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为谁做了嫁衣裳？

扩大内需尚须以利促商，还富于民--连载（2）

美国的经济危机来了，这次美国是真有点悬了。美国财长、联邦主席在国会被议员们训孙子一样训斥；三大汽车公司的总裁在国会求爹爹拜奶奶，恳求二百五十亿美元紧急贷款援助，窝心话说了三箩筐，还是哭丧的热脸挨了铁面无情的冷屁股，惨啦！最惨的还是那些金融系统与汽车以及相关行业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失业的乌云笼罩了头顶上的天空，不是身临其境，恐怕难以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恐慌。

世界性经济危机说来就来，却不会说走就走。经济危机与中东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与原油价格的巨大波动、与新能源结构以及相关技术的采用以及世界性环境保护紧密相联，危机周期很可能拖延时日。

就在一个月以前，网络上仅几个不受欢迎之人在谈“未雨绸缪”什么的，而今天，“金融海啸”业已以惊天之势在中国沿海城市登岸，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像海潮般退落，由此将引发工厂倒闭和劳工失业大潮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采取有效措施减缓“金融海啸”冲击中国经济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必要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规模和结构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规模和结构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外贸依存度高，拿2007年来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外贸依存度高，则受世界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大，外贸条件的恶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危害也大。

其二，中国自2003年起至2007年，外贸连年顺差，顺差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0%，2007年的贸易顺差高达2622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1810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5%。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2万亿美元，折合于人民币14万亿元，相当于中国银行中个人与企业的储蓄存量的60万亿（46万亿人民币储蓄存量与价值为14万亿人民币的2万亿外汇储备之和）的23%。

外贸连年顺差和外汇储备占银行储蓄存量23%经济学含义是什么？

因中国自2003年至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假定这些年份中国经济在开放性动态均衡条件下运行，因外汇不是中国国内投资的结算货币，利用简单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可以得出中国当年的外贸顺差等于中国当年的对外投资（当然如果考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则中国的对外投资可能大过外贸顺差）。也就是说，中国可以通过扩大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线的进口，从而加速改变中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资本和技术资源相对贫乏的资源赋予条件的贸易顺差外汇（当然外汇储备也可转化为提高或完善中国的教育、医保和社会福利系统），被用在购买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债和大企业的机构债卷，从而变相支援了世界发达国家的非无产阶级革命。

我在本文连载（1）中谈到：中国购买上万亿美国国债和金融业的机构债卷，“对美国来说，是中国用金钱的方式，支持美国把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价值，用炮火洒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再就是促进了美国次贷证卷的流通，加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这番话并非网络戏言。在这里，我不用经济学大道理烦人，只须指出，美国是靠财政赤字支撑伊拉克战争的，而赤字要靠向国内国外借钱来填补；而美国人民却是端起今天的筷子，碗里夹着明天的肥肉的主，狮子大开口借钱的主，大规模的次贷做的不就是借债的无本生意吗？而购买房屋抵押债卷的投资公司和银行，是借钱投资，赚的是利息差；那么，咱们来点后现代，几乎被所有人忽略了的是，在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的当今世界，哪个财大气粗，是美国政府与投资公司及银行后面摇鹅毛扇的金主？

如果中国政府用二万亿美元储备投资发达国家的国债、机构债卷，确有某种非经济的战略考虑，那将另当别论，若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我看来，此举目光短浅，弊多利少。

其三，中国的外贸格局是通过对外贸易，用国内相对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换取相对稀缺的资本和技术资源。

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三大不同企业的贡献如下：国有企业，进口2248.1亿美元，出口2697.2亿美元，逆差449.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口6955.2亿美元，出口5594.1亿美元，顺差1361.1亿美元；民营企业，进口2976.8亿美元，出口1266.9亿美元，顺差1709.9亿美元。扣除国营企业对外贸顺差的负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对顺差的贡献为44%，民营企业的贡献为56%。

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我们只能根据共识，假定私营企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国营企业为资本、技术密集性企业，而外商投资企业则是国外先进技术及资本与中国富裕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的企业，因而，从资源交换来说，中国的外贸格局为中国用相对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换取相对缺乏的资本和技术资源。

那么，问题是这种贸易格局对中国是有利还是无利？

我在网络上读到，在国内经济学精英名流中风行的观点是，中国外贸格局的形成是由于人民币低估，人为地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刺激了对中国劳动力的过度需求，造成了对外贸易的不平衡，精英名流们因而主张人民币升值，纠正成本扭曲，优化外贸格局，在先进生产力水平上实现贸易平衡。

这种观点很动听，在国内政治家中也颇有市场，但这种观点违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能解释经济现象。

首先，外贸格局的形成，与汇率的高低无关，而是由贸易双方反映了各自资源赋予条件的国内相对价格的国际比较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无论人民币高估或低估，静态地看，对贸易格局毫无影响。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存在着国际交易货币与国内交易货币，因而，国际贸易产品的成本有两个概念，一是国际交易成本，一是国内核算成本。国际市场是竞争市场，人民币不是国际交易货币，而各种贸易产品的生产技术已定，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的汇率变动不影响贸易产品的国际交易成本，因此，人民币贬值也好，升值也好，中国过去是一百万双袜子换一架飞机，今天仍然是一百万双袜子换一架飞机，中国过去只有本事用廉价劳动力换资本、换技术，今天还就这本事，不会有任何长进，汇率变动对这种贸易格局和国际交易成本毫无影响。但人民币升值会提升出口产品的国内核算成本，并降低进口产品的国内核算成本，因而具有抑制出口、扩大进口的作用。

精英名流们说人民币低估人为地压低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刺激了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国际需求的说法，经济学意义很含糊，不准确。假如人民币确实低估了，则从国际交易成本来说，人民币低估对劳动力资源相对资本、技术资源的国际交易成本毫无影响，从国内核算成本来说，人民币低估也不仅仅是人为压低了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成本，因为任何出口产品中都包含着资本、技术、劳动力资源，人民币低估是同比率降低了出口产品中所有生产要素的核算成本，人民币又不长眼睛，它的低估，为何偏偏要人为地降低中国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成本，而不人为地降低其中包含的资本和技术成本，让中国经济学精英名流们在出口产品上面子无光？

二十年前，中国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率约为2.8比1，人民币很高估，根据精英名流们观点的逻辑，那时的外贸格局该是中国的出口产品很资本很技术密集型吧？可实际情况是，那时的出口产品更加劳动密集些，更不给中国人长脸。倒是这些年来，人民币的所谓低估，扩大了中国的外贸规模，中国的外贸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中国人脸上添光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对那些被国内经济学精英名流和某些政客看不上眼的并贬称为“落后生产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倒是大踏步增多了。

动态地看，对外贸易可以改变一国的资源赋予条件。那么，对生产力落后国家来说，人民币低估还是高估对贸易格局的良性改变更有利？

当然是低估。

上面谈到，人民币低估，虽然并不像长了“势利眼”那样地降低某一生产要素的国内生产成本，但会同比例地降低出口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核算成本，从而有利于刺激出口产品的生产 ，扩大外贸规模。如果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性产品，出口的规模越大，劳动力资源换回的资本和技术资源就越多，则国内资源赋予条件从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向资本、技术资源相对丰富的转化越快。如果我们想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加快贸易格局的转换，自然应该是刺激出口，这和人越富翁消费越奢侈是同一个道理，可经济学名流们却要通过汇率升值，抑制出口，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真想不通这些人的脑子是怎么转的。

那么，是不是出口规模大导致了中国经济失衡的现状（国内产能超过国内需求能力）？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出口规模小，也可以有类似的失衡，譬如说，当国家创汇能力低时，用出口换来的外汇去支援世界上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样会经济失衡，而且，这种类型的国际投资，如果也可以叫做国际投资的话，很可能血本无归。

那么，贸易双方的国内资源的相对价格有无可能被人为地扭曲，从而影响贸易格局？应该说不大可能影响贸易格局，但有可能影响贸易规模，但是，国内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不可能通过汇率的升降来矫正。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确实被人为地扭曲了，压低了，只是跟汇率远隔千山万水。我们考虑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换。美国劳动力的基本人权是受保护的，他们享受社会福利保险，对出口企业来说，这些大企业的职工一般也享受公司资助的医疗保险。所以，社会福利保险和医疗保险是美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力成本的必要组成部分。

然而，从网络上看到，中国的出口龙头广东省，生产出口产品的中小企业的农村民工，从2001年至2006年，工资没怎么提高，一直是人均每月600元左右，每天的工资只能买四碗阳春面，而且，他们根本不享受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保险。

从公平交易的原则上来说，由于中国农村民工的劳动基本权利缺乏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他们的国内生产成本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从而刺激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投资和生产。

纠正被扭曲的劳动力成本，需要国家为保护劳工基本人权立法，这也就是现已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用人民币贬值来纠正被扭曲的劳动力成本，说得好听点，也只能说是乱弹琴。

可惜的是，人民币多次升值在前，劳动合同立法在后。

从网上看到，张五常教授是既反对人民币升值，也反对劳动合同法的，这老先生竟然九次撰文提议废除劳动合同法，看来老头脾气真犟。可是，老先生又说，劳动合同法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张教授老先生说得有理，就算他有理，（你不算他有理他倚老卖老信口开河你拿他有什么办法？老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友呢，资格老着啦。）那么，我认为，张老先生理应九次撰文提议卸下骆驼背上的三座大山，但把那根稻草留下来吧。

好不容易有了保护劳工基本人权的劳动合同法，怎能轻言废弃！

一个有效率的能够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以包括财产权、知识产权、劳工权利、消费者权利等基本人权的立法和维护为前提的，没有这些基本人权的立法和国家权力保护，市场经济不可能良性运转。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对国有财产的掠夺，大学教育和科研落后，企业内在技术创新能力薄弱，黑窑工事件、毒酒、毒油米、假药、毒奶粉事件层出不穷，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改革理念上忽视了建立和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基本人权。

我们分析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和规模的特点，那么，世界经济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到底可能有多大？

我们假定2007年中国经济是均衡的，假定如果2008年实现经济均衡增长，其增长率为10%，再假定2008年的经济结构与2007年同，则在均衡增长条件下，2008年的可能贸易顺差为2884亿美元，折合为人民币19900亿元，外汇顺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与2007年一样，同为7.5%，也就是说，国内产能相对于国内需求过剩7.5%。

我们知道，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剧烈减少，加之人民币的升值效应，假定冲击表现为减少出口需求21.5%（因2007年经济均衡条件下贸易顺差占出口规模的21.5%，故作此假定），或者说，2009年减少出口量2884亿美元，而进口保持2008年的规模，则中国外贸实现零顺差，即使不考虑出口乘数的影响，2009年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其经济增长速度将在均衡速度10%的基础上下跌7.5%，仅为2.5%，如果要弥补这一损失，假定国内的消费需求和企业需求不变，2009年全国财政需要扩大支出约人民币约2万亿元。根据本文连载（1）的分析，中国国务院宣布的两年四万亿基本建设财政支出，其财政支出的年增量顶多一万亿（其中中央财政2500亿，地方和社会支出7500亿），也就是说，财政支出扩增存在着一万亿缺口，不足以弥补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

当且仅当，其它假定条件不变，当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仅减少出口需求10.75%，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为下降3.75个百分点时，中国四万亿基本建设财政支出才可能弥补出口需求下跌的影响。

由此可见，用扩大财政支出的方法扩大内需，很可能不足以弥补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就网上所看到的资料表明，到十一月时，株三角民营企业的出口订单减少为50%，江浙民营企业的出口订单减少为30%，出口订单的减少已影响到北京、天津、上海的外向型企业，而世界性经济危机仍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扩展和延伸……

下文将对中国政府应对金融海啸的政策措施谈谈我的某些看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