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很大，我从小学开始就对此有深度思考。这里简单说一下，“不患寡而患不均”本质上是错误的，这是土匪刁民的思想基础。我们应当追求的是公平而不是平均，而公平一般会导致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语出《论语•季氏第十六篇》，对孔子的原话有不同的解读。这里我们不纠结孔子的原意是什么，而是一般人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担心贫穷，而是担心分配的不均匀。也就是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讨厌的就是贫富差距大，讨厌的就是优秀，只有大家一样了，才能心安理得。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在中国百姓和官方都有广泛的影响。有网友甚至总结出这是中国比西方优越的一个指导思想，认为西方政客没有这个思想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其影响之广泛，有必要讨论一下。我要说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本质上是错误的，是土匪刁民的思想基础。既然这个观念影响广泛，在中国有很大的民意基础，而我指出它本质上是错误的，这不是违背民意，自讨没趣吗？但因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我还是硬着头皮说一说，大多数人可能一时转不过弯来，需要一段时间思考。
有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思想基础，土匪刁民就有了行为的正当性。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抄家，吃大户，替天行道。中国的土匪行为非常普遍，比较有名的有东北土匪和湘西土匪，官方也常有土匪行为。改革开放之初，不少地方出现哄抢承包户鱼塘的事件。
中国人普遍地有看不得人家好的心态。嫉妒心理是正常而普遍的人性，东西方都有，但有些行为超过了正常的嫉妒。巴克利说黑人就像木桶里的螃蟹，如果有一个螃蟹想爬出来，后面的螃蟹就想把他拖下去，说的就是一样的道理。无忧考上个大专，都有人告黑状，出国留学更是根本不敢让人知道，就是两个例子。自费出国留学还要交培养费，这对西方社会的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事情甚至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是认可的，没有认识到这个本质上是一个错误，结果是双输。我当时曾经给国家教委写信，没有效果。这个错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因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才得到改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清除了大量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国内法规。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外婆家生活上学。外婆家村子里几乎全是中农，所有人家都是一样的四合院建筑，互相连通，白天都是开着门的，小孩子都是兄弟姐妹相称，玩游戏从一家到另外一家就像自己家一样。一天，我爸回来了，然后带我走着去爷爷家。我爸说他家是佃农，周围的田都是一个大地主的。大地主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议员，一个是军人。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国民政府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祠堂资助教育，中小学免费，考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全包。爷爷家的住房完全颠覆了我对佃农的概念，原以为是“上无片瓦 下无立锥之地”，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带阁楼的房间，而且是一个单独的院落。从建筑看，这个佃农比我外婆家的中农在旧社会要好一些。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又回到了父母身边。这次暂住在一个以前大地主的四合院里，现在是一个公社的办公场所。我家住的大概是地主家的一间客房，实木地板的套间。最令我惊讶的是他家的家庭剧院，有一个完整的舞台，观众席大概有一个篮球场大小，从留下来的道具看以前有一个常居的戏班子。周围普通山民的住宅是一个堂屋，两侧分别是卧室和厨房。这个堂屋夏天是完全敞开的。这里虽然是大山深处，但从来没有土匪。
不要以为小孩子啥也不懂。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事实上是错误的，公平的社会是不均的但最底层的人都有体面的生活。大地主有规模化的优势，这种优势各方都受益。
美国是一个千花齐放的自由社会，很多思潮在美国都有实践。比如共产主义，协客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私人财产基本平均，一直到1900才消亡。集体所有制，比如农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后两者在美国还很常见。现在是上市公司（public companies）为主，私立公司（private companies）为辅。
比如，一个一流歌手一年收入一亿美元，而一般的歌手收入五万美元，差别两千倍。这个是顾客选择的结果，是公平的，也是不均的。公平会导致不均，不同行业不均的程度不一样，同一行业也会随技术进步而变化。
1970年代，一个好莱坞导演对投资方说，我要拿毛利润的50%。投资方：你愿意出多少钱拿50%？导演：零。投资方：开什么国际玩笑，滚。导演走了。过几天投资方想通了，回来。
里根当总统的时候，空中交通管制员要求加薪，否则罢工。里根：你们工资已经够高了。空中交通管制员：不够。里根：全部开除。空中交通管制员哀嚎一片，找一半工资的工作都难。
以商业战略咨询闻名的Roger Martin说，一个好的商业战略是没有剥削的，应该使各方满意。他举的例子包括四季宾馆和Costco，从顾客、员工、管理层、投资方、到供应商。
不均和不公本质上是两码事，我们要反对的是不公而不是不均。个体的收入不均要就事论事，一个人可以一年收入10亿美元，也可能既是公平的也不影响整体的收入不均。整体的收入不均可以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为零是绝对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的一人独享。
美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大约0.49, 税收调节后约0.38, 而欧洲国家一般调节到0.30左右。作为历史对比，美国在1970年代的基尼系数大约0.40，税收调节后为0.32。作为横向对比，发达国家中德国和意大利的基尼系数比较高，分别为0.50和0.53，税收调节后约0.30。中国的基尼系数估计为0.7，税收调节后为0.38。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约0.24，都是落后国家。基尼系数高于0.55的主要是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
关于在公平条件下基尼系数的数值，学者有不同的计算。我看到的最大数值是0.45，我自己的估计是0.35。税收调节后的基尼系数可以看成立法者心目中的合理数值，北欧为0.25～0.28，西欧为0.30，美国和中国为0.38。我不主张采用税收调节来达到基尼系数的目标，因为这样就是无区别地惩罚公平的高收入者，而是主张找出和废除不公平的法规使基尼系数自然达到合理的数值。这样的国家目前只有一个，就是韩国，其基尼系数为0.34，税收调节后为0.30。
“不患寡而患不均”本质上是错误的指导思想，而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担心贫困和不公而不是担心不均。消除贫困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是开疆辟土。美国第一思想家杰斐逊就是典范，他组织了路易斯和克拉克探险，他购买了大量的土地，极大地扩大了美国的版图。在工业社会，与开疆辟土相对应的是重大技术创新。美国的这种观念转变大约发生在1870年～1900年，也就是工业化之后。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重大技术创新呢？一般人的想法是加大政府科研投入。Terence Kealey's The Economic Laws of Scientific Research基于历史数据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Kealey recommends a laissez-faire approach to scientific research.，也就是自由自在无人管理的科研方式。美国发明家富勒对赫鲁晓夫说的也是同样的思路，重大技术创新是不可计划的，你这个计划经济怎么搞创新呢？事实上，73%的重大技术创新是独立发明家的成果，也就是中国国内所说的民间科学家的成果。剩余的部分公司实验室占了大部分，而国家科研的投入产出比是很低的，据此有不少人主张取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很多人会想起贝尓实验室，贝尓实验室确实发明了不少重大技术，比如晶体管。但贝尓实验室的投入相当大，每年在10亿美元数量级，投入产出比例不高。大约在2000年，我看到一篇文章，丧钟为谁而鸣，敲响了贝尓实验室消亡的丧钟。在公司实验室里面，Xerox PARC是投入产出比较高的，一个东部的公司在西部开了一个与公司业务不相关的实验室，天高皇帝远。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是像爱迪生、特斯拉、贝尓这样的独立发明家，大约6000万美元投入就产出一项重大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平均每年3百万美元的资助强度，是实现重大技术创新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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