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确实如此，我有理由怀疑她与我恋爱不过是为逃跑做的精心准备。”“她应该是叛逃了，肯定是叛逃了，不可能是执行任务时被捕，更不可能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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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作家，编剧。曾从军17年，1997年转业至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任编剧。1986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电视剧《暗算》、《地下的天空》（编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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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还没到，杭州萧山机场出口处已经簇拥了人，香水百合浓郁的香气几乎要让人打出喷嚏来。
等在这里的人们来自杭州富阳市文联，他们有的以前见过麦家，有的只是听过他的名字，在人群里他们试图第一眼就将他辨认出来。同样前来接站的麦家多年老友说：“不用看，等会如果出来一个衣冠不整的人，肯定是他。”
他出来了，大尺寸黑皮箱和油迹斑斑的白裤子是多日颠簸的一个注脚。
富阳大源镇蒋家村出来的麦家，打小头疼作文，每逢上午三、四节的作文课，他肯定要饿肚子，别人两堂课能写完的一篇作文对他来讲如难产一般，大汗淋漓地生完，食堂里的饭菜已经售磬，而他自带的蒸饭盒也被打翻在地了。当年的语文老师闻说麦家成为作家后下了这样一个评语：“麦家写小说，这本身就是一部小说。”
得奖有毒
我们早已明白此之美味佳肴、彼之穿肠毒药的道理，但是世界上很多东西，即使对同一个人来说，也可以既是美味佳肴又是穿肠毒药，它有多美，或者有多毒，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喝它。
在富阳的72个小时里，这位茅盾文学奖新晋得主的时间被分割成了若干小块，分别填充进各式社会活动：市长接见，与当地作家文化沙龙，招待晚宴，网络视频直播采访，与中学语文教师座谈，给中学生讲座……小山也似的书在他面前堆起，小山也似的书被他签完，机械化的动作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穷于应付抄写功课的小学生。
座谈会结束，麦家面前的白纸上布满了圆圈，这是他在无聊时随手画下的。纸片的右下方写着：“获得”，大概是在别人发言中频繁提到“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写下的，这两个字被一道道年轮也似的圈子包围，就像他被他的获得困住了。
他身边总有一群人簇拥着，握手，寒暄，举杯，再握手，寒暄，举杯，地方政府各级领导的酒杯里红的红，白的白，麦家用高脚酒杯举着一杯白开水，跟他本人一样温和而疲乏。
五星级酒店门口是巨大的横幅，喜气洋洋：热烈欢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载誉回乡。地方上本来还为他安排了一整套衣锦还乡的仪式，比如回老家的祠堂祭祖，他婉拒了。
“我回去就得把手机号码换掉，这样下去不行。”私下里，他说。
各种各样的发言里，他一再讲，去年他得了一个华语传媒文学大奖，那是他内心最重视的一个奖。“在那个获奖仪式上，我已经说过，40岁之前我渴望获奖，40岁以后，奖杯对我已经渐渐失去了意义。”
但是热情的家乡人民不依，招待晚宴的领导献辞是这么说的。“以前我们富阳有一个了不起的大文豪，叫做郁达夫，现在我们又有了麦家！”灯光璀璨，杯盘俨然，麦家本来就缺少表情的脸上更加空洞一片（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如一条“上岸之鱼”）。那情形，仿佛一个人提前参加自己的盛大葬礼，在一片光荣里听大家念出溢美的颂词。
他们不是在向他躬身致敬，他们是在向茅盾文学奖鞠躬。
有多少人认真读过他的小说呢？多年未见的朋友在饭桌上热情地敬酒，“千万记得把书寄一本过来啊。”麦家冷静地提醒他，“几年前我早就把这小说送给过你了，寄了两本。”
朋友脸上的表情，一半疑惑，一半尴尬，这表情停留数秒，找补了一句：“啊？这次得奖的书是以前出的啊？”这话不说还罢，一说，更透露出两条信息：
1， 他根本不知道麦家这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是什么书。
2， 以前麦家寄给他的书他没看过，甚至连名字都忘记了。
麦家的《暗算》，在作品拍成电视剧之前，已经创下了17万的销售量，这个数字在文学出版物中可以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传媒的介入，最终促成了《暗算》的家喻户晓，但也正因为此，这部被谢有顺、李敬泽等文学评论家高度评价的小说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通俗读物。随着泛读者、误读者和看热闹者的蜂拥而至，原本可能存在的知音早就在人海里淹死了。
作家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文字被人认真阅读，并在另外一些心灵里引起共震，这种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头和榫头咬紧了牙关，并由此达到贯通。”作者与读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如失散的亲人般，以一种不可知的缘分找到了一起。
麦家是个书痴，曾对书籍有一种近似膜拜的情绪，不沐手，不开卷。“这是一个梦：在梦里，我是地下工作者，有一天，我被捕了……（敌人）让我坐老虎凳，用烧红的铁烙我的胸脯，用竹签钉我指甲缝，用1800瓦的射灯明亮地烤我黑色的眼，拿我的手心当箭靶子射，等等，但我就是不说。坚决不说！比刘胡兰不差，跟江姐差不多，殊不知，狡猾的敌人在暗中观察我，寻我的软肋……‘快说！再不说让你永世不得碰书！’……我招了，我就这样招了。”他在《嗜书如命》里这样说。
畏风的捕风者
王小波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被人重视，但是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在一目十行地阅读。富阳文联的同志买来大量麦家的书籍，请他签名，分赠给领导、媒体、同行……富阳仅有的几家书店里，麦家的三本小说《暗算》、《解密》、《风声》和随笔集《捕风者说》被销售一空。“麦家老师特别爱书，我们拎过来一捆一捆的书，外面都必须要用纸包起来，不然他会心疼。”负责买书的工作人员说。但问题是，在小山一般堆起，又像雪片一样消化掉的签名书里，有一些会被人阅读，有一些会被人记住，也有一些注定被束之高阁，这不只是麦家的命运，这是文学的命运。
麦家的写作，开始于一个全民都是文学青年的时代。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敏感多思的青年，因为不善言辞，写日记成了他放松的一种方式，几十万的日记本里是沉甸甸的秘密，也是不见血的伤疤。
“我小时候家庭地位差，爷爷是基督徒，父亲是右派，外公是地主，黑五类的帽子我头上就有三顶，人比较压抑，从小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在写小说之前已经写了36本日记，远比我现在发表的作品数量要多。写日记就是自己跟自己下棋，自己对着镜子说话，有一种精神的本能，当你的欲望达不到满足，缺乏正常交流渠道的时候，自我倾诉就出来了。”这种脱胎于日记的小说后来变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私人笔记本》（1988年刊发时改名为《变调》），让慧眼识珠的《昆仑》杂志编辑部主任海波兴奋了很久。
“小说发表之后军区领导都知道了，他们大概觉得这个人既然会写小说，那肯定会写材料了，我就因为那部小说23岁就被调到军区机关，可能是最年轻的一名干事，那时想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文学不仅改变个人的命运，还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形态——那时候《人民文学》每期可以发到180万份，《昆仑》也有80多万份，现在全国的文学刊物绑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
一个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大概当不了一个出色的特工，文字会出卖他。写出离奇特情小说的麦家自己也曾在情报机关有过短暂的工作经验。“那是一座秘密的军营，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他们是人中精灵，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
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拥有着过人的智力，执着冷静，但又像冰一样脆弱：《解密》里的容金珍是个幽闭者；《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不谙人情世故，对感情有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无畏；《风声》中的“老鬼”有人格缺陷……天才和疯子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遥，他们成就了英雄的事业，却逃不脱悲剧的命运。
破译密码是一种捕风捉影式工作，麦家常常用“风”来钩连他的小说章回：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东风——西风——静风……最近的一部长篇被华谊兄弟公司相中，即将变成电影，题目是《风声》，而酝酿之中的续集标题因此唾手可得：《风声再起》。
他的个人随笔集《捕风者说》以捕风者自居，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风声的畏惧者，坐在汽车里他一定要摇上车窗，保持密闭。当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司机无意间摇下了车窗，穿梭呼啸的风声在麦家的耳朵里钢刷一般划过，折磨得他几欲抓狂——这征状，让我微微疑心他跟他笔下的容金珍一样，也患有轻度幽闭症。
李敬泽说，麦家有一个坚定的世界观。也有人说，麦家是偏执狂。他的趣味主要在书本里，闭门不出，疏于交际，在成都十五年了，依旧是一只浙江的胃，吃不了麻辣，不爱饮酒，不搓麻，不打牌。“像他这种活法的人，现在稀有。”中国作家网总编辑胡殷红说。
运气名叫老首长
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人丁兴旺，殷实而富丽，流过村庄的小河原本深得可以开进一条大船，直达富春江。后来河水渐渐小了、臭了，吐出黑色的河床。这几个月，水又重返青春般地清亮了起来。村里人说：谢谢经济危机——上游几家造纸厂被迫停产了。
麦家本名姓蒋，从繁华又破旧的蒋家祠堂隔壁踱进去，是一条窄窄的石板巷，墙上用黑色毛笔义愤地写着：“此路是人民的行走路！拖拉机不得通行！”顺着这条人民的路拐个弯，就是麦家的老宅：蒋家村107号。门牌号恰是他笔下特情单位701的倒置。
这栋保留着旧式威严的老宅是在麦家出生前一个多世纪造起来的，仿造了当时上海滩时髦宅院的格式，雕梁画栋和四合厮称的天井有一种湿答答的气氛。麦家说，小时候他们家对面不远处有栋红房子，红房子的主人与他们家祖上就是对头，所以父亲一直疑心红房子抑制了他们家的风水。
为了摆脱“红房子”的阴影，为孩子谋一个光鲜的前程，父亲另造了新屋，格外把麦家安顿在离红房子最远的西厢房内，多年以后甚至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以低价卖掉了祖屋。
深信神秘事物的父亲对麦家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没收不了。
也许是因为远离了晦气的红房子，也许是“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眷顾，1981年高考，麦家意外的以全班前三名的成绩考了大学，但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而在最终决定能入什么大学时，运气再一次眷顾了他。
“那天，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睛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树是一棵小树，罩出的荫凉只是很小的一片，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荫凉给他。”
来人友好地对麦家笑笑，攀谈起来，此人正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即现今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招生的首长。
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常常要假人之手方能发挥作用，这一次，运气在人间的化身，是以一个胖墩墩老首长的面目出现。首长在知道麦家的数学是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优秀以后，破格（比分数线低了近40分）录取了他。
进校以后，麦家才知道首长招的是一批特殊的学员，他们毕业之后将专门从事军队情报工作，俗称特工。
这个特工不太冷——因为个子窜得快，家里寄来的毛衣短了一截，通过老师的安排，找到一位女学员帮忙补织了一段，交接的时候，“毛衣毛绒绒的，两只手不小心碰了一下，我浑身都象触了电，完全麻掉了。”这是一个敏感、羞涩、单纯、封闭的军校生，一个不太可能成为007的特工。
特工的隐秘之花
虽然解密已久，但麦家对自己曾经的秘密依然讳莫如深，他决口不提当年具体从事怎样的工种。问他，他会用另一个故事来回答你：英国曾经有一位出色的特工，他爱上一位姑娘，某次执行任务，他到达了某个地点，写信给心上人报平安，“我坐了两个半小时的马车来到这里……”他巧妙的避掉了地点，但这封信落到敌人手中，敌人马上就部署起一个以两个半小时车程为半径的圆圈，发动地毯式的搜索。结果，当然是特工被杀掉了。
“我曾经从事的工作，这个秘密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我个人，我无权坦白。”他说，正是因为那段生涯在时间上恰倒好处，不长不短，所以他对这一群神秘人始终充满了想象与好奇。他所知道的只是一点，这一点不够长成一个优秀的特工，但是恰好够长成一个特情故事的讲述者。
《解密》里容金珍的故事，就是这样在他身体里纠缠生长了10年，断续地写和改，拿起又放下，一度写到110万字。10年后，这个越写越厚的故事越写越薄，变成了一部21万字的成品，一部剪影式的、奇诡而浪漫的小说。
他不曾避讳另一段亲身经历，在他的散文集里，有一个叫C的女人始终躲在河流的深处，像风一样难以捉摸。
C是一个传奇，她出生后即被父母遗弃，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一只漂流的木盆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顺流而下，最后被某个心慈手软的渔夫带回了家。
在后来的岁月里，她常常用“一只相似的木盆和七八斤重的石块（C的原始体重）”溯流而上，来推断自己下水的地点，寻找关于亲生父母的蛛丝马迹。
没有生日的人注定无根，C于1984年分配至福建某情报部门工作，任战情翻译，因为聪明、貌美，很快成为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第二年，她成为了麦家的初恋女友。“当时我们单位有规定，单身者是不能出国公干的。我们没有结婚，但热恋是公开的，鉴此领导方批准她赴法公干，以为我是她的锚。”
赴法公干后的C再也没有出现，对于她的失踪有种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她逃跑了、叛国了，一个没有家的人最终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支持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是：在她失踪后，人们撬开她的宿舍，发现关于她过往的一切痕迹都已销毁一空，连一片纸都没有留下，而她与麦家长达一年的恋爱过程中所有往来的书信函件也被打成一个小包，神秘地出现在麦家宿舍某个冷僻的抽屉里，这似乎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失踪。
“如果确实如此，我有理由怀疑她与我恋爱不过是为逃跑做的精心准备。”“她应该是叛逃了，肯定是叛逃了，不可能是执行任务时被捕，更不可能是死了。”
巨大的痛苦让麦家摆脱了单位对他的怀疑，一种同时夹杂着惊讶、愤怒、不信任和屈辱感的初恋之痛是难以表演的，因此也是有说服力的。
10年过去了，1996年的麦家还在揣摩C的机心与命运，（这篇写成于C赴法10周年的随笔几乎成了他散文集中最棒的一篇——不知道韶华已逝的C是否有缘得见这篇随笔，并将以怎样的心情回忆起那段少年之爱与故国之梦？）22年过去了，他还在修改并补记当时的随笔。人们常常难以窥破另一个人的内心，也就难以得知这一切又在自己的内心划下了什么。
怎样才是作家
“麦家像一个出色的精神侦探，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与探测人心，在故事貌似停止的地方去发现奇迹。他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量度的边界下了绵密的注脚。我相信，这种有写作难度的小说，对读者具有致命的阅读吸引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对麦家赞誉颇高。而麦的小说也因为这种独特的写作模式被冠以“新智力小说”、“迷宫小说”等让人产生智力崇拜的名头。
李敬泽则认为麦家的小说是“密室小说”的变种，是惊险的逃逸魔术。“它有强大的叙事力量，我们屏住呼吸，看一个人在重重锁链下凭智力和信念完成他的职责。因此，这终究是一部关于凡人与超人的小说，是人类意志的悲歌。”
麦家否认自己智力过人，但他又透露自己曾做智商测试，分数高达160以上。“所以我根本不相信智商测试。”
他不是所谓“用头发写作”的天才，只是“用脑写作”的“手工业者”，正如他最欣赏的作家博尔赫斯。
有人把他和阿加莎8226;克里斯蒂归为一类，他直到最近才因此翻了几本阿加莎的侦破小说，发现除了故事都是发生在密闭的环境之内，他们并无太多其他共同点。让他不快活的是另一种简单粗暴的归类法——通俗作家。“我怎么是通俗？！你说，我怎么是通俗？！”一个人前礼让三分的蔫茄子突然用起了排比句，你知道他真的是介意了。
“你的提问我不感兴趣，我无法回答，我诚恳地向你道歉。”面对那些来自同行、晚辈、记者的提问，他时时拒绝配合，像一只咬紧了牙关的河蚌一样难以打开。
富阳中学的语文老师希望麦家能传授一些写作文的方法，他却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读小学的儿子，平时作文都在80以上，某次在他这个作家父亲的指点下写了一篇文章，老师给批了76分。
这个故事让语文老师们讪笑了，他们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麦家当然是好脾气的、礼数周到的、低调谦和的，同时也是难以取悦的。人前有多好脾气，内心就有多么难以取悦。反之，他的小说有多跌宕起伏，内心世界有多丰富易感，他在人前就有多么沉闷无趣。
“我当不了一个好特工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擅交际，所以我窃取情报的能力会很差，但是我保守情报的能力却很强，我不会说出我的秘密。”
对文学，他其实还有着更大的野心，更多的企图。他曾经的工作是电视剧编剧，但他的重心永远是在文学，他的下一部，也许还是特情小说，下下部，或者还是，……但是再下一部，不会再是了！他要证明自己除了特情和悬疑，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更加深刻、更加凝重、更加高贵的可能性。“除了写作我干不了别的，你就等着我写吧。”
等着他写的人有很多，杭州市文联已经与他签约，辗转过五个城市的麦家终于要回家了，回到他父母的身边。他用毛巾擦着父亲的手和脸，父亲红润而洁净的脸上传达出一丝认识他的迹象。
为了撰写关于茅奖得主的材料，在麦家回乡之前，富阳市文联的同志专程去他乡中家访，搜集素材，见到了他八十多岁的母亲和已患老年痴呆的父亲，麦家的大哥向文联的工作人员，很谨慎地问了一句，“那你们说，我弟弟，现在好不好算是作家了？”
大家一片欢笑：得茅盾文学奖了还不算作家？那怎样才算作家？你弟弟是大作家！
他于是很放心了。
富阳文联的应湘平说，“可见在他心中，作家是一个多么高尚的词。”在这一点上，很少离乡的哥哥和旅漂多年的弟弟达成了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