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细致地给马悲鸣先生作了一次诊断
简单明了的汉藏是非问题
马悲鸣于 08-04-14 03:34:23
马悲鸣
汉藏之间的是是非非已经争了很多年。之所以争不清楚，是因为除却民族问题以外还夹杂着阶级斗争问题。
（医生：人类医学的发展，也是是非非了很多年，之所以有一个这么长的过程，除了科学和迷信愚昧之争外，还有科学和宗教的斗争问题。）
马悲鸣
汉人说∶你们过去实行的是最反动、最落后、最野蛮、最愚昧的万恶封建农奴制。所以是你们理亏。我们进入西藏是救民于倒悬，帮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是解放你们来了。
藏人说∶谁请你们来解放的？是有西藏政府或教宗在没有你们大军压境下的公开邀请，还是有国会或者全民的投票赞成？！你们侵占了我们的领土，灭亡了我们的国家，毁了我们的家园，强加给我们的人民以你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所以是你们理亏。
（医生：扁鹊见齐桓公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 ”
桓公曰：“寡人无疾，医之好治无病以为功。”
华佗见曹操曰：“大王头脑疼痛…….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
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
医学的发展，尽管以就是唯物主义的研究为根本，救死扶伤的宗旨为原则，然而从一开始就会得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怀疑。切不说当年死在欧洲火刑柱上的众多医学研究者了，就是明朝的李时珍上山采药也会遭到道教的责难，怀疑李时珍要采天地“灵气”，造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大量被毁。）
马悲鸣
汉人说∶你们西藏七百年前就自愿加入中国了。可是你们藏人却在西藏歧视汉人并搞暴乱杀害驻藏汉人，所以你们理亏。
藏人说∶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正式申请自愿加入过中国。你们汉人在西藏歧视和屠杀起义的藏人。所以你们理亏。
汉人说西藏暴力事件是藏人分裂祖国的造反，藏人却说这些事件是反侵略武装起义。到底孰是孰非，无人能说得清。
（医生：达尔文说，猿猴在百万年前就开始进化成人。
基督教说，猴子从来就没有变成人的愿望，更不可能变成人，早在世界的还没有人的时候，就是上帝制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成为了今天的人类社会。
科学者说人是从动物进化出来的。而宗教者说，人是至高无上的神创造出来的，到底孰是孰非，无人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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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难判定。只要问一下这些歧视和杀害的犯罪事件发生地点，是非可以立断。
一个人被杀害在凶手家里。凶手向法庭申辩说∶“是他私入民宅，企图抢劫、强奸、盗窃和行凶杀人。我是出于正当防卫才打死他的。”如果不考虑其他所有证据的话，那么这个凶手的证词就可以成立。因为事件发生在凶手家里。你这个被害人为什么跑到人家家里去呢？即使被害人并无抢劫、强奸、盗窃和行凶杀人的企图，当警方无法判定其他证据时，只能判凶手无罪。
相反，假如这个人被杀害在自己家里，凶手却向法庭申辩说∶“是他企图抢劫、强奸、盗窃和行凶杀人。我是出于正当防卫才打死他的。”如果不考虑其他所有证据的话，那么这个凶手的证词就不能成立。因为事件发生在被害人家里。你这个凶手怎么跑到人家家里去正当防卫呢？即使被害人真有抢劫、强奸、盗窃和行凶杀人的企图，当警方无法判定其他证据时，只能判凶手有罪。
（医生： 司法的判断离不开医学，离不开法医。
因为法医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干的活既专业又精密：①勘察各种凶杀命案现场，检验谋杀或有谋杀嫌疑的尸体，判明死亡原因、时间和性质，推断和认定致死致伤的凶器，分析犯罪手段和过程。 ②对民事、刑事案件中涉及法律事件的活体（人身）进行损伤、劳动能力、性别、性机能、精神状态等鉴定。 ③检验和鉴定同犯罪有关的法医物证。 ④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鉴定，分清责任性质，同时便于医疗部门提高医疗质量。 ⑤协同有关部门查清重大中毒事故和意外灾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希望马悲鸣先生不要蔑视法医的存在，因为无视法医就是无视法律的科学态度，否则，如果办案只是根据案发现场在谁家就判定谁是被害者的话，那么马悲鸣先生如果去参加了谁家的葬礼，马先生去了谁家的墓地，马悲鸣先生去如果去太平间，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证据”控告马悲鸣先生有重大杀人，盗墓，奸尸地嫌疑！！）
马悲鸣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汉藏之间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如果藏人跑到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湖广、江浙等汉族地区去歧视汉人，发动暴乱杀害汉人，就如唐朝时的吐蕃寇边那样，当然是藏人理亏。但如果事件发生在藏族地区，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是汉人在藏区歧视和杀害藏人，不管以什么理由杀害，则曲在汉人∶你怎么到人家家里去歧视和杀人呢？如果是藏人在西藏歧视和杀害汉人，则曲不全在藏人∶谁让你们汉人跑到西藏去自找歧视和杀害呢？
当然如果西藏是独立国家，入藏的汉人是拿了护照签证去进的，而他们又遭到歧视和杀害，则另当别论∶“你们怎么允许和欢迎我们进藏，却又歧视和杀害我们？”但现在事实却是汉人重兵武装入藏，并无护照签证。而当年中国人杀了有护照签证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却至今自认有理。
（医生：道理的确就那么简单，藏人在西藏杀汉，则汉人活该，曲在汉人，谁教你跑到人家的地盘里的？也就是一批人如果到了另一批人的地盘，出了什么事情就是去的人造的孽，去的人得了什么就是强盗，挨了刀子就是活该。
如果这样的道理，马悲鸣先生，我太感谢你了，以后收医疗费，医疗事故责任的标准就太好鉴定了，你马悲鸣先生有个什么毛病到外地医院看病，只要你对我来讲是外地人（外国人更好了）我可以随便敲诈你的医疗费，然后把你当实验的大白鼠，治得你哭爹叫娘我都不负责，我甚至还可以把你摘除器官后，截肢，然后关进疯人院病房，你什么都是活该，谁叫你自己找上门来，到了我的地盘呢？是你自找的。 反正我到你的地盘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医生，无任何不良记录，我依然是神圣的白衣天使 。）
马悲鸣
所以，如果不考虑阶级斗争问题(中共已经正式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仅以民族问题为出发点，则在西藏发生的汉藏互相歧视和杀害的事件里，汉人的理更不直。那些被歧视和杀害的汉人如果回到自己的汉族老家去，端是不会遭到藏人的歧视和杀害。
（医生：所以，如果不考虑阶级斗争问题〈马悲鸣先生已经正式引用按地盘划分出等级为纲〉，仅以民族问题为出发点，那些被歧视和被杀害的藏人如果只要守住西藏，就可以逍遥自在地在西藏杀农奴，剥人皮，取人骨，采阴补阳．．．．．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马悲鸣先生大概也可以尽快活地在自己家里耍流氓，甚至打老婆的时候也可以自豪地高呼：“老子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老婆玩ＳＭ，关外人什么事？谁管谁就是卑鄙的第三者插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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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前些时候见到一篇刘宾雁回忆心历路程的文章。他提到抗日战争时八路军采用“打了就跑”的偷袭战术，结果由于被袭而激怒的日军就反攻到村子里报复，实行“三光政策”，大杀村民以泄愤和扫荡八路军的潜伏基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一共损失人口一千两百万，其中除去正面作战的政府军阵亡三百万之外，其他九百万平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被杀害的。刘宾雁说，他们当时就辩论过八路军这种战术是否符合道德的问题。
再往前推，“九一八事变”是由“万宝山事件”引起的。当年日本政府以最後通牒的形式逼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其中有允许日本农民在规定年限里垦荒东北的条件。张作霖在世时，中日农民之间尚能相安无事。但张作霖被日军大佐河本大作炸死後，张学良主政东北时，因为杀父之仇难消，遂下令∶“有胆敢租地给日本农民者以卖国论！”结果万宝山一日本农民租了一块地修灌溉用渠。中国警察出面阻止。这个日本农民便招来日本警察保护。于是民间冲突升级成中日警察冲突。双方军队相继戒备，最後酿成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国军队的“九一八事变”。
单就中国警察阻止日本农民开渠和八路军偷袭日军据点，“打了就跑”这两类事件本身来看，日方都是被动者。因为他们是在开渠被阻止和遭到偷袭之後才反攻报复的。但无人不说日本是侵略者，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内。日本农民如果在日本本土开渠，端是没有中国警察来阻止。日军若守护在日本本土的据点里，八路军也绝不会去偷袭。民族争斗事件的是非曲直判断主要依赖于事件发生地点的判定。汉人在西藏境内的暴力事件中明摆着理亏。
（医生：我强烈感动刘宾雁的道德情操！！！它真是以德服人啊，以德“抗日”高水平！！！
所以我也能想象马悲鸣先生一定也会以身作则，当一个歹徒看中了马悲鸣先生的爱妻和爱女时候，歹徒说：“识相的，只劫财劫色，不识相的，统统先奸后杀！” 马悲鸣先生一定既没有“打”也没有“跑”，更没有用什么“偷袭战术”，而是大智大勇地考虑不应该激怒歹徒，先满足好对方的欲望，保存了自己和家人，同时也符合了道德。于是歹徒快活的施暴后，扬长而去，马悲鸣先生对这被凌辱的妻女，也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哦，对了，当我去给马悲鸣先生家里这场事件作法医鉴定时，我一定会鉴定出：无任何暴力侵犯现象，不属于强奸，马悲鸣先生没有吃亏，歹徒也没有理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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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声明，并不赞赏西藏的暴力。但藏人的干法很多是汉人强加给藏人的汉族意识形态教出来的。中共在全国，包括西藏，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大肆向藏人宣传汉人如何组织义和团杀洋鬼子和攻打教堂与使馆区、五四运动如何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舆、共产党如何诞生和搞暴力革命打杀地主、如何抗战驱逐日本人等。藏人在西藏搞的暴力事件不过是在实践汉人强行灌输给他们的意识形态而已。即使藏人在西藏搞的暴动并不可取，也有一半的责任来自中共政治课上的教唆。
（医生：本人声明，我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我只是一名医生，以着公正科学的态度看待任何问题，汉人也好，藏人也好，都跟我无关，我只是研究了马悲鸣先生的症状，按照它高尚的人格，和无以伦比的伟大的学说来解释了它深奥的精神内涵。）
医生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４日
简单明了的汉藏是非问题
马悲鸣于 08-04-14 03:34:23
马悲鸣
汉藏之间的是是非非已经争了很多年。之所以争不清楚，是因为除却民族问题以外还夹杂着阶级斗争问题。
（医生：人类医学的发展，也是是非非了很多年，之所以有一个这么长的过程，除了科学和迷信愚昧之争外，还有科学和宗教的斗争问题。）
马悲鸣
汉人说∶你们过去实行的是最反动、最落后、最野蛮、最愚昧的万恶封建农奴制。所以是你们理亏。我们进入西藏是救民于倒悬，帮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是解放你们来了。
藏人说∶谁请你们来解放的？是有西藏政府或教宗在没有你们大军压境下的公开邀请，还是有国会或者全民的投票赞成？！你们侵占了我们的领土，灭亡了我们的国家，毁了我们的家园，强加给我们的人民以你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所以是你们理亏。
（医生：扁鹊见齐桓公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 ”
桓公曰：“寡人无疾，医之好治无病以为功。”
华佗见曹操曰：“大王头脑疼痛…….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
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
医学的发展，尽管以就是唯物主义的研究为根本，救死扶伤的宗旨为原则，然而从一开始就会得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怀疑。切不说当年死在欧洲火刑柱上的众多医学研究者了，就是明朝的李时珍上山采药也会遭到道教的责难，怀疑李时珍要采天地“灵气”，造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大量被毁。）
马悲鸣
汉人说∶你们西藏七百年前就自愿加入中国了。可是你们藏人却在西藏歧视汉人并搞暴乱杀害驻藏汉人，所以你们理亏。
藏人说∶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正式申请自愿加入过中国。你们汉人在西藏歧视和屠杀起义的藏人。所以你们理亏。
汉人说西藏暴力事件是藏人分裂祖国的造反，藏人却说这些事件是反侵略武装起义。到底孰是孰非，无人能说得清。
（医生：达尔文说，猿猴在百万年前就开始进化成人。
基督教说，猴子从来就没有变成人的愿望，更不可能变成人，早在世界的还没有人的时候，就是上帝制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成为了今天的人类社会。
科学者说人是从动物进化出来的。而宗教者说，人是至高无上的神创造出来的，到底孰是孰非，无人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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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难判定。只要问一下这些歧视和杀害的犯罪事件发生地点，是非可以立断。
一个人被杀害在凶手家里。凶手向法庭申辩说∶“是他私入民宅，企图抢劫、强奸、盗窃和行凶杀人。我是出于正当防卫才打死他的。”如果不考虑其他所有证据的话，那么这个凶手的证词就可以成立。因为事件发生在凶手家里。你这个被害人为什么跑到人家家里去呢？即使被害人并无抢劫、强奸、盗窃和行凶杀人的企图，当警方无法判定其他证据时，只能判凶手无罪。
相反，假如这个人被杀害在自己家里，凶手却向法庭申辩说∶“是他企图抢劫、强奸、盗窃和行凶杀人。我是出于正当防卫才打死他的。”如果不考虑其他所有证据的话，那么这个凶手的证词就不能成立。因为事件发生在被害人家里。你这个凶手怎么跑到人家家里去正当防卫呢？即使被害人真有抢劫、强奸、盗窃和行凶杀人的企图，当警方无法判定其他证据时，只能判凶手有罪。
（医生： 司法的判断离不开医学，离不开法医。
因为法医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干的活既专业又精密：①勘察各种凶杀命案现场，检验谋杀或有谋杀嫌疑的尸体，判明死亡原因、时间和性质，推断和认定致死致伤的凶器，分析犯罪手段和过程。 ②对民事、刑事案件中涉及法律事件的活体（人身）进行损伤、劳动能力、性别、性机能、精神状态等鉴定。 ③检验和鉴定同犯罪有关的法医物证。 ④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鉴定，分清责任性质，同时便于医疗部门提高医疗质量。 ⑤协同有关部门查清重大中毒事故和意外灾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希望马悲鸣先生不要蔑视法医的存在，因为无视法医就是无视法律的科学态度，否则，如果办案只是根据案发现场在谁家就判定谁是被害者的话，那么马悲鸣先生如果去参加了谁家的葬礼，马先生去了谁家的墓地，马悲鸣先生去如果去太平间，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证据”控告马悲鸣先生有重大杀人，盗墓，奸尸地嫌疑！！）
马悲鸣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汉藏之间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如果藏人跑到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湖广、江浙等汉族地区去歧视汉人，发动暴乱杀害汉人，就如唐朝时的吐蕃寇边那样，当然是藏人理亏。但如果事件发生在藏族地区，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是汉人在藏区歧视和杀害藏人，不管以什么理由杀害，则曲在汉人∶你怎么到人家家里去歧视和杀人呢？如果是藏人在西藏歧视和杀害汉人，则曲不全在藏人∶谁让你们汉人跑到西藏去自找歧视和杀害呢？
当然如果西藏是独立国家，入藏的汉人是拿了护照签证去进的，而他们又遭到歧视和杀害，则另当别论∶“你们怎么允许和欢迎我们进藏，却又歧视和杀害我们？”但现在事实却是汉人重兵武装入藏，并无护照签证。而当年中国人杀了有护照签证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却至今自认有理。
（医生：道理的确就那么简单，藏人在西藏杀汉，则汉人活该，曲在汉人，谁教你跑到人家的地盘里的？也就是一批人如果到了另一批人的地盘，出了什么事情就是去的人造的孽，去的人得了什么就是强盗，挨了刀子就是活该。
如果这样的道理，马悲鸣先生，我太感谢你了，以后收医疗费，医疗事故责任的标准就太好鉴定了，你马悲鸣先生有个什么毛病到外地医院看病，只要你对我来讲是外地人（外国人更好了）我可以随便敲诈你的医疗费，然后把你当实验的大白鼠，治得你哭爹叫娘我都不负责，我甚至还可以把你摘除器官后，截肢，然后关进疯人院病房，你什么都是活该，谁叫你自己找上门来，到了我的地盘呢？是你自找的。 反正我到你的地盘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医生，无任何不良记录，我依然是神圣的白衣天使 。）
马悲鸣
所以，如果不考虑阶级斗争问题(中共已经正式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仅以民族问题为出发点，则在西藏发生的汉藏互相歧视和杀害的事件里，汉人的理更不直。那些被歧视和杀害的汉人如果回到自己的汉族老家去，端是不会遭到藏人的歧视和杀害。
（医生：所以，如果不考虑阶级斗争问题〈马悲鸣先生已经正式引用按地盘划分出等级为纲〉，仅以民族问题为出发点，那些被歧视和被杀害的藏人如果只要守住西藏，就可以逍遥自在地在西藏杀农奴，剥人皮，取人骨，采阴补阳．．．．．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马悲鸣先生大概也可以尽快活地在自己家里耍流氓，甚至打老婆的时候也可以自豪地高呼：“老子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老婆玩ＳＭ，关外人什么事？谁管谁就是卑鄙的第三者插足！” ）
－－－－－――――――――――――――――――――――――――――――――
马悲鸣
前些时候见到一篇刘宾雁回忆心历路程的文章。他提到抗日战争时八路军采用“打了就跑”的偷袭战术，结果由于被袭而激怒的日军就反攻到村子里报复，实行“三光政策”，大杀村民以泄愤和扫荡八路军的潜伏基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一共损失人口一千两百万，其中除去正面作战的政府军阵亡三百万之外，其他九百万平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被杀害的。刘宾雁说，他们当时就辩论过八路军这种战术是否符合道德的问题。
再往前推，“九一八事变”是由“万宝山事件”引起的。当年日本政府以最後通牒的形式逼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其中有允许日本农民在规定年限里垦荒东北的条件。张作霖在世时，中日农民之间尚能相安无事。但张作霖被日军大佐河本大作炸死後，张学良主政东北时，因为杀父之仇难消，遂下令∶“有胆敢租地给日本农民者以卖国论！”结果万宝山一日本农民租了一块地修灌溉用渠。中国警察出面阻止。这个日本农民便招来日本警察保护。于是民间冲突升级成中日警察冲突。双方军队相继戒备，最後酿成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国军队的“九一八事变”。
单就中国警察阻止日本农民开渠和八路军偷袭日军据点，“打了就跑”这两类事件本身来看，日方都是被动者。因为他们是在开渠被阻止和遭到偷袭之後才反攻报复的。但无人不说日本是侵略者，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内。日本农民如果在日本本土开渠，端是没有中国警察来阻止。日军若守护在日本本土的据点里，八路军也绝不会去偷袭。民族争斗事件的是非曲直判断主要依赖于事件发生地点的判定。汉人在西藏境内的暴力事件中明摆着理亏。
（医生：我强烈感动刘宾雁的道德情操！！！它真是以德服人啊，以德“抗日”高水平！！！
所以我也能想象马悲鸣先生一定也会以身作则，当一个歹徒看中了马悲鸣先生的爱妻和爱女时候，歹徒说：“识相的，只劫财劫色，不识相的，统统先奸后杀！” 马悲鸣先生一定既没有“打”也没有“跑”，更没有用什么“偷袭战术”，而是大智大勇地考虑不应该激怒歹徒，先满足好对方的欲望，保存了自己和家人，同时也符合了道德。于是歹徒快活的施暴后，扬长而去，马悲鸣先生对这被凌辱的妻女，也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哦，对了，当我去给马悲鸣先生家里这场事件作法医鉴定时，我一定会鉴定出：无任何暴力侵犯现象，不属于强奸，马悲鸣先生没有吃亏，歹徒也没有理亏。）
－－－－－――――――――――――――――――――――――――――――――
本人声明，并不赞赏西藏的暴力。但藏人的干法很多是汉人强加给藏人的汉族意识形态教出来的。中共在全国，包括西藏，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大肆向藏人宣传汉人如何组织义和团杀洋鬼子和攻打教堂与使馆区、五四运动如何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舆、共产党如何诞生和搞暴力革命打杀地主、如何抗战驱逐日本人等。藏人在西藏搞的暴力事件不过是在实践汉人强行灌输给他们的意识形态而已。即使藏人在西藏搞的暴动并不可取，也有一半的责任来自中共政治课上的教唆。
（医生：本人声明，我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我只是一名医生，以着公正科学的态度看待任何问题，汉人也好，藏人也好，都跟我无关，我只是研究了马悲鸣先生的症状，按照它高尚的人格，和无以伦比的伟大的学说来解释了它深奥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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