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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毛泽东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本文摘自2006年12月7日傅国涌的博客，原题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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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4日，上海国民党枪杀3名地下共产党员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图书更是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编者按：经傅国涌后来查证，这位老先生为穆广仁，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但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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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此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邓小平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2） https://mp.weixin.qq.com/s/zK-vKdrO5qyczwjqluI-AQ
(一）扣人心弦的谍战英雄
近些年，谍战题材的影视剧一派热闹，新剧层出不穷，好剧令人回味无穷，远有《暗算》、《黎明之前》、《潜伏》，近有《悬崖》、《零下三十八度》、《叛逆者》等，还有《暗夜深海》、《千里江山图》，让人翘首以盼。
谍战题材之所以在中国影视剧市场走红，应该是两个要素，第一，政治正确性，打的对象是日寇、汪伪、国民党，绝对红彤彤，无人敢嚼舌头，容易过审；第二，艺术表现有空间，编剧玩情节优先，演员玩扮酷，悬念尽管多多设置，让人心跳就对了。
好看归好看，有一个问题也许与观众无关，但作为一个来自于现实的故事，可以稍稍追究的是，谍战以后怎么办？即是说，胜利以后怎么办？单独的个人故事并无多大意义，但还是可以窥见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2009年出品的《身份的证明》（毛卫宁导演，张涵予饰主要人物瞿皓明），提供了一个有局限性的范本。剧中，瞿皓明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92军情报处副处长。而其真实身份是解放军二野川南情报员。在战争的重要关头，瞿皓明在劝国民党韩司令投降时，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韩司令最终饮弹自杀，瞿皓明的功绩无人知晓。更要命的是，他唯一的领导杨剑峰牺牲；自己唯一的助手刘杰又去了台湾，能甄别他身份的人证、物证都没有了。于是，在革命胜利时，瞿皓明只能以起义人员的身份进入劳改所，此后四十七年历经磨难。后来，瞿皓明获得了一个维修钟表的生机，他与叶玉瑶结为夫妻，并生有一子一女。后来，自己的女儿要参军入伍，“特嫌”的身份最终没能让女儿实现她的理想。当然，最后还是大团圆的结局，只是四十七年的磨难不可挽回。
2017年出品的《风筝》（柳云龙导演并主演），剧中，郑耀先是一名受党委派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部的共产党情报员，代号“风筝”。郑耀先的命运亦十分虐心，长期被追杀，又遭遇了妻离子散、战友牺牲的苦痛，因为唯一的上线联络人去世，他成为“断线”的风筝，不断遭受误解和冤屈，几经生死，历尽风雨。对他来说，情报员本身就意味着牺牲，而一个人能有资格为国家牺牲，就是对自身价值的最好证明。
如果说，电视剧里的故事乃是通过误会来展开情节，似乎，没有误会的存在，地下党员胜利以后当然应该是灿烂如桃花盛开。但是，阅读杨奎松先生的《建国史研究》，发现情况比电视剧还要复杂，“建政时期发生对地下党干部集体不信任，乃至于排斥的情况，均在所难免。”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创作了一幅油画《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画面上：升旗的战士成为背景。一位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着手，站在总统府顶楼的最前端。这幅画起源于李斌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党史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是，南京城不是打下来的。身着白色旗袍的女性，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1946年，她是中共派到南京的第九任最高领导人，前八任大多牺牲了。由于南京地下党的及时联系，陈修良发动2000名地下党员、2000名南京警察与近万名群众配合，解放军几个小时便渡过长江，顺利接管南京。
（二）胜利以后：“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光鲜故事的另一面由杨奎松《建国史研究》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披露：
据身为南京地下党干部的穆广仁回忆，1949年5月，南京刚刚解放，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就得到了关于南京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的情报。据此，南京市委上报中共华东局，一方面提出应马上进行组织整顿，一方面请示对这些在解放南京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政治背景又极为复杂的南京地下党干部应如何安排适当工作。中共华东局不能自作主张，故经曾做过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副书记康生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随即下达指示，除同意马上进行整党以外，并提出具体办法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受此影响，1949年7月新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曾专门发布过一个如何对待本地地下党问题的指示。指示在高度肯定湖南省地下党过去的光荣斗争历史，告诚对地下党必须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组织清理。对他们的任用，要尽量利用他们熟悉情况和群众关系多的特点，一般不宜留在机关，有能力者一般也只应配置在各种副职上，确实德才适合又为工作上不可缺少的干部，“应视作特殊情况，经过党委研究提交上级批准后，可以分配负责工作”。
由于南下干部对地下党人员不习惯、不信任，南京地下党人员亦发生对南下干部“不满不受领导等等”情况。针对这种情况，二野政委邓小平于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一方面动员整党，一方面对地下党人员加强教育和引导。他除了强调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是党中央批准的，是极为必要的以 外，突出强调了一个观点，即地下党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
各新区整党开始后，大批地下党组织被解散，党员被停止党籍。南京100多地下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地下党出身的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另就高位，南京市团委书记仍旧不用文化水平较高且熟悉地方情况的本地干部，而是又从苏北调来了一位营级干部接续此位。
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其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有的还不予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判刑或枪毙。建国初中共党内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市委书记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发生，亦是在此种情况下造成的一起重大冤案。
（三）艺术叙述代替不了现实政治
对于今天的影视观众来说，很难去理解历史上对待地下党成员使用的不那么信任的做法，觉得地下党员，特别是深入虎穴的特工，终日行走于刀锋之上，大智大勇，出生入死，立下奇功，应该在胜利后得到更高的奖赏和更高级别的使用（当然事实上也有相当一些人得到了如此待遇，如熊向辉），怎么能“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呢？须知，你这是来自于影视剧的感受，艺术叙述是上帝的全能视角叙述，一切都是透明的，连主人公的内心独白都是向你公开的。
可是，对于后来的审查干部工作来说，地下人员的一切都是被遮蔽的——只有送出来的情报是货真价实的，比如，一个潜伏在军统内的中共特工，怎么可能设想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符合共产党员标准呢？在每一次打击革命力量的行动中，你都可以出工不出力吗？这些事，在未来的审查干部中都会成为讲不清楚的事情，都会成为影响使用的潜在依据。历史就是历史，用一句话来说，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全部展开的历史是多面的，充满诸多复杂性，慢慢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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