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婆家

我的外婆家在江苏省如皋县石庄区的大腰庄，因为村民们多数姓石，所以又被称作石家大腰庄。大腰庄距我家约二十多里路，我在七八岁的时候，曾寄食在外婆家一年多（从一九四零到一九四一）。这时外婆已经去世，他家只有舅舅、舅母、表姐，表哥表嫂和三个婴幼儿。长工陈二在他家多年，跟家庭成员差不多。

我每次到外婆家去，老远的就看到大腰庄笼罩在浓密的树荫中。俗话说：“人穷露身，庄穷露屋”，村民们家家户户都在屋前房后及河坎栽上了树木,可见得这是个小康的村庄。两百多户人家，多数是自耕农，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中农和富农。除了西头有少数草房，其余都是砖瓦平房，不少人家是小四合院（三间两进）。如果从东到西仔细观察一遍，整个村庄显得灰暗、沧桑，表明村民们的房子已经住过几代人了。记得八十年代我去时，有人指给我看一套房子，还是明朝时造的呢！

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时代，住房是小农们的主要财富，总是好几代人流血流汗、节衣缩食积累的成果。由于近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多灾多难，灾难最后总是传递到农村和农民头上，所以全村几乎看不到新砌的房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也见不到东倒西歪的，更不用说断垣残壁了，这是由于它地处偏僻，再加上运气好，没有遭受过战争与动乱的直接破坏。在民国十八、九年“闹共产”的时候，大腰庄靠近红十四军活动的中心地带，邻近的老虎庄、高家庄都进行过剧烈的战斗，大腰庄却幸免于难。

外婆家住在大腰庄的中间偏西，是很突出的大户。最前面五间敞厅，又宽又高，只有东面一间隔开，放了些木料和大型农具，其余四间是大通间，除了农忙时节，平时都是空空荡荡的。敞厅后面隔着小院子的是五间“二门”，厨房、吃饭都在里面。二门后面东西各有两间厢房，跟五间堂屋一起围成个大院子。院子东北角上有棵只开花不结果的石榴树，枝叶茂密，它立在这里或许已经目睹过几代主人的生生死死了。大门开在敞厅正中间，所以站在打谷场上，从大门、二门一直能看到堂屋后壁，好像乡下人的住宅都是这样的敞开式布局，不考虑隐私。

我五岁开蒙，到七岁时已开始读论语，识得一两千字，并且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到外婆家后，就到处找书看，除了表嫂和她的三个婴幼儿住的东厢房，其余房间都被我翻箱倒柜的搜索了一遍，却连三字经、百家姓都没有，只找到一本黄历。堂屋正面的圣柜上，有香炉、烛台和祖宗牌位，却见不到中产人家常有的中堂、对联、花瓶、帽筒等装饰品，两壁上也没有字画。由此可知，已经几代人只是些农民，没有读书人了。

堂屋客厅两侧的立柱，有几根上贴着喜报，内容是：“捷报到贵府某某在什么考试中榜位列第几名”，大约只是县里面的初级考试。红纸有七八寸宽，两三尺长，粘贴在柱上后，外面再刷上桐油，所以能长期保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祖父这辈人已经全部过世了，参加考试的这代人，应该是外祖父的上辈或者上上辈，生活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或更早。由此可推算出这座宅子建造年代，应该在喜报出现之前的十九世纪初，也可能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我再去时，只在原址上找到一块石头，是二门上的门枕石，总算见到了旧时相识。一两百年的古旧住宅，在战争和动乱年代能够幸存，却毁于东方红、太阳升起的太平盛世，怎能不令人唏嘘！

堂屋后面是竹园，约有一亩多大。竹子长得旺盛，又有几棵高大的樟树和榆树挡住太阳，所以在竹园里，总有阴森森的感觉。竹园的西南角上，还挖了个地窨子，是抗战初起时，为躲避日军飞机而挖的防空洞，里面能挤进去七八个人。它的厚顶盖利用了盘根错节的竹根树根，足以抵挡飞机上的机枪扫射。其实在八年抗战中，日本兵根本没有到过这里，更没有见到过飞机的影子。这个防空洞的存在，说明了当战争初起时，中国人对日军是多么的恐惧！竹子和竹笋，只供自家消费，有时也有邻居来讨要。记得有个本家来对表嫂说,要几根竹子修箩筐，表嫂就说：你自己去砍吧！

外婆家西边有块宅基地，跟旧宅并列，大小也差不多，可能是祖辈里有人想另造一所住宅，但没有成功，半数地块现在成了外婆家的菜园。菜园北面与堂屋并列，有五六间简易瓦房，一间是长工陈二的居室，其他的是磨房、牛栏和猪圈。菜园南面与敞厅并列也有几间瓦房，三婆婆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她家的老长工郝五还住在这里度晚年。屋前的打谷场，有八间房子的宽度，显得特别空。常有邻人来借场地打谷晒粮，成了半公用的场地。场边上有两个?堆，一个是牛草，另一个是烧草，秋收后堆得比屋檐还高。夏日炎炎的晚上，表姐在场上扫出一块干净的地方，再泼上几盆水，待水干后铺上竹席，晚上洗澡后我就躺在席上乘凉。仰望苍穹，看流星雨，看星星闪烁，看朵朵浮云掠过月亮。

我的外祖父兄弟三人，本来是分家各自打拚的，却生了好多女孩，唯有我舅舅这一根独苖。外公的两个兄弟，在厚嫁了女儿后，不得不将余下的房屋田地让我舅舅继承，所以才能保全了这套祖宅和好些田产。到底有多少田产无法估计，但出租地大概不多，因为只有少数几次，我看到佃户推着粮食来缴租，却从未见到表哥出门去收租，看来他们家地租收入的占比大概不高。自已经营的庄稼地至少有三四十亩，在竹园后面，延伸到很远，足有七八亩，住宅前面又有八九亩地，其余的几块田都在村西，跟在大人后面，差不多每块田我都到过。这些田都在附近，成块，再加种收及时、品种布局合理、肥料充足，所以能年年丰收。

这些耕地，分成自种和分种两种经营方式，他们家好像大部分是“分种田”。分种田是当年苏北农村盛行的模式。一方面是富裕人家，有多余的土地，又有种子、肥料和大型农具，但缺少足够的劳动力；另一方是贫困农家，虽然有劳力，但耕地不够，也缺少必要的生产资料。双方经过协商后，劳资合作，收益分成，所以叫做分种田。打下的谷物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劳方得小头，资方得大头。分成的不同，一方面取决于土壤的肥瘦、位置的远近；另一方面，又跟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有关。无论是怎么分成，劳方只将应得的粮食挑走，我没有看到挑秸秆回去的，大概是由于贫穷人家不养牛，不需要牛草，在偏僻的农村，秸秆又无处卖钱。分种田里种植一次性收割的大品种，如大麦、小麦、元麦、黄豆、玉米、高粱等。其他小品种的作物，如蚕豆、豌豆、荞麦、花生、芝麻、山芋、芋艿等都在自种田里。另有惯例，就是在每年的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劳方要无偿地为资方做几个短工。虽然没有报酬，但伙食招待却是很丰盛的，一天吃四五顿，中午、晚上有荤有素有酒。

种高粱主要用于酿酒。有酿酒师傅推着器具来，在场边上靠近水井的地方挖个坑，地面安上带有高帮的大铁锅，下面烧火，用来蒸高粱饭。古人行军打仗时要埋锅做饭，大概就是这样子。蒸熟的高粱饭，摊在敞厅里的晒垫上散热，等到完全冷却后拌上酒曲，装进大缸里，缸盖上再用黄泥封死。大概过了十几天吧，酿酒师傅又来，在原来的大锅上叠另一张大锅，下锅盛酒浆，上锅放冷水。上锅的底下正中间有个漏斗，一根管子直通到外面。当酒浆受热酒精汽化上升，遇到冷的上锅底时，又凝结为液态，滴到漏斗里，再流淌到外面的罐子里，所以上锅要不断的换冷水。

产出的酒分别装在几个酒墰子里。那是种肚大口小的陶罐，每个可装十几斤，黄泥封口后可供一年之需了。外婆家只有表哥一人会喝酒，但他平时不喝，只在招待客人时才陪酒，却没有看到他喝醉过。蒸过酒的残渣叫酒糟，是喂猪的上等饲料。

黄豆用来榨油和换豆腐吃。油坊就在西边约两百米远，只要将黄豆送过去，就给你加工成豆油和豆饼。除了烧菜要用豆油外，另一个重要用处是点灯。豆饼可为猪提供优质蛋白，在猪出圈的前两个月，增加豆饼在猪食中的比例，猪能快速增重，背脊上的鬃毛变得坚挺黒亮。但豆饼被压榨得坚硬如铁，削豆饼是个力气活。村东头有家豆腐坊，每次都是拎一两升黄豆去换豆腐和豆干回来吃。

夏粮主产是三麦：大麦、元麦、小麦。小麦生长期较长，产量也不高，所以种得较少；种大麦是为了喂猪，它成熟期较早，方便安排秋季作物播种；元麦皮薄产量高，是一年四季的主要口粮，磨成粉可以煮元麦粯子粥，磨成粗粒状的可烧饭吃。磨小麦时，雪白的“头筛面”留着招待客人或做活计的人吃，灰色的二面、三面家人自己吃。灰面韧性差，擀出的面条下锅后容易断成一两寸长，所以平时都是吃的烂糊面、菜面。多年后我吃到店家的“阳春面”时，面条是那样细长、雪白,排列得整整齐齐，我算开了眼界。大腰庄是高沙土地区，不种水稻，所以在外婆家吃不到大米饭、大米粥。

竹制家具和农具容易破损，特别是晒垫和窝折，每年都要修补和制作新的。村东头的本家老篾匠，年纪约五十左右，做活计时往往带着三分醉意，从竹园里砍竹子、到劈竹篾、编织器物，双手动作飞快。穿的衣服都是请的谢裁衣（姓谢的裁缝师傅）上门来量体裁衣，没有听说过有现成衣服的事。这位师傅全是手工，从早到晚，一针一线地辛苦操作。为什么不带台缝纫机来？他可能买不起，或者根本没听说过世上还有缝衣服的机器。磨房后面有块房间大的苎蔴地，苎蔴是多年生植物，到时候割下来剥皮、刮青，得到麻片后就可以捻麻线，织夏布。但到了这年代，除了舅舅、舅母有时穿夏布衣服，其他人都穿洋布衣裳了。房梁上还挂着一捆捆的麻片和一个个的麻线球，除了绞麻绳，也就没什么用处了。将剥去皮的麻杆浸泡在河水里，一两个月后取出晒干，是做火把的绝佳材料。

独轮车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车体和车轮都是全木结构，没有一丝金属材料。虽然笨拙费力，但在田间曲折、狭窄的土路上，除了肩挑人抬，也只有通行独轮车。两个轮子的板车，我还是进县城后才见到的。

在村东头有条大路，南行二十里可到达石庄镇。所谓大路，也不过是走的人多些，路面比较平整结实而已。大路口上开有崔家南货店和朱家中药店，以及几家杂货摊子，都是外姓人在做生意。一年到头的日用品，似乎在这里都能得到解决，更何况，每隔几天就有货郎担子上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一年半时间里，表哥嫂和表姐，都没有去过集镇。每天从麻麻亮到天黑，田里家里，他们好像有做不完的活计。

养猪与卖猪，是封闭的农户与外界经济联通的主要管道。从养老母猪的人家，买回十几斤重的猪仔，饲养十个月左右，就成了将近两百斤的肥猪，有猪贩子上门收购。外婆家通常一年养两茬猪，每茬四五只。在前茬猪养到百十斤时，就将后茬的猪仔买回来。

当地养猪习惯圏养。猪圏有一间房子大，底面铺有砖块或石片，倾斜向一角，最低处的墙脚上有个缺口，让排泄物和冲洗的水流到外面的粪坑里去。前面木栏栅下面是食糟，猪每餐吃饱后，就关上门窗，让猪在安静、昏暗的环境里睡觉。猪仔们一旦关进猪圏，就在这个十几平米的区域里面，吃饱、睡足、长膘，直到出售。

在收获季节，西厢房里的粮囤堆满了粮食，但我没见到他们家直接卖粮，除了很少用作交换物品以及人的口粮，大部分都喂了猪。胡萝卜产量高，又没有任何病虫害，而且不怕霜冻，所以有半年多时间，成了猪的主粮。灶上最里面是一口大锅，专门煮猪食，将切碎的胡萝卜、麦麸等在锅里烧开，闷半个时辰后才拿去给猪吃。所以这带地方的猪都是吃的熟食，寒冬腊月里也能吃到热食，从前如皋是全国著名的养猪大县，或许跟良好的喂猪方法有关。

俗话说“养猪不赚钱，落个屁股”，在没有化肥的年代，猪舍就成了肥料加工厂，所有麸糠、酒糟、菜梗、洗锅水都成了猪饲料，再转化为肥料。外婆家有两个粪池，一个灰坑。有顶棚的小粪池在堂屋后，用来倒马桶，白天人们的大小便也都在这里。猪圈后面是个大粪池，直径有两米多。灰坑在牛房前面，所有牛粪、鸡屎、草木灰和扫地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什么时间要施肥？该将哪个粪池里的肥料浇到哪块地里？这可是件大有学问的事。

我到外婆家这年，表嫂第三胎刚生了个儿子，这对全家来说是件大喜事。记得小孩一周岁时，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放了一杆秤、一本书、一把镰刀，让小孩挑选，看他将来会从事什么行业，这叫“抓周”。全家人过生日，唯独只有这一次，平时总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烧好的饭菜盛在桌上，一家人围桌而坐，一面吃饭，一面谈家常，这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常态，但在外婆家却很少有这样的场景。通常是，灶上烧好了一锅菜饭、菜面，或者蒸山竽，谁有空就拿碗自己盛了吃。

大腰庄是一片文化沙漠，不但没有小学，连私塾都没有，所以村民们多数是文盲或初识字。也有几家将小孩送到别处借读，像我的表哥，据说曾经在外地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叫回来当家，主持农庄的经营管理了。村民们除了埋头种田、养猪，或者经营传统的油坊、豆腐坊，几乎没人外出谋生，村民们死抱着十几亩地两头猪，与外界联系很少，是个完全的封闭体。到了一九四九年，社会大变动告一段落时，这个村庄上的人，既没有出过革命干部，也没有“反革命”分子。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教育缺失，文化落后。在一九四一年我离开时，当地农作物品种，还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些，现在流行的土豆、洋葱、西红柿、刀豆、花菜等，还未见到过。有一次，有人挑着大白菜（黄芽菜）来卖，表姐就量了些小麦去，换了两棵回来品尝新鲜。外婆家一直点的是豆油灯，格子窗上糊的是光连纸，没有一块玻璃。更没有热水瓶、胶鞋、手电筒等，能显示进入现代生活的，大概只有火柴了。

虽然村民绝大多数姓石，附近的村庄上姓石的也很多，却没有祠堂。但是从人们名字，却可以知道他们的辈分，我的母亲是宏字辈，表哥叫晴光，表姐叫旭光，是光字辈，见到村上名字里有宏字的，我都喊他们为舅舅。由此可见，石姓人家从前曾经修过族谱，大概也有过祠堂和宗族组织，随着组织涣散，石家人也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离开大腰庄后，我在磨头区入读邓庄小学，从二年级读到四年级。这所学校是在二十世纪初“救亡图存”的氛围中，由当地的贾姓族人集资创办，再由贾家祠堂的土地收入来维持开支，在一九四四年被日军烧毁后，就搬到贾家祠堂上课了。祠堂是宗族成员的聚会场所，而这些宗族组织，千百年来，在普及教育、传承文化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影视剧中，往往将祠堂描写为封建堡垒，族长们都成了地痞恶霸，这是很片面也是很不公正的。

外婆去世早，只有一次给我留下较深印象，大约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那次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是外婆将我抱在怀里。外婆背靠在河坎上，周围昏暗，但看到天上的星星。外婆家堂屋东房的山墙下部，开了个半人高的洞，是为了在紧急情况时逃命之用。我的这次记忆，大概是在土匪进村之时，大人们带我从墙洞中钻出去，躲在一条南北向的小河坎上的。

日寇入侵后，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出现了各种名称的武装组织，表面上说是抗日，暗地里又干着打家刼舍的勾当。在我长住外婆家之前，听说他家被土匪及汪伪军打刼过两次，由于早有防备，所以损失不大。我去以后，看到家人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如果听到犬吠声紧密，并且由远而近时，就起身穿好衣裳，随时准备外撤。如果听到邻近村庄有人家被土匪抢过，就很紧张。感到形势特别严峻时，就借住到几个关系户家去。这几家关系户都是常有往来的贫穷农户，家里人预先将被窝存放在他们家。我在外婆家时，也曾在外面住过。之所以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我与表哥挤在人家的破板床上两夜，他那时正好身上生疥疮，却没有传染给我。

外婆家由于几辈子单传，人丁不旺，邻近的只是些远房本家，遇事时起不到奥援作用；亲戚们又都是依靠土地生活的乡下人，我母亲是唯一嫁到“街上”书香人家的，却是三餐不继的破落户。乡下人将这种虽然富裕却没有社会势力的人家，称之为“肉头财主”，是强人们敲诈勒索的理想对象。表哥不善言词、性格内向，避免不了被算计被欺负的处境。

每个月总要招待几批客人，表哥在堂屋里陪客人喝酒吃饭时，我都是避得远远的，免得人家误以为我嘴馋，所以我不晓得来的是些什么人物。但有一回记忆较深，那天来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七八个人的一小支队伍，穿着军装，还佩着长枪、短枪。为首的被称做黄团长，一身军官打扮，后来知道此人的名字叫黄元勇（音）。招待了几天后，这伙人开拔到东边什么地方去了。两三个月后，黄团长又回来了，却成了身穿便衣的孤家寡人。表哥照旧称他为团长，照样酒肉招待一天后走了。这种人是不能得罪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变成旅长、师长呢！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初，新四军来了，其实来的不是正规军，而是石庄区公所。没多久就将两个卖毒品的人抓去枪毙了，从此毒品基本上绝迹。抓土匪更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

大年后的一天傍晚，天色己逐渐昏暗下来。忽然从南边传来几声枪响，许多大人小孩走出家门，到庄前小河沿上听动静，还看到东南方空旷处有电筒光一闪一闪的。听到大人们在讲，是文白区长正在抓土匪。直到沉寂了很久，人们仍不愿散去，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有人手上还捧着喝完粥的大碗。

也许是第二天早晨吧，听人说区公所昨晚住在本庄，乡长家大院里绑着一个土匪，我飞快地溜过去看热闹。乡长家门里门外己围了不少人，踏进大门就能看到一个年轻人被捆绑在天井正中的天灯柱上，瘦长的脸，皮肤苍白，长手长腿，个子很高，看样子还不到三十岁，毫无疑问这就是土匪了。

一天下午，听人说在村东头枪毙土匪，我跟着去看热闹，但又很害怕，所以只是站在人群的后头远远地看。见到武装人员的队伍过来向东去了，过了好一会儿，看到大批人往回走，我也就回去了。

外婆家所在的如皋县西部地区，远离城镇和大路。抗战初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毒品泛滥成灾，土匪多如牛毛，群众苦不堪言。新四军东进到这里后，大力清匪和禁毒，很快取得了神奇的效果。所以当时的群众，每当提到新四军时，常见他们带着尊敬的神态，伸出四个手指头相视一笑，也有称之为“四先生”的。文白区长是个有文化的年轻人，乡民们提到他的名字时，是那样的亲切和崇敬，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成了我儿时的偶像。

新四军属下的如皋县政府和石庄区公所，一直在乡间移动，也常常住到大腰庄来，每次来到，表哥都热情招待他们的领导人，甚至成了朋友。当时的共产党干部，并不像后来的“划清阶级界限”，而是高高兴兴地接受财主们的招待。来的也有女干部，我清楚地记得，一天表嫂和表姐正在天井里做事，一个女干部对她们说，正在筹建妇女生产合作社，建议她们投资入股，将来可以分红。大概新四军将我表哥看作开明人士吧，听说在抗战后期，还给了他“拥军优属委员会主任”的一项荣誉头衔。

新四军当时高举着抗日和民主两面旗帜，深得民众拥护。但在这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地区，并没有紧迫感，整肃社会秩序，才是当务之急。当时的局面，与“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倒也相似。共产党好比周处，土匪和毒品，就是蛟龙、猛虎。但不同的是，周处后来改邪归正，而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就翻脸不认人了。外婆家的成员全年无休地参加劳动，但在暴力土改中，却当做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遭受了残酷打击。

在外婆家这一年半时间，是我儿时最轻松愉快的时段。因为能放心地吃饱饭，不像在自己家里，须要左盼右顾，反复考虑：我能不能再吃半碗？他们家虽然吃的只是山芋、胡罗卜，糁子粥、菜面等粗粮，但每顿锅里都烧得很多，吃不完的喂猪，一粒粮食也不浪费。

在外婆家，完全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除了由于表哥嫂和表姐的关爱，社会上还认为，外孙跟舅舅还存在特殊的亲密关系。外孙遇到困难找舅舅帮助是很自然的事。兄弟姐妹间发生了纠纷，人们常说：“找舅舅来评理”！却没人说找叔叔、伯伯来评理的。

但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不但没有书读，甚至连有字的纸都难得看到。附近也没有可以一起玩的小孩，我只能自己一个人闲逛。有时在竹园里看鸟窝，或者看人家捉鱼摸虾，也跟着表姐到地里去摘豇豆，捡拾收获时掉落下来的花生、红薯。七、八岁的时候，正是智力发育的关键阶段，我却不动脑筋地过去了五百多天。如果当年受到正常的教育，或许能聪明一些些！

表姐身材壮实，吃苦耐劳，性格大大咧咧，家里擀面、煮猪食等费力气的活都是她做。她好像有使命感，帮助支撑这个家庭，以及协助哥嫂带三个小孩，当成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已是成年待嫁的大姑娘了，有关心的人提示她，要及时找个好婆家，可是她本人却无动于衷。直到土改后接着内战爆发，田地分掉了，哥嫂带着三个小孩流亡到如皋城里，家已不成其家。她觉得完成了使命，已经是大龄剩女了，才将自已嫁了出去。

表姐幼年丧母，得到我母亲的照顾，她们感情深厚。在这一年半里，表姐就像妈妈一样，不但照顾我的吃穿和换洗衣服，还带我睡在一张床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姐在乡下种地，又生了三个儿女，其艰难可想而知。母亲在老家时，跟她往来密切，肯定会对她有所关照。而我身处体制的边缘，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诚惶诚恐，也就没有给她直接的帮助，这是我平生深感内疚的一件事。

从我记事时起，舅舅就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病人，全靠舅母服侍。舅母是填房，可能是苦人家出身，自从嫁过来后，好像没有回过娘家，甚至没有离开过大腰庄。她除了照顾舅舅的饮食起居，还要负责磨房的事。牛拉着石磨转圈圈，舅母就将粉碎了的粮食过筛，所以她一年到头，身上都沾有很多粉尘。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每年孵两窝小鸡，看着蛋变成小鸡，小鸡又一天天长大，她就充满了成就感。家里的钱粮买卖，地里的经营管理，她既不参与，更一无所知。但在土改时，由于表哥一家流亡在上海，于是她就成了地主之家的代表，以至于被打断了腿，后半生成了拐子。长工陈二一辈子都在他家，小时候我多次坐过他的独轮车，至今还怀念他。在六七十年代，只要乡下有人来，我就拿两瓶酒带给陈二。五十年代初，舅舅去世后，舅母就跟陈二搭伙过日子。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和长工的结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全国也不会有几例。但对这两个苦命的当事人而言，却是难得的幸福晚年。

注：文白区长，原名杜文白（1919-2008），江苏江都人。我一直以为他姓文或闻，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知道他本姓杜。但是当时的群众，都称其为文白区长，不知道为什么！

（原文首发于“传记文学”202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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