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车票售票制度检讨:票是啥？票就是钱，是人情

春运之所以这么难，还是因为运力严重不足。老百姓的怨气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售票“不公平、不透明”。火车票难买已上升到一个社会公平的高度……

一个火车票代售点的秘密：领导电话批票

约半个小时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在代售点进进出出。有的到窗口说两句话，拿上票，就匆匆离开。有的则站在一旁，焦虑地走来走去，不停地打着电话

1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吉林省吉林市九台街客票代售点。

一名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焦躁地在这个仅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内走来走去，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说了几句话后，他将手机从售票窗口递给了售票员。隔着玻璃，能看见售票员频频点头。几分钟后，红衣男子轻松地拿到了当晚到牡丹江的卧铺车票。

“电话那头让我说话小点儿声，说是今天有检查的。”红衣男子放低声音对同伴说。接着，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喃喃着：“也没觉得谁像检查的啊。”

此言一出，周围等着的五六个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笑得都有些不自然。

“xx打电话来了吗”

“这个窗口买的票都是有领导批了条子的。以前是批条子，今年为了不留证据，改打电话了。”该站铁路职工李昭(化名)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据了解，神秘窗口的前身是售票大厅的16号窗口，不久挪到了寄存处楼上的18号窗口，之后搬到了某宾馆的代售点。到2008年，又转战至九台街。“16号窗口尽管在售票大厅紧里面，可当着大庭广众递条子，那些买票的老百姓瞅着就来气。”李昭解释说。

九台街位于车站不远处，但与熙攘的车站有着天壤之别。短短的小街上，只有几家饭店和小卖部。再往里走，能看到沿街两扇灰突突的卷闸门。两扇门中间挂着“客票代售处”的牌子，很不起眼。每天早上八点半，右侧的卷闸门会准时打开，下午四点，又会被拉上。

售票窗口里面，两名售票员除了卖票，不时地接着桌上的电话。桌子上的登记表上，写着买票张数，在“工作单位”一栏，留下的则是电话号码。

“你也是等站长电话的？”一名穿米色大衣，梳马尾辫的女人小声和本刊记者搭讪。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不找关系，哪儿能买着票啊！其实，能不能买着，还得看找的是哪个领导。”

1月19日上午10点至10点半，约半个小时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在代售点进进出出。有的到窗口说两句话，拿上票，就匆匆离开。有的则站在一旁，焦虑地走来走去，不停地打着电话。

“××打电话来了吗？” 一名年轻男子把车停在路边，冲进来就问。售票员不慌不忙地拿出四张去大连的票。年轻男子看过皱了下眉头，“能给我两张下铺吗？有老人和孩子。”“没有了，一共就剩10张了，给你留了四张。”售票员客气地解释。“能买到就不错了，还挺挑。”旁边有人小声嘟囔着。两三分钟之后，年轻男子带着满足的笑脸离开。

上午11点，是代售点下班时间。将近11点时，穿米色大衣的女子还是没有等到站长电话。她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有检查团来的缘故，站长开会去了。而她的丈夫则在一旁着急地把头往墙上磕，“这要一年多几次春运，这墙还不得被磕烂了啊。”男人用标准的东北口音开着玩笑。女子木讷地看了眼丈夫，走到售票口问：“11点以前站长不会打电话过来了吧？”售票员同情地看了看她，说：“够戗了，下午一点以后再来吧。”夫妻俩沮丧地离开了九台街。

1月20日，按照代售点提前10天售票的规定，卖的应该是1月29日(正月初四)的票。当天上午，本刊记者在九台街代售点注意到，这里多了两个武警战士站在售票窗口两侧。每进来一个人，他们都会投以警惕的目光。买票的人比前一天少了很多，清静的大厅里，一度只有两名售票员和两名武警。

一位车务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两个武警战士是负责维持秩序的，“别看来这个点的人少，大家门子都硬，来了谁都不排队，有时候甚至能为争一张票打起来。比方说两个人全是一个领导批的，凭啥给他不给我啊？”

这位工作人员说，他来替领导拿去上海的车票，但由于站长开会，还没打来电话，只得耐着性子等，“我们车务段自己买票也困难，不过再难，车站的票也都得给我们留一些。而且再难，站长手里多少都得有点儿。不过要说买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市里。”

而当本刊记者就此事对吉林站客运主任高景瑞进行采访时，他称自己并不清楚是否有所谓的内部窗口，并称站长手上“应该不会有票”，“因为管得太严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红线，谁触谁马上就完。”

前20位差不多能买到卧铺，之后的就够戗了

同样是1月20日上午，九台街二三百米外的火车站售票大厅早已人山人海。排在前面的人们横七竖八地坐在凳子上。卖北京票的窗口前，一位老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从前一天晚上六点多就来等着了，“我要买初五的，已经排了一宿了。”而此时，距离晚上八点的发票时间，还有近10个小时。

“以前是早上八点发票，就是为了不让老百姓排通宵，才挪到晚上八点的。没想到这样一来，他们排的时间更长了。”李昭感叹着。正在大厅维持秩序的乘警高金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的人已经排了两天了。

“其实我可以托朋友买票。”正在排队的一位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很多同学就在车站工作，一个电话过去就能给解决了，“可托朋友买票得请人家吃饭，至少也得花上100块钱，所以，还是自己排着试试吧。”

晚上八点左右，售票大厅的大门紧紧地关着。上百人守在大厅外，一些警察和工作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里面正卖票呢，卖完了你们才能进去。”挂着沈阳铁路局工作牌的职教专员王玮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五点多时，售票厅大门就关上了，“那里面满满当当的，怎么也有上千号人。八点发票，八点半应该就卖完了。”

王玮说，“你要想买明天晚上售票的车次，最好今天晚上就在这排着。”

八点刚过，售票大厅出口的门打开了，买到票的人在警察的疏导下，从人群中拼命往外挤。一位刚买到去天津车票的老人一脸兴奋地说，他不到凌晨四点就过来排着了。“我是第15个，前20位差不多能买到卧铺，之后的就够戗了。”

售票大厅门口等着进去的人们或扒着头往里面张望着，或和周围人打听买票的情况，不时能听到一声声叹息。当天，吉林市下着中雪，最低气温在零下20度左右

内部职工称春运期间火车票被分得支离破碎

票是啥？票就是钱，是人情

“谁都别跟我提买票！一提就闹心！”李昭苦笑着对本刊记者说，“最近这两年，我们内部职工都买不出来票。你问我票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了。”

据内部职工透露，春运期间，火车票已经被分得支离破碎。“就我们观察，票额一个是各地分了，也就是预留票；一个是内部分了；再一个就是票贩子倒卖了。”李昭透露说，预留的是少数。这些年，由于内部改革，吉林站归了吉林车务段，领导也多了起来。“ 有时候站长也没办法。比方说路局领导找站长买票，站长不给买，那不好交代。前两年，真正拿到网上面对公众卖的票，能有50%就不错了。今年查得严了，估计能好点儿。”

“以前写条子也有讲究呢。”50多岁的铁路员工陈彤(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写着“协办”字样的条子，属于可办可不办的。有时领导抹不开面子，就这样对付过去。“拿着这样的条子去指定窗口排队，不一定能拿到票，人家会告诉你卖完了。还有一种条子一看就是必办的，这些都有说道，内部人士一看就明白。今年就不行了，怕被媒体曝光，怕被检查组抓着，全改打电话了。”

陈彤笑着说，改打电话后，免不了出些内部问题，“前几天，领导打电话给一个人批了一张票，售票员登记的时候故意写七张，剩下的自己落下了。最后查出来，把领导气得够戗。可是也没证据啊，因为没条子了，谁都没法证明。”

李昭告诉本刊记者，是有烦人的时候，但也是个权啊。“票是啥？票就是钱，是人情！”

对50岁的陈彤来说，火车票带给他更多的是哥们儿。方寸之间，他收获了很多友情，甚至做人的尊严。

上世纪90年代，陈彤被调到了客运部门，当起了客运员。而此前，他只是铁路某边缘部门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在那个部门待了18年，根本没人理我，开同学会大家也想不起来叫我，因为你什么都不是。等调到客运，朋友就多起来了，哪儿的朋友都有。人就这么现实。”

当了两年客运员后，陈彤摸到了门路。几年下来，大家也都认可了这个讲义气的老实人。“别的我不敢说，就今年票这么难买的时候，分管票务的领导就跟我说了，只要我找他，肯定没问题。”除了托人、找关系，陈彤有时也自己排队买票，“今年说不让铁路职工买票，即便是排队也不行。有时候朋友求到了，没办法推，我就乔装去排队。”

陈彤说，前些年每到春运，他都能挣上两三万。“有时候不是我多收人家钱，而是春节过后，人家就找我来了，说是要么给你买了笔记本吧，要么送你个手机吧。其实钱不钱的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交到这么多朋友。”

异地通勤制度也使火车票变得紧张起来

2008年春运，沈阳铁路局曾提出过“谁批票谁下岗”的说法。“当时我们全都信了，都跑到售票大厅排队买票。”铁路职工张丽(化名)对本刊记者说，“我们都寻思这次票能多点儿。结果，我们一个同事就排在第四位，愣是没买着。那年票也没见多，也没见谁下岗。”

张丽认为，近年来，票越来越难买，和铁路局自身改革多少有些关系。

“先是把吉林站归到吉林车务段。到买票的时候，车务段领导就先把票扣下了，车务段光副段长就有五六个，再加上书记、副书记什么的。内部普通职工都买不到。”

张丽透露，异地通勤制度也使得火车票变得紧张起来。“异地通勤，也就是说，我们吉林站的职工每天得有百八十人坐火车去长春上班，这样一来，车上几十个座位被铁路职工占了。春运期间也不例外。改革的时候说是为了节能、减耗、提效，现在看来，有限的运能还被铁路职工占去。”

2007年改革至今，管理上难免出现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上下不衔接，一些弊端都暴露出来了，比方说运能组织不当。”李昭告诉本刊记者，夏天旅客少的时候，有些车居然会加车，好几节车厢空着；到了春运运力不足的时候，反倒加不出来了车厢，“据说把车调到南方了。另外就是动车组的问题。旅客去买票，售票的告诉人家，只有站票了，想坐着就买动车组去。有的旅客为了省点儿钱，说站着就站着吧，结果上车一看，空着两节车厢都没人。人家一看就特生气。”

总觉得社会挺不理解春运的

从售票大厅一侧的小门进去，便是吉林站站长办公楼。“以前我上楼找站长批条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不少同样等着批条子的人。”张丽透露。而今，这个小门紧紧地锁着，上面贴着的纸上写明，春运期间，不能随便进入。如有要事，得跟相关联系人提前打招呼。

“这几年压力越来越大，每到春运，人都忙得连轴转。可总觉得社会挺不理解春运的。”吉林站客运主任高景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曾经在春运期间连续在办公室住了40天。他的办公室一侧，摆着一张单人床。

据统计，今年春运期间，吉林站预计旅客100万人，日均2.5万人，同比增长2%。“吉林属于欠发达地区，外来打工的人不多，所以节前很多车坐不满；到了初五、初六、初七，从外面回来过完年的人又都往外走。这三天的票就特别困难。”吉林站纪委书记郭子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今年在售票组织上，车站与公安部门、武警部队一同维持售票秩序。”高景瑞说，光武警就有30人，到了每晚八点发票的时候，一些科室干部也要上岗，帮助维持秩序，“为了避免售票员有什么违规行为，每个售票员身后都有人盯着。”

1月20日晚上，买到正月初五车票的老张乐呵呵地对本刊记者表示，今年管理确实比往年严很多，“以前都是给排在前面的50个人发号，有的人拿了号就回家歇着了，等该发票了再过来，那些一直排着的人肯定不让啊。今年改成两个小时点一次名，要是你两个小时没到的话，就把你名字勾下去。”老张说，他本来拿到的是25号，最后挪到了17号，“一人只能买两张，而且据说三天内，要是同一个人再来买票，就会被抓到。”

乘警高金祥说，他们重点打击对象就是票贩子，“今年还没有抓到，吉林这地方卖高价票的本来也不多。”但车务段的一位工作人员却透露说，很多票贩子雇了老年人来排队，一人买两张。这种看起来完全正规的方式，公安部门也没法打击。

“春运之所以这么难，还是因为运力严重不足。”高景瑞认为。”

吉林四平市副市长称票务制度为真正票贩子

火车票售票制度检讨

机场怎么就不用那么多警察维持秩序啊，因为到机场的人都是有票的，大家心情是阳光的

1月18日下午四点多，在北京站售票厅，《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这里的窗口前已经排满了人。一些“钉子户”坐在从车站广场上买来的小马扎上，坚守在最前线。学生售票窗口前，几个人或百无聊赖地坐着看书，或倚靠在一起打盹。另一个窗口前，一位着绿色大衣的中年男人干脆在地上铺着被子熟睡。

这一天，北京西站启动了橙色预警。

“票是不好买，可这些年春运坐火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吉林火车站客运主任高景瑞告诉本刊记者。另有铁路内部员工认为，正是因为客流量大，导致票贩子屡禁不止。

1月15日，吉林省四平市副市长李欧在他的博客上写道，“要乘火车的人多，造成火车票紧张，从而导致票贩子多”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李欧表示，中国的票务制度不改革，别说2012年，就算3012年，春运难都解决不了。”

火车票难买已被上升到社会公平的高度

“中国人历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但凡出来违背公平的事情，肯定引发众怒。”吉林市铁路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对本刊记者表示。

这一说法在2009年春运伊始，便已得到印证。

不久前，“实拍2009年1月10日9:03北京站37号售票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起来。视频内容显示，一中年女售票员不顾旅客抗议，在放票时间拉帘停售，同时大量出票存放。这段视频被网友们认为是“黄牛票”的源头。随后，北京站乃至铁道部先后出面澄清。

1月15日，在铁道部的第二次春运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国表示，这是“北京站为了提高售票效率，方便群众的做法，不存在以票谋私和内部倒票的问题”。

尽管被认为是场“误会”，但“37号窗口视频”事件从某种程度上重挫了“黄牛党”的锐气。

“这事情一出，对我们生意影响太大了。”一位自称强哥的票贩子告诉本刊记者，“混得久的都知道不能再卖了，胡总书记都出面表示要解决买票难的问题，证明风声已经非常紧了，我们的业务员早就已经放假了。现在你要是还能找着票，遇到了就千万别错过，过两天更买不到了。”

据了解，在互联网上以转让的方式倒票，也是“黄牛”们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在各种二手信息网站上，每年节假日，火车票转让都会成为最热门的访问对象。

“以前‘黄牛’只能去火车站转悠，向旅客兜售高价票，被举报的风险很大。现在好了，坐在家里就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打开市场，没有市场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供应。”某旅行社员工告诉本刊记者。

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点，铁道部在“37号窗口视频”事件之后，明确表示禁止网上出售火车票。目前，酷讯网的火车票转让信息发布和查询功能已经停止。

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质疑，铁道部新闻处在回复《瞭望东方周刊》时说：“我们的售票系统很完善，根本不存在漏洞。现在各种传言很多，有些所谓票贩子的话也不能全信，你们可以现在就告诉我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通知警方即刻抓捕！”

“‘37号窗口视频’事件虽然事后被认为是一场‘误会’，但公众的舆论对我们铁路人员的压力很大，尤其是胡总书记就火车票问题批示后，显而易见，火车票难买已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上述吉林市铁路部门的人士说，“它已经被上升到社会公平的高度。”

上述人士还有些抱怨，铁道部对基层铁路工作人员的处理相当严格，“谁倒票就下岗”。

票务制度被指是“真正的票贩子”

四平市副市长李欧在博文中提到，让公安机关到铁路局、售票室去抓票贩子。此言一出，很多网友愤愤不平地将矛头对准了铁路职工，认为正是因为内外勾结，才使得票贩子如此猖獗。

“我所指的票贩子，不是说铁路局、售票室里的人。”李欧对本刊记者表示，“那些倒票的人是现行制度造成的。按照市场经济，票贩子也是先排队，买了票再卖出去，他们会造成很多旅客买不着票，或是买高价票，但这是制度造成的。”

李欧说，他所指的“票贩子”，是现行的售票制度，“制度是根本，制度好的话，坏人办不了坏事；制度不好的话，好人也办不了好事。”

李欧认为，民航之所以不会出现类似问题，主要因为是实名制售票，“即便票贩子拿身份证买了票，买完再往外倒。可买票的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就用不了这张票。所以，不会有人买这种倒来的机票，票贩子也就没了市场。”

李欧的另一个观点是，不要让老百姓有集中购票的场所，“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火车站，挤了多少人啊，大家一个个都是心焦气燥的。这时万一有个导火索，很容易引爆群体性事件。我是搞政治的，所以会从政治上考虑。铁路部门也一定要讲政治，不要认为群体事件是公安局处理的，那是你票务制度造成的。现行的票务制度给了人们一种幻想，觉得我在车站这样等，就能等到票了。机场怎么就不用那么多警察维持秩序啊，因为到机场的人都是有票的，大家心情是阳光的。”

1月14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答网友提问时给了人们一个光明的愿景，到2012年，“一票难求，一车难请”的情况将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2012，成为了人们满怀期待的一个年份。

王勇平不久前指出，“一票难求”主要的原因是运输能力不足。

“自从有铁路以来，国家始终在投入。但实际证明根本不可能解决春运难，说2012年解决，可能过于乐观了。”李欧给出的理由是，运的人越多，马上有更多的人想要通过铁路这个方式解决出行问题，“比方说我吧，我好多年没在家过年三十了，就是不愿意去凑春运的热闹。但要是你哪天告诉我说，春运不难了，我肯定拖家带口坐火车去。我相信，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还有很多，到时候，春运又变难了。因为我们的运力不可能解决全中国人的集中出行问题。”

在李欧看来，应该建立公开、公正的票务制度，“比方说，我有时候买机票，上网一查，发现没有了，那我就知道确实是卖完了，而不是某个地方倒票或是被什么人留起来了。那我能怎么样呢？只能去自动调节我的出行时间，肯定不会抱怨民航。铁路也是一样，你的票务制度透明了，大家就会根据实际情况自觉调节。”

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

李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认为，制度的改变恐怕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票务制度改不改，要看博弈的结果，最后由铁道部来定。这就得看铁道部对改革的利弊权衡够不够。我认为，如果不改，人们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全都改成公司，或分成两个铁路网，像移动和联通一样。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会有人提出让外资进来，那这个民族产业就被完全冲破了，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那么怎么才能不搞到这么严重呢？很简单，改变票务制度，维护绝大部分群众和铁路职工的利益。现在的机制其实也不符合铁路职工的利益。”

李欧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的博文发表后，还没有得到铁道部的回应，“没反应就是有反应，我想他们应该很慎重地去研究了。如果他们真的不认可的话，是会反驳我的。我不是针对铁道部的官员说什么，因为这些制度都是历史上沿用下来的。目前，在打击票贩子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前文提到的吉林铁路部门职工也认同这一观点，“一些旧的制度的确是历史遗留，但让铁道部门自己去改革，难度比较大。”这位人士谈到一个细节，“每年各地铁路公安都召开新闻会，说抓了多少‘黄牛’，缴获了多少张火车票，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今后是不是可以对这些‘黄牛票’的来源也查一查呢？结果公布出来就是对不正当票源的一个打击。”

宁波推出实名领号购票制度引争议

宁波:改革的成本与阻力

对于外界闹得纷纷扬扬的火车票实名制，“黄牛”史胜杰不以为然，他觉得，那都是一些书呆子的天真想法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浙江宁波报道

就在半小时前，王蓓蓓花了280元钱，从黄牛手中买到这张票面价为55元的普快无座票，这意味着，她要站14小时才能到家。

老家在安徽阜阳的她，像一只候鸟，冬去春来每年往返一次。

“去年只要200来块，今年涨价了。”王蓓蓓无奈地告诉《望东方周刊》。而她更多买不起高价票的老乡，会徘徊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等待着下一次增开临客的机会。

“搞什么实名制嘛，买票不方便，倒把黄牛票给折腾贵了。”王蓓蓓说。

“实名领号购票”

王蓓蓓所说的是宁波火车站2009年春运实行的“实名领号购票”制度。

据悉，宁波实行的火车长途车票“实名领号购票”由领票号和购票两部分构成。第一步是领票号，从1月1日起，购票人可凭借身份证到宁波国际会展中心，领取票号单。

在领票号过程中，工作人员会将购票人的身份证数据录入系统并进行核对，如发现身份证户籍地与购票目的地不符合的情况，工作人员将拒绝提供购票号。

第二步是购票，购票人可凭借领到的票号，到宁波南站火车站售票处购买火车票，一人一次限用两张票号。

王蓓蓓回忆起排队领票号的场景：1月1日上午八时左右，国际会展中心的领票台前，就已经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人，有的披着棉被，有的带着热水壶。

她见此扭头就走，“排两次队才能买到票，耗不起时间，不如直接买张黄牛票来得干脆。”

买票要排两次队，这让宁波的“实名领号购票”一推出就引起争议。除了购票人要排两次队外，两次购票现场的秩序维护，也算是成本。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领号期间，宁波市公安局每天要出动100多名警员，加上现场200多名保安，共同维持现场秩序。除了投入巨大的人力外，公交公司还增开线路和班次，疏散领票号的人群，环卫部门还安排临时厕所。

铁路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也只是一种应急模式，“能有效遏制‘黄牛’倒票。”

客票大需求的背景下，春运依然是“黄牛”的聚宝盆。

1月18日，正当焦急等待回家的人一票难求时，站在广场边上的史胜杰(化名)却气定神闲，他辛苦了半个多月后，终于有了收获。

他是专门做“两头倒”的生意——节前到宁波来倒票，节后到贵阳去倒票，忙碌完后，悠哉地等着下一年的春运到来。

作为“老黄牛”， 史胜杰精通倒票之道，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五年前，我们都是找熟人批条子，联系宾馆代订拿票，现在这些路子全封掉了。现在被查到，火车站售票处谁出的票，谁就要被开除，都不敢做了。现在的票都是靠排队排出来的，我老婆负责从网上购一些退票。”

谈到今年的倒票行情，他显得如释重负：实名制也不过如此嘛，“黄牛票”涨价不少，要怪就怪实名制吧。

“黄牛”所有的购票成本，最终转嫁到旅客头上

面对宁波火车站推出的“实名领号购票”制度，史胜杰和他那些伙伴们准备充分，早在2008年12月中旬，他们就听说要搞领号购票了。其间他们多次交流商讨如何突破火车站的“实名领号购票”。

“最后决定，采用人海战术，人多力量大。”史胜杰为此专门借来一辆面包车拉人。

“一个人的身份证只能领两个号，为了保证今年自己能抓到300张票，你想一下我要部署多少人。”史胜杰说。

据史胜杰介绍，过完圣诞节，他就开始在劳动力市场寻找领票号的临时工，“只要贵州、四川和安徽阜阳方向的人。”

从1月1日清早开始，史胜杰用面包车将20多人陆续拉到宁波国际展览中心排队领票号，他的老婆小青则在展览中心门口负责接应，那些人领到两个票号后，小青每人现场发50块钱劳务费。

按照史胜杰预先的想法，只要多带些人，就能多领票了，“先找几个人排着长队，等快能领号的时候，再让人插队进去。300个号，反复插队，领三天就差不多了。”

在领取“购票编号单”时，他才发现，排队等候的人群被警察分割成几个方块阵型了，更让他绝望的是，每块队伍边上，还有两三位民警或者保安看着。这就意味着，他的人很难插队了，如果要领票号，只能实行人海战术，投入更多的“兵力”。

排队到1月1日中午，他拉过去的20来个人，还没能领到一个票号，这让他很抓狂，“中午还管了他们一顿盒饭，等到下午两点，才领到第一个票号。”

为了提高效率，他动员那些领到票号的人给他们家属打电话，打车来紧急增援，并提高报酬，“打车费我给报销，领一个号给50块钱。”

当天晚上，他雇佣的人中有六个人睡在领票号的队伍里，他买了六件军用棉衣亲自送去。

到1月8日晚上，宁波市火车站所有的票号都领光时，史胜杰总算拿到了270多张票号，“前后花了近两万块钱。”

“有同行开始倒票号，一个票号100元，今年经济不景气，我怕民工都提前回家了，不敢去接下来。”史胜杰说。

等1月8日后，史胜杰每天拉着人到火车站，凭着票号去买火车票，“人依旧是一天一换，售票厅就这么大的地方，如果不换，怕被警察认出来了。”

他尽量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去买票，采取“黄牛”买票的插队策略快速买票，“看着就像民工，就算是插队被抓到，警察也拿这些老头没办法。”

尽管快速买票，很多票号买到的还是无座票。

消解掉“实名领号购票”的两道程序后，“黄牛票”也是水涨船高，“按照我们的票市行情，紧俏的长途卧铺票一般赚150元～300元，摊上今年两次排队的成本，你说票能不涨吗？”

“黄牛”所有的购票成本，最终转嫁到旅客头上。

到1月19日，史胜杰的票子基本出完。他的经验是，越到后面出票，票价越高，风险也越大，警察也抓得越紧，“很多票都是同行之间互倒，票拿到乘客手里，不知道转了几手了。”

史胜杰的同行谢勇(化名)今年运气不太好，他雇佣的好几个人排队领票号时，被发现身份证与领票的目的地不一致，被拒绝出票，他的侄子在与别人交易时，被警察抓了现形，估计要呆在看守所里过年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是，自己脑子不好使，资本投入还不够。

对于史胜杰来说，高价票带来的唯一影响是，票卖得慢了。

但是，票子的行情并非一成不变，史胜杰说，“去阜阳地区的票子炒得最凶，只要临客一开，票价就会跌下来，等临客票一卖完，票价就立即涨回去。”

今年宁波火车站陆续安排了六趟临客去阜阳，前往阜阳的火车票如股市一般上下波动。“现在临客票都没了，去阜阳的票就是涨停板了。”史胜杰说。

王蓓蓓买的就是涨停板的票。

倒票难止

宁波的“实名领号购票”制度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各方评论，大多都是褒奖。

“到后来，媒体报道就说成实名制了。”宁波铁路部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事情转折发生在2009年1月18日。

当天下午，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09年全国铁路春运全面启动。同时他也回答了关于火车票实名制的一系列问题，王勇平对实名制明确表示“不可行”。

他向外界解释的理由是，买不到票的根本原因是运力不足，实名制验票工作量大，程序麻烦。最重要的是，还根本无法杜绝“黄牛”倒票现象。

其实，宁波并不是第一个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的城市。

早在2003年，重庆火车站就试水实名制购票，当时采用的办法是，在火车票背面写上购票人的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

这一举动对打击“黄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媒体报道，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地看着作废。

在2007年春运期间，温州火车站也试行实名制。具体的实行办法是，把购票者的身份证信息输入电脑内，如有重复购票行为，就会立即被发现。

2008年春运期间，上海铁路局划拨四趟“农民工专列”，从杭州、温州、宁波、义乌市始发，分别直达重庆、贵阳、阜阳、贵阳等地，在工会的组织和登记下，四列客车近万名农民工，全部实行实名制购票。

宁波的“实名领号购票”被媒体称为火车票“准实名制”，在遭到铁道部的公开否定后，宁波铁路部门对此讳莫如深。

据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该铁路部门负责人曾要求各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好不要谈及“票子”问题。

“市里一些领导还是很支持的，领导们认为，春运是个大难题，做一些尝试也是值得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慢慢改进。”该工作人员说。

对于外界闹得纷纷扬扬的火车票实名制，史胜杰不以为然，他觉得，那都是一些书呆子的天真想法。

他只相信一条：春运不息，倒票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