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６年前，他们选择了深圳，而深圳也选择了他们，２６年后，他们依然热爱深圳，但深圳却不再需要他们……正如歌词里写的一样，“寒窗苦读你我海誓山盟铭心刻骨,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殊途……”河源紫金的２７７名农民兄弟与深圳的“农业联姻”在大工业背景下注定不会天长地久。他们不愿离开深圳,但那只能是一种愿望。
１月９日，河源紫金县劳动局的副局长钟金明受紫金县政府的委托，前来深圳协商解决２７７名农民兄弟的安置问题，当天，他向南山区西丽街道办递交了政府函件。西丽街道办答应向上级部门转达。估计到年后才会启动具体解决方案。钟金明来到深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赴王京坑村，看望那里的老乡。
６２户紫金农民的家就散落在西丽大磡王京坑村旁边山坳的２００亩荔枝林里，长期居住，自成一个村落。荔枝林通往大磡村的是一条５００米的布满砾石的土路，很窄，车子开进去找个调头的地方都难。就是这几百米的距离，将这个村落与外界隔离，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这里没有工厂，平常很少有人进来，非常安静。
当年的小伙子，如今有了儿子孙子
与环境的美丽相映衬的是贫穷，村子里的房子已经非常破旧，有的已经坍塌，不能住人。这里没有自来水，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打有一口水井解决吃水问题，有的则是两家共用一口水井。很多人家的院子里摆放了很多废品，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谋生方式。
在每家房子的屋顶上都树有一根电视天线，深圳之前的闭路和现在的天威视讯并没有惠及到这个小山村，村里也没有人张罗要它们进来，因为天威要收费，而他们没钱享受。树一根天线照样可以看到几个台，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这次看望让钟金明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反复向记者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亲临，我很难想象在深圳这样繁华的都市还有这样落后的村子”。
３０年每年都要交城市增容费
第一批来到大磡村的是５２名主要劳动力，他们拖家带口大约有１００多人，初到时，按照当时的合同，大磡村是不管吃不管住的。所以他们只能白手起家。他们中很多人为了在深圳站住脚，将老家的房产家具卖掉，孤注一掷地来到了深圳，现在看来，他们斩断了自己的退路。
当年的大磡村几乎全部是荒山水塘。环境非常艰苦，没有住房，他们就住在树下，或者搭草棚，条件渐渐改善之后，他们开始自建房屋。丘书记介绍说，这个村子里大部分房子都修建于１９８４和１９８６年两年间。当时村民们自己烧砖烧瓦，互帮互助，每家都建起了房子，才算正式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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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绿油油的菜地，当年可是荒地
紫金农民兄弟的谋生方式实际是租大磡村的地种荔枝、种菜。与老家的自留地不同，他们种地是要付租金的，尽管这些荔枝树全是他们种下的，但合同还是规定，这２００亩荔枝林地日后要是被政府征用，青苗补偿费７０％归村里，３０％归农民。
因为房子建在别人的地头上，紫金农民每年还要向大磡村交纳几百元的地租，一直到２００５年才停止征收。合同还约定，房屋日后要是被政府征收，征收费用村里提５０％。虽然在此居住了近３０年，但这些紫金农民完全没有享受到一丁点深圳居民的待遇，完全是一个外地人。他们一样要办暂住证，一样要交纳城市增容费，孩子上学一样要交纳每年近千元的借读费……
丘书记统计说，３０年来，他们这帮农民兄弟每人缴纳给深圳的钱都超过１０万元。
拆迁的结果是，这帮农民兄弟肯定要离开深圳。他们正在无奈地等着这个结果，还面临无处安家的困境。造成这种局面，绝不是深圳政府和农民兄弟单方面的过错 ----—历史原因非常重要又非常简单，当初深圳之所以选择这些紫金农民，是因为深圳人缺菜吃，上个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人口高速增长，蔬菜供应压力很大，于是深圳政府便组织周边农民来深种菜。而紫金农民为了摆脱家乡的贫困，也愿意选择来深，这是一个双方自愿的选择。
造成紫金农民被深圳抛弃的原因一样简单，他们和深圳走的是两条道路，深圳走的是工业之路，而他们则固守传统的农业，深圳一旦抛弃农业，他们就将无路可走。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可以快速转型，但对这些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干的农民，转身何其困难。
这群特殊的村民非常朴实，他们只知道本分地种地谋生，近年来，荔枝林的面积日益萎缩，单靠种荔枝几乎赚不到什么钱。这些紫金农民只好到附近的工厂打工，卖力气赚钱，因为没有什么技能，赚到的钱基本上仅够维持家用。和窘困的经济不同，紫金农民兄弟们也有值得他们骄傲的事情，那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２７７人的小村落里已经考出了２０多名大学生，比整个大磡村本地人考出去的要多得多。这的确很让贫穷的他们感到慰藉，实际上，这也是他们保留老家重视子女教育传统的结果。
当年自盖的房屋将被拆除
和他们的父辈不同，这些从深圳考上大学的紫金孩子们将来肯定不再固守这片迟早将消失的荔枝林。他们的生存能力更强，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的生存出路。曾就娣是２７７名紫金农民中普通的一员，她和丈夫在老家紫金一结婚就来到了深圳。和其他人一样，当初之所以决定背井离乡来深圳，主要是家里太穷，以为深圳的钱好赚，可以过上好日子。不想２０多年过去了，他们却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曾就娣的家也坐落在荔枝林里，是一座砖土结构的房子，屋顶的瓦片已经龟裂、发黄，大门处的墙壁已经开裂。曾就娣的房子很小，总共只有两间，连厨房后面都被隔离成卧房，她有三个儿子，一家５口就挤在这座３０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床，屋子里基本没什么家具，杂物摆满了各个角落。实际上，这座房子已经被鉴定为危房，濒临倒塌。去年６月的雨期，考虑到人身安全，王京坑村小组曾经要求他们一家撤离这座老屋，并在房子的墙壁上写下了两个鲜红的大字：“危房”。
“ 我们在外面租房住了两个月，租不起只好又搬回来住”。曾就娣对记者说，在村里鉴定她的房子为危房后，她们一家就在大磡村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租金是５００多元，加上水电管理费，一个月住房要开销近千元，两个月后，因为负担不起房租，他们不听老乡们的劝告，又搬回到危房里住了下来。村里要求拆迁，紫金老家又没房没地，问起未来的打算，曾就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办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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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当年自盖的房子已成危房
的确，她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搬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曾就娣告诉记者，因为村里征地，她现在已经没有荔枝树了，即使以前有荔枝的时候，也赚不到什么钱。现在家庭的主要收入就是她和老公打工赚钱。老公在村里一家工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有１０００元左右，而她因为要照顾孩子上学，不能专职打工，只能到附近厂里拿些半成品材料进行手工加工。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门口编女士装饰皮带，家里摆了不少皮带原材料，她告诉记者，她一个小时可以编制两条皮带，编制一条皮带可以赚５毛钱，一天下来可以有１０元左右的收入。
而这个家庭一千多元的收入在深圳这座高消费的城市里显得非常微薄，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去年，曾就娣的大儿子考上了广州一所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大部分靠亲戚资助。“我真的没什么办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面对即将到来的搬迁，曾就娣心里慌乱，但毫无办法。老家的房子早倒了，根本没钱再修，而自从他们离开后，老家的地也没有分给他们，回家依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希望政府能给我们发放一点安置费，回河源安个家也很好”。曾就娣也提到了对安置费的需求。回想当初的决定，她显然有些后悔，“早知道落到这种地步，当初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来深圳”。丘新贵一家６口是1984年３月份来到深圳的，那时他３２岁，正当壮年，孩子大的９岁，小的２岁，因老家人多地少，他家才分到２亩６分地，粮食不够吃，平时只有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丘新贵说，以前的深圳是他们向往的天堂，1979年同县瓦溪镇有人去深圳办企业，回来的人说，深圳很多田地没人种。当时他就想，只要有田地、有力气，就能养活孩子。所以就变卖家产凑得１８０元钱、２５０斤粮票，举家来到了深圳。来到深圳后不久，丘新贵加入刚刚成立的紫金种养场，紫金种养场得到深圳市政府的批准，在南山区西丽大磡村王京坑承包田地１２０亩，山地２００亩。成立种养场后他们并没有资金，又得不到政府的扶持，只能靠他们自力更生，边打工边发展。
这时，丘新贵才发现，深圳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天堂，王京坑村当时是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村，田地荒芜，一片苍凉。租种的地要重新开荒才能发展种养。而回忆当年开荒的情景，丘新贵用“伤心落泪”来形容。他刚到深圳的第二天，还没搭好草棚就下大雨，一家人就在棕树下躲雨到天亮。天一亮夫妻两人就去帮当地人插秧，两个人干一天能有５元钱的收入，那时感觉已经很不错了。来深圳的头几年，他们帮当地人耕地、插秧、种荔枝、开荒种菠萝、打柴，甚至帮本地人埋死人都干了６次，一次８０元。大磡村、王京坑、麻磡村的土地他基本踏遍。
虽然丘新贵在深圳呆了２０多年，也很喜欢深圳这个地方，但他在深圳从来没有家的感觉。因为深圳从来就把他们一家当外地人：小孩读小学借读费是３００元，中学是８００元。他和老婆要办暂住证，不办暂住证被抓到立即被送走，而办理暂住证增容费是３００多元，劳动管理费、计划生育费、植树造林费加起来５００多元。一亩地地租是１５０元，４亩就是６００元，自建的房屋地租５００多元，这些费用一年下来就几千元。一到１２月份就要上交。当时的过年对他们这些外地人来说就是过难，有猪油捞饭就满足了。面对搬迁的现实，丘新贵很伤心，“现在合同到期了，人老了，头发也白了，离开家乡２６年，家里的房屋倒了，深圳也不要我了……” 丘增云的家就安在大磡村紫金种养场里，是搭建于１９８４年的砖土结构的小屋，他介绍说，在此居住的紫金县老乡都是住这样的房子，分布在种养场周边。丘增云是第一批来到大磡村紫金种养场的河源农民，他介绍说，当初和他一起到来的一共有５２名劳力，都是拖家带口举家来深，一共有１００多人。
“ 环境非常艰苦”。回忆起初来深圳的情景，丘增云这样感叹，他说，当时的大磡村绝大部分是荒山，从南头到大磡村没有公交车，只能走路。而刚到大磡村的时候，根本没有房子住，１００多号人只能睡在树下或者搭草篷住，而吃饭只能在田地里。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他们一边开荒种菜、种荔枝树，一边建设自己的小家。
从１９８４年开始，他们开始自己烧砖建房，陆续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多年来，种养场受所在街道和有关部门领导，建立了党支部，积极开展生产经营，为特区人供应着蔬菜水果蛋禽等农产品，他们的事迹曾被《人民日报》等媒体多次报道。近30年来，深圳特区日新月异，工业发展迅猛，而丘增云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的种养场，当初的小伙子已经成了花甲老人，他们陆续有了儿子、孙子，当初的１００多人已经繁衍成现在的62户人家，共277人。
丘增云的农林生活在大工业背景下注定无法继续，近年来，因水源保护和征地等原因，他们的生产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2004年后，已被多次通知拆除遣散和返回原籍。实际上，类似的种养场当时在深圳有多个。有的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蔬菜生产企业，有的自动消失，从事种养的农民大多找到了合理的流向和归宿，目前唯有紫金种养场情况特殊，成为仍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丘增云告诉记者，由于种养场和大磡村的租地合同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就结束了，而且不再续签。就在元旦前几天，上级部门通知他们拆迁，并说要停水停电。丘增云辛酸地说，“我们举家迁来，放弃了原籍土地承包的机会，将老家的房屋或拆或卖，在这里种果、种菜、饲养家禽，将全部汗水和心血都洒在了深圳。我们的小孩在深圳出生，小孩的小孩又在深圳出生。我们当年是青壮年，现在大多年近花甲。在这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没有农业补贴，要交城市增容费、暂住费、绿化费，子女上学要交借读费，还有各种罚款和其他费用，在深圳的消费环境下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存条件。我们不仅没有积蓄，很多人还负债”。
记者采访在深圳从业的彭律师，他说，河源是深圳的对口扶贫地区，当初两地政府有关部门所签订的成立紫金种养场的协议亦具有行政合同的性质，受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环境和政策条件的局限，政府有关部门没有考虑到这些农民兄弟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和艰苦窘境。并且，按照两个政府下属的行政性公司所签订的协议，南山农牧公司应当提供土地，河源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应当提供资金和技术，但是，前者并无土地，后者也未提供资金和技术，导致这些农民兄弟蒙受无法承受的损失。
面对生存压力，丘增云们希望深圳和紫金县政府进行协调，帮助他们解决生存问题。记者昨日采访了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一位负责人表示，紫金县２００多农民和大磡村的合同已经到期，目前村里正在和农民们协商解决安置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可以交给办事处协调。和紫金县农民们签合同的是大磡村王京坑小组，该组负责人杨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为了让紫金２００多农民过上一个祥和的春节，村里并不会停水停电，春节过后，街道办会出面和农民们协商如何安置的问题。
可农民们认为村里在使“缓兵计”：“过了年，我们还是要被赶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