

据统计,今年春运期间,吉林站预计旅客100万人,日均2.5万人,同比增长2%。“吉林属于欠发达地区,外来打工的人不多,所以节前很多车坐不满;到了初五、初六、初七,从外面回来过完年的人又都往外走。这三天的票就特别困难。”吉林站纪委书记郭子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今年在售票组织上,车站与公安部门、武警部队一同维持售票秩序。”高景瑞说,光武警就有30人,到了每晚八点发票的时候,一些科室干部也要上岗,帮助维持秩序,“为了避免售票员有什么违规行为,每个售票员身后都有人盯着。”

1月20日晚上,买到正月初五车票的老张乐呵呵地对本刊记者表示,今年管理确实比往年严很多,“以前都是给排在前面的50个人发号,有的人拿了号就回家歇着了,等该发票了再过来,那些一直排着的人肯定不让啊。今年改成两个小时点一次名,要是你两个小时没到的话,就把你名字勾下去。”老张说,他本来拿到的是25号,最后挪到了17号,“一人只能买两张,而且据说三天内,要是同一个人再来买票,就会被抓到。”

乘警高金祥说,他们重点打击对象就是票贩子,“今年还没有抓到,吉林这地方卖高价票的本来也不多。”但车务段的一位工作人员却透露说,很多票贩子雇了老年人来排队,一人买两张。这种看起来完全正规的方式,公安部门也没法打击。

“春运之所以这么难,还是因为运力严重不足。”高景瑞认为。”

吉林四平市副市长称票务制度为真正票贩子

火车票售票制度检讨

机场怎么就不用那么多警察维持秩序啊,因为到机场的人都是有票的,大家心情是阳光的


1月18日下午四点多,在北京站售票厅,《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这里的窗口前已经排满了人。一些“钉子户”坐在从车站广场上买来的小马扎上,坚守在最前线。学生售票窗口前,几个人或百无聊赖地坐着看书,或倚靠在一起打盹。另一个窗口前,一位着绿色大衣的中年男人干脆在地上铺着被子熟睡。

这一天,北京西站启动了橙色预警。

“票是不好买,可这些年春运坐火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吉林火车站客运主任高景瑞告诉本刊记者。另有铁路内部员工认为,正是因为客流量大,导致票贩子屡禁不止。

1月15日,吉林省四平市副市长李欧在他的博客上写道,“要乘火车的人多,造成火车票紧张,从而导致票贩子多”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李欧表示,中国的票务制度不改革,别说2012年,就算3012年,春运难都解决不了。”

火车票难买已被上升到社会公平的高度

“中国人历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但凡出来违背公平的事情,肯定引发众怒。”吉林市铁路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对本刊记者表示。

这一说法在2009年春运伊始,便已得到印证。

不久前,“实拍2009年1月10日9:03北京站37号售票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起来。视频内容显示,一中年女售票员不顾旅客抗议,在放票时间拉帘停售,同时大量出票存放。这段视频被网友们认为是“黄牛票”的源头。随后,北京站乃至铁道部先后出面澄清。

1月15日,在铁道部的第二次春运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国表示,这是“北京站为了提高售票效率,方便群众的做法,不存在以票谋私和内部倒票的问题”。

尽管被认为是场“误会”,但“37号窗口视频”事件从某种程度上重挫了“黄牛党”的锐气。

“这事情一出,对我们生意影响太大了。”一位自称强哥的票贩子告诉本刊记者,“混得久的都知道不能再卖了,胡总书记都出面表示要解决买票难的问题,证明风声已经非常紧了,我们的业务员早就已经放假了。现在你要是还能找着票,遇到了就千万别错过,过两天更买不到了。”

据了解,在互联网上以转让的方式倒票,也是“黄牛”们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在各种二手信息网站上,每年节假日,火车票转让都会成为最热门的访问对象。

“以前‘黄牛’只能去火车站转悠,向旅客兜售高价票,被举报的风险很大。现在好了,坐在家里就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打开市场,没有市场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供应。”某旅行社员工告诉本刊记者。

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点,铁道部在“37号窗口视频”事件之后,明确表示禁止网上出售火车票。目前,酷讯网的火车票转让信息发布和查询功能已经停止。

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质疑,铁道部新闻处在回复《瞭望东方周刊》时说:“我们的售票系统很完善,根本不存在漏洞。现在各种传言很多,有些所谓票贩子的话也不能全信,你们可以现在就告诉我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通知警方即刻抓捕!”

“‘37号窗口视频’事件虽然事后被认为是一场‘误会’,但公众的舆论对我们铁路人员的压力很大,尤其是胡总书记就火车票问题批示后,显而易见,火车票难买已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上述吉林市铁路部门的人士说,“它已经被上升到社会公平的高度。”

上述人士还有些抱怨,铁道部对基层铁路工作人员的处理相当严格,“谁倒票就下岗”。


票务制度被指是“真正的票贩子”

四平市副市长李欧在博文中提到,让公安机关到铁路局、售票室去抓票贩子。此言一出,很多网友愤愤不平地将矛头对准了铁路职工,认为正是因为内外勾结,才使得票贩子如此猖獗。

“我所指的票贩子,不是说铁路局、售票室里的人。”李欧对本刊记者表示,“那些倒票的人是现行制度造成的。按照市场经济,票贩子也是先排队,买了票再卖出去,他们会造成很多旅客买不着票,或是买高价票,但这是制度造成的。”

李欧说,他所指的“票贩子”,是现行的售票制度,“制度是根本,制度好的话,坏人办不了坏事;制度不好的话,好人也办不了好事。”

李欧认为,民航之所以不会出现类似问题,主要因为是实名制售票,“即便票贩子拿身份证买了票,买完再往外倒。可买票的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就用不了这张票。所以,不会有人买这种倒来的机票,票贩子也就没了市场。”

李欧的另一个观点是,不要让老百姓有集中购票的场所,“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火车站,挤了多少人啊,大家一个个都是心焦气燥的。这时万一有个导火索,很容易引爆群体性事件。我是搞政治的,所以会从政治上考虑。铁路部门也一定要讲政治,不要认为群体事件是公安局处理的,那是你票务制度造成的。现行的票务制度给了人们一种幻想,觉得我在车站这样等,就能等到票了。机场怎么就不用那么多警察维持秩序啊,因为到机场的人都是有票的,大家心情是阳光的。”

1月14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答网友提问时给了人们一个光明的愿景,到2012年,“一票难求,一车难请”的情况将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2012,成为了人们满怀期待的一个年份。

王勇平不久前指出,“一票难求”主要的原因是运输能力不足。

“自从有铁路以来,国家始终在投入。但实际证明根本不可能解决春运难,说2012年解决,可能过于乐观了。”李欧给出的理由是,运的人越多,马上有更多的人想要通过铁路这个方式解决出行问题,“比方说我吧,我好多年没在家过年三十了,就是不愿意去凑春运的热闹。但要是你哪天告诉我说,春运不难了,我肯定拖家带口坐火车去。我相信,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还有很多,到时候,春运又变难了。因为我们的运力不可能解决全中国人的集中出行问题。”

在李欧看来,应该建立公开、公正的票务制度,“比方说,我有时候买机票,上网一查,发现没有了,那我就知道确实是卖完了,而不是某个地方倒票或是被什么人留起来了。那我能怎么样呢?只能去自动调节我的出行时间,肯定不会抱怨民航。铁路也是一样,你的票务制度透明了,大家就会根据实际情况自觉调节。”

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

李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认为,制度的改变恐怕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票务制度改不改,要看博弈的结果,最后由铁道部来定。这就得看铁道部对改革的利弊权衡够不够。我认为,如果不改,人们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全都改成公司,或分成两个铁路网,像移动和联通一样。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会有人提出让外资进来,那这个民族产业就被完全冲破了,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那么怎么才能不搞到这么严重呢?很简单,改变票务制度,维护绝大部分群众和铁路职工的利益。现在的机制其实也不符合铁路职工的利益。”

李欧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的博文发表后,还没有得到铁道部的回应,“没反应就是有反应,我想他们应该很慎重地去研究了。如果他们真的不认可的话,是会反驳我的。我不是针对铁道部的官员说什么,因为这些制度都是历史上沿用下来的。目前,在打击票贩子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前文提到的吉林铁路部门职工也认同这一观点,“一些旧的制度的确是历史遗留,但让铁道部门自己去改革,难度比较大。”这位人士谈到一个细节,“每年各地铁路公安都召开新闻会,说抓了多少‘黄牛’,缴获了多少张火车票,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今后是不是可以对这些‘黄牛票’的来源也查一查呢?结果公布出来就是对不正当票源的一个打击。”


宁波推出实名领号购票制度引争议

宁波:改革的成本与阻力

对于外界闹得纷纷扬扬的火车票实名制,“黄牛”史胜杰不以为然,他觉得,那都是一些书呆子的天真想法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浙江宁波报道

就在半小时前,王蓓蓓花了280元钱,从黄牛手中买到这张票面价为55元的普快无座票,这意味着,她要站14小时才能到家。

老家在安徽阜阳的她,像一只候鸟,冬去春来每年往返一次。

“去年只要200来块,今年涨价了。”王蓓蓓无奈地告诉《望东方周刊》。而她更多买不起高价票的老乡,会徘徊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等待着下一次增开临客的机会。

“搞什么实名制嘛,买票不方便,倒把黄牛票给折腾贵了。”王蓓蓓说。

“实名领号购票”

王蓓蓓所说的是宁波火车站2009年春运实行的“实名领号购票”制度。

据悉,宁波实行的火车长途车票“实名领号购票”由领票号和购票两部分构成。第一步是领票号,从1月1日起,购票人可凭借身份证到宁波国际会展中心,领取票号单。

在领票号过程中,工作人员会将购票人的身份证数据录入系统并进行核对,如发现身份证户籍地与购票目的地不符合的情况,工作人员将拒绝提供购票号。

第二步是购票,购票人可凭借领到的票号,到宁波南站火车站售票处购买火车票,一人一次限用两张票号。

王蓓蓓回忆起排队领票号的场景:1月1日上午八时左右,国际会展中心的领票台前,就已经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人,有的披着棉被,有的带着热水壶。

她见此扭头就走,“排两次队才能买到票,耗不起时间,不如直接买张黄牛票来得干脆。”

买票要排两次队,这让宁波的“实名领号购票”一推出就引起争议。除了购票人要排两次队外,两次购票现场的秩序维护,也算是成本。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领号期间,宁波市公安局每天要出动100多名警员,加上现场200多名保安,共同维持现场秩序。除了投入巨大的人力外,公交公司还增开线路和班次,疏散领票号的人群,环卫部门还安排临时厕所。

铁路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也只是一种应急模式,“能有效遏制‘黄牛’倒票。”

客票大需求的背景下,春运依然是“黄牛”的聚宝盆。

1月18日,正当焦急等待回家的人一票难求时,站在广场边上的史胜杰(化名)却气定神闲,他辛苦了半个多月后,终于有了收获。

他是专门做“两头倒”的生意——节前到宁波来倒票,节后到贵阳去倒票,忙碌完后,悠哉地等着下一年的春运到来。

作为“老黄牛”, 史胜杰精通倒票之道,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五年前,我们都是找熟人批条子,联系宾馆代订拿票,现在这些路子全封掉了。现在被查到,火车站售票处谁出的票,谁就要被开除,都不敢做了。现在的票都是靠排队排出来的,我老婆负责从网上购一些退票。”

谈到今年的倒票行情,他显得如释重负:实名制也不过如此嘛,“黄牛票”涨价不少,要怪就怪实名制吧。

“黄牛”所有的购票成本,最终转嫁到旅客头上

面对宁波火车站推出的“实名领号购票”制度,史胜杰和他那些伙伴们准备充分,早在2008年12月中旬,他们就听说要搞领号购票了。其间他们多次交流商讨如何突破火车站的“实名领号购票”。

“最后决定,采用人海战术,人多力量大。”史胜杰为此专门借来一辆面包车拉人。

“一个人的身份证只能领两个号,为了保证今年自己能抓到300张票,你想一下我要部署多少人。”史胜杰说。

据史胜杰介绍,过完圣诞节,他就开始在劳动力市场寻找领票号的临时工,“只要贵州、四川和安徽阜阳方向的人。”

从1月1日清早开始,史胜杰用面包车将20多人陆续拉到宁波国际展览中心排队领票号,他的老婆小青则在展览中心门口负责接应,那些人领到两个票号后,小青每人现场发50块钱劳务费。

按照史胜杰预先的想法,只要多带些人,就能多领票了,“先找几个人排着长队,等快能领号的时候,再让人插队进去。300个号,反复插队,领三天就差不多了。”

在领取“购票编号单”时,他才发现,排队等候的人群被警察分割成几个方块阵型了,更让他绝望的是,每块队伍边上,还有两三位民警或者保安看着。这就意味着,他的人很难插队了,如果要领票号,只能实行人海战术,投入更多的“兵力”。

排队到1月1日中午,他拉过去的20来个人,还没能领到一个票号,这让他很抓狂,“中午还管了他们一顿盒饭,等到下午两点,才领到第一个票号。”

为了提高效率,他动员那些领到票号的人给他们家属打电话,打车来紧急增援,并提高报酬,“打车费我给报销,领一个号给50块钱。”

当天晚上,他雇佣的人中有六个人睡在领票号的队伍里,他买了六件军用棉衣亲自送去。

到1月8日晚上,宁波市火车站所有的票号都领光时,史胜杰总算拿到了270多张票号,“前后花了近两万块钱。”

“有同行开始倒票号,一个票号100元,今年经济不景气,我怕民工都提前回家了,不敢去接下来。”史胜杰说。

等1月8日后,史胜杰每天拉着人到火车站,凭着票号去买火车票,“人依旧是一天一换,售票厅就这么大的地方,如果不换,怕被警察认出来了。”

他尽量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去买票,采取“黄牛”买票的插队策略快速买票,“看着就像民工,就算是插队被抓到,警察也拿这些老头没办法。”

尽管快速买票,很多票号买到的还是无座票。

消解掉“实名领号购票”的两道程序后,“黄牛票”也是水涨船高,“按照我们的票市行情,紧俏的长途卧铺票一般赚150元~300元,摊上今年两次排队的成本,你说票能不涨吗?”

“黄牛”所有的购票成本,最终转嫁到旅客头上。

到1月19日,史胜杰的票子基本出完。他的经验是,越到后面出票,票价越高,风险也越大,警察也抓得越紧,“很多票都是同行之间互倒,票拿到乘客手里,不知道转了几手了。”

史胜杰的同行谢勇(化名)今年运气不太好,他雇佣的好几个人排队领票号时,被发现身份证与领票的目的地不一致,被拒绝出票,他的侄子在与别人交易时,被警察抓了现形,估计要呆在看守所里过年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是,自己脑子不好使,资本投入还不够。

对于史胜杰来说,高价票带来的唯一影响是,票卖得慢了。

但是,票子的行情并非一成不变,史胜杰说,“去阜阳地区的票子炒得最凶,只要临客一开,票价就会跌下来,等临客票一卖完,票价就立即涨回去。”

今年宁波火车站陆续安排了六趟临客去阜阳,前往阜阳的火车票如股市一般上下波动。“现在临客票都没了,去阜阳的票就是涨停板了。”史胜杰说。

王蓓蓓买的就是涨停板的票。

倒票难止

宁波的“实名领号购票”制度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各方评论,大多都是褒奖。

“到后来,媒体报道就说成实名制了。”宁波铁路部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事情转折发生在2009年1月18日。

当天下午,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09年全国铁路春运全面启动。同时他也回答了关于火车票实名制的一系列问题,王勇平对实名制明确表示“不可行”。

他向外界解释的理由是,买不到票的根本原因是运力不足,实名制验票工作量大,程序麻烦。最重要的是,还根本无法杜绝“黄牛”倒票现象。

其实,宁波并不是第一个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的城市。

早在2003年,重庆火车站就试水实名制购票,当时采用的办法是,在火车票背面写上购票人的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

这一举动对打击“黄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媒体报道,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地看着作废。

在2007年春运期间,温州火车站也试行实名制。具体的实行办法是,把购票者的身份证信息输入电脑内,如有重复购票行为,就会立即被发现。

2008年春运期间,上海铁路局划拨四趟“农民工专列”,从杭州、温州、宁波、义乌市始发,分别直达重庆、贵阳、阜阳、贵阳等地,在工会的组织和登记下,四列客车近万名农民工,全部实行实名制购票。

宁波的“实名领号购票”被媒体称为火车票“准实名制”,在遭到铁道部的公开否定后,宁波铁路部门对此讳莫如深。

据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该铁路部门负责人曾要求各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好不要谈及“票子”问题。

“市里一些领导还是很支持的,领导们认为,春运是个大难题,做一些尝试也是值得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慢慢改进。”该工作人员说。

对于外界闹得纷纷扬扬的火车票实名制,史胜杰不以为然,他觉得,那都是一些书呆子的天真想法。

他只相信一条:春运不息,倒票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