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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上逃走的伊朗女足运动员是叛徒吗？
今年的女足亚洲杯尚未结束，伊朗的女足球队就已“逃”掉了近半数参赛女球员。其中五名球员在逃离球队后，向澳大利亚政府寻求庇护（澳大利亚是今年亚洲杯的举办国家）。
澳大利亚政府为她们提供了帮助，并向五人发放了人道主义签证，这就意味着她们接受澳政府保护，可以合法的在澳大利亚进行生活。
事情起因要拉回到3月2日，当时伊朗女足球队首轮对阵韩国，比赛结束后，伊朗女足全队拒唱国歌，以沉默表示抗议。
这件事很快通过赛事转播并发酵，由于美国刚刚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伊朗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就声称，这些女足球员是“战时叛徒”，并呼吁对这些球员进行严惩。而在最后一轮小组赛结束后，就已经有7名球员逃离了球队。
（佩戴着头巾的伊朗女球员）
看完这条有关伊朗女足球员新闻，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伊朗的这些女球员费劲心思也要逃离球队，她们是在抗议什么，她们究竟算不算叛徒呢？
我将从这些伊朗女运动员在比赛时不得不佩戴的头巾讲起，分析其中所隐藏着的问题与缘由。
一、运动员为何就是和头巾“过不去”？
伊朗运动员在比赛后“搞事情”绝非新鲜事，过去就有过一些勇敢的女伊朗运动员摘下头巾，表示出她们对女性强制佩戴头巾的抗议。
其中，来自伊朗的著名国际象棋选手Dorsa Derakhshani曾经就因为拒戴头巾，被伊朗禁止参见比赛，结果她反而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代表美国队拿下了象棋领域的世界冠军。
（国际象棋选手dorsa）
要是放在短剧剧情里，dorsa的经历妥妥是“你们都看不起我，可偏偏就我最争气”的逆袭爽文，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伊朗女性并没有这样的天份和机遇，她们依然默默忍受着宗教习俗和来自家族内部的压迫，强制佩戴头巾仅是其中的一点体现。
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就是带个头巾嘛，带上不就行了，何至于这么小题大做。
可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作什么。”况且这也不是小题大做，在伊朗不佩戴头巾是真的会面临严苛的法律处罚。
2022年，伊朗的22岁女子马莎-阿米尼因“头巾不合规”被道德警察拘捕，被拘留期间因遭受虐待致死，此事件在当时曾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也让无数视线聚焦于伊朗女性的头巾。
查阅伊朗有关头巾佩戴的法律规定就会发现，伊朗议会于2023年通过《头巾与贞洁法》，并于2024年开始实施。
该法强制要求成年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违反者及相关企业将面临罚款、监禁、旅行限制或关闭工作场所等严厉处罚，并由道德警察在公共场所巡逻监督。
尽管该法在2025年被废止，但被视为伊朗强制佩戴头巾主要法律依据的《伊斯兰刑法典》第638条仍然有效。该条款将在公共场所不佩戴头巾定义为“违反公共礼仪的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
所以直到今天，伊朗公共场合的绝大部分女性依然需要佩戴面纱，禁止露出头发，前往伊朗的外国女游客同样需要遵循这一规定，哪怕是他国来访问的女总理也不例外。
（佩戴头巾的伊朗妇女）
二、伊朗女性为什么要佩戴头巾？
伊朗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起初佩戴头巾的习俗源于宗教，伊斯兰教法要求女性遮盖头发和身体，被视为一种宗教义务和道德规范。
伊斯兰传统中，头巾是穆斯林女性的日常服饰，其依据可追溯至《古兰经》的相关经文。
当然，带头巾对伊朗女性来说还有一些实用原因。在伊朗的沙漠地带，头巾可以帮助妇女们保护头发、面部免受沙尘和阳光的伤害。头巾也可以保护女性的皮肤，减少晒伤的机率，有助于保持皮肤的清洁和健康。
早在1501年，当时的波斯萨法维王朝就已经出现要求女性佩戴头巾的情况。
等到了20世纪的巴列维王朝时期，统治者李萨·汗在社会生活方面推行“西方化”，于1928颁布法令禁止头戴波斯历代相传的“头巾”，改为戴“巴列维帽”，后又改为戴欧式礼帽。
到了1935年又颁布禁止妇女佩戴面纱的法令，该法令一度引发伊斯兰教徒的抗议和示威——讽刺的是，100年前上街游行的伊朗人是为了能够有佩戴头巾的权利，现在上街游行的伊朗人却是为了能够有不佩戴头巾的权利。
三、古老神权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
上面我们提到，在1935年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就已经颁布禁止妇女佩戴面纱的法令，那为什么现在的伊朗仍然要求妇女佩戴头巾呢？
简单说就是，巴列维王朝“嗝屁”了，宗教势力重新完成了对伊朗的统治，恢复了佩戴头巾习俗。
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者采取许多改革举措进行现代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看似已经十分开放：
城市女人以穿着迷你裙、烫发为荣，她们会举行酒精派对、玩摇滚乐（这些在今天，伊朗的女性是不被允许的），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更是被称作是“中东小巴黎”。
（一张有代表性的70年代伊朗女性照片）
可是这些终究是大城市才拥有的繁华，上层统治者们纸醉金迷、沉溺于享乐，政府官员贪赃枉法，工商承包贿赂成风，使得社会风气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底层人民的生活依更加贫苦。
最终到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的国王逃亡海外，伊斯兰的宗教领袖们完成了对国家的掌控，建立了新政府，自此伊斯兰共和国成立，采用政教合一、神权为为主体的政治体制。
等到了80年代，伊朗民众生活的伊斯兰化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一时期，实行男女分校、妇女包头巾，取缔电影、现代音乐甚至棋牌等，此时的头巾已然成为坚守伊斯兰传统和反对西方列强的符号，是带在伊朗妇女身上的枷锁。
四、问题不止于头巾
头巾只是伊朗妇女面临的问题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其它问题还包括女性在离婚、子女监护权、继承权等方面权利受限，
例如，丈夫可以单方面离婚，而女性必须通过复杂法律程序。以及证词效力在法庭上，女性的证词效力通常被视为男性的一半，无法自己申请护照，出国必须获得丈夫许可，还有禁止女子进入体育场观看男性比赛等。
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在伊朗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着“荣誉谋杀”，这是指凶手谋杀自己的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被杀害的原因主要有被强奸，被怀疑通奸，打扮时髦举止轻浮，拒绝被指定的婚姻，想要离婚等等。
有新闻显示，2025年在美国的华盛顿州就有一位伊朗裔移民试图在高中校园外对女儿实施“荣誉谋杀”，他将17岁的女儿掐至昏迷，并殴打了她的男友，原因是女儿拒绝与另一国家的一名年长男子结婚，最终该男子被警方以谋杀、绑架未遂和袭击罪被提起指控。
五、伊朗女性的抗争
对于这些来自习俗和法律的压迫，伊朗女性也在用她们自己的方式来反抗。除了上述提到的运动员们拒唱国歌、解开头巾，也有人选择进行游行，或者统一佩戴白色头巾进行抗议。
还有些伊朗女性也会采用更温和的方式：官方规定头巾必须遮住头发、脖子和胸部，她们则会故意露出两三厘米头发，如果警察管了，就把头巾往上拉一拉，如果不管，就继续试探着把头巾往下拉。
尤其是在阿米尼被警察虐待致死事件发生过后，这样的抗争也越来越多。
（抗议的伊朗人群）
六、逃离一个不爱她们的国家并不可耻
所以，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发问，伊朗女足队员逃离伊朗，投奔澳大利亚算不算叛国？
在新闻评论区里，有些人认为她们是叛徒，是间谍，是在给欧美敌对势力递刀子，也有人向她们表示祝贺，赞同她们的行为。
这里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叛徒和间谍干的出卖国家人民利益的勾当，她们只是选择离开伊朗，留在澳大利亚，无损于国家利益。真正背叛了伊朗人民的，是那些以宗教之名来进行利益分配、贪赃枉法和思想束缚的统治者。
我想，评论区的一部分人得出这些女球员是叛徒结论是出于自己朴素的爱国情感，并且把自己对国家的情感带入到了里面，并不知晓其复杂性及宗教历史的原因，这也是本篇文章阐明伊朗妇女所面临问题的目的，或许在知道真相后至少能够少些无端的指责，多一些有用的思考。
不用教会这些伊朗女人如何爱伊朗，她们逃离一个不爱她们的国家并不可耻，或者说，她们以沉默和逃跑来进行抗争，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只有这样的勇气存在，才能催生真正的改变，祛除掉那些陈旧的陋习和不平等。
六、头巾反抗折射出伊朗面临的困境
以更长远的目光来看，头巾反抗愈演愈烈，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伊朗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停滞困境。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这种冲突变得割裂，正因此，无法像从前那样用宗教满足被统治者的利益，掩盖住发展上的问题。尤其是在年轻人接收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有关自由和平权的思想，已经让头巾成为了一种反抗极权、压迫的标志。
或许正如学者哈全安所言：“伊朗女性对政府强制要求佩戴头巾的执着反抗，表面上是对着装自由、个人权利的追求，深层原因则是民众对伊斯兰共和国长期经济发展乏力、政治秩序僵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满情绪的宣泄。”
即使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能够暂时的让伊朗内部放下矛盾，同仇敌忾，但是，如果长久的放任下去不采取任何措施，这一问题仍然会不断加剧，最终催生出不可调和的变革。
是拥抱共通的文明，选择自由与平等，还是抱着旧的理念，继续封闭与固化，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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