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掌控公安、国安、检察、法院等强力机关。在中共权力结构中，政法委是一个超越单一司法机构的综合指挥中枢，能够统一协调、直接指挥各类政法机关，包括对敏感案件的侦办、起诉、审理进行全过程干预。这种制度安排，使政法委在实际运作中具备阻挡中央某些司法决定的能力——如果公安系统不配合，检察机关就难以取证立案；如果政法委不下达执行指令，法院的判决即便作出，也可能沦为空文。
相比之下，大陆法院在体制中长期处于尴尬位置：它名义上是独立审判机关，实则在政治案件上必须服从党委领导，尤其是政法委的统一部署。法院院长通常兼任政法委副书记，这种结构性重叠，让司法权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抗衡能力。
在中共内部，长期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在位或退位的高级领导，尤其是常委级别，即便落马，也多是象征性量刑。但2015年，周永康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这一举动打破了惯例。它不仅反映了习近平对周永康的极端痛恨，更是一次针对政法系统的严重警告：没有绝对安全的高位，任何可能抗衡最高权力意志的系统或人物，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清除。
从制衡到真空
在周永康任内，尽管政法系统存在腐败和权力寻租，但由于其庞大的系统资源，中央最高领导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仍需与政法委协调和妥协。这种体制遗留了邓小平时代的一个潜在共识——权力虽集中，但不能完全为所欲为。
然而，周永康的倒台，标志着这一制衡的彻底崩塌。政法系统被全面收编，权力在最高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自此之后，政治迫害案件的数量和力度显著上升，“司法”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709大抓捕：权力失控的信号弹
2015年7月9日，中国大陆爆发震惊国际的“709大抓捕”事件。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对律师、维权人士及其家属展开大规模抓捕和骚扰，行动涉及约300余人，包括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等著名人权律师。许多人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和精神折磨，案件处理过程缺乏透明度，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709大抓捕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周永康下台后、政法系统失去制衡的直接体现。在这一背景下，政法机关完全服从最高权力意志，对政治异议采取更强硬、更系统化的打击模式。
其他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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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阳案（2017年）：湖南律师谢阳因代理敏感案件被拘留，其律师会见记录披露了酷刑细节，引发国际关注，但最终仍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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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案（2020年）：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因推动教育平权、呼吁宪政，被判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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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喜案（2023年）：维权律师丁家喜因组织公民聚会，被判刑十二年，创下近年来同类案件量刑纪录。
这些案件在手法上与709事件高度相似——先是长时间秘密关押与讯问，再通过定性化罪名完成审判，凸显司法程序对政治指令的全面让位。
警告与制度反思
周永康的倒台，不仅是一次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制衡失效”的转折点。曾经的政法委虽有诸多弊端，但它在结构上形成了一定的权力缓冲，使最高领导的意志不能完全畅行无阻。周永康被判死刑（虽缓期执行），意味着习近平向全体高层发出的警告：制度中已不再有安全缓冲区。
一家之言：纪念并非美化
我对中共系统高层不存在幻想，不相信其中有完全高尚之人。周永康当然也不是，但相比起纯粹的暴君和奸臣，他们起码维持了朝纲的存在，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因如此，我选择纪念他们——这并非为其全部行为背书，而是仅以一家之言，为那些曾经在权力洪流中提供过哪怕有限制衡的人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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