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轶事: 12. 为'反革命'翻案

六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成都进行革命大串联以后回到家乡。我准备在家呆两天，洗冼衣服和被子，然后再出门去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恰好那天晚上生产队里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文化革命的最新文件。生产队里有个绰号叫“狗犯子”的贫下中农造反派对我说：“你们是不是红卫兵？”

我说：“是红卫兵，我是四一八的。”

“那见了走资派打击报复革命群众，你们敢不敢管？”

“当然要管。”我说。刚从省城串联回来，浑身热血沸腾。“连刘少奇李井泉这样大的走资派都被打翻在地了，一个公社的当权派算得了什么？”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

“狗犯子”三言两语说了一通，原来是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在批判公社当权派时，有一个青年农民喊口号出现失误，被公社书记王金祥抓住了把柄，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送到公安局关了起来。

文化犬革命已经开展得轰轰烈烈，各级当权派都在规规矩矩接受革命群众批判，一个公社书记竞敢打击革命造反派，岂不翻天了？

我感到非常气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我胸中熊熊燃烧起来，我决定留在家乡，不忙再出去串联，非要管管这件事情不可！

第二天上午，我就跑到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团部，详细询问事情前因后果。

兵团勤务员黄友发告诉我，那天他们召开批判会，批判公社走资派。大会快结束时，三大队贫下中农代表邓治双领呼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李井泉！”“打倒李科瑞！”“打倒王金祥！”“打倒……”喊到这里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喊了，停了一下子就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散会以后，公社干部就把邓治双抓了起来。说他呼喊反动口号 “打倒毛主席万岁”，第二天就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送到公安局关了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文化革命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在牛鬼蛇神吓得胆战心惊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居然还有当权派栽脏陷害革命群众，真是士可忍孰不可忍！一股正气冲天而起，我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这起冤假错案翻过来，才对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红卫兵的信任。

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射洪中学，找了两个同学成立了冤案调查组。过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背着被盖，带上钱粮，步行四十多里路赶到新生公社驻扎下来。听到消息，柳树中学和洋溪中学的两个同乡也参与进来，一个五人组成的红卫兵调查组，就在公社一间休息室门口挂出了招牌。

听说我们是从县城来的红卫兵，有些社员专程从很远的山里走出来，他们都想看看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宽皮带，手握红宝书。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严肃端庄，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毛主席！

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最高指示，决定首先从调查做起。根据造反兵团提供的参会人员名单，我们兵分两路马上展开调查，一路调查那天在主席台上的造反派人员，一路深入到各村各社去询问与会社员当天的开会情况。

社员们知道我们是红卫兵，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热心人出来给我们找人带路。只要是我们要询问的人，无论是在担土还是犁地，全都停下来接受我们的调查。社员们都很坦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把社员们说得话记录下来，一句一句念给他们听，然后请他们按上手印。

经过几天全面而细致的调查，事情的结果终于真像大白，原来邓治双呼喊反动口号纯属当权派在搞栽赃陷害。

我们把调查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份报告送到区上公安员刘国远那里，并向他详细汇报了我们调查的经过。刘公安对我们的汇报非常重视，答应向县公安局汇报以后再给我们答复。

调查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我们也没有闲着。不是写些给文化大革命造声势壮气氛的大标语，就是参加公社的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大会勤务组还把我们请到主席台上就坐，以壮声威。我们本着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指示，没有在大会上批判过一个当权派，最多就是喊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而已。

眼看春节临近了，公社大门上还没有对联，我们五个人就一起商量，怎样给它写上一幅表现文化大革命内容的对联。大家集思广议，轻过充分讨论，一幅内容革命，充满战斗性的对联就想出来了。上联是：“台前台后一网打尽”；下联是：“牛鬼蛇神个个难逃”。横批：“狠斗猛批”。

对联一贴出来，观看者络绎不绝。特别是那些当权派，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好像我们把他们都要打倒似的，看见我们脸色铁青，尽量躲开我们走路。

公社会计陈在平是我们生产队的人，他的辈分比我高，我叫他幺叔。有天晚上他见我一个人在房里，就走进来问我：“赵星，你给我说个实话，你们要把公社干部都打倒吗？”

“谁说要把干部都打倒呀？”我说：“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派权派！广大革命干部还是要保护的嘛。”

听了我的这番话，他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脸色由阴转晴。

大概他在公社干部中转达了我的意思，那些看到我们就要绕道走的干部，终于改变了态度，偶尔见了面也打起了招呼。年末公社食堂团年，要好酒好肉大吃一顿。我的这个幺叔不知得到了谁的指示，走进我们的驻地来通知我：“赵星，明天公社食堂要团年，我们请调查组全部参加！每人只给三角钱。”

我们听了非常高兴，从县城来到这里搞调查，不知不觉两个月了。我们都是中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全是靠父母给的那点伙食费。我们在这里省吃俭用，一天只能用两角钱和一斤稂票。在食堂打饭，只能打一点素菜下饭，根本不敢去吃肉。肚子里半点油水也没有，闻到肉香都不想走开。现在只要三角钱就能大吃一顿，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

我们欢呼，我们高兴。我们因为明天有肉吃而得意忘形！

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柳树中学的赵清把我拉到一边说：“赵星哥，我觉得明天的团年饭我们不能去吃！”他是柳树中学炮声隆的骨干成员，外号“小头猫”，脑子很灵光。

“为什么呢？”我感到很意外。

“他们请我们吃年饭，一顿只收三角钱，这明显是一个圈套。我觉得这是走资派在用糖衣炮弹腐蚀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战士要经得住考验，不能在糖弹面前打败仗！”

听了赵清的话，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虽然只是一个初中学生，思想境界却比我这个高中生还高。我让他回到住地，把他的意思跟大家说一遍。同学们听完他的话，恍然大悟，纷纷议论说：“好险呀！要不是他提醒，我们差点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饱弹击中了。”

第二天中午的年饭，食堂里摆了几大桌酒席，香飘四溢，我们五个人却一点都不动心。我的幺叔见我们一个人都不去，慌忙从食堂跑出来对我们说：“都快开席了，你们怎么还不去？”

我们五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铺位上。我撒谎说：“我们没有钱。”

他愣了一下，马上又跑了回去。不大一会儿，他又跑回来说：“不要你们给钱，快去吃吧！”

“不给钱我们更不能吃啦。”大家齐声回答。

他一下愣住了，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仿佛我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

那天中午，等他们都散席了，我们才去食堂打饭。我们一人打了三两干饭，买了一角钱的素菜，蹲在阶沿上吃得津津有味。我们都觉得自已很了不起，经受住了一次“糖衣炮弹”的考验。

公安局的答复下来了，他们也认为这个反革命案有些问题，派刘公安下来重新调查此案，还要求我协助公安局一起调查。

听说公安局要来调查，我们又浑身来劲。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我们的劳动终于得到了承认。大家都很高兴，准备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尽块破案回家过年。

刘公安下来的肘侯，离春节只有三天时间。我们跟着他走村串户，对当时参加大会的社员进行询问笔录，提取口供。我们从早忙到晚，全公社七个大队五十多个生产队都被我们跑遍了，有时忙得连水都喝不上一口。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争取尽快结束调查，把案子翻过来，给革命群众一个交待。

  大年三十那天，社员们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生产队已经放了假，要找人调查非常困难。幸好大家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我们刚到一个生产队，有关人员已集中在一起，随时准备我们询问。

调查的最后一站是三大队邓治双他们生产队。那个队的社员知道我们要来，早就等在保管室外面的晒坝里。我们刚走到那个地方，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民就“噗通”一声跪到刘公安面前，大声痛哭起来，嘴里不停哭喊着“冤枉”。

生产队长介绍说，“这就是邓治双的父亲。”生产队长还带着我们去邓家看了看，两间茅草房，泥土垒的墙，床上的被子又薄又破，典型的贫下中农一个。像这样的贫苦农民，怎么会呼反动口号呢？

回到保管室，我们还没有发问，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贫协代表对我们说：“邓治双家里穷，只读了两年小学就回家种地，平时连话都说不了几句，要不是文化革命革起来了，哪轮到他娃出去抛头露面？”

一个白胡子老大爷告诉我们：“这娃儿老实巴几，在队里听说听教，苦活累活带头干，从不惹事生非，要说他反对毛主席，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

接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全是为邓治双说好话。我们调查组搞调查全是从外围入手，取的旁证。我们从没有到过这个生产队，我们怕先入为主，影响了事情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今天在刘公安的带领下来到这里调查，才知道邓诒双的本质是好的，贫下中农出身，在生产队表现好口碑好。像这样老实巴交的农民群众，根本不可能呼喊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口号。

刘公安到底是搞公安工作的老手，他表情严肃，一点也不为群众的情绪所左右，仍然按照程序，一个一个地询问了解，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他一边问，我们一边记。记录完毕再读给说话人听，核查无笔误后再由发言人按上手印。

由于发言人太多，我们的调查取证到天黑也没有做完。生产队长点上马灯，我们又开始挑灯夜战。我们没有吃晚饭，社员们也饿着肚子陪着我们。等我们把调查笔录做完，不知哪家的公鸡已经喔喔喔地叫了。

室外的天空黑洞洞的，不知什么时开始下起了小雨。我们没有照明工具，社员们把稻草拧成火把给我们照路。

刘公安打着火把连夜赶回区上，我们几个学生打着火把各自回家。深更半夜虽然天气寒冷，肚子又饿，但我心里却感到热乎乎的，因为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当我打着火把赶回家去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坐在桌边等我吃年夜饭。

春节过后不久，我回到射中，其它的人也回了校。

大概又过了半个月，刘公安从洋溪捎来消息说，邓治双巳经给评反了。为了补偿他，政府还给他发了半年的误工款。

邓治双和我非亲非故，连他是个什么长相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要不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忠诚，我们说什么也不会放弃到全国大串联的大好机会，背上被盖，自带钱粮去为一个毫不相关的反革命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