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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太平年》论大势：为何乱世的终点，最终指向了这场“不光彩”的兵变？
陈桥兵变又称陈桥驿兵变，是赵匡胤发动的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此典故又称黄袍加身。
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960年正月初一，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据传，这是赵匡胤放出的假消息）。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
赵匡胤假意推脱，随后顺水推舟，穿上了黄袍。接着，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随即改国号为“宋”。
这场兵变是早有预谋的。
从正月初一接到警报、初三出兵、初四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初五回京受禅改朝换代，整个过程在短短四五天内一气呵成，环环相扣，远超一次偶然兵变所能达到的效率。同时，赵匡胤在出征前已通过人事安排，确保了军队绝对听从其指挥。
在众人唾骂赵匡胤背弃恩人托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之时，也许有人要问：赵匡胤已经大权在握，即使不进行兵变，不也很好吗？既不负恩君所托，英名留史，又能够锦衣玉食，子孙富贵，岂不两全其美？
此话看起来不错，但是联系自唐末以来的五代十国的血腥历史，就要思考掂量了。
试推演一下，赵匡胤如不进行兵变，结局可能有二：
一是和后周太祖郭威一样，虽然忠心于皇帝，但是因为功高盖主，而因小人谗言，被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最后被迫造反。
二是因为功勋卓著，被小人奸臣诬陷而屈死，如同后来遇害于风波亭的岳飞。
而考量当时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仅凭这孤儿寡母，若无忠心耿耿而又文武双全的文臣武将尽力辅佐，后周是很难延续下去的。而且，即使这样，谁能够保证这些文臣武将中没有觊觎皇位，又缺少赵匡胤那样的雄才大略的人等呢？（如同唐末受信于皇恩又亲手葬送唐朝的朱温）那样，中原大地仍然会军阀混战，百姓涂炭，五代十国不知还要延续多少年。
相比之下，陈桥这样的兵变也许是一种比较好的结局，没有造成任何战乱。
兵变之后，赵匡胤与众将领约法三章：不得凌辱太后、幼主，不得凌辱大臣，不得掠夺京城。回到京城后，随即下令：柴荣的7岁幼子被降封为郑王，其寡母随之享受俸禄。并且立即约束军队纪律，安抚后周旧臣，确保了政权的平待领取稳过渡，展现了其高超的政治谋划能力。这样，“陈桥兵变”以近乎“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建立了宋朝，定都开封。否则，即使是郭威模式，两军交战，虽然不会伤及太多的无辜百姓，也要死伤很多将士。
陈桥兵变最重要的意义是，建立了统一的北宋王朝，逐步消灭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长达53年的五代十国混战，首次实现中原核心区域的统一。为宋朝的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个人恩怨方面，赵匡胤也许有负于恩君柴荣的嘱托，但是从历史的潮流，从百万甚至千万百姓性命的角度看，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也许是一个正确的历史性的选择。
读至此处，我们或许会陷入两难：是该坚持唾骂那个背弃誓言的将领，还是该庆幸那个终结乱世的君主？
历史的评判，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真正的思考，或许在于理解这种两难本身。
它提醒我们：评价任何宏大转折，都需要警惕单一维度的激情审判。轻易将复杂事件纳入“忠奸”的简单框架，固然快意，却也容易让我们错失历史深处的复杂逻辑与沉重代价。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赵匡胤与陈桥兵变，是忠是奸，是功是过？陈桥兵变留给我们的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如何面对复杂，如何在情与理、道与势、个体与全局之间，寻找一种更清醒、也更负责的思考姿态。
读史的意义之一，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断训练我们，在评判之前先理解，在愤怒之外看见更多维度。
这或许比单纯唾骂或赞美一个千年古人，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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