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霸论——美国单极主导时代的本质和因应之道

善霸论
——美国单极主导时代的本质和因应之道

作者：庞忠甲

英文中的“霸权” (Hegemony) 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指某个人物、集团或国家拥有优势的支配地位或能力，并非专指某种性质、行为或政策，没有汉语中“霸道”或“恶霸”那样的贬义。

霸权按其性质、行为或政策分善恶。

中国古典政治学有霸道（Arbitrainess）与王道（Benevolent Government）之说。

霸道者，倚仗暴力，专横行事，以损人利己为能事，俗称恶霸。

王道者仁政也。仁者以和为贵，但世道混沌之际，恶势力争锋无已，丛林法则气数未尽，岂能一味苦口婆心？欲握胜券，非有强行贯彻善愿的实力地位不可，就是所谓善霸了。

春秋後期，天下无道，暴秦（穆公）称霸。改革家孔子企望齐国接受儒家治世学说，施行仁政，富民强国，争当善霸；好不容易说动了国君景公，可奈以晏婴为代表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坚决抵制，甚至蓄意加害，逼得孔子率徒仓皇离去。

两千余年来，一部二十四史以至世界史，好比血泪斑斑“相砍书”，大小恶霸辈出，尽情鱼肉苍生，千呼万唤不出孔子期许主导人间正道的善霸来。

十九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先驱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列强，名尊基督，实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为圭臬，争相恶性发展成为霸道的帝国主义，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广袤大地不够贪欲瓜分，势将祸乱反复升级，陷人类于自我灭绝浩劫。

狂澜既倒，存续关头，马克思主义应时济世，化人间至柔为至刚，以大爱抗衡大恶，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而起，雷霆万钧的革命压力促成列强主流转进良性和平演变轨道，始有今日全球化繁荣发达共襄“中道”的局面。

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美国被东方集团定性为头号帝国主义恶霸。苏联应毋庸疑自许善霸，只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衡，不免蜕化变质，走向反面，在达成迫使西方转进良性和平演变轨道的非常历史任务以后，丧失活力，相形见拙，崩解消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转进唯美国超强的单极局面。

毛泽东曾经领导中国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一度双拳齐出，既反美又反苏，不久改判苏联为头号敌人，最后调整为联美反苏。毛泽东与尼克松交了朋友，因为转弯太快人们不好接受，对美一时还得恶言相向，毛喻之为放放空炮。毛泽东没有称美国为善霸，但心目中两霸善恶极性显已发生戏剧性逆向转化。

现在人们常常指责单极超强美国为霸权主义。其实有霸未必是坏事，人间需要善霸。

世界还处于马克思所说史前史时期，一部“真善美”的真正人类史犹未展开，恶霸绝迹的美景良辰不会在一夜间莫名其妙俄然到来。“万物之灵”摆脱“丛林法则”也难，一旦出现没有霸权的真空，少不了群恶争霸，为所欲为，天下大乱。如此乱局非仅生灵涂碳，在科技高度发达，杀人手段空前长进的今天，更可能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万劫不复的致命危机。

尽吾人想象力所及，理想的过渡状态恐怕只能是：全球性善霸登临历史舞台，世界进入一种“单极力量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状态，有史以来群雄争霸（地区性或全球性）导致人类厮杀不止的局面趋于结束；善霸引领世人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挫败形形色色不甘没落的罪恶集团势力，最终化解消弭产生恶霸的社会根源，乃至排除霸业功能存在的必要，地平线上遂有无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间天堂冉冉升起。

历史长河，霸情充斥，所缺者善霸也。前苏联固然豪情万钟，一世之雄，拨正了历史航程，成全了美国和西方的良性和平演变，自身却不成正果，可见天地悠悠，善霸何其难得。

笔者观史，不揣冒昧，以为名符其实担当得起引领世界潮流，实现人类历史大转折的善霸重任者（不只是一时一事做好事的强势集团而已），务须在文化、制度和生产力三大方面拥有出类拔萃的先进性：

1， 就大本大源而言，存在一种利于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性信仰，作为主导人们基本观念的“心态文化”——顺乎“性与天道”，立足人本主义，以“个人本位”为天经地义，坦诚出诸利己之心，具有追求幸福的强大进取原动力；又懂得“合作比不合作好”，“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融会贯通“利己又利人”才是高明的利己之道。于是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至“达则兼济天下”的利己与利他之心调谐之妙（简称“两心调谐” ）。

2， 具备一种维护上述两心调谐化“心态文化” 不被扭曲、破坏，历久弥新，发扬光大，与时俱进的社会性保障机制，包括：

（1），藉“权力制衡”维系调谐，循“中庸之道”优化决策的先进政治制度；

（2），公平竞争，讲究效率，保护环境，激励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经济体制。

3，两心调谐化“心态文化”及其保障机制的有效性，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落实到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发明创新这个实实在在的硬指标上，支持生产力上升运动，形成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势头，持续改善社会大众的生存条件，不断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除了上述三方面出类拔萃的先进优势，善霸者还要拥有相当规模的人口、资源和国土，因而能够在经济、军事、文化和所有举足轻重的领域，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遥遥领先，始有强行贯彻决策的充分实力，确立绝对优势的霸权地位。

没有大本大源意义上利己与利他之心调谐化的“心态文化”，就不会有真性的先进制度和先进生产力，也不可能建立真性的善霸地位。换言之，军事优势，经济实力或文化影响固然重要，但善霸的根本凭藉只能是两心调谐化的价值观和制度，相应的道义优势和精神力量，是能够怀柔以服远，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普世性先进“心态文化”。

为了解释大本大源意义上的“心态文化”的决定性推手作用及其由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ber 1864－1920）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西方基督教文化区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按照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64，法国宗教改革家）重新解释了的“予选说”，神的恩典体现在生活之中，就是成功的事业加上善行。韦伯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地焕发灵性创造能力，出现史无前例的科技创新高潮，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基督教的爱心教义并非与人欲为敌，恰恰相反，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韦伯以为基督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著行为。人们藉著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后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在罗马教庭严酷思想统制下，竟能继文艺复兴之后，由下而上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广受世俗各界支持、终于克臻奇功，以神性宗教为载体的调谐化“心态文化”得以浴火重生，大放异彩，不能不归因于基督教建教的草根群众路线，以及西欧举世无双的凡圣两立，政教分离，特具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格局。

新大陆美国更胜欧陆的不寻常人文和地理背景，尤为解放灵性创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空条件。美国虽曾一度跻身社会达尔文主义俱乐部，但较早摆脱这场迷失之旅。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及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都是关键性转折成功的里程碑，得以带头进入加速良性发展进步的快车道。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主导西方世界完善民主共和政治，清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残余，实行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扶植无条件投降的日本迅速恢复经济；在为时近半世纪核子恐怖平衡下充斥严峻挑战的冷战国际环境中，贯彻非战意图的遏制战略以消弭战祸，维持著一个长期相对和平的局面，为人类大家庭提供了现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社会的成功范例，空前丰富的科技成果，畅通便捷的贸易渠道、稳定可靠的能源和原料供应；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共同规则，不断完善以公平、合理自由竞争为条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是万物之灵逐步摆脱丛林兽性法则，实现“人的解放”，开创合乎人性天道的“真正人类史”所必需、但各国自身尚无力倡导和维护的国际秩序和必要条件；美国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成功实践，造就了自身的善霸定位，在这场无比凶险的冷战对峙中转被动为主动、终致不战而胜。

今日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 跃升为30% 以上。2001年美国的科研开发（R§D）支出达265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总额的40.6%，几乎相当于紧随其后的七个最富裕国家的研发支出总额。美国2003财年的国防预算高达3,9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6.3%，相当于位於其后国防支出最大的近二十个国家的军费总和。美国民主体制运行的有效性，科技创新支持下的辉煌经济成果，以及在军事和各个重要领域无与匹敌的强势地位，已经充分彰显，毋庸赘述。

後冷战时期，出类拔萃的先进优势条件和强大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决定了美国当仁不让，义无反顾、风风火火，实至名归担当领导全球化进程善霸重任的历史必然性。

当善霸不容易。因为善，必须是正义的先行者，有时甚至是独行者，付出不可胜计的代价，包括“万物之灵”至珍至贵，无价之宝的生命。

美国并非天生善类，并没有怀着“无缘无故的爱”，更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使圣徒。美国从来没有打出过虚矫的“大公无私”旗号，它必然要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行事，制订对外政策，总是公开宣称立足国家利益，出诸保障人民热爱的社区生活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善霸之所以为善，或者说善霸使命感的根本来由，不是什么“性本善”之类玄说，而是基于它的先进性（“心态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扬弃惯常的兽性丛林法则，不必沿袭弱肉强食的掠夺手段，转而通过利己与利他的优化调谐，恰恰能够为自己提供最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为充分的发展机会。

美国支持那些人民被剥夺了自由的国家实行民主改革，支持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年轻民主国家巩固加强。美国致力推进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朝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更加开放的方向迈步。美国帮助较贫困国家通过实行良好的国家管理，合理的经济、贸易和环境政策，以及对本国人民的明智投资来实现其自身的发展，为此将在2004年进一步启动以"世纪挑战帐户"(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为中心项目的发展计划。

美国的努力既针对国家，也针对个人；通过倡导打击人口贩运活动计划，使数以千计人摆脱压迫，获得自由。艾滋病救援计划的有效实施，将帮助使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免受这一恶魔的摧残。

美国决心实现中东和平与民主的目标，正在扩大中东夥伴关系行动计划(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促进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美国为结束在苏丹、利比里亚、北爱尔兰及其它地区的长期冲突而积极介入，分担责任。

与先前一切霸权不同，美国作为当代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解决国际争端，理论上强调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责任，及其道德基础与合法依据；形式上重视运用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多种方式。其军事干预的目的是惩罚那些违反国际秩序和人权，以及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而非通过武力征服来占领土地或掠夺财富，恰恰相反，美国军事干预意味着用战争手段达到维护和平和最终消灭战争根源的目的。以美国近年在科威特、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为例，美国坚决果断地开展作战行动尽一切努力以完成使命，打击的不过是特定的军事和指挥控制目标，时时小心翼翼维护无辜人民生命财产，而且在战后帮助人民改善治理，发展经济，重建美好家园。阿富汗人民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宪法，有了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有了全国大选将带来的新希望。倒萨战争後，目下美国正努力帮助伊拉克恢复生产，重建秩序，通过公正和公开的程序将主权交还给伊拉克人民，并确保被尽可能地免除债务；反战势力纷纷怀疑或指责美国为自己牟利，但伊拉克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原来对立阵营国家，已经发现或正在发现，美国的目的其实符合、保障而非威胁、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且决心不移，说到做到，值得信赖。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这个应循之道，是调谐化“心态文化”的本质，是先进社会体系“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决策结果，合乎“人之所以为人”的无比高明的利己之道。现时美国的价值观和抉择原则，决定了它的全球政策基点，在於共襄政治民主化，奉行以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和互利合作为主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在利己的同时，不是损害他国人民，而是一种共享万物之灵发展进步美好成果的世界主义合作机制；意味著人类世界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情景：一个处於超级强势地位的国家在全球格局中雄心万丈的利益追求，靠的不是打击、伤害对手，不是掠夺、牺牲弱者，而是提供国际安全秩序保障，在公平竞争中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

这个善霸是不是就此当稳了呢？

神性宗教作为“心态文化”载体的济世功能固然居功厥伟（以基督新教为杰出代表），但存在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崛起，结束了西欧宗教信仰黄金时代。随著加速现代化进程，高科技电子讯息时代来临，西方发达社会旧有神性信仰不可避免走向衰落、扭曲或失效。以宗教为载体，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所赖的“心态文化”推手渐失凭籍，但迄今为止尚无新的适当的理性信仰足以承续、补强或取代其引导作用，这就是今日西方世界信仰危机（Crises of Faith）的由来，五光十色乱象的根源，也是科技创新优势的致命杀手，构成了新千禧现代科技文明面临的天字第一号挑战。

──“如果对地狱的观念和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那么人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会跟著冷淡下去。”（英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

西方最为繁荣发达和高度自由化的美国，信仰危机肆虐尤甚，祥和乐土已经沦为头号犯罪大国；但这种每况愈下，不知伊于何底的危险趋势，近年来意外地出现了“坏事变好事”的良性转折。

2001年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扭转了，甚至可能深刻地、长久地缓解了善霸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信仰危机。冷酷的恐怖主义隐形敌人暴行，为安逸中渐趋沉沦的现代发达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导致爆发一场爱心大觉醒，激起本来歧异纷纷的多元少数派达成抗暴共识，加强政治团结，珍视和捍卫民主自由体制；两心调谐化信仰再度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因而唤起道德与法治力量，有助战胜犯罪泛滥逆潮，缓解信仰危机的负面社会效应，成为自觉解救信仰危机的重大历史契机。

911事件以后的国际反恐斗争形势特点，还使得美国政府得到选民谅解和授权，在不违背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前提下，获得了原先不可想象的超越常规“便宜行事”行政强权（例如要求公立图书馆向调查单位报告民众借什么书），极大地提高了反犯罪、反恐怖主义和反恶霸斗争的效能。

因为倡导“人权高于主权”，以及在贸易制裁等国际纠纷中的强势表现，美国早已被许多不满的国家指责不已。911事件后，美国主导全球反恐斗争，别无选择地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变先前的威慑与遏制为“先发制人” 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甚至独断的军事行动，格外显得霸气十足。在铺天盖地、错综复杂的事务面前，美国不免处置欠当，甚至犯错误，外交策略上也颇见败笔。尤其在未及争取到盟国足够支持的情况下，不顾联合国安理会无法形成决议，发动了对伊拉克战争，引发了遍布全球的大规模的反战浪潮，一时间反美反霸几乎成为政治时尚。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美国不要重蹈历史上各大帝国先后衰亡的覆辙。他说，“我必须指出，在所有时代，大国（帝国）是因为一系列让其处境复杂化的问题而受到损害。这是一种无懈可击、不可一世、从不犯错的感觉，这种感觉总是伤害那些自命帝国的国家。我希望这种遭遇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美国夥伴身上。”可谓语重心长。

善霸要有海纳百川的雅量，批评是优化决策的智慧源泉。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决策透明度和资讯自由的国家，批评美国的根据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自己的报道。美国经常坦然面对各种交相指责，包括诚意忠言和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或的攻击。

善霸需要批评，还需要理解、支持，和建设性的协作，特别是新时代肇始，阵痛频仍，荆棘重重之际。

过去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真实意义上的善霸，历来公论以反霸为义举，以颂霸顺霸为可耻。今日美国定位善霸，是个石破天惊的新概念，并非人人容易接受，接受了也一时不知如何因应为好；许多一心维持传统尊严的政治家，一个个腼腆无所措手足起来，竟不知道在这个超级新生事物——“头号帝国主义”脱胎转身的善霸面前何以自处。

有些人不敢批评自己体制中的严重缺陷，害怕得罪霸主、强人，甚至权力在手的贪官污吏，却热衷于扬声反美，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君子可以欺其方”，骂骂美国哗众取宠，过过反霸爱国民族主义英雄瘾，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更有甚者，一些自作聪明的战略家以为可以在美国择善固执、步履维艰的当儿，挥舞反霸大旗，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抬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价，甚至藉机向忙于火中取粟的美国敲诈一番，无形中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今日世界，发达或较发达国家如欧盟、北美、日本、澳洲以及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群体，与美国价值观类同，并通过北约、美日、美韩条约等结成盟国，不存在对抗性挑战；然而後冷战时期，尤其是对伊倒萨战争以来，盟国成员中常常不满美国的霸气，与美国发出一些“和而不同” 的声音，甚至产生象抵制美国关于惩罚萨达姆政权的安理会决议案这样的重大不和和分歧。

大多发展中国家——原东方集团的转型国家，当年号称反帝反殖（殖民主义）根据地的亚非拉地区大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伊斯兰国家，无论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差异多大，只要有心循正道跻身进步人类现代化俱乐部的成员，正以不同形式和不同速度同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同西方接轨，主要是同美国接轨。其中饱受霸道压迫之苦的东欧转型国家表现最为积极前卫，纷纷作出果断抉择，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发展事业同当代善霸的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一些意图维持绝对权力统治方式的政权，则不免心怀疑惧，态度暧昧，变化多端，甚至不知所从。

转型中的大国如中国、俄罗斯，以及长期亲苏的印度，冷战结束后一度倾向建立多极化世界，因为不切实际，此说渐告冷寂。这些国家正在极大地改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但还需要时间，寻寻觅觅自己在前无古人的单极主导时代确切的适当的定位。俄罗斯带头跨出了示范性的大步，普京好象不再嫉妒“美国的单极霸权”。俄国（前苏联）大半个世纪高举正义之剑，出色完成“改造西方”的历史重任以后，继十八世纪彼得大帝以来的第二次作出了亲西方的选择。2002年初进行的民调显示，68％的俄国人把美国视为温和仁慈的力量（Benevolent Power），仅有5％的人主张俄国和美国对抗。近年来中国对美政策有了大幅调整，出现了全方位（包括台湾问题）积极协调合作的趋势，但中国“舆论界”似乎存在一种奇怪的逆反现象，官方与善霸走近的同时，媒体常常保持着一种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放空炮姿态，而所谓“愤青”则以群情激忿的反美叫阵为呼应，这种尴尬局面，也许要从中国特色的反调谐型“心态文化”这个大本大源上来解释清楚。

美国心目中的危险国家，包括所谓流氓国家以及恐怖主义势力基地，是打压、改造和遏制接触的对象。美国主导推翻了阿富汗的塔里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加强了对朝鲜、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的抑制力量，迫使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宣布放弃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愿意转变为合作伙伴；坚定支持哥伦比亚政府，使毒品走私贩陷于招架之势。 ……美国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但举步维艰，充满未知数。

中国，一个饱受帝国主义蹂躏之苦，曾经坚决反对世界公敌美帝国主义，然后戏剧性地转向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市场体系，进入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此时此刻，无法回避在单极超强善霸临世之际为自己的立场明确定位，制订富有远见的因应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总设计师邓小平，谆谆告诫国人“发展是个硬道理”、“要抓住机遇”。今天中国人民和人类大家庭享有的非常优越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实事求是，简而言之，就是：世界上有了美国主导的现代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体系。

中国在文革浩劫以后，把握了这个道光皇帝、马克思、孙中山，以至列宁所处帝国主义炮舰外交时代不可思议的空前有利机遇，亦即当代美国主导营造的国际秩序和全球化大环境提供的发展条件，在短期内顺利取得奇迹般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个发展过程中，美国影响无所不在，无远弗届，广大受益者几已视同日光和空气那样毋需介意、挥之不去的当然存在，可以任凭抱怨、指责、泄忿和暴殄的“天物”了。

中国舆论常常声称西方存在“中国威胁论”，指责蓄意妖魔化中国。事实上中国主流舆论也一点没有少宣扬“西方威胁论”和妖魔化美国。这种相互疑惧的实质，不是因为两国人民不友好，也不是两国政府有意敌对。

关键在于坚持绝对权力的无制衡政治体制，本是丛林法则的巅峰杰作，属于正在过时的“史前史”范畴，无论它的本来宗旨何等高卓，领导人多么明智，甚至具备明君圣王的质素，也无法消解这种体制不可逆料的潜在危险性质。事实上这种体制下的许多优秀领导人也奈何不得自身的悲剧性政治宿命。今日世界，进步潮流浩浩荡荡，强烈映照之下，这种体制的“无比优越性”原已荡然无存。

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不仅是一种理论假设，而且已被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所证明，这主要是由“民主”政治制度相当完善的制衡机制以及中庸决策之道决定的。民主化转型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而“非民主国家”则频繁地发生战争。“非民主国家”如果坚持绝对权力体制，无论现时如何安定团结，如何韬光养晦，总是丛林法则的逋逃薮。“非民主国家”如果在军事上强大起来，绝不可能使得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放心，不能回避终要沦为祸乱和战争策源地的历史覆辙。

美国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对中国人民饱含善意，朝野咸信中国改革开放势头不可逆转，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鸿沟和对抗性分歧；两党政治清要都不讳言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交往，促使中国继续改善人权，实现政治民主化改革，共享持久和平进步繁荣发达美景良辰。从美国利益出发，美国愿意看到一个稳定、负责、强大、富裕和可以预测、可以信任的中国，与中国自己公开宣称的奋斗目标并无二致。二次大战后近六十年历史表明，美国从未因为一个民主国家或走向民主化的国家发展速度超过自己而“围堵”或蓄意实行非公平竞争手段打击对方；恰恰相反，美国大力扶植原来的敌国纷纷走上民主化道路，发展成为一流强国和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长，人们一直看不到这种体制朝着建立权力制衡和民主化改革方向发展的明证，反因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而出现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改革开放新政二十五年来，普遍受惠，皆大欢喜的蜜月已经过去，严重的结构性社会不公，权钱交易，腐败作伪，正在不可遏制地蔓延，直接威胁社会安定，成为进一步发展进步的桎梏，有识者忧心指出，现状已达危险的临界状态。

中国欲求深化改革，健康发展进步，以及继续抓住国际合作机遇，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大目标，真正跻身人类大家庭的进步之林，迫切需要跨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步伐。事实上，中国朝野对此都有非改不可的清楚认识，那么为什么迟迟吾行呢？正如邓小平早在1986年地9月3日会见日本客人时所说：“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那一点开始著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时至今日，看来这个主意还没有拿定呢。

拿主意困难之处，无非一怕二不甘。一怕乱，怕破坏社会稳定，乱了经济快速成长的大好形势，乱了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二是不甘照套西方传统的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特别忌讳三权分立）。以为不适合中国现时的需要。

中共反覆强调不搞西方那一套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和直接普选制度，很容易被反对派批评为恋栈绝对权力地位，抵制民主化改革的借口，其实这种批评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西方大体上成型于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传统民主体制，固然绩效卓著，但其历史局限性和潜在弊病正在突显出来，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陈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终要从先进变落伍。中国的民主化之路，固然需要认真总结和学习西方经验，特别是“权力制衡”功能的精髓，但不必要，也不应该照搬西方传统体制；世界需要推陈出新，多种模式，共同发展。聪明的中国人应当发挥想像力，运用新概念，跨越西方虽仍行之有效，但已陈旧褪色，属于工业化前期历史范畴的传统章法；由现行中国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始，全面总结自己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谨慎、稳步、渐进，创造性地开发更为合乎现代文明需要、富于前瞻性的新方式；循著最为平顺、损失最少、各方满意度最高，既不会乱了国家建设，更有助于加强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的途径，迈向更加有效、完美、高级的“二十一世纪民主”新阶段。

（欢迎参阅指正拙文《迈向“二十一世纪民主” ——试论中国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http://www.xslx.com/html/2003/07/20030719112503-1.htm）

谨慎、稳步和渐进不等于贻误时日，无所作为。当前举国、举世翘首以待的绝非不切实际的中国民主化“大跃进”，而是终于发轫起步，有所动作的好消息；即便只是筹备阶段的公开启动，也足以显示诚信，光明在望，令人欢欣鼓舞；随之升起的是执政者最可宝贵的人民大众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持久政通人和、安定团结、发展进步的局面。

先进制度必须建立在两心调谐化的“心态文化”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许多国家照搬西方成功经验，落得东施效颦的失败结果，原因多在于此。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固时不我待，先进文化——重在“心态文化”建设也容不得蹉跎。

谋建现代中国特色理性指导性信仰体系或共同价值观，确立调谐化的“心态文化”推手机制，是不是一定要“脱亚入欧”？

西部基督教地区以神性宗教为载体的两心调谐化心态文化，是一种以不可实证的奇迹信仰为支持的观念形态，其历史局限性随科技经济发达而彰显，进入现代讯息社会，不免陷西方发达社会于青黄不接的信仰危机。事实上现时西方并不存在一种可供中国照搬的信仰范本，因此中国根本不可能重走这条西方历史上曾经有效却已过时的旧路。今日东方、西方，都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堪以承前启后的理性调谐化“心态文化”体系。全球宗教界和非宗教的思想界有识之士，正在探索建立“全球伦理”，就是这种需求的一种积极回应吧。

中国先圣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以儒家学说为神州中华指明了“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理性化“当行之路”。这个正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调谐化“心态文化”。可惜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真孔蒙尘，伪儒登龙，开始了压抑灵性的思想黑暗时期。宋明理学将伪儒与释道相结合，倡“尽天理，灭人欲”之说，误导国人自我精神阉割，扼杀灵性创造能力，造就了根深蒂固的空论心性，故步自封，无所进步，自欺欺人的虚妄习性（鲁迅先生称为“国民劣根性”——“阿Q精神”），由明入清，无以自拔，终至不可救药。加之汉语历来不懂得区分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私心和损人利己的万恶之源——自私，两者放在一锅煮，中国人于是无可逃于天地间，沦为没有自我，失落了最可宝贵的灵性创造能力的精神植物人。

东方中国经历了二千年伪儒道统思想禁锢，又因毛式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解放”的大目标，开展反人性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将伪儒扼杀国人灵性创造能力的恶果变本加厉推向了极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新政，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限制经济增长的自设禁区，但至今未能在思想领域建立一种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共同价值观，堪以填补“信仰真空”，发挥足以驱动科技创新和深度改革的“心态文化”推手作用。这个属于大本大源范畴的根本性缺陷，构成了今日中国深化改革路上无所不在的无形阻抗和预后不良的致命隐患。如果不能及时开展适合国情的“新千禧信仰再造工程”，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现代化宏愿只能是一盘夹生饭，仍然可能失去大好历史机遇，重温不堪回首沉沦噩梦，当非危言耸听。一些返祖迷信活动卷土重来，香火鼎盛，满天神佛，邪教乘虚而起，迅速蔓延，争夺“信仰市场”，侵蚀民族心灵，莫非势在不免？

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的真版孔子学说，原是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万物之灵“当行之路”（应遵客观规律或称天道），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导向大同理想人间天堂的经世致用美轮美奂大成宝典。只要分辨真伪，去伪存真，中国人就会找回自己本来拥有的两心调谐化的“心态文化”源泉。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把坑杀灵性的宋明理学推崇为儒家学说最高境界呢，“假作真时真亦假”，清理积案，拨乱反正，许多事还得从头做起。

中国的先进心态文化建设，最好实行“三结合”：真版孔子学说为源头，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的真理内涵，联系实际，与时俱进，设计编制自己特色的精神复兴系统工程教程。

必须严肃地面对一个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 就是要求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这个大目标的本来面目，悟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的真谛。

我们不能回避以“知耻近乎勇”的思想境界，理性解析西部基督教地区大众心态文化的真理内核的历史性任务。特别值得重点探究美国社会“心态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破解非常富于创造力的所谓“美国精神”的深层奥秘，作为摆脱“劣根性”，改造“国民性”的最好借镜。

这部系统工程教程应有兼容并蓄一切两心调谐内涵化观念形态的海量。一种主张、学说或教义，不论其背景属性为有神论或无神论，只要拥有真理内核，就该移樽就教，其中必有吾师也。如此胸怀谁家有？试观孔子的理性信天观，谨遵天道，入世进取，不语怪力乱神，可以模糊、淡化处理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鸿沟，极其有利于调动世间一切积极因素，在理性基础上建立公允共识，莫非值得借鉴？

这部系统工程教程需要的不是佶屈聱牙、高深莫测、五花八门、互相颠倒，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国人莫名其妙的繁琐哲学理论游戏，也不是停留在重申道德金律或传统德目的一些老生常谈而已，而是回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公理常识，下里巴人可以一目了然，豁然贯通的明明白白道理；因此必须从大本大源处发掘灵性感悟两心调谐原理的全部根据，形成一种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的理性思想信仰体系，从而导向一种从树木到森林，从听命到自觉，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茅塞顿开、大澈大悟境界。（另文专门讨论）

善霸当道的国际形势下，一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历尽艰难曲折之馀，沿著先进文化的方向，走上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康庄大道，可期获得前人难以想象的高超效率，加速进入灵性创造能力大觉醒、大解放的新时代，从此结束在科学技术领域无休无止填补空白呼喊赶超，以及经济领域无休无止仰人鼻息祈求提携的悲情局面，继“周易和四大发明”之后，创新发明纷至沓来，实至名归跻身进步人类前列；相应迎来国际大家庭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所谓“妖魔化”之说必然不攻自破，能够同一切国家和人民成功合作，友好相处，互相提携，排难解纷，为人类大家庭和平、理性、共同缔建人间天堂，作出迟到的应有的贡献。

滚滚红尘终于进入善霸主导时代，华夏爱国民族主义者们大可从多年来习惯于挑战大国霸权的思维方式中调整过来，牢牢抓住这个破天荒大好机遇。加强同美国的真诚合作，积极协调相处关系，是为达成和平崛起天字号战略大目标的正当选择。这不是单单追随美国的意志行事，而是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极高明利己之道中寻求最大限度的一致性。美国和中国都会不断犯错误，都需要对方善意的批评和互补。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违背国际道义和公法、损人利己的行为和政策，特别是损害中国权益的行为，应当批评、斗争，并利用国际因素加以制约。中国可以成为善霸的君子之交，非排斥性的竞争者，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殊途同归。美国终将不再孤独，一旦越来越多国家，包括象中国这样的第一人口大国，参与形成善霸集团，共谋终结霸业之时，世人不由得不信：“天国近了”。

是不是扯远了？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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