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哥们的软骨功
过年是一种心情
去年春节前夕，我接了哥哥的一个电话，他拉了一会家常后，用征询的口气对我说：“今年过节就不特意回老家了，匆匆忙忙地去，又匆匆忙忙地走，人疲劳得一塌糊涂，回了家又没有多大的事情，你觉得如何？”我怔了一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兄妹三个成家后，各自忙生计，忙事业，离多聚少，而到了过年这天，都会携家带口，不约而同地赶赴父母身边团聚。这已经成了一个没有约定的规矩。哥哥路程最远，过年来去又都轧在春运高峰期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如果过年的时候少了哥哥一家子，又觉得这个年过得支离破碎不如意。我想了想，用手机给哥哥发了一首打油诗：“鞭炮声声又新年，父母古稀寿再添。屈指算来心暗惊，还剩几个团圆年？”哥哥也不含糊，隔天就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考虑再三，回家过年。三十到家，赶上年夜饭。”
有时想想自己也觉得奇怪，在大家普遍都把过年看得越来越淡的时候，我却固执地守着一个传统，觉得过年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人生在世，无论修短，吃过几餐年夜饭总是屈指可数的；无论贫富，都得踩着年龄的阶梯，一级一级地攀登上生命的顶峰。所以我总是怀着感恩的心情迎接年的到来。
小时候过年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完美的。一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忙起来了：除尘、洗被褥、擦窗玻璃，把平日不用的碗碟搬出来洗干净，反扣在竹簟上晒干。到了阴历廿七八，屋顶上烟囱口的烟像纸鹞尾巴一样整日缭绕不断：炒瓜子花生，煮鸡鸭鱼肉，炸春卷蛋饺，总之，到年三十下午父亲回家时，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父亲那时在县城工作，平日只有星期天回家休息。到了过年这天，他吃过中饭就早早放假了，然而因为母亲的能干，他回到家里也无所事事，于是就擦灯泡。当时家里照明用的都是15瓦或者25瓦的白炽灯泡，父亲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通体透明，再用细铁丝和白纸做成有波浪形花纹的灯罩，给每只灯泡换上新灯罩。
年夜饭比平常的晚餐时间会提前许多，通常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堂屋里的八仙桌已经摆好了，当中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红烧猪腿肉，旁边围着五六碗鸡肉、花生、松花蛋等冷菜。父亲一边笑眯眯地喝老酒，一边用小刀把猪腿肉切成小块夹到我们的碗里。母亲这时还不得空闲，来回穿梭在厨房和堂屋之间烧菜、端菜，父亲过一会就会喊母亲：“不用烧了，坐下来一起吃吧。”或者说：“把菜一齐烧好了端上来，不用这么麻烦的。”但是来年的年夜饭母亲依然会这么烧。吃过年夜饭，该分压岁钱了，父亲从事先准备好的信封里抽出崭新的角票，一人一份。兄妹三个我看看你的手上，你看看我的手上，都在估算对方手上的分量是不是和自己的一样。父亲笑着说：“不用看了，都是一样的。”我们才跑到自己的床边，把压岁钱压在枕头下面。
父亲喝过酒后脸色红红的，用牙签剔着牙说：“来，拿出扑克牌玩几把。”我们便围着八仙桌玩“争上游”、“打红心”。我手里玩着牌，心思却在箱子里的两个“二踢脚”上，外面此起彼伏的炮仗声终于使我沉不住气了。“我们也放炮仗吧？”我对父亲说。父亲把牌一推说：“好，放炮仗。”这时候又得起点争执，我主张把炮仗放在地上点燃，哥哥则一脸不屑地说：“这算什么？要放就拿在手里放。”我只好不甘心地把炮仗递给哥哥，他用父亲的烟头把炮仗点燃后，捏炮仗的手伸得远远的，只可恨胳膊太短了，就努力地把头倾向另一边。焦急的等待中，炮仗“砰”的一声脱手而出，飞到半空中又是“咣”的一声炸响，这就是“二踢脚”的一炮双响，既渲染了过年的气氛，又讨个成双捉对的口彩。然而有时候由于炮仗受潮或者质量等原因，只响了一声就变成哑炮一头栽了下来。我嘴里不敢说，心里却连声叹息：“晦气晦气。”站在一旁的母亲马上说：“好的好的，独枝高升。”母亲对过年也是非常看重的，早在过年前几天，她就会一遍一遍地嘱咐我们：“过年要说好话，不能说脏话；要开心，不能哭鼻子；要圆满，不能打碎东西。明年就会红红火火，一切顺心。”我虽然记住了母亲的话，但是仍会那么不小心，大过年的就把一只盘子打碎了，心里就像闯下大祸一样吓得六神无主。母亲听见声音跑出来，一边捡碎片，一边说：“没事没事，岁岁（碎碎）平安。”我惶恐的心才被安抚下来。
直到现在过年，我仍会回忆起儿时过年的温馨场景，觉得过年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而且我现在也是那么努力地想过好每一个年，给父母，给孩子，也是给自己一份快乐的期待。
浓浓的年味
年味，仿佛只停留在童年的记忆中。小时候，为了过一个年，长辈们要提早一个月准备各色年货，汤圆就是其中之一，象征着团圆和吉祥。可要做出又白又糯、又香又甜的汤圆，要花很长时间。所以早一个月，妈妈就要从市场里采购来上好的糯米，浸泡在水中。
每天都眼巴巴地等着糯米变软的日子，等着父亲把手伸到木桶里，捞几粒糯米手指一捻，倘若流下白花花的汁液，就可以去磨糯米粉了！最早的磨粉工具在外婆家的老宅里，位于开明街东头的一条小巷内。正房偏房前明堂后明堂前花园后花园，外婆家的老宅就像一个大迷宫，藏了一个家族的孩子的童年。那个大石磨就放在偏房的一个小房间里，妈妈一手摇着石磨，一手把雪白的糯米放进磨中间的小孔中，眼见着奇妙的事就发生了，白花花的糯米水就从石缝中流到了凹槽里，一群孩子围在旁边叽叽喳喳地嚷着，不消一会儿就觉得无聊，跑到后花园里放小炮去了。
后来，老宅子拆了，父母把家搬到了江东新区，那时的江东，除了兴宁路曾是最宽最豪华的路以外，就是乡下。甬港南路以东都是稻田，金凤购物中心、凤凰影剧院还是小池塘和荒草地。曾经我与父亲就在那儿追闹嬉戏，钓鱼捉泥鳅。家就在新村的最东边，妈妈只需在阳台上一声喊：回家吃饭了！我和父亲就穿着雨鞋，提着鱼篓恋恋不舍地回家。这样的田园生活从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无比美好的记忆，也影响了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它散发着淳朴的家的味道。于是过年了，全家人都到新房来相聚，还少不了要磨糯米，做汤圆。
搬到新房子后，就不能再回外婆家磨糯米了。于是，爸爸推着自行车，妈妈小心翼翼地扶着装满糯米的大铅桶，尾巴后捎着一个“小拖油瓶”，三人有说有笑地去磨糯米了。颠簸着走了好多路，才到了江东水产公司边的一个小磨坊。那先进的磨糯米机器“吞云吐雾”一般地工作着，让看惯了石磨的我目瞪口呆。
到家后，母亲把磨好的一铅桶糯米水放在阴凉的地方沉淀。每天我都好奇地去偷看好几次，看着里面的糯米粉慢慢地与水分离、沉淀下来，口水也慢慢地流了出来。最兴奋的时候到了，母亲做好一个厚厚的棉纱袋，轻轻地把沉淀下来的糯米粉舀到袋子里，挂在厨房的窗门上，把里面多余的水沥干。
接下来，爸妈要一起来做猪油芝麻馅子。一想到糯糯的皮里淌出的黑亮亮甜丝丝的馅子，我不禁口水直流。母亲负责翻炒黑芝麻。听到一两粒芝麻爆出噼啪的轻响，闻到锅里冒出来的诱人的芝麻香，我就愈加兴奋了，仿佛闻到了年越来越近的味道。父亲负责把猪皮和猪油切成小块，把磨肉机安在桌角上。
在没有搅碎机以前，磨肉机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机器：它是改装了的简易铁磨，穿着绿色的“套釉”外衣，喇叭似的大口子专门管吃东西。父亲的大手一摇把柄，母亲把肉油和芝麻加到大口里，两片铁磨就开始哼哧哼哧地磨合起来，吐出一堆堆黑乎乎的猪油馅子，香极了。
接着，母亲拿出上好的白砂糖，洗净手，把磨好的馅子和糖揉在一起，压成一个个手掌大的圆饼，叠在搪瓷小锅里。每逢亲戚朋友登门，母亲都会捧出亲手做的馅子，包起汤圆来，在她灵巧的手里，馅子被牢牢地裹在皮里，煮的时候上下翻动，晶莹透亮。而我包的小汤圆呢，长了好多麻子，一下锅就开始“划船”了，馅子全跑到清清的汤里，母亲总会捏着我的小脸嗔怪我：你呀，裹了一大堆“撑船汤圆”！
客人吃了，对父母的手艺赞不绝口，末了，亲朋们还要多多少少带几团馅子回家去。
原来，过年那浓浓的年味，就是那石磨转动时溢出的糯米香，就是那上下翻动的芝麻香，就是那一个个翻滚着的透亮的汤圆；年味还是父母之间一个会心的微笑，亲朋之间一次热络的聚会……是呀，年曾经给我带来数不尽的快乐，而如今该轮到我把快乐带给长辈和孩子们了，或许，这就是我，已经长大的我，应该在这传统的文化长河里肩负起的责任吧！
那一小碗油豆腐
一年一度新春，回想昔日过年，人们的记忆多是隆重热烈的场面和趣闻轶事，而我最难忘的是儿时那年春节在上虞乡下三外婆家吃过的那一小碗油豆腐。
1977年的春节，一个多年未遇大雪纷飞的银色世界。这年我刚上高中，虽说十年动乱已经结束，人们陆续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了，但是这场浩劫带来的严重后患依然困扰着人们的生活，市场上农副产品供应十分匮乏，别说粮、油、肉、蛋等这些当家副食品少得可怜，甚至连豆腐、豆芽菜之类的食品在许多地方都得凭票限量购买，而在农村更是奇缺。那年大年初三，天上飘着皑皑白雪，母亲带我去乡下看望三外婆。一路上，母亲除了叮嘱我注意一些礼仪，反复告诫我吃饭时不能像在家里那样狼吞虎咽，菜要节省着吃，三外婆日子过得清苦啊。当时我很难理解母亲的话，大过年的，应该放开肚子好好吃呀。
三外婆年逾古稀，终身未嫁，眼窝深陷，视力衰退。她与绝大多数乡亲一样，住在低矮简陋的泥瓦房。吃午饭时，三外婆热了几只早已烧好的小菜摆上小方桌。餐间，三外婆不住地劝我和母亲“吃菜、吃菜啊”，自己却只是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拨着摆在面前小碟里的一块酱豆腐。我瞧了一眼桌上的小菜：土豆烧咸菜、霉干菜烤笋干、两块酱豆腐、咸虾皮汤……实在没有我喜欢吃的菜，只有那碗冒着热气的油豆腐尚能勾起食欲，于是我很快将筷子伸向那碗油豆腐，大口吃起来。但当我再次向那碗油豆腐伸出筷子时，我看到了母亲用责备的眼光盯着我，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我犹豫了一下，慢慢将手缩回。三外婆视力不好，她没有察觉到我和母亲这一细微举止，依然不停对我们说：“乡下没啥好吃的，饭一定要吃饱呵。”
回家的路上，我低头不语。母亲告诉我，农村人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从当地供销社排队购得半斤油豆腐。三外婆也只有在招待客人的时候，才舍得把这碗油豆腐搬上桌，而且一直要放到正月十五……
星移斗转，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三外婆已经作古，然而那年春节那一小碗油豆腐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给我以强烈的冲击，因为经历过那个特殊年月的人都知道一小碗油豆腐在昔日农村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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