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体。江泽民不久前把中央军委主席大权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标志着中共第三、四代领导人和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
当初打下一片红色江山而理所当然掌权执政的这个党，现在开始讨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此间普遍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稳固受到了重大挑战。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教授认为，“合法性这个概念严格地讲，是被统治的人民承认所统治他们的力量是合法的。意思是，我不一定同意你的任何行动，但我承认你采取措施是合法的。在民主社会里，如选举出的总统侵略别的国家，选民可以不同意这个行动，但还是同意它的合法性。这个概念很难用到共产主义国家上，因为本来这个意义的合法性是没有的。”
对于没有选举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从民众的支持程度来衡量。在这个意义上，五十年代的政府应该说得到民众的很大支持：“1970年代末，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有一种理想，觉得我们经过十年的灾难，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更富有的、更平等自由的社会。我觉得，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就是后者意义上的合法性大概到了顶点。到了1990年代，一般老百姓对这个意义的合法性不太注意了。就是赚钱，就是经济。”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济表现是执政者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或者说唯一的合法性依据。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政策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认为，“北京政权合法性的真正依据，跟共产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迄今为止，它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他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其次，中国确实也别无选择，没有可以替代现任掌权者的人。但是，这跟他们是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因为中国就是一党执政，而这个执政党相对来说比较成功而已。”
的确，这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其社会经济转型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对执政者的能力考验，难度之高也是罕见的。
经济支撑政治
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转型经济专家斯托利(Jonathan Story)在两年前出版的新著《中国奔向市场》(China, Race to the Market)一书中，形容中国政府目前的处境好比在高空走钢丝，只能进不能退，非常惊险。
这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国内经济就必须能够承受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与四、五十年前的封闭状态不同，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是个很现实的威胁。
斯托利说，“世界经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下滑，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这时，问题就来了。比方说，国民总产值增长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而失业率直线上升，那么，共产党政权就会直接受到质问：‘你凭什么掌权？’”
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基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其中包括季北慈教授称之为软件的诸多要素，如：
公平的规则，
法治，
司法公正，
职责分明，
企业的监管和透明度，等等。
而中国市场缺乏这些特性。要让市场具备这些特性，就会触动一党执政政体。
不过，季北慈教授特别指出，中国现任领导人具备了务实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体制的问题和脆弱程度。他们并没有忽略、回避问题，只不过它面临一个两难命题。要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在政治上必须更灵活，更开放，对公众更负责，这就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甚至逐渐引进民主。但是，如果这么做，他们的权力可能就会失去。所以这个两难选择非常棘手。但我相信，至少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还能控制局势。”
执政能力
但是，光有务实态度还不够。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能力。这也是最近讨论很热烈的一个问题。
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现住意大利的作家、《中国梦》一书作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这不解决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摆脱昔日的政治模式，那就是专制模式，少数几个人命令其他所有的人干这干那。而这一小群人又没有真正受到法律约束，或者受到我们所说的多元化社会制约机制的钳制。过去二十年来，这方面进展很小。我们确实听到乡村选举和计划把选举制度扩大到其他层次，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说，谁都不能挑战共产党的最高权威。
可是，共产党确实受到严峻的挑战，那就是腐败成风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最近的中共年会重申，不准备照搬西方体制，而要在原有的制度框架里改革。多年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周博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国家陷入某种危机之前，不会真正触及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最可能出现的危机是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在目前还不会发生，可能要到四、五年以后。”
如果说经济表现和社会平等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也是政权稳固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下两集里，就分别探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它所面临的挑战。
当初打下一片红色江山而理所当然掌权执政的这个党，现在开始讨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心议题就是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此间普遍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稳固受到了重大挑战。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教授认为，“合法性这个概念严格地讲，是被统治的人民承认所统治他们的力量是合法的。意思是，我不一定同意你的任何行动，但我承认你采取措施是合法的。在民主社会里，如选举出的总统侵略别的国家，选民可以不同意这个行动，但还是同意它的合法性。这个概念很难用到共产主义国家上，因为本来这个意义的合法性是没有的。”
对于没有选举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从民众的支持程度来衡量。在这个意义上，五十年代的政府应该说得到民众的很大支持：“1970年代末，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有一种理想，觉得我们经过十年的灾难，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更富有的、更平等自由的社会。我觉得，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就是后者意义上的合法性大概到了顶点。到了1990年代，一般老百姓对这个意义的合法性不太注意了。就是赚钱，就是经济。”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济表现是执政者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或者说唯一的合法性依据。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政策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认为，“北京政权合法性的真正依据，跟共产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迄今为止，它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他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其次，中国确实也别无选择，没有可以替代现任掌权者的人。但是，这跟他们是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因为中国就是一党执政，而这个执政党相对来说比较成功而已。”
的确，这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其社会经济转型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对执政者的能力考验，难度之高也是罕见的。
经济支撑政治
法国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转型经济专家斯托利(Jonathan Story)在两年前出版的新著《中国奔向市场》(China, Race to the Market)一书中，形容中国政府目前的处境好比在高空走钢丝，只能进不能退，非常惊险。
这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国内经济就必须能够承受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与四、五十年前的封闭状态不同，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是个很现实的威胁。
斯托利说，“世界经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下滑，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这时，问题就来了。比方说，国民总产值增长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而失业率直线上升，那么，共产党政权就会直接受到质问：‘你凭什么掌权？’”
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基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其中包括季北慈教授称之为软件的诸多要素，如：
公平的规则，
法治，
司法公正，
职责分明，
企业的监管和透明度，等等。
而中国市场缺乏这些特性。要让市场具备这些特性，就会触动一党执政政体。
不过，季北慈教授特别指出，中国现任领导人具备了务实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体制的问题和脆弱程度。他们并没有忽略、回避问题，只不过它面临一个两难命题。要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在政治上必须更灵活，更开放，对公众更负责，这就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甚至逐渐引进民主。但是，如果这么做，他们的权力可能就会失去。所以这个两难选择非常棘手。但我相信，至少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还能控制局势。”
执政能力
但是，光有务实态度还不够。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能力。这也是最近讨论很热烈的一个问题。
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现住意大利的作家、《中国梦》一书作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这不解决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摆脱昔日的政治模式，那就是专制模式，少数几个人命令其他所有的人干这干那。而这一小群人又没有真正受到法律约束，或者受到我们所说的多元化社会制约机制的钳制。过去二十年来，这方面进展很小。我们确实听到乡村选举和计划把选举制度扩大到其他层次，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说，谁都不能挑战共产党的最高权威。
可是，共产党确实受到严峻的挑战，那就是腐败成风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最近的中共年会重申，不准备照搬西方体制，而要在原有的制度框架里改革。多年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周博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国家陷入某种危机之前，不会真正触及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最可能出现的危机是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在目前还不会发生，可能要到四、五年以后。”
如果说经济表现和社会平等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也是政权稳固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下两集里，就分别探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它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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