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战风云
改革
进入70年代,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不成功,最后国家解体;而70年代中国也开始了改革。1972年周恩来主持批评极左思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整个6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十分强硬。中国一方面坚决反美帝;一方面反苏修;和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把印度打的溃不成军;60年代末与苏联在边界发生多起冲突,几乎爆发战争。这一时期中国还全力援助越南支持越共与美军作战。60年代中期,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爆发后,中国革命青年在国际上一系列极左的做法在40个与我们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里产生了外交纠纷。等到1968年时,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现在我们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然而,一个一直困扰中国对新中国影响深远的问题是政权的稳定和最高权力的交接。它导致了中国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前一个问题慢慢解决了,后一个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毛泽东没有解决好,邓小平仍然没有解决好。
革命年代
据曾给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那次关于“联合舰队”的著名事件做过翻译的顾达寿回忆,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6月的一天上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他,柯西金说要就苏中目前关系与毛泽东直接通话。然而,顾达寿打去电话,听见见接线的女孩子用标准的普通话向那里的某人转达他的要求,然后女孩子竟然生硬地对顾说“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随即挂断电话。那天顾应柯西金要求连打了4次电话,均被拒绝。最后一次女接线员没有等顾话说完,就很不礼貌的说:“告诉你,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毛主席的电话!”柯西金是苏联的鸽派,主张对中国友好。所以,那天他一定非常诧异,非常失望。
那一年中共正在准备召开九大,毛泽东认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亲苏联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在这之前,刘少奇已经被罢免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当年顾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那场著名谈话中为赫鲁晓夫充当翻译,赫鲁晓夫先谈关于苏联将调整对外政策,包括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以及关于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源”这个问题的重新评论;关于苏联对中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看法,但赫鲁晓夫的讲话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驳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不同美国“和平共处”。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这个论断是丝毫不应怀疑的。
两人的谈话顿时变得艰难起来。赫鲁晓夫于是接着提出关于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重要问题,请中国领导人考虑。这是赫鲁晓夫此行来北京与毛泽东谈判的主要目的。他认为这是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式的无私的帮助,他简直是作为一种礼物来献给毛泽东的。他以为毛会赞同苏联的这项重要建议。然而,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就大发脾气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他再次强调,中国不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能够打败侵略者。顾清晰的记得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说完这些话后,瞪了赫鲁晓夫一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
顾没有给赫鲁晓夫翻译毛的骂话,但赫鲁晓夫感觉出来了,他也说出一句脏话。当时场面尴尬,然而,俄顷,毛又平静的微笑朗声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看来我们之间有些原则分歧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啊!”毛泽东的话使赫鲁晓夫更加尴尬。
顾看见赫鲁晓夫的面容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看得出他很忧郁。他当时听见赫鲁晓夫低声说:“毛泽东怎么会这样?”然后,看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双方会谈中大约有三分钟的冷场。在场的双方代表团成员也都沉默不语。
这是顾第二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时毛完全是另一种性格。那是一年前在杭州,当时的毛泽东风趣幽默,还给顾另起了一个名字,顾达寿。顾感觉那个毛泽东和这次见到的毛主席简直判若两人,真令人捉摸不透。
核战危机
肯尼迪在任期间不仅促进了美国国内的种族和解推动民权法案,还成功过化解了古巴的导弹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险些触发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一场核战争。
60年代初美国的核力量对苏联占据明显优势,从1959年起美国又在土耳其、意大利部署携带核弹头可打击苏联全境重要目标的中程导弹。面对巨大威胁,1962年赫鲁晓夫在黑海边与国防部长散步时想出了一个冒险的想法,把核武器布置到古巴。那时,美国策划的颠覆古巴革命政权的“猪湾事件”刚刚失败,古巴反美情绪高涨。很快苏联军方制定出一个代号为“阿纳德尔”的计划并开始实施,把大量的导弹、核弹头和轰炸机拆开装进送集装箱从海上运到了古巴。在实施计划过程中,苏联成功的欺骗了美国人。
当时美国军方发现古巴港口忽然变得异常繁忙,随即派出60年代著名的U2高空侦察机对古巴进行侦察。这种飞机可以在当时绝大多数国家的抗空火炮射程之上飞行,所以在60年代美军的U2飞机经常公然入侵其他国家毫无顾忌的飞行侦查。不过,美方的U2飞机虽然发现了一些异常,可始终也没有搞清苏联是否在古巴部署了进攻性武器。直到10月14日,苏联人把导弹阵地上的伪装去掉和美国人摊牌了。这一天美国的专家从U2飞机拍摄的放大的高清晰度照片上看到了古巴的导弹阵地上的发射装置,他们甚至看见了一枚SS—4中程导弹,这才知道被苏联人骗了。于是,古巴的导弹危机爆发。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措辞强硬的电视讲话,谴责苏联,要求苏方撤走所有导弹,同时宣布对古巴海域实施封锁检查。苏联随后予以同样强硬的回复,并继续实施“阿纳德尔”计划。双方在海上出现对峙,到10月26日古巴海域的紧张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26日肯尼迪突然收到和赫鲁晓夫的一封亲笔信。信写的凌乱、冗长、漫无边际。白宫分析:这封信显然是赫鲁晓夫在情感的冲动下写就,带着希望避免核战争的渴望。赫鲁晓夫出生贫困的农民家庭,只上过4年学,14岁成为一名优秀的钳工,早年他曾想移民美国,果真成行,那么之后的世界必将发生不为人知的巨大改变,后来赫鲁晓夫曾在斯大林工业学院进修,但没有能完成学业,可见他其实好像的确是适合做美国总统。信中赫鲁晓夫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危机,他说只要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苏联就撤走古巴的导弹。然而第二天白宫又收到赫鲁晓夫的第二封来信。这封信措辞严厉,语气官方,提出如果要苏联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导弹,除了美国要保证不入侵古巴外,还必须撤走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中导。白宫认为这封信代表苏联中央主席团的强硬态度。而第10月27日,危机达到高峰。
这一天双方发生数起冲突。苏联在古巴击落了美国的一架U2飞机和海军的一架RF-8A。代表作战部队的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武馆要求开战,提出先发制人的方案,先摧毁古巴的导弹发射装置,然后入侵占领古巴。而五角大楼国防部的文职官员更倾向罗伯特·肯尼迪地提出的谈判的方案。总统肯尼迪在危机中一直主张谈判和解。针对军方作战计划提到第一轮打击后未被摧毁的导弹发射装置有可能对美国数个城市发动核打击,肯尼迪表示担忧,美国军方则认为这个代价是可以承担的,然而肯尼迪担心美国出现大量人员伤亡,那时自己要背负发动战争的罪名。让肯尼迪没有同意军方冒险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苏军的总参谋部中有一名卧底上校奥列格·潘科夫斯基。潘科夫斯基是双重间谍,同时为英国和美国服务。他在10月初向英美透露了“阿纳德尔”计划的详细内容。所以,肯尼迪知道古巴除了有苏联的中导外,还有数十架伊尔28轰炸机,可以向美国发动核打击。另外根据“阿纳德尔”计划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导弹发射装置存在。潘科夫斯基对于避免人类的这一场核大战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也因此暴露,于10月22日被捕,后经审判枪决。这次危机中军方鹰派一直渴望与苏联开战,到10月27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暗示如果到了10月29日总统还未能做出决定,军方将在凌晨直接发动打击。所以,肯尼迪当时没有敢轻易否决军方计划,只是采取了拖延战术,先回复了赫鲁晓夫的第一封来信。
当天肯尼迪让弟弟马上私下与苏联方面会谈。晚19点45分,罗伯特在办公室会见了苏联大使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罗伯特转达总统的意愿,苏联撤回导弹,美国宣布不再对古巴进行任何入侵活动,美国将于6个月内撤回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冷战期间苏美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实话,没有什么真情实意。赫鲁晓夫在向古巴偷运导弹时曾亲自写信向肯尼迪保证说,苏联绝不会把进攻性武器部署到境外其他国家,比如,古巴。然而,这次会谈可谓冷战期间难得一见的一个真诚时刻。罗伯特把总统与军方的矛盾、军方的作战方案以及总统如果不能在10月29日作出决定军方将在凌晨发动战争这些美国的内部矛盾、麻烦事儿和重大军事机密都统统告诉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想必是在一阵眩晕之后才恢复了镇静,他意识到事态严峻,会谈一结束就回到使馆将会谈内容向苏联方面发出加密电报报告,当时苏联大使馆已经在销毁重要文件准备爆发大战。在给赫鲁晓夫的电报里,多勃雷宁着重讲述了肯尼迪兄弟的真情实意。据说在这次谈话的最后罗伯特看着多勃雷宁眼中含着泪花,动情的告诉大使:如果这种局势再继续下去,总统都将不能肯定军方是否会推翻他夺取权力,美国军方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些可都是绝对的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了。
解除危机
其实赫鲁晓夫那时可能也已快到崩溃的边缘了,有可能坐在克里姆林宫中,脱光头发的脑袋上都湿淋淋的了。在听到与美国人会谈的结果后,他大喜过望,马上同意了肯尼迪的建议,并立刻向美国发出加密电报,同时让莫斯科电台于次日即28日上午9:00点通过广播宣布苏联从古巴撤回导弹的消息。那时是华盛顿时间28日凌晨2:00。结果广播果然先于电报抵达了肯尼迪。1月28日凌晨,熟睡中的肯尼迪被唤醒获知了莫斯科电台的消息。一场核大战的危机解除了。
今天的人们几乎把赫鲁晓夫遗忘或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滑稽可笑的轻浮的政客,但实际上赫鲁晓夫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对世界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那些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将继续持续下去。
苏联在撤走部署古巴的导弹过程中,根据协议美国飞机要在低空监视。肯尼迪借机让媒体做了电视转播。民主政治家善于作秀,美国人对于电视的影响力的运用更是世界第一。于是观看了两周核战危机的电视报道的美国公众,在神经已被刺激的极度恐惧之后,又突然间对着电视屏幕极为兴奋的观看苏联人从古巴运走导弹。那些美国公众一起计数苏联人运到古巴的导弹数目开心极了,他们相信美国取得了极大的胜利。美国人的确解除了自身的威胁,但是公众并不知道肯尼迪和苏联做的私下交易。表面上看苏联是这场危机中的一个尴尬的失败者,但其实苏联在当时与北约的核力量对比只有1:9的形势下,以1/9的弱势通过古巴危机解除了美国对苏联境内的核威胁,并迫使北约走上与苏联进行核武器控制谈判桌上。其实,赫鲁晓夫制造的这次危机是相当成功的。
幸存者情结
古巴导弹危机使人类第一次真实的面对了核战争爆发的危险。苏联从此加速了核武器的研发与装备,最终赶上了美国。在冷战后期,苏联人甚至制造过一种超级核弹,它的体积庞大,威力更是极其令人恐怖。美国人同样在加速核武器的研发。不过,古巴导弹危机还深的改变了美国的思维。美国从此萌生出一种“幸存者情结”。幸存者情结是一种与极度的幸福感相关的复杂情绪。美国自建国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主客观原因,使它极其幸运。到二战后,它已经成为国土极为辽阔,国力强大,生活极为富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美国也从建国之初的一个具有清教徒精神的国家慢慢转变为极端追求商业文明的重商国家。重商文化极度追求财富,具有自私、纵欲、怕死和冷漠的特点,而缺乏宗教中的牺牲、受难,顺服、禁欲的精神。在毁灭中幸存无疑是一种幸福的极致。它具有去等级化的特点,毁灭之后的幸存者人人平等,那时国王和乞丐、富豪与穷光蛋都一样。同时,它具有一种世俗的狂喜。美国文化中处处流露着这种狂喜,连喝可口可乐都有一种这样的淡淡的狂喜。它不是茶不是纯净水而是一瓶神奇的可口可乐。所以,与苏联人不同,美国人在继续发展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的同时,他们还在考虑如何能在一场核战争的毁灭中幸存。结果他们现有的美国现在的中心式指挥的方式和结构存在重大风险,一旦指挥中心被核武器摧毁,那么美国的整个军事力量将陷入瘫痪。因此,他们发展出了分散多中心的网络通讯的思想。
这样,在1969年11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开始建立一个名为ARPAnent的网络,开始只有4但结点,分别连接了在4所大学里的4台计算机。
然而,作为满足“幸存者情结”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美国从此需要一个“毁灭者”来拯救、满足他们的对于极度兴奋感的追求了。
核阴影下的中国
肯尼迪遇刺后,夫人杰奎琳给赫鲁晓夫写过一封信,感谢他的慰问并提到当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两人对避免将世界卷入核战争所做的共同努力。
古巴导弹危机的错综复杂还在于肯尼迪是避开了军方私下与苏联达成和解,使一些人认为他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他也触犯了美国军方、中情局和美国某些利益集团某些实力人物的利益,所以,美国一直有人认为肯尼迪兄弟被谋杀正是这些人幕后策划的阴谋。肯尼迪之死遂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疑案了。
古巴危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错综复杂且深远的,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这是人类距离核战争最近的一次。说来幸运,当时10月27日苏联派出了四艘携带核鱼雷的潜艇。美军发现后投掷训练深水炸弹迫其上浮。当时潜艇下潜的深度无法与地面联系,其中一艘潜艇以为核大战已经爆发,艇长因此下令发射核鱼雷。幸好艇上大副坚决要求潜艇上浮得到莫斯科命令后才能发射,苏联潜艇规定只有艇长、政委和大副一致同意才能发射核导弹,于是潜艇最终上浮。
危机开启了国际间核武器的限制与监控。1963年相继通过《禁止有限核实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但同时军备竞赛加剧。苏联加大力度发展核武器,到60年代末逐步赶上美国。苏美毁灭地球的能力大大加强。而中国也坚定了研发自己的核武器的信念。于1964年首次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人民日报社刊发了号外,举国欢腾。
中国在拥有核武器前曾多次处于被美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边缘。仅1961年当时肯尼迪就曾考虑在中国开发出原子弹之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1963年7月,肯尼迪又曾试图说服古巴危机后成为朋友的赫鲁晓夫一同对中国采取打击行动。当时中苏交恶,58年因为“联合舰队风波”苏联单方停止了对华援助,古巴危机后中国又与苏联及华沙组织发生激烈论战,然而,赫鲁晓夫仍然拒绝了好朋友肯尼迪,因为不愿与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对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下毒手。这避免了中国的一次灭顶之灾。有趣的是美国虽然一直是世界头号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好像每次发动战争都要拉上一群帮手也不管这些帮手能否帮上忙,好像美国只喜欢一群人欺负一个人,从来不单挑,即便后来打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到了1969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珍宝岛交战,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布置了数千枚核弹头,威胁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据说这一次美国总统尼克松又警告苏联,如果向中国发动核战争,美国将对苏联进行核报复。风云变幻。这一年中国首次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并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氢弹。
核武器仍是人类今天和平的最大保障,但又是二战后避免大国间战争的最有力的保障。于是,核武器变成了现代人类的福音书。
“有核的人有福了!”
纸老虎
早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到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出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从此成为流传世界的著名论述。而且,毛还为英语世界创造出一个新的单词。当时为毛做翻译的是陆定一,毛泽东说出这句话后问陆如何翻译“纸老虎”一词,可能他敏锐的感觉到英文里没有这个词,陆解释他翻译成“scarecrow”,毛立即打断谈话,要求斯特郎向他解释英文scarecrow的意思是什么。显然,毛想知道真正的美国人是如何理解这个词的。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形状像人的东西,农民把它插在田里,用来吓走乌鸦的。毛听后说,这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这时坐在一旁的马海德医生明白了这两者的区别,他马上用英语插话说:“不是稻草人,而是纸老虎Papertige。”毛主席说:“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然而,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主约里奥·居里,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带话给毛泽东: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约里奥·居里是著名的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
在抗美援朝中,美国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面对美国不断进行的核威胁,毛曾谈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威胁?为什么美国敢于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这些使他最终决定发展中国自己的核武器。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当接到消息时周恩来和毛泽东第一个反应都是询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毛泽东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再发表。”
1964年9月在准备首次核试爆时,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核威胁。9月16日和9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研究了核试验准备情况,会议听取有关汇报后,周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两种方案:一,暂不试验,继续发展核技术;二,尽早进行核试验,不惧怕核威胁。方案上报毛泽东,毛最后正式表态: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应该尽早试验。一言定乾坤。核爆炸工作进入倒计时。
1964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于中国核爆第二天刊登“中国才是纸老虎”的文章:《全世界都在关注原子弹……但中国是纸老虎!》同时,全文刊登了美国总统约翰逊针对中国原子弹爆炸所做的讲话,并在头版发表特稿进行解读与评论。18日《纽约时报》刊登长文《共产主义中国是只“纸龙”》(Communist China is a Paper Dragon)。文章开篇说:
如果从人口数、领导者的实力、推行意识形态的能力、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来衡量一个大国的话,共产主义中国是的。但现代世界对于一个大国的衡量还包括许多其他的方面,原子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以后,对于中国是否强国的疑问又出现了。
1964年10月1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睡梦中被叫醒知道了消息的。他随即取消了原定的竞选行程,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的核试验“不出所料”,让美国的盟国不必担心“立即会发生战争的威胁”。约翰逊说“这一天是整个自由世界最黑暗和最悲哀的一天”,他声称中国爆炸的原子弹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东西。最后,约翰逊说:
中国人的核爆炸污染了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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