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一项仅次于长城的巨大工程,三峡拦江大坝自提出以来,正反两派褒贬不一。即使是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以来,国内反对派的声音也并没有停止过。这里面,比较著名的要算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三峡工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工程的浩大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三峡工程在三个方面前无古人:
一,土木工程总量。按三峡工程总体设计,三峡枢纽工程的土石方开挖总量1亿8千7百万立方米,土石方回填8千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3000万立方米,金属结构安装30万吨,机电设备安装20万吨。自1997年以来,三峡工程曾创造百余项世界第一。其中,连续三年混凝土使用量超过苏联古比雪夫电站的364 万方的世界纪录。更有值得一提的是,右岸大坝400万方混凝土中,没有发现一条裂缝,可谓奇迹。
二,水电设计能力。三峡库区设蓄水能力221亿方,最大蓄水高度175米,可保中下游沿岸1500万居民免于洪水灾害。(严格的讲,是把长江洪涝灾害发生率降低到原来1/10)。三峡大坝安装发电机组32个,总发电能力为每年847亿度,相当于18个核电站,可满足目前中国电力需求的5%。被评为美国7大奇迹之一的胡弗大坝年发电量仅40 亿度。
三,迁移民工程量。三峡库区移民总人口110万人,房屋建筑面积3千7百万平方米,涉及12 座县城,114座集镇,1559家工矿企业。移民工程共投资400亿元人民币,占三峡工程总投资的44%。这样巨大的迁民工程,就投资总而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就移民人数而言,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明初的洪武移民(朱元璋),据史料记载有80万人分前后10 次从晋南地区迁出至华北其他地区,甚至到江南的部分地区。
三峡工程之利,是他转长江水患为电力源泉,既解一害又补一缺。同时,长江中游的水位抬高,据报道可使万吨级海轮深入内地至重庆,万吨轮的适航期为每年六个月左右。以往三峡航运的货运量最高为1800万吨/年,现在的数量是4000万吨/年。2009年工程竣工,这个数字还会提高。航运能力的提高,给内陆经济所带来的辐射动力也是不可小觑的。航运能力对于经济的引力(或者助力)可以从以下的数字看出:
1985年,中国海岸港口吞吐能力3.1亿吨/年;1997年,这一能力提高到13亿吨;十五期间,中国海岸港口吞吐能力新增3亿吨,目前港口吞吐能力17亿吨/年。从1985到2000的十年里,中国的GDP总量从3265亿美元增长到10600亿美元,净增长224%;其中进出口总额从704亿美元增长到4700亿美元,净增长570%;同时进出口总额占GDP从21%增长到45%。而同一时期,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徘徊在其年GDP的20%。
三峡工程之害,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生态危害,投资难以预料,后续沙患风险,移民民生问题。投资和民生问题现在看来基本解决,目前预计三峡动态投资总额到2009年竣工时,为1800亿元人民币,比预算投资的2200亿还要少300亿;目前已投放的1200亿中,60%来自金融市场的融资,包括银行融资,债券和刚刚发行的长电权证(Warrants)国家的财政负担只有剩下的40%(作为资本金方式投入)。最早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基于其原始预算的200亿元。其实由于信息不足,这样的估计不足现在看来可以理解。8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没有现在这样的量度,200亿元对于国家财政也显得负担沉重。而现在,经济总量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这样的投资看来更合理了。
民生问题也算是有了个合理的解决。除了投入移民重建的400亿元一次性财政投资外,沿江地区将来从交通发展得出的利益将是长期可利用的资源,这项资源的价值还不好确定的估算。如果按照前面例举的中国港口吞吐能力的比例来看,直接的产业利益大概可以使库区经济增长5-7倍。1992年至2005年间,库区经济(GDP)从 152亿元坊了三番到1231亿元,年平均增长17%。除去中国经济整体增长水平,仍有明显的部分可以直接归因于三峡工程的贡献。不过工程期内的贡献有很多是工程本身投资的后果,真正的长期经济影响,还要到竣工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库区的经济结构变化应该是明显的,农业的比重将明显让位于制造业和交通业。
生态危害和治沙问题,现在很难估计危害程度。沙患是黄万里教授反对三峡工程的最大原因,他认为 三峡大坝的前车之鉴是三门峡。将来大坝修好了,三峡工程后续的治沙投资将使整个工程本身入不敷出。我为黄教授毕其余生呼吁政府停止三峡工程的努力而折服。黄教授的民族责任感可谓难得。其实,从孙中山1919年提出到1992年的人大决议来看,三峡工程上马已是历史必然了,我辈国人现在最应该的作的,应该是为未来的三峡治沙出力划策。这一点,各位在黄老的后人和追随者还是要看清,理智。黄老临终也不忘教导后世三峡治沙大计,我等后辈如果还是跟着西方媒体一样在中华民族进步的过程中以反对派的姿态来拖后腿,就显得实在让人不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