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中国文人耻辱的历史篇章 - 反右50年祭

拜读了您的文章，很是感触，也对在那场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人们寄以无限的同情。不过，我只是有个小小的疑问。中国自春秋战国就有百家争鸣的历史，直到汉武帝时才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如果您所指的知识分子只是指拥有儒家‘以仁义治天下’的单纯思想的‘士大夫’，我不能赞同也。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无产阶级拯救了多灾多难的祖国。不管当时现在有多少人以无数的偶然和借口来抨击，这都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建国以后，为了富国强兵，毛泽东审时度势以法家“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治理当时的中国。以“封建制”代替国民政府的“郡县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政权，使几乎分崩离析的中国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这样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埋没的。当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继承儒家传统和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们就以为到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于是各种反对法家“中央集权”统治思想的理论纷纷出炉，使毛泽东勃然大怒，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受到打击的部分“知识分子”们又拿出自古忠良“文死柬，武死战”和“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魄力成就自己的终身“名节”而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推入不仁不义的尴尬处境。在此，我小小地哀叹一声。到底是谁在反对“百家争鸣”？难道只有尊孔敬儒和受西方文明洗礼的才配是知识分子吗？当法家继秦以后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时候，儒家的继承者们为什么如此不依不饶？以至于有了后来的文革运动，使儒家文化进一步深受打击。毕竟是法家的集权和对人性中好利恶害的把握挽救统一了中国，它又如何能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功成身退”呢？毛泽东之所以将知识分子下放劳动，降低待遇，就是让那些只会讲仁义民主的“士大夫”和“小资”们学会做实事，让他们认识到只会动嘴，眼高手低，不会实践干事，不随机应变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夺取政权的正是他们自古不屑一顾的土农民们，要管理和领带他们用仁义和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人比毛泽东更知道共产党统治的是什么样的人民。对于文化水平地下，又刚刚翻身做主，铲平三座大山，拥有八年抗战经验，消灭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将世界头号强国打回三八线的虎狼之师的人民，马上交给儒家的仁义之士和西方的民主精英施以仁政和民主来管理，不用三天，就会涌现出一堆占山为王的好汉，中国又会是群雄割据，烽烟四起的场面。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在文革中，无产阶级的鞭子有多硬，革命有多彻底，想必世人都领教了吧。也只有法家中央集权，好利恶害才能管理控制这些伟大的人民。可惜，在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毛泽东当时的魄力和睿智，只有对他咬牙切齿般的痛恨，其不知，毛泽东当时对他们怒其不争的用心。再说到对人性的摧残，不能因为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就认为法家‘好利恶害’就不是人性。相反，‘礼义廉耻’，‘三纲’都是法家先于儒家提出来的，之所以在反右和文革中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毛泽东对那些企图夺取他的集权以及用‘文死柬’来陷他和党于不义的顽固儒家知识分子的报复。人说真话固然重要，但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怎么说才能让别人信服是不是更重要？而且做实事是不是比说话还重要呢？本来，如果当时以儒家和小资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能审时度势，放下清高的架子和急切的治国愿望，以温和和内敛的手法诚心诚意来和共产党合作，逐步改进，而不是不分实际情况一心要实施仁政，实施民主，也许许多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毛泽东在对反对者的打击中采取的手段是严厉得近乎残酷的。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下，让他把打下的天下拱手相让，把几百万虎狼之师化为无形也是万万不能的，更何况他要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留给中国一个万万年的社会主义江山。在我看来，不管是反右，大跃进，文革都是毛泽东在向人们证明传统儒家和西方民主的统治要介入新中国的政权根本不是时候。因为在无产阶级当政的国家里已经没有了‘士大夫’阶层赖以生存的土壤。同时，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下，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资产阶级阶层和文化，当那些被打了几千年封建烙印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人文文化开化的人民拿到了民主的法宝，只会给中国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国家带来灭顶之灾。这个教训，直到今天也没被那些“知识分子”们所正视，还在不遗余力不考虑中国的国民和文化基础，单纯地希望完全以西方的民主模式来管理中国的人民。这才是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伤亡的人们最大的侮辱。再说到共产党无法无天，我国最新（2004年）的宪法：“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宪法成型之初，那些知识分子们在干什么？通过了这样的一部宪法，必然有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既然国家是无产阶级建立的，赋予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宪法也是无可厚非的。既然宪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中国的意识形态高于一切，那么所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破坏，都会受到有法律保障的惩治。中国共产党又是工农联盟的代表，这就在法律上给了共产党以任何权利对认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个人和组织进行人民民主专政。由此看来，既然知识分子们接受了这样一部宪法，那哪里又会有共产党无法无天的申诉呢？因为宪法已经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最高的权利。所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权利都无法和宪法所规定的意识形态所抗衡。在这里，无赖地说一句，公然挑衅宪法的难道不是那些要实行多党执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吗？对那些人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错吗？对法家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岂会落下如此口实。
五十年后的今天，看到一些当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后代们把反右看作知识分子受到的最大的耻辱实在是有些痛惜。作为知识分子，不能只读死书，更不能只在儒教里埋头，以‘文死柬’的所谓义气来博取自己的名节而陷国家政权于不义，于民扰乱其心，于国败坏其名，于己自断慧命，都是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要知道，书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节读的，而是为天下的苍生读的。牢牢抱住程朱礼学而不会虚怀若谷，纳入百家，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以天下苍生的利益为首要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最大耻辱。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这么多始终为儒家的礼教和西方的民主所束缚而打不开心结的人实在是令人扼腕痛惜。其实，事事本来就是无常，随势而变才是道理。儒家的代表孔子亦有云：“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就是对不会审时度势，一味执着的批评。那些对往事如不如烟执著的人们是否也亦违背了孔圣人的教导呢？
本人生于70年代中期，对毛泽东没有个人崇拜的情节，对于那场浩劫给很多人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伤痛亦无法感同身受，颇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冒犯之处，望能见谅。之所以在这里大放厥词一番，只是想让在自我束缚的困苦中挣扎的人们能放下心中的执着，从不同的角度，客观而科学的审视发生过，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以平常的心开心地去生活，相信事情在不断地变化中。如若不然，由执著燃起的种种是非恩怨和争斗又会给你们自己和别人带来真正的公平吗？五十年的包袱还要继续流传后世吗？何不就此放下，一切公平与否留待因果。言尽于此，若措辞不当，希望能念我年少无知，才疏学浅，就不予追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