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我的反思与忏悔

刘晓波：我的反思与忏悔

——选自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刘晓波的“六四”回忆录》

王志勇牧师摘编

 

除了谎言，一无所有。

忏悔是自我拯救。但是，忏悔也有邪恶的一面。上帝为人类的罪恶打开了一道畅通无阻的后门——忏悔，任何罪人都能因忏悔而得到自我的良心解脱和上帝的宽恕。同时，忏悔和真诚还能感动无数旁观者，使他们由憎恨而怜悯，觉得此人尽管罪恶滔天，但还真诚，还有节，还能从此弃恶从善。忏悔是人类的另一种自我塑造。当人类求其完美的自我形象不可得时，就用忏悔来装饰其弱点。这样，会使人做起恶来也心安理得，因为人有退路了。

一个双手沾满了人鲜血的杀人犯，他的忏悔所应得的原谅和宽恕是不是罪上加罪呢？人为什么非要等作恶之后才忏悔，为什么不能从一开始就不作恶呢？不作恶就不必忏悔。但是，这不可能。人性自有其恶的一面，犯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无法避免。罪人除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外，还要成熟到的审案。减轻社会的道德压力的最好方式就是忏悔。特别是那些能够超然于法律之上的大恶人，唯有通过良心发现和忏悔自责才能获得灵魂的解脱。每念及此，我又有一种生而为人乃最大耻辱的感觉。十全十美的上帝却创造出罪恶累累的人类，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在心理上弥合这一裂痕的办法只能是忏悔。完美的上帝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垃圾桶，忏悔就是清洁工。没有人能像上帝那样完美，更没有人能像上帝那样容忍罪恶。只有上帝才能超然于人类智商，以宽容的态度无限之地接受人类的一切罪恶。换言之，忏悔使上帝成了壮哉人类罪恶的无底洞。

如果世界没有上帝，人类也会变得圣洁，既不作恶也不忏悔。但这种仅仅是“如果”。没有上帝，人的犯罪便毫无意义，上帝就是为人的罪恶而存在的。那么，人类只能在两种现实中进行选择：要么是有上帝、有罪恶，也有忏悔的世界；要么是只有罪恶而没有上帝，也没有忏悔的世界。我选择前者，故而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谎言比暴力更可怕。特别是在中国，刺刀和谎言维系着铁一样的专制秩序，谎言编辑目力所及、耳听所闻的每一个地方，电视、广播、会议、演讲、聊天、谈情……谎言渗透了中国的每一个细胞，我们已经到了说谎的极致；不是迫于无奈而不得不说谎，而是自由地、本能地说谎——谎言即真实。不仅说谎，还会找出太多的义正词严之理为说谎辩护。套用毛泽东的话，中国人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说谎有理。理直气壮地说谎、理直气壮地为谎言辩护，真真世界之最也。正如我的朋友周舵所言：说谎说谎中国人的精神癌症。我也是患者之一。

谎言之于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的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

“六四”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中共的残酷引起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着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来捞稻草、自我贴金的良好时机。各种人、怀着不同的冬季，说着各异的谎言，此乃机不可失。政治性谎言、道德性谎言、求生性谎言、官方谎言、精英谎言、民间谎言……连篇累牍，见诸于海内外的各种传播媒介。正如白杰明（Geremie Barme）所言：中国在各方面都是一元化，只有谎言多元化。“六四”事件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也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

在大陆，官方用那种屡试不爽的宣传为开枪杀人进行拙劣而滑稽的辩护：在大清查的压力下，绝大多数参与“六四”的人为自我保护而真诚地用谎言来洗刷自己，一口咬定自己与八九抗议运动没有任何关系，颇蕾丝“文革”结束后，大多数参与者都在“春节”自己。这种“春节话”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运动注意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次运动必将伴有这种纯洁化。这有各类“精英”（包括我自己）的谎言。沦为阶下囚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了悔罪，有些流亡海外的人则为乐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着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吾尔开希、李禄等人根本不管他们所经历的事实是怎样的，一味向国际舆论描述他们所说的和靠自己的想象创造出的流血场面，于是乎，他们就成了傲立于血泊中的英雄。

中国当代的反对派英雄都是由官方一手创造的，真希望那些英雄们有点清醒点自知之明，千万别错估了自己的分量。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自知英名的水分。如果共产党稍聪明点，当代中国就不会有持不同政见的英雄。共产党的愚蠢、不宽容和说谎虚构了、捏造了许多英雄，这些虚假的英雄是共产党的谎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在欺骗自己的同时也欺骗了公众。换季的是，那些英雄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是被共产党的谎言所迷惑的结果。英雄骗局的唯一特征就是自欺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甚至比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可悲、更可笑、更荒谬、更具有中国特色。

由此看来，我内心的挣扎、磨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官方的那种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宣传造成的，正像导致“八九抗议运动”逐步升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官方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一样/现在反省真让我无地自容：官方的虚构使我进入了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顶天立地的心态之中，真的意味着我刘晓波一肩担下“八九抗议运动”。我居然也被官方的谎言欺骗了（实际上是自我陶醉）！？居然也和官方一样认定了自己是八九学院的头号“黑手”！？这说明，无论是多么卑劣的谎言，只要能与己有利，人不禁自愿说谎，而且自愿受骗。如果没有官方给我戴的高帽，也许我会更心安理得地决定悔罪。

在中国这个非人化的社会里，自我牺牲和献身精神也被非人化了。无论在儒家文化占正统地位的古代中国，还是在马列主义占主宰地位的当代中国，基于群体和社会高于个体和私情的正统价值观，都极力提倡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一九四九年之后，这种价值观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宋代圣人大禹到当代中国的圣人雷锋、焦裕禄，甚至周恩来，都被塑造成无私忘我的典型。这种典型是人们懂得了只有打着一切为公的旗帜才能最有效地谋取个人私利。在这种虚假的价值观念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不能公开地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谋取合理的私利，只能在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的幌子的保护下暗地里谋取私利。这种现象是公有制最为残酷的一面：“个人的公有化”。在周恩来式的典型的观念中，国家、事业、人民、党这些大而空的字眼儿远高于男女之恋、父子之情、兄弟之谊。他们把最没有社会效益——默默无闻地埋头于最琐碎、最浪费精力、最折磨人的家务之中——的一切留给你自己的亲人，却把最有社会效益（出人头地、受人尊敬、获得赞美、当救世主）——的一切留给自己。他们陶醉于社会众人的好爸爸的天降大任之中，但就是不甘于当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好爸爸。从《人到中年》到近两年风靡全国的电影《焦裕禄》皆如此。在骨子里，这种舍弃亲情的奉献却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卑鄙、自私和献媚。而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就是完全认同这种卑鄙、自私和献媚，并把自己的一生无条件地奉献给他们。“政府把一切献给党、国家、民族、人民和事业，妻子把一切献给丈夫。”在这种双重奉献中，人被化解了、取消了、阉割了。共产主义文化最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把这种非人性的卑鄙、自私普及化、公开化、神圣化，使之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利禄的最佳手段之一。“周恩来情结”表面上看是共产文化的杰作，但在深层上则是大阴谋家老子的传人——无私方能大私。

凡共产主义教育皆以“洗脑”为最后宗旨，思想政治工作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渗透于一切形式中，不断开会、学习、写汇报、谈心是“洗脑”，而且分房子、提职称、当干部、穿衣吃饭都在“洗脑”，党的关怀无微不至，其最终的关切就是使人成为“党的人”。在中国，党的“终极关怀”的普及和渗透的程度，要远远超过西方的基督教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我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无论我怎样翻盘，怎样挣扎，深层的生命结构仍然是党塑造的，我是党的关怀的方面的点缀和装饰。

那时，我以为只有鲜花和掌声能够毒化灵魂，现在我才知道，恐惧和高压也能粉碎人的意志。真正能够同时抗拒两方面的威胁的人，才堪称大智大勇者。

中国的领导层的那种草木皆兵的恐惧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为自己虚构的敌人，中国的英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构的叛徒。

口头上讲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解释，不管别人的评价，而实际上总在为自己辩解，特别在乎别人说什么。外表的潇洒超脱恰恰从另一方面昭示了我内心的沉重。我像一个长了头疮的人，忌讳别人看到或谈起，当这头疮的存在世人皆知、无法隐瞒之时，索性就来个不掩饰，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坚硬、个性，我行我素和飘飘欲仙，通过不掩饰来更隐秘地装扮自己。每当夜深人静，孤灯长明之时，我便对镜垂泪、哀鸣，自怨自怜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只有在此时，我才真正地体验到了心理变态的滋味，体验到了明星陨落的悲哀。我是多么疼爱自己的社会名声啊。

坐牢，没有勇气和坚韧；争取到了自由，又想贪得无厌地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面对英名堕落的既成事实，还要找各种理由做自我变化。真是一场“六四”，山风海雨搅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两。

悔罪、为悔罪辩解和因悔罪而悔恨，我在秦城监狱和出狱后的这段心灵历程，完全是由谎言的恶性循环构成的。悔罪是谎言，因为我无罪；为罪辩解也是谎言，因为谎言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之辩护的，为谎言辩护只能是谎上加谎；因悔罪而悔恨还是谎言，因为这种悔恨主要不是由于感到出卖良知的罪恶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意识到悔罪有损于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产生的，而我的公众形象又是由官方的谎言和我自己的谎言塑造出来的。这种谎言的恶性循环把我所获得的自由虚伪化了，因为我的自由等于虚伪的悔罪和官方的政治需要。

我不是走出了小监狱（秦城）而又进入了大监狱（专制社会），而是一直没有走出自我设置的心灵牢房，不敢面对真实的心灵才是我的真正牢房，才是谎言的恶性循环的终极根源。扩而言之，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牢房构成了专制社会的大牢房。因而，冲破专制主义牢房的前提是砸碎我们自己的心狱。

我生活在一个缺乏宗教背景和形而上学思辨的文化传统中，旧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性人格通过共产主义新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感政治化、功利化，甚至庸俗化了。我也摆脱不了这个传统。尽管身在他乡，但我对国内的政治动静极为敏感，每天瞪大眼睛注视，一有动静便坐立不安，怎么会甘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寂寞呢。虽然我以前写的文章都是学术性的，但在学术性的背后却深藏着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和激奋批判，藉讨论传统文化之名抨击一九四九年后的共产文化的传统。

生活和人生就是悲剧，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生命的意义既不是追求虚幻的永恒，更不是走向涅槃逃避悲剧，而是在正视这种无法回避的悲剧的情境中，投身于其中，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去完成辉煌的一生，哪怕短暂、哪怕瞬间，也要投入。悲剧像一道望不见底的深渊，固然令人恐惧，但它是人类无法抵御的致命诱惑，或者自愿跳下去，或者被迫跳下去，结果都一样——粉身碎骨。既然如此，何不主动跳下去，谁陷得深谁的生命就深刻而丰富，陷得越深越有意义。

我忽然感到这世界上最美的杰作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人类的苦难由她一肩担起，他代表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但她的受难不是屈辱，而是荣耀；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从根本上讲，人与人之间没有强壮与瘦弱、聪明与愚蠢、文明与野蛮、伟大与渺小、高贵与低贱……之分，或者说，其他的一切区别都无足轻重，重要的仅仅在于：面对殉难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圣人，退却者即庸人。

我是一只迷途的野兽，对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心灵并不理解，陌生而愚蠢的生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令人不寒而栗，但又毫无意义。一种苦涩从嘴边一直渗入心底。我感到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芸芸众生的平庸不是我的命运，不论值不值得，也不论有无观众，唯有问心无愧。只有通过殉难，才能把自己从无个性、无坎坷的平庸生存中提升出来，才能与那些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危险万分恐惧的人群彻底分离出来。绝食，即使不能拯救学运和民族，起码能够拯救自己。我应该以一种轻松而坦然的心境面对自己，把动机净化得纯而又纯，不为别人，只为自己。看看我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苦难，我的生命能否在关键的时刻超越生命的极限——死亡。每次激动、每次痛苦、每次身处逆境，都会为一个人提供超越生死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就等于超越了死亡——不是死毁灭了生命，而是生命创造了死亡，创造死亡就是创造一种神圣的价值。这种动机即便是一种为出名而采取的铤而走险的行为，是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但它绝不是那种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尘世功名的个人主义，而是超越性的、圣洁化的、接近绝对价值的个人主义，是一次挣脱平庸生活的个人尝试。

这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为争取民主、反对暴力而进行的第一次绝食，它将载入史册，洗刷中国知识界俯首称臣的耻辱。为此付出代价值得。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要付出代价，不为冒险付代价，就要为委曲求全付代价。与其畏首畏尾地长命百岁，不如轰轰烈烈、敢作敢为地走向坟墓。生命短暂，机会难逢。

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这可谓盛况空前。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而飘飘然。想想一九八六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几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现在比起来，真可谓大巫见小巫。人群是多么可怕的力量，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仅凭其狂热就能使人颠三倒四，分不清南北。

王丹刚刚十九岁，吾尔开希也不过二十一岁，他们的年龄和经验都不足以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但是，在我们这些长胡子的、有经验的人都不愿或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毕竟站出来，一直走在最前面，用他们不成熟的声音和行动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使在强权专制下沉默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运用上街游行的民主权利，表达了对现政府和某些最高层领导人的不满，形成一种来自民间的社会政治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丹、柴玲、吾尔开希、封从德等学生领袖是了不起的。想到此，我忽然觉得我对这些青年学生的指责过于苛刻，其中夹杂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和自我标榜。

参加此次运动的北京市民大都动机纯正，毫无个人功利的考虑，而我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则满肚子花花肠，疑虑重重，私心很重。与市民们的单纯和勇敢相比，知识界显得浑浊而怯懦，但他们得到了国际声誉和大量的资助，还一个个地自视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