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 噩耗传来，一代武打巨星梁小龙先生走了。
但记忆没有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大侠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一响，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万人空巷不是文学夸张，而是一代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陈真踢馆、砸匾，“东亚病夫”四个字碎裂在地上。那不是武侠情节，而是一种被压抑太久的情绪出口。对当年的孩子来说，那一脚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直接。
我们这一代，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命运很特别。因为我们既见过中国装睡的代价，也见过它醒来之后引发的不适。
中国近代为什么会一路挨打？
说到底，还是长期闭关锁国。门关久了，不是更安全，而是对世界变化一无所知。当别人升级规则、技术和体系时，我们还在守着旧秩序自我安慰。结果不是独立自主，而是被迫开门、被迫接受最不公平的方式。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闭关，从来不是中立选择，而是一种慢性自残。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时，正好踩在这笔账的尾巴上。
计划经济年代，票证决定生活。米票、布票、肉票，是最现实的“制度红线”。夏天没有空调，风扇是奢侈品；冬天没有暖气，冻疮是标配。那不是浪漫的艰苦岁月，而是一个国家资源与效率严重失配的真实写照。
后来出现“出国热”。不是因为外面有多天堂，而是因为里面太逼仄。谁能出去，谁就被视为“见过世面”；谁留下来，就要承受“你不懂世界”的评价。那时的中国确实落后，这一点，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才能感同身受。
真正的分水岭，是中国再次打开国门的时候。
改革开放后，市场开始流动，社会开始呼吸。商店不用再排长队，生活第一次有了选择权。随后，是基础设施的全面铺开。高铁、地铁、高速公路一条条延伸，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在生长，产业在升级，人们的眼神也逐渐从仰视世界，变成审视世界。
中国不是突然强大的，而是用三四十年，把别人两百年走过的路，一步步追了回来。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当中国开始追上、并行，甚至在某些领域走到前面时，世界突然变得“担忧”了。担忧的从来不是规则被破坏，而是规则的制定者不再唯一。
曾经被要求“开放”的国家，真的开放了；曾经被要求“融入”的国家，真的融入了。结果却发现，原来的中心不再那么稳固。
于是叙事开始变化。
从“你为什么不学习我们”，变成“你怎么学得这么快”；
从“欢迎加入体系”，变成“你是不是破坏体系”。
直到有一天，当我站在上海外滩。灯火之下，对岸的陆家嘴冷静而密集。再回头看曾经仰望的纽约曼哈顿，也不过如此时。不是别人退步了，而是我们终于走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是口号，而是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现实进程。从闭关锁国的教训，到主动融入世界；从被动挨打，到参与制定规则；从仰视世界，到平视世界。
而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格外清醒，只是因为我们知道：装睡有多舒服，醒来就有多疼；但只有醒着，才有资格上牌桌。
《万里长城永不倒》唱的，不是情绪动员，而是一条清晰的历史逻辑线——
从“昏睡百年”到“这睡狮渐已醒”道尽中国百年的沧桑。
梁小龙走了。但陈真没有消失，他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活在这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也活在这个国家拒绝退回旧叙事的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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