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厚积薄发

工业化与城市化

“工业化” 并非单纯指若干重工业部门的建立，而是一种涵盖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分工深化与人口迁移过程的系统性变革。从宏观经济结构来看，工业化表现为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显著下降（通常降至10%以下），而工业与服务业比重显著上升。从微观层面看，工业化体现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城乡结构重组的动态过程。随着农业自动化和产量的提高，多余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参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进程。所以，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以后，农民人口比例通常会下降到40%以下，城市中产阶级开始形成。

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意义：

狭义的工业化（物质层面）：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在短期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工业体系建设，在物质层面取得成功。

广义的工业化（社会转型层面）：由于体制抑制了市场机制、创新活力与社会流动，这种社会转型普遍失败。，

换言之，社会主义体制能完成“工业化的起点”，但不能维持“工业化的持续性”。苏联、东欧，毛时代的中国，几乎都经历了类似的轨迹：动员式工业化 → 资本的成功积累 → 非市场化导致的结构僵化 → 增长停滞 → 改革或崩溃。从历史结果上看，只有当市场机制被重新引入（如邓小平改革、越南革新开放），工业化才重新获得动力。

直到1979年，中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毛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严重分割了社会，更把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这样的制度设计不可能孕育城市化。据温铁军统计，20世纪60年代城市就业人口减少了约8000万（即便数字偏高，趋势依然明显）。苏联撤援是一方面，但政治运动、大饥荒、文革的全面冲击又能置身事外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厂停摆——这些现象恰恰把中国带向工业化的反面。

毛时代的“工业化失败”，在于毛本人认知的局限。我在上一篇中说，毛的贡献在于“打烂旧世界”，而非建设新世界。他试图以乌托邦式的理想重塑社会，所以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一次又一次的打烂旧世界，直到把中国经济折腾到病入膏肓。然而，真正的工业化是一场全体国民，包括农民参与的社会变革，不仅是技术与资本的积累，更是人口、消费与市场的重构。

看过这个系列的读者一定记得，资本的运行逻辑是消费推动生产、生产促进消费的正向循环。拉动生产需要的是刺激内需，而拉动内需则需要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消费力的提升。要完成这一循环，离不开市场机制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幸而，邓小平的认识更为务实。他或许未完全洞悉工业化的全过程，但凭直觉启动了改革开放。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不是1950年代的“重工业化运动”，而是自1978年后在市场化框架下形成的持续转型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数亿农民工进城，中国的工业产值、城市化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才进入了系统性增长的轨道。1978年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 17.9%，到2020年已超过 63%。而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则从30%左右下降到约7%。

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

我们可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的发展大体分成四个阶段:

1980年代的探索期确立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并开启了制度层面的初步试验。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为此后四十年的改革奠定了务实主义的总基调，而“摸着石头过河”则体现了一种渐进式、带有保守色彩的改革智慧。这种务实与保守的结合不仅体现在国内治理中，也渗透到对外开放策略之中。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的迅速壮大以及经济特区的设立，是这一时期打破计划体制束缚、确立市场化方向的关键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部门在此阶段增长较快，但随着90年代初农村金融体系收缩、国有银行商业化推进，农村资金来源受限，农民不得不放弃乡镇进入城市打工以维持生计，改革重心随之由乡村转向城市。

1990年代的起飞期标志着改革从“试验性探索”迈向“制度化定型”。这一时期的三项关键制度变革——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与金融市场化改革——深刻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结构。分税制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力格局，形成“强中央、弱地方”的财政结构，同时为后来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埋下制度伏笔。随着税收留成空间收窄，地方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融资，从而推动了房地产土地属性的金融化。国企改革通过“抓大放小”和股份制改造提升了企业效率，但也造成大量下岗职工，然而这些劳动力后来成为制造业扩张的关键人力资源基础。金融市场化推动企业上市融资与银行商业化运作，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错配与金融风险的潜在隐患。总体而言，90年代改革显著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工业效率提升明显，但部分制度副作用因随后高速增长被掩盖，直到2020年代才逐渐显性化。

2000年代的深化期是改革开放向“外向型工业化”全面推进的十年。加入WTO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迅速扩张。大规模外资涌入不仅带来资本，更带来工艺、管理与全球市场体系。与此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就业，构成了庞大的城市劳动阶层和新的消费群体，使工业化在数量与空间维度上同步扩张，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施展在《枢纽》中指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原材料国—工业国”两层结构，重新塑造为“资源供给国—新兴制造国—发达消费国”的全球三层结构。这种重构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却也推动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的空心化趋势。

2010年代的巅峰期标志着中国经济体量达到历史高位，同时进入增长模式转换的“高原期”。这一时期，中国制造业体系趋于完整，一批企业在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装备等领域跻身全球竞争的前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向具有自主品牌与技术能力的产业大国转型。然而，在光鲜的产业数字背后，增长结构已显露疲态。过度依赖投资驱动成为普遍现象，中央与地方纷纷依赖基建、房地产、大型园区开发等方式拉动经济。资本与资源的集中投入推动了短期繁荣，却累积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与金融脆弱性等结构性风险。2010年代后期，这些隐性问题逐渐显性化，繁荣的表象转化为结构失衡，为后续的通缩压力与经济调整埋下伏笔。

改革开放的三重驱动

改革开放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人口结构、国际资本流动与制度变迁三者在特定历史时刻的交汇与互动。这三种力量分别对应着经济增长的三种基本要素——劳动力、资本与制度效率——共同构成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构性基础。

一、人口红利：劳动力与消费潜能的双重释放

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无异于善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储备。1978年，全国劳动力总量约4亿，其中农村人口超过七成。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流向非农产业部门。这一转变不仅解决了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也为城市化与制造业扩张提供了成本优势。

同时，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抚养比下降。这意味着社会总体储蓄率较高，消费潜力巨大。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新的消费主体，从而形成了“生产—收入—消费”正向循环的雏形。

二、国际资本：外部积累与技术转移的双重驱动

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关键动力来源于国际资本与技术的输入。邓小平提出“引进来”的开放战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外贸体制改革，中国得以在计划体制内嵌入国际市场。政府提供税收减免、土地优惠与政策灵活性，吸引了港资、台资、日资与欧美制造业投资。这些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引入了管理经验、现代工艺与全球市场渠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制度化阶段。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出口贸易、外汇储备与工业升级形成正向循环。中国从 “世界工厂” 逐步转向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枢纽，形成了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主的增长模式。外资流入不仅实现了 “初始资本积累” ，更带来了学习效应与技术外溢。本土企业在竞争与模仿中提升了产业能力，为自主创新奠定基础。

三、制度优势：渐进式改革与国家动员的双重效应

如果说人口红利提供了增长的“量”，国际资本带来了“资”，那么制度优势则提供了“质”——即改革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协调能力。中国式改革的特征在于“增量改革”与“制度试验”。中央确立方向，地方探索路径——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从个体工商户到股份制改革，改革呈现“局部试点—经验复制—全国推广”的递进逻辑。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避免了苏联式“休克疗法”的社会崩溃风险。

财政分权与政绩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准企业家”的角色。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开发与基础设施投资中扮演关键角色，使中国的产业化速度远超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在关键时期尤为突出。无论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政府均能迅速组织财政与信贷资源，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制度性“协调能力”，正是中国模式区别于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所依赖的三重结构性动力逐渐进入“边际递减”阶段。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比较优势削弱。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廉价人力资源时代终结。人口红利从“增长引擎”转变为“结构负担”。

全球产业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重构，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开始承压。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与外部贸易摩擦增加，外资企业的增量投资逐渐放缓。同时，中国自身的资本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外部资本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成为新的发展战略，但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这一进程充满风险。

渐进式改革在前三十年内释放了巨大制度红利，但其“易改部分”已基本完成。剩下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如产权保护、市场公平、地方财政依赖、收入分配失衡等——涉及既得利益重构，改革难度显著上升。此外，宏观调控与国家动员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过度投资与债务积累，政府—市场关系需要重新平衡。

综合来看，201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从“红利驱动”转入“效率驱动”阶段。经济的扩张不再依赖资源与人口的数量优势，而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制度深化与消费升级。

改革开放的分配格局

改革开放不是少数精英的自上而下改革，而是一个全民参与、分层次协作、利益结构逐步重塑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社会少有的正和博弈时期，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这次大变革中受益，特别是那些勤劳，智慧，有担当的人。对于不同阶层的参与者，受益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

农民阶层：作为城乡剪刀差的承担者，这一阶层起点最低，大多数农民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青黄不接’，‘穷怕了’到‘基本解决温饱’。大量农民以“农民工”身份进城，成为城市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贡献巨大——提供廉价劳动力、承担城市外溢成本。但是，他们的收益有限：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往往是“流动的生产者”而非“分享者”。其中的佼佼者，可能通过进程定居融入城市中产。但多数农民工未富先老，缺少医疗保障和养老金的他们最终沦为被忽略的弱势群体。这群人的发生渠道最低，形成光鲜亮丽的宏大叙事下掩藏的痛苦与矛盾。

工人阶层：他们是国企改革的代价承担着与产业转型的中坚力量。1990年代国企改革中，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分流”，承受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但他们的牺牲为中国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工业效率、引入市场机制奠定了基础。进入2000年代后，工人阶层重新成为 “世界工厂” 的主力——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业工人，为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提供了坚实的人力支撑。在改革的中后期，工人阶层总体收入增长，但劳动报酬在GDP中占比持续下降。他们在国家财富增长中的“相对收益” 低于资本与管理阶层。2000年代后期， “用工荒” “工资上涨” 等现象表明劳动力议价权略有提高，但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

知识分子与技术阶层：从“体制边缘”到“中产核心”。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经历了“拨乱反正”和地位恢复。1980年代高校扩招、科研体制重建，知识分子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智力资源。1990年代以来，他们成为体制改革的设计者与技术创新的推动者；200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化与科技产业崛起，这一群体构成了城市中产阶层的核心。他们的直接收益体现在职业上升、资产积累（尤其是城市住房）和文化资本优势。这一阶层在前期满意度较高，但是他们在后期也承担“内卷化”与“中产焦虑”的结构性压力。

企业家与资本阶层：他们是市场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从乡镇企业、个体户、民营公司到互联网巨头，企业家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制度创业者”。他们打破了计划体制的垄断，引入竞争、效率与创新，为中国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与技术资本。特别是在1990年代民营经济合法化、2001年入世之后，企业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力量。这一阶层在财富积累上收益最为显著。2010年代后，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跃居世界首位，民营经济贡献了超过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城镇就业。但与此同时，财富高度集中化也带来分配不均与社会紧张，部分资本与权力结合形成 “新型寡头结构” 。整体来说，这一群体收益最大，满意度也较高。

政府与官僚体系：他们是制度设计者与再分配的主导者， 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从国家主要产业的寡头垄断，到遍布全国的县城婆罗门，官僚体系通过政策资源与财政权限，掌握了财富分配的重要通道。这既保障了国家协调能力，也带来了寻租与腐败问题。进入2010年代后，国家通过反腐、金融监管和再分配政策，试图纠正权力与资本结合带来的结构失衡，但在缺乏制度性监督的情况下，其长期效果仍存疑。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40年中有什么不足之处，我想最大的遗憾就是政府没有在适当的时机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像有些人想象的一夜民主，而是一个漫长的，需要几十年逐渐演化的进程。经济上升期的社会信任与财富增长，本应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最佳窗口期——以渐进方式“还政于民”，使权力结构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预期下降，改革的时机便愈发艰难。历史已多次证明，延宕的政治改革往往导致体制僵化与社会撕裂。晚清与苏联的结局，皆为前车之鉴。政治改革得话题，我们留待本系列的最后一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