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受难与救赎之路

        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受难与救赎之路

   Suffering, Rights Protection, Secondary Injury, New Way Of Thorns--The Path Of My Tortuous Hardship And Struggle

                           ——致这个时代遭受苦难的人们

                              To the suffering people of the world in this age

                         

                         王庆民 Wang Qingmin

    

    光阴似箭，距我在2018年8月离开中国大陆、踏上流亡海外的道路，已过去了很久。但每当我想起自己两年多来在中国经历的一切，包括在中国大陆上访、寄递信件、联系各界人士以呼吁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问题（及呼吁和希冀推动相关的教育改革、制度改革），后来又赴香港维权、呼吁、求助的过程，在中联办门前割腕试图以死抗议后，却被关进被精神病房“观察”、后来又被羁押在警署羁留室的痛苦经历，仍记忆犹新。作为一个孤独的维权者、价值观理想化而性格脆弱的反校园暴力呼吁者，我在大陆四处奔波却处处碰壁，进行了近两年堂吉诃德般的个人社会运动；当我抱着近乎幼稚的希望来到香港，又遭遇了千斤压顶般的打击，历经磨难与心酸，亲身体会到了被拘禁与羞辱的痛苦，至今心有余悸、创伤犹存。

    当我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失去自由之时，我就在想着：我一定要把自己这几年维权、求助、受难等经历全部写出来。无论是试图倾吐自己艰辛而曲折的经历、简要述说自己在大陆四处奔波，到政府机构上访和请愿、拜访和联系媒体人士、社会知名人士，以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历程；还是想要描述在港维权、拜访泛民人士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展示香港政治、社会生活之一隅；为了诉说香港警方对被拘留人士的作为、揭露香港精神病房的隐秘内情、论述我所了解和搜集到的大陆精神病院恶劣的环境与广泛的人权侵犯情况，分析陆港精神卫生体制的弊病，探析解决精神卫生与强制收治中的种种问题；讲述我返陆后一系列波折与屈辱，以及作为弱者在中国面临的种种苦难……我也知道，在中国，在世界无数的角落，有千千万万的人，他/她们比我承受了更多屈辱、走在更艰难的道路上，付出了更大牺牲。因此，我有动力，更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记录这个残酷的时代，为社会中的弱者发出呐喊。哪怕在写许多段落时，我都需要再度回忆起那些苦痛、屈辱与悲伤。

   目录：

 第一章 受难与抗争--一个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维权者的曲折人生——4

   （一）校园暴力的摧残与个人理想的破灭——4

   （二）在网络社会的大致经历，一段插曲加速我走上维权路——7

   （三）堂吉诃德般的维权与单人社运——19

   （四）一滴水无法穿石，一愚公不能移山——23

   （五）绝望中再生赴港之念——32

 第二章 兴奋、失落、迷茫、绝望--在港的十日奔忙——34

   （一）在盲目乐观中抵港——34

    （二）初见泛民，顺而无利——35

   （三）心事重无心览景，物价贵焦虑日深——36

   （四）造访国际特赦组织和民协，二赴支联会——38

   （五）与支联会冯女士的第一次谈话——38

 

   （六）二赴职工盟，造访立法会——41

  （七）赴港中大拜见周保松教授未果、参观中大民主墙——44

   （八）一赴中联办、与冯女士的第二次谈话；看到香港“笼屋”——45

  （九）造访港大，在港大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47

  （十）与职工盟林祖明先生交谈、造访社会民主连线试图拜访梁国雄先生未果——49

   （十一）一段插曲及关于中国女权问题、网络暴力问题的感想与评述；去圣德肋撒医院、再访港大——52

  （十二）到访六四纪念馆——59

  （十三）发出最后一波求救信（包含《关于个人情况的说明》一文）——61

   （十四）维园六四日，烛光泪莹莹——68

   （十五）赴联合国难民署和明报编辑部，以及回忆造访端传媒的过程——72

  （十六）向中联办递交请愿书；参加纪念李旺阳先生的晚会——73

第三章 血洒中联办，手铐加身——75

   （一）为什么非要用流血与死亡的方式来请愿呢？——75

   （二）为自杀做准备——78

   （三）血洒中联办——79

   （四）抵达玛丽医院，做检查和缝合伤口——80

   （五）接受精神科医生的问询，命运的恶性转折——82

第四章  焦虑、顺从、麻木、煎熬--囚于精神病房的二十三日——85

   （一）痛苦的挣扎与被迫的调试--初入精神病房——85

    1.浑浑噩噩的入院过程——85

     2.觉知失去自由的痛苦——87

    3.流血呐喊成泡影，重获自由很遥远——88

    4.对恶劣的精神健康覆核制度的评析——89

    5.强打精神在病房写诗写文，最后放弃——90

    6.打电话求助，冯女士来探望我，联系父亲——91

    7.和主治医生的第一次谈话——92

   （二）被动而强制的“适应”--对病房生活的日益习惯、麻木——93

    1.饮食习惯剧烈的改变；评析大陆精神病人恶劣的饮食条件——93

    2.逐渐与部分住院者熟识、相互沟通——95

    3.树欲静风不止，一场换房风波——97

    4.与病房部分护理人员熟识；对病房其他日常生活的适应、麻木——99

    5.看报纸与书籍杂志、看电视，获取信息与新闻；对这些信息、新闻的感想、联想——106

    6.真的就这么“适应”了吗？——128

   （三）“被入院”容易出院难--残酷的滞留、身心的挣扎、痛苦的思考——129

    1.和主治医生谈及自杀问题；我个人关于自杀问题的想法看法——129

    2.关于联系家人问题的麻烦与拖延；我父亲试图来港过程中的波折；对香港医院严重的官僚主义、繁琐误事的形式主义问题的评析——133

    3.打电话与探视--隔离中的缝隙、脆弱时的依托——139

    4.终于等到社工；关于医院联系家人、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中的一些事——142

    5.医生与我家人通话；对以住院者家人描述来判断住院者有无精神疾病/病情程度的不合理与危险的评析——144

 

    6.一次医生严重疏失险些让我在精神病房又多关押一到两周——151

  （四）出院前的经历与波折——153

    1.医生劝阻我维权；对大陆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维权者的案例举例及分析、引述相关权威文章和调查报告——153

    2.出院前的一系列谈话——163

    3.遭遇卢伟杰的威胁恐吓，几乎影响出院——168

    4.终于看到自由的曙光——174

    5.终于离开精神病房，以及对于中国大陆恶劣精神卫生体系的再评价（前面评论过多次了，但不够。虽然本段的评价也还是远远不够）——175

   第五章 带铐辗转、蒸笼般羁留室过夜、PTSD的初现--捱过“最后”还有“最后”——181

    （一）手铐再加身，繁杂程序的折腾——181

    （二）在西区警署羁押间受苦——182

   （三）蒸笼羁留室、与年轻警员对话——185

   （四）重枷下被押送去玛丽医院——188

   （五）不离奇的在港尾声：离港前的最后几小时——191

 第六章 “平凡中的残酷”--未知的危险、已知的危机、举步维艰下的伶仃——194

    （一）在深圳短暂的逗留与不确定性下的焦虑不安——194

     1.与D先生的初次谈话、重提对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我与父亲的争吵——195

     2.强撑下的消耗式拖延与国保疑云——197

     3.进一步求助遇瓶颈、多处求援受挫、决定冒险返回河南；和D先生的第二次谈话——198

    （二）中风后遗症下的父亲、PTSD发作后的我；危机与焦虑下的错误选择——204

     1.高铁上渐觉焦虑日常化，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的爆发——204

     2.因父亲的中风后遗症，在郑州站外又经波折——206

     3.我回陆后与父亲第一次短暂的对话——208

     4.去找旅馆期间的波折、对明天的思考、蚂蚁借呗还款——209

     5.讨论进一步关于抑郁症看诊问题和对此前就诊的回忆——211

     6.与郑州市的Y先生见面和简短交谈——215

     7.恐惧下向曾经的同学求助，再知人情冷漠和明哲保身——217

     8.不得已下仓促决定返回深圳——225

   （三）残酷而屈辱的求救之路——226

     1.一路颠簸、一路求援、一路难受的返回深圳——226

     2.意料之内的求助结果和情理之中的“屋漏偏逢连阴雨”——232

     3.呼救下又尝人情冷暖——236

     4.又找到新机构看到一丝光芒——237

     5.在社交平台上求助新人旧人——239

     6.决定硬着头皮去找人求助——240

     7.以为终于找到了帮助我的机构——242

     8.再次求助同学失败——245

     9.自以为融入了公益团体、生存危机迫近——247

    10.两次遭推拒下精神崩溃——248

    12.又在颠簸之下绕到惠阳，手机时好时坏，不得不又买了一部——253

    13.在惠阳的短暂停留——254

 （四）住在C先生家里度过的半个月时光——255

    1.绿皮车硬座的一日旅程——255

   2.初到C先生家；关于我自杀经历的遮掩问题——256

   3.身住下心却不宁；对中国精神卫生体制、精神病院的恐惧——260

   4.全力挣扎和全面碰壁——263

   5.反思、后悔、焦虑、恐惧——265

   6.网贷机构给了我出国的希望——266

   7.一次急诊经历——266

   8.在C家里的所见所闻所感——267

  （五）第一次出境避难，以失败告终——269

   1.离开C家前往东帝汶——269

   2.抵达东帝汶，见到C先生——271

   3.求助欧盟、联合国驻东帝汶代表团失败；在求助美国大使馆时遇险——272

   4.与C先生关系出现裂痕、痛苦下放弃工作机会——274

   5.和C先生关系日益恶化，最终濒临破裂；对于个人慈善局限问题的反思——277

   6.踏上回国之路——280

 （六）再次离境，直到现在——284

    1.我不想认命——284

    2.犹豫、折返、重新踏上旅程——287

第七章 说不尽的余言——289

 （一）文字的力量与无力——289

 （二）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共同记忆；自己对自身共情的局限——293

 （三）个人命运背后的国家与时代——296

 （四）假如我跻身既得利益者行列，而非成为沦落人——299

 （五）救赎之路上的绝望——302

 （六）等待黎明——303

 （七）结语——304

 

 第一章 受难与抗争--一个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维权者的曲折人生

   （一）校园暴力的摧残与个人理想的破灭

    我叫王庆民，1994年出生于中国的中部省份--河南省。因为家庭变故、家庭暴力等诸多外部原因（涉及内容太多，我以后会专门撰文讲自己的童年经历，在此就不展开讲述了），未接受正式的小学教育，靠自学和父亲辅导完成小学阶段学习，当然也没有大多数孩子都有过的幼儿园及小学集体生活经验。直到2007年才直接就读初中一年级。由于此前从未有过校园生活的经历，导致我与其他学生格格不入，如言谈举止不合群，时常不注意个人卫生等，很难适应学校生活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而较柔弱、女性化的特质和瘦弱的体格，让我成了易被欺凌的目标；执拗、太过讲理（也可以说认死理）、敏感、不善于忍耐、看不惯不平事的性格特点，更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

    于是，2007-2014年，也就是自我上初中到高考复读的近七年时间，我遭遇了多次持续性的校园暴力，其中2008年初中二年级（在河南省滑县道口镇抗大初中北校区，校园暴力施暴者李治、王若斌、付康及其外班不知姓名的恶霸团伙党羽等）时与2011-2012年高中一二年级（在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的河南师大附中，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施暴者凌霄汉（高一11班）及其外班党羽；杜邦、孙启宇（高二13班）等；学校包庇纵容者时任副校长闫新全；对我侮辱、讽刺、威胁的时任高二13班班主任方世苏）时，遭遇了两次极为严重的校园暴力和因校园暴力引发的网络暴力。这些校园暴力形式包括直接暴力殴打、辱骂、使用粉笔瓶盖碎砖砾书籍等物品对我长时间袭击、在宿舍我的铺位上泼水、群体性的威胁恐吓、在互联网上散布关于我的谣言、诋毁性言论和传播我的照片等，并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和孤立。而我不断反抗、告状，对打和使用物品还击、从学校告到教育局，但作用有限。几年间多次因校园暴力休学和转学。此外，我还因为这些校园暴力的打击，造成与同学间人际关系的恶劣，还在痛苦与反击中严重误伤了一位老师（非常抱歉我不知道这位老师名字）、过度反应严重伤害了一位叫王乾坤的同学。这更令我愧疚和痛苦。而这些校园暴力事件给了我巨大创伤，当时整日生活在冲突、屈辱、焦虑、愤怒、恐惧之中。久而久之，我患上了抑郁症（2017年在郑州市诊断为中度抑郁，但抑郁症的相关症状，如过度焦虑、情绪波动、压力过大，早在2008年遭遇校园暴力后就发生了，并且在此后每次遭遇校园暴力时就会出现这些抑郁状况），对我的学业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原本应纯净而有活力的青春布满了伤痕、泪痕，我的前途命运也因之被断送。（关于校园暴力详情，因篇幅关系，在此不详述。我写有《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一文，共12万多字，细述了我2007-2014年遭遇的校园暴力的具体情况）

    不过，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较好。虽然校园暴力给我学习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但我学习非常刻苦。尤其在内陆中学那种高强度学业压力和高密度授课进度下，我需要起早贪黑的诵读、听课、写作业，最刻苦时从早上5:30学习至晚上22:30，期间仅有不到4小时的休息时间，宽松时也是从7:00-21:30，中间同样只有4小时休息。而我就在这样的学习强度下度过了近5个学年（除去断断续续休学的两年）。

    另外，幼时没上小学，却还有很多空余时间看了一些父亲读中学的时期（1970-1980年代）的老的初中乃至高中课本，虽然当时大多数不完全懂，但是对后来中学学习还是很有帮助。尤其语文、历史、地理看了很多。而且文科的东西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不管是固定性知识，还有价值观影响，都慢慢渗透进我的记忆，我的内心。同时，我还看了一些父亲年代的小人书（连环画）、画册、杂志，对我积累知识也多有助益。此外，小时候听广播（那时全家遭遇不幸，辗转流离，没钱也不方便买电视，偶尔凑到别人家看。2005年之后我家回滑县定居，才买了电视。我开始听广播时还不到10岁，那时央广一套还没改为“中国之声”）、稍大后看电视，收听收看了大量社会新闻，对我丰富知识、认知社会，同样产生重大积极作用。

    最关键的是，自10岁至今我在书店和图书馆十多年的阅读经历（也包括我后来在网上阅读）对我后来的学习以及生活包括自己的思想影响巨大。我集中于看政治、历史、社会问题和文学类的书籍，其中的知识、价值观对我影响颇深。而报刊杂志对我了解和看待现实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鲁迅和契诃夫的小说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托尔斯泰的巨著蕴含的人道救赎精神与奥威尔的佳作对极权危害的揭露、费正清与秦晖剖析中国历史与当下的金玉之言……他们作品传递的知识和价值观深深扎根于我的心中；而《南方周末》、《南风窗》、《读者》（以及2014年起在互联网上阅读的《纽约时报》、《联合早报》等）等报刊杂志更是我思想启蒙的基础读物，成为我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窗口……我在阅读中有了巨大的收获，也有利于提高我的学习成绩。在这样的阅读与课外学习下，我在社会科学领域有了相对丰厚的知识储备，尤其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方面有很高水平的认知和很强的分析能力（在这一点上我没必要谦虚）。而经年累月阅读中的知识积累与价值观建构，是我后来做长期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及推动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

    因此，我在学校一方面遭遇校园暴力，但成绩依旧名列前茅，同时又不断休学、转学，且不止一次换到不同城市的学校学习。2013-2014年，我饱经创伤终于能够较好的适应学校生活，在2013-2014学年高考复读时稳定在一本线上40-60分，偶尔成绩还会更好。如果成绩这样保持或者继续提高，我至少能考上211、985院校，甚至更进一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但就在2014年年初，发生了因我曾经在前面学校上学时的事情被歪曲传播到新校的情况，以及一些其他原因，导致我骤然被孤立和歧视。而这时又是高考关键点，我精神压力巨大，此前又多次受到校园暴力的伤害，旧的创伤并未愈合，新伤如同向旧伤口撒盐。因此原本就脆弱的心理迅速崩溃，于高考百日前休学，高考失败（虽仍考到距一本线差14分，为河南省高考的前20%-30%，但对我是惨败）。（关于决定人生命运的这200多天中，我心理上的折磨，另文有详细描述）

    我此前为了恢复学习，转到了离老学校几百公里外的新校，我父亲为我付出了巨额择校费和生活费（我家庭条件很差，祖父母又长年患病，医疗和相关照看的开支巨大。尤其2015年之后，几乎陷入绝境）。为了在其他城市考学，还多次迁移户籍，也很麻烦。我极为刻苦的起早贪黑、冒着酷暑严寒学习（内地小城市假期很少很短，平日平均一周只放一天假，暑假一个月寒假半个多月，高三更是紧张），努力冲刺，却得到如此惨痛的结果。我心理受到极大刺激，精神在焦虑与麻木中徘徊，不断做噩梦和回忆遭遇校园欺凌的场景，沉浸在高考失败的痛苦中难以自拔，意志消沉，精神恍惚，就再没去学校上学（虽还在挂名参加每年的高考，但根本没有正式学习（严格说“非正式学习”也基本没有，焦虑抑郁下如何正常学习），在应试教育主导、题海战术为主要提分手段的高考模式中能考成什么样可想而知）。

    对我来说，没有考上如中国人民大学（或至少211、985）等院校，就等于我彻底失去了实现理想与追求的机会，没有了改变充满不公与黑暗的社会的条件和地位、丧失了以名校学生身份参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可能，我的政治抱负化为了泡影。对我而言，没有名校学历，就等于丧失了90%以上的参与社会的条件。而我的性格和身心状况，做一般白领和基层工作人员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我因一系列创伤导致无法适应社会，不能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担心工作中再次像在学校里那样被孤立与歧视，害怕受欺凌和伤害），自然也不适合于打工，家庭又很贫困，不能考上名校在个人前途上也没有出路。而这些忧虑与痛苦反过来又恶化了我的精神状况，形成恶性循环。

    此后，我长期在河南新乡市（有短暂几个月在河南焦作市）自己租的出租房看实体与电子版的书籍、杂志、报纸，玩游戏，以及在网上和一些知识交流圈子评论时事，以密集的阅读和评论转移注意力，把辩论时事、在群组内做一些思想启蒙，当成一种心灵寄托。如果没有这些转移压力的手段，校园欺凌中的屈辱、折磨，就足以摧毁我的意志，让我自杀、或精神彻底崩溃。但即便想方设法减轻痛苦，我的抑郁症仍旧在加重，如没有力气收拾床铺和正常洗漱，情绪波动很大，时而情绪乐观，但有时想到受欺凌的事情和晦暗的前途，又会一天时间都不想出门，即便出门走路也跌跌撞撞，如同灵魂出窍一样。

   2015-2016年，我父亲因突发脑中风，卧床一年，我又不得不与幼时对我实施家庭暴力的姑姑见面。此前我长年不回家，从2007年上初中就租房住在外面或住校，假期也不回家，找我父亲都是在他工作单位滑县中医院。后来我到外市上高中，连和我父亲都不常见面了。2015年我父亲中风后，我才又和我姑姑断断续续待在一起几个月（此后我父亲好转，我就又回新乡市出租房住了）。她在1995年左右的家庭变故中因受刺激，精神上出了问题。我幼时她常对我殴打虐待，甚至把洗脚水泼到我头上、把我的头摁倒水盆里，长期对我施加家庭暴力（这些在我的《自述》中有清晰描述），我与她水火不容。我在10岁之后尤其13岁左右，也进行了激烈反抗。虽然这次见面时我长大了，她对我没像以前那样糟糕，但依旧冲突不断，在医院陪护期间见面后时常吵架、对打，甚至动了刀子（我身体瘦弱打不过她个泼妇，刀只是防身威吓用，打是用手，没出血）。因我不适应社会和不能工作，我还要从她那里拿生活费，这让我感到非常屈辱。除了我父亲，我爷爷奶奶也常年被慢性病伤害，我爷爷已于2017年去世。我奶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意识、生活100%不能自理躺床上等死，皮肤上到处都是烂疮、身体周围全是恶臭尿骚味。而我父亲和我姑姑为了照看爷爷奶奶，也耗尽了时间和精力，没有任何休闲的条件。此外还有许多事情，打击和磨难（而不是磨砺）不断，都让我感到社会的残酷与生活的艰难。而我后来几年根本未在学校上学，高考成绩（仍然每年参加考试）自然越发糟糕，遑论重新得到巅峰时期的分数了。

   我也大致了解到，2013-2014学年与我同一班级、成绩相近的学生（即济源一中文科七班复读班），大多都在名校学习，生活快乐、前途远大，未来也能有体面、收入优厚的工作；而在2010-2012学年河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同学也普遍过得不错，包括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和旁观者，都毫无愧疚的好好生活着，有些东西过得还挺滋润。而我却被校园暴力毁掉，身心受创，尤其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不可逆的伤害，生活日益拮据。在这种强烈的、刺激性的对比下，我越来越感到不平。在2014年高考失败时，我主要是感觉痛苦和屈辱，焦虑抑郁，而由于刻意逃避现实，所以尽量不去触碰心中对于前途毁灭的怒火，选择退避和遗忘。但两年后我饱尝世事艰辛时，就对我七年间遭遇的各种校园暴力非常愤怒，复仇和讨要公道的想法充塞于心中，发誓要做些事。

    在这几年间，我也通过各种途径，如报刊杂志、电视、互联网，了解到大量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案例和相关讨论，越来越感到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以及解决的急迫性。因此我希望通过我的个案，促进中国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制度性建设，让社会各界都关注和参与解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此外，我在中学阶段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病，包括教育体制的僵化腐朽、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的各种缺陷。这与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泛滥密不可分。因此我也希望为教育改革尽自己一份力）（关于这些，我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有详细记述和分析，《自述》中也有大量提及）

    于是我决定要独自维权和发起关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社会运动，哪怕没有名校身份和他人支持，哪怕家庭贫困，自己一个月几千（波动很大，不是确定的）的生活费，我也要做。引用我自述中的话就是“……人之穷途，其言（行）也善。幽暗的人生还要照亮社会最后一秒。而且也正是幽暗，才更想照亮社会，让自己不一无是处，不致湮没于芸芸众生和历史长河，更不想卑琐苦楚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不想白活这一生，一定要在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方面做出开创性、建设性的成就。

    （关于以上这些内容，在我的《自述》中有非常具体的讲述，所以在此就简短节说，本文重点书写的是《自述》及我其他文章中未提及的内容。在其他文章中已具体讲述的，在本文中就不展开详细讲述了）

   （二）在网络社会的大致经历，一段插曲加速我走上维权路

   而这时，我又在知识交流圈（一个以“答题”为主题和纽带的知识交流圈子）遭遇流氓恶棍的围攻，我愤而退出。在我高考失败后，我为了逃避现实、转移注意力，以及舒缓压力和调节心理状态，加入了网上的一些知识交流圈子。2014年年底至2016年8月，在圈子的时候（主要在以下几个QQ群和贴吧活跃：“一站到底雅风驿站答题”、“一站到底公孙答题”、“逐鹿·墨兰阁”、“征服群”、“历史地图吧官方群（这个群不属于答题圈，但我也比较熟）”等，贴吧三国志11吧、一站到底吧，贴吧ID“旁观的小猫”，后为维权安全注销，详细原因在后文解释），我以“猫咪”为昵称，时常做一些思想启蒙、社科常识普及，例如出相关的政治、文学、历史、电影、地理、军事等类型的题目，也参与答题。或者与人辩论、探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批判中国专制而腐败的政治体制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我会把自己要传播的价值观融入题目之中，或直接发一些如秦晖、福山的文字，做社科常识普及，以及点评历史和各种社会热点事件，分析中国政局，希望群友更多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有一部分群友也很喜欢我的知识普及，时不时有热络的交流。我在这个圈子待了差不多近两年。这个圈子群友知识水平普遍较高，至少远高于中国社会平均水平。其中一些群友，算是国内学识很丰富的知识分子了。因此，我与群友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与绝大多数群友也都能够和谐相处，有一些群友和我的关系还很友好。我对那个圈子是很有感情的。

    在那里，我看到许多还不错的中产群友和他们富足的生活，对民生百态又有了许多认知。虽然他/她们中的多数都精致利己，但也不乏关心时事者；有些忙于工作，闲暇答题娱乐，有些家庭宽裕，整日交友说笑……相对于我在校园的经历，答题圈让我更多触及了成人世界，尤其得以一窥中国中产高知群体的价值取向、生活状态。这些群友对社会黑暗面大致上有清醒的认知，但是多处于既得利益阶层，还是满足于目前中国的现状。他们虽然普遍有一定的求知欲和表达欲，但只是把这当成一种兴趣爱好，最多为了修身养性，并没有也很明显从心里就不想把这些知识用在现实中以维护权利、促进公共利益、改变社会。虽然就对这些人的了解，他/她们总体上知识相对丰富、财产更是充足、人脉也很广泛，社会地位也不差，完全有做实事的能力和条件。但即便他们大多认同自由民主理念，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愿意以实际行动投入社会运动（当然，不要说社会运动，他们连圈子里眼前的丑恶也冷眼旁观，下面我马上就会提到）。我也在这个圈子及其中的“亚圈”直观的看到了许多阴暗的东西，如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说明中国互联网世界也是“人情社会”而不是由道理和法治主导的社会。还有一些恶人、五毛，以及搞网络暴力的各种手段，如人身攻击、人肉搜索、侮辱诽谤、挑衅威胁。我从中得以窥视到互联网环境的黑暗一面及其具体表现。而且我个人也再次受到孤立无援下被围攻的伤害。（当然，总体上看，圈子的氛围还是以和谐友善为主的）

    （以下内容有必要非常详细的讲述。部分涉及人物昵称用拼音半隐，既方便查证，又保护他/她们隐私）

    虽然答题圈大多数人不错，但总有害群之马。其中有两个有知识但道德败坏的恶霸，一个叫董佳博的恶棍（陕西西安人，据说曾就读于西安高新一中，后来考入了西南石油大学，QQ号为767515381），另一个网名为“索拉”（不确定真实姓名，后来在其QQ空间发现其在德国的“居留许可证（AUFENTHALTSTITEL（aufenthaltstitel））”，他的名字拼音为WU YINAN，中文名为吴奕男，吉林省长春市人，他的一个QQ号为2574724048，高中毕业于长春第二实验中学，曾就读于长春理工大学，现在疑似在德国特里尔大学（Universität Trier）留学，常住在下萨克森州（Land Niedersachsen）的吉夫霍恩县（Landkreis Gifhorn）的东北恶棍。这个“索拉”很值得一说。“索拉”经常满嘴脏话还带狠劲，凭借以下特点横行答题圈：

    1.阴险狡诈。如他自己说曾冒充女生在微信上套得罪他的人的话（未遂，而且“索拉”还觉得“可惜”）、声称在他不在的群里有很隐蔽的小号观察别人、疑似拆掉得罪他的人的QQ群（取得信任当上管理员踢光群成员）……其中前两件事是他自己在群里说的。“阴毒”这一点（尤其能够制造恐惧感）是他能横行霸道无人敢惹的最关键因素。例如他自己公开在群里讲这些阴毒的手段，就是想达到一种让人恐惧的目的吧。另外，至少就我当时（2014-2016年）的了解，他始终不在圈子里透露姓名和较具体的生活状况（至少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对自己现实生活极少提及（但是现在好像他公开了不少信息，也可能因为我当时没有刻意注意和搜集），对隐私的保密做的很好，明显很有心机、防备心理很强。

    2.恐吓他人。例如声称可以“埋伏十个八个人”约架、动不动说要砍人、发和他有矛盾的人的照片挑衅。例如对一个也是东北吉林的势单力孤的“许k宇（昵称封s）”进行长期攻击、诽谤、威胁。

    这个叫“许k宇”的人是脾气古怪、说话非常难听，常得罪人的，生活中可能受过什么刺激，据群友说那这人因为挨过打得了精神病，我也觉得这个人心理和言语是比较扭曲，至于算不算“精神病”，我也不好判断，现实生活里这种人也不少，心理扭曲多是因环境造成，被他人和社会逼疯的大有人在，我后面还会分析这个问题。但是这人虽不算好人，但我在的两年间，也没看到他干过什么特别恶劣、具有危害性的事。只不过因为他说话难听又看着不太正常，群友都讨厌他，自然不会帮他。其实讨厌这种人别去搭理，或者骂回去就行了，何必像“索拉”那样去过分欺负呢？如果这人真有心理疾病，这样的攻击毫无疑问加重了他的病。如此恶性循环，他就更加“不正常”了。（而且如果一定要挑毛病，许多群友都有各种各样让人不适的缺点、毛病，难道都应该被残忍对付？）

    “索拉”就在答题圈挑衅这个人不停歇，不断的发这个人的照片，各种谩骂、诽谤，还说对方怂、他约架那人不敢去之类（还配有疑似他指定的约架现场图片），当然语气非常凶恶和具侵略性，不像我叙述的这么平和。而群友对此大多默默围观，或者把“许k宇”和他被围攻当笑话看，甚至有帮闲和不明真相者跟随“索拉”恶语辱骂和传播谣言，即便善良些的，也就是说句“许k宇把网络当成现实了”，意思是认为“许k宇”太在乎答题圈、不跳脱出去，是自己的问题。但让这些围观群友说一下“许k宇”有哪些特别恶劣的行为，也没人能说出来。这其实就是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性骚扰中典型的旁观者“责备受害人”行为，找出受害者瑕疵，以论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相反，群友们对于“索拉”等人的恶行（后面还会提到）却不置一词。（关于“索拉”等人欺凌“许k宇”的这些事，在我进答题圈之前就有了，我退出时也没有看见终止，所以这场网络暴力持续至少两三年甚至更久）（我之所以用不小的篇幅讲这个“许k宇”，其实也是因为我和他至少在某些侧面是相似的，例如都是相对孤立的、受过伤害的、处境恶劣的）

     3.造谣诽谤破坏他人名誉。例如污蔑和他有矛盾的人如“许k宇”答题作弊，是“度手”（指答题时百度而不是凭自己能力），这在圈子里是很严重指控，相当于说别人论文抄袭。但反过来有人（如群友“李s丹妮”）在答题比赛中这么质疑他，他就立马恶狠狠“你妈逼”的骂人，否认自己用百度作弊；提到称赞和他关系不好的人（叫“中s革命军”），就“什马呀……”之类咋咋呼呼打断别人……这二人和其他一些人拉帮结派、嚣张跋扈，专找弱小孤立的人欺负。而且会把在线上的网络暴力蔓延到线下，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而大多数人因事不关己就不敢也不愿招惹他们，冷眼旁观，甚至与其保持良好关系。至少就我看来，大多数群友并没有因为他们各种恶行和特权而厌恶他们，连“不说话不合作”都没有做到，哪怕“索拉”还多次做过骚扰女群友的事。

    我说的“索拉”对女群友的性骚扰行为，完全不是指那种温柔、打情骂俏式的“撩妹”，而且多数也不是常见的那种轻微的言语不当（这种行为很多人都有，是缺乏对女性尊重意识的大环境所致，主观不见得是恶意，没必要苛责），而是很流氓和富侵略性，有时候带着恶狠狠的恶棍气息。例如既会趁人少时在群里给女生（“昵称“七q”，浙江省一位小学教师，温和善良）发语音中发了好几段“啪”、“啪”、“啪”的类似（或者就是）“打飞机（男性自慰）”声音，他还和这个女生及另外在线的人开玩笑说他是在拍手掌，然后那个女生很尴尬，也不敢说什么反对的话，反而引开话题避免进一步骚扰；也会利用众多人热烈聊天刷屏时调笑与其不熟的一个体育群女群主（昵称古x烟，不了解真实身份，籍贯可能是江苏或辽宁，也是个不错的群友）“她是我前妻”之类一些很不尊重女性的话，后来这个女生退了这个她自己开的群，另建了一个性质一模一样、大多数主要成员也一样的体育群，长期没有邀请“索拉”，也不知道是不是为躲他骚扰。

    此外，还逼走过一个人品很好的旅居新加坡（中国国籍）的女围棋手（昵称有好几个，其中两个昵称是“珍妮姐”和“大萌姐”，是一个群主的围棋界朋友。她已退圈，且不畏惧“索拉”，我就不半匿名其昵称了）。“索拉”趁那个女围棋手在群里时，凌晨又没什么人，就和他另一个朋友（忘了叫什么）发中英文翻译题互答，答案都是“阴道”、“阴茎”之类词汇，这个围棋手骂他“mdzz”然后就退群、退圈子了。这是我看到的他性骚扰对象中唯一一个算是反抗了且拒绝忍受的。她一向比较正直，之前就指责过“索拉”开过分的什么玩笑，说“看见你（索拉）就烦”（也可能就因为这，所以“索拉”利用大半夜群里没什么人时候把朋友拉来以性骚扰来报复、挑衅她）。看来同为中国人，在新加坡这种法治社会生活的人的价值观，的确不同于在酱缸和厚黑文化中缺乏正义感、对丑恶见怪不怪的人。

    而且这三次显而易见的，被骚扰者都感到明显不适、反感，甚至愤怒，而不是说“两厢情愿”。我亲眼看见了“索拉”至少5次明显且恶劣的骚扰。而“索拉”对其他人的非性骚扰的恶语相向就不胜枚举了。而我和他交集并不多，只有寥寥几个共同的群，更没时间每天盯着屏幕关注他，也与他没有线下交集，我都看见了好几次。那么没看见的有多少？这是公开场合，私下一对一私信又骚扰过多少不敢声张的女生？他现实生活中又性骚扰过多少人、多少次？不言而喻。（绝大多数其他群友如果敢明目张胆这么做，早成为众矢之的、被大家逐出圈子了，可“索拉”却安然无恙）

    值得一提的是，“索拉”性骚扰的对象都是在圈里没有什么势力，没有男朋友、没结婚或者男友不在圈里的，而且相对势单力孤，在群里没有“铁杆”友人的女性。对于男友/丈夫也在群里的女性，以及人缘很好、在群里有号召力的女性，“索拉”就不敢骚扰（至少我没发现）。这又体现出“索拉”阴险狡猾、欺软怕硬的特质。而这，也是他多次性骚扰却还能混的很好的原因。被骚扰的弱势女性都不敢反抗（除了那位旅居新加坡的），他也就越发肆无忌惮。

    答题圈还有一些人肉搜索事件、把群友QQ号码发到同性恋网站事件（据群友“大y蛋树”说，他收到“一群求搞基的”加好友的信息，一度被迫设置了拒绝一切加好友申请）、匿名者在答题群里发出一些生殖器图片（群里出现过好几次，有人在群里发出一大堆男性生殖器图片骚扰圈子，非常恶心）等乱七八糟的事，不知道都是谁干的。“索拉”就在群里大肆宣扬发生殖器图片的事是“许k宇”干的，我也不知道真是那个人干的还是他栽赃或者诽谤。据说当时有人去查了IP地址，也不知道查到没有。此前，贴吧的匿名账号公开了这个叫“许k宇”的个人信息以及一些讽刺他的言论，很明显是他仇人干的。

     就我的看法，群里许多阴暗的事，也只有既心理非常阴暗而且又有能力（有钱、有懂网络技术和作恶手段的朋友、有心机）作恶的人才会干得出来、才能干得出来（反过来没有能力干的，就算心理阴暗也做不到。例如在一个群里，我看见人议论这个“许k宇”和群里其他群友吵架，“许k宇”说要在贴吧发帖报复之类。不久后有群友就说“到现在就看见了一个（许k宇的）小号”，语带讥讽。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人有能力干那些不仅缺德而且需要一定条件才能做到的事）。

    仗着在圈子里的势力、影响力，以及阴毒的技巧，“索拉”对他人反复的污蔑诋毁，以及疑似栽赃陷害，是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群友相信的，对被诋毁者的名誉会有严重破坏。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圈里的地位，让其他人都怕他们，至少不敢指责他们。

    总之，“索拉”和董佳博等人骄横跋扈，紧密的狼狈为奸。这些人臭味相投，像狼狗之类畜生一样互相闻味而勾结、结成狐朋狗党。他们可以惹别人，别人不能惹他们，一共六七个人（当然其中也有一个“蓬l"还算好的，至少我在时候还相对善良，虽然说话也和其他许多东北人一样“冲”，但至少不阴损（或者只是我没看出来），我退群时还跟他打了招呼，不知道现在变成啥样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变坏的几率更大。而另一个我没怎么接触过（我在答题圈最活跃时，这个人恰巧退圈了）的叫“八神”的吉林人也是很嚣张疯狂的（此人真名陈宇恒，是吴奕男“索拉”在长春理工大学的同学同寝）。有两位很活跃的群友和我私聊时都提到这个人很凶恶，其中一位说他是“刺头”；“索拉”也在群里说过：“‘八神’当时真的想去把‘许k宇’砍了”。可见这个“八神”是怎样的东西或者说怎样不是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也是高知恶棍，参加答题比赛也名列前茅）。当然，这六七个人只是我知道的、在答题圈里活跃的。像这种人，人脉关系广泛，其在线下和网上狼狈为奸的朋友总数应该不下上百。

    他们行事作风就是黑帮式的，尤其沆瀣一气利用局部优势“围殴”和其有矛盾的群友。即便和他们关系不差的人对其中一人开个玩笑，另外的人都会去帮腔袒护。例如一个叫“胡t花”的开玩笑说“索拉”没有得答题冠军辜负他期望了，董佳博就立即冲过去对他说“花h你别说了行不”。董佳博不让说自己人，但是却动不动让这个群友“注意点啊”、说那个群友“想多了”之类脾气很冲的话和多管闲事（而这些人并没招惹过他，道德品质也不差，例如他干涉过的两个人，昵称分别为“俯s阳明”和“石f李昌镐”的，都是人品很好，说话和气，也从不惹是非的，只不过评论一些政治、体育问题，就被董佳博用恶劣语气干涉）。董佳博还把不知怎么查到的另一个群友“子y”的真实姓名的姓和名字缩写在群里公开，似乎在显摆自己有能耐。

    董佳博还是典型的自干五毛，这是和我发生冲突的导火线。他反对群友批判政府，例如说“这都是领导的事不用他们（网民）瞎操心”，还说反对政府的人“反正你们没办法（推翻政府），只能说说”。他还在群里多次攻击他的同班同学，把他同学的微博言论截图发群里，讽刺他同学支持民主自由和反共的言论。他自然也看不惯我批评中共和评议时事，尤其看不惯我长篇大论讲道理（他恰相反，最不喜欢理性客观），而他在圈里混熟后，看到我独来独往，没有那种流氓恶棍朋友，没帮手，就多次当面或背地里（有人告诉我的）对我讽刺挖苦，语言暴力。如嘲讽我批判时事时说：“你管着全世界呢（他嘲讽我关心时事、什么都评论，但董佳博自己却在群里到处管别人）”；别人出题我答对了，他找茬非要让别人取消我的得分；故意找茬怼人，例如我批判“帝吧出征”像“网络义和团”（现在我依旧这么认为，但是更发现他们的港台对手同样恶心，两边都不是好东西），他就凑过来讥讽我说“喷自己人有意思？”，我说“爱国不是无脑爱”，他就满嘴“你妹”“你牛逼牛逼”之类嘲讽……反正他逮着个机会就找他看不惯的人的麻烦。而董佳博非常恶心的一点是，竟然侮辱六四英烈，赞同中共镇压，说纪念六四的是“无脑跟风”等等。

    当群里有人抱怨制度不好、看病难还要托关系之类，诉说各种不公和生活艰辛，董佳博就很不爱听（虽然人家也不是对他说的），说“那没办法”、“自己没本事你自己的事，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他特别喜欢说别人“没本事”，好像他自己多有本事一样，虽然他、“索拉”以及和他们一样的这类东西，更多是靠拼爹而已，尤其有良好家境和户口，他们一辈子的成功都和受精卵分不开），对批判体制的，董佳博就当面讥讽，说“反正他们也只能在网上说说，也改变不了（就是看人民推翻不了不公而得意）”之类。董佳博就是那种“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扭曲如蛆虫，还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的人。

    董佳博还经常因为一点纠纷破口大骂群友，甚至有时看别人不顺眼就骂，例如一个叫“丽p孃孃”的同性恋男孩子（看日常言语和透露的情况，年龄肯定不大）没招他惹他，话都没和他说过，只是比较活泼，在群里和其他群友说笑，包括谈论同性恋方面的事，董佳博就当面“滚你妈的”大骂人家，背后（在别的我曾经也在的几百人的QQ群）还说人家是“神经病”、“变态”。

    但另一方面，如果群里一群人都在骂共产党，或者圈子里比较有影响力的群主之类讽刺中国体制，董佳博就不敢批评，或者只敢问句“你们不喜欢共产党，难道喜欢国民党？”之类幼稚的疑问（在2016年春晚时）；参加一个群的比赛时，因为一点纠纷破口大骂对方全队，但质疑这个群当时的群主（昵称“不z所谓”）设置的比赛规则时却唯唯诺诺，被这个群主批评“不要总是质疑规则，而是应该玩转规则”（虽然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后，也只敢嘟囔几句，再不提异议。董佳博这些行为，说好听点叫“有眼力见儿”或者“有眼色”，其实就活脱脱一个小人。

    此外值得专门说的是，他们说话非常凶恶阴狠，同样一句话，“索拉”等人说话的语气（哪怕只是打字）都与其他人不同，总能制造一种没人敢惹的恐怖气息。说话咄咄逼人，“我当时就想去砍他”之类的话满天飞，一副“我就不讲理你能怎么样”的流氓态度，这恰在一部分东北人身上最典型。当然，东北人也有好人，答题圈里就有好几个，例如一个叫“忧y之都”的吉林人就反而很温和甚至敏感和胆怯；一位叫“暖f”的东北人至少对公共话题很客观理性；还有一个叫“徐h”的黑龙江人更属于既直爽又谦逊、且热心善良的人（当然他知识也很丰富）。而且东北人往往也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这里出现不要脸的、无耻的、作恶多端、欺凌弱小的*****的概率，远高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虽然，受害最深的，往往也是东北人，东北的弱者，没权没势的人、性格软弱的人、身体柔弱的人、不够强悍的女性……被他/她们身边同为东北的禽兽欺负。我耳闻目睹的许多东北人和涉及东北人的事情之后，感到那里许多人还残留着满清八旗那种弱肉强食、野蛮暴力、缺乏廉耻、以凌虐他人为荣的刁恶狡诈之风。直到21世纪，东北还残存着未开化的满人的鞑虏习气，即便当地的汉族人也被传染。

    体制性的暴力，东北同样领全国之先。虽然劳教所曾在全国都有，警察暴力也屡见不鲜，但论暴力、阴恶，东北首屈一指。建三江事件，东北警方对维权律师采取“来一个打一个”的方式，四位维权律师共计被打断24根肋骨；王全璋律师被轮番辱骂（“在那个下午，我（王全璋）听到了一生都没有听过的污言秽语”）、强迫按手印（突然，一个警察从后面摁住我的肩膀和脖子，一个警察上来强迫我蘸了印泥，抓着我的手用力在保证书上面摁了两次手印。我倍感羞辱，极其难过地哭了，两个警察邪恶而得意地笑了，边笑边说，“怎么就跟杨白劳卖喜儿似的。”）、从背后暴打和关灯恐吓（他非常专业地把我的眼镜扔掉，让我面对墙壁，抓住我的头发猛的撞墙，另外一个警察用拳头猛击我的后脑。在我被撞墙的一瞬间，我一下子明白了，明白了我在中午看到的那个人为什么前额血迹斑斑。……我大声喊起来：“警察打人了！”有个穿制服的警察跑过来，里面的警察马上把门关上，把灯关掉，丛文东迅速走了出去。三个警察像饥饿的狼一样在黑暗中逼近我，其中一个说，把黑头套、电棍拿过来，一个警察抡起矿泉水瓶子要向我头上砸，我想起了高智晟、李和平，想到张俊杰被打断的三根肋骨，感到了恐惧。”）--纽约时报《建三江被拘遭遇记》。去建三江采访的记者如南都的文涛等人被各种跟踪威胁，最终被迫放弃采访而离开……

    另一起体制的恶行--马三家事件，劳教所男女管教人员对女犯的各种殴打、欺凌自不必说，竟然还有普遍性的性虐行为。例如作家王藏采访被辽宁抚顺维稳人员强奸的朱桂芹：“朱桂芹还说，她走出马三家后就绝经了。有次在截访车上被强暴过。强暴她的人边做边问她：“爽不爽？我的鸡巴大不大？”--王藏《马三家的女鬼们》。这样的人简直是畜生。

     还有哈尔滨市前市长朱胜文，遭时任副市长岳玉泉等人诬告陷害，并由这位仇人主导调查，将朱抓捕后酷刑逼供，包括电击、坐老虎凳、蒙头暴打、麻绳捆吊……他虽然利用庭审时陈述了这一切，并引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关注，但最终还是被判刑17年，最后在出狱前夕不明不白死在牢中。而她妻子为其鸣冤上访十多年无果，在天安门广场喊冤却被拘留。对一个省会的市长如此酷刑虐待，且有其仇人直接参与此案而不回避（朱申请要求岳回避，但被驳回），然后还死在监狱，恐怕在其他省市类似级别案件中都找不出来吧。此外还有如央视主持人刘芳菲的丈夫、港商刘希泳，被吉林省一群检察官使用蒙眼绑在审讯椅、胶带封嘴、钥匙刺脚、厕所泵堵鼻子、强行弯折刘的身体（把头“褶”向脚部，想象一下就知道多痛）致其胸部骨折而窒息死亡。只是因为他是港商、妻子是知名主持人，此事才有机会被媒体曝光、罪犯才得到审判。不知多少无权无势的冤魂惨叫着，却又无声无息的死在这片土壤黑人心更黑的土地上。

   总的说来，东北人中许多人做事极狠，别的地方骂人打人都会给对手留点尊严和台阶，东北许多人则是把弱者往死里欺负，摧毁对方起码的尊严，甚至把对方逼疯、逼死。而且东北人特别喜欢抱团，不是为了干好事而是为了损人利己，就像黑社会一样（或者就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黑社会），利用局部的人数优势欺凌他人、制造恐惧、得到特权，还在胜利后对对方加以残忍的羞辱。当然，流氓团伙内部是很讲“义气”，但是外人就成了他们“义气”的投名状、牺牲品了，这符合真正的江湖道义吗？而在微博、知乎、推特等各处，对东北人各种丑恶行为的反映和批判比比皆是。东北有权有关系有势力有钱的人，都是踏着东北或者其他地区老百姓的尊严与利益而有滋有味的生活的。

    而答题圈也不例外。以“索拉”为首的最起码六七个人的小团伙，至少有四个是东北人。群里其他人互相吵架一般都有底线，吵架也都有个还算合理的由头，也不会用什么阴损招数，更不会暴力威胁别人，吵完很快也就过去了。“索拉”他们却是非常阴狠的，就如我上面提及的那些野蛮阴险的行为。他们完全不把道理和规矩放在眼里，可以公然胡扯八道和双重标准，满嘴脏话谎话毫不愧疚，还为蛮不讲理洋洋得意，毫无廉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羞辱、骚扰与他们有矛盾的群友，而且非要把其他得罪的人逼走，辱骂一两年都不停歇（例如前面提到的“许k宇”，只要有机会（没机会也凑机会），“索拉”就疯狂的骂这个人，各种挑衅、侮辱、诽谤，我看见的就有至少二十次（而我在两年间没看见那个人提过他一次。当然我进圈子之前他们应该就有矛盾，那时“许k宇”和“索拉”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虽然就我看，“许k宇”并没能力、也不可能对“索拉”造成什么重大损伤）。而且他们还把网上的纠纷闹到线下，直接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而董佳博虽为陕西西安人，却也和“索拉”臭味相投，言语和行为风格很相近，很快就流氓相惜闻着味凑到一起了。他们平常沆瀣一气，“索拉”也直接称赞过董佳博：“小董人不错”、“小董学习特别厉害，能考上哈佛”……

    他们的确都是有很高学历的人。“索拉”是答题圈比赛的五次冠军，好像在国外留学，看其知识水平肯定是知名院校学生。董佳博在个别领域记忆力很好（例如美国历史，尤其记美国总统，这和他的五毛身份对比起来真讽刺，不过也很有代表性，有才无德、思维倒错），据说当时在西安最好的高中高新一中上学，后来我查到他上了西南石油大学。目前只查到“索拉”和董佳博这两个人的少量信息，他们更详细的信息及其他同党的还没查到。这种人让我想到了李天一和与他一起轮奸女性的东北朋友们。他们都是家庭出身好和在名校上学（如人大附中）的恶霸。知乎上也有个例子，是答主讲他的一个很恶毒的同学。他的这个同学因为不满他母亲和另一个男人同居，而这个男人的孩子和他一个学校，于是他就领着朋友在学校厕所围殴男人的孩子，“他叫人整天打那个男的的小孩，把那个男的的小孩的头插到厕所里。冲水。整个人踢进小便池里边，真是往死里折磨呀……”最后据答主说，这个恶棍竟然考上了清华法学院。“索拉”、董佳博就属于这类人。除了这几个，当然他们在圈子外也有朋友，看他们满嘴“砍人”，而且的确有恐吓威胁的实际能力，认识黑社会或者本身就是什么帮派成员也不奇怪。此外，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们家境相对优越（其实答题圈大多数人都是高知中产），说不定是什么贪官污吏的二代。如果有些人去调查、举报其家庭成员，说不定能揪出“索拉”、董佳博父母是权贵“老虎”或“苍蝇”。东北曾经发生大下岗浪潮，在产生千万下岗工人同时还滋生了获得巨富的贪污犯，如典型的歌手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索拉”这种人的家庭，极有可能就是曲婉婷式的，其父母必然的吸食东北民脂民膏的既得利益者乃至特权阶层。

    当然，“索拉”他们虽然在答题圈横行霸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得罪。前面已经说了，他们只会挑选势单力孤、没什么背景的弱势者欺凌。而对于很明显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好、家庭背景硬、在群里朋友多的，他们一般不会去欺凌。相反，他们还会尽可能去和一些群里很活跃的、有影响力的知名群友或者群管理员搞好关系（例如和另一个我不常在的“大家的一站到底”答题群，“索拉”就和好几个管理员相熟），平时也与大多数群友相安无事（除非谁触到他们了）。即便性骚扰，选择的也多是没亲密的男性朋友或在群里没什么关系网的。可以欺负谁、跟谁应该搞好关系、如何在群里给自己塑造良好的形象，他们驾轻就熟，如狗叼肉一样娴熟敏捷。因此，他们在群里口碑并不算差，即便看不惯他们的，平日也缄口不言。（他们之间所谓的“义气”，都是建立在对他人强凶霸道基础上的。我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先惹别人，然后几个人一起围攻、找麻烦。即便有先说他们的（仅仅只是“说”，没有骂人）他们的报复也远超必要和突破底线。他们是挑衅性的寻衅滋事，而不是防御性的相互保护）

    当然，他们敢于嚣张的根本原因是，警察对于网络暴力普遍放任不管，不会处罚和调查取证，走法律途径更是繁复艰苦且不一定告赢。在中国这种极度缺乏民主法治的环境下，这些权贵二代犯这点罪行根本没有被惩罚的可能。“索拉”和董佳博等人正是看到了这点，才肆无忌惮威胁、谩骂、诽谤他人。“索拉”之流非常凶残，但是他们同时最懂得规避法律的惩罚，是在充分避险的基础上才敢于肆无忌惮。换句话说，他们作恶的同时是不会也不敢担责的。

    而我此前在学校已经有了一些与这类人相处的经验教训，也和许多其他群友一样，选择尽可能不与其冲突，谨慎小心的避开矛盾，对于他们欺负其他人也忍住不去干预。而且我个人在群里口碑比较好，和许多群友熟识的时间比董佳博还要早一些，他不敢轻举妄动（其实他多虑了，我和其他人的关系仅限于观点近似，不像他们那种黑帮友谊，而且大多数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后来他当然看明白了这点）。于是我在很长时间内与他们保持了和平共处的状态。但后来董佳博在群里羽翼渐丰（尤其有“索拉”撑腰之后），主动招惹我好几次，我隐忍不发，他却不知收敛继续攻击。再加上看到他们嚣张跋扈欺凌弱小，到处挑衅别人，我想到以前遭遇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实在看不过眼。我最看不惯的是他们对自己和别人搞双重标准，而且他们可以嚣张、攻击骚扰别人不被惩罚，甚至群组管理员都不敢禁言他们，谁惹了就会遭受各种麻烦。前面提及的“许k宇”是一例，下面再举一例。

    有一个人品很好，平日对群友很热心很善良的QQ答题群管理员“浩r”，仅仅因为按群规踢了“索拉”的小号（群内禁止发广告，只要发的就踢，然后“索拉”复制了一个发广告的号发的广告，发到群里，违反了群规），就被他谩骂攻击，然后“索拉”的朋友也出来帮腔，一起攻击辱骂，还故意刷广告挑衅“浩r”。好几个人对一个，本来“索拉”是理亏的，却凭借黑社会式咄咄逼人的嚣张，以及他朋友及时（可以说是立即马上）赶到帮腔、围攻“浩r”，反而在冲突中胜利。几个恶棍欺负一个善良的人，当时的场景不难想象。于是“浩r”被迫退群，也退了其他所有答题群，还删了圈里许多（也可能是全部）好友（和我后来一样），被“索拉”逼走一年左右，我退群前不久他才回圈子。这位“浩r”也算是答题圈元老，是天津一所一本院校的毕业生，也是众多群友都很熟识的老好人，还是好几个答题群的管理员，都如此下场，何况别人。（当然“索拉”自己当时为了面子也退了那个群，不过并没有像“浩r”那样退出所有答题群，也没删除好友，反而继续在答题圈活跃。而且不久之后他就声称在那群里有好几个隐蔽的小号。不知道是为了炫耀还是恐吓，或者二者都有）

    清华的刘瑜说过，“10个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的人，力量可能足以压倒100个、1000个一盘散沙的人。相比之下，模糊的声音、迟疑的声音、中间的声音比较难以形成观念共同体，因为你缺乏激情，懒得行动，也不抱团……”。而流氓就是这样战胜好人的，“索拉”等人在答题圈的嚣张跋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五六个流氓可以让答题圈数百活跃者对他们退让三分，谁倒霉被他们欺凌也只能忍气吞声而无人相助。

    因此，没有人敢管“索拉”他们，甚至一些群的管理员与他们关系很好，前面已经说了，他们也知道和大多数在圈子里影响力很大的群友和管理员搞好关系而不是四面树敌。于是他们六七个人四处咋咋呼呼却顺风顺水。如果是其他人违反群规，却会受惩罚，他们享受着一种明显的特权待遇。虽然这种特权并没实质经济利益，但凌驾于他人之上、在圈子里横行霸道，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何况，如欺凌他人、性骚扰，对“索拉”等人是很快活的事，当然是利益了。

   （他们这伙人，尤其“索拉”作恶多端。但我和他们交集不多，我又不可能也没心力每天都监视他们所作所为，所以，根据他们已知的劣迹和行事作风，我看到的和以上所说必然只是他们恶劣行径的一小部分。而且篇幅所限，即便我看到听到的也无法尽述。以上所述事情均发生于QQ群里，相当于公共场合。至于这个“索拉”真名实姓，他在答题圈等互联网圈子混了那么久，知道他姓甚名谁的肯定有，有兴趣的可以去打听，这种东西必须给他教训）（在我写作本文期间，已经查到了“索拉”的相关信息，前面已经提过了）

    于是我就公仇私愤一起发作，在群里发了几张“五毛钱”、五毛工作细则等图片讽刺董佳博是五毛，他问我在说谁，我说你觉得我在说谁？他就破口大骂，骂我“傻逼日杂美分”，把宣扬欧美普世价值当美分是他无知，但把我一个激进反日、多次在群里批判日本侵华暴行、扣上“日杂“帽子就是无耻造谣、睁眼说瞎话了，还一如既往的带脏话，于是我忍不住破口回骂（我在圈里近两年，说脏话不超过个位数），骂他“操你妈逼”之类，还说他“嫩得很”（意思是说他狗屁不通）等，比较难听。他就也用“操你妈逼”之类脏话回骂我，开始攻击我“批判政府”、“喜欢长篇大论，谁看你写的”、“没本事就抱怨社会”、“哟，你老成，就你理性客观”、“你有本事你去改变啊”……而且我反驳举例董佳博骂人的事时竟然撞到他们的朋友，一个叫“吼哈”的黑龙江人（之前只知道他们关系好，在这之后才知道他和董佳博关系很亲密），我举例说董佳博也骂过他，他当时正在群里，反而骂我多管闲事，嘴里不干不净的骂我“你是不是傻逼”、“你有病吗”之类。我发私信质问他怎么不管董佳博（反而骂我），他反而说我“不走运，我正好在”之类的话。我当时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没理解这是种流氓逻辑，还为“多管闲事”给他道歉，他还爱答不理，只发了个握手图（那时太单纯，而且被他这种胡搅蛮缠打乱思路，没对骂经验，这种不知好歹的东西不骂他祖宗就不错了，道个毛歉。就算我不应该管他的事，他骂我难道不是反而应该向我道歉？）。我对董佳博说是他先骂我的，而且到处管别人，他就耍赖“我哪骂你了”，我把他此前当面讽刺我“没本事就抱怨社会”、“管着全世界呢”以及他干预其他群友说话的截图立即发出来，他又换了一副嘴脸（这个转换的纯熟足以证明其流氓性）：“我说你是喷子咋了？”“没你管得多（指我关心社会）”，然后看讲理不过，又声称“逗比，来啊”“打残废你”之类威胁之词，嚣张野蛮，骂个不停。

    我那时面对如此不要脸的骂人和胡搅蛮缠，也不擅长骂战，不知如何应对。然后群里没人帮我，最多打个圆场，他们团伙的人倒都冒了出来。所以我一气之下退了群。我退了那个群之后，有其他人提醒我，说董佳博去找“索拉”帮忙找我麻烦（黑社会就是这样，一方面他们说别人求助、报警是怂，但他们自己第一时间都是去找狐朋狗友求援），“索拉”在别的群给董佳博说声称要“找个机会干他（指我）”等黑社会式言辞。此外还有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其他群友应该没有对我说全部。所以我后来把圈子都退了。我如果没退，他对付其他人的阴损手段也会用到我身上。那时我无钱无势，孤立无援，肯定搞不过他们。如果像现在认识了相对多一点的人，我肯定会和他们较量一番，至少让他们出出名，把他们的劣迹广而告之。虽然后来有人劝我回去，说事情都过去了算了，董佳博也退群去上学了。但是我那时已决定去维权了，也就没再回圈子（退出之前，我只给几个熟悉的群友解释了一下，然后就几乎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在这个圈子呆了将近两年，我对圈子和许多群友还是很有感情的，也是我这些年除了学校之外唯一长期活跃的朋友圈，却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虽然我那时已经想退圈维权，但是也应该是我正大光明的在群友的欢送中主动离开，而不是被他们逼走。

  （我被逼离开而没有对抗到底，也是因为以现在中国的法治状况，以及他们家庭背景和条件，以及阴险恶毒，即便他们把我殴打致伤，也不会被法律惩罚。我报案后，几乎必然面对各种扯皮，仅仅“没有打人监控录像”他们就能推脱大半，然后动用金钱和关系，以他们的不要脸，巧舌如簧颠倒黑白，最终一点刑事责任没有是必然的。此前我遇到的许多事，例如遭遇的校园暴力，大都是如此。当然，雇凶伤害也是这种有钱有关系（尤其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的常用招数，最终就算抓一个他们雇的小混混，他们本人也不会受惩罚，最多赔点钱。如果能够将“索拉”、董佳博本人绳之以法，让他们留个违法犯罪记录，为民除害，我落下个残疾也值得，毕竟拿自己的残疾或者这条命换个李天一式高知恶棍（也很可能是未来的特权阶层成员）很值，但现实却难以实现，甚至可能被他们倒打一耙，反而受冤屈。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嚣张，就是因为知道作恶不会受惩罚。正因这些，我才有了后来坚决的维权，因为必须改变这一切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恶劣现状）

    这些恶棍完全是流氓式语言攻击，我对欧美社会也有许多批评（当然在国内我肯定以批评中国的问题为主），还激烈批判日本侵华，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恨之入骨，时常提及和批判，还和群友探讨过如何对日报复、追责，反被扣“日杂美分”，董佳博不是瞎而是坏；我痛斥社会不公，激烈批判中共暴政，却被骂“没本事抱怨社会”，他们完全不跟我正面讲理而是胡搅蛮缠，颠倒是非，用激烈的文革式语言打乱思路（董佳博跟红卫兵一样野蛮而无知），加之以黑社会般赤裸裸的威胁。我举例不小心举了一个他们的人，然后那个“吼哈”不仅不感谢我，反而污言秽语辱骂我，我自己慌了手脚还给“吼哈”那个狗东西道歉。除了面对胡搅蛮缠血口喷人，在激愤之下骂了几句难听的，我做到了充分的礼貌，他们却如此恶心。然后其他的人都袖手旁观，并不保护和珍惜我这样的好人。“会说的讲不过乱说的”，又没人帮助我，他们的人却合伙威胁和攻击，还如何争下去。结果，明明完全是我占理的事，却以我退出而结束。虽然我在反击之前，就对这样的结果有预料，但我还是不能忍受下去。我的情况，如果要找一个类似的人对比的话，算是有点像方舟子吧。我没他的才华和能力，但性格、遭遇什么的，多有相似之处。

    我当时很痛心的是（现在就不是只有痛心这么单一的想法了），一些我平常关系还不错、经常互相讨论交流的群友，都不敢得罪这帮流氓，不为我仗义执言。前面也已经说了，我也有不少熟识和关系很好的群友，但是他/她们都属于那种很温和的好人，没有能力也不愿像董佳博、“索拉”他们那样迅速团结一致的用下流手段攻击。而且他们可能在网上和生活中见过太多类似的坏人和丑恶的事，早已见怪不怪了（否则他/她们看到包括“索拉”性骚扰在内的各种恶心行为时，为什么不出头呢？）。至于我为其出头的人，就更弱小和孤立，没有能力帮我了（甚至有些被他们欺负的跟我一点不熟，至多说过几次话）。话说回来，我也不会与董佳博、“索拉”那类人为伍，哪怕他们贴我脸上奉承，我也不会要这种朋友；有朋友变成这样欺侮他人、颠倒黑白、认人不认理、骄横跋扈的人，我会选择绝交。而我一个人又如何去应对一群流氓各种野蛮、下作手段的攻击？所以，我自然就孤立无援、像以前遭遇校园暴力那样败退了。（这也正是那些被骚扰的女性不敢反抗的原因，即便说出来、对抗了，也得不到支持，反而被报复、嘲笑）

    在中国，人们总是不愿意主持正义。其实，圈子里有许多家产几百万甚至千万的群友（包括一些生活极好的京沪户籍中产），知识水平、社会地位也不低，想赶走、狠狠治一下“索拉”等流氓恶棍并不难，团结起来更是易如反掌，但他们却不愿意做，相反大多对这些丑恶视而不见，和几个流氓恶棍谈笑、当成正常群友对待（例如有位群友说“‘索拉’、‘小董’人还不错”，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以上那么多行为，怎么还算“不错”？）。原因我觉得大致有三点，一是没侵犯到他们利益，甚至和“索拉”、董佳博等人平日还很热络（前面已经说了，这帮人见人下菜碟，不是谁都惹），至于别人被“索拉”等人欺负的多惨，他们就没有什么共情、同情了）；二是不想惹上麻烦，毕竟“索拉”等人不仅凶狠霸道，而且很阴毒，各种黑社会招数防不胜防，如果惹上，会不断给你制造麻烦，挑衅威胁、辱骂骚扰、构陷诽谤、破坏名誉，甚至严重影响到现实生活，最终让你受不了，选择服软或退出（我就是例子），而且还不一定罢休。第三就是我前面说的，人们早对各种恶行见怪不怪了，也不觉得“索拉”、董佳博这些恶行多么可恶。

    因此，群友们对他们的恶行并不敏感，甚至已经在“可以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的环境中形成了适应、迎合这种恶人的心态。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恶、为恶开脱，甚至从这些人身上看出“还不错”。而且选择主动奉迎、拉近关系，还能避免被这些流氓恶棍攻击、在心理上反而更好受，就像阿Q那样自我安慰。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忍耐屈服于这些流氓恶棍的淫威，甚至能互相很亲近了。这也是社会普遍现象的一角。但我如果有群友们平均财产的十分之一、中产水平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以及法纪严明的社会制度，我一个人就能、也一定会去整倒、驱逐“索拉”这样的团伙，因为我是正义一方。即便整不倒他们，我有那样的条件也会和他们斗个几百回合，而不是直接被逼走。而我孤零零一个人，还住在并不算安全的出租房（而不是像许多人在家里），又如何抵挡这么多流氓恶棍的威胁呢？即便我去迎战，连个帮我拍过程视频的都没有。即便不在线下受害而是仅局限于网上，“许k宇”和“浩r”也是很惨的前车之鉴，徒受“索拉”这些流氓的腌臜气，被逼疯也没人管。

    不过现在想想，别人怎么都没有义务帮我去对抗这些流氓恶棍，何况他们还是有人站出来打圆场、说了几句公道话的。我在“许k宇”被围攻时，不也没有站出来替他说话吗？不也是自己被“索拉”、董佳博这群流氓恶棍欺负了，才抵抗了一下，而没有早些仗义执言吗？所以也怪不得这些群友。我自己做不到的，不应该苛责别人。

    需要特别讲明的是，这种发生在QQ群之类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如学校学生、职场同事、社区业主、有共同生活交集或爱好且关系紧密、互动频繁的小圈子的网络暴力，无论严重程度还是对个人的危害，往往远大于发生在微博、贴吧、以及Facebook、Twitter之类相对开放的社交平台和相对陌生的网民之间。

    在这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里，谩骂和诋毁很难避开（例如在同学或者同事圈子里，不可能轻易的一走了之），而且可能会持续很久。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个人情况包括隐私了解的也相对更多，且容易将攻击欺凌蔓延和影响至线下现实生活，伤害强度自然更大。就例如微博上几千人的谩骂围攻，对被攻击者造成的影响，可能还没有小圈子里两三个人经常性的骚扰更严重。而且相对于知名人士如明星、政要、“公知”等“大V”，普通人根本没有前者承受网络暴力的能力（如应对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小圈子也更加讲人情关系而不是对错是非，所以受害者哪怕占理，在群友关系错综复杂的圈子里也很难求助、也鲜少有人愿意主持公道。

    因此，同样程度的辱骂、诋毁、骚扰、威胁，是发生在公开的社交平台，还是封闭的小圈子，对被攻击对象的伤害程度完全不同。而且由于是小圈子，不太担心被揭露和引起更大范围的网民对受害者的关注声援，流氓恶棍也容易一手遮天毫无制约，施加网络暴力自然肆无忌惮、没有底线，也会更加露骨、公然蛮不讲理。而受害者一方当然更为孤立无援、无法躲避和招架，面对反反复复、持续不断的攻击痛苦不堪。这就和大街上打架的人不多，但是小巷和厕所的殴斗、家庭暴力非常普遍；和平年代光天化日多少年都看不到强奸，但是每月每年各种黑暗角落却发生无数性侵案，都是一个道理。最丑恶的事情，往往会发生在大众视线之外的暗处，互联网上也不例外。作恶的人当然会选择隐秘的、对其有利的环境施加犯罪。

    我的这一次经历，与以前遭遇的校园暴力异曲同工；董佳博、“索拉”这样的恶霸，与我在学校见过和听说的流氓恶棍也形神皆似；而在圈子看到和经历的丑恶，也让我再次感受到网络暴力无处不在（我遭受的很轻，主要是其他人受到严重的网络暴力（最严重的像“许k宇”这种，被逼的疯疯癫癫的，当然他变成那样，可能也有别的原因，但网络暴力肯定是原因之一），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详述）。这也让我更意识到互联网世界，与线下一样，需要法治、理性和公平正义（关于防治网络暴力的具体对策，我在其他文章中有完整阐述，在此不详述）；也急需推动教育改革，培养有是非观、正义感、羞耻心的公民、网民，改变恶劣的互联网生态，清除流氓恶棍、打击互联网上的黑恶势力。

    不过客观上他们助推了我抗争的早日启动。如果不是看不惯这些流氓恶棍，因而仗义执言并被逼走，我可能会一直沉浸在小圈子里，而不会在2016年9月就开始维权了，至少可能会晚一些。这件事成了我投身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催化剂，坚定了我改变社会不公的决心，并促使我将决心迅速转化为行动。他们也让我明白，不仅在线下社会，互联网社会也是阴暗的、充满肮脏的，在现实社会及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有无数的“董佳博”、“索拉”、“吼哈”这样的恶棍，需要被惩治、铲除。他们在互联网上恃强凌弱，在现实中也必然横行霸道（难道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事作风，可能会和在互联网上时有本质区别吗？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没干过坏事才奇怪呢。当然他们会做伪装，但总归会露马脚），伤害过许多普通人尤其弱者；他们青年时欺人，成熟之后就会害人。我不想以“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来定论，但是这样的东西进入壮年乃至中年之后依旧不会是好东西，只是手段更加狡诈，把恶毒由嚣张外溢变为更加阴损缜密的方式而已。

    如果他们只是普通人也没太大危害，这些事也就算了，不值得提及太多。但是像董佳博、“索拉（也就是很可能叫吴奕男的这个东西）”这些人，我前面已经说过，根据其日常透露的信息，都是家庭背景很硬、受教育水平很高的，未来也有很高社会地位，甚至还会掌握权力、跻身于国家要害机构。因此，他们作恶的破坏力更大，更有资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逞凶为恶，是国家和人民之大害。正所谓“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对这类人，如他们不悔改，必须除之。当然，最重要的是改变这种流氓恶棍生长和存在的环境，从根本上铲除黑帮式人物生存的土壤。如果我不发起社运，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以后我还会在互联网和现实中不断遇到同类事情，换个圈子还会遇到（当然，我发起社运也一样遇到，但毕竟是做了反抗，而不是干等着承受欺凌）。我总不能一直选择逃避吧，况且我也没有条件逃避了。这个答题圈某种程度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而且就我看来，从这个圈子几个群群成员的素质、知识包括部分人的同情心各方面，还要好于整体上更恶劣的平均社会环境。反过来说，连相对好的圈子、平台都有如此恶劣的事情，那么更坏的环境有多恶心，不言自明。

    因此事的刺激，也以此为契机，我放弃了浑浑噩噩、逃避现实的生活，开始了漫长的以行动来维权、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个人社运历程。

  （关于上述答题圈的事，我讲的全部属实，并对此负法律责任及一切其他责任。如果“索拉”和董佳博想砍死我或找人弄死我，或者用法律手段告我诽谤，我都欢迎。我说的每一句话是真是假，欢迎他们逐字逐句反驳。董佳博这个狗*****不是声称要打残我吗？我倒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脸皮和胆量。那个“索拉”敢不敢承认真名实姓？敢不敢说自己在哪上学或者工作？“索拉”怂的连真名姓都不敢露（后来我才查到他的信息）。他们家境明显都挺好，对他们而言坐飞机出国花一点钱算不上什么。而且“索拉”不就在德国吗？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远。以他们“埋伏十个八个人”的人脉，找几个黑帮、黑客也算不上难。至于别的阴招，例如对别人用过的或没用上的各种诽谤、骚扰的招数（例如他们也可以说我性骚扰，继续骂我“日杂美分”，看看有没有人信），他们随意，我又不是不知道他们有多阴损和有钱有人脉。

    我公开攻击他们，风险的确不小，但是我死也不会放过这些狗*****。他们的凶恶，比起以前我遭遇的校园暴力，并不差多少，只不过只是在网上，而且我立即退出了。如果这发生在现实中，他们的言行会比我前面遇到的大多数校园暴力加害者还要凶暴、明目张胆。当时我退缩了，现在能再退缩吗？当初他们给了我那么大羞辱，我怎么能放过他们？如果我到了现在还不敢批判这些恶棍，还不敢惩恶扬善，我还是人吗？（如果不是这些人实在太恶劣，到处欺凌他人、在圈子里强横无耻，我也不至于写这么长的篇幅和用各种激烈言辞叙述有关于他们的这些事。我对99%以上的人都不会如此激烈的抨击。例如答题圈里有好几百活跃的群友，我有这么批判过其他任何人吗？有几个群友和我有口角，但都是小事，而非“索拉”、董佳博、“吼哈”等人这样的黑恶分子）

    这些事绝大多数都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而是许多答题圈群友都看到的发生在公开场合的事实。他们平常在群里是怎样的人，在那圈子里待过几年的老群友都一清二楚，而且有的人对他们比我更熟悉。同样，他们曾经和现在上学、工作时的同学同事也都会清楚其行为和品性，他们有本事把所有人都收买了吗？至于我是怎样的人，群友们也都知道。哪怕他们弄死我，我也得讲出其他人不敢讲不愿讲的事，绝不能纵容这种流氓恶棍。（至于我叙述的这段经历中提及的答题圈的其他人，大多也都是在圈里比较活跃的，群友们大多都认识，也互相认识）

    还有，我既然查到其真实姓名等信息了，当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这些人作恶多端，到处欺凌弱小，凶顽奸狡，当然不能让他们好好度过人生，否则就是对受害者们的犯罪。我只要有机会，一定想方设法让他们得到惩罚。他们的罪恶不能因时间而被冲淡。其他出于义愤或受其伤害的人们，也可以采取各自的手段，让这些流氓恶棍付出代价。

    关于这个答题圈的其他事情，也有许多有讲述和分析价值的东西；圈里的各种人物，同样值得做一番细致描摹和分析。我在这个圈子里的确是长了很多见识。只不过那么多人和事，写起来需要很长的篇幅，写本书都富裕，在此就不记述了，以后再说吧。

   此外，关于东北人或者准确说是部分但比例很高的东北人的恶行，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对国家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很值得研究和挖掘。内外科方式并举，研究并清除癌细胞，对于国家和个人都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坐视这些东北人毒害包括东北人在内的全国各地各族人民）

   （三）堂吉诃德般的维权与单人社运

    从2016年9月赴位于广州南方报业大楼的南周总部面见记者，到2018年5月28日自上海浦东机场乘机抵港，在中国大陆这1年零9个月期间，我去了许多政府部门、高校和媒体，当面递交材料、陈情和呼吁；而EMS邮件也发了30多封；主干内容相同的电子邮件更发给近百人，包括高校学者、媒体记者、政府官员、社会名人、社会活动人士、心理学者等，基本都是我有所了解和认为可信（如看过其书籍、文章或其他场合言论）的人，还有几十封电子邮件和EMS，发给了媒体、政府机构、高校。

    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当面递交或通过EMS寄递、发送的电邮所发的材料、信件、邮件内容：

    每套材料内含4-7份材料，包含80-150张/页自费打印（当然是自费，或者说是用父亲给我的生活费，否则谁给我发钱）的单面纸张/电子文档，写给不同机构和个人的有针对性与区别的《致xx（高校/政府部门/媒体/个人）的呼吁信/请愿书/一封信》；我投入巨大心力完成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一些思考》这篇9万多字的理论性分析文章；根据《思考》而编写、包含三十三条清晰具体建议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具体建议》（即《思考》中的建议部分，也是《建议书》的详细版）。给涉及我个人校园暴力事件管理部门、新闻媒体的，除了这三份，还有集中而简要的讲述我遭遇的校园暴力详情的《举报信》/《我的苦难历程》，以及汇总了各学校涉事人、旁观者、知情者的名单《证人名单》。对我非常信任的发信对象，我还发给他们我写的那篇包括详细人生经历的自传性质的、长达12万字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发送和递交的绝大多数纸质文件均有我的签字和手印，只有发给以前个别老师和心理咨询师的没有必要按手印）

    因我个人遭遇的校园暴力已过去很久，证据早已灭失，加之中国政府机构普遍存在的不作为和腐败，我对于通过政府机构或法律途径解决我遭遇的校园暴力个案并不抱太大希望（但也没完全丧失这方面的信心，如提起诉讼（我咨询过律师，追诉期还能商榷），不过需要媒体先报道，产生影响），但指望能够由媒体介入，调查真相，为我讨个道理上的公道、得到舆论上的支持，或许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命运。

    而更重要的目的，则如我的《呼吁书/请愿信》中所说的（引用篇幅较长，且混摘了写给不同机构的一些章节。不过很有必要将下列的内容全部摘录，因为这些文字包括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中提到的个人想法，也是我四处奔波、呼吁的缘由、精神动力，也与我后来赴港维权的各种行为密切相关）：

   “我是一位学生，由于一些原因，我遭遇了极严重的校园暴力以及相伴的网络暴力，身心受到极大创伤。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并发送给新闻媒体、知名学者、政府机构、社会活动人士及各大高校和社科机构，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孩子。

    如果建议信中提及的那些制度或机制现在已经实现，最近数十年来遭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乃至更多未成年人，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的欺凌，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的痛苦，即便遭遇校园暴力，也能早些被制止、被救助，更有充分的证据追究责任而不是苦于证据不足无法追责，更不会像现在遭受各种误解、冤屈，以及带来的歧视、排挤和各种长期的、严重的、永久的伤害。

    我亲身经历过校园暴力，同时也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了许多发生在身边的相关校园暴力事件，有许多孩子就因为青春期受到欺凌，身体被伤害、精神被击垮、尊严丧失，如同花儿被摧折，原本应该美好的青春被毁掉，甚至一辈子留下阴影，对成年后的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具体危害我写在发给你们的文章中），正如我在建议书中所说的：

    “校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剥削，它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压迫、强奸与性骚扰、历史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现在LGBT人士处境有很大改观但是还存在被歧视和迫害的情况）、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等一样，都是一种伤害、压迫、迫害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损伤，包括现实利益的毁损与心灵创伤。保护未成年人，要着重保护遵纪守法、不伤害他人的那些未成年人，而不是本末倒置，容忍一些人伤害他人，给他人带来无可挽回的身心伤害，而这些加害者在这种欺凌他人过程中“积累人生经验”、成长起来，“慢慢变好”。

    但是相对于阶级压迫与社会动乱、政治迫害、种族压迫、性骚扰、歧视LGBT人士、对残疾人的欺凌，校园暴力是被忽视的，虽然许多校园暴力的酷烈程度不亚于甚至高于前者。这种现象必须被扭转、被改变。必须要重视校园暴力问题，因为无论是校园暴力的残酷程度、还是涉及的人的数量、长期危害，都可与女性在历史与现实受到的性别性质伤害、LGBT人群受到的迫害、残疾人权利权益的丧失“等量齐观”。

     每时、每天、每月、每年，都有未成年人在受校园暴力的摧残，而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就有数百万、数千万孩子被校园暴力伤害（中国缺乏统计数据，可根据一些调查及类比日韩及港台地区的校园暴力发生比例、件数推算中国大陆数据），让他（她）们的童年、青春充满伤痕、黑暗，甚至终生都自知或不自知的处在青春的阴影的笼罩下，原本健康快乐的生命变得晦暗、阴暗，充满悲剧的度过一生。

    当发达地区的大多数孩子都生在阳光下，得到充分的呵护而无忧无虑的生活时，还有许许多多孩子，尤其生活在发展相对滞后区域的、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的学校环境的孩子，经常处于被欺凌、被伤害的生活状态下，每日每年都处在恐惧、屈辱与痛苦之中。他们是被大多数人因“幸存者偏差”而有意无意忽视的人，是因缺乏关注与关爱、甚至被校园暴力旁观者冷漠以待而受到在遭遇校园暴力后的二次、多次重复伤害的人。他们本性与其他普通孩子一样纯良，命运却与正常生活的孩子迥异，饱受校园暴力的伤害，这何其不公？连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有法律保护、都给予其各种改过自新的机会与条件，这些无辜（或者所受伤害远超其应该承受的程度）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为何却无人帮助、甚至还要受到更多误解、面对冷漠无情的世界？黑白颠倒，善者无善报，恶者无恶报，甚或软弱善良之人饱受欺凌，凶顽恶毒之人却人生之路顺利无阻，通过欺凌剥削他人走向成功。黑白颠倒，善者无善报，恶者无恶报，甚或软弱善良之人饱受欺凌，凶顽恶毒之人却人生之路顺利无阻，通过欺凌剥削他人走向成功，成为既得利益者，天理何在？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对于未成年人的世界，同样如此。未成年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不是青少年生存于丑陋的丛林法则环境的遮羞布。我们不应该对未成年人遭受的来自同学、同龄人、老师、家长等多方面的伤害作壁上观，或者轻描淡写。我们必须加强防治校园暴力的制度建设、社会参与，推动防治校园暴力的制度化、法制化、公正化、科学化、透明化、普适化、公共化。要让防治校园暴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每一起校园暴力事件都得到相对更为公平的处置；让每一位未成年人都得到平等的对待，让受伤害者得到公道和救济，让加害者受到惩罚和真心悔过；让社会公众，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公民们都普遍的、广泛的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的进程中来，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的成长保驾护航。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同样，少年愚则国愚，少年凶暴则社会暴戾，少年残忍则国人狠毒，少年谎话连篇则中年老年时诚信缺失，少年蛮不讲理则国民胡搅蛮缠，少年三五成群寻衅滋事则成年后拉帮结派狼狈为奸，少年学生时代不独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维则成年工作后冷漠因循忍耐服从，少年虚伪缺德则成人狡诈阴险……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成长，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必须改革教育、增加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强化治理，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让孩子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平等的、自由而不受外界伤害（尤其不受同侪欺凌）的前提下学习与生活，让每一个生命都快乐、自由的成长。

     虽然解决校园暴力问题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但是必须尽早做、尽快做，尽各自所能去做，尽可能让更少的人受害。反欺凌行动的迟缓，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受校园暴力的摧残，时代虽然在不断发展，他（她）们的青春却只有一次，无法重来。防治校园暴力，迫在眉睫，不能拖延。”

    简单来说，因为我的人生、前途命运被校园暴力毁掉，但我不愿意这么认命了。我很想为校园暴力受害者们争一口气，让社会能够听到受校园暴力伤害者的呼声，让人们知道校园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如果这样，我这么多年所受的欺凌、屈辱就没有白白的承受。如果我的建议被政府和相关机构采纳，很大程度上就能让许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如果社会各界人士都能关注、了解校园暴力的表现形式、发生原因和严重性，参与防治校园暴力，那么反校园暴力的目标就能逐步实现。更进一步的，还有可能以反校园暴力为切入点，推动教育改革，让我呼吁的对于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建议得到重视，尤其推动人文学科教育朝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方向发展。

    如前所述，我用发送电子邮件、通过EMS寄递材料、找相关个人与机构面谈并当面呈交材料这三种方式，来呼吁社会关注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推动教育改革。

    向社会活动人士、学者、媒体等个人或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并不简单。虽然我发给他们的附件（几份正文材料）大同小异，但单独致他/她/机构的信却大不相同。我在发给每个人/机构之前，都会详细了解此人或机构的概况，除其身份，还要了解他/她擅长的知识领域、成就、价值观、现在的基本生活工作状况及近期动向；该机构（媒体、高校）的概况。以媒体为例，需要了解其风格、价值取向、在国内外新闻界的地位、历史成就（假如有的话）、能够侧重于哪方面（如理论分析/激发情感、促使政府行动/引发民间讨论/利于国际社会关注）来报道校园暴力问题……

    不过我了解这些倒不需要太多时间，因为我发往的大多数人或机构，都是我有所了解甚至很熟悉的人或媒体。例如秦晖教授，我详读过他的几部主要著作，了解他的思想价值观与品格；如一位南周资深记者C（此人对我还不错，为保护其名誉，在此不便透露姓名。后面还会提到），我细读过他绝大多数文章和报道，对其擅长领域与报道风格极为熟悉；如纽约时报，我常看其中文网文章，其政治倾向和传递的价值深入骨髓，是我非常崇敬的媒体……我只需要对他们的个别信息、最新动向再确认一下就好了。

    真正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是给他/她们写信。信中都要涵盖上面所提的对方的概况、成就，我为何认识/找到他，最重要是怎么把校园暴力问题与这些收信对象联系起来，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帮助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参与防治校园暴力。而这，就需要具有针对性的写不同的内容。每封信少则近2000字（如《致贺卫方教授的信》），多则6000字（如《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每字都要字斟句酌，争取字字入骨，充分、完全、深入的表达我的观点和诉求。不过也有些信可以用较类似的格式，信的主体部分内容相同，如致中国各大高校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我写给一百多人/机构，除去可重复的部分复制粘贴，分别写成的致他们的信（不包括那7篇正文）累计就有三十至五十万字（没具体统计过，估算的）。然后，再一份份的发出去，等待回音。

    我通过EMS寄的纸质文件，以及当面递交的材料，也包括与上述写电子邮件同样的心血，当然还有更多的辛苦。寄EMS，不是一件轻松活。如我当时发的推文：“我印的纸质文件累计就有四五十份（每份三到六篇，最长的55页，短的建议书也有14页，每份共计120多页。以上不含《自述》。少数包括《自述》的又多出80多页），每次印几份，还要区分发给不同的人和机构的内容差别，还要每篇都签字按手印，然后提着大包去邮局，然后怕搞混了，写一份快递单交一份，然后如法再交第二、第三第四份……然而那些接收机构呢？”仅仅去复印店印文件，就动辄近百元（一次印四五份）印刷费，还要扛着那么沉的文件去邮局，大热天大汗淋漓。在邮局，每份寄递费用因重量和省内外的区别，费用在25-45元之间，仅邮寄费就累计花费不低于1000元。

   为了呼吁被重视，也希望找到可以帮助我个案的人或机构，我还经常乘车（火车或长途汽车）去媒体机构、政府和高校。我常住在河南，而为了去这些机构，以及去拜访我认为可以帮助我的人，还有上访，我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至于省会郑州，自初中起去过不计其数，很多是散心），其中上海和北京都去过多次，有时会常住在京沪的青年旅馆。而这，需要不小的开支和巨大的精力。但这种奔波换来的常是闭门羹或假意的客套。还有一些人恰巧不在（因无联系方式无法预约，且有联系方式的大多我也不预约，因怕被直接拒绝；而如果我到了他们办公室门口，见了面，我有机会当面陈词、讲述遭遇和目的，把事情讲清、讲细，然后直接面呈材料，对方收下的几率就比较大。当然，这么做是不太合适，但实际效果会好一些，哪怕根本上还是没有多少作用），而我只能返回河南。不过我出门也不止为了这些，还有以旅游缓解紧张心情，以及找心理咨询师做心理咨询的目的。而在此期间，无论是拜访他人、旅行还是上访，都让我见识了各种人和事，认识到社会的病态、国人身上包括自私利己在内的各种劣根性，以及民生疾苦、世事艰辛。我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个人孤身与社会不公、校园暴力遍地的大环境搏斗，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做着力所能及的事、追求着力所不及的目标。

   （四）一滴水无法穿石，一愚公不能移山

    我历经一年多的奔波劳累，奋力维权和呼吁，却没有明显成效。除了个别记者和学者有所回复之外，大多数人不是毫无回音，就是敷衍、搪塞，最后同样渺无音讯。而有回复的，也只是口头上答应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即没有公开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问题，也没有帮助到我的个案。个别愿意报道的，我却因故错过，现在非常后悔。如果具体讲我在大陆的呼吁经历，见到的每个人、得到的每个回复，篇幅会很长，就只举个别例子和简短节说。

    至于他们为何如此对待，为何我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无用功，我猜测应该包括以下这些原因：

    1.国人普遍精致利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看起来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如此。关注、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不是他们必须尽的义务，也不是大多数人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们不关心不理睬；（其实的确无可厚非）

    2.我是一个普通学生，因校园暴力高考失败，没有背景和社会地位，连学历都欠缺，没有社会影响力，人微则言轻，够不上这些知名人士和媒体机构关注的资格；

    3.有些人太忙，无暇顾及我的呼吁，甚至连看我写的文章的空闲都没有。

    4.无利可图，和1差不多，毕竟现在中国是权钱社会，无利不起早。

    5.现在的国人和中国高校、社科机构（及其成员），还没有自觉的公益心、更无关心弱势、关心国家政策的公民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

    6.认识不到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严重性，不知道校园暴力对弱者造成的巨大痛苦、导致影响一生的创伤。而同情心同理心更缺乏，无法对我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此外，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虽然很普遍和严重，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当成需要系统性制度性解决的社会顽疾，而是倾向于认为是次要的、边缘的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虽然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详细说明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如何严重、防治的必要性多么迫在眉睫）

    7.除了个别有所交流（包括面谈和打电话、发邮件）的，大多数人对我不了解，完全不认识我，且从未遇见过像我这样递建议信、请愿书之类的人和事，不能理解我为何要做这些（虽然我在相关文章及给他们的信中都清晰完整的说明了行为动机），所以担心我居心不良、有什么企图，不敢与我接触。

    8.我发的个人遭遇的校园暴力详情，可能写的太直白坦荡，包含大量非常负面的内容，也包括我自己的阴暗面（包括但不限于做的不好的事情、个人性格的缺点），因此看过后不知所措、不敢相信、当我神经病、甚至被吓住，干脆敬而远之。

    9.我个人的事情涉及当事人太多，不愿意因为我争公道而得罪那么多人。

    10.我的事情时间太久远，没有新闻时效性。

    11.这个世界，现在的中国，苦难太多，比我惨的大有人在（即便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比我悲惨的也难以计数），所以我的事情排不上号，或者要排号慢慢等。

    在8、9、10、11的因素影响下，我的建议书和请愿信、希望相关人士和媒体关注普遍性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也被忽视了。

    除了这些不同时期相近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国人和世人人性共通的固定性原因之外，恐怕也有时代变化的因素。在2013年之前的胡温时代，中国公民运动蓬勃发展，公益组织、维权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例如，我如果有机会参与许志永、郭玉闪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主转型出一份力，我想我不仅可以得到救助，还完全可能实现我的将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的目标，并依托组织大展宏图（如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平权的研讨和实践），成为公民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在那时，新闻自由度也较大，我的呼吁也可能如同“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得到媒体关注（我的事没他们严重，但我的主动性强，个人能力强，且我所反映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教育弊病，与他们的一样，均为以个案反映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我在那时维权，很有可能得到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关注和声援，在爱的鼓励与正义人民的保护下，有了维权组织和其他维权人士的支持，就能够掀起对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及教育改革问题的关注、讨论，并推动问题的解决。

    可自习近平上台后，舆论管制日益收紧，而民间组织更遭遇外科手术式打击，公盟被解散，各种维权和平权性质的组织销声匿迹，其余公益机构也日益败落、名存实亡。整个社会风气也日益堕落，在开明年代大家觉得关心国计民生、捍卫公共利益是理所应当，而如今“自扫门前雪”的精致利己却成了国民的“本分”。我所反映的社会黑暗面，不符合习时代宣扬的主旋律与正面价值观，以揭黑为荣的维权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个人的维权和呼吁，自然也在时代的疾风骤雨中雨打风吹去了。

    个人的命运，总与国家的兴衰荣辱、时代的潮起潮落，息息相关。对试图与时代相搏、有灵魂的个体，影响尤甚。

    这些只是我个人头脑所能想到的，当然还有许多我意识不到的因素。因为我遭遇严重的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又在很长时间内独居，性格孤僻、生活孤立，确实很多思想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我无法理解甚至根本不能完整清楚的知道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国人内心都在想什么、心机有多深、思想多阴暗。（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见识增多，我现在（书写本文时）对人心的恶毒与社会的黑暗又多了许多认识）

    无论他/她们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总之，这一年零9个月，我饱尝了他/她们各种无声的拒绝、狡狯的敷衍、彬彬有礼的提防、居高临下的嫌弃。这些位居中上阶层，其中一些还不乏知名度的各界人士，其言行、嘴脸，让我大跌眼镜，既失望更愤怒。

    在此不妨举出两例。我维权和呼吁的第一站，就是南方周末。我是在阅读南周中度过中学时代的，它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南周的影响力、公信力无疑是国内报刊中的佼佼者。哪怕经过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的挫折，其在非政治性议题的报道上仍极富权威。因此，我对南周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以我的案例为切入点，通过专题报道来呼吁社会关注和防治校园暴力问题。2016年9月，我奔赴广州，去南周总部面见记者。之所以选择去面见，就是为了引起他们的重视。当面陈述我遭遇的校园暴力情节会更具感染力，口述可以提高可信度，问答交流中还可以引出、增补更多需要讲的东西。我想方设法给家里要钱（我当然没办法说是为了去南周），此时正值父亲大病初愈，我姑姑还掌握着部分财产支配权，所以又发生了丑陋的争吵，最终拿到了一千多块钱。我就拿着这些钱坐火车抵达了广州，在大学城找了小旅馆住下，住的50元一天的空调小单间。虽然广州有许多景点，我所住的附近就是中山大学，但我没有任何心情看景色、逛校园。我此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南周的关注和报道。

    在去南周总部之前，我一改颓废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换上新衣服，从头到脚洗的干干净净，刮干净胡子，头发也在不久前理好了。我做这么多，当然是希望给接待我的记者一个好印象。此外我还把自己高中时写的随笔之类带上，以证明我的文字功底和知识水平。抵达广州后多次打了南周的电话，他们转到了应该是关注社会新闻方面的记者组。总之，我为了这次接受采访，做了很多准备，而且是带着一种崇敬的态度去见南周记者。

    当我到了南周总部所在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大门口的登记室，保安要求先打电话联系。我又打了那个电话，然后等待。过了一会，一位女记者到了，她叫丁捷。她确认了我的身份，告诉保安，“是来找吕宗恕的（当时我只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后来我搜索南周记者名单，才知道是“吕宗恕”这三个字）”保安刷了我的身份证，打印了一个类似通行证的东西。然后我就随这位记者去了大楼餐厅。

    我问她这算是正式采访吗？她不置可否。我问现在谈话有没有正式做录音，她说没有。我第一次和记者见面，比较紧张，言谈状态不好。一开始我自己对个人遭遇做大致叙述，后来我说可以她问我答，这样更好一些。然后她粗枝大叶的询问和记了一些校园暴力发生的时间、地点。整个谈话过程中，她既不热情也不算冷淡，不过明显有敷衍和缺乏重视的语气。最后她问我有没有文字材料，我说还没来得及写（当时去的比较急，并且想以口述为主，以后补充文字材料，所以就没来得及写，毕竟写起来必须从头到尾内容很长，写的短了又说不清）。临走时我向她要了邮箱，告诉她写完之后会发给她。她满口答应收到后就会回复处理。本来安排应该是见吕宗恕记者，但是她在全程并没联系吕记者和我见面或者通话，只有她自己一个人跟我谈话，或者准确说是在应付我。我不知道这是她自作主张还是怎么回事。

    在从广州返回河南的火车上，我就开始写个人自述和关于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我花了将近一个月，回忆着那些痛苦经历，回忆各种看过的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资料，然后又在网上查询确认，拾遗补缺，才写完了有10万字（后来修订、扩展到12万字）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7万字（后来修订、扩展到9万字）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一些思考》两篇文章，然后发到丁捷的邮箱里。她给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回复，说已收到，阅后回应。结果从此之后一个回应都没有。我后续又发给她邮件，问她是否方便将材料转发给南周一位资深记者C和评论员戴志勇，因为二人都适合报道校园暴力，后者在南周写过关于校园暴力的评论文章且知识丰富，前者关注弱势者的权益且做的报道大都客观理性。QQ邮箱发QQ邮箱可以撤回，于是我撤回邮件看看她有没有读，显示撤回失败，她读过了，但是没有回应。后来我多番询问，她都不说话。而我后来给C记者微博发私信，问他有没有收到他同事丁捷转发的关于校园暴力的两份材料，他说没有收到。此后我又给丁发过几次个人情况的补充说明和前面文章的修订版，她依旧没有回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那时是非常愤怒的。前面已经说过，我为了这次见面，费尽心力的准备了那么多，千里迢迢从河南赶到广州，对南周充满美好的期待。然而这位丁记者，连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貌都没有。如果她看完认为不适合报道，难道不能回复我一下，哪怕简单的写几个字解释一下理由？我让她转给C记者和戴志勇评论员，如果她认为不方便，也可以直接告知我，但是她读过之后不说行不行，完全不回应算怎么回事？做出拒绝报道决定后不给当事人任何回复，是南周所有记者都遵循的默认规则吗？还是见人下菜碟，对不同的来信来访者区别对待？而且我不同于许多发给南周接收新闻线索的公共邮箱的读者，我是亲身到了南周总部与记者面谈过的，邮件是发给南周记者个人工作邮箱的。此外，我后来在百度上查到她当时只是实习记者，那么她有没有把我的材料转给吕宗恕等同一新闻组的资深记者共同阅读和商讨？一个实习记者有权单独否掉一个可资报道的案例吗（后来C记者是说过可以报道的，他把我的材料给了上级编辑，原则上都通过了）？我付出那么多心血，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来到广州，换来的就是这样无礼的对待？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是不是严重耽误了我去找其他人和机构呼吁？作为南周记者，有没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与修养？对得起“南方周末”这个金字招牌吗？我为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呼喊，把这次会面当成极为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事来准备，却被中国最大的自由派媒体以如此冷漠的方式拒绝。虽然现在没那么愤怒（很大程度是因为经历和耳闻目睹类似的人和事太多了），但依旧觉得很是恶心。

    这件事也让我感到，包括许多记者在内的中国自由派中产，对待中下阶层的老百姓，是不懂得也不会去尊重的。各种礼节往来，仅限于同阶层之间。他/她们文字上写的都是对底层的关怀，心理上却将自己和老百姓做了清晰的区隔。我不认为自己的情况是特例，国内媒体记者对待求助的老百姓，恐怕大多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看到听到过一些例子，篇幅所限，在此不记述）。至少我后来求助的对象，大多数都与丁捷很是神似。当然也有还不错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南周资深记者C，我与他在近两年内联系了十多次，他还在咖啡馆请了我一次（当然主要是为了找个安静环境谈话）。不过这种好人凤毛麟角，而且在某些关键时刻，还是把自保当成首位，后面还会提到。

    丁捷这个例子是媒体界的，下面再举一个高校的例子。关于我为什么要找高校学者及高校本身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在致各高校的信中有清晰解释，在此节选《致中国人民大学的请愿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为例说明：

    “我也向包括贵校在内的全国各大知名院校发出请愿书（即本文），将我写的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信发给你们。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以人文社科院系为主的高校，在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青少年成长、教育改革、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自然应当仁不让的成为高校中的先驱和表率。我希望你们学校及相关院系也能在研究校园暴力的成因、背景、危害及如何治理方面得到创造性、实用性成果。

    正如我在《建议书》中提到的，要建立专门研究校园暴力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校园暴力发生的成因、危害及治理方式，为治理校园暴力提供智力支持。委员会应包括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公安和司法界专家（例如刑侦专家、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学者等）、传媒学专家、科技与医疗卫生专家及其他有与治理校园暴力相关的各种专长的专家学者，集思广益，进行分学科、跨学科研究，并与学校及政府、NGO等对接，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极大的加快防治校园暴力进程，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实现突破性、创新性、革命性进展。而高校无疑是该委员会运转最重要的平台，而高校师生则是研究校园暴力问题的中坚力量。

    如果人大携雄厚之社科研究实力，让社科类院系的师生集思广益参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研究，辅之以充分的研究经费投入，必定会取得巨大成果。而人大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更是足以将防治校园暴力的研究成果推向实践、让社会广泛关注校园暴力、让政府、司法机关、学校、NGO、新闻媒体发挥各自职能，让学生、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公务员、警察和法检狱政人员、社会活动人士和公益人士等有关各方根据你们的研究来科学合理的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中来，共同为防治校园暴力而努力。如果你们这样做，将会惠及亿万未成年人，让未来的孩子们不再受校园暴力的伤害，都能安全健康的成长。我在此替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们感谢你们，他（她）们知道你们的努力后，即便没办法直接道谢，内心也会感谢你们的。”

    因此，我赶赴各大高校，想要见到我比较熟悉（单向认识）的学者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及我个人情况的材料。我想见的学者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2017年晚春初夏之际（我忘了具体时间），我赴北京，其中一站就是拜访张教授。

    去人大之前，我已去了北大。北大虽然开放参观，但每个学院都不允许外人自行进入（例如钱理群教授所在的文学院、贺卫方教授所在的法学院，我都去了其学院门口，但都不许入内，我也约不了人家那样地位的，后来只好发了EMS），必须事先和要见面的学者预约。而清华在工作日直接大门就不让进，公安大学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许外人自行进入（同样必须有约定才能进），两个学校门卫在大门口就把我阻拦下来了，院子都没进去。而张教授所在的人大国关学院大楼，只需登记就可入内。

    我到了楼上，找到了写有“张鸣”牌子的房间，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门。于是我去学院办公室问，被告知张教授已退休，不常回学校了。我心一下子凉了。我原本很期待当面给张教授陈述我的遭遇，让他帮着将有关材料转给他认识的官员和搞相关研究的同事朋友，我还预想见面后如何慷慨陈词，没想到是这样不幸运。而我又无法长期在北京待下去，更不方便每天跑到人大来等他。然后我问有没有张教授的电话，办公人员给了我一个他办公室的电话，人都不在，我打了自然打不通。不过我在走廊里打电话，能清晰听见张教授办公室里电话的响声。于是我又返回办公室，问能不能联系一下张教授，我很想见见他。坐在椅子上的一位学生模样的人说，“张教授不是想见就容易见到的”，这言下之意教授也和官员一样倨傲难见吗？办公室里的人都拒绝提供张教授的其他联系方式，我只好作罢。等了很久还没人，我就走了。

    我后来连续好几天给张教授办公室打电话，竟然有一次打通了。接电话的人说，他是张教授的学生（不知道是否是那天在学院办公室见的那位），我就告诉他我也是学生，有一些个人材料想交给张教授，能不能提供张教授的联系方式。他说我可以在微博上给张教授发私信，我说发过但是张教授没有读（未显示已读，可能张鸣教授不看陌生人私信）。后来他说让先发给他，告诉了我他的邮箱。然后我就把相关材料发了过去。而且在信的内容里，我对他非常尊敬，当然也少不了感谢之类的话。对方说收到了，然后就再没回应了。不过这时我已经遭遇过不少拒绝，只追问了一次不再联系了。我估计他也没有将材料转给张教授。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没有包括姓氏。现在已经忘了（好像带“德”字？），邮件也早已删除（为安全起见，我经常删除邮件已避免被盗而泄露信息）。不过他在2017年有张鸣教授办公室的钥匙，并且替张教授接电话，应该和张教授关系很亲密，张教授可能是他的导师什么的吧。如果有人想知道姓甚名谁，问一下张教授或他身边的人哪个学生在2017年春夏两季时有他办公室钥匙、帮他处理部分工作，就立即知道了。现在有人提起那人名字，我肯定能回想起来。（越是没有透露、我没有记录名字的，我越会想办法打听到）

    现在分析此人的心态，估计一开始把我当成其他高校的学生，以为是什么公事或与张教授熟识，所以愿意接收材料。他看过之后发现全是诉说苦难和抨击社会不公，以及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这种社会运动方面的东西，并不认为与张教授有关；也从字里行间了解到我是高考失败的高中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就不再搭理我了。很明显，阶层之间的界限是很分明的，对待有利益瓜葛和个人爱憎的熟人和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也是天壤之别。就像人大东门许多卖假学生证、残疾人证的农村大妈，和几十米外人大院里的天之骄子们--人大学生，是每天都能互相看见却没有任何交集的两组国人。二者同样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儿女，甚至来自相同的家乡，却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互不相交。而我的行为，在张教授的那位学生看来，不仅很怪异，也无疑破坏了不同阶层不相交的等级关系，是一种“僭越”。现实中的北京没有物理意义上的折叠，然而各种有形无形的界限同样分明和残酷。（而且人大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吗？人大本科毕业生雷洋和人大自考生李宁（山东蓬莱访民李淑莲被虐致死案中李淑莲的女儿，为其母被害而鸣冤、奔波、抗争已有十年），得到社会重视程度一样吗？前者有大批校友签署联名信、利用人脉等资源互联和声援其家人，后者有一位人大校友、老师或学生为她和她母亲说过一句话吗？）

    至于张鸣教授如果知道了我的求助，会不会帮忙，我也不确定。他自己也能力有限，最多只是把我的材料转给其他人或者在网上公开一下。当然他也可能根本不理睬，毕竟我把材料邮递、发送给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后，除个别的，大都毫无回应，张教授也难例外。

    篇幅所限，在此只暂举这两个例子。在一年零9个月中，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期间遇到的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以后会另写文章详细讲述。本文主要讲在港经历和流亡前的生死挣扎。

    总之，当面被敷衍、被假模假式的客套应付、吃的各种闭门羹，让我在残酷的校园生活后又体会到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看着没有回音的求助私信、显示已读却渺无音讯的电邮，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冰冷和无情；透过手机屏幕，仿佛就能看到收件人冷漠、鄙夷、嫌弃和不屑的脸，看到人间满满的恶意。我越来越怀疑，他/她们在自己的书籍、文章中写的，在各种演讲、访谈和微博微信上说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话，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空话、甚至伪装？我写的每封信都字斟句酌、根据不同收信人的不同身份与情况做针对性的恳求，一腔热血写的肺腑之言，代表百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的几十万言的无声呐喊，最后换来的就是一言不发或矫饰虚伪的对待。其中一字不回、一言不发的最具阴深，让你找不出“把柄”或者批评的由头，从根源上、一开始，就断绝或者不开启联系、帮助，直接摆脱我呼吁、求助带来的“麻烦”。但一言不发背后，也能推断出其各自冷漠、自保、精致利己的内心。

   （当然也有好人，有些温暖的回应，但很少，最宽松计算也只有十几人（不到我联系过的人和机构的10%），回应也很有局限，在实质上并没帮到我，并未公开呼吁关注校园暴力，只是做到了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理解）

    他/她们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充满忧患意识的文字、对不公的愤怒之语与对苦难者的同情之言，和在我求助后的推搪、沉默，甚至提防，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他们每人分别只有一副皮囊，但都有两套灵魂，可以在写作、公开场合活动时用一套，私底下拆掉那套换上另一套。或者不止有两种面孔两套灵魂，而是有许多套，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面对不同的人，熟练的换上自认为最合适的一套……（这些人还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中地位和学识较高、品性比较好的，甚至许多是百里挑一的好人。他们都如此，那么其他人呢？可想而知、一目了然。这个社会残酷的让人（至少让我）不寒而栗）

    毫无疑问，他/她们并没有强制性义务帮我、呼吁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政府和其他责任机构除外）、推动教育改革，他们不需因此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但公共道义呢？社会责任呢？以及更深层次的公民义务呢？他们真的看不到校园暴力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了吗？那么多校园暴力案例、未成年学生被殴打、凌辱的视频和照片，视频中受害者屈辱的求饶、撕心裂肺的哭喊，难道他们看不到吗？以万计十万计的最严重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根本难以正常学习和生活，前途命运被摧毁，处于绝望的深渊中，只需一拉，这些饱受欺凌的孩子们就得到新生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什么这些名人、显要人士就是不去帮助弱者呢？精英的良知与正义呢？哪怕只是做一下呼喊、一次转发也好啊。对他们来说，这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相反有时对他们自己还有好处，例如关注校园暴力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成为伸张正义的表率。当然，他们也有许多担忧，就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权衡利弊，按如今扭曲而灰黑的价值观论，的确是弊大于利，至少大于实际的、物质的利益，于是选择拒绝和沉默就不难理解了。其实现在冷静下来，我当然能够明白，而且非常清楚明白。但是在那无助而挣扎的两年，就当局者迷了，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我也知道自己的求助和呼吁方式在中国人看来的确比较怪异、难以理解、脱离国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用这种方式求助和呼吁，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失败之后，我还有别的出路吗？

    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名校学生，乃至社科院研究员、大学教授，如果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到处碰壁，而是能得到一些响应、做出一些成果了？但如果我能考上名校，那恰恰会是在遭受校园暴力程度不严重的情况下，那样反而不见得有现在这样的动力了。换做其他人，更是会在成功之后做个精致利己主义者，放弃对普遍性问题的抗争。即便报复，也只会报复当年欺凌自己的加害者个体，而非改变社会结构性不公、青少年圈层普遍的丑恶。这些成功者是不会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我后来在写给香港社会活动人士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以前的忍耐，都是为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之后，再利用影响力去做现在做的维权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样做更好，因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脉和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现在难以实现了，只能就现在这样没身份没地位的做。

    其实这也是许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各种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剧：人生刚刚开始，就被摧毁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被摧毁了学习能力、人的精神被击垮、毁掉了人际交往的意愿、无法正常的进行学业和工作，自然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反过来，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旁观者，却因为没有被欺凌，没有受到以上这些损害，甚至从欺凌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与愉悦（就如强奸犯一样从强奸中得到快感），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会地位与收入。他们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提及曾经的校园暴力，甚至轻描淡写、歪曲事实以打压受害者的控诉。青少年受害者的话语权，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摧毁在萌芽中。

    因此，这本身就是悖论：受害者话语权是不足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害，害得他们没有身份地位和各种条件。反过来有话语权、有能力与条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观者，他们没有动机去讲防治校园暴力、甚至替校园暴力辩护。这在我发的《思考》一文中有详细讲述。相对来说，我是受程度较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条件（尤其知识水平）最好的，这也是我能够做这么多的原因。”

    的确是悖论啊，而且何止是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中国所有弱势群体难道不都是这样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话语权反抗、呼喊，缺少抗争所需的资源，而非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恰恰是更有权力、金钱、人脉关系、话语权的成功者、既得利益者。这就是人间的讽刺和悲哀。（当然，在如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即便我是名校学生，也不见得能够做出什么成果。即便背负盛名，也需要看双方甚至多方力量的博弈。就像北大岳昕事件和佳士工运事件的结果就是例证。在佳士事件中，北大、人大、南大等知名高校的学生不也一样被骚扰、威胁、抓捕、殴打、软禁了吗？我的呼吁虽然没有政治性，但依旧是反映社会黑暗面的、涉及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敏感行为。岳昕请求公开沈阳性侵事件档案就是非政治性的诉求，但仍被打压。在保护既得利益阶层（尤其特权阶层）为目的的维稳体制下，相对弱势一方连发声、求援都会被阻止（这就是中国体制特别邪恶之处）。而她们的同学、老师也同样的冷漠、袖手旁观，并不因她们是自己的同学、学生而有哪怕一点呵护与声援）

    “物质决定意识”，我在维权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过程中的一系列失败，将我的心态、思想、精神面貌，强行由指向“希望”的正值，掰到对准“绝望”的负值。我从一开始遇到没有回信的情况就心中一紧、身上发凉，到后来日益麻木，浑浑噩噩的去发电邮、寄EMS，不再指望能够回信，只机械的把寄递、发送邮件当成任务；从看到读了私信和邮件却不回复的愤怒、连珠炮发私信质问（即便这样我还是压着怒火没有说脏话），到后来爱回不回，对明显敷衍的回信出于礼貌和残存希望感谢一下，不回信也不再当回事；从一开始的充满热情，重燃豪气的到处奔波，到碰壁后失望的在旅馆玩手机游戏以逃避失败。这时候，我的耐心、自信心逐渐被销蚀，后来，读书的兴趣和耐性都没有了，有时就跟行尸走肉一样，不规律的暴食或断顿、嗜睡、以游戏麻醉自己。而思维能力、记忆力也在下降，经常丢三落四，手机、电动剃须刀、钱包，都丢失过。急躁易怒、自言自语，也比较明显了。那时的我，就如老舍笔下原本乐观争胜但却屡遭生活重击的祥子，日益被逼向精神上的崩溃与灵魂上的死亡。（当然，维权和呼吁后期的这种恶劣，反过来也影响了求助的效率和质量，例如不那么认真甚至自我敷衍的追问，或过于急躁追问，都会影响对方态度和回应情况。不过即便我态度很好、十分认真、礼貌和谨慎的发信息，就像中前期所做的，结果不也就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而已吗？）

    而心理咨询也不顺利。我在两年间，和大约9个心理咨询师对谈（我也记不准几个了，大多数只谈了一次），共做了至少30次心理咨询。这些心理咨询师基本都是善良的，有些对我很不错。但心理咨询作用非常有限，如同吃感冒药治重伤寒一样。在咨询师建议下，我也去医院做了心理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症，也服用了一些抗抑郁药物。但吃药和心理咨询一样，也是治标不治本，相反精神状况在日益恶化。因为吃药和心理咨询只能缓解精神上的焦虑抑郁，却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无法让我重新恢复到像2013-2014年那样能够考入名校的状态，无法把毁掉的前途命运重新修补起来，也无法让那些欺凌我、给我人生造成毁灭性影响的人得到惩罚、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而在这些创伤和扭曲经历影响下，我也无法融入社会，难以正常学习、工作与生活。这些现实问题不解决，我的抑郁永远都好不了，一切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都是隔靴搔痒而已，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至于防自杀热线，我也打过多次，不但很难打通（北京市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的，总是占线），而且通了之后听到接线员例行公事般的语气、透着“无能为力”的回复，以及冗长的问卷调查式提问，只是增添了我的无助和绝望。我发现，看似健全的公益性心理咨询体系，都是流于形式，直白点说就是摆设。我曾经看到过说心理热线救了许多自杀者、帮助了多少万人之类的新闻报道，可我打过电话后的感受与报道描述完全不同，温暖和美好只存在于宣传中罢了（而且就我的了解，我的感受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如知乎、贴吧也有相关评论）。至少说，心理救助和咨询只对一部分人有效，无法解决如我这样涉及大量现实而非纯心理问题的人的问题。关于我心理咨询、去医院求医、打公益性的热线中发生的具体的事情，也有许多有写作和研究价值的、值得反思的东西，我以后也会撰文详细讲述和分析，在此不详述。

    我家庭条件的恶化，让我失去了继续温和维权的经济基础。自从2015年4月我父亲脑中风，我家的经济状况就急转直下。虽然我祖父母和父亲、姑姑都是事业单位职工，有着较好的福利保障和还算不错的收入，但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导致我父亲暂时失去工作，回来后只能去后勤上做一些普通工作。2010年后，我祖父母相继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病并发症且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医疗开支甚巨。虽然医疗费报销了大部分（至少80%），但未报销部分及他们二人的衣食住行（例如去医院租车费用）也是很难承受的数字。而我父亲中风，则重创了这个家庭。我家时不时需要借贷度日（现在还在借）。虽然2016年后我父亲逐渐恢复，但中风后遗症导致行走不便、反应迟钝，仍无法上班。

    家境的日益败落，也是我拼命维权的一个原因。我看到我家如此悲惨，由小康之家变得一贫如洗，想到如果我当年考上名校就不会这样，我就能养活自己甚至家庭（哪怕家人给我造成过创伤），因此也更加愤恨校园暴力给我造成的伤害，更痛恨欺凌者；就下定决心要扳回损失，惩罚恶人，讨还公道；越发坚定了我要在防治校园暴力领域做出成就的决心。也只有如此，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或者一生生不如死。而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以及上学时的抗争，共花费了10多万元，占据了家庭开支的最大份额（十几万元对于富裕家庭算不了什么，但对我家则是巨款）。我父亲一直给我寄钱，让我能够生活和学习，但对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之事基本不知情。我利用这些有限的生活费，省吃俭用用以维权旅行、上访和寄递信件，以及用以支付其他相关开支。（其实这也是很多维权者、上访者共同的心态和行为动机。旁观者往往不理解，一个人都困难到一贫如洗甚至濒临家破人亡的地步，为什么还要花费这么多精力财力去上访，为什么不找个工作先生存、过日子，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知道，上访者往往是没有退路的，生存条件越差，越有诉说冤情、报仇雪恨的动机；家境越是恶劣，越是无所顾忌，越是需要公平正义包括金钱补偿来弥补；越是上访受挫，付出的代价越多，也就越发难以自拔，越不愿意半途而废。既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不过维稳体制是可以让失去太多的上访者失去更多的：如果说维权者受难就像由正数变成零，那么维稳的迫害就是将零变成负数），也没有放下一切、重新生活的物质条件和心理状态，只能在上访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但到了2018年4月，家里情况进一步恶化，我也知道，我父亲很快可能就无法寄给我充足的生活费用，我自然也不能再继续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了。其实，我此前就多次濒临身无分文的境地，有两次给我为数不多的朋友借了500元，才免于露宿大街。至于我母亲，就一分钱都不会借给我。而不断给我父亲要钱，我自己也不心安，毕竟他自己都穷的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馒头和菜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日益失去耐心，变得越发急躁，经常发怒，自律和克制能力越来越差。

    这时我也加快了上访的节奏。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处理问题流程缓慢，工作人员态度粗暴，充满推诿扯皮，似黑洞般吞噬公民的宝贵光阴、若赌场般消耗着冤民的金钱，如绞肉机般搅碎上访者的精力与意志。更恐怖的是，还有一个“截访”体制伴随着“信访”体制。对于上访影响地方政绩和形象、尤其威胁到地方权贵利益的，会有地方政府勾结黑恶势力，暴力绑架上访者、并送往黑监狱甚至精神病院羁押，让上访者受尽折磨。在此之后，还会被作为长期（甚至终身）的“稳控（大致等同于暴力软禁）”对象，被限制人身自由（例如限制出远门，尤其不被允许去首都北京。在现在火车票甚至汽车票已实名制，且交通、通讯、住宿信息均与公安联网的情况下，很容易掌握稳控对象行踪），甚至部分人还会被黑恶势力贴身跟踪、在家门口“驻扎”，遭到直接辱骂与威胁（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王全璋之妻李文足、郑州维权老兵尚庆林、一些P2P受害者维权骨干）。

    因此我一开始是通过发送EMS的方式反映问题，以相对保守的方式信访，避免被稳控而失去人身自由。但在我向包括教育部在内的政府机构发出多封EMS后没有回音（倒是我赴港前夕投诉河南省公安厅信访办而发的那封EMS，得到了一个敷衍的回应。新乡市公安局卫东派出所也有一个态度、语气上还不错的回答，但无法解决我的实际问题）。我耗尽心力写的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分析文章和建议书，却被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完全忽视，不知扔到哪个垃圾桶里去了。我想到小说《沧浪之水》中，主人公池大为在大学毕业前，也与我一样，和两个同学做了很久的农民问题田野调查，写成几百页报告后寄给政府，却石沉大海。他们此后也在现实的打磨中逐渐放弃了理想，走上追名逐利的道路。在中国，理想主义者真是一事难成啊。

    于是我决定当面向有关机构递交我个人举报材料，以及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请愿信。我相继去了新乡市纪检委、市信访办等机构，也打电话给教育局，却遇到推诿扯皮，几句话就被打发走了。在新乡市牧野区法院咨询立案和申请人身保护等问题，对方说除非涉及暴恐之类的案件，其他普通案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原告人身保护。我也曾经在一场消费维权方面尝试过法律诉讼，主要目的是为起诉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者做铺排和试验。果不其然，与我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在诉讼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法律途径的复杂、艰难，以及法院等机构的官僚主义与法官等高高在上之人的不负责任（关于这件事，也很复杂，与本文没多大关联，就不再此记述了。以后会另写文章详述），以及这种流程中伤害的加剧与传导（例如面对法官的恶语我无法反抗，所以我将受的气传导给快递员，不仅恶语对快递员，还滥用投诉让快递员被扣了2000元工资，我到现在还很愧疚）。在同样的事情中，除了诉讼，我也还以其他方式如举相关投诉/举报信件的方式，来为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上进行街头抗争和去学校及相关政府机构门口呼喊做预演。然而结果也不理想，如果是“大闹”式的，基本注定会被拘捕。如果不“闹”，更是引不起注意，而且还是有被捕的可能。

    而我在省教育厅和省公安厅的正规上访，一处遭遇的是敷衍与冷漠；另一处遭到了包括侮辱谩骂在内的各种恶劣对待（我专门写有《在河南省公安厅的遭遇》一文描述详情。我非常理性克制，信访工作人员却野蛮粗暴，也对其他访民同样粗暴），更没有接受我的举报信和建议书等材料。在信访时，他们也登记了身份证信息并当面输入电脑。而这时，根据其他信访者的经验，越级上访会进入稳控名单，如果下一步我去北京，或继续在省级部门上访，就很可能被抓捕、监视、软禁（相应的案例不胜枚举，在防火长城外到处都能看到此类信息）。而即便我不再上访，也有可能成为稳控对象，且不会有任何书面的、甚至口头的告知，但却会在行动上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对我施加像对其他上访人员一样的威胁、殴打。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起很知名的女访民李蕊蕊上访被强奸、被威胁要关到精神病院的事件，就恰与校园暴力有关。李蕊蕊因上学时年龄大了几岁，受到老师的侮辱和同学的嘲笑，且后来被拒绝入校学习，剥夺了她受教育权，所以她踏上上访之路，遭关进黑监狱，且被看押她的保安人员强奸，后又被威胁要将她送入精神病院（仅仅因为她上访动机较为特殊，政府和当地居民甚至她的家人都不认为因校园暴力问题需要上访。而这种“与众不同”就被认定为“精神病”，显然是严重违反人权、违反人身自由权的）。在媒体和其他维权人士（如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长赵连海）的营救下才回到家乡。此事当时影响很大，在网上可以检索到许多信息。她的情况与我多有类似之处，我当然也会有被关押在黑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危险。

    此外，一系列的实名举报，还让我有被被举报者打击报复的危险，这比被政府打压可能性更大、危害更直接。无论是那些带有帮派色彩的流氓恶棍学生，还是个别老师，都可能对我打击报复。为避免这些，我不轻易透露手机号码和微信号（微信加过少数人如旅馆老板，绝大多数联系过立即删掉），注销了贴吧账号（我里边出了800多道知识竞答题，都是我的心血，许多吧友都知道。但因为在学校贴吧上过，担心被流氓学生定位IP地址，不得不注销）、停用了以前的QQ（无法注销，为防止定位我几乎一年没在QQ联系任何人）、微博也用小号，想方设法保护隐私（现在想很幼稚，真想搞我，用这种小手段根本躲不过，只是自我安慰）。因为这些都可以被轻松定位，查到登录的IP地址、我的准确位置和行动轨迹等。中国国内出售个人信息的产业非常发达，随便网上一搜就有花钱用社交账号或手机号定位、身份证和手机号互查的非法业务，500-1000元一次，而查询户籍和住宿记录等更多个人资料也并不难，央视等媒体对此有过专题报道（例如2017年2月，央视就售卖个人信息、通话记录、打车记录、户籍记录等进行过暗访和报道）。如我在举报信中所说的：“ ……2.我所举报的情况牵涉许多人，他们朋友多人脉广，很可能采取各种龌龊阴暗手段来对我的举报活动进行阻挠和破坏，例如查询我的户籍信息、出行和开房住宿记录、盗取我的社交账号、查询我的通话记录、查找我的位置信息（就像央视报道的非法买卖个人信息新闻中讲的那样；就像巫山县政府监控马泮艳微信聊天记录那样）……”

    这时，我已经走入了绝境。我尽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却似赤身走进冰山，到处是严寒般的敌意，要把我冻死在冰冷的人间。我总是在想，我家庭都成这样了，几乎一贫如洗，我还能做这么多事，那些有地位、有影响力、有人脉、有金钱的知名人士，为什么就不肯帮我发声，为什么不肯投身于包括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在内的公民运动之中？对媒体来说，做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专题报道很难吗？对学者来说，把校园暴力作为研究课题或转给相关同事做研究很难吗？对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来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呼吁一下媒体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很难吗？至于政府部门，当然是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安全、受教育权，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身心不受伤害的。而我一腔热血为国家献言献策，自费印制那么多材料递交给他们，结果不仅没有回音，在信访机构还遭遇侮辱和刁难。相反，那些精致利己的富人和中产，毫无社会责任心，却悠哉悠哉的过着美好生活；尸位素餐的政府公务员，却拿着高薪和享受平民难以企及的福利保障。我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思考与写作、生活费用……的大部分都投入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可以说竭尽所能，却落得贫病交加（耗干了金钱，抑郁症日益加深），何其不公？我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付出一切，他们却不愿付出哪怕千分之一。

    他/她们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做了多么惊人的努力、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我为了省钱去奔波，一天只吃两顿饭甚至一顿饭（当然这也和我本来就不习惯于吃早饭有关，但我也能省就省），吃的都是兰州拉面、黄焖鸡米饭或者沙县小吃这种便宜的快餐（不过确实好吃实惠，能吃饱。点外卖都是两份甚至三份米配一份菜，尽量吃饱又便宜；住在一天30-50元的青年旅馆四人到八人间，和各式各样的人在一起，大晚上听见各种打呼噜声音震天响，夏天冬天都不全天开空调，热的冷的无法忍受却又不得不承受；从上到下的衣物都是穿了超过一年的，不烂就不买新的；顶着酷暑抑或严寒，汗流浃背或浑身发抖的挎着提包四处奔波。有时踏着没到脚踝的雪奔走数里，双脚冰凉，鞋里浸着雪水；坐着火车汽车累计行程至少十几万公里，长途颠簸，挤公交或地铁，很少坐出租车或叫滴滴……（关于我的出行记录、住宿记录、消费记录，其实有点渠道的人都很容易查询到，有心人可以清晰画出一副我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奔波地图）

    至于别的努力与痛苦，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虽然我也有以旅行转移压力、散心、做心理咨询的目的，但至少说半数以上的精力，用在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事情上。何况我还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精神状况很差。在有拖延症状、曾极力逃避现实的情况下，无论是各种奔波和拜访，还是写作相关文章，以及寄送信件，都要比常人付出更多勇气、更强的毅力，必须强打精神与恶劣的精神状况斗争。这一切，虽有争取个人利益的目的，但更有推动制度变革与维护公共利益的追求。在西方国家乃至许多有民主法治的发展中国家，这些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运动；而我个人则是标准的社运人士，是为改变落后制度与反抗社会不公的革命者。

    然而，我换来的是什么呢？我不再重复前面已提及的遭遇及感受，但在我心中，对这些冷漠、残酷、羞辱性的对待，已经反复咀嚼了几百次，由痛苦到剧痛，由剧痛到麻木，然后重新清醒，又如落入冰窖。虽然有时我也能够理解他们，就如我前面提到的那11条原因。但理解不等于认同，也不代表没有痛苦，更不能消解现实的绝望。我本来就因校园暴力身心受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求助和呼吁，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平日就更头昏脑涨、记忆力下降、反应能力下降，精神已处于崩溃边缘。

    从社会的冷漠，到体制的压迫，既无人相助，又无法如在西方国家那样以街头和广场请愿、游行的方式引发舆论关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专制的体制，与我个人的悲剧息息相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泛滥与难以治理，与维稳体制、与低效而腐朽的政权、与对弱势者申冤和呐喊渠道的阻塞，与独裁者对公民运动、社会运动的镇压，与统治集团奉行的形左实右、高度社会达尔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思想与行为体系，都紧密相连。

    我已经竭力抗争，做到了一个没有权力也没有雄厚财力的个人可以做到的一切。可是孤掌难鸣，再坚强的个人，也敌不过冷漠的世界。水滴石穿，需要亿兆水珠的接续；愚公移山，需要无穷子孙的不懈。而我，一个人，能做多少呢？无人响应的现实，让我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

   （关于那两年求助和呼吁的详细经历，我会在未来完整的书写下来，包括公开所有真名实姓的当事人，包括所有回应和不回应的，总数有100多人。他/她们大多数在互联网上很活跃，有些人在自己所处的圈子里可谓知名度很高，有的也至少算小有名气。除我主动认为需要保护其名誉、安全（如涉及政治敏感）的个别人之外，我不会用化名描述，而是百分百使用其真名姓。另外，如有权威媒体愿意就我的事情进行相关采访、访谈，我也会提供这些人的名册。这既是为了体现叙述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为了让国内外人民都清楚与直观的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残酷，展示在中国维权和求助的艰难、做社会运动的阻力之大、弱势群体的无助之深。当然，许多我求助的对象也有各种各样的无奈、不得已，我也能够理解。这些我会替他/她们解释、讲出他/她们没有帮到我的原因。但其中另一部分人的言行和嘴脸，是很丑恶也很有意思的（求助过程中我自己的嘴脸有时也很扭曲、难看，我也会照写不避），比前面举的两个例子中的人物更恶心的大有人在，写出来既残酷又有趣。如他们看到我的文章，欢迎据实做出评论包括批评；如对我的描述包括细节提出异议，我愿意用文字、视频和面对面的方式对质。我也愿意为我所描述内容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及一切其他责任）

   （五）绝望中再生赴港之念

    这时，我想到了去香港维权。其实我此前就有赴港或出国的念头，但后来对在大陆维权和呼吁还抱希望，赴港又需要很大花费，就搁置了。然而在大陆奔波两年却处于绝境，因此我又有了赴港的念头。

    为什么想到去香港呢？我在致香港泛民主派的信（一封请愿信、一封求助信）中详细讲述了动机，不需重写，就直接摘录（两封信混摘）于此：

 “（按首字母排序）

尊敬的

工党李卓人先生

工党张超雄先生

港中大周保松先生

教协叶建源先生

民协冯检基先生

民主党何俊仁先生

民主党涂谨申先生

社民联梁国雄先生

土盟朱凯迪先生

香港各位立法会议员

香港各位社会活动人士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各大学、社科机构学者：

    我是一位来自大陆的学生，我在中学时期遭遇了严重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持续数年且影响至今，我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个人前程、人生被毁掉。我也耳闻目睹了身边许多人和在互联网上了解到的其他许多陌生人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有许多经历的伤害远比我的遭遇严重。因此我决定开展维权活动，一方面希望中国大陆相关机构重新调查我的遭遇，还我公道，让毁掉我前途命运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公民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例如我采用了向政府、高校及一些专家学者投递建议书、请愿信等方式，以促使其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

    但是在维权过程中，我遭遇了许多挫折，而且还有很大的危险。在中国大陆，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我的名誉受到诋毁与污蔑、个人生活被骚扰、个人安全受到侵犯时无法被有效制止，这已经发生过了，具体情况可以发给你们。且被我举报的人，有可能对我实施打击报复，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可能对我“截访”，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遭遇与初高中学校流氓学生那种跟踪与威胁（我对这种事本来就有心理阴影，我不希望再遭遇），甚至如许多大陆的上访者一样，被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而且在大陆，我无法真正享有游行、请愿、结社等自由，无法在公共场合进行反校园暴力的宣传和呼吁（例如发传单、在相关政府机构、学校门口请愿、抗议），甚至还会被当场拘捕、殴打，以及其他可能的更可怕的事情。虽然现在我还没遭遇这些，但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的前车之鉴（例如最近报道的山东于欢案中吴学占团伙做过的凌虐女访民事件；例如“巫山童养媳”案中马泮艳被地方政府限制自由、跟踪、威胁、监视通讯，且对其遭遇网络暴力不闻不问，却对其网络言论了如指掌），而且我也已经在河南省公安厅信访办遭遇恶劣对待，已经是先兆。如果等事情发生，就来不及了，我那时也会被限制出境，无法维权了。

     （以上所述的我的遭遇、诉求、可能遭遇的危险的来龙去脉和证据，都在我写的相关材料中，因为太长，就不在此摘录了，会随本文一起发给你们。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请愿信，也是一样）

    因此，我希望在香港进行我的维权活动，也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例如保障我的安全，保障我在遵守香港合理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反校园暴力的宣传、个人维权活动、在中联办、中环等机构和地域举牌宣讲、向香港各大媒体及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高校和新闻媒体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信与请愿书等行动。还有，因为我是旅游签证，我现在的入港时限只有7天。但是7天肯定是完不成这些的，而且我回去之后永远都没机会再来香港了。我不希望在我完成这些目的之前被遣返、抓捕。如果我被遣返回大陆，下场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或者还有牢狱之灾（虽然比起前者，牢狱之灾似乎不算太糟，因为其他的更可怕）。我因为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本来就身心受创，还得了抑郁症，精神脆弱，身体虚弱，如果回陆遭遇这些，可能就死了，或者彻底精神崩溃，发疯，然后在屈辱中死去。死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被冤屈、以及死前遭遇各种欺凌、侮辱。我恳请你们帮助我。如果你们愿意做更进一步的协助，例如提供一些可以用于表达诉求的牌子、提供相关宣传材料的印刷、指引我到合适的地方去宣传、请愿，介绍一些香港的社运常识、以及为我提供创伤后心理辅导（就是我这些年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维权挫折造成的创伤）之类，那更好，不过这些次要要求有没有并不重要，我完全也可以自己摸索着自己一个人去做。

    我也希望你们及你们所在的政党、你们参加的各种社会组织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积极参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防治工作，为香港、大陆乃至许多国家打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出一份力。我也会在与你们或你们所在党派的工作人员接触后，把相关建议书和请愿信发给你们。其他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求，都写在相关文章中了。

     我只是想为陆港人民，尤其与我遭遇类似甚至更严重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做些事。他/她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像我这样四处求助，发给政府和社会知名人士、媒体的。因此我更需要舍命替他/她们说话，为这些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发声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发出声音。

     我所写的建议是根据我亲身经历、所学知识思考后写成，有些意见并不成熟，而且大陆与香港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建议不适用于香港，但是香港与大陆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香港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远比大陆平均水平要好许多，因此可以在防治校园暴力方面起到表率作用。此外，如果可能，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利用香港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将我的建议书广而告之，通过你们的影响力及香港媒体的影响力，促请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教育、公安等部门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打击校园欺凌者、惩办失职渎职的教师与其他教育工作人员，解救受校园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

     之所以求助你们，一是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同情心同理心的社会活动家，一向关心港人与大陆民众的民生疾苦，乐于更勇于为民发声，为民请命，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二是我的个人政治倾向与你们大多数人类似，都是传统泛民的政治取向，因此我也更信任你们，更有亲近感。

     我在大陆维权艰难，因此希望在政治相对宽松、社运更为自由和活跃的香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扩大我的呼吁的影响，希望诸位社会活动人士、立法会议员、及香港政府机构（包括教育、警务等）推动校园暴力的防治，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在安全、自由、不受欺凌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如果我的建议能够被讨论、采纳，哪怕只采纳一点，哪怕只讨论一下，哪怕并没有被采纳但是被社会关注到了，你们这些社会活动家、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立法机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公民们，能够听到受校园暴力伤害者的呼声，让人们知道校园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我就非常欣慰了。如果这样，我这么多年所受的欺凌、屈辱就没有白白的承受，我的忍耐、我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也终于有了一些作用，能够让许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

   ……我在此也替他/她们这些校园暴力受害者向你们致谢。也希望你们继续为港人、为包括大陆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争取权利，维护陆港人民的民权民生，推动中国全境的革新与进步。”

    此外，我也希望能够在香港泛民人士的帮助下，转往第三国（尤其法国、德国）寻求政治避难，离开社会环境极为恶劣、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冷漠无情的中国大陆，到外国展开新的生活。如果那样，我就可以投身于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也能治疗我的抑郁症，生活在充满爱和自由的世界，再不会受欺凌、歧视，不用忍受不公，更可一展才华，实现理想与追求。

    如同迷失于深山丛林与石壁间的旅人，突然看到远处升起的一缕炊烟一样，我似乎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在这样的动机与期盼下，2018年5月28日，我从上海浦东机场乘机（此前我在上海呼吁，包括去上海市教委、市信访办和复旦大学，以及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等媒体），于当日下午抵达香港，开始了我带着美好期望，却得到始料未及的噩梦般结局的香港之行。（我已于2017年5月，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护照，且申请了一次旅港签注。当时未当面信访，没有被稳控，所以也就顺利办下来了）

     （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中，许多港人包括我曾经很崇敬的人的言行，让我对香港、大多数香港人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此外，近一年来在墙外互联网上看到许多港人的价值观和言论，尤其对大陆人的态度和举动，让我深深的感到自己当初去香港的选择是自作多情、走错求助方向了）

     第二章 兴奋、失落、迷茫、绝望--在港的十日奔忙

   （一）在盲目乐观中抵港

   5月28日上午，我抵达浦东机场，心中非常兴奋和忐忑。因为我的打算是，这次赴港，就不准备返回国内了，一定要在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得到香港媒体和政党的关注，得到有组织的支援，然后寻求政治避难，转到第三国。（当然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我这些想法真是极为幼稚和不切实际）

   乘坐摆渡车时和登机之后，我还高高兴兴拍摄了浦东机场登机口、从机窗拍了停机坪、拍摄了即将离开（当时以为是永别）的上海、中国大陆。在航班起飞之际，我以为这或许是我在中国大陆拍摄的最后的影像，以为自己摆脱了被“截访”的可能，也离开了危险与冷漠的环境，将会有全新的未来。兴奋之下，我还把照片发给一位同病相怜的孤单的弱者，一位大陆较有知名度的底层女性受害者M女士；以及大陆社运领袖、公民运动组织者、民主革命家X先生等社会活动人士，告诉他/她们我去香港了，发送了诸如“我自由了”之类的讯息。对比后来在港被关押23天的经历，出境时我发的这些信息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仅仅只是告知他们，他们与我的行为没有关联）

    14:30左右，我所乘的航班抵达香港赤蠟角机场。（因此次香港之行距今已数月，加之精神状况不佳，所以本文中提到的行程和许多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时真实时间可能会略有偏差，个别事件有可能因记忆偏差在顺序上有颠倒，但总体时间线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

    下机后在海关的入境口，我把港澳通行证递给看起来像是印度裔的关员，他操作了一通电脑之后，交还给我通行证和一张超市小票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批准逗留至6月4日”的字眼。我在抵港前就知道我的签注只能在港停留七天，但对根本无归意的我来说，至少当时并没在意这一点。

   出关后，我在ATM取了几百港币，购买了八达通。这时我才开始搜索我要找的相关机构。我之所以拖延，就是知道硬着头皮求人不是什么舒适的事情。我在地图上搜索香港最大的泛民党派民主党（的办公位置），只搜到一个“民主党（九龙西支部）（下称民九支部）”，位于太子站附近。虽然当时已经大约4点了，但是我还是决定今日就去拜访，顺便在市区找一家旅馆住下。然后我乘坐地铁，几经转乘抵达了太子站，循地图找到民九支部。这时大约5点钟。自从下机、乘地铁，然后步行到民九支部，一路听到的都是香港话，看到的也都是竖立的繁中招牌，已是到了与大陆迥然不同的地域。

    （二）初见泛民，顺而无利

    到了位于恒利大厦三楼的民九支部办公室门口，我没有马上敲门，站在门旁犹豫了很久。虽然我来香港有一个大致计划，但真的到了之后怎么说，我却并没仔细准备过（因为考虑后就会想到与素不相识的人求助并不容易，而且在大陆都遭到那么多次拒绝了，所以一直拖延关于具体怎么说的思考。不过我倒是在28日当天急匆匆写了一封致几位香港立法会议员/前议员的求助信，比后来我发的请愿信和另一封求助信都要短）。

     我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虽然在以前，通过互联网上的新闻报道、各种文章，对泛民有所了解，但毕竟从没接触过真人，所以很紧张。

    但我想到既然已从大陆来港，且打定主意不再回大陆，怎么能临阵退缩呢？于是鼓起勇气敲了门。一位年龄大约20多岁的女士（像是普通书记员）开了门。我说我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有事情要求助，她要我稍等。过了一会，一位大约30多岁的女士（可能是支部负责人？我当时没想到问她姓名和职务）和一位年轻男士分别从两个里间办公室出来，与为我开门的那位女士在谈论关于游行示威方面的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香港泛民、政治反对派，但看到之后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也就没那么忐忑了。

    她们简单浏览了我的纸质材料，把发的邮件打印出来，读了邮件中我的请求，对我表示同情和理解。那位负责人女士听到我要去中联办张贴请愿书，就很惊讶，说“啊，你要去中联办啊，那样你就回不去了”。她们善意提醒我，当时过几天就是六四，时值敏感日期，如果我参加相关集会或此时在中联办张贴什么，会大陆后就很危险。我说我就没打算回去了。于是她们就帮我印了一些她们认为可能帮到我的机构，如支联会、国际特赦组织等许多机构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等信息页，香港四大纸媒的联系电话，以及各大学的网站和地址（其实大部分我可以在网上搜到的）。我还提到关于在香港提出“酷刑声请”的问题，他们给了我入境处的相关材料和联系方式。她们听到我还要去很多机构和政党，还热心的将我发的求助信邮件打印出来了很多份，把我印的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也复印了几份，用她们办公室的夹子夹好交给我。她们热情对待我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大陆人，也为我提供了其他机构联系方式，我也不好再提更多要求（况且要求都已写在邮件中了，她们已看过，并无进一步表示），于是就道谢告辞离开了。

   这些工作人员没有大陆党政单位干部那种死板、扯皮、爱搭不理、居高临下的官僚气息，她们是善良和热情的。但是……似乎我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帮助，例如和民主党进一步讨论能否借助其力量宣传校园暴力问题、给予我个人以声援、为我构想的游行和请愿提供支持。当然，她们并没义务进一步帮助我，无论如何我都感谢她们。

    通过与泛民的这次“初见”，我已隐隐约约感觉到，在香港恐怕没有人能帮我脱离苦海和达成诉求，不会有人真正付出人力物力帮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为我争取政治避难。一切还是要自己来。

    我从民九支部离开后，看了几个组织机构的地理位置，发现支联会、立法会李卓人办事处（我知道李已不是立法会议员，但还是很想见到他，李卓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香港泛民人士之一，他如果能帮助我就再好不过）距此很近。虽已是傍晚，但我还没找住处，索性先去看看。

    步行左拐右拐，用了十几分钟就到了民九支部给我那张纸上提供的支联会地址--好望角大厦。我到了楼上，看到门上贴着支联会纪念六四的各种海报。但进去之后找了半天却没找到支联会的办公室，里边好像全是教协的工作人员（后来我才知道支联会是借用教协的地方工作）。我问了一位女士支联会在哪办公，她又问了问身边的人，告诉我支联会的人今天没有在。然后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和民九支部给我的是同一号码。我看天色已晚，且担心语言不通，就没打电话。

    从教协离开后，我来到地图上搜到的“立法会李卓人办事处”所在的“弥敦道557-559号”。地图上写的是15A，但我到了楼上之后，发现好像是一个健身房。我用普通话问房间内的人，他用香港话回答我，说了半天他才搞懂我找谁，然后建议我去8楼。然而8楼也没有（我也忘了8楼是什么）。我就回到楼下，大厦保安也说不知道。我正要离开大楼时，突然瞥见标示各楼层机构的分布栏中的一行写着“香港职工会联盟”。李卓人就是职工盟的啊。因此我问询了保安确认后，我就赶快乘电梯到了职工盟所在的19楼。

   这时已经是晚上8、9点钟，但幸好职工盟还有人在。我敲门之后，一位20多岁的男职员开了门，我把在民九支部打印的求助信给了他，并告诉他想见李卓人先生。他告诉我李卓人恰巧不在香港，到周四或周五才能返港。于是我向他要李卓人的电子邮箱，他爽快的写给了我李卓人先生的邮箱地址。

   （三）心事重无心览景，物价贵焦虑日深

    离开职工盟，我才从急于求助的紧张中回过神来，打量入夜后的香港。自乘地铁到市区、小步快跑的连去三家机构，心事重重，还一直用手机查交通路线和机构地址，根本没注意看身边的街景。

     炫目灯光照耀下的旺角，与我看过的香港电影、新闻影像中的香港街市，并无二致。对首次到香港的普通游客来说，亲眼看到东方之珠的夜景，如熙熙攘攘的市场、街头巷尾透出的英式风情，都会或多或少激动一番，逛街、拍照、品尝特色美食、参观景点、购物……不过我完全没有这些雅兴，景色对我没任何吸引力。我置身于香港的中心，心中有波澜，甚可说心潮难平，但是因思索维权、求助之类而起，和这座看起来很美丽、中国唯二特区的街市与风情无关。这些年遭受的累累创伤，维权挫折，求助中遭遇到各种无情的拒绝和冰冷的眼光，令我身心俱疲，痛苦不堪，自然也毁坏了我欣赏美的心境。所以，身处繁华的旺角，我也只跟翻阅不感兴趣的娱乐杂志一样，粗看了几眼周围的楼宇和招牌，就开始找住处。

    查找结果让我备添烦闷。无论是我常用的美团，还是爱彼迎、携程，显示的附近旅馆房价都不便宜。我在大陆京沪的青旅，一天住宿仅仅30-50元，而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都在200元以上。价格较低的也有，但差评很多，大致看了几个差评，竟然还有店主辱骂威胁、不退押金什么的。旅馆条件简陋倒没什么，但我初次来港，又是为了办事，怕节外生枝，所以不想住这种问题房源。因此一时半会竟然找不到便宜且安全的住所了。

    入夏的香港，天气湿热，挥汗如雨。我只好找了一家麦当劳，想边吃边在网上找旅馆，最重要是吹空调降降温。我点了一份套餐（忘了具体吃的什么，反正有汉堡薯条），60多港元，比在大陆贵了一倍。看来寸土寸金的香港不仅住宿昂贵，吃饭也不便宜。

     看到高昂的物价，本来就烦闷的心情更为焦虑。我本来就没带多少钱，家里又越来越困难，如何承受在港的消费。我机械的嚼着薯条，毫无感觉，跟味觉丧失了一样，注意力都转移到找旅馆和对物价的烦恼上了。不过还好，几番搜索，终于在美团找到了一家评价不错、小单间一天200人民币（美团上还是人民币计价）的旅馆--新d方宾馆。虽然也不便宜，但总不能睡大街吧。睡大街太热还在其次，主要是休息不好头昏脑胀，会严重影响办事。

    胡乱的吃完快餐后，我看着百度地图（我用的是中国联通手机卡，即便在香港用Google地图也要翻墙，所以在港期间大多数时候用的都是百度地图），沿着弥敦道，找到了旅馆所在的新兴大厦。

    进了大厦找到电梯，等电梯到了，上去却发现没有宾馆所在的楼层（我现在忘了在几楼了）。我问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摇头、面无表情，甚至毫无反应，也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到我说的楼层，还是听不懂普通话。后来找到保安，才找到可以去宾馆的大厦另侧的电梯。我来港之后，遇到类似的麻烦和不适应，比比皆是，例如把电梯按钮中的①当成大陆的1楼，总是出错电梯停的楼层……至于部分港人在大事小情上的冷漠，与大陆人“各有千秋”，我后来体会的更多（尤其是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更明显）。

    宾馆老板很热情和蔼，登记之后，我找到了自己所在的房间住下。我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空调，实在是热的受不了，下机之后几个小时的奔波，浑身被汗水浸透。洗漱之后，我分别给民主党和李卓人的邮箱发了邮件，讲了我大致情况，还把防治校园暴力那几篇文章的电子版发给他们。在给民主党的邮件中，我提出希望见到涂谨申议员（当然后来并没有得到回复）。

     给李卓人的邮箱发邮件，结果发送失败。我当时以为是WiFi问题，但试了多次都是如此，而发给其他人就正常。虽然有提示，但是是英文，我头昏脑涨也没仔细看。后来第二次去职工盟，才知道是我把手写的邮箱地址“ctu”看成了“cfu”。如果在前两年，我立即就能察觉为什么发送失败，对这类小事马上就能明白原因。但几年间不断受创受挫，我脑子越发不好使了，反应能力下降，时常在这类小事上不知所以，用我们老家方言就是“不机灵了”，心理创伤的影响就在这些细节中体现出来。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反之，即便空调客房凉爽怡人，各种担忧仍令我焦虑的无法入眠。前面已说到，在民九支部的经历，说明我得到的帮助可能仅止于印刷文件这种细枝末节。连香港最大的泛民政党民主党都是这样，恐怕其他政党和个人更不可能帮到我。

     而更迫在眉睫的危机是，我的钱不够了。本来来港时就剩一千多元，即便我父亲每三天寄给我500，也不够我在港的开销。如果我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帮我的人，或者免费的住处，我就不得不露宿街头或者被迫返回大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打了个冷颤（这次在香港没成果，以后恐怕永远都没机会翻身了），内心更为烦躁。我在来港前本就应考虑到钱紧的问题，但一直逃避直面现实，尽量想乐观的却不切实际的可能性。然而昂贵的物价把我强行从理想拉回现实。钱，住，吃，超过了维权，成了压迫我精神的主要因素。

    明白了寻求帮助的急迫性，我决定加速求助进程。当晚我就搜索了民协、社民连、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的地址，筹划在港第二天的行程。有了目标，心中平静了许多，安慰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不知不觉就在空调的凉风中入睡了。

   （四）造访国际特赦组织和民协，二赴支联会

    次日（5月29日）上午（应该是这一天，但因时间太久，也可能是稍晚的一两天），我首先去了国际特赦组织。敲了门后，一位戴着眼镜的30岁左右的女士（不知道是香港本土人还是华裔）开了门。我问“我可以进去说吗？”，她堵在门口，面无表情的用生硬的中文问我“你可以说英语吗？”，我告诉她我英语不太好，主要是想寻求政治避难，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示意我在门口等待，回办公桌写了一个电子邮箱给我，要我把情况先发到邮箱。然后就跟我说再见了。简短的交谈期间，还看见来了两个20岁左右的女生（可能是组织的实习生？），被她迎进房间，我则不得不一直站在门口。离开之后，我心想，国际特赦组织官僚习气也挺重，对求助者十分冷淡。她们难道不知道，来求助的人往往都是走投无路，甚至有生命危险、正处于极大的危机中吗？这么草率敷衍，谈几分钟话或作个记录都不肯（做个记录很重要，因为一旦出事，就有据可查，相当于“留了个记号”，不会完全“失踪”），让我对大名鼎鼎的国际特赦组织大跌眼镜。不过我后来在网上了解到，国际组织在亚的机构普遍冷漠虚伪，如在泰国的联合国难民署也是如此，我也就比较释然了。

    我又到了民协总部。民协大门敞开，屋内灯光昏暗，虽然是工作时间，却一个人都看不到。我又是敲桌又是高声问询，才有一位年纪很大（大约60岁？）的老太太走出来。她只会讲香港话，交流非常困难。后来她找出纸笔，告诉我民协的人平常都不在此办公，只有下午五点开会时才有人。在好几个机构都扑了个空，我非常失望。我告诉她我希望联系民协议员，她就写了谭国侨和何启明议员的联系方式（后来我才想到他们是区议员而不是立法会议员），然后要我留下材料和联系方式。我在求助信空白处写上自己名字和邮箱、手机号交给她，问她冯检基的联系方式（我对冯先生略有了解，而且他也是传统泛民，所以我认为他是值得我信任、可能帮助到我的好人），她写给了我。我道谢离开。

    我出门就打了冯检基办公室的电话，却听到香港话的智能语音，没听太懂，好像是无法接通之类的意思。我想起昨天支联会没人，决定再去一次。

    然而今天还是没人。于是我询问教协职员，她们答应帮我联系，然后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拨打电话，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我告诉她我是大陆的学生，在大陆遭遇政治迫害，希望寻求支联会帮助，申请政治避难。她告诉我，在香港是无法申请政治避难的，因为香港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简短说了几句后，我告诉她我想和她见一面是否可以？她立即就同意了。然后我把电话交给工作台的职员，她帮我写下了见面的地址，以及这位女士的名字--冯爱玲。

   因对香港不熟，为避免迷路或路上耽搁而迟到，我就提前两小时去了铜锣湾。因物价太贵（在饭店吃一顿午饭大概60人民币，还吃不饱），我一个外来旅客也找不到便宜实惠的饭店，中午干脆就没吃。所以我到铜锣湾后，就在7-11便利店买了一份孜然烧春鸡（一小只整鸡，30元，很实惠），去了麦当劳买了套餐配着吃，边吃边等。吃到一半，还被服务员警告不让在店内吃外带的食物，即便我也买了份麦当劳。我只到港一天多，就在几件事上感到，香港比大陆更强调规矩、更少通融。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文明的体现。

    （五）与支联会冯女士的第一次谈话

    晚上7:40分，离约定时间还有20分钟。我从麦当劳去约定地点见面，地图上近在咫尺，但在小巷子转了好多圈才找到具体位置，看到了教协的牌子。这才想到这里和好望角大厦一样，支联会都是和教协在一处办公。幸亏我提前去，否则就迟到了。

    到了教协所在的二楼，我告诉前台职员要见冯爱玲女士。她打了电话，要我稍等。等待期间，看到有许多老人（应该是教协会员）在楼上看书、交谈；海报上张贴着教协日常活动和发放赠品的说明，很像大陆企事业单位的活动中心。教协虽为泛民主导的组织，但办公处并没什么政治色彩。

    过了一会，一位大约60岁、满头银发、面容和蔼的老奶奶走出来，跟我打招呼。她就是冯爱玲女士，也是我在港期间，给了我最大帮助的人。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尤其与我父亲的联络、对我的探望，我所受的苦难会更多、受苦时间更久。

    我随冯女士到了她的办公室--位于教协所在的阁楼上的一个类似杂物间的房间。房间很小，屋内堆放着支联会的各种海报、杂志之类出版物，标语牌、桌椅之类占满了房间。这就是声名远播、在八九民运中出钱出力甚巨、为呼吁平反六四和纪念六四坚持了近30年的支联会办公场所（之一，但其他的恐怕条件也不好）。它寒酸的还不如中国一个贫困县县委县政府大院内的储物间，却是国际上对六四事件介入最深、对六四问题研究最多、对六四后续关注最久的组织的办公室之一。

    我从堆积如山的各类物品中拉出两把椅子，和冯女士面对面坐下。我一边作自我介绍，一边把求助信和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递给她。冯女士用心的看着我的材料，问我的情况、来港有何打算。我就简短的讲了我遭受的校园暴力的苦难，以及维权历程。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一字不差，部分对话记录是将口语意思“翻译”为书面语，本文中部分其他对话亦如此）

（因时间太久，只记住了与支联会冯女士的一部分谈话内容，我只挑记住的和比较重要的写出，实际谈话要比这长很多）

我：“我因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得了严重抑郁症”“高考考砸了，人生都被毁了”……我不断诉苦。

冯：“我们也经常遭受到网络攻击，就像支联会在网上（Facebook）被五毛谩骂诋毁。”冯女士对我的遭遇很同情，也告诉我网络暴力哪都有。

我：“你们是一个集体，谩骂的不影响你们（现实）生活，而且还有支持的（所以受网络暴力伤害较轻）”、“各种威胁、谣言，传播照片挑衅，被围攻，我自己面对（承受），不是你们能想象的。”（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普通人承受网络暴力，和社会组织、名人承受的，完全不同，尤其我是在封闭的小圈子遭遇的网络暴力，就跟在监狱里被欺负一样，无法躲避和求助，且吃的是哑巴亏。而这一点恰恰很多人不理解）我解释着这些细微却关键的区别、严重的伤害。

冯：“我理解。”冯女士应该是理解了我的心情，但恐怕难以真的感同身受。

我：“我很希望得到香港泛民政党的这些帮助（就是求助信中提到的希望给我标语牌、印刷材料、以及给我关于香港游行示威的指导）。”我指着求助信说。

冯：“现在香港很少关注大陆的事情，恐怕（他们）帮不了你。”的确，香港近几年反大陆风潮日甚，传统泛民败落，本土派崛起，港人大多对大陆内部事务包括人权问题已经不怎么关心了。

我：“我觉得校园暴力是个世界性问题，香港也有吧”

冯：“香港有啊，听说有中学生（因校园暴力）自杀的”

我：“所以我很希望利用香港这种自由环境，宣传校园暴力的严重性”；“校园暴力受害者需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像同性恋（群体）一样，我希望在香港能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组织”

冯：“你好像多次提及同性恋（群体）（我前面也有提到，不过对话就不一一列出），为什么想到和他们（比较）？”

我：“我觉得同性恋（群体）与校园暴力受害者有许多相似，都是弱势，同性恋（群体以前也是被歧视、欺负，但是后来组织起来，就争取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保护了。校园暴力受害者也应该（效仿）”

我：“韩国对于校园暴力问题很重视，但是我没有条件去，语言也不通”。我当时一心想着国际社会的帮助。

冯：“这个我也不了解”

我：“我准备去中联办门口请愿、举牌、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冯：“中联办门口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不会引起多大影响），即便传媒报道了，（热度）也很快就过去了”

我：“我很想为防治校园暴力事业而奋斗、牺牲，就像中世纪的布鲁诺，布鲁诺，您知道吗？”

冯：“你还很年轻，很多事不是像你现在想的（那么容易实现）。”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幼稚。

我：“我学习成绩很好，原本可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这些大陆最好的学校的，所以如果能为我提供条件，我肯定有很大成就。”对于与名校失之交臂，我一直耿耿于怀，经常提及，跟祥林嫂念叨“阿毛……”似的。

冯：“那你还不如回去考学，或者上夜校，上了大学，以后工作有了收入，再去实现理想。”许多人都这么说，却不理解那根本不现实，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下，身心受巨创，谣言满天飞，不可能正常学习，考学之路已经毁了。我的上访之路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我回去就没有出路了，还可能被抓，我想在香港申请政治避难。”虽然我已经在电话里得到对此事的否定答复，但还是不死心。

冯：“在香港是没办法申请避难的，有许多比你（受迫害）严重的，很有名的人，在香港都没有（申请避难）成功，最后还是回了大陆了。”冯女士重复了这样一个残酷现实。

我：“可是我回去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啊，那些网络暴力还在影响我的名誉，我抑郁症也没办法工作学习”……我把本文中提到的我的绝望处境大致讲了一遍。

冯：“有时候，遇到困难就要去勇敢面对”

我：“如果我去欧美国家可能就好了，也能做很多事。”我到香港的两大目的之一就是想转往第三国，逃离中国。

冯：“在欧美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想做事，还是要从生活的地方，从身边做起、斗争，不能离开（大陆）”

我：“在国外没有歧视，生活自由，我可以做社运人士和职业革命者”

冯：“不是你想的那么好，外国也有很多歧视，还有要解决生计问题”

我：“我6月4日滞留期限就到了，到时不回去会被遣返吗？”此前并没考虑过这一点。

冯：“会，大街上经常有查证件的，查到就会遣返”

我：“那我怎么办（不能政治避难）？”听到说可能会被遣返，我心中一沉，但我的确没有别的路。

冯：“你就把这次来港当成一次考察吧，多逛逛，散散心，以后有机会再说（出国或申请避难）。”

我：“……”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如果我有良好条件，还有钱，家庭还好，我当然可以多尝试，找各种途径。但现在没有金钱，更没多次试错的机会，无路可走，且拖延不起。

……

    谈话中，我也提及了关于六四、支联会、大陆维权的艰难、舆论环境的恶化、我对如已故的司徒华先生、现任支联会领袖李卓人等泛民人士的敬仰、香港政治情势等许多方面的事，也向支联会为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为中国人民的付出表达了敬意和感谢。这些谈话内容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且时间太久记不清具体对话内容、篇幅很长，就不具体写出来了。

    

     我告诉她我想去港中大找周保松教授，以及在港中大和港大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她说她听说过周教授，但没见过面。我说我一直很景仰周教授，想去拜访他，听他出出主意，看看他能否帮我和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冯女士说香港各大学都放假了，中大半月前就放假了，港大也要放假了，去了之后不一定有人。我来的确实不巧，但又没第二次机会。所以我还是决定第二天去至少其中一所高校。

    我们事先就约定只谈半小时。谈话结束时，我索要了冯女士的邮箱（也是支联会的工作邮箱），冯女士又给了我两期支联会的刊物《港支联通讯》，以及纪念六四活动的宣传册。然后我就告辞离开了，冯女士一直送我到楼梯口。

    这是我第一次与香港泛民人士详谈。冯女士一直注意倾听我的诉说，也很有耐心的回答了我许多疑问和想法。虽然她道出了香港无法帮助我的现实，让我感到失望，但她只是陈述一个事实罢了。谁能一下子扭转现实呢？就像冯女士在谈话中提到的：“我们呼吁平反六四这么多年了，（中共）就根本不理我们，我们只能做到坚持（虽然支联会事实上做了更多实事，如帮助“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么呼吁下去）”。

    现实总是残酷的，受侮辱与损害的弱者常常是无力的，正义的伸张遥遥无期。六四如是，校园暴力受害者亦如是。只是前者举世皆知；而后者，连个协助和保护受害者的组织都不存在，连集体发声的平台都没有。甚至，几张海报、几副标语牌、哪怕一次游行请愿都没有。

   （六）二赴职工盟，造访立法会

    从教协阁楼返回旅馆后，我就把防治校园暴力材料的电子版（一共约10份，包括给大陆一些机构和个人的信）发给了冯女士。我也写了一封感谢信，对冯女士今天愿意会见我、倾听我的诉说、为我提供建议表达了感谢。此外，我也表达了希望再次面谈的意愿。

    第二天（5月30日）早上，我就收到了冯女士的回复，她非常愿意在今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次会面。因为我在去信中提及“死亡”、“牺牲”，她还劝说我要珍惜生命。

    我决定再次去职工盟，看看李卓人先生在不在，或者其他人能否帮我。前天晚上见的人并不在，免不了又要问询和解释。之后，一位姓洪（好像是姓洪？因时间过了很久，不太确定。如果是，就和之后我被关在精神病房打电话联系的那位职工盟洪先生是同一个人）的30多岁男士接待了我。我道明来意后，又给了他一份求助信。他拿着看了起来（说明我那天晚上的求助信并没被那位工作人员传给其他人看）。我又打开手机电子邮箱，问为什么发给李卓人先生的信失败。他看了一下告诉我发错了，我才发现原来我把“ctu”看成了“cfu”。

     在我请求他们帮助后，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有一位负责大陆方面事务的职工盟职员--林祖明先生，会由他与我面谈具体沟通事宜。但他在另一处工作，而且今天生病去医院了，下午可能才能赶来见面，也不确定时间。我计划的是下午去立法会，既然下午不确定能否来这里，那就再过一天再说吧。我把我的身份证号和港澳通行证编号写在求助信上留给他，指望他们可能帮我办理延期滞留或政治避难手续。

    我又向洪先生问了问关于港大、港中大的位置和情况，就道谢告辞离开了。这次谈话中，洪先生还是比较热情和负责的。这样相对亲民的工作作风，估计和职工盟关心基层的政治定位、常与基层工友打交道的经验丰富有关。

    午间，我乘地铁抵达位于金钟的立法会大楼。在乘地铁期间，我看到旁边一位女士拿着写有香港最高法院字样的材料，于是询问她最高法院是否和立法会在一处。她听到问话立即用手遮住材料，很不高兴的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并不是有意看她的材料，仅仅无意间看到，然后就正好向她询问下法院的地理位置（因为地图有时候不准，容易绕晕）。看来香港人很重视个人隐私。

    从地铁出口到立法会，中间经过商场、天桥、立法会内部天桥……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让我晕头转向的路程，到了一个好像是立法会接待来客的大厅（位于二层，与两个天桥交接处）。

     立法会接待处很像宾馆的前台，一位女性工作员询问我有什么事。我拿出身份证件和材料，告诉她我希望面见几位立法会议员，并在立法会前请愿。她并没接我的证件和材料，只是告诉我这需要预约，而且并不是所有议员都在立法会大楼办公。

     我告诉这位女士，自己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于是，她请我把手机交给她，连上立法会大楼的WiFi帮我登入了立法会网站（我的联通4G网络需要翻墙），翻到了写有议员们办公室电话、工作邮箱和办公地址的PDF页面。她也建议我，现在正值午间，电话可能打不通，可以去距此不远的访客大厅休息。我道谢后立即截屏和手抄了几位泛民议员的联系方式，告辞去访客大厅了。

    又走了一段很短但也令人晕头转向的路程，到了访客大厅（准确说可能不是这个称呼，但我也记不起它的学名）。没想到的是，我在大厅安检处体验了一把中国大陆机关安检的待遇。我来到安检口，几个男女安检员毫无礼貌，脸上洋溢着大陆基层干部那种小人得志的神情，用训斥的口气说话，我听不太懂香港话，一位女安检员就冲我大喊大叫，颐指气使让我站这做那。她们问我带着什么东西，搜了一通包，把指甲剪都搜出来放外面，然后用器械结结实实的从头到脚搜了一遍身体。经过验包、搜身、问询几通程序，才给了我个牌子让我进去，而且要我把包存在保管箱内。一位保安员尾随我进到保管室，让我把包里东西拿出来放到保管箱，指着我掏出的充电器、另一部手机，还有厚厚的文件材料、毛巾（天太热我随身带着擦汗），以及一些透明胶带（贴标语和材料用）、耳塞、镜子、八达通卡、硬币等乱七八糟的小玩意，说“这些你都要带进去？”我说：“你们不让带这些吗？”他不置可否，我就一件件把它们放到保管箱。稍后他又说“这些可以带进去”，我只好又一件件的放回包里。

    我被他们这通野蛮的安检和没逻辑的支使整的晕头转向，比刚才晕头转向在各种天桥和立会各大楼间转的还晕头转向。我就冲这位保安人员说：“你们这的官僚主义都快比上大陆了”。他打着哈哈回：“你们大陆现在发展的比香港好”，也不知他没理解我说的意思还是故意打马虎眼。

    终于进到楼内，还要在工作台填表登记，和大陆信访部门一样，要填写个人信息和出示身份证件。弄好之后，我就拿出刚记的号码打电话。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教协叶建源议员办公室，是一位张姓女士接听的。她一开始让我声音大一些，可大厅禁止喧哗。我转了半天才找到个角落提高声调讲话。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想在香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问题。而教协作为香港教育机构，自然与防治校园暴力有关。因此我想把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呼吁发给叶议员，希望他能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利用议员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教协这个组织，一方面推动香对港本土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防治，另一方面辐射、促请和影响大陆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治理……（也就是本文前面贴出的请愿信中提及的来港维权动因）。最后，我还提到要在立法会和香港政府大楼前举标语请愿的问题，问她如何请愿、叶办能否给予支持。

     这位张女士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请愿，关于怎么请愿我们不了解。你先把材料用电邮发过来吧”。我又问她我能否面见叶议员，当面递交由我签字按手印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与建议信（这样比较正式，有象征性意义、易引起重视）。她在电话那头似乎犹豫了一下，大概意思是说的“叶议员不在，不方便与你见面”、“我们都在工作，也是不方便到楼下和你见面的”、婉拒了见面的要求。我道谢后挂断电话，简短的写了封致叶议员的信，连同相关材料发了过去。

    第二个电话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一位男士很爽利的说，你先把材料发过来吧。

    本想打第三个电话，是要打给朱凯迪议员办公室，然后转念一想，还不如直接发邮件算了。

    于是我分别给张超雄和朱凯迪写了封信，把信和材料发到他们的工作邮箱。

    写信字斟句酌，用了将近半小时，等到发完邮件，看时间已经是中午了。我问大楼内有没有打印纸质文件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在大厅里的图书室。我到图书室问询，被告知只能复印不能打印。堂堂一个立法会，竟然连个对外提供打印服务的文印部都没，这又和中国大陆机关很相似了。

    这时，我又给叶办打了电话，想确认一下是否收到我的邮件。拨通之后，是一位男士接的电话。于是我问他知不知道刚才我对那位张女士说的那些事，他说不知道。我问他看到我发的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邮件了吗？他说：“我是看不到邮件的”。于是我又耐心的把对那位张女士说的话又重复的讲给他。说到一半，他打断我的话说：“这为什么要找我们？”。于是，我在电话中仔仔细细的解释：校园暴力是陆港乃至世界都有的问题、大陆维权艰难而香港有一定的自由、香港也需要解决校园暴力问题、香港关注校园暴力可以辐射影响大陆……我还没讲完，他又来了一句“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愤怒的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立法会接待处，说要投诉这位工作人员。我又拨通了叶办电话，我把电话交给了接待处的女士，她听电话时对方已经挂了。然后再打就打不通了。我恼怒不已，在接待处发了一通火。我自费赴港，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又花钱又出力，当天又汗流浃背的从旺角赶到金钟，谦恭客气的求助，却得到无责任心的粗暴拒绝。而且发生纠纷后，他从中作梗，我就很难和叶建源议员联系了。那位女士告诉我可以选择联系别的议员，我说：“明明错的是他，为什么让我换其他人联络？”这时一位男工作员过来，建议我去专门向议员递物品的收发室（也记不得学名了，以此大陆类似的“收发室”暂代），可以写留言给叶议员。

    我照他的指引，找到了收发室，在一张A4上写了一整页留言，表达了对叶办工作人员的不满和希望叶议员关注校园暴力问题的期望，让工作员放到叶议员收件箱，然后就离开了。

    （现在想来，人家并没有义务帮助我，我生的是哪门子气呢？包括后来对方回复辩解时候我的愤怒，又有多少理由和必要呢？）

     我这时才观察起立法会大楼四周的面貌。立法会大楼与政总大楼、行政长官办公楼紧挨着，组成了装载香港政治中枢的楼群。虽然从地图看，楼群位于闹市，但置身其中，才发现周围非常荒凉，与商业区、步行街之类人流密集地几乎物理隔绝，甚至一个便利店都没有。楼群四周是立交桥、绿地和不明水泥建筑（未完工的水泥墙壁？没看懂什么用途），非常不利于群众聚集。如果是个人请愿，就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了。即便有组织成群结队的到大楼前请愿，也不会有多少过往行人看到，反而像围场中的猎物，方便被警方包饺子。不知这是不是港府在建设时，就为了隔离群众与官府、防止民众抗议和聚集围观，而有意设计为这种荒滩堡垒式办公楼群。

     看到这么个景象，我就放弃了举材料喊口号示威请愿的打算。当我要离开时，看到有电视台在搞采访（好像是有线电视台），我就想凑上去问一下，看看有没可能趁机举个牌喊口号让他们拍下来，有个采访当然更好。但他们大队人马都往楼里去，我问了采访车里的人，他一直摇头（可能听不懂普通话？），我看上镜无望就走了。

     经历安检和叶办工作人员的粗暴对待，我发现陆港的官僚主义作风是相通的，基层办事员尤其执法者的粗暴与傲慢也是各种形似和神似。两地政府机关也都是壁垒森严，仅仅进个门，官本位与等级制的腐气就扑面而来。不过，此后几十天在香港的一系列经历，才让我真的知道了什么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相比起来，在立法会这里的遭遇简直太“温柔”了。

   

    （七）赴港中大拜见周保松教授未果、参观中大民主墙

    我第一个高校行程是去中大。5月30日中午，我到了地铁大学站，看到外面一片荒凉。原来，地铁站距校园还有很远。虽然好像有巴士，但我弄不清他们是怎么停靠、是只载学生还是也拉游客，所以我决定徒步去中大校园。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个错误决定。一是因为天太热，二是因为路太长，而且还是上坡的山路。我走了十几分钟，已经大汗淋漓，也没商店可买水。幸亏路上有一栋楼（忘了叫什么），我进去吹起空调，拿出毛巾擦汗，累的直接坐到地上。这时有位清洁工阿姨关心的询问我，我告诉她我是来找一个老师，不熟悉中大，所以迷路了（当时已分不清方向，百度地图定位不准）。她告诉我可以在地铁站乘坐学校班车，虽然名义上拉的是学生老师，但一般也不会查证件。她还提醒我休息的这栋楼一个安全出口外，有自动贩售机，可以用八达通买饮料。我道谢后赶快去买了瓶冰水喝起来。

     喝完水擦了汗继续前行。我查到民主墙位于“文化广场”，就循路走去。但明显地图不准，我竟然走入死胡同，前面全是草树。不过我看到远处有路，就翻越栅栏，连走带爬的穿越树丛翻到了对面。

    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文化广场。不过我找了很久，才发现了民主墙，在不起眼的角落，上面空空荡荡几乎没贴任何东西，而且好像是这里（忘了具体位置），贴着只允许本校学生在民主墙张贴标语的告示。而校园明显是放假后的景象：人寡车稀，一片寂静。

    我又到了学校办公楼，说要找人，保安给了我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并指着外面让我离开大厅去楼外打。外面热的要死，阳光很强，看不清手机屏幕。我找个阴影点开屏幕，打电话给校办，想要问一下周保松教授在不在。结果接听电话的女士不懂普通话，只大概听到我找政治系（正式称呼是政治与行政学系），我说了好几遍“周保松”，她没听懂，说“是zhong bao zhong?”然后我不断重复，她也一直zhong和zhou不分的给我重复，然后我手机屏幕上全是我手上、脸上流的汗，带着汗水的屏幕贴到脸上很不舒服。我又热又是汗水直流，难受的很，来回踱步，费尽口舌，都几分钟了，她还满嘴的zhong bao zhou，我急了就挂了。

    我对此很惊讶。按说中大的陆生比例也很高了，但校办职员竟然不懂普通话。以此看来，一方面香港普通话教育在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学校还坚持以香港话作为办公语言，以彰显其独立性，甚至用以抵抗大陆“文化入侵”。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看，这估计苦了大陆来的学生，以及普通来港办事人员。

    我决定去学生会问问情况，例如了解下在民主墙能否张贴我的书信。问路到了学生会，发现并没有人。倒是想打印材料时，在楼下复印部（无法打印）遇到一个普通话很好的中大学生。我问他周保松教授在哪里，他用Google搜到周保松的联系方式给了我（都是办公用的电话邮箱），告诉我周教授在郑栋材楼，但现在放假可能不在。

    我道谢离开后，在旁边一个半露天的餐厅吃了点饭。饭是港式的蔬菜沙拉之类，我很吃不惯，跟干吃黄瓜西红柿差不多。我吃完了也没饱，不过毕竟算吃了午饭。

    吃完后，我一路来到郑栋材楼。我先打了刚才得到的电话，无人接听。我就根据地址找到房间，敲门无人。我到楼层另一边的办公室询问，一位女士在窗口告诉我，周教授不在，什么时候在、在哪能找到，她也不知道。

    我下楼后，坐在一楼沙发上，按邮件地址给周教授写了封信，把请愿书和材料发给了他。然后我坐着休息和等待回应。期间，还去了不远的一个复印部，发现也没有人。我坐在沙发上写《个人情况说明》，一直坐到傍晚，周教授还没回复，办公楼上还是没有人。我就离开了。（至于为什么不提前发邮件联系，我在前述的在大陆维权过程那部分已经提及了，那样更难见面）（此外，截至本文书写到本段时，周教授都没有对我所发邮件做回复，我此后（2018年7月）向周教授所发邮件迄今同样无任何回复）

    回到来的那条路上，看见中大的大巴，我就坐上去，也没人问，一路回到地铁站。

    在地铁站（还是换乘站？我忘了），我搞反了回港岛的方向。问一位地铁工作员阿姨，她告诉我通过地下通道去对面坐，然后给了我一副嫌弃的脸色，撇嘴斜眼。我也不知为何，我自我感觉很礼貌，估计她和我因口音不同，多费了几句口舌嫌我麻烦？或者就只是对大陆人有意见？我道谢离开，去对面坐上了地铁，回到住处。不过港铁大多数职员还都很友善的，如在机场站的港铁服务员；只有两三个，如上面这位，似乎因我口音和沟通，就不怎么友好了。

  （当然，在2019年8月，我将这些资料包括求助周保松教授的过程，发给他本人之后，他的回应，以及他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事件上的许多看法，让我知道当初我一腔热情满怀期望的找他，实在是自贱、所托非人）

     （八）一赴中联办、与冯女士的第二次谈话；看到香港“笼屋”

     我也决定去中联办看看，考察一下地形和环境，以便按图索骥去贴标语、举牌、请愿。（在港维权的十天，我去中联办去过好几次，而且时间很久，分不清哪一次分别看见什么，所以下面所写并不是仅一次看见中联办的见闻）

     在我心中，中联办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前面已提到，我一直坚持看时事新闻，对中国的民运、社运和维权活动始终保持关注，即便维权奔波期间也不例外，情绪极糟时也没停止。因此我很清楚，香港是中共政权控制领土中民运社运最活跃之地；而中联办则是中共统治香港的象征，是香港的“中南海”，如同“太上皇”般左右着香港政治。除此之外，中联办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与大陆中央与地方的党政机构大院一样，是中共政权直接所属，且位于中国领土上（这与美英法德等国的中国使领馆有根本区别，也是其对于抗议者意义特殊之所在）；但它外面却是至少名义上高度自治、允许政治反对活动的香港区境。在此和平请愿或示威，一般情况下（我后来遭遇的情况就“不一般”了），不会像大陆那样被“消失”，也不会像大陆那样没有媒体敢于报道。因此中联办自然是直接向中共抗议、对中国政府表达诉求最合适的场所。我看到过许多次有关于港人或大陆维权人士在中联办门口抗议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形式的报道。因此，我也把在中联办前请愿，当成在港维权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当然，毫不避讳的，我也有以此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借此向他国申请政治避难的目的）。

    到达中联办门口之前，我以为那里会聚集着众多香港乃至港外的抗议者、媒体记者，以及摆放着许多标语横幅之类，政治色彩浓厚、气氛紧张而有活力，如同六四前的天安门广场。如果那样，我的请愿就可以得到媒体和各种政治社会团体的关注，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努力就会有突破性的成果。

    但当我满怀期待来到中联办所在地，眼前的情形却令我大失所望。中联办的门口以及周围，没有一位抗议者，也没看到有任何横幅和标语。更糟的是，这里与立法会大楼一样，四周行人稀少，中联办大门正对立交桥，做什么事都很难吸引人群关注。

    为什么眼前的景象与我在传媒上看到的完全不同？我很快明白了。第一，发生在中联办的抗议都是短暂的，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人抗议；新闻媒体自然也只在有抗议示威活动时才会来这里，只会报道中联办门前有抗议时的景象。第二，我在新闻中看到的关于在中联办抗议的图片和视频，都只拍摄了中联办门口栅栏前（或沿干诺道从东侧拉着横幅走来）的抗议者，并没拍四周无人的空旷地带，更不会去拍中联办大门对面的立交桥。没有来过中联办的人，自然会在看到新闻报道后，产生一种中联办门口经常有人抗议、四周都聚集着抗议人群的错觉。我就是被这种错觉误导了。

    其实我对香港的错觉不止于此。我在媒体上看到过很多有关香港占中运动和七一游行、六四晚会的新闻，于是认为香港是政治气氛很浓的城市。但我在港期间，除了六四那日，其他时候在大街上没有看到过任何游行示威活动，只在旺角一带看到过两次大陆组织“法轮功”的成员，他们在地上展示“审判江泽民”、“法轮大法好”等标语，许多行人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没人围观和问询。看来，大多数香港人和大陆人一样，并不怎么关心政治。另一部分港人，也只愿意在特定时间参与街头运动，平日也看不到他们抗议的身影。再往后看到听到的一系列事情，更确认了这一点，后面会有提及，在此不记述。

    （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一系列事件，又颠覆了我那些天在香港人政治冷淡的认知。也让我发现，许多长期不参与政治的，一旦参与，则会比经常参加政治的各国和地区的公民更加狂热、极端、是非不分，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狂暴之中）

    这些错觉也让我明白，没有亲历，就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无论是好的期盼还是坏的歧视，都和见识少与刻板印象有关。

    失望归失望，来了总要仔细观察一番。但似乎中联办没什么可看的。除了位置偏僻、和港府一样坐落在人烟稀少、多障碍物的地带以防群众聚集外，建筑没什么特殊的。只有黄底黑字、中英双语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牌子，提醒人们这里是中共政权在香港的“总督府”，是中共在港公开且最醒目的存在。

    值得一说的是，我第一次去时并没看见香港警员，只看见两个穿着白色警官制服的大陆方警卫人员在楼门口戒备。看来中联办内部警卫工作是由大陆方负责。这时中联办的铁闸门是打开的，但我在的几分钟并没什么人出入。

    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我后来又有两三次去中联办时（包括割腕写血书那次）的遭遇，以及被警方羁押时听说的事，让我对中联办有了更多了解。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看到没什么可看的了，我就走了。我边走边想，这样的情形，我如何请愿和吸引媒体注意呢？没有人关注，我的请愿或示威就没什么用，我总不能指望中联办官员发善心帮我。然后我就赶赴铜锣湾去见冯女士。

    到了铜锣湾之后我逛了逛商场，又去麦当劳吃饭和消磨时间。在麦当劳附近的商场，我想上厕所，询问值班工作人员，他带我去了工作人员使用的卫生间，还要开锁开门。他告诉我香港一部分商场楼层没有公共卫生间。而中国大陆基本每个商场每层都有开放卫生间。这是香港落后了？还是香港发展的太早，在硬件配置的细节与生活习惯上还保持着早年的样貌？

     晚上8点，我第二次与冯女士见面。这次谈话一部分内容与第一次内容相近，为方便起见，就不以对话形式书写了。

     我在见面前就告诉了冯女士我在立法会的遭遇，表达了对叶办工作人员的不满。冯女士跟教协的工作人员很熟悉（后来我知道泛民圈子互相都很熟悉），答应帮我问问。见面后冯女士告诉我，叶办工作人员说“我们只是要他把材料发过来啊”。我听到这种辩解真是觉得“陆港一家亲”。我又讲了一下和叶办通话情况，并告诉冯女士，职工盟答应可能会帮助我。冯女士很高兴，说他们能帮到我挺好的。

     我又说了下在中联办的见闻，表达了没有人关注的担忧。冯女士说，中联办一直都是这样，即便媒体报道热度很快也就过去。还有人在中联办门口露宿的，也没解决问题。冯女士还是劝说我这次维权如果不成功，还是回大陆吧。

    我又提到住宿问题。我告诉冯女士，我一天200人民币的住宿费承担不起，又听大陆维权人士说教会有可能收留，所以问问有没有什么教会能帮我（当然我个人是无神论者）。冯女士说，香港寸土寸金，教会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住宿的地方提供。而且现在香港许多教会接受政府方面资助，以及……也不太可能帮助我维权。冯女士也说，一天200人民币的旅馆，在香港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此后又讨论了些其他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我也提到要去六四纪念馆看看，并且参加六四晚会。不知不觉时间到了，冯女士也要下班回家。然后我就告辞离开，返回旅馆了。

    其实，我在新兴大厦住宿期间，也见过更便宜的“旅馆”。有一天我看见我住的楼层有另一个廉价旅馆，一个阿姨正在开门，我就去问，她就带我去看她家的“旅馆”（如果那算是旅馆的话），说1000港币一个月。我进屋之后，看见房间有五六个床位，远比大陆青年旅馆破旧，住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从穿着和摆设可以看出极为贫穷，房内充满难闻的异味，不知谁的手机还是收音机开着刺耳的音乐外放，整个房间给人以一种破落、死亡的氛围。有的床用蚊帐罩着，据阿姨说，空调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开。我进去一分钟就感觉屋内湿热的令人难受，而那些长住的人更不好受吧（或者已经习惯、麻木了？）。或许这就是香港的“笼屋”吧。也不知道我看见的那些老人，是没有身份的大陆偷渡者，还是香港本地老无所依的居民。他们几乎可称为破烂的家当全堆在一张床上，人看起来就像露宿的难民，毫无精气神。而他们居住的这栋楼外，就是繁华的旺角，银行、商场、高档餐厅、珠宝行、赌场、酒吧……星罗棋布、密密麻麻、华贵典雅、富丽堂皇。香港，与大陆一样，有着惊人的贫富差距，有着长年在底层社会挣扎、散发着垂死气息的人。

   （九）造访港大，在港大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

    5月31日上午，我乘地铁来到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坐落在山上（具体山的名字，我后来查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好像是好几座山连着的），从地铁站出去，就通过电梯升到位于山间的大学校园。我乘电梯前因不知道哪个门通往大学，还误推了一个侧门，然后警报呜呜叫，我看到上面写的“如果擅自推门面临检控”之类字样，吓了一跳。当然后来没人因此检控我，但着实被香港复杂且与大陆不同的环境弄的晕头转向。虽然香港与中国大陆都是用汉语，但口音不同，口语交流依旧麻烦，各种标识繁简的字体差异和语意差异也让人反应延迟。至于一些设施功能和设置差异，也让我不能适应。因此无论是寻人还是找机构，都比大陆费时费力的多。当然，这也与我那些天越来越焦虑、紧张、担忧有关。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很难正常高效的办事。

    香港大学内道路复杂、纵横交错，高架桥一堆，各大楼也分布纷乱，应是因依山而建，没有什么规律。而百度和Google地图定位都不准（校园毕竟是小范围区域，而且地形高低起伏复杂），我摸索半天才找到一个超市，位于庄月明文娱中心。在超市又买了固体胶、胶水，以备在民主墙张贴使用（当然后来全没用上，因为民主墙只允许用大头针）。然后我又到了这栋楼的食堂吃了午饭。吃的饭和花费记不清了，好像是鸡肉饭之类，比外面便宜许多。

    吃完之后，我就开始找民主墙。问了一位学生，她告诉我路径。但是我走了两步就晕头转向了，看指示牌上的地图，也搞不清东西南北。我后来在路上又问了几个人，才最终找到民主墙。这时离进学校都快2个小时了，又是热带的夏天，我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了，不停的用毛巾擦汗。

    看到民主墙之后，我非常激动。虽然民主墙比我想的要小，但神圣是无疑的。大陆的中学我上过八所，维权和呼吁时去的高校也很多，但绝没有允许张贴学生个人的政治性标语和宣言之类的区域。谁敢在布告栏张贴这一类东西，不用说被发现后立即就会被保安制止、拿下。当然，没人试过，我也没。所以，港大民主墙象征着言论自由，象征着自由、自由，可以自由的表达。我内心能不激动吗？终于可以贴我的呼吁了啊。

    这时才发现，我带的建议书在民九支部复印时印成双面了。而且也没有致港大的信，贴这些会让港大师生摸不着头脑。

    于是我只能先找打印店。问了附近图书馆，图书馆说非本校师生不能进，如果打印要去学生会那里或者到校外。然后我又找一位学生问具体位置，她在手机地图上帮我找到一家在般咸道附近的打印店。

     我在民主墙旁边的椅子上匆匆写了一封《致港大诸位师生的公开信》，然后去打印店。我出港大几乎用了进港大的一多半时间，顺着山路下到般咸道。

     我先问了般咸道那家打印店，竟然3港元一张，多印不减价。我又走了很远（至少2公里山道），找到一家便宜的（忘了名字，打印店门两侧是黄色贴纸或漆装饰）。然而这位50多岁的老板态度奇差，爱答不理，偶尔回话也跟吃了枪药似的没一点好声气。我说能不能在电脑上修改下字体（手机有些格式在电脑上不匹配），他说“不行”。我想在电脑上改几句话，还是“不行，你在电脑上改耽误事”。让我自己在手机上改，然后忙着和另一个人说话去了。我在手机上改过后，又发他邮箱一遍，他让我等着，让后来的一个人先印一堆文件。我大汗淋漓，拿着毛巾问他有没有水我擦下脸，凉快一下。在山路上来回的奔跑，到店时不仅浑身是汗，热的脑子也都不清楚了。他说，“没有”……我只好一边拿干毛巾擦汗，一边问他字体是不是与我手里大陆印的一致（因为发现香港字体与大陆格式不同，我怕字大了或小了难看，我在大陆印的那个字号和字体恰好），他说“我没空看，反正就这样，你印不印”，我让他各印一份，心想剩余几份去其他地方印算了。印出来我给钱之后，终于如释重负的离开了。

    现在回忆在立法会和这店里的经历，我脑子里冒出来鲁迅小说《非攻》结尾的一段话。

    那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墨子来往宋楚，解灭国之忧；我奔波陆港，为反校园暴力。我虽然在身份和成果上与墨子有天壤之别，但被基层吏卒和庶民折腾方面，简直是同病相怜了。虽然这些人也有孩子，而且大多没条件当校霸的吧（校园暴力加害者大多有钱有势，至少带头欺凌者如此）。此前，我在旺角的住处附近问哪里有打印店，不知是语言不通，还是别的原因，一位卖药的年长女店主（也可能是店员）也是对我一脸鄙夷，皱眉撇嘴的说“香港没有这个东西”。我拿出一张纸比划、解释，她也还是摇头、嫌恶的看着我，然后我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是真没听懂我的普通话，还是因为往是大陆人或别的原因歧视？经历这些，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公益心、不愿做好事了。从上流社会到平民大众，歧视、冷漠无处不在，如无形的荆棘与围墙遍布大地，让前进者受伤、气馁。当然，后来我遭遇了更惨的创痛，不是这种程度的形容了。

    我沿般咸道摸索着往回走，在港大东门附近，找到了另一家打印店，是叫“快易印”什么的。店面非常狭窄，昏暗的灯光下，印刷设备、柜台和另一面墙之间只能容一人勉强通过，香港的寸土寸金果然处处都有体现。老板是个年轻人，他的五六岁的孩子和他在一起。我问了问价钱还合理，多印便宜，就将材料都印了两份，还彩印了两份《熔炉》剧照、两份我的EMS邮递单集合图片。在电脑上修改了字体字号。他普通话很糟，我说的话他也听不太懂，但他孩子却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普通话，说起普通话也基本上字正腔圆。看来，香港的“普教中”推广迅猛，成效显著。印完后只花了20多元港币，我道谢后离开。

     终于回到了民主墙。此时的民主墙上，大多数区域已经被张贴上东西了。占据民主墙的主要是三幅标语（因我还保留着当时拍的照，所以内容都能查到）：“声援岳昕，北大打压可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捍卫百分百言论自由，香港有（应为“是”）自由讨论港”；“5月9日启吾辈，民主固存，#GE14#马来西亚”。都是一张A2或A4纸一个字，贴占了民主墙四分之三的区域。民主墙最左侧有着类似于“使用说明”的文件，上面写着不允许贴人身攻击性内容、正常情况下贴的东西保留七天、只允许用大头针固定纸张而不许用胶水之类……等说明。

    我看到民主墙左侧还有一块空白，就推开玻璃窗开始张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张贴《致港大诸位师生的公开信》、《致香港各位社会活动人士的请愿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以及《熔炉》中那句经典台词“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的剧照、我在大陆发送EMS的邮递单图片。

    致港大师生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我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当过许多次旁观者，在反抗校园暴力的过程中也给一些人带来过麻烦甚至伤害），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并发送给新闻媒体、知名学者、政府机构、社会活动人士，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们。

     港大民主墙全港闻名，是关于各种政治、社会议题观点争论的平台。我所贴的请愿信与建议书，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校园暴力也算是很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社会议题吧。我对民主墙张贴内容的要求不太了解，如有有违规定的行为，在此提前表示歉意，也希望观看我张贴的书信的老师与同学们指出。

    我的建议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如有异见欢迎反驳与辩论。其实，防治校园暴力，正如我的建议书所说，需要集思广益，需要社会各界尤其高校师生的参与。只有不同意见的争鸣，才能更全面的揭示校园暴力问题的复杂性，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完善的方案。此外，港大及其他高校的每位学生、老师都可以讲述、分析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各种校园暴力，尤其较严重的、如给受害者带来严重的、持久性伤害的案例，通过将这些实例和理论相结合，理解校园暴力受害者遭遇到多么大的苦难，和校园暴力受害者有真正的共情、对受害者有更多同情，为研究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提供条件和动机。我希望港大做出更多关于校园暴力的研究成果，继而呼吁全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让孩子们都安全、自由、有尊严、平等、不受欺凌的度过青春期。

    至于其他的，都写在建议书与其他我张贴的信件中了。建议书内容较长，请谅解。如果内容太简略，就很难系统、完整的表达我的建议的具体内容、可行性。

    谢谢你们，也谢谢港大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人们通过自由的表达、思想的争鸣，促进社会的进步。

（若你们认为与民主墙要求内容无关，可撕掉，谢谢）”

    然后我又在信末尾签上名字（应该签了名字，我记不太准了）（傍晚又补写上时间）。

    我把书信用大头针一张张的固定在民主墙上，很快就占满了这片原本空白的区域。还剩余四五张，怎么见空塞纸都贴不下了。因为贴的建议书内容前后相连，如果贴到民主墙另一侧空白处，就把想表达的东西搞乱了，也不方便学生、教职工和游客看。因此我干脆把剩余几张半折叠的放在民主墙和玻璃窗之间底座的缝隙，然后拉上玻璃窗。就这样，紧凑着贴完了三封书信和两张图片。

    在我张贴时，就有几个学生和游客走过来看，我就很兴奋的向他们介绍我的情况，以及贴的东西内容、意义，并希望他们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他们纷纷点头称是，有位阿姨说：“校园暴力确实是很重要的事”；一位男学生问我家乡是哪里，怎么来到这之类，我一一回答。看到他们关注，我非常欣慰。

    贴完之后，我就坐在民主墙右边的椅子上，一边喝水一边看民主墙，时不时走到我张贴书信那片墙的前面反复看自己的“作品”，来回踱步，内心既激动又忐忑，期待着更多人看到我的呼吁信件。我坐了几乎一下午，也就有约百多人经过，只有五六十人驻足看了我张贴的信件，有几个人对着我的材料拍了照。我问了附近坐着的港大学生，才知道港大已经放假了。虽然比较失望，错过了人流较多的没放假时间，但有不少人看，也不错了。每当有人驻足观看我写的信件时，我都激动不已。我想，在这座世界知名学府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呼吁和建议书，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是进一步行动的试水与前哨。

    激动了很长时间，我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这时已经是傍晚了。我突然想到，刚才在看民主墙“使用说明”时看到说民主墙归港大学生会管理，而我贴的因与政治无关，会不会在我离开之后被撕掉？虽然我在张贴的信中说不符合就会被撕，但如果真的很快被撕掉，那我的张贴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决定去学生会问问，如果会被撕，我就请求能不能通融一下保护我贴的东西。

    经过一进一出再一进，我对港大校园已经相对熟悉了。我很容易就找到学生会大楼，看到玻璃窗里有一位学生模样的男生在值班。我道明来意，并把复印的与在民主墙张贴内容完全相同的书信给了他看。他认真翻看后说我的这些都是挺好的，也没有什么极端的或敏感的言论，不会被撕；如果七天后没有人在那块区域贴新的东西，我的还可以继续保留。我欣喜不已，心中那份担忧也放了下来。他还给了我一个邮箱，好像是用来申请延长张贴时间的联系方式？我忘了它的用途。

    这时他又仔细翻了翻我写的关于校园暴力建议书和请愿信，想了一下，很热心的给了我一个建议。他拿出一份杂志递给我，告诉我：“港大学生会有一个刊物《学苑》，你可以去试试找找他们能不能发表（我的书信）”。《学苑》杂志我是听说过的，它因被梁振英批评有“港独”倾向而声名大噪。我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我最缺的就是舆论的关注，如果我的个人经历和呼吁建议等书信能发表在港大刊物上，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他把那份《学苑》杂志送给了我，告诉我杂志办公室在太古楼，可以明天上午去。我道谢后告辞离开。

   让我感到暖心的是，整个交谈过程中，这位男生非常诚恳和热情。我在香港遇到的青年学生和年轻警察，基本都是很善良热心的。

    我决定立即就去看看。这时已是晚上8点左右，港大校园很昏暗。我在大陆许多高校拜访学者或旅行时，即便晚上9点，也灯火通明。这是说明香港高校更爱惜电力呢？还是基础设施落后的又一次体现呢？或者只是因为放假所以关了灯？见仁见智吧。

    一路问路来到太古楼。我到了《学苑》杂志办公室门口，看到大门紧闭，门上贴有“香港独立”的字样。我心里一沉。虽然我知道《学苑》的“港独”风波，但我认为那是梁振英的挑拨和夸大。当我真正看到这个标语时，内心是不舒服的。我的政治倾向前面请愿信中已经提到，是传统泛民的政治倾向，支持国家统一，有大中华情结，也就是本土派港人说的所谓“左胶”。我对港独一向反感，虽然后来我对他们中的部分人有些同情，但同情的是个人，对港独价值观还是反感的。而且主张港独的，大多对中国大陆人权漠不关心，甚至对大陆人有偏见和歧视（当然，对这些歧视，大陆人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我获得帮助的成功几率很小。所以此次香港之行，我只找了传统泛民，没有找任何本土派、自决派和港独派（建制派更不用说了）。来到《学苑》杂志办公室，也是那位男生的建议。看到这“香港独立”的标语，我求助他们发表文章的心就凉了半截。不过后来我还是来了几次，也很想和他/她们当面对话，探讨一下香港及陆港之间的各种问题，顺便也讲一下我的事情。但可惜的是，每次都是大门紧闭，可能是因为已经放假了吧。

    不过来太古楼有一个收获，就是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餐厅。我当晚就是在那吃的饭，一份牛肉饭加红豆冰，30多港元，非常好吃，尤其是红豆冰凉爽解渴。后来我又来了几次港大，都是在这吃的饭。

    吃完饭离开后，我想到中联办距此不远，决定看看夜间的中联办，万一有意外收获呢。此前我在端传媒上读到有反人大释法游行就是大半夜进行，中联办为终点。我希望遇到个热闹的游行之夜，但路上行人稀少，走了半个小时后到了。晚上的中联办门口也是没什么人，更没抗议者。然后我就坐巴士返回旺角了。

    港大之行相对成功，甚至让我短暂忘却了烦恼。不过当我回到旺角的旅馆，支付200元住宿费时，我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清醒的感到脑子又浑浑噩噩了，思绪也弹回到绝望的现实中。

   （十）与职工盟林祖明先生交谈、造访社会民主连线试图拜访梁国雄先生未果

    我31日赴港大之前，就又去了一趟职工盟。我到了之后，就提到上次约定的会见。一位上次见过面的女士要我等下，进到里屋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耳语起来。我就把头扭开看屋内的陈设，心里想着，我执着于面谈，但可能人家根本没放在心上，并没安排见面，也没想到我今天又来。而对我来说，能否会面非常重要。就那时的情形看，除了职工盟，恐怕没组织可以帮我，如民主党、张超雄和朱凯迪议员办公室，都没有回复我的邮件。再没帮助，我很快就要躺大街上了。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我处的绝境，更无法体会到我从陆到港求助不断遭拒的痛苦心境。

    看着厅堂内朴素的陈设环境，各种工运和活动宣传海报，默默忙碌的职员，我也在想，机构是好机构，职工盟确实是挚诚的为工人服务，但因我是大陆人，也不是工人，却遗憾的难以得到协助。

    过了一会那位女士出来了，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周五（6月1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11:00见面。我就道谢告辞离开去港大了。

    6月1日上午，我照约定来到职工盟。稍等之后，我在一个类似会客室的房间见到了林祖明先生。

    林先生30多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说着一口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也和他的身份契合--负责联络大陆人士、处理涉陆事务的职工盟香港籍干事。我进来之后，他与我握手寒暄，面对面坐下。在连续遭遇挫折后，我把希望都寄托在职工盟的帮助上了。因此我很着急的把材料递给他，然后开始讲我的情况。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一字不差，部分对话记录是将口语意思“翻译”为书面语。另外，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对话不便透露，毕竟他们在香港，在中共统治区域）

我：“我的情况（材料）您看过了吗？”我很希望他清楚的明白我的事情严重性。我说话很客气谨慎。

林：“前天（职工盟职员）告诉我你来这边，当时我在生病，去医院了。我昨天晚上，啊，我呢……和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通话聊了半个小时，听她说了你（我的情况）”，林先生告诉了我他和冯女士认识，似乎还很熟。林先生说话较慢，很清晰。

我：“您和冯女士认识，很熟悉吗？”我很有些意外。

林：“我们认识啊，职工盟和支联会是兄弟组织（或者说的是“友好机构”？反正大概这意思吧）……有很多合作”，这一点我倒是早就知道，所以也就马上理解他和冯女士为何如此熟识，这不是巧合，是我找的机构属于香港同一政治支系（也就是一个圈子）。

我：“那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很想知道他如何对待我的求助。

林：“（看着材料）我听她讲啊，你经历的主要是校园暴力，还有……网络暴力，……，是这样吧？”，看来林先生只是了解了个大概。

我：“是的，我从上初中就是……”，我又把告诉冯爱玲女士的以及信件中的重复了一遍。

林：“你是在上大学还是高中，现在是什么状况？”没有直接接触，就很难了解清楚这些。

我：“我已经退学了，还在尝试高考，但是，校园暴力伤害很大，生活就被……摧毁了，我有严重的抑郁症，没办法正常学习……”，我又重复着。

林：“这个职工盟呢，你知道，它主要是关注工运的，像……，……，学生方面……”林先生提到了职工盟主要关注工运，但是学生这方面就没什么参与。

我：“我知道，我很清楚，我就是因为校园暴力，啊，这个缺失，得不到应该的关注，没专门的组织，所以我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一个这样的（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组织。现在香港有其他关注学生方面的机构吗”，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专业性组织。把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和社会主流连接起来。

林：“关于校园暴力这方面的（组织、机构），香港也没有”，证实了我的了解。

我：“那现在职工盟有条件有人力抽调出来去运作（校园暴力问题）吗？”我现在想起这句话觉得很幼稚。

林：“这个很难，职工盟现在人力物力也都有限”

我：“你们能不能联系其他组织和社运人士帮我”，然后我指着那封求助信说，信中包括何俊仁、李卓人、冯检基、梁国雄等人。

林：“过几天我看看，现在支联会那边主席就是何俊仁嘛”

我：“我现在还需要媒体关注，香港这边媒体您有熟人吗？”此前我发给过香港媒体邮件，他们都没回复采访事宜，还是要通过熟人途径。

林：“媒体的话，就需要先找几个那边的熟人，然后看看材料，如果有新闻价值的话呢，就做采访。采访一般是开发布会，来好几家媒体……不过如果只有一两家媒体或者没有人来，就不好了”

我：“这需要多长时间联系？”我是想最好几日内就能联络的。

林：“估计一个月吧”，听到后，我心一下子沉到底。

我：“可是我只能在这七天，不能现在联系吗？”我肯定没条件呆一个月啊。

林：“这个需要很多工作、沟通，不可能那么快的”

我：“……我这个签证能不能延长，6月4日就到期了”，我沉默了一会才说。

林：“这个不能延长，一般除非是工作啊，需要开证明”

我：“你们能不能开一个，就以学术交流这些（名义）？”现在想来肯定是不适宜的请求，但那时我不能回大陆，前面已经都提及过了。

林：“这个不行的”

我：“那我怎么办？”

林：“这次你就先回去吧”

我：“我还想要游行、请愿这些，例如去中联办……”

林：“过几天就是6.4，还有6月6日湖南工运人士李旺阳的纪念日，日子很敏感，如果你现在在这（参加），回去之后会很麻烦。例如……”，林先生很好心的劝我不要在敏感日期引起中共注意。

我：“李旺阳，啊，我知道他的，我不想回去，我是想政治避难，去第三国，例如我找国际特赦组织了……”

林：（我忘了他怎么回答了，大概意思和冯女士说的一样，是不能避难吧）

……

    因为谈话已过了很久，我所记得的大概就这些，还是意译。

    谈完后，我说怎么与他联络，他把邮箱写给了我。后来我说用WhatsApp短讯更便捷，林先生想了下就写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然后，他又复印了我的材料，也帮我印了几份。我就道谢告辞离开了。

    这次谈话虽然形式上比较友好，但就实际意义看，是很不理想的。前面已说过，相对于其他政党或组织，职工盟是最可能也最有条件帮助我的。因为职工盟深植于基层，服务工人和职员，扶弱济困，行动力强，有帮扶能力，社运经验丰富，我的情况相对比较符合他们帮助对象的特点。但林先生在谈话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无能为力的意思。虽然没有彻底拒绝，但即便要等待一个月就有好结果，我也没钱撑着等啊。如果连职工盟都帮不了我，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帮助可能就更为渺茫了。（根据后来的情况，以及对港媒及香港社会更多的了解、接触，即便林先生和职工盟愿意帮我，也不见得会有记者来关心我一个大陆高中生的事。我即便真等一个月，最终九成九也会不了了之）

    我决定抓紧时间，再求助一个机构。我想到还没去梁国雄先生所在的社会民主连线，决定立即就去。

    关于梁国雄先生，我算是比较了解的。他与李卓人、刘千石一样，都是香港为数不多关心基层工人和弱势群体苦难的社运领袖、民意代言人。但相对于李刘二人，他更具草根情结、极富战斗精神。他也是香港知名政治人物中，唯一一个旗帜鲜明信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无论在立法会，还是街头，梁先生总是倾尽心力为底层人民呐喊、与权贵抗争。他的行动力在港无人可比，发起和参与示威游行不计其数，中联办前常有他的身影，立法会上也总是为民请命。他几十年如一日，嫉恶如仇，宁肯坐牢也不屈服，在香港这片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城堡中坚守着平等、正义、扶弱济贫等社会主义理念。梁先生不仅爱香港，也爱着中国人民。纪念六四、声援高智晟、纪念刘晓波和呼吁释放刘霞、为709律师奔走呼号……他从不缺席，且往往冲在最前线。我相信，他如果倾听了我的诉说，了解到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所遭受的欺凌、伤害、痛苦之严重，一定会仗义执言，为劈荆斩棘开辟防治校园暴力之路提供帮助。他当时虽因宣誓风波被剥夺议员资格，但丝毫无损他的影响力。相反，宣誓时高喊“平反六四”，正彰显了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权的优秀品格。因此，我找社民连，主要是为了见梁国雄。

    当我来到社民连所在的泰昌工厂大厦，看到四周都是货柜车，以及稀稀落落忙碌的工人。而地图上显示的四周建筑，大多都是工厂、货仓之类。社民连设在这里（而非像其他政党办公地都在商业区写字楼），正显示了它亲近基层劳工的本色。我问值班保安社民连是否在这里，他说是的，但是很可能没有人在。我到了楼上，看到社民连办公室果然锁着门。我问隔壁一个办公室窗口里的女职员，她也听不懂普通话，于是我不再问，在求助信上写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从社民连办公室门下的空隙塞了进去。而此后，也并没有回音。

   

   （十一）一段插曲及关于中国女权问题、网络暴力问题的感想与评述；去圣德肋撒医院、再访港大

    我返回住处后，焦虑不已。晚饭没吃，也睡不着觉，哪怕白天奔波很困。

    我现在写回忆时，是平心静气讲那段经历，无法完全代入当时的心理状态，因此对那时的心境很难原封不动的复述。简单说就是，时而空虚的什么都不想，只感到空调的凉爽；时而又焦虑于没钱吃住下去（没钱活下去是当时我最迫在眉睫的事）；想到维权失败，愤怒的已经怒不起来，好像麻木了；却不时又回忆起校园暴力的情景，对不能惩罚和曝光他们而不甘心，心中惊悸，皮层下神经似在抖动般（类似电流穿过身体）。我抑郁症发作的比较严重时就会这样，以前在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维权挫折时，也不时的有这种状况。

    像精神上打了一场内战，身体躺在床上看着很安静，心理上却被折磨着。晕乎了好长时间后，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下去不行，说不定很快就崩溃了。我决定找医生开点药，看看香港有无更好的治疗抑郁症的方式。（我那时还天真的以为，有可能得到香港医疗机构的免费医疗支持。我到香港目的之一就是治疗抑郁症（当然后来在精神病房的遭遇，经历了一些医疗程序，反让我抑郁症加剧，更添惊恐和麻木，经过了几个月才从惊悸中回复））

    我勉强从床上爬起来，强打精神下了楼，找老板问附近有没有大医院。老板说有一个法国医院，正式名称是圣德肋撒医院。

    我晚上在7-11便利店买了烧鸡和面包，返回旅馆吃了。然后我就看推特。在港期间，我多次用推特和大陆维权人士联络，如一位居住在安徽合肥的残疾人维权者。此外，我也将个人维权的过程，包括在港部分维权经历发到推特上。但因我上推特比较晚，发的消息少，并没多少人关注。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插曲。这段插曲和我在网上的一段经历有关，我有必要大致写出来。

    在港维权期间，推特上一位叫“雪夜曼陀罗”的台湾女生，很关注我的境遇，对我很同情，建议我找一位叫“爪姐”的香港推友，她好像是女权人士、社运人士。但此人（常用昵称“三爪”）我在微博上曾经接触过（明显与推特上为同一人），印象不好。（当时为避免被我举报的人人肉和追踪，用的是尽可能不暴露个人信息的小号“远海明灯”、“冰山上的猫咪”）

     第一，我数月前曾经发私信问过她一句如何在港申请非政治性难民庇护问题，她并没回应。我当时维权连续受挫，所以很焦虑，看显示她读了就追问了一下怎么没回复，她就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大概意思是说，她帮助过一些大陆人，但是什么时候帮助是否帮助是她的自由之类，应该是嫌我催她一次就打扰她了。还说别的什么没有我就记不清了。此后也没再回复我的问题。当然她是否帮我的确是她的自由，我完全尊重，所以我自然不再次求助她。

    第二，我曾经和她在一些公共议题上做过简短的探讨，发现她心肠不坏（或者某些方面可以说很好），但知识水平有限，思想狭隘，评论往往有失偏颇。例如她批判中共统治后，香港政府就变得亲商亲权贵，我说从港英时就是了，中共是延续港英的经济模式和分配政策。她反驳说港英时期殖民政府是抑制富商的，这明显不符合事实。我就找出端传媒的文章截图反驳，她就说“反正就是那样”……之类的。此外，关于大陆安检问题等各种话题，她都批判错位。一个搞人权和社运的港人不了解香港政治常识，也缺乏对大陆社会问题基本的判断力。与缺乏常识和判断力的人说话，往往非常麻烦，也不利于解决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算了吧。

    不过这都是次要的事，也不是我想讲的重点。

    第三，则是一些很值得提及的事。我曾经和包括她在内的一些陆港台女权人士活跃的微博圈子接触过（2017年底至2018年那维权的最后几个月，我偶尔上微博看新闻、求助和参与讨论。次数很少，但还是看到了一些人事），在推特上也争执过一次，对这个圈子印象很差。

    这圈子有几大问题（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当然整个女权圈子是庞大而复杂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能对所有人一概而论，但以下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普遍）：

    1.拉帮结派，屁股决定脑袋，不仅对外撕斗，女权圈内部也跟文革红卫兵一样，总要分成两派甚至多派，不讲道理只凭声高话恶人数多寡的互撕，至少我亲眼看见过一次两波人互撕与围攻，只不过无法像红卫兵那样动武罢了。一个人瞎胡闹没事，一群人就能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例如我说了一些对事不对人的评论，帮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马泮艳争辩了几句，就被卷入两波女权分子的是非漩涡之中，自拔不得（非要把你卷进去），我再礼貌的感谢、为无意加入一方而道歉，都得不到善意回应，反而被攻击谩骂，受了不少气。而我因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对拉帮结派深恶痛绝，既反感别人合伙找事，更拒斥自己变成某些团伙的成员帮他们欺负其他人，也不想被人当枪使。（当然，她们其中一些人不承认拉帮结派。但是好几个人明里暗里呼应，帮腔和站队，不算拉帮结派？那什么算？当然，她们相互联系的程度肯定比不上许多网络圈子的男性流氓恶霸，但说她们拉帮结派我认为也没错）

    2.不容异见和批评，而且公然反对理性客观中立，只能顺着说，只要提出不同意见，哪怕你非常和气，毫无冒犯之辞，都会扣你“男权（分子）”、“直男癌”、“圣吊”、“大傻X”等各种帽子，而且不跟你正经辩论，而是各种挖苦讽刺，一群人阴阳怪气的嘲讽。如一个叫“心血来桥”的女权分子，就是特典型一个例子。她的一些朋友也喜附和她，和她一起明里暗里讥讽他人。而我在推特上评论说“许多残疾人生不如死，有时候活着还不如死了，可以少受很多罪”之类，主张残疾人有有尊严的结束生命的权利，以及客观陈述残疾人活着有多么悲惨、受到多少歧视和欺凌，就被她们完全曲解成歧视残疾人、要残疾人去死，然后结伙围攻……无论后面我说了多少论证，并说若有冒犯表示道歉（虽然我并没错，但我愿意为那个残疾人感觉被冒犯而道歉）她们就是不理解（辩论过程在推特上有记录），骂完人辩不过就拉黑。这些人既蠢又没有同理心，缺乏对残疾人问题复杂现实的认知。我在自己的自述里多次提及维护残疾人在内弱势群体权利的重要性，并在防治校园暴力的文章和建议书中提及保护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的具体方案。如果严重的抑郁症也算残疾，我也算残疾人。如果说我不能对残疾人感同身受、同情残疾人，那这个世界上就没几个人算得上同情残疾人的了。

    3.女权主义者对女权问题的关注偏离重点，既极端又不坚定。例如过于强调性别偏见等争议议题且日趋教条化、贵族化，而对更急迫、更有社会共识的女权议题缺乏投入和实践。如中国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问题（及中国农村女性极高的自杀率问题）始终非常严重，而建立健全反家暴法律法规和监督其执行、建立包括切实有效的庇护机制在内的妇女人身保护体系等问题，以及确保离婚权和人身保护令的切实执行，就是当务之急；而在反性骚扰方面，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公民互助保障女性有条件有勇气反抗性骚扰、性侵犯（而不是像现在普遍沉默、担心被打击报复和污名化），同样是值得女权主义者研究和推动的；女性在职场遭受的各种歧视性对待，也应是女权反抗的重要方向；女性由于不同于男性的各种生理特征，在工作中面临诸多不便，因此产生了改善工作环境的需求（如哺乳问题，就需要公司有哺乳间）。推动对女性友好的工作环境的构建，无疑需要女权人士的鼓与呼；而落后地区女性在受教育权方面的面临的各种挑战，更是需要维护女权力量积极介入的。此外，女性之间的团结互助，建立以反家暴、反性骚扰等为目的的互助组织，相互之间提供紧急而关键的救助（如临时的人身保护、居所提供、传递求救信息），也是很必要且有条件做到的。总之，女权主义者应该在关于女性基本的安全、生存、发展的问题上竭尽全力；把追求男女公民均应享有的、易达成共识的基本人权作为主要面向；把保护底层、残疾等弱势女性基本尊严和权利作为女权运动的重点目标；把追求的女性权益具体化明晰化作为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将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作为基础运动方式。

    但现实中，大多中国女权主义者恰恰在走相反的路径。一方面，她们不愿意行动起来，对于亟待解决的侵犯女性权利的问题没有充分的关注，更没有实际的参与推动解决，即便在宣传和口头呼吁上也没有尽力而为，不够投入、缺乏坚持；另一方面，她们却又把女权理论教条化极端化，将大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而化之和极端的观点与言论的争执上，为了几句话几条新闻骂的不可开交。这和“小粉红”每天执着于民族主义狂热而无脑爱国，却对国民的民权民生视而不见一样，既愚蠢又冷血。女权分子即便不用像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这样投入全部身心（更不用像我这样割腕流血），也至少要拿出收入的千分之一、付出时间和精力的百分之一，去为维护女性权利做些实事吧？但她们没有。这称得上是“女权主义者”吗？

    更荒谬的是，哪怕他人同意大多数捍卫女权的主张，只要不同意她们的一部分观点，或者不够激烈，就会被打成“直男癌”、“男权分子”，然后划清界限口诛笔伐。女权圈子内部也会因为一些分歧互相攻击诋毁，闹得不可开交，给对方扣上“伪女权”、“吊癌”之类帽子。这与反右和文革中将一些人的异见言论无限上纲上线，打成“特务”、“反革命”在逻辑上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危害很轻，不至于给“批斗”对象带来多大实际伤害。女权的这种极端化倾向，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对女权问题的关注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反而导致了大众对女权的疏远、抵触、拒斥，使得女权主义者日益孤立与封闭。这用中共的一个术语评价，就是“脱离群众”，无源之水怎能波涛滚滚？无根之木又如何枝繁叶茂呢？

     此外，还有女权日益贵族化的问题。女性中权利受侵害最严重、处于水深火热境地、最急需救助的，无疑以农村和落后地区女性、城乡底层女性为主，但是她们恰恰是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相对最为忽视、受女权运动影响最为微弱的群体（这与印度部分地区底层女权运动的如火如荼对比鲜明、可悲）。就像我在推特上讲过，略作删修复制于此：“从豪门到平民家庭，尤其底层，数百万计的女性遭受着严酷的家庭暴力，每年大约30万妇女自杀……而公知圈媒体圈的女性，控诉在酒局上、办公室被性骚扰……后者当然有权利控诉。但和那些受家庭暴力而自杀却悄无声息的女性比，总觉得哪里不对。例如一位知名的人权活动家、作者Z女士，在metoo运动中指控她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男性作家，对她展示肩部的麻疹，以及疑似“拍了屁股”。且不说真假与缘由（即便Z女士的指控完全为真），这件事和神州大地比比皆是的将妻子打伤、长期虐待，女性却未得到任何保护、男人没受任何惩罚的案例相比，算得了什么？和几十万不堪凌辱自杀的妇女比呢？如果是一位小城镇普通女孩，因为这点事控诉，会被人们看成什么？矫情？神经病？可这位知名女士的控诉，却得到广泛支持。……上流社会名媛的一瞬触觉和视觉，比成千上万底层妇女的人生和生命都金贵。当然，我对这位女士无不敬之意，她也为中国人权贡献良多，她也完全有权利控诉。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女权运动、metoo运动，都不应贵族化，不应演化为上流社会才能用的高级器皿。一切不立足于广大人民利益的运动，是不能长久的，是无法扎根的。人民的苦难、百姓的生命，无论何时何地，都应高过上流和中产男女们的触觉、视觉。

     人人生而平等。”

     谁的命不是命啊。

   （我后来了解到文中那位被性骚扰的女士曾经遭遇过更严重的性侵害，也为中国底层妇女做了很多事。我对此前发表的言论感到十分抱歉，虽然我主观上没恶意，但是客观上伤害了其尊严和感情。不过既然写了我就不再修改了，而是在此做出说明）

    4.这批人中部分人人品不坏（较有影响力的，人品不坏的居多，还要顾忌影响；普通博主，那就脏话和挖苦、极端更甚，毕竟匿名生物更没顾忌），甚至在一些事上很有正义感，但往往思想偏狭、知识水平低、分辨是非能力差、批评有余（且往往批评不到点子上，谬误百出）建设不足、视野狭窄、评人论事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缺乏对人与事复杂性的认知能力、讲问题只讲一面理、缺乏自省和同理心、辩论时不断偷换概念和歪曲他人语意、脏话连篇……言论风格很像川粉（即特朗普的支持者）和红卫兵，一副文革做派，典型的民粹作风。甚至还有个别人猥琐、阴损，心机很深，颇有坑人技巧。例如一位台湾的女权社运者（她声称是台湾女权活动家苗博雅的“迷妹”，还听过社运学者范云的课），在一次关于马泮艳女士事情的微博辩论中，在评论区主动要私信我，然后我就跟她私信交谈。上午说话好好的，下午就突然和我翻脸，跟她一群朋友诬陷我私信“骚扰”她，然后谩骂我和马泮艳。后来我贴出她主动联系我的截图，这位又改口狡辩，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注销账号跑了（这个事我以后必要的话会专门写文，作为网络冲突的一个案例评析）。她/他们的网上言行，与她们反对的男权分子、政府、社达，形异实近，只不过是处于较弱势一方、没有实际为恶能力罢了。（这次及之后接触的一些港台看似进步、关心人权的人士，越发让我大跌眼镜，连范云、苗博雅的粉丝都这样素质）

    一方面，她们相对于那些五毛、社达、川粉、男权主义者，各种极右派，各种歧视与欺凌弱势群体的恶人比，相对没那么野蛮、暴力、阴毒、肮脏、无耻。女权圈子在互联网各种圈子里，肯定算不上最糟的（甚至不见得低于全体中国互联网网民、所有圈子的平均水平。  后来我看到推特中文圈同样甚至更糟糕、恶毒。

    例如我流亡海外后在推特等处接触的一些自称是进步人士（如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不少“二次元”圈子推主（普遍是动漫之类花里胡哨的头像，应该基本都是“二次元”之类的吧））的推特用户同样素质低下、思想偏激、手段恶毒，普遍是逆向民族主义者，满嘴“支那”不离口（其中有些极端亲日，虽然五毛乱用“精日”、“日杂”之类词汇党同伐异（例如前面提到的董佳博居然污蔑我一个坚决反日的是“日杂美分”）但的确有的真正极端亲日的挖了其祖坟都不解恨，一群汉奸、二鬼子），动不动“恶俗出道”（然而他/她们却匿名猥琐的不敢显真身）、P图恶搞与霸凌、集体围攻、查他人甚至全家户籍和冒名造谣。而且这些人还反对自己的对头这么做，搞彻彻底底的双重标准。虽然他/她们的敌人如五毛也很恶毒，但他们的手段、对对方的伤害程度与对方具体个人的罪恶程度匹配吗？我和他们接触较少，但也清楚的看见了一例他/她们对同为进步主义者两个人的恶毒围攻，且根本不必要。此外也断断续续、部分的（我没办法搞清所有前因后果）看到了这些人对其他人的不少类似的恶意攻击案例。在他/她们的言论和价值观中，我看到了蒯大富、宋彬彬、聂元梓的影子，当年红卫兵的幽灵就在这些东西身上若隐若现。只要有作恶的条件，他/她们就一定会把恶发散出来（关于这些人的言行，我也都有相关截图和言论记录，在此不具体记述）。

    回到女权者的行为上，我当然知道男权分子的恶劣言辞和手段、中国网上和线下对女权普遍且强烈的恶意敌意，是她们选择以恶武装自己的原因之一。女权等圈子的阴暗，和整个互联网互掐互斗互害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换句话说，女权界的种种丑陋，也是中国恶劣的互联网生态的缩影和一个例证。更远一步说，中国女权界的低劣现状，和中国恶劣的体制、糟糕的教育密切相关。

    但是，她/他们既然站在进步阵营，就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更多的自省自律，至少得有基本的是非观，而不是为了屠龙，把自己也变成恶龙。品格低劣者，怎么配做女权分子、进步主义者？何况，即便以恶制恶，也要局限在必要范围内，把攻击重点对准大奸大恶之徒，节制使用激烈手段，不需把自己也变成恶人，也不应对所有异见者都用恶毒言辞攻击（事实上恰恰有相反的表现：她们面对一些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言辞和行为非常恶毒的人（例如“肉唐僧（徐志戎）”、“*****瓦西里（邱欣宇）”、“吐槽鬼（真名暂时未知）”、“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等），恰恰反击力度不足，攻击并不剧烈。当然，这也是国人的通病：欺软怕硬，女权分子不例外不奇怪，这某种程度是“人之常情”。虽然她们抱起团，拿出内斗时的勇气和力量，是足以对这些恶人发起一些激烈进攻的，甚至打击恶人的实际生活、线下利益（这在国内外已经很常见了），但她们却没有做，哪怕这些人作恶多端理应严惩）。如果自身的言行不检，也会给不怀好意的人污名化女权提供口实。不能正己，又何以正人呢？不得已犯错可以理解，故意为恶就不能原谅了。总之，提高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尤其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对她们是当务之急。这不仅适用于女权主义者，也适用于一切站在进步阵营中的人。进步人士，必须要对自己比对敌人的要求更严格、更加自律，不欺凌弱小、不片面极端。

    女权分子都这样吗？自然不是。也有很不错、虽有一些缺点但人品格优良、知识水平较高的，不过凤毛麟角。例如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女权作家陈亚亚（她和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好的女权分子还是朋友或关系很近、至少相互认识。不过并不奇怪，一颗树上还既有好苹果，也有烂苹果呢，何况人）。她心地善良，看问题较客观理性，且不乏深刻，也比绝大多数女权人士更关心底层的苦难。虽然她在一些事上也没有做到充分的公允，但在如今非常肮脏的舆论生态里已经不错了。此外，她个人性格比较直率，但本质善良，即便说话激烈些，也能看出是好意或出于激愤。

    我前面已经说了，女权圈子的人不能一概而论，确实有许多在某些问题上出发点是好的的人。但是，在坏人作恶或采取不合适方式对待他人时，这些好人对朋友这么做并不及时制止而是放任与选择性沉默；而对与自己或自己朋友有矛盾的对头，不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反击，而是认可以暴制暴且超出必要限度的手段，没有采取持平和中立的态度。一个人犯了错，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犯错，他/她的朋友就有必要去规劝；越是肮脏、混乱的环境，就越需要相对明事理的人去矫正。可她们并没这么做。所以这些比较好的人对女权圈子环境的恶化，也是有责任的。

    至于我惹上是非的过程中，我自己有没有什么不当行为，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点别人认为不当的。其中有些上面已经提及过，为解释清楚，在此只好重复一遍。

    1.在不认识的人微博下发表异见、提出批评，包括例如为温儒敏“歧视女生”辩护，说他的言论不是“性别偏见”只是陈述事实，就被“心血来桥”等人说是“好为人师”，然后被组团冷嘲热讽。我觉得发表不同意见，只要没有辱骂、嘲讽或人身攻击就可以，意见越是多元才越能互相理解。但是别人看来可能这是来“挑事”、“砸场子”，哪怕和和气气都会被认为别有用心。她们分不清嘲讽和提异见的差别。我当时莫名其妙，后来也就理解了，哪怕微博这种公共场合，有些人的评论区也只是为自己圈子里的人开放的，陌生人不能多嘴多舌，更不要说提出反对意见了。虽然很明显，提出意见肯定以批评为主，我不会吃饱撑的专门长篇大论到别人评论区赞同谁的意见。我认为这一点从道理上我没什么错，但是可能不符合网络圈子潜规则，算我多嘴。（关于温儒敏的言论是不是“歧视女性”，我可以单独写评论论述，在此不详述）

    2.没有坚定站在她们其中一方，而是试图客观中立，然后就被认为是挑拨矛盾。我想的是恰恰不能偏袒一方，支持某一方多了，必须再去讲另一方的好处或批评赞扬过的一方，以保持平衡（除非一方特别正义、足够善良；另一方特别坏劣、罪大恶极，才可以有鲜明的支持其中一方的立场，而且也应该建基于理性判断与正义原则之上），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她们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错误，相反我认为这非常必要，我一定会坚持这种评论方式。

    3.有时候我说实话，例如上面提到的“中国残疾人普遍生不如死，死了反而少受许多罪”，是大实话，没有恶意，相反是想让她们明白中国残疾人处境的恶劣（讲了恶劣情况才有改善的动力和切入点），以及捍卫他们选择死亡以减少痛苦保持尊严的权利，结果被她们当成攻击残疾人。我觉得我没什么错，最多我的话措辞激烈了些，但是结合上下文及我说的事情本身，我都是陈述事实，是同情残疾人而不是歧视和攻击。在我自述和防治校园暴力的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提及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学生保护的必要性及具体措施。

    4.在一场关于马泮艳的争议事件中，我劝阻A方不要满嘴脏话，也不要拿我的事做攻击的借口，不要乱用我提供给她（圈子里绰号“北欧”）的私信，要把激烈手段局限在黑恶势力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身上，不要对普通人（前面说的那位台湾女生）那么激烈，也感谢了她前面的帮助。然而我感谢和规劝了好多次她不听，于是我为了表示中立和试图向B方去解释我的观点，把和A方的私信内容发给B方的一个叫“徐铃铛”的人，以证明我是客观中立的，不同意污言秽语骂人。而且提前通知了A方的人（网名“王小能”），但是还是被认为是出卖A方。首先我本来就极反感拉帮结派，更不愿意被当枪使。第二我感谢和劝告了多次，A方不听，我只能这样做，哪怕两边都得罪，我也不愿意被一方绑架成她们阵营的。我既然不属于某一方，当然谈不上出卖。这件事我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不过，很久后我在微博又看到了一个对马泮艳侮辱诽谤的人，而其语气、言辞内容，极像那位污蔑过我、但我感觉人不是特别差、曾经和我有过友好交流，所以为她说了公道话的女生。我如果知道她换了个号又来辱骂诽谤马泮艳，我当初不会给她求情。所以某种程度我也错了，而那些站在马泮艳这边对对方死打到底的人倒更适合整治这种人）

    5.我没有及时退出，被卷到她们的是非窝里不能自拔（虽然并不是我愿意卷进是非的）。我当时就应该不争辩早点离开，结果我想争辩出是非，反而越来越说不清。这件事我认为我的确大错特错了。对牛弹琴有毛的用，早剃头早凉快。（当然这也变相证明互联网“劣币驱逐良币”、理性客观不抵侮辱谩骂的现实）

    最后，我算不算女权主义者呢？这个不好定义，关于是否为女权主义者的判断标准本来就很混乱，我也不能确定自己算不算女权主义者。毫无疑问，我是支持女权的，我对于保护和发展合情合理的女性权利当然持支持态度。我自然也不是男权分子，不是“直男癌”。当然，我也反对极端女权主义，也认为当代中外女权运动的观念和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甚至错误。

    至于别的，我相信她们早晚会看到我这篇文章，也立马能对号入座，欢迎她们指出来我本文没提及的我的错误或者她们认为的我的“错误”，我会一一回应。

    关于如何界定是不是女权圈子的，我觉得有三个标准吧。1.她/他们是否自称女权主义者或积极支持女权；2.她们是否经常、持续性的参与女权议题讨论并为女性发声；3.她们是否参与女权为主旨的网络圈子且相互互动或者互闹频繁。

    以上全部三点均为“是”的，我认为就是女权圈子的人，但并不一定是女性。

    在这个圈子里我看到的具体东西、和我有关的事情详情，写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和占用不少篇幅，与本文主题没多少关系，就以后再说吧。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讲这段事情。

    考虑到这些不好的情形，我当时就放弃了找“爪姐”以及她的那帮朋友帮助的建议（当然，就我的判断，即便我请求，她们也不会帮助我，根本不是一路人（“一路人”其实又如何呢？嘴上都讲的好听，现实中谁肯拉一把？）。而我后来流亡出境，更看到这些人与我政治观点、价值观的巨大分歧，简直是政治上的对立面，她们又怎么可能帮我）。后来我才发现，那位帮我的台湾女生也有如上述的许多“女权人士”类似的毛病，然后争吵后互相拉黑了。她帮助我是出于真心，而且还是我在艰难处境中为数很少和我保持联系的网友，但后来她一系列错误言行也是事实。这件事在我推特上有记录，在此不记述。

    （这些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我也不会和其中还没有极糟极恶的“女权人士”计较（极糟极恶的女权圈子里还是非常少的，男性社达、有才无德的权贵和精英恶棍才远比这可怕。这些人有金钱、知识、人脉，甚至有些还有权势。他们不仅在言论上阴毒，更有实际作恶的能力），但是上述情形反映出的女权界乃至中国舆论圈的各种问题，却很值得分析思考。我写这些，也是希望人们了解女权界乃至所谓相对进步阵营的一隅，看到问题才能改变，否则女权运动至少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在中下层次会越发跑偏，最终必然不利于女权运动发展、不利于中国进步主义事业、不利于维护中国女性和更广大人民的利益）

    （当然，我综合前前后后看到各种圈子的事情，无论是中外媒体对体制内黑暗的揭露、间接听闻到的权贵的嚣张、直接看到的互联网上各种社达、极右、川粉，乃至自由派、民运人士的各种黑暗面，其实女权圈子这点事真的是“小黑见大黑”、“轻脏比极脏”了。）

    （2020年5月，我居然又看到微博女权圈子一些人还在继续对马泮艳进行攻击，或者是马泮艳支持者和她们互相谩骂侮辱。这距我当初看到这场冲突已经过去了两三年。我真是没想到这些恩怨和诽谤能持续如此之久。网络暴力和网络上的骚扰谩骂真是可怕）

    看了推特和一些新闻后，一天的疲惫涌上头。抑郁严重发作那个劲过去，就平静许多了。我虽然睡眠质量不好，例如容易做噩梦，或者拖延症下入睡时间点会不断延后，但还是能睡着的，失眠并不严重。就这样，不知是几点，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起的很晚，快到中午才出门，乘公交去圣德肋撒医院。

    医院位于一段很偏僻的道路附近。当时行走匆忙，没注意过道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东西，不过感觉比大陆医院安静、装潢更好、人也较少。

    我一路到了服务台，问一位接待的工作人员。因不懂普通话，他拿出纸笔，通过文字书写来交流。我问他门诊有没有心理医生，我有抑郁症需要治疗。他好像不清楚，又叫来旁边一位女士。那位女士说周一才有。我问能否使用大陆医保或申请费用减免，她说不可以。我道谢离开，坐到沙发上休息。谈话中，这位女士的语言和表情，跟我听闻过的那种大陆医院基层老员工倒很神似，我也曾亲眼见识过，接触过的应该都有体会。香港和大陆有许多相像的地方，这又是一个例子。

    钱这个东西，真是到哪里都需要。当时我的钱越来越少，我父亲寄的已经没我花销的多了。如果再看医生，估计又一大笔开支，至少也几百港币。她说不能减免费用，我也就打消了求医的念头。

    说到求医，我在香港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医诊所很多，闹市区几乎每条街道都能看到，可以说和香港的银行一样密集。此前两天感冒拉肚子，旅馆老板也是给了我一管中药。她当然是好心，很善良热心，我也表达了感谢。不过我一直对中医中药不信任。香港的中医这么兴盛，也说明这个国际大都市，封建残余依旧根深蒂固。在某些领域，香港比大陆有更多传统文化的烙印。

    坐了一会，我决定去香港大学，看看民主墙上贴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还在不在。顺便，我也在港大转悠下缓解精神压力。

    这次轻车熟路，很快找到了民主墙。我的书信都完好的贴在墙上，没贴上那几张也都在玻璃窗里放着。于是我就放心了。我坐在民主墙右侧的长椅上，继续写《个人情况说明》。虽然写完后要印的话，只能到周一，因为文印店都歇业了……

    我在路上就感受到了香港与大陆周末时的区别。周末的香港，除了大型商场和饭店人潮汹涌，闹市游人如织，其他商行，无论是文印店，还是小卖铺，各种杂货店，都纷纷歇业。至于公共机构和社会组织，更是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连医院专科医生都要周一才上班。我也无法去任何机构求助，打电话也全不通。而在大陆，除了政府机关和一些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商铺都不会休息，节假日都是照常营业（除了春节）。

    港人严格遵守休假规制，确是文明社会表现。至于利弊，就因人而异了。每周休息二日，自然是保障了工作者的个人休假权利，保护了职员和劳工利益；却也很明显会给消费者、办事者带来各种不便。在大陆，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想买百货随时都可，生活服务也每天都能找到人。但在香港，就什么都要等到周一，至少对收入不高的普通人是如此。我一直赞同增加劳工休假时长，维护劳工权利。而当我作为办事者，在香港亲身体会了一把处处吃闭门羹的周末后，又感觉大陆商户的勤劳也值得称赞，因为他们牺牲休息，为大众带来了便捷，也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这就是大陆经济某种程度上比他国和地区更有活力、商人更具竞争力的原因吧。这也让我对包括休假权在内的劳工权利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果然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啊。

    我写完之后，就在港大闲逛。这类走到哪算哪的乱逛式散心，是我自上初中前到现在，许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烦闷时，旅游或者闲逛，心情就会好点。但维权这两年，日益无心散心。满脑子都是事，什么景色都进不到脑海，走到某个终点才会回过神来，才真正看几眼景色或建筑。在港大也是，我走了半天也没看几眼香港大学的景致，走路时脑子基本是空白的。然后我就回旅馆了。

    （十二）到访六四纪念馆

    我在翻找手提袋里的材料时，翻出了冯女士给我的支联会杂志和宣传册。因此我又想起要参观六四纪念馆的事。我前几天一直在忙于求助，就把这事放下了。现在是周末，我决定赶在六四前去纪念馆。对我来说，8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令我无限向往的革命历史，六四英烈是我仰望的丰碑。如果我早出生20多年，我一定投身于民主运动，会去牺牲，死在那个壮烈的夜晚；而不是像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饱经屈辱过了24个年头，一事无成。

    我来港时就希望参观六四纪念馆，而我来的时间又恰逢六四，参与纪念是理所当然。在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前，参观纪念馆，可以更好的了解六四、感知六四。至于那些烦恼，都没有六四重要。不管未来是死是活，纪念六四都要做。

    中午，我按宣传册上的地址乘地铁来到石硖尾。在地铁站附近简单的吃了点饭，就步行去纪念馆所在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纪念馆位于艺术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房间只有一间中型办公室大小，四壁贴满了关于六四的图片、海报；房子正中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前放了大概七八张椅子。房内安静肃穆，访客不多，有两位女性志愿者（应该是带薪志愿者，或者是工作员），一位坐在靠门口的办公桌后面忙着工作；另一位在整理馆内资料，见我进来就跟我打招呼。我看到桌子上的捐款箱，就拿出50港币放进去，那位志愿者连声道谢。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多年来都在关注六四、了解六四，很敬仰六四英烈。她很感动，说中国的未来都在我这样的学生了。我很不敢当，告诉她不仅我个人，许多我接触的大陆人都同情六四中遇难的学生，对民主自由很向往，民主中国一定会建立的。听到这些，她非常欣慰，热情的给我介绍纪念馆。我问她纪念馆为什么这么小？她说这是临时地点，而此前，由于一些人捣乱，出现法律纠纷……被迫迁到这里。

    中共对港人纪念六四行为的抹黑、打压，我早有耳闻。现在又听她们亲口讲述中共的骚扰逼迫，亲眼看到支联会如此不易的坚持，我既感动又感慨。我向她表达了谢意，告诉她，支联会所做的这一切，大陆人民都会铭记在心（大致意思是这样）。说了一会话，我才正式开始参观。（大致对话是这样，记忆会略有偏差）

    电视在播放着六四纪录片，此时正播到袁木恬不知耻的撒谎那段。而这类纪录片我在YouTube上看过，所以转头去看墙上的海报。

    海报内容分两大类：关于六四的背景、事件经过，和中共在大陆近70年的统治概况、近况；关于六四的照片，有一部分我曾经看过，还有的就是第一次见。其中有一张北京市中心的地图，标注了上百名牺牲者被杀害的具体位置，以及他/她们的姓名（或无名氏）或职业。其中最知名的，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之子蒋捷连。还有一些大学生、一位“四川万县保姆”，及许多无名氏。这些身份不同的人，都“平等”的牺牲在了那个悲壮的夜晚，共同成为民主革命的殉难者。

    地图上标注牺牲者的符号，是一个个红点。而墙壁上的屠杀照片，则直接血淋淋的展示着中共政权的残暴，为这一个个红点做注。再看到六四前他/她们和平请愿、高举“德先生，你好”等各种支持民主自由的条幅满腔热情参与学运的照片，两厢对比，霎时就透出历史的残酷。而那些记录海外华人、国际社会在六四前声援中国学运，及屠杀后游行示威谴责暴行的照片，看起来令人振奋。可想到当今华侨华人对六四的普遍遗忘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淡漠、西方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绥靖及合法性的默认，这些影像反而让人直观的感受到历史的倒退。善恶、正邪的对比，总能让残酷更残酷、丑陋更鲜明。

    墙壁一隅的海报，讲述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脉络。从五年计划、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八六学潮、八九民运，中国曲折的历史本可以像韩国、拉美、苏联与东欧那样，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为专制画上句点。可是，密集的枪声打烂了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希望。纵使有WangWeilin在坦克前的昂首挺胸，哪怕三轮车夫们因学生市民的死难而垂泪与呼喊，人民的勇气与善良，至少在一时，是抵不过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机器的。

    墙壁所张贴的，大致就是这些。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正式的六四纪念馆，明显比我去的临时纪念馆大的多，墙壁上张贴的六四事件资料应该也更齐全。

    关于六四的书刊，一本本陈列在书桌上。我问刚才那位女士能否翻阅，她说当然欢迎取阅，看完放回原处就好。我大致看了几本，多为图册，记录着六四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其中还有一本中共方面印制的宣传册，目的是为了向国内外宣传六四为“反革命暴乱”，照片的注解都是抹黑参与民运的学生和市民的，包括军车燃烧的图片。看着这些照片和文字注解，我在想，当年的中共还敢公开许多影像，甚至在国际上辩驳一番。而如今的中共，则完全通过信息封锁、舆论控制的方式维持统治。相比而言，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更无自信，也更为狡诈。

    还有的书刊，就提到六四死亡人数的争议。我此前就看到许多不同说法，纪念馆的书刊和报刊截图也是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如一张图片中的剪报提到英国档案揭秘有一万多人死于屠杀。其实，六四无论死伤几百人，还是上万人，都是惨烈而巨大的悲剧。一张张清纯的面庞变成长安街上残破的尸块，是不争的事实。与三年大饥荒、文革暴力、南京大屠杀一样，死亡数字的争议不能成为掩盖罪恶的借口。未来民主中国建立后，包括具体死亡人数在内的种种关于六四的谜团，都有真相大白（或得到最接近真相的情形）的一天。

    我在翻图册时，那位女士告诉我，下午有一个活动，有两个作画的艺术家来纪念馆，她们会指导参观者将对六四的感受用笔画成图画。她问我是否参加，我说当然。于是我就拿着图册坐到椅子上，一边看图一边看纪录片。虽然纪录片里的片段我看到过，但在纪念馆再次看到那些游行请愿的场景，又一次热血沸腾起来，默唱着《国际歌》，心潮澎湃，似乎和纪录片中的学生队伍一起在长安街上行进，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惜一切……

    下午3点左右，人开始多了起来。从我坐下到后来离开，大概有50多人参观，少数是大陆的，绝大多数是香港人，还有几个外国人。每当参观者有问题时，那两位志愿者女士都很热心和详细的解答，为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六四的图文背景和故事。看她们熟练的对参观者讲解、更换着那几部纪录片的磁带（好像是磁带吧），应该是已经在纪念馆工作很久了。她们与我见到的冯爱玲女士一样，都对纪念六四这项工作有着全情的投入。从她们工作时的言谈举止及刚才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她们对八九六四那段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以虔诚的心来工作，或者说，在履行良心的使命，而非只是为工作而工作。

    过了一会，来了两位女士，就是刚才那位志愿者告诉我的绘画艺术家。一位年龄约40岁，不会说普通话，和我基本没法交流；另一位不到30岁，我和她大致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话。我，以及另外两位参观者，和她们两个坐在一起，五个人一起画关于六四的感受。

    我因为没上过小学，初高中时学校也多把美术课换成考试科目，所以基本没正经学过绘画，连最基础的线条都画的毫无筋骨，只能粗粗勾勒一番。另外的那两位参观者就画的算画了。一位女士画的是监狱还是什么的，另外的一位男士画的什么忘了。我画了一排阶梯，阶梯中途断裂（还有别的什么，画的比较复杂，忘了）。我告诉她们，这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的中国，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这就是我在图画中想表达的“对比”，也是我一直对六四事件极为重视的原因--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后来，我和其他两位参观者在纸片上的画，都用别针别在了展览幕布上。

    活动结束后，我又看了一会图册，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抓，所以返回大陆时和其他敏感照片一起删了），才告辞离开。临走时我告诉那位志愿者女士，我会去维园参加六四晚会，然后相互挥手告别。

   （十三）发出最后一波求救信

    回到旅馆后，我因参观纪念馆而激动不已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我翻看短信，看到我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吗？”，我只好回了一个“没有事，住旅社开支大”。他之所以这么问我，是因为这几天我要的钱明显多于往常，一周要了1500左右。他当然不知道我在香港，还以为我要备战高考。今年的高考我也报了名，6月7日就开考。但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如何能正常学习和考试。

    前几天，我发给许多香港社会活动人士的请愿信，也附上了求助信息，但大多没有回音。只有张超雄议员办公室回了一封信，却是说无法帮助，反而建议我去支联会求助，还附上了支联会地址和联系方式。我当时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冯爱玲女士，然后还说“你们也（和大陆一样）踢皮球”。（不过后来我被关到精神病房，张超雄所在的工党、几位重要成员还是帮了我一些忙的，我此前说他们踢皮球也不太厚道，他们确实难以帮更多的忙，也没有义务）

    因此我才又写了《写给各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求助信》和《关于我个人情况的说明（兼答与我沟通的各位社运人士）》两封信，做最后的求助尝试。《求助信》已经在前面和请愿信一起混贴出来了，我在这里就只把《个人情况说明》贴出来。内容较长，但基本将我的处境和诉求全部简明扼要讲出，还提及了校园暴力受害者的苦难，因此我把全文贴在这里（其中表强调的加黑加粗的，也原样保持）：

        关于我个人情况的说明（兼答与我沟通的各位社运人士）

诸位社运人士：

    为便于你们简单明了的了解情况，我就逐条的讲一下，现在脑子很乱，可能写的不很清楚明白，就这样能看大概意思就行了。

    1.虽然我的事情许多已经过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伤害持续至今。就像在2008年和2012年在滑县和新乡市发生的事情，却在2014年的济源市（离那两个地方数百公里）再次造成恶劣影响。我都已经尽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谣言与诽谤、以及当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感焦虑感、抑郁症、心理创痛……都还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不解决根本问题，不搞清事实和惩办欺凌我的人，问题就永远存在，尤其那些照片的传播和散布，迄今仍旧存于我认识的人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就会让我永远生活在歧视与孤立之中（还有可能被直接暴力伤害，因为歧视等冷暴力，我更易与他人冲突）我就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种被孤立、歧视、威胁的滋味，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才知道多么痛苦，文字根本无法那么有力的表述出来。且这些伤害下，无人声援并反复发生，我这么多年还能坚持活下去，已经是奇迹了。

     因此并不是我放弃、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不澄清真相、不惩办恶人，我就一直处于被伤害和被伤害威胁之下。我不可能一辈子躲在出租屋不出门、不接触人、不建立社交圈子。但是只要做这些正常生活的事情，立马就会被伤害，因此我自己必须做现在做的这些事，也就是追责、曝光和哪怕没人帮我，我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因为其他路更黑。

    2.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就像举报信中所说：“2018年的我，如果没有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可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看看我在2013-2014年的成绩，尤其2013年底那几个月，老师和部分同学都可以作证），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开学仪式上，或者已经在一些媒体、中国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机构实习、工作，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一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但是现在呢？我的前途毁灭，精神崩溃，抑郁症日益加重，且永远无法消除以前网络暴力、校园暴力的各种谣言、曲解、诋毁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引发的伤害，整日逃避现实，浑浑噩噩，在麻木与回忆痛苦中度过，曾经受到的伤害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摧毁了我的人生。”

    此外，我家庭因此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因为转学、在外地各种费用，以及我这些日子维权，花费累计至少十几万，对一个县城工薪阶层、家庭又有病人（祖父母长年卧床和一年几个月去大医院看病，祖父已于2016年去世，我父亲2015年脑溢血，现在还没好利索，我自己也有抑郁症）的家庭，已经是耗尽积蓄了。如果没有这些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我早就正常考入名校学习、工作了，有了收入回报家庭、维持自己生活，乃至做更多的事情，就如上面所说。可是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毁掉了这一切。

    这样的仇，怎能不报？这样的冤，怎能不诉？这样的伤害，怎能不反抗？

    3.我以前的忍耐，都是为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之后，再利用影响力去做现在做的维权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样做更好，因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脉和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现在难以实现了，只能就现在这样没身份没地位的做。

    其实这也是许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各种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剧：人生刚刚开始，就被摧毁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被摧毁了学习能力、人的精神被击垮、毁掉了人际交往的意愿、无法正常的进行学业和工作，自然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反过来，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旁观者，却因为没有被欺凌，没有受到以上这些损害，甚至从欺凌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与愉悦，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会地位与收入。他们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提及曾经的校园暴力，甚至轻描淡写、歪曲事实以打压受害者的控诉。青少年受害者的话语权，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摧毁在萌芽中。

    因此，这本身就是悖论：受害者话语权是不足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害，害得他们没有身份地位和各种条件。反过来有话语权、有能力与条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观者，他们没有动机去讲防治校园暴力、甚至替校园暴力辩护。这在我发的《思考》一文中有详细讲述。相对来说，我是受程度较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条件（尤其知识水平）最好的，这也是我能够做这么多的原因。

    4.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众多、程度严重，但是都处于孤立无援、被社会严重忽视的状态。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组织，无论是讨薪教师、上访退伍兵、女权活动者、基督教会成员……他们都有组织、能够互相通气和声援，一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会广泛知悉。但是像我这样的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之类的受害者，是没有办法被外面了解和声援的。一旦被抓，就出不来了。

     这也是我在建议书中提到为什么要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NGO、让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让公民们都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的原因。他们需要组织起来，更准确说是需要被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普遍处于孤立无援、眼睁睁看着、等着自己受欺凌却无能为力的状态。

     5.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熔炉》中的残疾孩子类似，是属于必须有外力介入、他人帮助才能维权、正常生活的人（群体），他们与有自主维权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军人并不一样，他们缺乏求助、组织、谋生、对抗的能力，无法自己去维权，必须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为成年人的社会活动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帮助与声援。

     

     

      当今中国社会乃至其他国家对于校园暴力（包括各种冷暴力、歧视以及扭曲化的人际关系）的轻视，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社会资源（权力、金钱、传媒舆论等）本身就是掌握在以前在学校属于旁观者、霸凌者以及远离严重类校园暴力（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市区户籍人民）的校园环境下成长的人。这个虽然我没办法统计，但是根据直观感受以及通过在现实以及互联网的一些了解，似乎是这样的。一些曾经在学生时代是流氓混子的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也比被欺负的人混的好，有些还是当地地头蛇、小干部（当然也不乏“大干部”）之类，其他地方官员、富豪恐怕也是旁观者或者霸凌者居多吧。至于被欺凌的人，在校园习惯了被欺凌，麻木不仁，到了社会上可能还是被剥削、受他人管理乃至被边缘化的人。对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本身就几乎阻断了他（她）们进入社会上层的可能，甚至社会中层都不见得能给他（她）们多少席位。而掌握国家更高权力的官员、学者以及影响力很大的传媒的校园工作人员更多也是在沿海大城市市区重点中学学习，不了解大多数学校残酷的校园暴力，所谓“何不食肉糜”嘛。而且类比体制内与体制外、老板和民工、城市和乡村完全不对等的资源、地位以及与不对等的资源地位极为“对等”的话语权轻重，这个推论（社会资源包括话语权被校园暴力中的旁观者、霸凌者，以及远离校园暴力的“蜜罐人”控制）恐怕也是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难道确实比中国大陆整体的校园暴力水平严重得多吗？从常识就可以否定。只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弱者有了话语权，强者中也出现了更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者、同情者，加上新闻、电影的开放度，才有那么多反映青春期阴暗面的相关电影和新闻。一个不重视家庭暴力、校园暴力问题的社会，并不是家暴和校园暴力问题确实很轻，而是这些受害的妇女、儿童、青少年、老人、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已经被排斥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了，没有足额得到应得的教育或经济收入、没有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与既得利益者公平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充分的话语权，没有为这些弱势群体支撑的舆论阵地（或者虽然有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平台，但是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对）。相反，那些没有经受（或者受害很轻）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的人，或者校园暴力就是施暴者、旁观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权力、政治参与权、社会文化制定权、社会舆论主导权，加上自身身体优势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扶弱抑强、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这样环境中弱势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和不公对待很容易被湮没，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这些人并没有在校园暴力中受害，自然总体上改变它的积极性就不是那么强（当然一些人例外），甚至一些人不觉得它是错的，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恐怕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处于校园欺凌的被欺凌一方。

     因此，必须有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更多话语权、更多权力与权利、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见识与视野、有更多进步价值观的人干预、帮助，才能让校园暴力的严重性充分被社会了解和重视。

    6.在大陆遇到的最大可能危险不是公安和国安，而是来自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他们涉嫌有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当年就不会那么嚣张），拉帮结派，有N多种方式可以骚扰、威胁、伤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观，“借刀杀人”，借助这些人变相“维稳”。如果我在网上遇到攻击诋毁，并且发展到线下，直接在我现在孤身一人的住所威胁和攻击，再次发生2008年时候那些事，我怎么办？求助谁？当年在学校作为学生都没有人管，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任何学校了，大陆警察又不愿意管理，那怎么办？

    7.你们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滞留、抗议，回陆后会受到巨大压力。这个我明白，但是过去、现在，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压力，2008年和2011-2012经历的校园暴力的心理阴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疯逼死了，还有什么不能经历的？现在我的情况差的已经不能再差了。

    8.我已经拖了4年，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思维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记忆力下降的也是厉害，经常丢三落四，正常学习和生活难以维持。而我家庭也因为变故而很快无法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没办法再等下去了，等彻底发疯、流落街头、自杀，就都来不及了。最多只能继续在大陆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几个月（还是在（6）不发生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那时我还有机会来香港吗？

     9.我回去之后还是只能去学校或者政府游行抗议，然后就会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厅接受材料一个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回复。不闹的话，更得不到关注和回应，闹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我回去肯定弊大于利。当然，也恰恰是现在的绝望，才让我抛弃一切幻想，重新维权、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此前我曾经犹豫的情况下放弃了南方周末一位资深记者的报道邀请，现在我后悔不迭，我绝不会重犯二次这样的错误，绝不放弃现在的机会。

    以我的个人情况，例如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背景（没关系没后台，性格还比较偏激，又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进了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里边，出不来了。而且死前必然还会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议，还可能遭到残酷虐待。

     10.我现在非常需要媒体的介入。因为只有媒体的报道，才能让社会了解这些黑暗，引发人们对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关注。

     我希望有严肃的、擅长做社会新闻与深度报道的、有人文关怀的媒体进行调查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南方周末、凤凰周刊、端传媒等。校园暴力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黑白对错，想引发社会深入思考，更是要避免片面、激进、口号化。只有完整的展示了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前因后果、内因外情，挖掘各种校园暴力事件各方背后的故事、联系各种专家学者探讨和交流，才能有真正的成效。像打了鸡血一样用煽动性大标题怒骂一场，是没有持久性和深刻性的，对于社会解决校园暴力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我也不愿意用简单的标签与口号，以“热点推动情绪”的手段煽动民粹。

    我现在最缺乏的是影响力，因此才四处发东西。就像美国的“me too”反性骚扰运动，就是需要知名人士的鼓励和宣传，当然还有强大的公民组织和媒体的支持，才能让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讲出自己的经历，为预防性骚扰努力。她们说的事绝大多数也不追责了，但是并不是没意义。通过这些活动让女性更好的了解和预防性骚扰，也让黑暗之处的丑陋见了光，让受害者不再羞耻而是谴责加害者，并且让社会共同努力去防治性骚扰、关爱这些被伤害的女性，让悲剧不再重演。

    让丑陋见光，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受到校园暴力伤害，一方面是那些伤害本身造成，另一方面（甚至我个人认为更重要）是由于这些伤害的隐蔽性，而且我因为反抗被冤屈，因为揭露（但是缺乏证据）被误解，然后我不断辩白和抗争，然后受到更多冤屈和误解……然后就抑郁了，甚至精神不太正常了。如果真相大白，让我受的污名化被洗刷，其实哪怕不追责也可以，只要查明真相，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抑郁症和各种精神问题是外因还是内因，这本身对我就是巨大胜利。

    11.我希望利用香港这样一个社运发达，个人相对自由的环境，推动中国反校园暴力与反网络暴力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现在无论中国大陆还是香港，相对于女权、劳工权利、LGBT权利、残疾人权利的组织，关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弱势青少年（尤其男性弱势青少年）的保护组织、维权组织是处于几乎完全空白状态。而这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严重程度、男性弱势（包括体格、人际交往、家庭背景弱势）青少年受到的极严重的伤害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尖锐的矛盾。这些弱势青少年，占总的青少年比例，是比同性恋群体占比还多的，受害程度也更严重（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1990年代之后，同性恋受到直接歧视与暴力攻击的有多少？而程度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又有多么悲惨的遭遇？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因此，成立相关组织、并促使政府专门对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制定对策、把防治校园暴力纳入教育机构日常工作，成为教育领域一项常态与重要的任务，都是迫在眉睫的事。

    12.绝大多数校园暴力受害者都没有能力求助、甚至没有勇气、更甚至根本不懂得不知道没有意识求助。他们更没有知识、视野、经济条件、人脉关系来香港求助或在大陆维权求助。我可以说99.9%的比我程度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都没有像我这样的这么多渠道去求助、发声。但是这并不代表那么多校园暴力惨剧没有发生，只是他们无力、也没有勇气求助。因为我现在做的事并不是只为自己，我是代表几百万受非常严重校园暴力伤害的大陆学生（或许香港青少年也有这种情况，我前两天还听冯女士讲香港有因校园暴力自杀的孩子）来请求帮助、希望建立相关组织、以后源源不断的帮助、营救校园暴力受害者，为他们维权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13.我个人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特殊，造成我现在这样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某种程度我遭受的校园暴力也比较“轻”，也就是说（暂时）没有残疾、彻底精神失常而发疯，但是那么多比我情况糟糕、且更为无辜、弱势、受到严重伤害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是急需、也更值得拯救。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没机会求助和发声，因此我一定要为他们争到支持，为他们引起社会的关注，引起陆港两地政府和公民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媒体不报道我，而选择更具代表性的、更悲惨的校园暴力案例也很好，我可以为其处境做些解释、说出这些受害者无力说出的话。

    14.我已经说了：“校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剥削，它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压迫、强奸与性骚扰、历史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现在LGBT有很大改观但是还存在）、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与权益排斥等一样，都是一种伤害、压迫、迫害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损伤，包括现实利益的毁损与心灵创伤。”但是相对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歧视与压迫、男性以男权夫权父权对女性的侵凌和压迫及性剥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对残疾人权利的剥夺，校园暴力却明显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状态，尤其不被当做一种普遍性、结构性问题对待（只有占总数比例极少的个案会被关注，且只会处理个案，而乏有推动根本对策的反思）。但校园暴力（以及12-20岁的青少年对同龄人的欺凌问题，并不一定都是学生）的酷烈性与普遍性与以上这些伤害与压迫完全在同类程度的水平。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庞大，但是因相对分散与孤立而无法同声共气的抗争与维权，无法让社会听到他/她们与其数量匹配的声音。

     还有摘一段给大陆社运人士许志永的话：“死于政治迫害、因为政治问题、阶级、民族和宗教问题被压迫、伤害、欺凌，甚至毁掉一生，和受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伤害的，除了手段途径不一样，结果难道不是一样吗？难道前者就值得关注和拯救，后者就可以放下来以后再说？对一个人来讲，无论因为以上哪种因素受伤害，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伤害的过程而不是动机。您（许志永）也是河南省的，出身平民，应该知道基层暴力多么猖獗，这些年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在学校被天天羞辱性的殴打、甚至被逼喝尿、在厕所里被打的滚爬的哪个县城中学都有不少，个别（虽然累计起来也是惊人的）被性侵犯（男性对男性），一个人人格、尊严都没有了，人性就在20岁之前18岁之前毁掉了。不是麻木就是逆来顺受、暴力沉沦，然后再循环下去，制造出家庭暴力、给社会增加暴力。还有一些以酗酒、抽烟、赌博还有各种方式麻醉自己，还有的就自杀了。还有的因为校园暴力尤其侮辱性伤害，发疯了，精神病，生不如死。我不觉得这些比死在坦克车下要好。而那些加害者的凶残程度，往往恐怕是要超过那些专政机器下的军警们的”。

     即便从2010年算起，受严重凌虐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也比南京大屠杀死亡的30万人要多。日韩和台湾地区都有校园暴力统计数字，至于大陆，我与许多人也都可以了解平均多少人中有一个被严重欺凌的，数字肯定超过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集中暴行。而且相对于这种有历史纪念的、已经一定程度还了公道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往往到死都没有得到道歉，更没有什么惩罚加害者、让世人了解这些散布在全中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各种屈辱的冤魂在青春期的经历了。

    15.而校园暴力问题与网络暴力问题恰恰是社运空白，也是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忽视、却又严重的社会顽疾。西方国家虽然重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但是重点是保护儿童与青少年不受成年人、国家体制的伤害，但是忽略了同龄人对同龄人的欺凌，或者为了保护违法犯罪、伤害他人的未成年人，而相对忽视了被伤害的未成年人。而美国频发的校园枪击案则是校园暴力的极端表现。因此，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13-20岁青春期男性的暴力，必须要加大力度研究和防治，绝对不能放任一部分孩子成为另一部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牺牲品。

    16.我一个人能力有限，没有影响力，甚至连印材料都要自己提着两个大包到处找打印店，用很长时间才能修订好材料。我不懂香港话也是导致出现许多次交流障碍的重要原因。每去一个地方发请愿书和建议信、张贴宣传，都需要很多时间。当然最重要一点还是我没有地位、人脉和影响力，做多少都是茶杯里的风暴，作用很小。如果有相关的组织帮助、媒体介入、社会名人的呼吁，就完全不一样了。

    17.我不仅希望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也希望做一些其他社会活动，尤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涉及到大陆和香港直接的民权民生的具体事情，例如推动关于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进行；研究和促进中国大陆精神卫生体系的完善与文明化、帮助有精神疾病的公民维权；创建为例如弱势学生、重病患者与家属（相对于医院医生）、被黑恶势力伤害与威胁、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者、遭受家庭、校园及网络多重暴力走投无路的人、各种被歧视、孤立的人等发声的组织，给他们一个维权的平台、提供暂时留置和保障安全不受威胁与伤害的处所，让这些人不再像我这样求助艰难、有那么多的曲折而悲惨的经历，让这些弱势群体不再因没有话语权而被忽视，也能够有尊严的活着。更进一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说出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了解这些边缘群体的苦难，以促进这样的人群的境遇的改善，至少可以减少歧视和偏见。    

     刚刚大陆还有一个新闻，一家三口因欠债要自杀，后来鼓起勇气放弃自杀，却又因网络上的攻击谩骂而自杀身亡（两死一伤），可查新闻“北京一家三口在湖南自杀”，。这个例子并不是孤例。因网络暴力得了抑郁症、精神病、正常学习和生活被摧毁的大有人在。网络暴力给许多孤单的、弱势的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却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被惩罚。而自杀或苟活的受害者却承受了多少伤害啊。我之所以受这么多屈辱还不死，就是为了通过与社会公民的呼吁，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至少减少发生，让他们有求生的渠道，对网络暴力，必须有制衡，对网络暴力受害者应该有救助和保护，而且这种救助，就像医院救治病人一样常态化。（大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许多人毫无同情心、冷酷、缺乏人性，暴民很多，这样的环境我维权，不要说政府的打压和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冷漠、看笑话的民众就会让我丧失勇气）

    18.我还想去位于香港的许多机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平机会，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新闻媒体，递交请愿书和建议信，希望他们关心非政治性的难民、弱势群体、弱势青少年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现在离开香港怎么做这些呢？

    19.我现在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抑郁，紧张度高，回到大陆面临那些危险、无力反抗和维权（只能忍耐）会加剧我的病情。我希望延期逗留在港，以便于求医治疗。

    20.我希望在香港或第三国（例如欧洲）做社运，现在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允许有维权活动，尤其无法进行街头运动，只有在国外才有可能。

    当然，我以后肯定会回大陆做反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运动的，第一，那是我的祖国，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公民责任上，我当然要首先为自己祖国的人民争取权益，为保护祖国的青少年而做出贡献和牺牲。第二，大陆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显然比香港特区和许多发达国家严重，在大陆学习和生活的他/她们更急需拯救和保护。但是我现在必须在境外活动，以引起媒体、政府、社会组织、国际机构的关注，并引发他们的参与，然后才能最大限度的推动中国和国际上对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关注和参与解决。如果我现在什么都没做到就返回，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之所以没有自杀，之所以耗尽力量来港，就是希望在有关于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方面的请愿与呼吁有些突破。我忍耐了这么多年、逃避了这么多年，我就是为了现在，就是为了有发声的这一天，就是为了自由的呼喊、为了通过社会运动伸张正义，为受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发声和求援。这一次机会错过，永远都没有了。

    我将《求助信》和《个人情况说明》再次群发给了香港政界、学界、社运人士等各界人士，并附上联系方式。我指望我最后的呐喊，能让哪怕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把我从没有钱维持生活又高度抑郁、恐惧不安的绝境中拯救出来。

    此前在大陆，我就在《举报信》和致各大媒体的信中发出类似绝笔的求救和宣言：  

   “1.如果我在未来改口，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放弃举报信中对相关校园暴力加害者及失职渎职老师的那些指控，那一定是在他们的暴力或其他方式的逼迫下做的，或者是他们将我非法拘禁和控制、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我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各部委、厅局领导、媒体人士、乃至所有人都不要相信。哪怕我在视频或者录音里甚至当面否认举报信中的内容，也不要相信，因为很可能是在被威胁之下做的，我不是江姐、张志新，面对各种可能的恶毒手段，包括酷刑和恐吓，我有可能一时屈服。尤其有黑势力背景的，什么恶心、恶毒、侮辱他人人格、让你精神上彻底被击垮、让人饱受屈辱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例如最近爆出的山东于欢案吴学占团伙对待访民的行为），具体他们会怎么做我在这就不说了，他们有很多种极恶毒的摧毁他人精神、灵魂和基本尊严的方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张纯如的书中都可以看到一些这类行为的描述（当然也有南京大屠杀记录中没有描述的，描述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很多黑社会的行为比日军还恶毒）。总之，不要相信任何我否认举报信主干内容的表态（至于细节，因为时间太久可能个别地方会有修正，不影响整体指控）。

     2.我所举报的情况牵涉许多人，他们朋友多人脉广，很可能采取各种龌龊阴暗手段来对我的举报活动进行阻挠和破坏，例如查询我的户籍信息、出行和开房住宿记录、盗取我的社交账号、查询我的通话记录、查找我的位置信息，对我进行威胁和伤害。

    我对举报信所有内容负责，如有诬告，我情愿以诬告陷害罪入狱。我愿意在合适场合保障双方安全和平等（而非在“拉偏架”环境中）前提下与所有被指控者当面对质。

    2018年的我，如果没有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可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看看我在2012年10月至2014年3月的成绩变化，尤其2013年底那几个月，老师和部分同学都可以作证），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开学仪式上，或者已经在一些媒体、中国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机构实习、工作，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一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但是现在呢？我的前途毁灭，精神崩溃，抑郁症日益加重，且永远无法消除以前网络暴力、校园暴力的各种谣言、曲解、诋毁造成的伤害，整日逃避现实，浑浑噩噩，在麻木与回忆痛苦中度过，曾经受到的伤害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摧毁了我的人生。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会放弃要求查明真相、绝不会放弃追究责任；我也会不断呼吁国家、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关注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忍辱负重活了这么多年，没有自杀或者去杀死欺凌我的人，就是为了揭露校园的种种黑暗，将青少年社会的丑陋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我的情况相对来说属于受较严重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情况较轻的。那些长年被殴打、凌虐（例如被逼吃屎喝尿、喝洗脚水、下跪、被扇耳光、羞辱性的围殴、男生被男生性侵犯如被迫口交等），受到各种身心伤害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他/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条件去反抗，甚至已经丧失了反抗的决心与勇气。如果社会广泛动员起来揭露校园暴力，编纂成册、连载报道，这样揭露校园暴力的材料将会如同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详情那样令人震惊，让人们知道每年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都有数以百万计乃至上千万的未成年的校园暴力加害者在对年龄相近的孩子使用各种残忍、恶毒、隐蔽的方式加以欺凌，而这些受害者往往在孤独的忍受着伤害，以痛苦、恐惧、悲伤、麻木、焦虑、绝望等各种心理状态生活在伤痛之中，他（她）们原本应该美好的青春被毁掉，甚至一生都生活在经历过的校园暴力的阴影中。这些都需要被揭露，只有向世人展示了残酷的真相，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动力和条件。

    如果我死去（无论是被杀害、被逼自杀或其他原因去世），还会有人（无论是校园暴力受害者、旁观者，还是曾经的加害者后来幡然醒悟的人，还是媒体人士、老师、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各种愿意为防治校园暴力而努力的人）前赴后继，踏着我的鲜血，为公平正义而抗争，为反抗校园暴力而斗争，就如同历史和现在的世界上为争取民族解放、自由民主的中外先烈那样，在经过长久的、许多代人的英勇斗争后，防治校园暴力事业必定取得成功，终将迎来胜利的明天，开启让每位青少年都能平等、自由、不受欺凌的生活的崭新时代。”

    想到明天是六四，沉闷的心情又起了波澜。我想，能够参加维园的集会，也算来港一大收获。在大陆，不能在任何公共场合纪念六四。自上初中至今的十年，我也仅有一次点蜡烛在房间默默悼念过。明天，终于可以和港人一道，公开向六四英烈致敬、为民主而呼喊。

   （十四）维园六四日，烛光泪莹莹

    六四到了。我上午就整理好行装，准备赶赴维园。虽然晚会晚上8时才正式开始，但我已迫不及待想去，而且或许白天就会有很多预备性活动，能赶上最好不过。

    不过这时我又想到，我今天是合法逗留的最后一天，干脆去入境处看看，能不能延长逗留期限。于是我先去了位于湾仔的入境处大楼。

    我到了之后，看见入境处门口有两位穿着灰黄色衣服的保安人员，都是南亚或东南亚裔的，连基本的汉语都不懂。我说要去入境处，其中一个个子很矮的保安，竟然不知故意还是无意的，把我指到相反的通往商场的方向。我发现走错后，非常愤怒，但他不懂中文，我冲他喊叫发火也没用。后来到了入境处办理延期逗留的窗口，在排队时，我想，自己也没什么证明材料，恐怕根本没可能得到延期许可，说不定还会惹麻烦，因此我转身就离开了。然后我乘巴士赶往维园。

    到了维园，看到确实已经有支联会等机构人员在，他们正在搭纪念台，但是没有什么活动。在维园正中，好像有几副悼念刘晓波、六四纪念者的花篮，还有一个六四遇难者纪念碑树立在园中。这时天气非常炎热，现在又没有纪念活动，我决定去维园对面的香港中央图书馆看书休息，等到晚上再来。

    中央图书馆内部阔大、很是凉爽。我本想找几本书看一看，但自己情绪起伏不定，完全看不进去，连坐都坐不住。口渴想喝水，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只能出了图书馆跑了很远买了两瓶又折回来。回来之后，我还是看不进去书，脑子纷乱。处在无路可走的绝望中，即便遇到我很看重的重大纪念，校园暴力和眼前的经济困难造成的痛苦依旧缠绕。我就在图书馆来回上下楼、绕楼层转圈踱步，焦躁不安。

    我决定打电话给那些我发去求助邮件的议员和机构，虽知获助希望渺茫，但已无路可走了，试一试总归比不试好。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一位女士告诉我收到邮件了，已经回复让我去找支联会。我说我和支联会人员见过面了，她们无法帮助。她说那我们这里也无能为力的。我道谢后挂掉，又打给朱凯迪办公室，我对接电话的女士说，朱凯迪先生也曾经被黑恶势力威胁过，又同情基层百姓苦难、为乡民争取土地正义，能不能也帮助一下我呢？她说很抱歉，香港议员没办法管到大陆的事。我道谢后挂掉，而此前打过民协和周保松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本想再打几个，我想到还是会被拒绝，或者总是没人接，就绝了望，不再打电话。

    后来我头脑冷静了，才勉强坐下来休息。我抱着书包用手扶着头，就这么打瞌睡了。我愤怒、痛苦之后，就会疲累，想睡。虽然这样肯定睡不安稳，但有一种逃避感和安全感。

    打了一会瞌睡就醒了，一共也就半睡不睡的休息了半小时。我觉得坐在图书馆又没心情看书，还不如去维园。于是我就通过天桥，回到维园。

    这时的维园已经有不少人了，而且好像正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很快，我在主席台看见了李卓人，还有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泛民人士。我就和许多在维园的市民围拢过去，和记者一起听他们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卓人真人，非常激动。他们讲话慷慨激昂，但可惜的是，都是香港话，且因话筒增大噪音，我基本听不懂，只能听懂中国、中共、709、威权等个别名词。

    快要讲完时，突然下起了雨，演讲者、记者、市民都纷纷找地方避雨或打伞。我也挤到一个记者棚避雨。过了一会，李卓人过来了，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距我只有不到5米。我其实是有在这时拿出材料直接求助李卓人先生、引起旁边记者关注的念头的。但想了想，六四是个大日子，我个人的事算得了什么，我怎么能搅局呢。退一万步，即便没什么负面影响，在六四这个时间点让记者关注我的事，也非常不合适。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眼睁睁看着雨停后李卓人离开，记者也都逐渐散去。当然，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时，后悔异常。如果我当时举着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和建议信请求李卓人帮助甚至呼喊口号，就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但现在想，这样做的确不合适，不是搅局也变成搅局了，而且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雨停后，我看见支联会的职员推着募捐小推车，在公园推来推去。这位职员至少50岁了，推车上的募捐箱简陋的似乎像破的一样，他默默的弯着腰推着。我一阵心酸，走上去捐了20港币，他连声道谢。我也对他道谢，因为支联会成员们为纪念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坚持了29个年头。如果不是我当时心事重重，一定会和他攀谈一下，问问他已经在支联会工作多久了、对六四有哪些思考……

    这时地面已经干了，只有一点坑洼还有水迹。许多市民都坐在广场上休息，还有带着小帐篷来的。我也拿报纸垫着坐下，等待晚会开始。期间，看见有记者在采访市民，不过好像对我没兴趣，我看见她们采访了我不远处的老奶奶，估计她们认为老奶奶参加过许多年六四晚会，故事更多吧。还有中大的学生在发中大刊物，也给了我一本。我顺便问她中大民主墙外人究竟能不能贴，她说不可以，而且贴的话还要实名的。这时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拿出雨伞把自己团在雨伞下，翻着中大刊物，不知不觉睡着了。

    从日落西山到夜晚来临，也不知过了几小时。我从迷迷瞪瞪中清醒过来时，维园已经人山人海了。我坐在离纪念大讲台二三十米处，不远也不近。有人在发节目单和蜡烛，我没领到，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发的人领了一份。

（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以下描写可能会出现时间顺序的颠倒）

    大约8点钟，晚会开始。台下一片静默。女主持人首先是介绍出席纪念的泛民人士代表，不过又是香港话，我只听清了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名字。后面女主持开始讲话,虽然香港话我难以听懂，但我还是努力试图听清一些话。她大致提到了六四、中共对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维权律师的打压，重点提及了709事件，多次提及王全璋的名字。在香港甚至国际上，这位已失踪三年多（这次六四晚会时他已失踪2年11个月）的维权律师，已成为中国维权律师受难和不屈的象征。

    讲话完毕，支联会代表向六四纪念碑敬献花篮。我距离太远，并没直接看到。我和维园全体市民转身面对纪念碑，三鞠躬。我的身边，有穿着像白领的青年男士，有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有中年大叔，有六七十岁老奶奶……他/她们都安静的举着蜡烛，向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民主而牺牲的英烈致敬。鞠躬后默哀一分钟，全场寂静无声。我在想，29年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大陆人已淡忘了六四，新一代也多不知、不解六四，只有港人，每年都会纪念。烈士们在感慨世事悲凉时，也会略感欣慰吧。

    悼念结束后，在大讲台上开始播放视频。视频是天安门母亲的控诉，她们已经控诉了29年。我想起曾看到过采访丁子霖的一段报道，报道中说，丁子霖她们以为，六四会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那样，很快得到平反。可是，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9年了，她们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公道，但却在渐渐老去、去世。“含冤而死”，“冤”和“死”结合在一起，意味着黑白颠倒，意味着死不瞑目。六四英烈牺牲了，她们的母亲、家人，竟也看不到平反那一天、等不到正义得以伸张的那一刻了。她们比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更为悲惨，后者看到了残暴的军政府覆灭的结局、也等到了刽子手陆续被清算的新时代，而六四英烈的母亲却看到中共政权的日益壮大、统治集团越发反动和凶恶，以及刽子手和他们子女的权势熏天、尽享富贵荣华。世间何其不公！不去改变，又待何时呢？

    之后播放的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谈话。我个人认为，709大抓捕，与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之举，是习近平时代专制高度强化最露骨的三大象征性事件。而其中尤以709为暴力、野蛮，且是三件事中，被压迫一方最弱势却反抗最激烈也最持久的。而709律师的妻子们，为了她们的丈夫，为了正义，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奋勇抗争。抗争中遭遇的各种屈辱不胜枚举，如果是我早就发疯或自杀身亡了，而她们却坚持了下来。她们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对她们来说，外界尤其国际社会的声援至关重要。之所以她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像其他上访者、维权者和社会运动人士被抓捕，还能有一定自由用以抗争，国际社会的关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愿六四晚会上她的视频谈话，能够让香港和海外人士更加关注709律师及其家属的遭遇，为他们争取一些主动。

    此后，是一些组织的讲话。还是因为语言问题，我听不清楚。后来查阅新闻，应该是“左翼21”等青年组织的代表讲话。新闻中还提到，香港几大高校的学生会，已经连续多年拒绝出席六四晚会。这一点我非常痛心。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台湾的青年人，非要把“独立”置于普世价值之上？为何非要急于与中国大陆切割，并因此不惜对六四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冷漠待之。哪怕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都应该对其他族群的苦难给予关怀、为其呼喊，何况两岸三地同文同种，都是大中华的组成部分。大陆人民是有各种劣根性，品德败坏之人比比皆是，我深有体会，本文就会讲很多。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改变，是要惩恶扬善，是通过团结与奋斗让十多亿国人变好，而不是自扫门前雪，不顾他处瓦上霜。我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有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作为大中华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我还是不能赞同港独、台独及与此相近的各种分离主义、国族主义主张。至于梁颂恒、游蕙祯以“支那”蔑称中国，及其他极右势力的仇陆仇华行为，我就很是厌恶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我也认为被压迫的人民，不应有国界和族群之分，更不应故意新创民族和国家以区隔同胞，而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而斗争，开辟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我一生都会秉持这样的原则。

    “释放刘霞”，也是晚会主题之一。刘霞的丈夫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牺牲在牢里，她也因协助丈夫抗争而身陷囹圄。但他们深爱并为之奋斗的大陆人，连知道刘晓波的都是少数，听说过刘霞的恐怕更是连千分之一都没有。众多港人和欧美人士，却普遍知道她被中国政府软禁的遭遇，并为争取她早日获得自由而呐喊。两相对比，既有安慰，又是讽刺，更是悲哀。另外，刘霞因长期遭受迫害，有严重的抑郁症。而我也有抑郁症，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她因软禁等各种迫害而痛哭的照片，我就想到自己绝望时的挣扎。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是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受到迫害时那种更刻骨的痛苦的。刘霞热爱自由，却连家门都不能迈出，被监视和管制，就足以令相对脆弱的她痛苦的难以承受，灵魂深陷在抑郁的苦海中绝望挣扎。看到网上许多人批评她不够坚强，甚至指责她“张着大嘴哭”“表演”，我更是感到愤怒。抑郁症患者当然不需要被供着让着，但是也请体谅她们远超常人的无力感、痛感、绝望感，多一些理解与关爱，少一些刻薄和苛责。

    此后，是演唱几首纪念六四的歌曲。《血染的风采》、《自由花》、《民主必战胜归来》……或悲壮、或激昂，我虽不会唱，也跟不上用香港话唱的歌词，但依旧受到歌声的感染，热泪盈眶。身边也有市民流起眼泪，十几万支白色的蜡烛也似流着泪，在黑暗的夜色中为人们带来光明。我相信，正义早晚会战胜邪恶，光明会驱散黑暗，民主必战胜归来。

    在歌声中，晚会走向尾声。台上台下齐喊口号：“悼六四、抗威权”、“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喊声响彻维园。在喊正式的口号间隙，还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虽然人数很少，但声音也不小。我是赞同支联会用“结束一党专政”而非“打倒共产党”为六四晚会口号的。有时候做政治运动，既需坚定，也要讲求技巧。港人在高声喊口号时，并不仅是纪念六四和呼唤中国民主，也在表达对回归以来中共对香港政治社会渗透的不满、对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愤怒。激昂的口号，也证明港人并非如自决和港独派所说纪念六四是“行礼如仪”。相反，至少一部分港人，悼念六四时是自觉自愿并深情投入、将“建设民主中国”作为深入骨髓的价值信条。我也认为，民主的中国，才能真正保障香港的法治与民主免受侵蚀、使香港的自治得以保全。

    晚会结束了。市民们有序的退场，我也随人流离开。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因语言不通，我无法完整倾听晚会的所有演讲、活动。但我还是完成了悼念六四英烈的心愿，与港人一起鞠躬、默哀、唱歌、呼喊口号。29年前我未出生无法与英烈们在一起，29年后我与他/她们的灵魂在一起。

    这次集会，也让我看到了许多港人对六四、对大陆人权、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感受到了港人的正义感与同理心。我也衷心的希望港人能够坚守住香港的自由、法治，坚持到中国大陆也迎来民主的那一天，与大陆人民携手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当然，当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许多港人表现出的诸多言行和态度，让我对香港及港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心系大陆的、关心大陆人民的，只是港人中的少数。甚至，参加六四晚会的，也并不都是支持中国大陆民主事业和陆人疾苦的，而是出于其他想法。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和敬佩那些真心关注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港人，哪怕他/她们是为数很少的）

    坐上返回旺角的地铁，激动的心情迅速转换为对自己前途的绝望。6月4日是我合法在港逗留的最后一天。当时，我真有直接坐地铁到罗湖以返回大陆的打算。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回去，又有什么出路呢？精神几乎崩溃下参加高考？那是在自取其辱。在港滞留当然也没希望，但能拖一天算一天吧，说不定有转机。如果没有转机呢？那就自杀吧。

   （十五）赴联合国难民署和明报编辑部，以及回忆造访端传媒的过程

    第二天我很晚才起来。我决定去联合国难民署看看。虽然此前就已听冯女士说过，香港的联合国难民署并不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我以前也看过大陆政治难民在香港的难民署被拒的事（例如民国派人士张向忠在港难民署求助被拒的遭遇），但还是想试试看。

    我步行来到位于上海街250号的难民署所在大楼，许多香港政府机构或机构的九龙分部都在此办公。我直接坐电梯到了难民署所在楼层，但却有玻璃门隔开了办公区和电梯口。我只好看提示打了办公楼保安人员电话，对方要我稍等，很快就上来了。她上来之后，我告诉她想进难民署申请政治避难，她说这里是不会接受来自大陆的避难申请的。如果非要联系，就先发邮件吧。在楼下，她写给我难民署的邮箱（和前面许多人写给我的联系方式一样，都是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查到的），我道谢离开。

    然后我决定去找媒体。香港的媒体，我曾经联系过凤凰卫视，当时找了《冷暖人生》节目组，是一位叫“郑大牛（不知道是真名实姓还是昵称）”的编辑接收和回复的邮件，对方还是很温和礼貌的。当时我因为还担心上电视影响我日常生活，还没放弃高考，对方也建议我可以匿名发表文章到微信号投稿。但后来我又忙于向其他人维权和求助，就耽搁了。当然后来我很后悔没有把握，那时对方没说我的案例能否上节目，我也还没到绝境，所以我也没紧追要求，就过去了。我后来还曾经去过位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楼的凤凰卫视上海新闻中心，想当面递交材料，也希望最好能面见一些主持人或记者，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不收新闻材料，也不能进到里边找主持人和记者。

    赴港后，我去的第一个媒体是端传媒（我记不准是哪一天去的，应该就是6月2日至6日那几天）。2016-2017年初，我看了有半年多的端传媒文章，还以“冰山内的烈火”为昵称，经常在文章评论区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但后来我维权呼吁，以及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就很少看、直到现在基本没看了。我感觉端的文章很有深度，价值取向也与我多有重合，所以很期待他们关注我的事情。而且那时我还收到过端传媒的一封邀请邮件，大概是说因为我在评论区很活跃、评论质量佳，所以邀请我参与端的一个新功能（“圆桌”？记不清了）测试，说我是被选中参与测试的一百人还是一千人之一。我当时很高兴，因此我把自己校园暴力的经历发给了端传媒。但只得到一个简短回应，说以后报道校园暴力问题时，会参考我的材料，此后再无回应。我当时还根据端发给我的邀请邮件中的联系方式，打过他们一个驻上海的大陆联络人员的电话，言谈间他很热情和气，我说如果以后我去香港能不能去端传媒办公地点看看，他说如果采访需要先约定，如果只是想说说话聊聊天当然可以。

    于是我现在就去了。到了端传媒所在的弘富产业千禧广场，上了楼，看到了端传媒的标志。我也忘了是叫开的门还是直接就推开了。办公室右侧是接待来访的服务台，一位二三十岁的女性在值班。我简单道明来意，说想见一下编辑或记者。她说现在都出去采访了，有什么事发到邮箱吧。然后写给我一个邮箱，和我在网上查到的是同一个。我说我以前发过，但是没有回应。然后我指着左边一排格子间和人说，这不是有记者在吗？我能不能谈一谈。她表情语言都表现的有点不耐烦了，还是说让我发邮件，她说会给编辑说一下留意一下我的邮件。然后我就走了。看来说话聊天什么的实际上并不可以（当然我也不是为了聊天）。如果我是什么很有身份的人，掏出个高校或者企业名片，她就态度不一样了吧。人与人的不平等、影响力的差异无处不在啊。我也再一次明白，传媒人员现实中的行为，和传媒文字营造的形象，是有很大落差的。看文章感觉到的媒体是高大的，现实却是一地鸡毛。南周如此，端传媒也一样；大陆如是，香港亦如是。不过严格说来，这位工作人员做错了吗？无论从规则制度，还是从道德价值，她都没错。反过来，似乎还是很尽职的把门、保护媒体工作地点的安宁、安全呢。至于我的死活，他/她们并没义务管。（当一年后我流亡出境、再次在端传媒评论区评论时，我提到了此事，而且此时我恰在评论区遭遇网络暴力，而端传媒的回应和处置再一次让我领教了什么是“文明的冷漠”。再后来，我还对其前总编张洁平及其许多同事、朋友一干人等有了更多的认识）

    6月5日，我去的是明报。明报距我出发地油麻地很远，我坐大巴车去的。一路颠簸不已，我当时人都是晕的，眼神飘忽不定，懒得看任何街景，整个人又晕又蔫，如同柔软的僵尸。坐了至少20站，才到了明报所在地明报工业中心大楼。到了明报编辑部所在楼层，前台有一位女士，还有一个保安。我告诉她希望见一见记者，她说他们都在工作，只能打电话或发邮件。我拿出签过字和按了手印的材料，给了她，希望她转交相关编辑记者。她收下了。我问如何联系，她给了我明报中国组的联系邮箱。我想对前台拍个照，她说不可以，我于是只能对墙自拍一张。然后我就道谢离开了。

    我就再没去别的地方，直接回到旅馆把自己塞到被子里捂着头逃避现实，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醒了之后又死马当活马医般的给联合国难民署写了封求助信，然后继续蒙头大睡。

    （十六）向中联办递交请愿书；参加纪念李旺阳先生的晚会

    6月6日，我感觉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天就去中联办请愿。我先坐车去了港大，看民主墙上我贴的东西还在，又去了太古楼吃了饭。吃完饭就步行去中联办。

    没想到的是，离中联办就一二百米了，突然下起大雨来。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这老天阻挡我干什么？而且雨越来越大，一时半会很难停息。虽然我带着雨伞，但雨实在太大，如果冒雨在中联办门口请愿的话，文件和标语都会湿了。我看到对面是西区警署，不知怎么想的就走了进去。进去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确认一下在中联办请愿警察会不会干预，有什么规定。我进去之后发现和大陆派出所的场景差不多，几个警察有的在操作电脑、互相谈笑，还有的可能是外勤，站在屋里避雨。我问坐在服务台最左侧的年龄大约四五十岁的老警员，我是大陆学生，想在中联办请愿可不可以。他边和同事聊天，边随口问我请什么愿、几个人？我说是关于校园暴力的，就我一个人，他说可以。说话之间，他很不正式严肃，和同事一直在谈笑，完全没把我当回事（和后来我割腕后，西区警署如临大敌比起来，对比鲜明）。 （另外，关于香港警察的称呼，好像普通警察都称为警员，我也弄不太清。因此为方便起见，在本文中，除特殊情况外，我会把不特定或群体警察都称为“警察”，具体的不超过两人、个体的警察都称为“警员”）

    过了一会，雨停了，我就去中联办准备请愿。此前，我买了一面五星红旗，大小正好够我披在上身或举起来挥舞（后来查了下，大小应该是60×40cm这个规格的），准备把请愿信和旗帜一起举起来。

    到了中联办门口，我看到有两位香港警员正在整理栅栏，除此之外没什么人。我就站在正对中联办的花坛旁边，拿出国旗和材料准备请愿。然后那两位香港警员马上就过来了，他们把我劝到中联办东侧一个很破旧的大楼的楼道里。其中一位年龄较大（约50岁？）的警员很和气的问我要做什么，我说我要请愿、递交请愿书。他说，如果你这么做（以举牌请愿的方式），中联办反而不会收，是没用的。他建议我把想递交的材料整理出来，然后他会叫出中联办工作人员，让他们收下。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而且他一番热情好意，我也不方便反驳和拒绝。于是我就翻找需要递交的材料，他劝我不要急，慢慢找。我把请愿信、建议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举报欺凌我的学生及失职渎职老师的举报信，以及请愿用的标语“请求中央政府防治校园暴力（大致意思）”一份份整理好，然后跟着两位警员回到中联办门口。

    那位老警员进到中联办，叫出了一位穿白衣服的工作人员，40多岁，似乎级别不低，有点像督察员之类。他出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就非常庄重严肃的说，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要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和请愿信。然后，我后退、鞠躬，双手拿着请愿信等材料，恭恭敬敬的像递交国书一样，对他说，“大陆学生向中联办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大致是这么说的）”，把整理的整整齐齐的、签了字按了手印的请愿信、建议书、分析文章、举报信、标语一并呈交给了这位中联办工作人员（但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他是中联办/大陆方面的人员，也可能是香港的警务督察之类）。他收下后，我对他道谢，他点头，拿着我的材料返回中联办办公楼。这时是大约下午两点。

    我随即也对两位警员表达了感谢。我想记下他们的警号，他们欣然同意，把肩上的警号对着我让我记录，他们的警号分别是：49004、52945。

    我正要离开，走了没几步，正好迎上香港泛民人士纪念李旺阳的队伍，以及随行报道的记者。他们正在喊着口号朝中联办走过来，其中包括梁国雄先生。于是我就下意识的跟着他们往回走。

    走到中联办门口，他们一字排开，记者也都正对着他们拍照。我还没想好站在哪，就被警察劝说让开地方。于是我走到中联办西侧那边观察情况。我看到梁国雄他们在大喊纪念李旺阳、要求追究李旺阳死亡责任的口号，而中联办的人在门旁很冷静的观察情况，看来他们久经战阵，早已对这种抗议见怪不怪了。其中一男一女两个穿白衣的中联办人员在门旁，女的看见我在看他们，她也看着我，然后给男的使眼色让他注意我，二人还低声交谈。

    这时我在考虑是否应趁着许多记者在，展开标语和拿出材料，吸引媒体注意。但和在六四晚会时考虑的一样，我不愿意搅局，影响他们纪念李旺阳的活动。而且，如果我这么做，也有可能被泛民人士误以为中共方面派来搅局的，尤其在我包里放着国旗的情况下。在香港，挥舞五星红旗的基本都是极端亲共分子，如陈净心之流。我带着国旗，主要是想以妥协和表达爱国的方式，促请中国政府解决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但这很容易被误解。而且刚才递交了一套完整的材料后，现在剩余的材料凑不完整，记者来了我材料不全很尴尬（虽然手机里有）。所以我陷入犹豫。

    这时，集会散了。记者一时半会还没有走。我终于决定趁机行动。我赶快走过去，准备拿出标语和材料，以引起媒体注意。然而这时几个警察围拢过来，其中一位年轻女警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呼吁中国政府关注校园暴力，想请求媒体关注。我一开始还把她错认为媒体记者（因为香港警服和大陆的不一样，而且好像她还穿着雨衣），后来才看出她是警察。这时刚才劝说我的那位老警员也过来跟我说“你看，他们这样（抗议），（中联办）就不会理会”。我表示同意。这些警察并没阻止我什么，但就这么一耽搁，记者就都走了。后来只剩下还有几个摄影师，我问一个身高体壮的扛摄影器材的人，他说他是东方日报的。但大多数记者都走了，他好像又只是摄像的，东方日报好像还比较亲中共，我就没再举牌、请求采访什么的。

    就这样，我丧失了最后一次用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并引起媒体注意的机会。我如果当时大呼口号、高举标语，就可能让媒体报道我的事情，并得到同情和帮助。或者，我追赶上离去的梁国雄先生，不管怎么请求，如果他帮助我，或者至少建立联系，为我在大陆搞反校园暴力活动争取声援和有限但宝贵的保护，都比后来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遭受一系列屈辱性的的对待，回到大陆后又遭遇各种挫折和伤害要好。就算这样做求助失败，我又能失去什么呢？优柔寡断让我丧失了最后的机会。

    稍后，我也看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回复的邮件。不出所料，难民署说只能接受在原国籍以外地区的人的庇护申请，我在中国，所以无能为力（大致意思）。虽然早有预料，我还是愤怒不已，回信说“你们怎么这么冷血呢？我都要死了”。他们此后也再没回复我任何消息。

   我从中联办离开时想到，职工盟的林先生说，6月6日有纪念李旺阳的活动。我作为左翼，对中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李旺阳是湖南工运领袖，因支持八九学运和呼吁平反六四而入狱，受尽折磨。我对他很敬佩，因此决定参加他的纪念活动。虽然我疲惫不堪，但多参加一场纪念，也比什么都不做更好。或许，参与对李旺阳先生的纪念，可以给我更多抗争的勇气。于是我就在网上搜索，在Facebook上看到尖沙咀文化中心有纪念李旺阳的晚会，于是赶了过去。下午又在下大雨，我进了文化中心大楼内，又累又难受，浑身瘫软，想在供休息的沙发上躺一会，刚躺一分钟，就被工作人员提醒不能躺，我只好在地上半睡半坐窝了几小时，跟流浪汉一样。

    等到晚上，纪念李旺阳的晚会在文化中心外的露天平台开幕。相对于六四，当然规模就很小了，只有大约百位观众坐在台阶上参会。我那时已无参加六四晚会时的精气神，脑子乱七八糟。我大致只记得纪念者致辞、播放李旺阳妹妹李旺玲的谈话视频，以及一系列纪念李旺阳的音乐节目。看到“砍头也不回头”的标语，我在想，自己没有李旺阳这种硬汉的骨气，但总能有赴死的勇气。晚会虽也有激昂的口号、感人的音乐，但我怎么也无法像前天六四晚会时那样投入和激动了。自己的麻木与无助感越来越深。

    深夜，我回到了旅馆。回去之后，我还向老板的丈夫要了香港法律援助署的联系方式。但我想到一系列的拒绝，连联合国难民署都不提供庇护，香港的法律援助机构又能帮我什么呢？

    那就死吧。

    第三章 血洒中联办，手铐加身

    （一）为什么非要用流血与死亡的方式来请愿呢？

    为什么我要自杀？其实，前面两章中的许多段落都已提到了，尤其在《个人情况说明》中，也清楚的阐述了自己的绝境（其实，如《自述》在内的我此前的别的文章也都提到自己的处境和绝望）。我在此再汇总一下，也再补充一些原因。

    一，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都在日益恶化，难以维持正常生活，更遑论学习和工作，根本无法有尊严的活着。 从2008年至2014年，我的青春因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被毁灭。从2014年至2018年，我又拖了4年，都25岁了，不适应社会，缺乏人际交往能力，无法正常上学和工作。 “虽然我的事情许多已经过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伤害持续至今。我都已经尽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谣言与诽谤、以及当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感焦虑感、抑郁症、心理创痛……都还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尤其那些照片的传播和散布，迄今仍旧存于我认识的人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就会让我永远生活在歧视与孤立之中（还有可能被直接暴力伤害，因为歧视等冷暴力，我更易与他人冲突）我就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种被孤立、歧视、威胁的滋味，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才知道多么痛苦，文字根本无法那么有力的表述出来。”……因此并不是我放弃、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

    “我已经拖了4年，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思维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记忆力下降的也是厉害，经常丢三落四，正常学习和生活难以维持。而我家庭也因为变故而很快无法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没办法再等下去了，等彻底发疯、流落街头、自杀，就都来不及了。最多只能继续在大陆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几个月（还是在（6）不发生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那时我还有机会来香港吗？”

   “你们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滞留、抗议，回陆后会受到巨大压力。这个我明白，但是过去、现在，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压力，2008年和2011-2012经历的校园暴力的心理阴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疯逼死了，还有什么不能经历的？现在我的情况差的已经不能再差了。”

     还有单独想提的一些话，就是无论在校园断断续续7年的经历，还是后来呼吁和维权的两年，以及在互联网上看到听到和经历的许多黑暗的事情和现实，都让我对这个社会非常失望、绝望。鲁迅、契诃夫都看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黑暗，但他们更多是一个旁观者、记述者，自身生活还是相对优渥的、与苦难还是有所隔离的、自身的安全和尊严还是很有保障的。而我，不仅旁观了种种丑恶，也亲身经历了许多黑暗，是受害者、无助的弱者。

    我像祥林嫂、魏连殳、涓生，贫穷、孤独、历经磨难，没有出路或出路就是堕落；又似格罗莫夫、契基尔杰耶夫、姚纳，社会不公和生活艰辛如滚烫的沥青般倾泻在我头上，将我烫的满地打滚、身体和精神都受到腐蚀的酷刑。其中最惨痛的无疑是高考的失败（当然这个我个人要负很大责任）。因此，我对于各种丑恶、黑暗和不公，既体会更深，又无力逃脱和抗拒。所以我不仅有鲁迅和契诃夫二人的清醒和愤怒，还有无助和绝望。而且，即便能生存下来，不仅自身还要受屈，还会沾染这个时代的恶，自己也成为黑暗社会的一部分、丑恶行为的参与者，在互害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在校园暴力过程中，我不就是有过加害者的一面吗？而社会比学校更复杂和肮脏，各种受害和加害，我以后必然遭遇/参与更多而不是更少。当然，对我这样的弱者，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受害方。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下去，只会不断遭受屈辱，却无法讨得公道，反抗只会碰壁更多、冤屈更大、受伤更深。而我又没有逃避这种丑恶环境所需的权力、金钱、人脉关系和社会地位，欲逃无路。与其如此，不如一死了之，即便自杀引不起关注，也能免受未来生活中更多的伤害。

    二，理想破灭，人生无望。“对我来说，没有考上如中国人民大学（或至少211、985）等院校，就等于我彻底失去了实现理想与追求的机会，没有了改变充满不公与黑暗的社会的条件和地位、丧失了以名校学生身份参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可能，我的政治抱负化为了泡影。而我的性格和身体状况，做一般白领和基层工作人员又不甘心（更重要是不能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再次被孤立与歧视，害怕受欺凌和伤害），自然也绝不适合于打工，家庭又很贫困，不能考上名校在个人前途上也没有出路。”如自述所说：“心有冲天壮志，命如脚下污泥”。6月7日就是高考日，我却早已丧失了追求理想的机遇。看到这个巧合的时间，更加剧了我自杀的念头。

     三，因上访、维权和做社运，返回大陆后可能会遭遇来自政府部门的体制性迫害。“我回去之后还是只能去学校或者政府游行抗议，然后就会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厅接受材料一个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回复。不闹的话，更得不到关注和回应，闹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以我的个人情况，例如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背景（没关系没后台，性格还比较偏激，又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进了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里边，出不来了。而且死前必然还会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议，还可能遭到残酷虐待。”

    在此特别需要说明都是，大陆对待上访、维权者的行为是很不确定的。有时候他们会放任不管，有时则会严厉对待（例如抓起来投入黑监狱，关到久敬庄那样的监狱式“访民中心”虐待），还有在敏感时刻会限制其自由（如“两会”、“十x大”召开期间），派人尾随威胁上访者、在上访者家门口堵门等。更严重的积极维权、为社会不公发声的，则可能直接被拘捕。此外有时政府部门还会派人去上访者工作地骚扰，迫使老板解雇上访者，但有时也不会这样而是给上访者一条生路。所以其实无法准确判定政府或公安会如何对待我。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导致压力、恐慌，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这样的案例在“维权网”和“民生观察”等网站很多，例如湖北荆门的刘艳丽、安徽阜阳的李卉，就是积极为人权发声，一开始被骚扰、丢工作，后来直接被长期拘留的较知名案例。

     四，返陆后可能会遭遇流氓恶棍学生打击报复。“……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他们涉嫌有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当年就不会那么嚣张），拉帮结派，有N多种方式可以骚扰、威胁、伤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观，借助这些人变相“维稳”。如果我在网上遇到攻击诋毁，并且发展到线下，直接在我现在孤身一人的住所威胁和攻击，再次发生2008年时候那些事，我怎么办？求助谁？当年在学校作为学生都没有人管，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任何学校了，大陆警察又不愿意管理，那怎么办？”

    五，就是我在大陆与香港一系列的维权与呼吁的失败，让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没有了希望。以前支撑我的，就是期望能够有知名人士或媒体的关注，让我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呼吁产生社会反响，也能改变我的人生命运。可是，我奋力呼吁，得到的却是连续不断的失败。对此，前面已有详细描述。“对这些冷漠、残酷的经历，已经反复咀嚼了几百次，由痛苦到剧痛，由剧痛到麻木，然后重新清醒，又如落入冰窖。……我本来就因校园暴力身心受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求助和呼吁，却得到这样的结果。精神已处于崩溃边缘”。人的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而我已经承受了上百次失败，其中有至少20次都是亲身前往求助，但依旧无果。我还要怎么忍耐、承受呢？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索尔仁尼琴的话真是至理名言。我危险重重、连受打击，精神濒临崩溃（或者某种程度已经崩溃），却孤身一人，四处求助全都碰壁，既无人保护，也没有声援，如双脚悬空挂在悬崖边，处绝地而难生。我怎么可能坚持的下去呢？

    况且，我将近两年的维权，最终几乎没有成效，我没有完成呼吁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问题的目标。这样的情况下，我难道不应该殉难于事业、以死亡来展示我的决心、体现我付出的牺牲吗？

    而促使我自杀的导火索，还是钱的问题。这一点毋庸讳言，我并不高尚。前面已经提到，我父亲得了脑溢血不能工作之后，家中已捉襟见肘。在2015年之后，我多次处于身无分文的边缘，虽然依靠给朋友借钱和网上贷款勉强度过，我父亲后来又接济上来，但这种有惊有险的金钱危机早晚有一天会真正酿成危及生存的灾难。因为，我家里的钱越来越少，父亲越来越拿不出钱来，而我的开支却并未减少，反而时常有额外需要。在2015年之前，我要钱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但2015年后，经常需要催促、死皮赖脸的要更多的钱，才能支撑我的维权呼吁、吃饭住宿。我对这种要饭一般的生活，以钱来维系的家庭关系深恶痛绝，却又无法摆脱。我的维权和呼吁，以及家庭成员看病，已经吸干了我的家庭几乎所有财产。我在香港时，已经断定家庭对我无法继续接济下去了。

    如果我还有钱，哪怕几万元，我就会选择继续在港滞留，有更多耐心，以更温和的手段求得支持，再去找各种机构和个人，如各政党、媒体、学者；也有钱购买各种宣传道具，以温和手段如举牌等方式请愿；哪怕激烈一些，也只会在中联办、中环、维园这些场所，进行宣讲、绝食，吸引香港市民的注意与同情，看看是否会有转机，而不是用激烈手段自杀，至少不会那么快自杀。当然，假设我有更多的钱，例如几十万上百万，那我可以去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求助和呼吁。但问题是，我就剩几百元了，包括所有港币和人民币，银行卡里也没钱了。当然，给我父亲要还是能要一些的，但还能要几次呢？要的钱又能撑几天呢？（说到这我又想说，比我、比我家有钱的那么多，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像我一样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呢？为什么没有人肯推动制度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变革呢？）

    我当时也以为，我在中联办门前的自杀很有可能引起媒体的重视，能够让我的事情广为人知。如我自杀未遂，就可以接受记者的采访，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更进一步的，如我在《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所说：

    “我若被监禁或杀害、被逼自杀，希望人们知道，我是国内因公开揭露和反抗校园暴力而牺牲的第一人，我希望我的死亡能够成为反抗校园暴力的一个里程碑，我愿做21世纪反抗校园暴力领域的布鲁诺，用燃烧自己的生命刺破黑暗，引发人们对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关注，推动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防治，拯救这些处于痛苦而绝望，却又被社会忽视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或许，我可以成为防治校园暴力领域的布鲁诺，成为与校园暴力抗争、挑战青少年社会结构性不公与暴力的第一人。如果那样，我就和布鲁诺、释广德、帕拉赫一样，死得其所、死的光荣伟大。

    活着，要面临那么多绝望与屈辱，无路可走，且最终还是会悲惨的死去；自杀，却可能得偿所愿，壮烈辉煌。所以，选择自杀，已是顺理成章。死去反比活着更有价值，至少也是一种解脱。更简单的说，活着，有那么多坏处；死了，却有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死呢？

    那就行动吧。

  （二）为自杀做准备

   关于自杀的心理准备很充分，但是物质准备却非常仓促。直到当天上午，我才开始写遗书、在路上才买工具。（其实这也是拖延心理（或者说拖延症）的一种表现。而且，我难道真的那么乐意死吗？）

    6月7日，也是中国每年高考的日子，今年我仍然报了名，但现在不在考场而在香港，不是赴考而是赴死。

    我上午起来后，就开始写遗书。遗书是写在前面提到的《熔炉》的剧照彩印图片的背面，剧照中那一行中文字幕“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也可作为我死后的墓志铭吧。遗书大致内容是：1.我是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2.我受到那么多伤害，但无法报仇雪恨了，其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电视剧虚构人物、用暴力方式复仇的刘华强，一个是北京首都机场自杀无他人伤亡的爆炸事件（现实版《恐怖直播》）制造者冀中星。我说我没有能力做到他们做的事，只能自杀；3.我提到以前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学、老师、陌生人等，我说感谢他们，但以后永远都没机会报答了；4.我说关于我的事情具体情况的文字材料，都在我随身携带的包里；5.我说了自杀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

    最后，我写上了几句口号，记得应该是：

 

身殉祖国，血谏中华！

祖国万岁！

人民万岁！

正义万岁！

真相与真理万岁！

    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写完之后，我像往常一样，带着两个包离开旅馆。这时应是上午十点。

    然后，我找到了一家超市，买了一把十几厘米长的水果刀。买刀时，我内心很忐忑，但情绪还平稳。其实，为准备写血书或自杀，此前我已买了一把小的折叠刀，还有一把美工刀，但觉得都太小，很难用来自杀。于是我就买了个大的。

    买完刀，我先去了港大。首先还是去看了看民主墙。看到我张贴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与请愿信还在。然后，我就去太古楼吃饭。用八达通刷卡，差不多刷完了余额，还是红豆冰和牛肉饭，吃饭时想到要去自杀，比较激动，不过吃饭倒没影响，一口气吃完了。这期间基本没想太多事情。吃饭时应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因很紧张没注意时间。

    吃完后，我就步行奔赴中联办。顺着山路一路疾走，快到中联办时又下起雨来，而且又是瓢泼大雨。但再大的雨，都不会让我的决心动摇。我走到一个好像烂尾楼还是未完工的楼房之类避雨。这时，我想起来包里还有支联会、港大、中大的刊物，如果带去自杀地点，自杀后会给支联会和港大中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说不定中共会诬陷支联会等机构教唆我去中联办自杀。即便不死，带着这些刊物，无论被构陷还是误会，也都说不清了。因此我把这些刊物、宣传册之类全都拿出来，扔到楼旁垃圾桶里。

    随后，我又把遗书拍下来，发给了几个和我联络比较频繁的人。

    这时雨停了。我毫不犹豫的向中联办走去。

   （三）血洒中联办

    大约下午一点半，我走到了前面提及过的中联办东侧的那栋旧楼楼道那里。我大汗淋漓，于是脱掉了外套，扔在了一张不知谁放置的空椅子上（这件外套此后就再也没找回来）。然后，我掏出水果刀，又放了回去，又拿了出来。现在想，我当时下意识的想法可能是，究竟到中联办门口再掏刀，还是先拿出来。最后，我把国旗拿了出来，把刀用旗帜包着（说实话，我虽反对中共，但对共和国和国旗这个国家形象还是有感情（哪怕共和国也不能真正代表中国），我这样做的确不地道不庄重），拿着遗书，然后跨着包走向中联办。

    我走到中联办门口正中时，正好一队穿着西装、公务员模样的人群背对着我走出中联办，他们丝毫没注意到我。我原本是想展开国旗，披在身上，然后自杀。但真的到了现场，紧张至极，这一切仪式都忘了。后来，把自杀的流程也搞乱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构思自杀流程）。

    我当时非常慌乱，拿着遗书想往刻着中联办中英文全称的那个牌子上贴（但完全没想到拿胶水），然后没贴上，我就把它放地上，把水果刀拿出来。然后大喊口号“身殉祖国，血谏中华”，拿刀对准自己心脏（或腹部？反正就那一块）刺去。但刺了一下，又压了一下，刀子竟然没有插到身体里，只是破了一点皮。我立即右手拿刀割左手手腕，第一刀不浅，皮肤完全割开，但没流出血（后来才想到等一下才会出血，而且割错了位置），于是我对准第一刀割的伤口处猛的割了第二刀，血迅速流出来了。我就把刀放地上，拿右手手指在伤口上蘸血，然后又拿起遗书，往遗书上涂血、试图写血书血字。

    这时，中联办的人和香港警察全都跑过来了。刚才我喊着口号刺心脏时，就看见有白衣中联办人员发觉并探头张望，但警察出来还需要时间，我就趁这个间隙成功割腕。现在，我在试图往遗书上写血书，香港警察就冲了过来。一位大约30岁的警察紧紧抓住了我的右手，而我已割腕的左手举着遗书，在流血。然后我大致看到有好几个人冲我拍照，冲遗书拍照，既有警察，也有便衣（看形象气质，有可能是驻中联办的大陆国安或其他负责安全方面的人员）。我就大喊，当时太紧张，现在忘了喊的什么，大致应该是我想请愿防治校园暴力之类。然后控制住我的那位警员对我用生涩的普通话说：“你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的更好，对吗？（这应该是他从我的喊话及携带的国旗判断出的）”我说：“是的，我并不反对中联办，我与中联办工作人员无冤无仇，我只是要表达我的诉求（大致意思）”。他说“好的，你要冷静，要冷静，不要动，我们也是为你好的，不会伤害你（大致意思）”。期间有几个路人在看和拍照。还有警员在搜查我的包，应该在找证件，以及有无其他攻击性物品。

    然后，又有几位警员过来，拉着我往中联办东侧走，他们一边拉，我一边喊“打击校园暴力”、“血谏中华”等口号，我这时还看见，昨天见到过的那个中联办白衣女工作人员正面露笑容看着这场景。我就对这些香港警察说：“你们看见没有？她们还在笑，大陆教育出来的都是冷血动物（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许多香港人及其他海外的人同样是冷血动物，哪怕接受过高等教育）。

    这些警察把我拉到了中联办东侧一个门洞里。好像就是这时，有人用纱布还是什么裹住了我手腕上的伤口。他们把我拉到这之后，又在拍照。这时，一位女警对我说：“你还认得我吗？”，她就是昨天跟我说话的那位香港女警员。我说：“我认得”。然后我对着围着我的这些警察还有其他不知身份的人员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今天自杀吗？6月7日是中国大陆高考的日子，我因为校园暴力受到伤害，高考失败，所以我才这样（大致意思）”。其实我选择6月7日自杀，前面已经说了，有这个考虑，但更多是时间上的巧合。如果我7月份来香港，也不会等一年再割腕。

    警察们沉默着听我说了这些，然后有人对我说：“我们要在这里等着救护车，我们要把你送到医院去”。我对着这些警察说：“我要求政治避难，你们不能够把我遣返回大陆，这是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大致意思）”，接着我又说：“我希望去第三国，要申请政治避难”、“我要得到人道主义待遇”。一位50多岁的老警员（也可能是警官）“嗯”了一声，就没下文了。当然我后来明白，这些话和前面提及的一些对香港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样，又很幼稚。我说的这些，他们压根就没当回事。

    过了不长的时间，救护车来了。我说我的材料和信息都在我的两个包里。两位香港警员（为方便记述，分别称为A警员和B警员，后面的以此类推，特殊情况的单列）跟着我上了救护车，把我的两个包也提了上来。

    （再往后面的经历，由于我自杀造成的情绪波动、在恶劣环境导致的身心痛苦，所以对部分事情记忆没有此前那么清楚，但总体还是清晰的）

    （四）抵达玛丽医院，做检查和缝合伤口

    上车之后，A警员用很温和的口气告诉我，因为我的港澳通行证（刚翻出来了）显示我已超期居留，因此要拘捕我，然后给我戴了手铐。我说我当然会遵守香港的法律，伸出手非常平静和服从的让他给我戴上手铐。不过后来想到这事，我觉得只是因为他们怕我再自杀或出意外才铐的我，超期拘留只是借口罢了。

    路上，A警员用香港话说了那句“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的话（应该就是这句，虽然我听不大懂香港话，但这位警员强调我一定要听）。两位警员还问我在港这些天住在哪里，我告诉了他们。并且说，我做的一切事情包括自杀，都与旅馆无关，老板完全不知；我也没在旅馆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或者准备性工作，所以不要连累他们。警员告诉我不会的，只是问一下。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我又告诉他们，我有抑郁症，需要心理医生帮助，他们说会有的（当然后来想到这，真是一大败笔，反成了认为我精神有问题而强制送院的借口）。我还向他们说我如果拘捕，我希望单独关押，以及重复了希望寻求政治避难等问题。他们不置可否。我还说我这样做是希望引起媒体注意，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把我割腕写血书的视频发出去。A警员安慰我会有人发的（后来结果截然相反，至今我都没有看到有人上传相关视频或图片，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包括路人拍照）。我又表示了感谢。在押送我去医院期间，我至少对警员说了两次感谢，说话很客气和温和，没有任何激烈或不当动作和言辞。

    到了医院（后来知道是玛丽医院），他们把我带到类似于门诊初诊的一个门诊台（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我去的大陆医院都没有）。一位女医生问我哪里受伤，是怎么回事？我指给她割腕的地方，告诉她我是割腕自杀，还有胸腹部破了一点皮。她问我为什么自杀，我就大致讲了一下关于遭受校园暴力的情况。她问我有没有别的疾病，我说没有身体疾病，有抑郁症。我这么说是指望能够得到心理治疗，因为那时惊魂未定，本来精神状况就很糟，割腕之后更惊惶无助。如果有心理辅导之类的帮助，就可以减轻我的焦虑抑郁。但没想到，我如实诉说我得了抑郁症的情况，或许恰恰成了后来我被送入精神病房观察的动因之一。

    换上纱布包扎以后，警察们把我带到对着门诊楼大门的一个似乎弃置不用的服务台后面。他们打开我的两个包，仔细进行搜查。他们拿出了我包里的的全部文件，包括防治校园暴力的标语、请愿信、举报信、建议书等所有文件，并一一拍照记录。一位老警官问我为什么要在中联办自杀，我说我找了很多政党和媒体，但是没有得到关注，所以才割腕自杀。他听后也没说什么，看表情似乎对我有些同情。这时我才想起问这是哪里，警察告诉我是在玛丽医院。期间我一直安安静静坐在椅子上，没有任何反抗或激烈的动作，或者说，完全没任何动作（如果腿发抖不算动作的话）。

    然后，刚才押送我的那两位警员，把我带到了门诊楼的一间很狭小的空房子里（好像是候诊室？姑且认为就是候诊室吧）。候诊室里有一张床，我就双手铐着（还好不是背铐着）坐在床上。很快过来一位护士，要我签署缝合伤口的同意书。她大致给我讲了一下可能会留伤疤的后果，我没任何犹豫就签字了。

    紧接着，来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她问我为什么要自杀，我说是因为校园暴力的伤害，还有来香港求助失败等等。然后她又问我这些天心理状态之类，例如感觉上怎么样，我说我感觉有时候低落、焦虑之类（大致是这样说的。我维权连续受挫，马上要身无分文，情绪能不低落和焦虑吗？）。她又问我在中联办自杀前心理上有什么感觉，情绪如何之类，我说会感到很激动之类（具体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说情绪有波动。如果自杀之后情绪没有变化，那不是才不正常吗？）。然后她就走了。

    就在这位医生询问我的前后，警察换班了。C警员和D警员替代了前述的AB两位警员。他们走了我才知道是换班，所以立即向C警员说，我托他向离开的AB两位警员表达感谢，希望他能够转达，他同意了。C警员很年轻，20多岁，普通话很好，说话和长相都很温和。D警员年龄较大，基本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因为不允许用笔记，更无法用手机，所以这些警察的警号我自然很快就忘了，哪怕我当时努力去记）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这时，我才在想，刚才自杀，虽然有那么多心理准备，但真的临阵，却慌张不已。为什么没死呢？刀子太钝是个原因，这东西又没办法提前在身上试，在别的东西上试又不准。没经验也是原因，考虑过许多次自杀，却没演习过一次。但最主要是下意识不想死吧。我割腕，割的是胳膊外侧，切动脉难道不应该在里侧吗？看见血管怕疼了？虽然我割那两刀时，一点疼痛都没有，像割餐盘里的熟肉一样，自身毫无感觉。如果我当时猛的朝手腕砍下去，或者选择抹脖子，应该死亡几率就有90%了。

    我确实没有必死的决心，刀子割下去，全凭运气死与活。我前面也提到，如果我自杀未遂，说不定会引起媒体的关注。显然，暂时希望落空。可是，如果能上法院也好，我可以在法庭慷慨陈词，批判大陆的政治体制，陈述自己遭遇的不公，引发香港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如果我死了，会引起更大的反响。遗书和包里的材料，就可以让我成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领域的布鲁诺。然而现在是没死。没死就继续抗争吧。但后来有惊又惨又险的遭遇，尤其各种屈辱，让我多次后悔割腕时对自己下手不够狠，没有一刀毙己。不过死了，现在也没有机会写这些了。

    我问C警员，我可能得到律师帮助吗？他说会的。后来我问他，警方可能会怎么处置我，他说可能会交给入境处。我说如果请求政治避难可以吗？他说这些话你可以向入境处那边陈述。这时，我根本没想到会出现后面可以说最坏的结果--被关进精神病房。因此，情绪还相对平稳。心里虽忐忑不安，但也一直安静的坐着，或躺着休息一下。我告诉他关于校园暴力的事情，他说你可以在国内发微博什么的爆料，我说那没用的，没有多少人关注，而且可能被删帖（后来我回到国内，和我预料的差不多，后文我会再讲）

    过了好长时间，C警员带我去手术室缝合伤口。缝合时打了麻药，不疼。那时，我还强打精神露出笑容，对C警员说，“这（伤口）是牺牲的标志，这就是抗争的代价（大致意思）”，把自己当成抗暴英雄。我还说能不能帮我把伤口未缝合时情况拍下来，他说不能，说“这个你以后自己拍吧”。整个过程我依然很平静。

    （五）接受精神科医生的问询，命运的恶性转折

    缝合完毕，回到候诊室。过了一会，来了两位医生，有刚才那位女医生，还有另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医生，应该也是精神科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可以决定我是否被强制关进精神病房。

    他们比较具体的问了我自杀的原因，以及校园暴力的情况。他们好像问了说遭遇的校园暴力是真的还是想象的，我说当然是真的。这种提问真是荒谬至极，我哪有那么大想象力想象持续七年的校园暴力。他们问我抑郁症得了多久了，我说有10年了（我从2008年开始算的），是中度抑郁症（有2017年在郑州市的诊断证明）。

    这时他们提出了个问题：他们问：“你是真的想要自杀，还是就是只是想割腕引起关注？而且女医生此前还此后说了句，“你不是想要真的自杀，对吧？”然后我很诚实的说：“不是，我是真的想自杀”。现在想起来，我的这个回答是我被判强制送院的又一原因。我诚实回答，却为后来受难埋下伏笔。

    期间，他们要求看一下我写的校园暴力的材料。然后C警员就拿出包里装的材料，我就指给两位医生看，例如遭遇校园暴力的具体情节。然后他们又问为什么要在中联办自杀，我说在大陆遭遇不公平对待（这个前面有提及），我希望在中联办割腕引起媒体关注。他们问我现在想怎么办？我说我想去第三国，寻求政治避难。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应该没什么重要的了。

    这时，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想来很坑人，并且实实在在把我坑苦了。他们问我，如果我的事情（举报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没有解决，还会不会自杀？我又实话实说：“会的”（或者说的是“会自杀”）。而这个回答，估计就是将我强制送入精神病房的关键因素。

    然后他们就走了。在此期间，他们并没有让我做任何关于判断是否有精神疾病的测试、问卷，也没有对我做出任何正式的诊断。甚至，询问时都很不正规，是在候诊室而不是医生办公室；问话像唠家常随口问，而非严肃、正规的询问，给人的感觉就像随意的聊天。我在他们询问时，虽因刚刚自杀未遂，情绪不会像普通人那么平静，但也未表现的非常激动、躁狂之类极端情绪，也无其他异常举动。

    后来我想，他们在询问我以上这些问题，尤其是否还会自杀的问题时，并未如警察拘捕嫌犯时必须说的“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一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那样，告知我的回答会有怎样的后果。我根本不知道我对这些询问的回答，将会影响我是否会被强制送进封闭式精神病房。相反，他们采用了具诱导性的言辞让自杀者说出可能还会自杀的心理动态（虽然那位女医生前面也善意说了句“你不是真想自杀吧”，但此后也未告知我如果说自杀会有什么影响。那个男医生更无说任何提醒的话），自杀者的诚实反成了他们强制送院的口供。

   过了一会，有两位护士来了。其中一位告诉我，根据评估情况，我需要到精神科病房入院治疗。我大脑像被重击了一拳，整个人几乎崩溃。因为我在大陆，就听说过精神病院内的种种内情，如捆绑、电击，各种虐待，知道关到精神病房会有多可怕。当然，最重要的，是会失去自由。自由，对我来说比生命还要珍贵。（后来，我从香港医院出院后，迄今为止，我看了大量大陆精神病院的内幕（如网站“知乎”中关于待过精神病院的抑郁症患者等轻型精神疾病患者、被家人无辜送入的正常人、探望者、病人家属的叙述，非常可怕），还有一些上访者、维权者被强制关押于精神病院的案例、在病院的遭遇，以及一些新闻报道。虽每个案例都不同，但大多数讲的都是很黑暗可怕，少则欺凌，严重有虐待，还有各种捆绑、电击。相对于香港，大陆的精神病院恶劣至极，许多地方还不如监狱。后面我会用插叙和总结的形式具体叙述相关例子。而我会选择许多知乎上的案例展示和分析。因为相对于其他平台，知乎上的案例叙述更加详细、完整、清晰。而如微博、贴吧的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简短（往往只有100-200字乃至几十字），很难了解这些被关进精神病院者的详情。越是完整清晰，越有利于判断真伪和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以及当事人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痛苦。当然，知乎也有许多不可信或扭曲事实的内容，我会尽力去伪存真。而且我把相关案例基本都全文摘抄，是否真实、客观，大家也可自行判断）

    因此我立即表示反对。护士告诉我，可以找法官申诉，不过需要等待。她问我是否要见法官。我说需要，她说好的，她会把法官请来，然后就走了。

    我的心情从相对平静迅速变得极为焦虑不安。我没有想到，我一直表现的非常正常，也在割腕后没有再做任何过激动作，甚至自杀后的情绪都没有很大波动起伏，跟警察也非常礼貌客气，却得到要送进精神病房的结果。

    我就坐不住了。我一会躺下，一会坐起来。中央空调的冷气也吹的我受不了。因为外衣落在了中联办旁边，我此时只穿着一件T恤。“心静自然凉”，但我感到恐惧时，反而更觉得冷了。刚才并没感觉太冷，他们说要把我送到精神病房，我一下子烦躁起来，连带着也感到冷气的刺骨。

    C警员试图安慰我，说一会法官来了还有机会申诉，不要太焦虑。我激动了一会，也有点麻木了。脑子一片空白。

    过了至少一个半小时，法官才过来。这位法官看起来30多岁，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询问我的申诉理由。我告诉他，1.我自杀是一种抗争，并不是因为精神病。2.我有抑郁症，但没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需入院治疗；3.如果我被强制入院，对我名誉有不好影响，容易被污名化。此外，我还举例说，许多人都会用自杀来抗争，还有自焚的，例如释广德。当然，当时我说的时候没现在写的这么条理清晰，比较慌乱，但是以上几点都提到了。

    他听完就去见医生了。期间，他只说了我要申诉什么、以及应和了句我担心污名化这两句话，谈话过程也就一分钟左右。他根本没告诉我这就是询问的全程，更没说他不会再回来了。

    过了有至少十几分钟，护士过来，告诉我，法官听了医生的陈述后，已经决定了，同意医生而不是我的意见，也就是我要被强制送院治疗。我又是恐惧又是愤怒。我说我要见法官，护士说法官已经走了。此前我是相对平静、心境也不很糟糕的。正是因为他们把我送进精神病房，我才急躁起来，焦虑和恐慌也极大加剧了。我恐惧和恼怒之下，就大喊起来，用铐起的双手敲打床铺、墙壁。护士见状就离开了。我几乎是哭着对C警员说，我被从中联办带过来到现在，我一直很配合执法，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我本来不想自杀，你们这样是逼我自杀。说完，为表抗议，我用头部撞了一下墙壁。然后，C警员就有点慌了，用比较夸张的语气对着外面还是对讲机喊了句“快来人啊，要自杀啊”。

    然后一下子进来两个还是三个警察（当时慌乱记不清了，看来西区警署布置了至少两层看守我的警员），除了刚才提到和C警员搭档的D警员，还进来一个身高至少175，既健壮又非常肥胖的警员，这个警员长相很凶，至少有200斤重，膀大腰圆。胖警员警告我不要大声喊，这里是医院。我说他们要把我关精神病院，所以呼喊是为了求救，跟他大声争辩。然后他就凶神恶煞一样的冲我吼：“你再喊再动就把你捆起来”、“现在就能把你绑起来”之类威胁言辞。我就喊：“我要见律师、我要见律师”，胖警员伸过头，把他的脸几乎贴到我脸上，吼叫般的回答我：“没有、没有”，还带着一种得意之气。然后我就不说话了。这位胖警员和D警员也走出候诊室。

    胖警员威胁我时，我又感受到了极度的惊恐和无助，汗毛直竖，就像以前遭遇校园暴力时一样。候诊室除了三个或四个警察，没有任何其他人，我孤立无援，没有人可求助，也无处可逃。即便被打了、被捆绑起来，或者别的暴力对待，也不会有人看见和知道；也没有媒体会拍到，这间小房子也没有监控。我听说过香港的“七警案”，知道虽然香港警方总体文明，但如果暴力起来，也是很可怕的。我又是大陆人，他们打起来或许更无顾忌，不太担心被追究责任。

    现在想来，除了警察的粗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及，就是刚才倾听我的申诉后还是判令我应被强制送院的法官的行为。他只听了我说的几句话，仅仅交流了1分钟左右，既没有详细了解我的自杀动机、精神状态，又没有倾听完整我的详细陈述，且在没有告知他只倾听这一次、不会再回来的情况下离开。相反，他和外面医生的交流时间却较长，过了至少十几分钟护士才通知我需要入院。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他没有给我反驳医生的机会，也没有把我和医生叫到一起当着他的面互相辩驳，并且更倾向于医生短促的判断而非当事人的陈述。如果类比司法审判，就相当于没有做到“程序正义”。

    我现在正在写《香港精神卫生体制现状分析》，刚写了个开头，我重点分析了这件事并提出改进措施：

    “2.询问法官应用更长时间（至少5-10分钟）详细听取公民个人意见，完整的了解公民自杀或做出过激举动的前因后果，多与公民交流，亲身判断公民的精神状况和行为动机，而不是单方面只听医生的意见，以保持真正的平衡和中立。

    3.无论是医生还是法官，都须坚持“疑病从无”的原则，尤其要区分轻度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等）和重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等）的差异，不能简单的仅仅“有病”就关起来，否则全香港需要关起来上百万人、全中国要关起来近亿人（据世卫组织统计，中国有精神疾病的人占总人口7%（另有中国官方发布的《浙江省精神卫生资源服务蓝皮书》，其统计数据说有17%，可能与世卫组织界定标准不同），而香港则是有七分之一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也不能因为有一次过激举动就关起来，而应该了解做出过激举动更多是因为精神疾病还是现实所迫他人所逼，综合判断是否应该入院治疗、进入哪种类别的病房（是监狱式的全封闭病房、还是有一定自由的半封闭乃至开放式的复康病房）进行治疗。对于损害他人利益、伤害他人的，可以依法判入惩教署或监狱，而非精神病房。

    此外，医生和法官也应体谅弱势群体的处境，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尽可能避免将公民送入医院而非为了稳妥而牺牲公民自由和权利（法官应该清楚以目前香港的医疗卫生理念（大陆更是如此）、尤其全封闭式病房管理状况，把病人送进去是被剥夺各种自由、受苦的，而不是进去享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这篇关于精神卫生体制问题的分析文章，我写到入院部分就先放下了，等于只写了开头。我缺乏专业知识，只能凭通识知识加个人经验写一下，现在重点写在港经历的回忆，所以这篇理论文章以后才能完成）

    那两个警员走后，C警员又试图安慰我，说要去的东区医院也是一所很普通的医院，跟这里一样（是全科医院），不要担心。我当时就不相信，到了之后果然是被关进封闭的精神病房。东区医院当然是一个综合性医院，内外各种专科都有，但我是被关进完全封闭的精神病房，和关在精神病专科医院完全没有区别。这位警员对此不会不清楚，这种欺骗很令人不适，虽然他对我还不错。 

    这时我脑子时而一片空白，时而紧张不安。我当时估计，香港的精神病房应该会比大陆文明许多，但究竟如何，完全不知道，只能听天由命了。除此之外，其他的事倒基本都没想，下意识逃避各种思考。我一直担心在大陆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却没想到居然在香港被送进精神病房了，真是莫大的讽刺、恶劣的结果。

    又晕晕乎乎的坐了至少一小时，我耐不住这种面临不确定性的等待，于是主动问C警员何时送我去医院，他说很快。不过显然不是很快。我又焦虑不安的坐了很久，才有几个警察和护士（或护工）抬着担架，带我去东区医院。

    我也忘了是在候诊室还是在救护车上躺上担架的。反正躺上担架后，护工立即用又宽又厚的麻布类绳子绑住我的两个手腕和两个脚腕，四肢被固定，动弹不得。我那时很麻木，也没有任何动作，一言不发。CD两位警员坐在车里，我躺在中间，仰头看他们。我问C警员几点了，他说8点了，我才知道距我在中联办割腕已过了6小时。从车窗可以看到外面漆黑的夜晚，我的心也如这夜晚漆黑一片，充满对已知和未知的恐惧，不知道会在精神病房遭遇什么、被强迫住院多久。

   （后来我才知道，玛丽医院一男一女这两个精神科医生，在我整个被判入精神病房及对我制造污名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由于1.我被强制送入精神病房以及在病房中各种不好的遭遇，导致精神状况变糟、记忆力变差，浑浑噩噩；2.在病房内大多数时候每天生活都很单调雷同，虽然护士台下面有更新日期的贴纸，但没有可以记忆时间的参照事件（只有个别特殊事件记得日子）。所以，以下讲述经历的事情中，大多数无法提供具体日期，且部分事件顺序可能颠倒，一部分事情可能记忆不够完整清晰）

   （如前所述，大陆的精神病院远比香港的恶劣，大陆精神病院中各种欺凌、虐待、捆绑、非常普遍，甚至时常不守规定的过度使用电击。因此不要把香港相对不差的情况误以为是中国精神病院的常态。香港是特例，与中国大陆精神病院的恶劣情形不能相提并论。我也会在讲述在香港精神病房经历时，以插叙我总结方式讲述我从主流媒体、学术文章、“知乎”和微博等互联网论坛、及其他维权者那里听说的大陆精神病院的残酷内幕）

    第四章  焦虑、顺从、麻木、煎熬--囚于精神病房的二十三日

    （一）痛苦的挣扎与被迫的调试--初入精神病房

    1.浑浑噩噩的入院过程

    也不知过了多久，汽车停下了。我不安之中完全忘了从救护车里到的精神病房门口一路看见了什么，反正是在担架上被抬进去的。

    被抬进病房后，出现了一个穿蓝色制服的护士。他笑着指着自己的工作牌，自我介绍他叫卢伟杰，开玩笑说可以叫他卢sir。虽然他衣服上有“护士”字样，但我当时精神恍惚，把他当成医生了。

    他和警察进行了交接，登记了港澳通行证后，C警员告诉我，什么时候离开医院，警察会再把证件还给我，然后警察们就离开了。

    卢伟杰和另一位身穿绿色制服的“支援人员”（类似于护工吧，以下就以护工指称这类人员）把我叫到病房中间的桌子前，要我脱光衣服，且要一丝不挂连内裤全都脱掉，以换上医院的病号服。而且，他们并没选择找个单间或让我在厕所、浴室换衣服，而是当着他们面，他们也不到屏风后面回避。这当然是非常屈辱的事，如果在警局，我反而可能会抗议。但是在精神病院，我早就耳闻对不服从者的捆绑、电击，且刚才就是被绑着四肢送过来的。那种潜在的暴力阻吓，足以让人不敢反抗，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那种环境的威压。因此我就顺从的在他们面前脱的一丝不挂，然后换上了病号服。其实，他们即便不提供换衣间，至少也可以做到转回头不看我，但是他们没有，那个护工更是一直看着我。说白了，他们对于病人、并未确诊的入院公民，并不当作有尊严的个体来尊重。而后来在病房一系列的遭遇和见闻，也证明了他们对病人的态度，很像狱警对犯人的态度。脱衣的整个过程，我像机器一样机械的脱掉内外衣，精神麻木。

    换完衣服，卢伟杰和绿衣护工开始清点我的财务和其他物品。看到国旗，卢伟杰用夸张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说，“我爱我的祖国”。我感叹了一句，“国家机器就是厉害啊”，指的是我在中联办割腕就被送到精神病院的行为。卢伟杰没说话，表情却有点难看。从进来到现在，卢伟杰的言语动作，就让我感到这人表面上爱笑，却更像笑面虎，给人一种比较阴的感觉。后来证明果然如此。而我把他们说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可能他内心很不满。

    这时我也看到那位绿衣护工工作牌上的名字--郑明。这个郑明三四十岁左右，矮胖的身材，一张堆着横肉但并不可怕的脸，不太懂普通话。在后来的20多天里，看到他属于护士和护工中比较严厉的，但并不坏，平常面无表情，很少和病人说话。

    用了至少20分钟，他们才把我的物品整理完毕，让我在清单上签了字。这时我才知道卢伟杰是护士，而值班医生还没来。然后，我就被安排在4号病房一张床铺上休息。

    4号病房有十几张床铺，大多数床位都躺着人。和一房子精神病人住在一起，原本是应该很害怕的。但我似乎并没特别的感觉，也可能只是因为都在睡觉，看不出与正常人有什么区别。这时我手里拿着一张医院的入院通知单，写着医院和病房名称--东区尤德夫人那达素医院K4病房。上面签着我的名字。我自己都忘了我刚才什么时候签的名了。

    过了一会，值班医生过来了。这位医生姓林，大致问了我的情况。他应该是有玛丽医院那边询问我的资料，他问我2008年抑郁症诊断情况，还以为我那时就已确诊抑郁症。我说那时候并没有诊断，是我自己感觉抑郁的，2017年才去做了诊断。他有点惊讶，说：“啊，是这样啊”。这其实也侧面证明玛丽医院那两位精神科医生并没仔细对我诊断，连问都没问清，粗枝大叶的询问后就把我判入精神病房。然后我说我晚上睡不着，能不能开安眠药，他说可以。我再问其他的问题，如何时诊断和出院，他就要我等第二天见我正式的主治医生再说。

    吃药之前，护士拿走了我的眼镜，保存在护士站，此后每晚都是如此。吃完安眠药，也不知是药物作用，还是下意识以睡眠逃避，或者就是因为被折腾的身心俱疲，总之我很快就睡着了。从入院到入睡，整个过程跟做梦一般，恍恍惚惚的。或许只有下意识的模糊自己的心灵，让它不那么敏感，才能逃避屈辱的、丧失自由的现实吧。

    第二天醒来，去护士站拿眼镜，他们都在忙，问了几遍才给我。

    戴上眼镜，我才大致看到了病房的样貌，不过当时浑浑噩噩，没搞清楚全貌，呆了几天之后大概才了解清楚。这个K4病房是一个大约300-500平米的全封闭式病房，入口有两层厚厚的门，都需刷卡才能出入。大病房包括1、2、4、5四间大病室（为方便起见，以下也称为病房），均为于从门口向里走的方向的左侧，每房都是十几个床位、一台高高挂的电视；1、2和4、5号病房中间，没有3号病房，而是有三个分别约5平米的小单间，门上写着“观察室”，是安置特殊病人或禁闭不听话的病人使用。观察室前面是几张沙发和椅子、一张桌子，供打牌、看电影用，新来的也在这吃饭。紧挨1号病房、靠近大门的是大餐厅，也作为病人与亲友的会见室。而相对的左侧，对着餐厅的是几张沙发和电视，还有供病人联系家属的电话机。从门口往里方向，过了沙发和电视机，依次是小卫生间、大卫生间、浴室，隔过护士站B再往前是治疗室、又一个小卫生间。护士站A靠近门口，护士站B正对三个小观察室。两个护士站下水泥上玻璃封的严严实实，门也是要刷卡才能进的坚实厚门，只有小洞一样的凹型窗口，两个护士站就像堡垒一样监视、看守着病房里的病人们。A护士站左侧就是医生会见病人的诊疗室，和病房也用厚厚的门隔着，好像是遥控开启或关闭的。病房里有好几个监控探头，至于护士站里边有没有不得而知。（因为“病人”这个词带有污名化意味，而且我不希望轻易定性他人为“病人”，所以本文后面会更多使用“住院者”这个词。但为了强调精神病房住院者以“病人”身份下的处境，有些地方也会使用“病人”一词）

    拿完眼镜，就被叫到桌子前量血压。我整个人有气无力，看着各种看起来正常或明显不正常的精神病人走着或坐着，感到很不适，虽然他们并没对我怎么样。

    开始吃早饭了。我是新来的，所以就坐在观察室前面推过来的早餐桌上吃。我完全没有胃口，第一顿早饭是什么粥忘了，反正感觉反胃喝不下去。顺带说下第一天的午饭和晚饭。午饭是米饭和闻起来非常刺鼻的肉块，我也根本吃不下去。那种刺鼻也可以说成是香，但香的明显太过头。于是我只吃了蔬菜和米饭，肉完全没动。晚餐还是粥，倒是因为太饿喝了半碗或者更多。总之，我第一天吃饭吃的相对比较少。

    2.觉知失去自由的痛苦

    吃完早饭，我就在病房走了一圈，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床铺。这时我才真正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

    我上初中至今，还从没失去自由过。无论在居住的小城逛街、购物，还是出外旅游、散心，以及后来的为维权与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而奔波，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而我因校园暴力伤害而休学时，脱离学校和同学伤害我的环境，乘车去陌生的地方，也让我得以暂时缓解因歧视和欺凌造成的痛苦。即便因抑郁症而产生逃避、拖延的症状而窝在旅馆很久不出门，也是自愿而非强迫，我随时都可以外出。哪怕我一辈子自己不出门，但能自由选择和被监禁，是完全两码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被监禁之后的痛苦，只有被真正监禁过的人才真正知道。

    最重要的，是自由本身的可贵。虽然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维稳体制，以及我比较穷钱很少，让我可享有的各方面的自由大打折扣，但我生活中依旧有许多自由，有选择住哪里、去哪里、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玩什么、以及回避什么和拒绝什么、这一天下一天都怎么过……等等各种自由，可以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思考一切想思考的东西并且自由舒展身体表达喜怒哀乐。自由，就是有权选择如何生活，可以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是基本人权，是人生活的尊严与价值所在。

    而在病房里，我没有自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我只能在狭窄的病房里来回走动，或躺在病床上。我躺在旅馆单间的床上时，可以用手机看想看的文章与书籍、玩游戏、看电影……在这里，没有手机，也没有独立与安静。四周都是躺着或坐着的病人，有的病人嘴歪眼斜，有的双目呆滞，有的头始终歪着，还流着口水，他们没有攻击性，但是看着他们、和他们待在一个房间，的确不舒服。这算是歧视吗？就算是吧。而且，如果居住的更久，那么那些真正病的很重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言行举止，一定会“传染”给没有病或者病情轻微者的。另外，我自己吃住，都是想什么时候吃饭、睡觉都可以。在病房，我必须按规定的时间作息，不能根据自己的生物钟和习惯吃和睡。对比较自由散漫的我来说，这又是无形的痛苦折磨。

    此外，我在精神病房，一切都被护士看着，包括洗澡前后换衣服时赤身裸体的被监视。至于走路、躺下，都被人看着，这不仅不自在，而是丧失了隐私和自由言行的权利。试想一下，你在家吃饭、看电视报纸、踱步、睡觉……一直有人盯着你（哪怕那个人或者那些人并没有阻止你，只是看着），会是怎样的感受？会不会有束缚感？一言一行被盯紧，隐私和尊严是不是被侵犯？何况，这里并不是只看着，还随时随地可以管束你，以及把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作为他们判断“有病”或者“没病”，以及“什么病”、“病的多重”的标准，你每个动作，都是没有隐私的、供人品评的，随时被干涉的。

    我焦虑抑郁，原本在外面可以通过看手机与书报、做事转移注意力，以缓解压力、减轻焦虑。而在精神病房，我既不能做任何事，又要和各种精神病人待在一起，还要接受各种管制、监视，焦虑、抑郁和恐惧反而加强了。我在割腕前发的求助信中提到，自己因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等伤害，患有抑郁症，希望得到治疗、帮助，却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治疗”，也就是在受罪。这和精神病房医治病人的目的对比，又是一种讽刺。

    在这种没有自由的环境中，我也感到了自己的虚弱。我的精神一直是脆弱的，身体也总是虚弱的。但我被关到精神病房后，感觉到身心愈加虚弱。周围都是精神病人，医护也是陌生人，没有自由和选择权，还有潜在可能受到捆绑、关禁闭、电击等惩罚。精神病房与监狱类似，大体上是与世隔绝的，与外界联系受到严格限制（这个后面会具体提到），除了在精神病房被管束、“治疗”，完全无法触及、参与世界上的任何事。如果有很多亲朋好友尤其至亲密友的人被关进来，更会几乎失去生活交际的一切。而我虽然本来就很孤立孤独，没有失去亲朋好友的这个痛苦，但也因此在封闭的监狱般环境中，更感觉孤立和恐惧。而且，这种隔绝本身就是痛苦。更何况，这让我更没有了得到声援和呼应、和他人自由顺畅联络的条件，远比在外面时更为孤立无援，充满着无助和无力感。当然，还有未卜的前途--不知有在这没有自由的精神病房关多久、即便回到大陆有没有可能被投入监狱或精神病院……都让我身心俱疲、惊恐不安。这种精神状况下，我自然感到自己愈加虚弱，精神萎靡不振，身体垮的像摊泥。

    我现在后悔，没有在维园遇见李卓人时向他求助、没有在中联办门前遇到梁国雄时求助，哪怕下跪哭闹向他们陈情，哪怕失败也算试过了；也没有趁媒体记者在时举牌、自杀。或者更早些，没有积极争取南周那位资深记者C的采访、争取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报道。可惜，对我这样没权没势、形单影只的人，是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机会的。虽然即便有了采访报道，也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但至少让我留下了声音，完成了一些心愿。我错失良机，选择了最不适当的机会自杀，而且还没杀死自己，于是就被囚于牢笼之中。对我来说，精神病房比监狱还要让我厌恶。在这里，只要情绪激动，就被视为不正常，可能会得到捆绑和电击；而我听说香港监狱的一些情形，倒应比精神病院文明，至少没有肉刑，至少把犯人当成正常人来尊重吧。

    被监禁过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而懂得自由的重要与神圣的人，才能理解我对自由的渴望。

    3.流血呐喊成泡影，重获自由很遥远

    我斜躺在床上，拿起给我的那张东区医院入院通知单。我看到上面有关于精神健康覆核申请的内容，在绝望中生出了一点希望。虽然我隐隐觉得，这个覆核程序会很麻烦。

    这时，我请求联系家人和朋友。他们此时不允许我用手机打电话和上网。至于给病人用的公用电话机，只能打香港的电话或手机，不能打给大陆。而冯爱玲女士等人的手机号，我并没记住，在手机通讯录和纸张上。护士们要我等。后来我又请求，他们还让等。不知道过了几小时，我至少请求了三次，他们才把手机和包裹给我，让我记下几个联系方式。在医院里，不管要什么、请求什么事，大多数情况都要至少求三次，才有回应。

    我从手机上记录下了冯爱玲女士、职工盟、明报、张超雄和朱凯迪办公室的电话。我还从包裹里拿了从民协抄的冯检基等人的手机号那张纸，以及纽约时报驻上海分社的联系卡片。护士就拿走检查了一下那张纸和卡片，只允许我拿走联系冯的那张纸，把纽时的卡片扣下放回包裹了。他们不见得是担心卡片，而是不让联系媒体（虽然联系也没用，况且后来想起来那是大陆电话，打不通）。我幸亏没有删掉所有信息，没有删掉这些联系方式，否则后来我完全就会孤立无援，彻底无助。如果彻底与外界失联，后来能否出院都很难说。

    我紧接着就给冯女士打电话。我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然后问冯女士外面有没有我的什么新闻（我在中联办割腕的事）。然而我大失所望，她说没有听到和我有关的新闻，没有媒体报道。我这时更为后悔没有在6日记者在的时候自杀。我就哭着求助冯女士，让她联系媒体，还有把我的材料转给梁国雄先生，希望梁先生来看我。她答应转过去材料，让我有耐心，在病房里等着，听医生安排。我就表现的很脆弱，告诉她，我质地脆弱，受不了精神病房这种环境，让她想办法把我救出来。她说她会和林祖明先生商议，也会尽快来看我。然后我又说了一大堆乞求的话，才挂断电话。

    我的确是脆弱的。我无法像张志新和林昭她们那样有堪称伟大的勇气与意志力。即便没有任何酷刑，仅仅是失去自由，我都受不了。如果我在大陆搞社运被捕，估计被审讯第一天就会垮了。如果在大陆的精神病院，我可能关不到半个月就会真的疯了。

    应该是在这天下午，我终于见到了一位医生。但似乎这次见的不是我的主治医生，而是另一位30岁左右的男医生。这位医生姓陈，他算是我的“副治医生”？我也不好下定义，总之也负责我的诊治，但不是主治大夫。他不会讲普通话，但是能够听得懂普通话。因此他可以听我说话，但他询问我和回答我的疑问，是在纸上写字给我看。

    时间过去太久，我当时精神状态又极糟糕，所以很多对话都忘了。我记得的大致只有以下这些：

    他问我好吗？我礼貌性的说还好（其实并不好）。我告诉他，我是为了维权抗争，才选择在中联办割腕。他说（准确说是他写，为方便记述，以下权当说吧），维权可以维权，但是不应该伤害自己。此外，他是在这次还是后来还说到，大陆的事情还是要回大陆解决，这里是香港。对他这些话，我有一万句回应，但没办法都说。于是我只说，你们这样关押我一个维权者，是中联办政治迫害的帮凶（至少客观上是）。他说，他是医生，维权的事不归他管，他只管我的精神健康状况。我问他我何时能够出院，他告诉我，这视医生的判断和我的精神状况而定。我问他关于精神健康覆核申请的事，他说，如果申请覆核，整个程序至少要6个月时间（或者说的是“大约6个月”）。我大吃一惊，他看到我的惊讶，又对我说“所以还是要在现在多配合医生，争取早日出院”之类的话，意思是别指望覆核了，费时太长，还是争取当下吧。此外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最后，他要我写家人的联系方式，我把我父亲的手机号码写给了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再见了。

    4.对恶劣的精神健康覆核制度的评析

    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最有实际价值的一句，就是这位陈医生说，精神健康覆核程序需要等待6个月，也就是在医院病房里申请覆核之后，还要等半年才能有人来审查我或者其他任何申请覆核的住院者的精神状况是否可以出院。

    我深深震惊于香港这种称得上恐怖的官僚主义、漫长而繁琐的制度与程序。我在想，如果有人误诊，或在病情轻微或病情比较严重但无伤害他人或自杀风险，并不需要强制入院治疗情况下，被医生判断需强制关进精神病房，然后要过半年才能覆核、出院。那么这半年时间，住院者失去自由、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工作、学习和生活，会给他/她造成多么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如果是学生被误诊或者高估病情而被滞留在院，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学业要耽误多久？如果是职员、工人乃至白领等受薪者，又要损失多少收入和福利，以及相对隐形的绩效和升迁机会的损失？这些谁来弥补？还要在医院受到各种管制、和真的严重精神病患者住在一起，要受多少罪？带来多少潜在和长期的伤害？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更可怕的是，把一个正常人或者如抑郁症等轻度精神问题的人和如精神分裂症、狂躁症等在内的有严重精神病的患者关在一起，并用管理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在病房关押管理6个月，我敢断言，绝大多数没病或者病情轻微的也会被关的疯疯癫癫、精神异于常人，导致真的得病或病情加重，甚至造成影响终身的身心创伤。而这时精神健康覆核的结果，反而极可能将入院时没病的人诊断为有病，因为诊断的是入院6个月后住院者的精神状况，而不是入院时住院者的精神状况。如果这样，住院者岂不是要无限循环且恶性循环的永远住在医院？这样一个好好的人的一生岂不是就被毁了？

    香港号称东方之珠，竟然会有这样糟糕的精神卫生制度。当然，在中国大陆，有更加恶劣的精神卫生体制，媒体有诸多报道（如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殷驰、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合作撰写的《中国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和任意拘留》、凤凰周刊《被“精神病?”的?我救赎》、《从铁笼到病房——内地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变迁》等?章；央视的《新闻调查》、《新闻周刊》、《今日说法》等栏目也对精神病?权益等问题做过调查报道）。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各项社会指标如人类发展指数都名列世界前茅，却有着有致命缺陷的精神卫生体制，真是件可耻又可怕的事情。这关系到许多可能被冤枉而送入医院而失去自由、失去正常生活者的人生，危害与司法冤狱相比有何区别？但却远没有司法上的冤狱、程序正义缺失等问题那样得到社会重视。

    连相对发达而文明的香港都是如此，那缺乏法治、主观随意性大、以维稳为原则的中国大陆呢？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呢？可想而知在糟糕、恶劣的精神卫生体制下，中国、世界上会有多少和司法冤狱恶果相同的精神病院强制收治受害者丧失自由、受到各种生理和心理伤害，毁掉了人生。

    当然，我也看到香港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有很长的时间排期；香港其他内外科做手术，也是需要预约和等待。但无论是原被告，除非特殊罪案，一般都不会在监狱里等待（涉及刑事犯罪也可以保释，而且许多待处理者的取保金似乎不多）；做手术的也不会都待在医院等手术开始，而是可以在等待期间做许多事，有相当的个人自由。因此，这些情况和被强制关在精神病房等待覆核的人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

    5.强打精神在病房写诗写文，最后放弃

    见过医生，我就更加绝望了。看来，我在短期内是很难出院的。

    记不清是第二天还是又过了一天，我的精神就有些崩溃了。我受不了没有自由、有各种管制和限制的环境。我脸趴在护士站的台子上，跟虚脱了一样，告诉护士我想出院，想回家（回我自己租住的房子）。护士说，那要听医生怎么说。

    我又坐到了病人打牌的桌子旁边。好几个病人虽然看起来明显精神有问题，但都不坏。而且能打牌的，脑子都相对清醒。护士总体比较冷漠，这些病人（或者称他们为“住院者”更恰当）对我反倒更为友好。有一位口齿很不清晰的住院者告诉我，有什么话可以找护士要纸笔写下来。于是我就找护士要了一张纸和一只笔芯，开始写想说的话。但在精神崩溃之下，根本就没有定力去长篇大论写东西。

    我在这张纸上，只写了“这是政治迫害”、“连监狱犯人都有辩护律师，为什么我没有犯罪，在精神病院却没有人可以为我辩护”、“没有自由很痛苦”之类的话。一共只写了几行，交还给了护士。护士直接把纸笔放在一边，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看了没有。关于政治迫害一节，我当时并不知道香港的医院至少在制度上是独立的，中联办或者香港政府并无能力干涉（更主要是因为我这么个小人物，也不值得他们干涉），在惊慌之下误以为我入院和中联办或港府有关。后来种种迹象表明，与中联办或港府并没有关联，中联办没有能力也不值得介入警方和医院对我的处置。至于我在中联办自杀，就被羁留、送入精神病房，这种客观上对流血请愿的打压行为是否合理、处置是否适当，就是另一回事了。

    后来又有几天，我还想再写东西，但是护士只又给过一次纸，再要就说没有纸了。于是我把一些东西写在入院通知书和索取的精神健康覆核申请书背面。而笔也是基本只给笔芯，还又是必须请求好几次才会给。不过我自己也没有写多少东西。本来想要学那些在狱中等待赴死的烈士写诗，但马上就感到自己不是那块料。在惊恐忧惧之下，我连笔芯都拿不好，脑子里更没有诗思了。只是想到了以前高中时写过的纪念林昭、张志新的诗，又在病房重写了一遍：

暗夜珍珠闪宇内，巾帼勇士战魔魁。

万马齐喑唯一鸣，就义悲歌断头人。

凄风冷雨半世过，明月空照赤县民。

唯今大地共山河，犹记烈女献英魂。

    此外还写了几首关于六四和李旺阳的诗，既很差又不押韵，索性也就不再写了。

    此后，又写了一些关于住在精神病房的感受，也很简短，情绪糟的根本写不下去。同样，在这里也没有任何心思冷静思考事情，反而更加在焦虑与麻木中循环。

    通过这件事，我也明白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那些在牢狱中抗争的革命者那样的勇气。我即便再强打精神，都受不住监禁的痛苦、更承受不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命运的重压。面对监禁带来的精神折磨，凭意志很难抵抗，尤其我这种心理脆弱、没有被长期关押经验的人。当然，也有我孤立无援，也没有新闻报道的原因。我一个人抗争再多，在这囚室般的精神病房抗争再久，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也无声援，更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我又有什么动力抗争呢？如果大陆、香港，乃至世界上，成千上万乃至更多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受害者声援我，如metoo运动那样受害者群起响应、媒体争相报道，我还会如此的软弱、颓废、绝望吗？

    但无论如何，我都更加佩服那些政治犯。他们在封闭的、环境恶劣的监狱，还坚持写作，用文字来抗争。有些甚至写在衣服上、写在烟盒上，还有写在身上的。如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个人能够在酷刑、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写出那么多充满爱与坚强的文字，需要莫大的勇气，是多么的了不起。当然，也必定有许多人在绝境中写出的记述、呐喊，没有传播出去和流传下来，狱方一次“成功”的检查，就让足以载入史册的作品永远湮没在历史中了。他们都是伟大的。我自愧不如。

    6.打电话求助，冯女士来探望我，联系父亲

    精神病房的探视，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东区医院精神科K4病房只允许病人亲友每天下午3点到5点前来探视（每周六还是周日上午还开放两小时，但一周只一天）。我打给冯女士几次电话后，她终于抽出时间来探望我。她每天都有很繁忙的工作，如果在一天内抽出一两个小时倒可以，但必须在下午3-5点，就比较难了。因为东区医院位于港岛柴湾，远离市区，探视者路程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探视本身用时更久。医院严格限制探视时间，自然是为了医护人员工作和管理方便，但把麻烦变相转移给了探视者。

    我好几天都没见到病房外的任何人了。期间，我曾打电话给朱凯迪办公室，告诉接电话的一位女士我是此前发过邮件的大陆学生王庆民，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送进精神病院，希望朱议员能够救救我。她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但建议我要冷静、表现的正常一些。我说我想早日出院，她告诉我，可以给医生说你要回家。我说医生不会同意的。她说，不会不同意的，你是大陆的，签证也到期了（我在此前发给他们的邮件中注明了这一点），香港不会一直关着你。你要多给医生说要求回家，医生会同意的。我道谢后挂了电话。我想，外面的人真是难以了解医院的情况，我签证早到期了，也请求过医生了，我怎么说都没用，他们根本不同意我出院。

    我也打给了明报。他们把电话转到收到我纸质文件的中国组需要时间。而电话旁墙上贴纸规定每次通话不能超过10分钟，而且后面其他病人还在催，根本没办法拿话筒等。我打了大约5次才接通明报中国组。在病房里联系外界过程中的各种麻烦、障碍，造成的各种耽搁事和误会，外人是很难体会的（后面还会讲到）。打通后，他们说收到我的文件，但当时忘了递交举报信等关键信息，材料不完整，而我在医院又不被允许使用手机发邮件，于是他们没办法进一步调查。至于我希望他们报道我在中联办割腕被关押在精神病房，他们的口气明显没兴趣报道，只说会跟进的。我在香港多次听到“跟进”二字，后来感到，“跟进”这个词在大多数时候，其实和大陆政府机构人员说“我们会处理的”、大陆媒体或一些人说的“我们知道了”、“有消息我们会联系你的”，是一样的托辞，只不过更高雅、简约、文明一些。

    在这无人相助的孤立境况中，我就更盼望冯女士早点来探望我。

    我和冯女士约好下午三点多的探视后，我从下午一点就开始在走廊里转，焦急的等待着见面。到了三点，我就一直探头往餐厅看，看看冯女士有没有来。然而，过了三点半也没有。我又打电话，冯女士说正在路上，不要着急。后半个小时我几乎就是在电话机、餐厅门口来回探头张望中度过的。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冯女士说刚到医院楼下。她五六十岁了，腿脚并不方便，也没有义务必须看我，按说我应该体谅。可是在那样焦急、恐惧的情况下，我反而是在催促她快点来。人在自身处于危急的情况下，总是顾不得体面、也没了同理心，此后一次次得到证明。

    已经过了4点，冯女士才从餐厅通往病房外的那个入口出现。一位护工把我叫了过去，确认是来看我的，才放我进餐厅。此外，探视时也严格限制探视者给住院者东西，食物需要寄存。探视者看住院者如同探监一般。

    我和冯女士见面之后，我就哭了起来。然后把入院通知单给她看，说可能至少还要呆几个月。她叫我不要担心。我拉着她的手，请求她一定要救我出去。我说，我要见梁国雄先生。她说，已经把材料转发给梁先生了，但他也很忙，很难立即顾得上看。我说想和梁先生见面当面说我的事情，她答应会转达。我当时是非常急切想见到梁国雄先生，我认为只有他才能理解我、也一定会救我。那种急切，几乎想在一分钟后就能见到梁先生。

    后面我还对冯女士说，希望找媒体报道我的事情。再往后说的什么我都忘了。

    然后，我就用冯女士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父亲。我大致讲了一下我在香港自杀的情况。他并没有责怪我。我说能不能来到香港，他说家里要照顾奶奶，而且家里没钱，没办法来，最好是我自己回去，或者先回到深圳，到深圳就好办了。他并不了解情况，我连医院都出不去，当然就出不了香港，怎么回深圳？

    时间很快到了，我只得挂了电话。冯女士给我留了一块面包，寄存在餐厅柜子里，然后告别离开。

    7.和主治医生的第一次谈话

    终于和我的主治医生见面了。主治医生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和上面提到的我的另一位医生一样，也姓陈。

    陈医生说话语气很温和。她开始询问我遭遇校园暴力的详细情况。我就从前到后大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虽然谈的时间较长，但毕竟无法在一个小时内完整讲述我20年的人生遭遇和七年的校园暴力经历，只能大致讲一些。我告诉她，因为事情起因复杂，必须从最开始讲，才能理清来龙去脉。我也告诉她我患有抑郁症的情况。谈话中，我还纠正了她对我遭遇校园暴力时间记述的错误（应该也是看了玛丽医院不全的资料所致）。而后来数次谈话中，我纠正了她好几次类似的错误。

    为证明我的个人情况，我也向她提出希望她看看我写的文字材料，以及在手机里的关于网络暴力的一些例子、证据的图片。但是她说这以后再说，现在只希望听我直接口述。后来我又提到过希望她看这些文字和图片，但她拒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看能够证明我所说是否真实的证据，也不看能够反映我这几年四处奔波维权目的、也能反映我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的文字材料，反而只听我口述。这或许是她们诊疗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就像法院审理案件不看物证只听原被告陈述一样，很是荒谬。

    她问我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父母离婚，我和父亲、姑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其实我从2007年上初中一年级，我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没回过几次家。除了2015-2016年我父亲瘫痪在床时，很少和家人在一起。但当时我没来得及提及这一节，可能她误认为我一直和家人住一起（后来我和父亲见面，问起医生问他的过程，似乎医生以为我和家人一直在一起）。

    此外，我也提及是否能够出院且留在香港申请避难，或去第三国，因为我参加六四晚会等事情，以及维权活动，回大陆可能会遭遇政治迫害。我忘了她怎么回应了，她好像是故意回避了正面回答。（一年多之后回想起来，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香港人对大陆普遍充满厌恶与鄙夷，怎么会赞同我留下。至于东区医院，只是把我关押起来，而不是愿意帮我脱离恶劣环境）

    她问我，现在在病房是否感到安全，有没有感到害怕或者危险，有没有人迫害我。我说还好，在这里没有人迫害我。这是废话，我当然是对于现实可能的危险做出反应，而不是凭空说谁迫害。

    她还问我的腿为什么发抖。我自从在中联办自杀，又被强制关进精神病房，突然转换了环境，精神受连续打击，当然比较紧张。我一紧张就容易抖腿，这个倒是有很久了，而病房比较冷，我更是容易发抖了。这么长内容我也没办法说清，就说是因为紧张所以发抖。

    她还问，我在中联办门口拿刀割腕时，有没有持刀冲进中联办的打算，我说当然没有。这种恶意揣测真是令人反感，我与中联办工作人员没有私仇，哪怕他们是中共政权的组成部分。我割腕是为了和平抗争，没有任何发起攻击性行为的想法。

    我也说，我是为了维权抗争才选择割腕，结果却被关在精神病房。现在我待在病房，穿着这种病号服，形同虐待（如囚服一样，是一种标签化、服从者的标志，很难看，而且病号服里不允许穿内裤），因此希望早日出院。我也告诉她，我出院后会向媒体反映自己的遭遇，包括讲出在精神病房的经历。她说需要为我的安全负责，现在没办法确定我的状况，所以不能立即让我出院。她也说，她们需要进一步观察我的情况，并且与我父亲联系之后，才能安排出院事宜。

    言谈之间，她看起来是很客气的，语气温和，也没有任何训斥或辱骂。但有一件事也很恶心。就是我当时就提出能不能去那种开放式或半开放的病房，而不是这种全封闭的病房，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她说，这没有开放的病房，她也没有权力决定我换到别的病房之类。但后来我和一位护工熟识后，他告诉我，我所在的K4病房下一层，就是相对自由的半开放式康复病房，而且有病人从我所在的封闭病房转到过下面。后来我快要出院时，也问过另一位男性陈医生是否可以搬到楼下康复病房，他说如果很快出院就不用了，也证明既有这种半开放的康复病房、医生也有权让病人去这样的病房。但她却撒谎。如果她说我的情况不适合去，并给出合适理由（如担心再次自杀），倒还好些。但是她选择对我撒谎，是非常不尊重我的表现，并不把我当成有尊严、不应欺骗的个人来看待。（当然，当我知道后来的事情，就明白这种温和外表下，她和其他医护能够做出怎样的类似司法判决中冤假错案的残忍行为了。这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是侵权问题、法律问题，乃至决定人的名誉和命运的问题）

    这次谈话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也可能更长一些），是我住院期间和医生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主要是因为与主治医生第一次谈话，我要讲自己大致的背景和人生经历，尤其经受校园暴力的过程，所以时间就长了些。而此后每次与医生的谈话，基本都没超过20分钟。我不知道这么简短的谈话（而且如前所述，医生还存在记述错误），如何能够搞清一个人复杂的人生、怎么能够准确判断其自杀的复杂心理动机。而搞不清这些，又如何能够有对他/她有没有精神疾病、有多严重的精神疾病做出准确判断呢？

    （二）被动而强制的“适应”--对病房生活的日益习惯、麻木

    1.饮食习惯剧烈的改变；评析大陆精神病人恶劣的饮食条件

    我被强制关在精神病房三四天后，开始变得相对麻木和不舒服的适应，这种“适应”，一直持续到出院。

    这种适应最明显是体现在饮食方面。我一开始吃不惯香的发腥的肉块，也喝不下不喜欢喝的橙汁。只有有鱼块和牛奶的餐食，我才吃。而蔬菜也只吃叶子不吃梗。但是过了三天，我感到非常饿，对那些原本感觉香的难闻的肉块一点不觉得反胃，一口就吃下去了，橙汁也喝个精光。至于蔬菜，基本连叶带中间白色的梗都吃光，米饭一点不剩。甚至再后来，感觉都不够吃了，反而想方设法要双份饭，无论什么饭都行。饥饿，会破坏味蕾，让人放弃对食物的挑剔，为了填饱肚子不计较味道。或者准确的说，那种对特定食物、味道的厌恶感，在饥饿时就自动消失了。我这时才真的理解那些饥荒年代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的人。饥饿，真的能让人变得什么都肯吃。

    我在被关在精神病房之前和出院之后，读过一些曾经进过监狱的政治犯、刑事犯对监狱生活的描述。他们也有人提到，刚进去什么都吃不下，尤其馊了的饭菜闻着都想吐。但是过了几天，就会如风卷残云般吃个精光，吃起来如美味佳肴。在饥饿而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的身体、嗅觉味觉、器官的反应，都会发生改变。如今我自己也体验了一把。只不过，我比他们吃的东西好的多，有肉有菜有牛奶或橙汁，只不过有些食物我比较不习惯吃罢了。

    简单的说一下病房里吃的东西。先说下碗的大小。除了通心粉用的大碗，其他所有的三餐都是用小碗，小碗就跟大陆卖黄焖鸡米饭的餐厅盛米的碗差不多大。早上是一小碗粥，里边有时候是肉，有时候是别的什么，记不清了。中午是一小碗米和一小碗菜和肉，当然肉一般只有几小块，剩下的就是蘑菇豆腐青菜之类，也可以额外盛粥。晚上还是粥。中午饭是一天最重要的，然而不知道是本身饭少，还是因为被关押导致恐慌性的饥饿，或者就是因为大多数时间没事可做，我感觉非常饿。护士说可以加一份饭，然后我告诉护士两次后，护士说帮我在电脑上加上了，但是我去拿饭时还是一份。后来我又问，他又在电脑上加一遍，结果还是一份……护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这件事我几乎每天中午都问，差不多问了有十次（没任何夸张，的确有这么多次）才知道，他说饭加上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没办法和名字对上，所以我只能每天拿饭时自己去给发饭的另外再要。此外，晚上还有“夜宵”，其实就是发两小包饼干或两个小面包，每包面包大小都和超市里“蛋黄派”小面包差不多，饼干更小，都是几口就吃没了。此外还有一小碗橙汁或牛奶。如果有亲友送进来各种零食，也都只允许在这时吃。如果送的有泡面，医院会帮着煮。而我只有冯女士带来的几个面包，有的住院者也会分给我一点，我尽量节约着吃。

    与大陆精神病院的病人相比，我在香港精神病房所吃的东西也可以算是山珍海味了。据我所看到的相关讲述，大陆精神病院的饭食普遍非常糟糕，可以类比监狱的伙食。当然，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情况肯定不同，如京沪的病院与内陆小城市、县城的精神病院伙食必然有巨大差别。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精神病人，都在没有选择的吃着糟糕的食物。关于这一点，论坛“知乎”有相关描述，甚至有一位把妈妈接出精神病院的女儿（在提问“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下，知乎昵称8X23，有700多粉丝，共回答了300多个问题，所有回答迄今（“迄今”指我书写本段时，以下相同）一共获超过4500赞同，近700感谢，本回答212赞同，132评论。所以回答内容有很大可靠性）说“可能有很多人无法想象精神病人的伙食，用一句话形容，猪都不吃的东西”。即便不那么糟糕的，也是说（在同样的提问下，回答者知乎昵称刘s河，迄今粉丝260多人，回答50多问题，共获2400赞同，近700感谢。本回答获142赞同，34评论。同上具备很大可信性（我所引用的知乎及其他的材料，都是得到较多关注、得到不少认可的，而且符合国情和社会情况，以及有事实和逻辑，还有一些是权威报道、论文，均有充分可信度，为方便起见，后面的引用会省去这句话，但和本段一样均有充分可信度））“医院的饭很差，因为一个病人是10元/天的伙食费，医院必须保证成本最小”，看其整个问答及其他问答，应该较熟悉内情。在腐败和克扣行为猖獗的中国大陆，连贫困儿童的营养餐都克扣、幼儿园和小学都有过期或劣质食物。而在毫无监管与保障、吃饭者被监禁无力举报的精神病院，精神病人的饮食之恶劣可想而知，恶劣的普遍性和程度只有监狱才可相比。

    大陆精神病人糟糕的处境必须要改变。我之所以穿插着写大陆精神病人的处境，就是希望国内外都能关注到中国大陆精神病人遭遇的各种的虐待、欺凌，并且去改变。这也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相对于大陆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病人、疑似病人、没病却因各种原因被关到精神病院的人的各种悲惨遭遇，我受的这点罪根本算不了什么，香港的精神病房和大陆比也算是天堂了。

    此外，我在割腕和被关进精神病房之前、在大陆的时候，因为预感自己上访、抗争而可能被逮捕，还曾经在推特上询问一个曾经坐过牢的大陆异见人士在监狱是否可以绝食抗争，以为是一种很值得骄傲的行为。当我真的被关起来，关到精神病房，才知道这种有点浪漫化的想法根本不现实。因为我是被关在精神病房，如果绝食会被视为不正常，更无法出院。据一位护士说，住院者绝食会被强制灌食。而且，我没几天就饿的主动要更多的饭吃了，绝食的想法也随着饥饿和恐惧而消失了。即便不是精神病房而是监狱，我同样也受不了。我被关之前那些绝食之类的想法非常幼稚。这时我这才更明白了，抗争、牺牲，都是痛苦的，不是壮烈又美好，而是持续的煎熬、被迫的“适应”，甚至经常要无奈的服从。没有被监禁、失去自由的人，绝大多数根本无法真正体会到被监禁者的痛苦。当然，能够熬过这类残酷监禁的古今中外的对抗强权强人的反抗者，都是真正的英雄。

    2.逐渐与部分住院者熟识、相互沟通

    另一个适应的表现，就是从与周围病人/住院者完全不说话不打招呼，到能够和医院的其他住院者建立相对良好的关系，或者至少相互熟识。

    我刚入院时，非常恐惧，担心里边的精神病人有攻击行为，以及其他会造成伤害和恐惧的情况。但可能是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并没关在这里，或者香港的精神病人大多都较温和，至少这个病房中没有具攻击性的病人。当然也有一些病人会做侵扰到他人安宁的行为，这个放在后面讲。

    K4病房精神病人/住院者按神智清醒程度分三类，一类完全神智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长期被绑在床上或躺在床上，瘦骨嶙峋和不清醒的程度如同养老院濒死的老人（虽然这些病人有的看起来只有二三十岁）。这一类占到病人的10-20%。第二类是神智不太清醒，说话也多口齿不清，与他人交流不便，但是能够自己吃饭、上厕所，时不时也看电视的。这一类占到病人的60%左右。第三类就是看起来和正常人差不多，沟通交流能力与普通人相同，但因为做了一些激烈的事情，或者因发生什么变故而精神受刺激等原因，需要强制入院治疗，或者是自愿入院治疗的，不过自愿的占比应该很少。这一类占到病人/住院者的20-30%。我有所交流的，当然只有后两类，说话比较频繁的，只有第三类。

    住院几天后，我认识了几位住院者。为保护他们隐私，知道真名的一律用拼音或部分名称来称呼，而不用全名。其实吃饭和吃药时候都要点名，但是用的是香港话，我听不太懂，只有一部分交流过或者看到过他们名字的才知道姓名。

    一位叫李gx，身高体壮，仪表堂堂，是香港本地人。他看起来基本上没任何精神疾病。他告诉我，他是因为喝酒喝的比较多，然后就和妻子发生了些矛盾，情绪比较激动，行为过激，于是就住院了。其实他的情况完全可以不住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在这种封闭病房里。

    李属于学历比较高的，家境也是中产，对政治也比较关心。他主动问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进到这里。我就告诉他我遭遇校园暴力，在大陆维权失败，所以来香港，但是没有人关注我的事情，于是在中联办割腕，然后就被送进来了。他对此很同情。那时我处于惊惧不安中，听到他关心就非常感激，也感觉到温暖和依靠。我说我很想见梁国雄先生，他说他家恰巧就和梁国雄的一个助手是邻居之类。我很高兴，希望他能联系一下。他答应了，说下次给妻子打电话时会提及这件事（不过后来并没什么结果）。此后，我也和他有至少五六次聊天。

    一位是外国人，叫James（外国叫James的比较多，而且不是全名，就直接叫他James吧）。他既是香港公民，又拥有美国国籍（好像还在英国待过），算是有中美双重国籍的人。他基本不懂中文，我英语也不好，但他边说边比划，我大致能听懂他说的一些话。因此我和他可以用英语做一些简单交流。有时李gx也会和James、我三人一起聊天，李的英语好，可以为我们做翻译。跟他比较熟了之后，他告诉我，他好像是因为母亲（或者祖母？我记不清了）去世了，他很爱他母亲，因此受不了至亲去世的打击，心理受了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具体是哪一种精神疾病，我英语不好就没听懂，但看起来不严重。

    James是那种很典型的有活力、性格开朗热情的欧美人。据他说他是电影编剧还是演员什么的。他听到我遭遇校园暴力，后来自杀的事情，也很同情我，拥抱我。在病房里，他常常会大笑、和其他院友或护理人员说笑，声音很大。后来看世界杯球赛，他看到好球也会喊叫（当然这些喊叫、大笑以及一些夸张举动不是病态那种，而是和许多人在电视或现实中见到的那种大大咧咧的老外一模一样）。

    但有一点，就是他在病房明显有一些类似特权的特许。例如1.其他病号很少给纸笔，我找护士要大多数时候也不给；但他就能每天都拿到笔（而且很多时候拿到的是笔而不是笔芯），可以写日记或者学汉语；2.别的病号都不允许穿内裤，我却有一次看见他换衣服时穿着白色内裤，也不知道是偶然一次还是一直这样；3.他经医生准许每周还是半个月可以自行回家（他告诉我他家在湾仔）一次，虽然几个小时后就必须回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符合医院规定，为什么其他病人全都不被允许这样，哪怕放个风都没有；4.有时候他在晚上可以借护士站B的白色无绳电话（我也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反正很像大哥大）给家人打电话，不用白天和其他人一起在那个黑色固定电话前排队。5.他玩闹或者喊叫一般都被宽容，偶尔批评两下。但其他人如果情绪激动些就会被关禁闭。我看见有一次他玩闹推撞了护工的椅子，也没被批评。其他住院者就没谁敢有这么大动作，平常回病房慢了、玩牌太久了都会被批评。当然，也可以视作他玩闹、说笑喊叫都是感情流露，其他人则不正常。但这个双重标准怎么看都不太对。就算是病人，其他人不应该有喜怒哀乐吗？有病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在愤懑时喊叫以发泄情绪吗？5.无论护士还是护工，许多护理人员对他和其他病人，态度明显是不一样的。许多普通香港人在面对在港的普通欧美人和亚洲人时，有没有这种差异的态度呢？答案其实不难找寻。

    一位是住在我旁边的病人。他大约20多岁，平常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文些，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忧郁阴沉，不知道名字，就叫他眼镜男吧。眼镜男经常躺在床上看书，我偶尔借他的书看。他的书是在医院移动图书车借的，有三国演义，还有一本忘了名字的关于三国的书。他自己看三国，我只好借另一部看，都是繁体字和竖着排列的字，我看的很不习惯。最主要是内容很差，全文几乎都是骂诸葛亮的，水平也属于地摊文学。我当时实在没别的可看，忍着恶心看了一些，最后还是看不下去了。除了借书，和他基本没有别的对话。只是他有一次因为看书，让我找护士关掉头顶上的电视，我就去了。护士说别人还要看呢，不要理他，我也就没再说别的。不过病房里电视的声音是很大，尤其躺在邻近电视的床位上，白天根本难以休息。

    一位比较胖，大约20多岁，就叫他“胖子”吧。他比较爱说话，一说就说个不停。除了和病友说话，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打电话，占用电话机时间很长，甚至一天占着电话断断续续打几小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特点了。

    还有一位很爱说话的，看起来只有30多岁，但不知为何有许多白头发。他走路总是哆哆嗦嗦的挪动，说话同样哆哆嗦嗦，口齿不清，说话时总是带着夸张的哭腔。可能是被关在病房太久了很孤寂，有机会就站别人身边一直诉说，我也听他说了两次，大多数内容没听懂，只听懂他说“病房里没有自由啊”、“被欺负啊”之类。

    一位年龄比较小，应该不到20岁。他是我出院前几天才入院的，说话慢慢吞吞，看起来略微痴呆，但交流还是没什么问题。他问我为什么进来，我就告诉他关于校园暴力的情节，以及自杀情况。我问他香港的学校怎么样，他同学有没有欺负人的，他说他同学都很温柔。他还说，我应该改变心态，把被欺负当成一种乐趣看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一位叫林xs，有50多岁，平时沉默寡言。他心地善良，吃宵夜时，他经常把自己带的面包饼干给我一点，或者他吃自己的，把病房发的两个小面包/小饼干推给我。在我经常感觉肚子饿吃不饱的情况下，他给的那份零食很珍贵。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升米的恩人”，尤其和后面出院后一两个像“一斗米的仇人”比起来的话。

    一位叫杨x，是美籍华人，家乡是纽约。我在这个病房一共看见过三个外国人，香港国际大都市的特征，在精神病房也有体现。他身体特别肥胖，跟日本相扑选手的身材几乎一样。他也是比较清醒、温和的，关于他，我后面讲的事情中还会提到。（这三个外国人，除了前面提及的James，另外还有一个叫Robert的外国人，五六十岁，我跟他没有多少交流）

    一位年龄有60多岁，看起来很老很瘦，据他自己说以前是建筑师，就叫他“老建”吧。“老建”在这应该住了很久了，他妻子和女儿常来看他，给他许多吃的东西。他脾气有点古怪，和其他住院者闹过两次小纠纷，不过心肠不坏。有时候喜欢给别人讲他的人生经验什么的，别人想插话或者回应，他就“你听我说”的驳回去然后自己继续说，而且口水四溅。他口齿也不太清楚，说的香港话我只能听懂小半部分。

    “老建”和其他几位一说话就说个不停而且有些病态的病人一样，应该都是和在病房呆太久、孤寂感无处排解有关。病房就像座大监狱，人的心理和语言都会变异。这里心理医生来访频次很低，虽然有院牧和心理辅导师补充，但绝大多数时候病人还是处在孤独和封闭的心理状态下。当然，可能一些类型的精神疾病本身就会让人这么说话不太正常。我处于惊恐、焦虑、愤怒的情况下，也会在说话/文字交流时有类似情况出现。

    除了这几位，其他的就基本没有了。个别涉及一两句话交集的，后面会提到。

    3.树欲静风不止，一场换房风波

    原本我变得有些麻木和适应了。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住院的第五六天左右，前面提到的那个护士卢伟杰，突然把我叫过去，要我从4号病房换到5号病房。而他并没告诉我任何理由。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搬过去了。

    我搬过去之后才发现，5号病房与其他病房很不一样。5号病房就是我前面说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第一类病人，以及第二类病人中会滋扰他人的病人。我后来才知道，4号病房主要是接纳新来的住院者，病房口正对值班座位，方便观察新入院者的情况。而1、2号病房则是住着神智较清醒、也没有影响他人行为、有自理能力的病人。5号病房呢？

    5号病房的病人，都有各种严重精神问题、行为问题。有的病人经常大小便失禁，我住的那两天，闻到5号病房味道和另外三个病房完全不一样，臭气很大，非常难闻。虽然护工很快就来擦洗，但是味道没办法立即去除，然后味道未散尽又有新的屎尿味（而且5号病房还有个门（1、2、4病房都没有门），把门关上后护士闻不到臭气，住院者却要闻更多臭味）。有的病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白天晚上都经常用双手敲打床铺，或“呜呜”喊叫或自语，还有一位经常“waiwai”的大喊，我根本没办法休息，只能等大半夜他们安静了才能睡觉，白天想躺下安静休息一会都不行。另外，这些人，尤其被绑在床上或轮椅上的病人，大多面目狰狞，一看就不是正常人的脸，是标准的严重病患的面庞，而且身体骨瘦如柴，扭曲变形，和另外三个病房的病人看起来天壤之别。虽然他们并没攻击我，但是也是比较可怕的，天天都面对肯定不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嗅觉、听觉、视觉方面都承受了很大痛苦，看到本文的想象一下就知道。而我原本就有抑郁症，又因为被强制送院焦虑恐惧，换到这么糟糕的病房更是雪上加霜。

    于是我就在和李gx等人聊天时提及了这个问题。李告诉我，5号病房都是关一些不听话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你做了什么错事了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虽然当时焦虑惊恐，但是外表、思维各方面都比较正常，和1、2号病房的人类似，明显不是生活不能自理，更没有大喊大叫或者骚扰影响别人什么的。他就说，可以找护士请求换房。其实我本来并不很想求护士，因为以前无论借东西还是吃饭什么，请求事情都得低三下四求好几遍，但我在5号病房待了一天，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我去护士站B，而负责护士就是卢伟杰。我说希望换到别的房间，他说没有空床位了。然后就去忙了。我又问其他护士，为什么把我调到5号病房，有护士告诉我4号病房要腾出空位子给新来的。我就想，4号病房比我来的早的很多，例如旁边的眼镜男就是比我早，为什么把我调走，而且调到全是重病号的5号病房？

    我离开后，又和李等人商量，他告诉我，这房间有一个空铺位，你再问问护士。我又去护士站B，然后其他护士还是说要我去找卢伟杰，是他负责。然后我又找他，告诉他能不能换铺位，并且说有人告诉我有空余的，在某个铺位。

    然后没想到他突然发起怒来，拽着我的胳膊还是肩膀，拉着我去1号和2号病房，问我是谁说的、谁指使我换床位的。我当然不能说了（如果是违法犯罪的事，我当然不袒护任何人，不为之隐瞒。但是李的行为是帮我的，而且不是犯法、做坏事，我当然不能出卖），就一言不发，说我不换了。然后他还不罢休，一方面拉着我继续逼我说究竟是谁说的有空铺位，又拉我去那个空床铺，说这里早就有人了。我最后只好连声说不换床铺了，他才罢休。整个过程他都拽着我，说话也很凶，大喊大叫，言语动作都很粗暴。

    这件事，以及后来出院前又发生的一场和卢伟杰的冲突，让我明白，即便相对文明的香港精神病房，也一样有恶人。至于为什么要专门把我挑到5号病房，是随机还是故意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但后来几件事，让我感觉卢伟杰八成是故意的。至于后来的事，后面再说。

    第二天见到主治医生陈医生，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就把换房间的事给她说了，但没提及卢伟杰的粗暴行为，担心节外生枝。我说把我调到主要是重病号的5号病房，严重影响我休息。她问我那些人攻击伤害我了吗？我说没有，但是不舒服。我说为什么要调我去，这是不是对大陆人的歧视？她问我和以前校园暴力中感到的歧视一样吗？我说应该不一样吧。她对此并不当回事，而完全不理解不同病房环境的巨大差别，已经恶劣环境对我造成的滋扰、带来的身心痛苦。医生和住院者/病人在同一间大病房，但医生完全无法与病人共情。如果她是男的，在5号病房住一天；或者她去女病房同样环境的病室住一天，才能真的理解环境多恶劣，相对清醒的病人或者“被精神病”者有多痛苦。

    后来，我又趁卢伟杰不在，乞求其他护士，好言好语求了很久，不断说好话乞求，才给我换了一个2号病房的床位。虽然还是被关押在病房里，但是换个病室也好很多。看来并不是不能换，只是要看人、看护士心情，以及自己要低声下气恳求。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对政治犯的采访，他们也提到，有时候不同的监室，牢头狱霸不同，犯人生活就有巨大差别。例如新疆政治犯宁慧荣说（作家马萧写过一系列的政治犯访谈录，宁是采访对象之一）：“每个地方的看守所对在押人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看守所不同的监室，乃至同一个监室换一个牢头，对在押人都生活都有很大影响”。精神病房何尝不是如此，我遇到卢伟杰这种人，而且被他当成欺凌对象，就倒霉了；换到重病号的房间，就无法正常休息了，甚至心神不宁、抑郁焦虑加剧。而被关押者，无论是精神病院住院者，还是监狱犯人，都是无力反抗的、没有选择权的、无处逃避伤害的。就像一位后来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护工当时说的：“这里是公立医院，安排你住到哪，你就要住到哪”。当然，香港的情况很轻微，中国大陆才是封闭环境中欺凌和虐待的重灾区。关于中国大陆精神病院的各种粗暴管理、虐待现象，放在后面说吧。

    4.与病房部分护理人员熟识；对病房其他日常生活的适应、麻木

    前面提到了与其他住院者的熟识，下面讲一下护理人员。 K4病房的护理人员分两种：“护理师”，就相当于大陆正式的护士，穿蓝色制服；“支援人员”，相当于大陆的护工，但是也会承担部分类似于大陆护士做的事，穿绿色制服。为了方便，以下就分别以“护士”和“护工”来称呼这两类护理人员吧。护士大多数时间坐在护士站内，负责安排病人入院出院、管理病人档案、通过监控录像观察与记录病人情况、为病人量血压和配药等。而护工则是坐在病房门口、大厅和餐厅之间，也就是护士站外面，实时监控病人情况、打扫卫生、晚上在各病房点名等。而为不能自理的病人擦洗、喂药，自然也是护工负责。当然，护士和护工的工作也有交叉重叠之处，例如护理无法自理病人、病人亲友探视时巡视、抬担架等。总体来说，护士负责处理比较重要的事情；护工处理相对琐碎的事情，也就是为护士“打下手”。这些护理人员前胸都带着工作牌，但是有时候牌子是反着的，而且我也不方便把头伸过去有意的看，所以超过一半的护理人员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凭心而论，这些护理人员大多数都还好，除了前面提到过、后面还要提及的卢伟杰，其他护理人员没有一个算是坏的。其中还有几个很不错。例如以下几个：

    万y贵，护工。他生在中国大陆，后来才定居香港。他老家是江苏苏州，自然普通话说的比较好，也是病房里与我说话次数比较多的护工。他算是对我很好的护理人员之一。因为他来自大陆，对大陆政治社会情况较了解，所以对我因维权被关到精神病房很是同情。他有时候说话带着教训口气，其实是一种关爱。

    姜g来，护工。他也是对我很好的护理人员之一。他普通话说的不好，但是我基本能够听懂。他对香港政治比较关心，政治倾向也是泛民主派。他也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进到医院，说看着我就不像有病，感觉很正常等等。

    陈y良，护工。他也是比较友好和蔼的，但平时说话不多，不过帮过我几次忙。一般求其他人什么事，都要请求好几遍，请求他的时候一遍就行了。

    朱s男，护士。他很年轻，不过反而是职位较高的护理师。他普通话说的很不错，我跟他有不少交流，我询问事情他一般都会有回应。

    李w拱，护士。他年龄约50岁，我和他说话没超过3次，但是有一次却帮我免于再多关押至少一周的悲剧，此事后面再提。

    关w国，护士。他40岁左右，也算比较好的护士，性格比较和蔼。

    还有一位护士，虽然我和他说话很多次，但他的工作牌始终反着，看不到名字。他也是很年轻，就像大学刚毕业的男生，就叫他A护士吧。在关于餐厅加饭问题上，我跟他说过很多次话。

    除了这些，其他的态度也有好的，但是不多了，而且因为牌子反着，我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也不便于要求那些与我不熟悉的护理人员把牌子反过来）。而有些就比较冷漠甚至态度较差（对这些人，我更不方便看他们反着的牌子了，牌子正着我都不方便凑上去看）。而这一点（他们的牌子反着，或者虽然正面放着但字很小还是繁体，不伸头看不清），此后包括到现在，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例如一位50多岁的护工，也是牌子总翻到里边看不到名字，在我吃药时候非要让我把嘴张开、把舌头伸出来转，转一次还不行还让继续伸转舌头，把舌头翘起来，看看我有没有把药含在嘴里，还呵斥着，和监狱检查犯人一样。而大多数护士护工并不会这么干。我和另一位护工谈话提到这件事，他就说，如果和你熟悉的，就不会这样做；但是不熟悉的，就要查查看你有没有把药咽下去。他也说，按规定护士护工有权这样查，他可以选择不查你，但是查你没有错。借用一句话就是“不查是情分，查你是本分”。还有一位30多岁留着胡子的护士，我请求他拿出我的手机给父亲打电话，他说必须下午三点之后才行，还不让我打太长，只允许五分钟，还拉着脸。而能不能打电话、打几分钟，也是他“自由裁量”。在这种监狱式环境，绝大多数事情都不是按规矩制度来，而是都在管理人员个人的性格脾气、对被管理者的态度、甚至管理者一时半会的心情。管理者如果想刁难被管理者，那被管的只能乖乖听话忍耐，反抗不仅没有用，还会被严厉惩罚。我和一位护工谈话时，他也告诉我，有时候不同的值班护士，在处理病人请求时，就会有不一样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和我谈一些涉及病房内部规定、他们同事的事情及其他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人，我不方便公开名字，当然以后有人有调查求证之类需要，我会单独告诉其这些话具体是哪一位护理人员讲的）

    不过即便态度好的，许多时候请求事情也需要三番五次，而且还不一定同意帮你做。

    为什么请求或询问一件事需要多次呢？；1.权力总要用起来，而拖延、推搪、拿架子，就是权力的体现。2.他们还是没有做到对病人和普通人一样尊重。例如我借纸笔，前面已经提到，总是需要多次请求。他们有时候手头在忙别的事，哪怕笔就在旁边，也要你再三请求，而且有时候就不给了。而且病房没有严格规定是否可以给病人笔或笔芯，所以这种有自由裁量权的事，就完全看护士心情和对病人的主观态度了。他借给你，可以，不借给你，也可以。这就是权力。当然，不止借纸笔，有时候问护士今天医生是否与我会见、询问社工何时来到、和父亲通话何时安排、精神覆核申请书什么时候给我……反正各种琐碎的事，都要请求少则两遍多则四五次，而且必须小心翼翼、好声好气的请求，而不是正常的两个平等的人之间对话。双方的关系和口气，其实就跟和大陆老百姓在机关单位窗口办事时的情况差不多，去过政府部门办事的普通人应该都能明白。老百姓要好言好语、低三下四，而办事员则可以大声呵斥、各种刁难。当然我在香港医院，除了卢伟杰和上面所说那个检查我吃药的护工，其他人倒并没呵斥过我。其他护理人员也就是拖延一下，我有事需要多求几遍，也谈不上刁难，但是那种麻烦劲是一样的（而且语言的障碍也增加了一重麻烦），求人所需的语气是一样的，双方的关系地位也是类似的。如果说有不同，第一，就是在政府之类权力机构办事，或者求人，还是有一定自由的，有时还有一定选择余地的。而精神病房是完全没有自由、必须百分百求人的；第二，去政府或者求人，虽然也是迫不得已，但毕竟是主动求别人的。而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房的，包括我，则是被强制关进来的，我并不想在这呆，他们不强行把我关押起来，我也就根本不用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人，连和他们接触都不会有，更用不着低三下四求他们了。

    至于护理人员对住院者没有像对外面的正常人那样同等尊重，通过对比更能体现。例如他们一开始不允许我使用自己的手机给父亲打电话，当然也不能上网。我多次请求使用我自己的手机都不被许可，但是后来冯爱玲女士在探视期间对护士提出，希望护士从存储柜里拿出我自己的手机联系家人，护士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用了几次后手机电量很少了，我希望护士帮我充电，他们也拒绝了（后来冯女士拿了自己的充电宝在探视时让我充电）。但是后来出院前我当着护士的面向冯女士说护士拒绝给我手机充电，一位护士立马就说“我们给你充电，我们给你充”，冯女士走后他立即就帮我充上电了（如果我早点当着探视的冯女士或者林先生的面提出这个问题，或许他们早就同意给我充电了）。我出院时，护士还把两部手机都交给我，说“我们帮你把电都充满了”。我表示了感谢。现在想来，真是很有意思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事，也能体现出来这种差别对待，后面会讲到。

    病房的另一项日常是洗澡。这又是体现病人没有隐私的一个例子。洗澡间是有门的小隔间，但是洗完澡出来后，必须一丝不挂的站在护士面前换上新的病号服。当然这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但是客观上就是让病人赤身裸体对着护士，暴露人最基本的隐私。而且洗澡和换衣服都是强制的，每两天必须至少洗一次澡，也必须当着护士的面换上没有内裤的新病号服。我不知道监狱是不是也不允许穿内裤，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精神病房不允许穿。是换洗麻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其实最简单来说，对医护人员，住院者必须做的就是服从、服从、服从。指使与服从的关系，就是医护与精神病房住院者双方关系的本质。

    病房的作息都是整齐划一的。吃饭方面，三餐和夜宵都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一开始无法适应这种格式化的生活，毕竟我已经离开学校四年了，早习惯了自由散漫。但是不知不觉也“被适应”了这种作息。因为大多数时候没什么事做，报纸就那几张，因此填饱肚子成了一件令我期待的事。每当开饭了，我也就能从在病房里来回走动中解脱出来，吃饭过程就等于在忙于一件事，不会那么无聊了。吃饱了的感觉也能带来一种满足感，让焦虑的心情平和一些。晚上熄灯休息也是统一的。因为医院发安眠药，所以我还是可以比较正常的休息。但是有几天，例如出院前夕，因为紧张，还是没有休息好。至于早上起床，虽然可以早一点或晚一点，但是一直不起床，护士就会强制叫起来。有一次我用被子捂着头想多睡一会，被那个叫郑明的护工直接把被子拉开，叫我起床。

    这样强行要起床、不许自由自在躺下休息，同样是一种折磨。香港的还好些，我看到大陆住精神病院者的自述，每天不仅需要统一的起床吃饭，还要强制参加身体锻炼、集体活动。这对于身心脆弱者尤其有精神问题的躯体化反应者，是非常大的身心折磨。他们本来就是为逃避，选择睡觉或畏缩在一角比较舒服和有安全感，也不会与他人冲突。而强制的活动则破坏了这样的相对舒适，让人不得不卷入不愿意参与的人际交往，心理上肯定会难受和不安。这就是精神病房另一处恶劣之处，他破坏了人自主选择生活内容和人际交往的自由。街头流浪者，就可以随意选择做什么事、和谁说话，想什么时候睡觉、吃饭更是自由。而被关在精神病房的则没有选择，即便再想休息、逃避现实，再讨厌哪些医护和院友，也要硬着头皮面对和承受。

    每周有三四天的上午10点左右，在餐厅会有一些课程，课程持续一小时左右，使用投影仪来讲课。这些课程其实就跟中学的思想品德课差不多，内容很枯燥，都是一些如何培养乐观的心态（很类似于于丹的鸡汤理论，如换角度看问题心情和生活就变好了，虽然许多情况下，例如饭都吃不上的人、天天受家暴之类欺凌的人，换什么角度心情都难好起来。如果饱受欺凌、一贫如洗，心情还能“好起来”，那才是真疯了、傻了）、如何与人相处、预防性骚扰之类的课程。而且我呆了23天，课程内容已经开始重复了，例如预防性骚扰，讲了两次。课程结束后，每个病人会得到一小杯奶茶或者可乐。讲课者有时是医生，有时是“心理辅导师”什么的。“心理辅导师”和心理咨询师还不太一样。这种辅导师除了讲课，有时候还会与病人谈心。我也曾经和一位叫“潘w聪”的辅导师有过交流，这个后面再说。同样是10点、在餐厅、一个小时，每周还有一两次点歌活动，让病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音乐师在投影仪上播放带视频的歌曲。除了这些，基本就没有别的活动了。虽然活动表上写着“天台活动”，但是绝大多数病人从没被放到天台或者病房外任何地方放风，据护工说只有个别三五个人被允许去和楼下康复病房的病人一起种花什么的。相对于漫长而枯燥的病房日常生活，这些活动微不足道。

    病房还在一些天的下午发茶水，让病人用自己的饮料瓶去接。这时倒是不用排队和叫号，但茶水有限，晚到的就没有了，所以往往挤成一团。我除个别次去领茶水，大多数时候看见那群病人挤着，就不去了。或许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残存的尊严，也或者隐隐算是对精神病人的歧视，总之我不愿意去和那些人去抢茶水。

    除此之外，就是看电视。但是电视除了滚动播出重复多次的新闻，就是电视剧，全是香港话，我精神状态又不好，也看不进去。我在5号病房时，电视噪音还严重影响到我休息。

    有时还会有基督教牧师“院牧”来病房。我一共见过两位院牧，和其中一位聊过。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说我是大陆维权人士，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在中联办割腕被抓，送到了这里。我还告诉他我很是担心回大陆后遭遇抓捕和虐待，他告诉我放宽心一些，而且据我讲的详细情况，他认为我回去后应该不会被抓。我告诉他我很希望免于遣返，申请政治避难去第三国。他说香港现在是中国政府控制，所以没办法政治避难，让我从长计议。

    而护理人员对住院者的惩戒虽远比大陆为轻，但是也不是没有。在此举一些我看到的例子。

    1.病人“冲门”被捆绑。我在前面提到了病人美籍华人杨x，他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试图“逃离”病房的病人。他刚进病房，应该是感到很不适应，于是就趁护士不注意跑向厚厚的病房大门。其实他当然出不去，需刷卡进出的门既厚实又严丝合缝。但是护工看见之后，就立即招呼其他护理人员说“要冲门啊”，于是护士、护工们共七八个人都跑到门口，一拥而上，把这个至少有150公斤重的胖大病人拽到担架上，用布带捆绑住四肢，关到“观察室”里。再往后有没有强制打针吃药什么就不知道了，反正没有电击。这样大动干戈纯属小题大做。整个过程算不上粗暴，处置从流程上看基本得当。但被关起来之后关多久，恐怕也没有明文规定，而是护士“自由裁量”的。关于这个杨x，我后来和他说过好几次话，平常也很温和。他之所以“冲门”，不止是“不适应（其实没人能‘适应’精神病房，能‘适应’才坏了）”，而最重要的应该是渴望自由吧。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无论完全没病还是有些轻微的精神疾病，都不喜欢呆在在病房丧失自由、任人管束、没有隐私。

    2.病人互相推搡被关禁闭。可能是关押太久，呆在沉闷的环境里比较压抑，也或者是别的原因，有两个病人互相争吵起来，然后用手各自推了对方两把，护士就把先推人的关到“观察室”里。后来我看到连他的日常用品都拿了进去，估计至少要被关1-2天吧。前面说过，“观察室”很小，只有5平米左右，很逼仄，虽然有床和小桌子，但是关在里边肯定不舒服。我觉得短期关一下可以，如果时间太长就不好了。关多久同样是护士“自由裁量”。这些如果发生在病房外面“正常人”之间，是很常见的小冲突，路人也就劝个架，打的严重才会报警，很少会因为这些被拘留、判刑。而在病房，则可以关禁闭甚至捆起来。再进一步，这些一定会被记在护士观察记录中，影响对其精神状况的评估，乃至进一步影响其出院时间。至于会影响多大，显然就是看护士怎么写、医生怎么判断。而这里边，就有非常大的自由评断和裁量空间。（而我后来又搜寻了大陆精神病院的许多内情描述，对病人的捆绑更是普遍和滥用。有时病人没有反抗危险，只是为了安全，甚至是由于病人之间的矛盾，为了安抚多数病人，就把作为少数的个体病人捆绑起来）

     说到医护对住院者的“自由裁量”，还体现在这种捆绑、关禁闭时，倒不像对待我的精神覆核申请、联系我父亲时形式主义耽误事、繁琐的出院程序等教条化的“按规定办事”，而是一群护士自主决定捆多久、关多久，甚至是否关、是否捆。当然，或许有一些模糊的规定，但可操作空间很大。除了是否捆绑/关禁闭和捆绑/关禁闭时间长短，具体绑多紧（这对于痛苦程度影响很大）、需要大小便时护士让等多久，这更没有明文规定了，全看护士心情。而且，对于过严苛甚至欺凌住院者的护士，其他护士护工是视而不见的，例如我的经历和下面其他弱势病人的例子。在监狱，各种规定相对明确，对虐待犯人也有明文规定惩罚。而精神病房呢？什么法律条文都没有（或者模糊不清的提及），更没有监督者和独立的类似于驻所检察官那样的可求助对象。

    3.病人唱国歌被威胁捆绑。有一位看起来病的比较严重的病人，20多岁，平常弓着腰，木木呆呆，目光呆滞，说话呜哩哇啦，吐字不清。不知为什么，他总是会在电视里播放国歌时条件反射般的跟着唱，唱的也是呜哩哇啦、荒腔走板，声音非常大。我呆了23天，就听见他至少七八次唱国歌。其中还有一次，那个美国人James还开玩笑的跟他一起站在电视机前唱国歌，唱完后两人握手，好似在表现中美友谊。大多数时候，护理人员都不会理睬他，如果声音特别大，会呵斥他一下，此外也不会怎么惩罚他。

    但是卢伟杰却不是。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人不仅仅是严厉，还带着一股狠劲。有一次正好他在值班，这个病人又荒腔走板的跟着电视大声唱起国歌。然后卢伟杰拿着捆人的布带式绳索就过来了，面露凶光、声色俱厉的冲着他吼了一通，还拿着绳索对着他比划，然后吓得他不敢唱了，连连呜哩哇啦的求饶，卢伟杰才拿着绳索回护士站了。

    其实我听着这个病人多次荒腔走板的大声唱国歌，也比较厌恶，那种声调很是刺耳。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恐吓、威胁？而且病房非常压抑，又没有可以释放情感的条件，连放风都是极个别人的特权，有时候这种唱歌可能也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手段。那么就因为唱歌难听、声音很大，就声色俱厉的斥责、捆绑相威胁，合适吗？有多少是为了管理，多少是卢伟杰故意欺负人、发泄他自己的情绪？

     4.查在衣服里藏夜宵的老年病人。卢伟杰欺负患者，并不是孤例。再来讲讲他怎么对待老年病人的。前面已说到，夜宵只允许在餐厅吃，不允许带出去。但是有些患者在半个小时内吃不完那么多亲友带来的零食；或者吃了亲友送的零食，医院发的两小包饼干或者面包没吃完。于是，有些病人就会把零食藏在衣服里带出去，到饿的时候再吃。医院不允许病人将食物带出餐厅的规定是否合理呢？有合理的一面，例如管理方便、避免发生什么噎着之类的意外；但是另一方面剥夺了在其他时间吃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剥夺合理吗？。而且三餐又比较少，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感觉吃不饱。所以，有些病人留一些零食到饿的时候吃也情有可原。

    对于这种偷偷的藏起零食的行为，大多数护理人员都不会刻意的像盯着罪犯一样防着病人藏零食，偶尔看见会让病人交还没吃完的零食，更偶尔的会在门口检查一下，让藏零食的把零食交出去。

    但卢伟杰又开始“粗暴执法”了。一次，一位大约60岁的老年病人在衣服里藏了一两包饼干，夜宵结束后就和大家一起往餐厅外走。走到门口，站在门边的卢伟杰猛的一把扯开这个老病人的衣服，然后饼干掉到地上。然后卢伟杰恶狠狠的瞪着老病人（我忘了他有没有出言训斥），最后老病人和大家一起回病房了。

    精神病房里的住院者相对于医护已非常弱势，而卢伟杰则挑选弱势中的老弱欺凌。虽然我只看见了几次，但是是在23天内，而且是卢伟杰上班的时间（他并不是每天都上班，那23天他也就上班十几天）。这些天之外难道卢伟杰会是另外一个性格和行为方式？难道正巧我在的23天，遭遇和看见他多次欺凌我和其他住院者（且我是偶然看见，23天中的大多时候我也注意不到、也没心思去关注他的言行），而他在我23天中没看到的时候、在病房工作的其他几个月、几年甚至更久时间，都很文明礼貌？我忍了23天出来了，可是那些被关了好几年甚至一辈子的人，那就只能忍受欺凌一辈子，不一定那天就被刁难、威胁，各种折腾整人。

    卢伟杰的这次“执法”过程，和对待唱国歌的病人一样，态度和行为都非常粗暴。而且都是利用某些“正当”的理由，以维护病房秩序为借口，来欺凌病人。什么叫做“滥用职权”，什么叫“粗暴执法”，这就是。管理人员以正当的“执法”为掩护，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欺压、伤害被管理者，是非常恶心的行为。因为他的粗暴行为披上了“执法”、“维持秩序”的外衣，很难像普通人之间的纠纷那样被指责和惩处，被欺凌者就被堵住了嘴；而有了权力做后盾，欺凌被管理者往往也更肆无忌惮。而且在这种封闭的精神病房，就相当于监狱，根本逃避不开。被欺凌者如果反抗，就成了“不服从管理”，会招致打击报复，而且要面对整个执法机器（例如住院者在病房要面对全体医护人员；在大陆，反抗警察粗暴执法，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至少也是整个一个派出所的公权力和合法暴力），根本无力反抗。就像病房的护士，是有权关病人禁闭、捆绑病人、记录病人的日常表现和精神状况的。而记录的病人日常表现、精神状况，是医生判断病人能否出院的重要依据。如果反抗，只会认为你是在发病，会把你关更久。在这种力量极不对称情况下，病人只能忍受欺凌。至于举报，后面我会提到自己亲身举报后会有什么后果。

   在病房里，我和李gx说话时提到卢伟杰的行为，李说，医院也是为了有不同性格的人来管理精神病房，要不容易控制不了住院者（大致意思）。其实，如果住院者有非常暴力或者伤害他人的举动，以严厉的方式阻止乃至惩罚当然没问题（不过也应该将详细过程记录在案），但是卢伟杰的行为例如我举的这些例子，以及后面还要提及的，住院者并未做出任何暴力行为，作为护士的卢伟杰是根本不必要使用恐吓等暴力的，显然不是对等、适当的工作需要，而是滥用权力、以其个人心情和住院者软弱程度恶意欺凌的。

    虽然东区医院K4病房里只有卢伟杰一人很粗暴和有虐待癖，但是他作为正式的护士（护理师），就足以威胁到整个病房所有住院者。也就是说，20多个护士和护工中，只要有一个是野蛮粗暴、心理有些变态的，那所有被关押的病人都是潜在受害者。而每个病房恐怕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就像社会上总有一定比例的阴险恶毒之人），于是所有在精神病房住院的都可能遭遇虐待欺凌。当然他不是每个人都虐待，而是挑选原本就弱势的住院者中更弱势的，例如神志不清的、看起来好欺负的、没什么家人来探望的、不是本地的（例如我就是大陆的而不是香港人），寻找机会侮辱虐待，将职权用于欺人整人。而其他人则是袖手旁观，在偶尔发生举报之后，替其隐瞒和否认。当然，在有些地方，有虐待和暴力倾向的管理者不止一两个人，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无论中西方的监狱和精神病院及养老院，都爆出过普遍存在的虐待和欺凌，参与者不是狱警/护士/护工中的百分之一、十分之一，而是大多数甚至几乎全体。

    （除了对我的欺凌（后面还会提到）以及以上提及的对其他住院者的欺凌之外，我在出院前夕，还看见过一次卢伟杰在过道里走路时，用手揉搓一位看起来比较老实、有点“憨傻”的病人的头部。揉搓那个住院者的脑袋时，卢伟杰的脸上还带着一种恶心的笑意。而这个病人显然完全没有惹他，也没有违反病房什么纪律和规定。很明显，我看到的卢伟杰欺凌住院者的案例中，没有一例住院者是有攻击性、危险性的）

    5.“胖子”因争执被关禁闭

    前面已经提到，“胖子”特别喜欢打电话，一天打好几个小时。而我也要联系冯爱玲女士和其他人，所以也要用电话。有一次，我在等待转接过程中，他一直催促我快点，我说让他等会，他还催促个不停。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跟他说“你来打电话吧，你打”。这时候护工过来了，把他带走，说让我打电话。我就又等待转接，还是没人，我就挂了。我在病房来回踱步时，发现“胖子”被关在“观察室”了。我立即去护士站，告诉护士希望把他放出来，护士说“和你没关系”。我走了之后感觉很明显有关系，就又回去，说没必要关他，护士还是说不要我管了。一位护工说，他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我就去“观察室”那边，看一个护士正在和“胖子”在“观察室”门口说话，我就过去告诉护士，希望把“胖子”放出来，没必要关禁闭。然后护士批评了“胖子”两句，就把他放了。我还感到很不好意思，“胖子”倒是说“没事”。

     我认为因为这一点小事就关禁闭，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管理过于严厉了。不过和我所了解的大陆的精神病院中动辄捆绑、电击的行为比起来，香港的精神病房还是“相当人道”的。

     而在5号病房，则长期捆绑着一些病情严重、缺乏自控能力的病人。这些人中大部分除了上厕所，就没有离开过床铺。甚至还有少数几个，即便大小便也是在房间里、在轮椅上。所以5号病房才一直臭气熏天。这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惩罚”，但是同样是对人极大的约束。当一个人四肢都被粗布绳子捆住，完全动弹不得，还不如猪圈里的猪们有自由。至少就我看来，他们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生不如死，不如被安乐死。

    还有一些住院者，从被送进精神病房，就一直被绑在床上，有时一绑就是一两天，然后才解开束缚的绳索，允许在狭小的病房内走动。我被关押的23天内就看见了两次。而据我向护工打听，平常经常有这种进来就绑很久的。而原因好像是这些人是喝酒或者和人发生冲突，但没听说有伤人的。如果仅仅为了预防，就捆绑这么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显然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相对于前面那些神志不清的严重病患，这些被捆绑起来“观察”的住院者，神志都相对清醒（甚至有些很清醒，除了情绪低落，言谈与正常人无异。我近距离和其中一个被捆绑者说过话），四肢全被捆住、只能抬头看天花板，想上厕所都得喊护士护工，回来又被捆上。清醒的情况下，被捆着的滋味自然更加不好受。

    相对于罪犯或嫌疑人戴手铐脚镣可以走动，精神病房的护理人员把人像待宰的猪羊一样捆绑四肢、不能动弹，后者更痛苦、更限制自由、更加不人道。医护人员当然美其名曰“为了保护病人安全”，而客观上显然是一种体罚、羞辱。这些拘禁、体罚、羞辱，在正常环境就是重罪。即便在监狱，惩罚也要有度，也要顾忌监规和法律。而在精神病房，这一切都成了“合理合法”的行为，而捆绑多久、如何处理住院者的请求、是否及如何责罚医护认为“有麻烦”、“不老实”的言行，并没有细致和具体的条文，主观随意性很大，更没有什么监督、投诉的渠道。精神病院/精神病房，几乎就是一个法外之地。

    除了这些惩罚，病房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小细节。例如墙上贴的“防性侵犯小贴士”（明显是指同性性侵），提到了身边的人如病友、亲属、陌生人都可能是性侵者，并且教住院者遇到性侵如何防范和保留证据。但唯独没有提及医护人员也可能是实施性侵者。而事实上，对病人最具权力优势、和病人接触最频繁的医护人员，才是可能性最大的潜在性侵者。这样的案例即便爆出来的就很多，Google上一搜一大堆。

    如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萨尔性侵超过125名女性，还包括三名奥运金牌获得者；2020年韩国又曝出了包括国家队队医、教练等人性侵运动员的案例。而自闭症等精神疾病患者因缺乏反抗和告发能力，也是可能被性侵犯的高危群体。这样的例子和相关研究同样可以在Google上搜到许多。例如台湾立法院一项提案就提及：“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 院总第246号 委员提案第20686号……台南一家安置机构，在（民国）105年（2016年） 1 月初发生教保员性侵女院生;一名张姓教保员，对自闭症、极重度智障等多重障碍的17岁女院生伸出狼爪，只不过，事过一年，106年（2017年）2月份台南市社会局才接获检举，院方疑似，隐匿案情，长达一年……”提案还提及“近 10 年来台湾性侵案件频传，民国 97年到105年受暴人数总共累积88,382人，性侵案件中被害身心障碍者人数8,635人，比例高达9.7%。”

    更令人惊悚的，是2018年12月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家护理机构的女植物人被性侵怀孕并产下一子事件。而后来警方调查证明，护理院一个36岁的男护士是性侵者（而且这个男护士还有妻子和4个孩子，在外人看来似乎并非那种“光棍”、市井流氓、无子女的“典型”强奸犯）。植物人被性侵怀孕极罕见，但性侵弱势群体、身心残障而未怀孕也未被发现的，无疑更普遍和更难发现。如果这个女植物人没有怀孕、男护士性侵时做了一些“防范措施”，或许永远都没有人知道这起性侵（而且很可能是长期性侵）了。连聋哑和精神疾病的受害者都难以求助，何况是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和表达能力的植物人了。

    这些由护理人员侵害身心障碍或其他弱势者的案例，都是发生在相对封闭、极不易觉察的环境中，有些如果没有特殊的、偶然的因素（如被性侵者怀孕、受害者死亡或被其他人意外发现），就可能被永久隐瞒。因此，被发现和揭露的，只是千分乃至万分之一了。而电影《熔炉》反映的真实案例的残酷更是众所周知。所以最需要防范的潜在性侵者是谁呢？

    另一个细节是，在餐厅有一个意见箱，病人可以把对医院的意见写在一个意见信（我也忘了意见信从哪拿，好像是在护士站）上，有人会定期收走。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认真看。另外，我还遇到过一次医院人员（是一位50岁左右的女性，应该是代表东区医院的或者整个精神科的）在这个病房的护士陪同下来病房征求意见，我就提出了不能使用手机和缺乏书报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还会考虑（例如护士告诉我每周二还是周四的上午有图书车，我从来没见过，他说我可能在睡觉，所以最后一周我特地注意了一上午，都没有见有图书车），但是如果更严重的呢？涉及到医护人员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呢？我说了后面还会提及我举报（当然不是给这位工作人员，而是向其他护士）后给我带来的严重伤害和危险。所以这些东西基本和大陆机关单位的“意见箱”、信访或投诉科室一样，都是形式和摆设罢了。

     此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病房活动通知栏纸张上，印着一些日常安排，其中如一些讲座、放电影，是有的；但诸如“天台活动”、“电子游戏”等安排，现实中完全没有。但护理人员还是每周更换着这些纸张，其形式主义同样和大陆政府机关、教育医疗单位等机构如出一辙。

    当然，这一切与大陆的精神病院相比，的确是“文明”太多了。

    5.看报纸与书籍杂志、看电视，获取信息与新闻；对这些信息、新闻的感想、联想

    我前面提到，刚进精神病房，什么都做不了。一方面是精神状态糟，另一方面是不熟悉病房情况。过了几天，我才大致了解了病房各种事情，包括报纸的发放、取阅。

    整个K4病房每天只有两份报纸，一份是苹果日报，一份是星岛日报。偶尔看见过明报和东方日报，是其他人的探视者送进来的。病房里一共近百人，虽然大多数神志不清不看报纸，但剩下二三十人也会很快拿光报纸。只要少数人不把报纸放回原位或一直占着看，其他人就没得看。后来我才找到窍门，就是上午10点左右刚发报纸就去拿，或者到沙发上找。偶尔看其他人桌上有就去借，但尽量不借。

    对我来说，这些报纸非常珍贵。我转移注意力以缓解焦虑、了解外界信息，主要就是靠这些。本来我希望冯女士送一些书，例如在精神病房重读《一九八四》、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必然有新感慨。但是她很忙，没空去找，最后给了我几本教会发的小册子。而那里边除了少数励志故事，大多都是宣扬基督教思想，包括一些根本不科学的迷信、明显虚假的类似于“显灵”之类的故事，我自然没兴趣看下去。里边居然还有一篇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的文章，讲他遇袭后的心路历程，字里行间都在夸赞“神”、“主”。这样的敢言之士也堕入这种神学的泥潭，我很是遗憾。我大概翻了几次也就不看了。（当然，文中也有讲基督徒行善、救助弱势者的故事，但是篇幅很少，大多数还是宣扬教义和各种迷信（例如将一些巧合归为“神迹”，当然荒诞不经、不值一驳））

    而据护士说，每周二还是周四上午，会有流动图书车，但是我在的23天，基本是过了三周多，一次都没看见有图书车进来。无书可借下，我借过他人的书看，但是书很不好看，有位住院者给我杂志，也只有两本，还是娱乐杂志《东周刊》。所以，能看的主要就是这些报纸了。虽然看报纸平均每天只能消磨一个小时时间，其他时间还是来回走路或躺床上难受。但有总比没有强，而且，有些新闻，在被关押时读、经历过关押后回想，别有一番感受。甚至，这些新闻可以和自己的遭遇、自己耳闻目睹的各种事情联系起来，产生很多新闻本体之外的联想。当然，大多数感想、联想，是在出院（或者更准确说是“重获自由”、被释放）之后、安顿下来之后，才想到和构思完整的。有些新闻内容是通过现在再查相关新闻或资料，和回忆当时所看，结合起来写的。在被关押在精神病房时的精神状况很糟，看报状态差，记忆的东西也有限。

  （以下新闻因过去很久，而且有些新闻现在查不到原文了，记忆的细节可能会与原文有一些偏差）（想到哪个新闻就写哪个，除结尾涉及校园暴力和性骚扰问题，以及精神病院的虐待事情外，其他的无特意的先后次序）

    我住院期间，在报纸、电视和杂志上看到这么些个新闻（有些新闻电视节目也会提及，但主要是来自报纸）和文章、信息：

    1.美国边境未成年偷渡者被虐待事件

    当时有几日的苹果日报，报道了美国边境的偷渡者问题。香港报纸称他们为“人蛇”，出于习惯，我还是称其为偷渡者吧。

    报道中说，有许多未成年偷渡者被关押在美国边境的拘留中心。他们无法适应恶劣的环境，好像是吵闹和表达不满了，结果就被铐在单间椅子上。他们就更愤怒和不服从，然后就更受虐待，一直被铐着不能动弹。媒体曝光后，拘留中心否认虐待这些未成年偷渡者。这篇报道我现在搜不到原文了。

    看到这新闻，我在想，这和我多么相似啊。我就是越反抗，越被打压和伤害、越不被理解，然后我被激怒和感到屈辱，于是通过一些激烈的言语和行为表达愤懑、反抗不公，反而被关到这精神病院里，和这些偷渡者一样失去自由。那些剥夺我、剥夺未成年偷渡者自由的管理者、执法者，难道不想想，很多反抗恰恰是你们不合理对待造成的，甚至很多算不得什么反抗，只是呐喊几句、动弹几下，却要被进一步压迫，并可能带来终身的创伤。此外，我和这些未成年偷渡者一样，面对体制暴力、面对封闭的环境、面对管理者的绝对暴力优势，都是很无力的，任人摆布，无力反抗，只能承受屈辱而无可奈何（当然，弱者的这种绝望处境，恰恰是许多心地阴暗、崇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幸灾乐祸的谈资）。

    依靠暴力的压迫、拘禁、虐待，不是解决问题的合适方式，这只会制造对立、增加仇恨，最终导致伤害链条的出现和延长，发生更多罪案，对社会和公民产生危害。这些偷渡者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违法犯罪伤害他人偷渡者如黑帮另说），可以合法遣返、可以温和对待，何必暴力相加？而我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是为了反抗校园暴力而呐喊，是做正义的事业，通俗点说就是在做好事，也没有给任何他人造成伤害，为什么反而要把我关押在精神病房？

    2.屯门医院护士伤害老人致死事件

    苹果和星岛都报道了屯门医院护工在护理老人时捅破其肛门致其死亡事件。当然这件事据报道可能是意外而不是虐待。但结合上一件事，以及我看到的陆港两地养老院、残疾人护理院的虐待丑闻，如震惊全港的“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患有智力障碍的女院友的丑闻，很能反映管理/医护人员的不当甚至恶意虐待行为会带来多大危害、弱势群体（尤其身心有障碍者）又多么容易受到伤害。而精神病房发生的事情，医护对患者的欺凌，由于住院者特殊的身份和全封闭式的环境，相对而言就更难以举报和反抗。在知乎提问“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下，知乎用户“圣f锦意”（迄今22万关注、210万赞同、21万感谢；本回答190赞同18评论）说的清晰明了：“所以，当你被贴上精神病这个标签，还是精神病医院这种“比较权威”的地方贴上去的。你到底是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有无数的人只认识你这个标签。你的喜怒哀乐，是精神病的喜怒哀乐。你一切的言论是精神病的言论。你的一切动作是精神病的动作。你就算不说话不动，你睡着了。人家也是说，你看，那个精神病终于睡着了。”（我在本文中引用的曾经被关到精神病院的人，在知乎等互联网平台上发言大都匿名，原因也是如此。如果公开真名实姓，将会对其名誉造成极大损害。因此，在精神病房被欺凌乃至虐待的，绝大多数都不敢公开站出来投诉、起诉，不仅涉及到非常恶心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也就是想起诉精神病院及其医护，先得证明没有精神病或者有足够的民事行为能力），还有反而会让自己蒙上污名。司法冤狱者敢翻案，“精神病冤狱”受害者则更多只是选择沉默）

    自然，精神病人对医护人员欺凌的反映、举报，也是“精神病的举报”，自然不被人信任，即便他/她有举报机会的情况下。例如“康桥之家”的智力障碍女院友，就因其“精神健康问题”难以出庭作证，差一点就让恶院长张健华逃脱惩罚了（只是后来张健华反咬一口，索取诉讼费，才让媒体重新关注，大幅曝光了此事）。而更多时候，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连举报的机会、受理者都没有。至于反抗，那在香港就等着捆绑和禁闭，在大陆就等着被殴打和电击吧。至于“和理非”式“公民抗命”，在外面是正常理性的，在精神病房搞这些“非暴力不合作”，百分百会把你判定为精神病、发神经。同样，在警署被审问时，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在精神病房，这一定被认为是“不合作”的一种精神病表现，即便不采取什么手段，至少是出不了院的，可以无限期关押下去。

    因此，香港的精神病院/病房虽远好于大陆，但毫无疑问，无论哪里的精神病院/病房，实际上对被关押者的软性硬性控制、及主客观欺凌的“弹性”都要大于监狱。因为在这里，他们不把你视为正常人，而是“非正常人”，在较恶劣的精神病院直接就是“非人”了。我关进监狱还或许能应付，但精神病院怎么做，都可能把你当成不正常的行为，哪怕在外面、“正常人”的世界只是小事。不过据冯女士说，即便警察把我关到监狱，监狱也有医院的，如果认为有精神病也会采取措施的。我想，那地方肯定不会好于东区医院。总之，在“精神病”这个标签下，怎么对你都有某种“正当性”，自然更容易导致医护人员更加肆无忌惮滥用权力欺凌，且受害者很难追责。

    关于这个问题，以及相关案例，我后面还会再讲，在此就只引述这位知乎用户的话作为评论，以“康桥之家”性侵案这一知名案件为例。

    3.一位男性嫌犯在审讯室自杀事件及其后续影响

    报道中说，一个叫林继伟的涉嫌非礼女性的嫌犯趁看守警员外出，用布条在北角警署自杀。我当时可能因为脑子太乱，看成了那人刚自杀，现在重搜新闻，发现是前年自杀，今年是宣判该案，所以报道旧事重提。在报道中，提及了警员的疏忽和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个自杀事件及其他同类事件应该对于警局对拘留者管理有很大的影响，也和我后来在西区警署羁留室受了很大的罪估计很有关系，就留到后面讲吧。

    4.一席区议会补选事件

    因为我记得新闻中参加那次补选者的名字，所以现在都能搜到，是佳晓选区补选，由植洁铃、李凤琼、陈真真三人参选。香港区议会有458席，而仅仅一席补选就能得到连续几天且篇幅不小的报道，说明港媒对选举的重视、香港选战普遍的激烈。而我从有关补选的新闻中也看到，连个区议会选举都能有一些不光彩手段，例如选择性利用民调，以及相互攻击，只讲对自己有利的话。虽然以前从互联网了解过许多香港选战，但直接看选举地媒体对小选举的连续具体报道，还是第一次。当然，相对于立法会选举和香港三司十二局更肮脏的争斗和“官商乡黑”的各种利益勾兑，这场区议会选举已经相当“文明”了。在立法会议员中，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主派（包括本土派、自决派），都有不少素质更加低下、选择性歪曲变造事实甚至明显撒谎的。看过这次补选报道后，又想到以前看到的香港从特首到议员选举的各种负面现实，让我对香港民主运作有了更复杂的感知。不过，要民主，就要容忍许多公开的对立与丑陋。因为，没有民主，会有更多看不见的争斗与肮脏。我也在想，连这样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谈不上清白无暇，何况普通香港人，以及精神病房里的医护呢。即便香港，离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也还有很长的距离。

    还有一个感想是，既然政治需要保持多元化和竞争以相互制约，像监狱、精神病院这些封闭场所，难道不需要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督与透明化管理吗？精神病房住院者不需要类似于律师性质的“辩护人”以维护其权利不受侵害吗？

    5.梁天琦被判入狱事件

    这则新闻是我被关押期间看到的最重大新闻之一（另一个是特金会）。报道中说，梁天琦因参与旺角骚乱，以暴动罪被判处六年徒刑。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和评论有很多。例如“胖子”家人送来的明报上就有一篇《梁天琦与“全共斗”》的评论（我在餐厅看这一篇时，还有一个护士说“不要看这个啊”，意思是说这是宣扬暴力的东西，不适合看。因此我回到自己床铺才又打开看），对比了香港和日本、欧美带有暴力色彩的社会运动之异同。还有一篇星岛日报的《惨过梁天来》，借梁天琦事件讲了一个历史上的冤案，戏称香港青年人不知道“惨过梁天来”，却能明白“惨过梁天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关于旺角骚乱，也就是骚乱支持者所称的“鱼蛋革命”，我是有所了解的，不过没有比对另一场香港动荡“六七暴动”了解的多。因为我是左派，所以对后者更关注，哪怕时代很久远。在我看来，旺角骚乱是社会各种不满的大爆发，既是香港回归以来自由日益萎缩的激烈反弹，也是香港贫富差距巨大、阶层固化严重下的必然产物。但我认为，旺角骚乱缺乏清晰的政治立场，最终不可避免的沦为实实在在的“骚乱”，而不是“革命”。六七暴动虽造成一些悲剧，且有外部力量影响，但毕竟是被压迫人民对社会不公和港英殖民政府腐败与专制压迫的奋勇反抗，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此外，旺角骚乱是由持港独倾向的本土派领导的，更让我增加了对它的负面感知。

    关于香港社会问题，我一直认为香港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共的渗透，而是从港英至中共时期自始至终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低税率、高房价等亲商政策下，香港贫富差距极大，阶层固化程度远超中国大陆，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中共对此有一定责任，但把黑锅都扣中共头上显然不合适，这个锅最主要应是港英当局和香港权贵阶层自己背。香港的极度亲商亲权贵亲资本主义的政策，主要就是港英时期英国和华人太平绅士合作搞的，中共后来沿袭了港英当局的基本政策，是英规共随罢了。英国不仅在香港，在新加坡、印度、南非搞的都是这一套，不顾平民死活，为了自己商业利益一味扶植大资本家大地主，纵容当地人做土皇帝作威作福，也就是“特别统治主义”。这种对权贵的扶植和对社会的放任，就导致社会不公的不断加剧。这就是我对香港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因此，我对于香港本土派把香港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大陆，认为香港独立就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很不赞同。他们以“民族”自决而非维护小贩等下层市民权利为出发点发起暴力，我自然不支持。虽说梁天琦他们也是反抗体制暴力和压迫，上述的明报那篇文章就提到，市民和学生发动暴力行动，无论是席卷法兰西的“五月风暴”，还是日本“全共斗”制造的一系列事件，都是为了反抗更大的暴力--来自体制的军警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暴力、暴力压迫，有一定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暴力就是暴力，何况我认为香港本土派并没1960年代席卷世界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那样有很明显的正当性，相反充满狭隘、排外（主要就是排陆）、短视与自私。因此，他们受到惩罚是理所应当。至于是否过重，就是另一回事了。

    刑罚是否过重呢？仅以“暴动罪”判六年，我觉得确实过重了。因为这个罪行主要强调公民对体制的暴力反抗，而不是对个体的具体伤害。一个体制的威权程度严厉至此，也就和专制差不多了。我作为弱者，充分体会过大陆专制的严酷，又被香港警方抓捕和关到精神病院，自然明白个体公民面对国家机器的虚弱。如果再严惩反抗者以助长威权，会进一步让香港向专制极权化沦落。真正需要惩罚的，还是具体的暴力行为及其所造成的伤害、破坏。

    虽然我对港独持反对态度，但是对梁天琦等入狱者还是比较同情的。他们也是有理想的人，并且肯为理想付出代价、做出牺牲。虽然我与梁的理想大相径庭，在香港的统独问题上态度截然相反，但至少都反对专制与强权，都反对中共独裁统治。对于其他因骚乱被判入狱的，我同样是不赞同其观点但同情其勇气与牺牲。他们中许多人都是20多岁，正值大好年华，却不得不忍受数年牢狱之苦。这让我想到参加六七暴动的那些青年学生和工人，许多人也因坐牢和被打压，毁掉了一生。即便回归之后，除了少数成了风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大多也是边缘没落之人。中共反而与他们的敌手--富豪资本家以及港英政府的“旧电池”们合作，真是悲哀。我看到那段历史，更感到中共的可恶，他们不仅独裁专制，还抛弃了曾经为理想而抗争、伤痕累累的、战斗在一线的革命战士。理想主义者，总是被追求一己私利的权贵集团所利用，成为了工具、炮灰。

    此外，我还在报纸上看到游蕙祯坐牢的事情。我对她的评价，与对梁天琦的基本一致。相对于梁，她更缺乏对香港历史现实和中国文化的充分认知，这从她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例如她说“自从1997年从英国手中接管这座城市以来，中国已经侵蚀并几乎摧毁了香港的民主。……人们在相对开明的英国统治下所珍视的公民自由和权力分立等概念，正在遭到抛弃”。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港英时期比现在更专制，除了彭定康担任港督的最后几年。而纽约时报另一篇关于她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她一方面主张港独以抵制中国大陆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对中华文化劣根性和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历史缺乏认识（例如她说《论语》对她世界观影响很大；她“中意”中国封建王朝，“特别中意”秦朝）。而最后给出的药方：“只有从中国分离出去，香港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这个“只有……才……”句式更是荒谬。认知错位导致判断错误，是香港青年民主人士的通病，而本土派、港独的崛起，这种思想谬误“功不可没”。不过她敢于承担宣誓风波中冲击立法会的责任，入狱服刑，而不是像一些倾向于港独或自决的选择逃跑，我还是比较尊重和同情的。

    我出院后，在推特上看到支持“上海独立”的上海人胡诚宜被送进上海的精神病院且遭拘禁和电击事件。而在香港，单纯主张港独并不会被抓捕，更不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而被送进精神病院。那么精神是否正常，究竟是根据本人精神状况判断的，还是大环境、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个人有病还是没病？我既反对港独也反对上海独立，但不赞同因为他们思想相对特殊，就认定为“不正常”。即便中世纪反抗教廷思想垄断的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也只被视为“异端”分子而不是精神病。同样，我主张防治校园暴力，并提出诸多建议，并四处奔波呼吁，确实没有其他受害者这么做过，至少在中国是第一人。然而，这应该被视为“不正常”吗？如果涉嫌违法犯罪，就按法律惩办；如果没有违法犯罪，就可以自由讲话做事，包括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做有别于主流的事情、选择特立独行，为什么要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并关押在精神病院？

    还有，反对暴政、反对粗暴执法的社运者和小贩可以暴力反抗警察、城管，那么精神病院，尤其大陆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遭遇医护人员欺凌、虐待及各种不公对待时，又如何反抗呢？恐怕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和条件的，只能完全忍受、任人欺凌。

    关于入狱的梁天琦等人，我最后想说的就是，希望他/她们在狱中平安生活，也思考下究竟做怎样的事，对香港人才更有利？香港和大陆的关系究竟应是怎样的？如何更好的应对大陆人入港旅行、炒房、“文化入侵”造成的各种滋扰、危害？如果简单的想驱逐“蝗虫”，是不是很像美国和南非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这符合现代文明吗？到底是“民族/城邦主义”和“香港独立”才能救香港，还是选择和大陆人民一道，和香港传统泛民团结，共同反抗中共的专制极权，建设民主的中国与改造国人、重建自由的中国香港？

    （当然，我自己也在反思，我的大中华情结、大一统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有哪些冲突？是不是需要修正？虽然现在我没有转变念头，并认为会坚持下去，但的确有动摇。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外撰文分析，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在我写作本文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当然此时我已写到返回大陆之时（2018年7月初）那部分，不是写到这里时），及衍生的一系列暴力行为。我不仅看到了这些，还看到事件中港台陆及其他地区相关人士的言行、表现。这让我对香港问题的认识、对这些港人与涉此问题的非港人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知。不过论述起来篇幅极长，就不在此进行评论了）

    6.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特金会是我住院期间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新闻，无论香港报纸还是电视新闻，都密集报道了此事，病房里的电视新闻节目不断循环播放二人握手和会谈的视频。不过这特大新闻反倒与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现在想来，也有一些感想。对特朗普，我持很负面的看法，这个在此不展开讲，后面我还会提到。至于金正恩，众所周知，他是朝鲜第三代独裁者，与其祖父和父亲一样，将治下的大多数人民置于地狱般的处境之中。仅仅在1990年代，朝鲜就有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人死于饥饿。而遍布朝鲜的集中营更在制造累累罪恶，就如《平壤水族馆》中叙述的那样可怕。而国际社会总把朝鲜核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却对朝鲜人权问题相对忽略，甚至为前者牺牲后者。我想，当金三风风光光与特朗普握手时，死于其家族世袭暴政的朝鲜死难者灵魂何安？至今仍没有自由和处在饥馑状态下挣扎求生的九成以上的朝鲜人民又作何感想？只谈核问题而完全回避人权灾难的特金会取得成功，是朝鲜的福音吗？还是金氏家族得到了继续奴役人民的护身符？

    7.镇江老兵维权事件和卡车司机罢工事件、大陆医院医生违规操作致病人感染艾滋事件

    港媒对中国大陆的报道，总体较少，且不同媒体所占篇幅不同。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最多的，是倾向反共的苹果日报，至少占到主要新闻板块的五分之一。而亲建制的星岛日报就相对较少。至于电视新闻，则很少提及大陆，偶尔只有关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新闻，是当作国际新闻来报道的。

    镇江老兵维权事件、卡车司机罢工事件性质类似，就放在一起说吧。两起事件都是大陆非政治性的维权事件，港媒的报道也算比较详细了。例如镇江老兵大半夜被殴打、扔到沟渠里、不允许战友去医院探视等。关于卡车司机串联罢工，也报道了一些细节。在大陆媒体几乎无法报道任何集体维权事件的情况下，香港媒体的报道，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性作用，有助于港人及有条件看到港媒的大陆人知晓这些在大陆被封锁的消息、对大陆的黑暗面有具体的了解和更多的关注。

    还有一件在苹果日报看到的新闻同样值得说一下，就是大陆一位医生因为违规操作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事件。我重获自由后，又将在并病房里看到的该新闻做了更详细的查询。据报道，浙江省中医院医生赵金方严重违反“一人一管一抛弃”的职业规定，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其中竟然还有两人已经怀孕。此事在内地曾长期被封锁，只有如新华社等少量报道，直到判决书公开才大规模曝光。而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仅仅以“医疗事故罪”将赵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这说明：1.医疗事故罪罪名量刑很轻；2.没有使用“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合理吗？）。而其他责任人仅仅是各种警告、免职（相当于暂避风头）处分，无一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而受害的5个生命，和另外两个即将成为生命的胎儿，则都毁掉了。如此轻罪重罚，是非常荒谬可怕的。

    因为我比较关注社会新闻，加上我好几个家人（奶奶、父亲、姑姑）都在医疗系统工作，而我又和报道医疗方面的记者有过接触，所以对于医疗界一些内情有所了解。关于这件事，我在推特上有过评论，整理一下搬到这里吧。

    相对于公检法和其他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理工技术人员违法犯罪，有时造成的后果并不亚于政府和高官，但这些“非权力机构”和“非官员”的罪责往往会被轻视、忽视。他们违法行为难道可能比政府部门的失职渎职情况少吗？但他们同样有着和政府类似的特权帐幕。例如医患冲突和司乘冲突，当然需要就事论事，根据每件事是非曲直做孰是孰非的判断。但我个人在总体上是会更多批评医方司方的。因为无论是医生还是司机，都是有一定的环境优势、技术优势，甚至可称为“权力优势”的。当然细分明显医生更具备此特征。医司类似于政府，患乘则像老百姓，双方资源力量是不对等的。因此医疗人员违法犯罪往往难以被追责，追责后也受罚很轻。例如杭州输血导致艾滋事件，医生只被判了两年多，这还是闹大了才处理。如此重罪轻罚，自然有恃无恐。社会地位较高的理工中产俨然成了次级特权阶层。

    中国理工网医界常年存在的各种乱象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专制、渎职，及缺乏法治的大环境，另一方面是自由派等社会批判者过度集中于关注政治乱象而忽视了工业、IT、科教文卫等以精英和中产为主体的行业和领域违法犯罪的泛滥（甚至许多自由派自己就是这些行业中产岗位的既得利益者），在政府和平民间出现了对以上机构人士批判与管制的真空带，导致社会关注的不足与社会治理的缺位。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些行业组织是一个国家的躯干，是弱于政府但强于平民的既得利益团体，一旦作恶或发生严重过失，其利用技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隐瞒、变造事实，政府又不作为、司法腐败、中上层勾结和枉法，老百姓就会深受其害而无力申冤。而这又会助长这些“次级特权阶层”的违法犯罪。这种恶劣状况亟待改变。例如，要促进相关行业和其服务对象话语权的对等，让冲突双方的声音都能被社会听到，才可能公平公正的解决各种纠纷。而第三方的监管与仲裁机制的建立健全及其实质化中立化，更是重要且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我个人对医生并没什么恶感，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医生反而都不错，例如在河南和外省好几个城市和县城的医院、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我体弱多病多次打针输液甚至住院，医护大都挺好的。但是有些重病医院就不一样了，例如北京、郑州那些大医院的各种医患冲突、医疗事故，以及一些医护人员恶劣的态度、言论、行为。在香港东区医院这里，也只有卢伟杰一个护士很恶劣，其他的人没有表现出特别坏，最多是有的比较冷漠、缺乏尊重和礼貌。但够的上非常恶劣的只有卢伟杰一个人。但我也不能因为自己在大陆各医院就医相对较好的经历去抹除其他病人和家属的痛苦。如今医患双方在舆论场（例如知乎、微博等各互联网平台）的声音完全不对等，医护人员都是抱团讲一面理，垄断话语权，实在太嚣张了。还有例如前面提到过的“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以及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等人就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颠倒黑白，疯狂攻击谩骂对医护人员进行批评的记者、患方及其他人士，是嚣张跋扈的典型。2016年，正值习近平政权疯狂打压维权人士、民间公益组织和维权组织纷纷被取缔时，“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宣布成立。“医自盟”的成立是习近平时代倾向强势一方的社会达尔文政策的衍生物，并和将医疗纠纷中的“医闹”打成“黑恶势力”相辅相成，加剧了医患之间权力、话语权的不对等（患者方面就没有也不会被允许组建“维权联盟”、“患方自媒体联盟“）。医护人员在医患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有着远多于绝大多数患方的金钱、人脉、人数（暴力）优势，更有医疗卫生部门的权力后盾（甚至医院自己就是一个“准权力机构”并有着依医院级别和规模而不等的大量资源和人脉），以及更关键（也往往是致命且难以制约的）专业技术及其医疗纠纷诠释上几乎完全的垄断性话语权。他们利用以上诸般优势欺凌弱势方，然后还反而把和他们有纠纷的病人和家属全都打成“医闹”，把自己说成白莲花，我才在医患关系方面发言。对于这些恃强凌弱的，我非常痛恨。我很看不惯某一方借助一些特殊优势欺凌弱势，无论是政府还是黑恶势力还是别的利益集团）

    关于前两件新闻和我的关系、看了这三件新闻后我的感想，前述《个人情况说明》中的一段话恰好可以应答：  

  “4.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众多、程度严重，但是都处于孤立无援、被社会严重忽视的状态。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组织，无论是讨薪教师、上访退伍兵、女权活动者、基督教会成员……他们都有组织、能够互相通气和声援，一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会广泛知悉。但是像我这样的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之类的受害者，是没有办法被外面了解和声援的。一旦被抓，就出不来了。

    这也是我在建议书中提到为什么要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NGO、让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让公民们都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的原因。他们需要组织起来，更准确说是需要被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普遍处于孤立无援、眼睁睁看着、等着自己受欺凌却无能为力的状态。

   5.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熔炉》中的残疾孩子类似，是属于必须有外力介入、他人帮助才能维权、正常生活的人（群体），他们与有自主维权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军人并不一样，他们缺乏求助、组织、谋生、对抗的能力，无法自己去维权，必须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为成年人的社会活动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帮助与声援。”

     而以上这些话，也基本适用于因维权、家庭矛盾等“被精神病”者和真的精神病人，尤其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的人。面对强大的、傲慢的、垄断专业话语权的医疗机构，及其中医护人员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些“被精神病”者和精神病人同样、甚至更迫切需要他人的帮助，需要被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8.港铁沙中线丑闻

    关于港铁沙中线丑闻，也是病房电视新闻中循环播放的要闻，在两大报纸上同样占据大量篇幅。因它涉及到许多技术性问题，我就不多讲新闻本身如何了，只讲讲感想。

    第一，香港的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对于曝光和问责这类问题作用重大。如果在大陆，这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小事”，基本不会被曝光，引不起什么风波。在大陆，哪怕死人了，如果不是死在大城市或者死的不是大城市户籍居民、死亡人数不太多，都很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相关机构的问责。相对于港媒对“剪短钢筋”这么件不算太大的事密集的报道，大陆也就天津大爆炸和七二三动车事故有这种报道规模，而且要受审查和限制。至于反对派问责什么的，大陆自然是零。所以，虽然这些年香港民主自由萎缩，但至少在民生问题和非政治性事件的处置上，香港比大陆还是好太多太多。

    第二，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包括知名企业在内的各种强大利益集团的嘴脸都很丑恶。我当时看到关于沙中线丑闻的新闻，还以为港铁肯定竹筒倒豆子承认各种过错。但是现在查阅维基百科上相关信息，发现与大陆许多人和机构一样，同样各种撒谎、搪塞、隐瞒事实，很是丑陋。所以，人性恶的一面根深蒂固，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知名企业等利益集团同样如此，而且危害更大。他/它们看起来很有社会地位、权威和知名度，但却匿藏着丑恶的另一面。同样，学校对校园暴力、精神病院对病房中医护人员的不当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养老院幼儿园对虐老虐童行为，也会想方设法隐瞒真相、掩盖丑闻、避重就轻，而不是承认过错或罪行并去解决问题。如大陆涉及虐童的红黄蓝事件和携程幼儿园事件，如香港频发的虐老风波，均是如此。

    第三，沙中线事件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只是有一些安全隐患，但是却引发广泛关注；但是每天大陆和香港都有的性侵犯、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虐待老人及精神病人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事情，当事人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却无法引起社会同样的关注。这说明，人还是倾向于关注涉及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痛苦。地铁人人都坐，自然担心安危，哪怕出的问题并不很危险；弱势群体生活状态恶劣，相当大比例的弱势群体还被残酷虐待，但弱势群体是少数，主流人群就事不关己了。

    例如大陆上访者朱永健，就曾被关押在苏州市吴中区精神病院（苏州是中国最发达的江浙沪地区最富有和市民文明素养最高的城市之一），受到严重虐待。据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撰写的《“最黑暗的角落”--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滥用报告》所述，“精神病院里面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肉店老板朱永健说：“他们里面的饭很难吃，我根本吃不进去，简直就不是人吃的，我想猪都不会愿意吃那种食物。再加上我被用大单的方式捆了2次，身体难受的要命，体重肯定会减轻的。”“大单就是双腿双脚捆紧，绑在床尾，再把两个胳膊拉紧，紧紧绑在床头，把人的身体就等于是拉长了，你说那种感觉能好受的了吗？太惨无人道了！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关于病房伙食的描述，与前面提到的例子描述吻合，看来大陆精神病房住院者伙食条件极差很普遍，哪怕在苏州这样江浙地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

    可这样的事情，在大陆却悄无声息。除了是因为涉及上访媒体无法介入等因素，公民对弱势群体权利的普遍淡漠，也是原因之一。绝大多数在精神病院遭受虐待的人，并非因为上访，而是其他非政治性原因，我前面举有例子，后面还会列举。人们关注奶粉、疫苗丑闻，是因为他们也有孩子；他们不关注精神病人和残疾人权利，是因为他们家没有精神病人或残疾人，或者有也被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当累赘抛弃了（关于这种情况，我后面还会引用权威文章讲述）。自私和冷漠，是人类精神的癌细胞，不去除，就会扩散、病变，让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与仇恨，对缺乏独立抗争能力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9.“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维权事件

    就在我滞港期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他自己也被奶粉厂家陷害，已不止是“受害者家长而且也是受害人了）也到了香港，希望在香港起诉毒奶粉企业。郭利只和媒体进行了沟通和尝试走法律途径，他走法律途径有没有成功不知道，但至少得到了媒体报道。我找的组织机构更多，却因籍籍无名等原因一败涂地。因郭利赴港，苹果日报中国组再次报道了他维权的事情（看新闻似乎苹果中国组以前报道过或至少联络过他）。这则新闻，最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子。郭利被黑心企业陷害，我遭遇的校园暴力的表现就包括现实和网上的各种侮辱诽谤；郭利孤身一人寻求翻案、因毒奶粉事件维权，我也是独自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郭利在监狱受到殴打且只能默默忍着不吭声、其他犯人不允许和他说话、吃已坏掉的肉、有段时间承受在被单独监禁在类似地下室牢房的孤独之苦；我因维权抗争割腕，被关进精神病房受屈辱（后面还被关在警署羁留室受罪）（当然，我受的罪明显比他轻）……

    而我和郭利最相似，也是郭利与我最痛心的是，朋友、亲属几乎都避而远之（我父亲也不支持我维权，我也是背着他做的），社会公众也没有任何协助与呼应。更糟的，如郭利所说，当他出狱后成功翻案，被宣判无罪后，打电话给朋友，“他身边的朋友全都不吱声了。“郭利说："因为（作假）这个环境大家已经习惯了，突然有人说真话，大家觉得挺不可思议的。"而我在2008-2014年面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而抗争时、2016年受到互联网圈子里黑社会式威胁时、2016-2018年维权和呼吁过程中，以及我从香港出院返陆后的各种遭遇，如知情者的沉默、旁观者的冷眼、朋友的抛弃、面对我乞求时的拒绝与鄙夷，无不反映着这个社会的冷漠与残忍。有必要再重复一遍索尔仁尼琴的话：“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可我在战斗时，谁肯庇护我？支持在哪里？脚底下则是悬空的万丈深渊。为何中国社会如此可悲？仅仅只是因为专制统治吗？国家的崩坏，有几人无辜？

    更讽刺的是，在讲述他的这些遭遇的新闻的微博评论区（大陆媒体也有报道，但相对于港媒，回避了部分内容），清一色（说99%都不夸张）都是支持他的言论，对他的维权赞不绝口，同情与怜惜铺天盖地。此外，还有一些批评他妻子、朋友冷血的评论也得到高赞。但是，这些评论者在现实中会如何对待郭利这样的人呢？我们根据日常经历，很明显可以判断出：网上这些很有正义感的网友，在现实中遇到郭利这样的受害者、遇到身边的这种不平事，几乎会和郭利的朋友一样（难道会不一样吗？），远离他，“不吱声”，至少也不会给予任何实际的支持和公开的声援；更不会去选择与受害者一道，同恶人、流氓团伙、强大的利益集团、邪恶和腐败的政府等各种恶势力作斗争。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多次，例如本文开头提及的那起网络暴力中围观者的表现就是例子，此外还有更惨的情况。所以，这就和如今的国人批判文革和红卫兵一样，只会批评他人和不相干的事，而缺乏自省，更不会在现实中自我纠错与改变。“好人都在网上，坏人都在现场”，这话没错，也是国人、世人劣根性之一。国人不仅不能知行合一，反而知行分裂，口头上都很有正义感，却在涉及自己利益和需要实际付出的时候都选择自私自利、沉默不言；甚至“知”也可以分裂，“行”更可以分裂，总是使用双重标准评判不同的事情、对待远近亲疏强弱贫富不同的人，对自己与他人更是完全两套逻辑且丝毫不觉得可耻。这就如同“四人帮”批判林彪一伙、网友评论“小悦悦事件”中路人冷血无情一样，并不把自己的恶行或冷漠包括在批判范围内，也不知道或装着不知道自己同样在作恶或纵容作恶。

    像郭利、我这样孤立而弱势的受害者，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被精神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等各种弱势受害者们，如何才能安全和更有力的维权呢？我在《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有专门论述，现摘录（并略做增补）如下：

    “第十，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益志愿者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中来，校园暴力受害者及其家长也应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像现在一些活跃的环保、教育、科研的NGO一样，对于校园暴力问题，也需要社会广泛的参与。……其实我认为不止受校园暴力孩子的家人应该组织起来，现在社会上各种杀人、强奸、致残、被打砸、受敲诈勒索等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应该组织起来，组成例如“暴力犯罪受害者联合会”、“经济案件受害者互助同盟”等，即使具体遭遇往往大相径庭，但是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弱者（受害者不一定都是弱者，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应该团结起来维护权益，这样才能和往往是政府机构及官员、地方强人、黑恶势力、企业（尤其国有企业又尤其其中的央企，例如金融、铁路、烟草、石油）、事业单位（例如医疗、教育）乃至其他有组织、有权有钱有关系后台的强势的加害者一方抗衡，不至于让法院的调解或判罚因为外力而不公、不让受害者在诉诸法律之后再受强势者欺凌、威胁、袭扰等对维权的各种阻挠。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和社会上层（公民运动领袖、知名学者、媒体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的帮助，给这些人牵线搭桥，提供财力支持、信息支持、智力支持、舆论支持、法律援助，帮这些弱者构建互相沟通、声援的平台，让弱肉强食的社会稍稍能够平衡一些，不被野蛮时代的丛林法则残余过度的玷污当今时代的文明与秩序。”

    当然，想实现以上这些，有待于制度的变革和公民社会的成熟。最重要的，还是改变冷漠自私的人心，在人民中树立关心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公民意识。此外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受难者不缺少无用的、起哄般的鼓噪，缺少的是及时、切实、有力的支援。当然，旁观者的确没有强制性义务为抗争者提供物质支持。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有良心的人，当我们看到郭利这样既是“弱者”又是“勇者”的人、大写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些物质基础，拿出哪怕年收入的千分之一、甚至可以更少点（是的，更少，不用更多，更多当然更好，可更少但拿出来也行啊）支持一下，难道真的很难吗？而且，如果人们能够团结互助，为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勇于抗争的人提供物质、精神支持，以及舆论声援、安全保障，最终也有利于自己与家人。就以郭利为例，他在客观上不就是为所有毒奶粉受害者讨公道吗？他的抗争让相关企业有所忌惮，让更多孩子免受毒害。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并且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良性循环，人们才都能安全、幸福的生活。

   （关于这件事，还要补充一点的是，郭利因曾是中产、知识阶层，通过努力至少部分得到了公道，例如服刑期满后提起诉讼得到无罪判决，但加害者依旧没有受罚，其也付出了五年牢狱之灾、工作丢失，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当年担任翻译工作年薪百万的生活也回不来了，只能靠俭省节约的花微薄的残疾人补贴、低保，以及母亲接济的钱款度日。而还有更多没有郭利曾经的经济条件、知识和能力的弱势群体，连他这样半翻案的条件都没有。他/她们比郭利更悲惨，但却因为弱势，受难的没有生息、动静，就“残死如草不闻声”了。不要说他们本身贫穷卑贱缺乏条件，受难后遭受一系列打击如丧亲之痛、冤屈带来的心理创伤，以及抗争中的牢狱之灾、被关精神病院之后，人也就垮了废了，根本没机会去伸冤平反）

    10.庆阳女学生跳楼事件

    港媒对发生在大陆的这个事件还是花了不少篇幅报道的，尤其对围观起哄者的反应做了重点描述。包括香港人在内的许多海外民众之所以歧视大陆人，与部分大陆人总是做一些在相对文明的社会无法接受的恶行有很大关系（当然这并不代表对大陆人无差别的看待、进行歧视就是对的，相反我认为这不对，有原因不代表就对）。本事件大致情况是，甘肃庆阳一位女学生被教师猥亵，起诉至法院，但法院以情节轻微为由做出不起诉决定，学校也拒绝开除涉事教师，女孩因此得了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感到不公和绝望，因而要跳楼自杀。然而，她试图跳楼时，四周许多围观者叫好起哄，“你到底跳不跳啊”、“要跳就跳，果断一点”、“楼下好热，快跳啊，你到底跳不跳？”……等各种言语嘲讽、激将，甚至有人拍下现场视频传播，在视频解说中对女孩各种冷嘲热讽。最终，女孩挣脱营救的消防员，跳楼自杀身亡。

    这种讥讽、嘲笑、激将、侮辱，我自己早已经历过许多次，其中有三次给我造成极大创伤，是我考学失败、前途被毁、患上抑郁症、走上自杀道路的主要原因。例如2012年初在河南师大附中，我受到各种歧视和欺凌，加上其他原因，一天晚上就站在墙边桌子上，许多同学都在拍照、起哄，让我去和有矛盾的人去决斗，别打扰他们学习（虽然这些人自习课根本不怎么学习）。后来还把我的照片传到QQ空间，各种辱骂讽刺……在我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中有具体讲述，在此不详述。所以，我很能理解这位女生的绝望。她之所以没有立即跳楼，就是还有求生的渴望，还希望得到人们的鼓励和温暖（很多自杀的人在自杀行动前都会这么想）。但是她换来的却是恶毒的嘲讽和激将。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自杀、为什么过不下去的原因：国人太冷血了，生活中处处都能感受的这种冰冷甚至恶毒，冷漠是常态，温暖才是例外。上面那条关于郭利的新闻不也是吗？

    与郭利维权事件另一处惊人的相似是，庆阳跳楼事件曝光后，公共舆论场又是一边倒的谴责围观起哄者，却并不反思自己是否也是冷血残忍国人中的一员、有没有在现实或网上刻薄的对待过他人。看平日许多非明星名人的普通陌生人自杀事件新闻的微博和论坛评论下，“自杀请在家，方便你我他”等在文明法治的国家会被普遍谴责甚至足够入罪的仇恨言论不仅数量众多，还往往得到高赞，被顶到评论区上方。而且这次庆阳跳楼事件，之所以国人一致谴责围观起哄者，似乎因为发现女生是因遭受不公、被教师猥亵受屈而自杀，且自杀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反而自杀过程中又受伤害，所以是个“完美受害者”。相反，如果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哪怕只有一丝一毫个人责任而自杀、自杀时打搅了一下别人的工作生活，死法不合群众的心意，就不会同情甚至恶语相加了（哪怕这个错小到拘留15天、罚款500元的惩罚都够不上（罪行够判5年、10年徒刑可以逼死吗？有权逼死吗？），甚至根本构不成违法犯罪）。例如北京地铁发生自杀事故后，地铁停运了一两个小时，就有许多人抱怨影响自己上班，谩骂自杀者。连一个平日心地相对善良、比较明白道理的Y姓女医生，且是一位有400万粉丝的实名大V，在地铁自杀事件后，都在微博上公开说“自杀能不能不影响别人”之类言辞（虽然她也补充解释说本不应这么冷血）。

    更进一步的，还有网友集体逼死自杀者的，例如四川泸州某网友直播烧炭自杀，竟有上千留言逼他去死。“11时20分，小曾在微博上留言“老子不死了行不行？”40分钟内，数百条留言涌进了这条微博下方的评论，有人说“不行”，有人说“你赔我流量”，也有人说，“你必须死”。……也有网友试图阻止小曾自杀。@折原林也_琳是两名参与劝慰的网友之一。……@折原林也_琳看到更多的网友涌进了微博，咒骂的留言太多，每刷新一次就会多出一百多条。劝慰的声音瞬间被淹没……”（摘自新京报《95后少年：按不下停止键的自杀直播》）。

    这种认为别人做一点错事、哪怕只是感觉不顺眼不完美、或稍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自杀不值得同情甚至讥讽咒骂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国人心中，连平常的“好人”都是这样想，这才是比庆阳跳楼事件中围观者恶行更可怕的。因为前者得到普遍的认同、赞同，并时时处处都在发生，且对自杀者的恶毒言行大多没有被曝光批判，而是在暴民心照不宣的相互遮掩下，很快淹没在繁杂的生活中了（即便曝光又如何，就像新京报报道的这个事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影响很大，但有任何一个起哄叫骂者（间接的杀人犯）被追究责任了吗？死去的生命还能追回吗？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这件事？逼死当事人的那些网民当时就一哄而散，如今有人为此忏悔、赎罪，用行善、劝诫他人不重蹈覆辙等实际行动弥补过失和罪恶吗？）。国人对自杀的人都如此对待，更何况对他人遭受其他不致死亡的磨难（哪怕生不如死）时的态度了。

    对国人冷血、残忍的批判，我前面就讲了许多，后面还会提到，在此就不过多重复。我想说的是，人心为什么坏成这样？我在推特上曾经写过短评，在此可以略微展开来讲。庆阳女学生跳楼时一些围观者为何叫好？重庆公交女乘客为何抢方向盘/司机为何故意撞向大桥护栏？无数类似事件为什么不断发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野蛮？至少其中一部分人的一部分原因，是他/她们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半辈子一辈子，都没有被温柔以待，而是不断受到伤害，如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网络暴力、职场暴力，而且没有得到公道和补偿，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心，埋下了怨愤和仇恨，最终转移发泄伤害，让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在互相伤害、斗争、羞辱中，人们也日益麻木，摧毁了人性中本应有的正常的是非观、感知力，变得愈发暴戾、阴损。我经受和见到听到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只是中国漫无边际丛林社会中的一小片洼地；全国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也仅是当今社会冷酷与暴力泛滥现状的一个侧面。如《天通苑小超市老板娘的日常》中描述的融入国人一举一动的欺凌、奸诈、阴暗，与更大的犯罪如黑社会欺凌百姓、体制性不公，共同构成了“残酷人民共和国”的丑恶日常。在没有法治和适当福利保障的丛林社会中，弱肉强食、冷血残酷成了生存和成功的通行证，对不公的抗拒与对丑恶的敏感、富有同情心与心地柔软，反是被欺负、被排挤、感到更多委屈与放大伤害、被剥削压榨的墓志铭。许多国人总是不懂得呵护他人的尊严，却擅长实施各种羞辱，摧毁他人的自尊心，以让他人感受到痛苦为乐、为荣、为能。当然，他们欺负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相对更弱势的人。如鲁迅所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国人总是欺软怕硬，不愿反抗强权和恶人，却把自己的怨毒发泄到更弱势者身上。“弱者”不仅包括残疾人和极端贫困者，只要和强者比，没有什么权势、社会地位不够高、金钱相对较少、人脉关系弱甚至形单影只、缺乏靠山和钻营的渠道……都是相对的弱势者，会被有优势的强者欺凌，如同动物世界的食物链一样残酷。

    要想改变，就必须探析国人冷血残忍的根源，这需要正视、了解这些冷血思想和言行发生的原因，并想方设法去解决根本问题，而不是流于泛泛的批评、也不是对个别作恶者采取人肉搜索等以暴制暴的手段。当然，对涉及违法犯罪的冷血残忍行为，施加刑罚是必要的，但依旧治标不治本。许多人只看到中国人的冷漠、自私、狡诈、野蛮、残忍……却不去探寻国人为何变得这么坏，不去理解一切恶行的来龙去脉。经历和耳濡目染了各种丑恶和饱经创伤的国人，在没有法治和正义、平民阶层仍在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中产阶级工作生活普遍缺乏安全感、社会矛盾尖锐的当代中国，怎么可能善良、温柔、待人和气与公正。不去修复世间的创伤、抚慰遭受屈辱的国人尤其弱势群体，没有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充分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人的恨与恶就会无限恶性循环下去；摆脱暴力与仇恨的恶性循环，不仅仅要改变体制、改革教育，还要惩罚恶人，抚慰救助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和解，达至文明的重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但可悲的是，这个过程现在在中国不仅还没启动，恰恰相反，国人之间的歧视、仇视、敌视愈演愈烈，在互害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在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运转的过程中，许多人受极大的精神压力，丧失自信、尊严被摧毁、承受不了痛苦的重荷，被逼出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彻底发疯的自然也大有人在。越是弱者，越容易被欺凌，越没有回旋余地，越容易心理扭曲精神异常，最后发疯。而且，被逼出精神病的，恰恰是心理比较脆弱、善良的，如章诒和所说：“高贵的灵魂总是脆弱的”，许多被逼疯的普通人的灵魂不见得多么高贵（当然，上流社会的人也并不多么高贵，当今社会更是遍地精致利己、有才无德者），但是和那些性格冷酷、心肠恶毒、不为苦难所打动、能够在丛林社会里游刃有余的人比，显然前者（至少前者中很大一部分）是相对善良和值得同情的。篇幅所限，在此只举一例，并结合我个人的遭遇说明。

    在知乎提问“精神病院发生过哪些细思恐极的真实事件”下，知乎用户“邓x长”（迄今10600多粉丝、41000多赞同、5900多感谢、7400多收藏，本回答得到26000赞同、有5500评论）曾因抑郁症自杀入院，在医院目睹了一幕绝望而悲惨的场景（重点用粗体标出。原文以排比格式写出，无句号），在此截取回答中的部分内容：

     “……

     我记得有个女生，被继父虐待强奸，后来疯了，但是也会有醒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白天就跟着照顾我的护士阿姨到处走，就是绑着绳子，她走哪里我走哪里，    

     我白天不会犯病，除非我妈给我打电话或者突然出现

     所以说，我一直很特殊，有的新人的家长一直以为我是扮成精神病的护士

     有次，那个女生发病后注射了镇定剂，我刚好跟着护士阿姨去拿药，然后护士在门外准备她需要的药品和食物，我站在门口，门上的小窗是打开的，能看到里面一切，也能听见声音

     那女生突然醒了，然后不停地动，喊着，为什么要绑着我，为什么啊，然后一直说她继父是坏人为什么没有把他绑起来却要绑自己

    护士阿姨就拉着我说去喊医生，说药效过得太快了

    我就一直听到她在里面大哭，说为什么不把坏人抓起来

    那个时候，是有多么的绝望，在一个小房间里，就那么哭着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会突然清醒，然后发现自己被绑着，然后陷入黑暗，然后当你发现的时候，他又疯疯癫癫了

    ……”

     而我呢？一心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希望让更多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因而奋力抗争。但社会各界不去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却把我关进精神病房，让我失去自由、被污名化，这难道不荒唐和可悲吗？我相信，因为受伤害反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如上面这位被捆绑的女生，也例如我，在中国是很多很多的，我在一些维权的网站和圈子也都看见过许多案例。相当大比例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国人中，在外面社会就是受害者，且往往受伤害很久很深，然后才得了精神病或者“被精神病”，国家、社会、亲属、朋友、老师、同学、同事没有去保护和抚慰，没有帮助他/她们走出伤痛重新生活，反而让他们陷入新的苦难，失去自由，甚至终身都生不如死的在精神病房度过，再也看不见外面自由的世界、再也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就像这位被继父性侵的女生，原本应该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心理和药物治疗修复创伤、回归社会重建生活，或至少在庇护所之类救助机构，在部分、短期限制其自由的前提下（以免因其精神状况发生意外），安全、自由而有尊严的活下去。但如今的中国，她这种情况不仅得不到救助，反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再受折磨。这样违背人道的社会现实，和造成这种丑恶现实的制度，难道不应该改变吗？参与、放任弱势者在遭虐的恶性循环中毁灭的国民，难道不应该忏悔、反思吗？

    “无情者伤人，有情者自伤”，在中国这种道德逆淘汰的社会，坏人通过欺负他人、挤占夺取他人的利益神清气爽，名利双收；而许多因外部的、后天的因素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普遍是受到各种伤害的人、至少是无辜无罪的人，却往往会被关进精神病院，如同在监狱一样没有自由，受到欺凌和虐待。这种荒谬的现实必须要改变，要尽快改变。

    11.对香港报纸评论性文章的看法

    我一向喜欢看评论性文章，因为它不仅在陈述事情，也在展示观点、与读者交流思想。但是我看了苹果和星岛的评论文章后，感觉港媒的时评质量一般。我常看纽约时报、联合早报等报刊的评论文章，水准普遍较高。所以再看港媒的，就明显感觉到一种落差。港媒的评论大多倾向性很强（如苹果批中共反建制、星岛批港独和泛民），实质内容贫乏，鲜有深刻与理性的好文。相对而言，只有“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教授在苹果上的几篇文章不错。

    戴教授的其中一篇文章是讲四个特首，讲的还是比报纸上大多数评论文章平和与深入的，从中也能看出其学术功底和价值观。另外还有一篇很值得评析一下，它是讲的香港在占中之后要往何处去。戴教授提及了选民要积极通过投票，用选票壮大民主派的力量、夺取立法会控制权的重要性，我深以为然。我支持占中，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没有许多参与者自认为的那样大，甚至某种程度是失败的。政治亦如战争，声势是次要的，主要是要攻城略地，取得实际战果。但声势浩大的占中，最终并无什么重大的成果，真普选这个最大目标并未实现，香港民主也没什么进展，香港社会也是“马照跑舞照跳”没有变化。占中结束后泛民令人惋惜的走向分裂，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包括港独派在内的所有反建制派得票并未提高多少；宣誓风波后的补选，更是让建制派夺回三席。所以，占中某种程度真是中共所说“香港一部分人”的行为，而沉默的大多数，还是支持建制派或对政治无感的。戴教授一再强调要用选票争民主，但占中后市民对政治反趋冷漠、泛民分裂，这两年民主派选票不增反减。因此，香港虽说有戴教授这样理性而清醒的学者，却缺乏温和而坚定做持久抗争的公民，争取民主和普选之路必然遥遥无期。

    （前面评论梁天琦的时候已提到，在我书写本文期间，香港爆发“反《逃犯条例》”运动，我对香港和香港人的看法发生变化。而我对戴耀廷及其文章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在此同样不详述）

    我看了报纸上一些评论文章及其他新闻后，发现无论是亲建制还是支持泛民，都勇于批判特首林郑月娥，但在批评具体的其他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时，就会有各种取舍和遮掩。我此前发现台湾也有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或地区，领导人成了一个遥远而虚空的靶子，攻击他/她没有任何危险，每家媒体、每个公民都敢批判甚至谩骂，还能博得一个“敢言”的名声；但对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就会有与是非无关的褒贬取舍了。至于涉及到黑恶势力和与自己利益关系紧密的身边人，就更三缄其口了，平民尤其不敢言。而极少数敢言者，则会遭遇临门式的威胁、突然的灾祸，就例如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明报总编刘进图。不够成熟和平等的民主区域传媒界与社会舆论中的这种状况，如同人头顶上的疮疤，由头发遮着，不仔细看不易觉察，但看多了仔细看了就能发现这疮疤还不小。此外，香港的各大报刊还喜欢相互攻击，且多情绪化言论而乏实际性批判，且有些词句已经是辱骂了。这也侧面证明港媒的道德自律程度不高，和欧美报刊的差距很大。

    至于其他的评论文章，也有还可以的。只是与本文主旨没什么关系，所以只举上述戴耀廷的文章做代表。

    12.东周刊关于日本校园暴力的报道、教会性骚扰丑闻、自闭症“巴士迷”男孩被欺凌事件、香港特殊学校虐待事件，及四件事微妙而残酷的相通之处

    在病房呆了一周左右之后，“老建”借给了我两本很旧的《东周刊》。它是个娱乐杂志，最知名的就是在刘嘉玲裸照事件中刊登了疑似刘的裸照。我既对娱乐不感兴趣，也很厌恶刘嘉玲裸照事件中东周刊的行为。不过病房里没别的杂志可看，我就勉为其难的看了一点。

    在这个以娱乐为主的杂志上，我竟然看到了关于校园暴力的内容。有一篇文章是讲日本的校园欺凌问题，现在我在Google上怎么搜都搜不到它（我看文章时常会忽略标题，就导致更难找原文）。文章大致说的是，日本校园欺凌很严重，包括网络暴力在内的各种歧视、孤立等冷暴力普遍存在，全国有十几万还是几十万学生因此选择退学、休学来逃避（我忘了这个数据是一年的还是许多年累计的）。后来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建立了专门为校园暴力受害者建的学校，这些被普通学校歧视、孤立等各种欺凌的学生，都去了这种特殊学校，抱团取暖，重新开始学业。

    我早就对日韩地区不断曝光的校园暴力问题有所了解，但是还是没想到这么严重、并且有这么多的学生因此退学。即便如此发达的地区，校园暴力都屡禁不止，甚为猖獗，何况中国呢？我在《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就专门论述过这一点：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难道确实比中国大陆整体的校园暴力水平严重得多吗？从常识就可以否定。只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弱者有了话语权，强者中也出现了更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者、同情者，加上新闻、电影的开放度，才有那么多反映青春期阴暗面的相关电影和新闻。从舆论上看，当今中国看似并没有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严重的校园暴力（虽然也爆出非常多，但是和整个舆论总局面比，校园暴力还是一个很边缘的问题，更缺乏像《告白》、《熔炉》（老师对学生的暴力也算广义的校园暴力吧）、《韩公主》、《怜悯》、《黑色18岁》、《惩戒者》、《妈妈不哭》这种震撼人心的影视作品），只是重视度不够罢了，很多人只当是司空见惯。一个不重视家庭暴力、校园暴力问题的社会，并不是家暴和校园暴力问题确实很轻，而是这些受害的妇女、儿童、青少年、老人、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已经被排斥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了，没有足额得到应得的教育或经济收入、没有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与既得利益者公平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充分的话语权，没有为这些弱势群体支撑的舆论阵地（或者虽然有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平台，但是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对）。相反，那些没有经受（或者受害很轻）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的人或者就是施暴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权力（不仅体现在工作中的对女性性别歧视，还有家庭内部财产支配权往往也在强势的男性一方，那些看韩剧或者都市剧长大的以为男人只能私藏“小金库”而女人掌控财产的人不要用“何不食肉糜”和断头王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去评价这种事）、政治参与权、社会文化制定权（例如儒家思想尤其程朱理学，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舆论主导权，加上自身身体优势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扶弱抑强、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这样环境中弱势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和不公对待很容易被湮没，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这些人并没有在校园暴力中受害，自然总体上改变它的积极性就不是那么强（当然一些人例外），甚至一些人不觉得它是错的，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恐怕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处于校园欺凌的被欺凌一方。”

    而我在《东周刊》上看到的这篇文章，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不过在日本，受校园欺凌的学生还可以得到救助，去专门接受受到歧视、孤立等各种暴力冷暴力伤害的学生的学校重新学习，即便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至少能够为受害者提供一种缓冲。而在中国，只能忍受或者退学打工，一辈子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当然绝大多数是往不好的方向改变，甚至有的一辈子就毁了）。像我这样有能力转学好几次的，是很少的。而且日本有人关注校园暴力问题，这些歧视和欺凌至少能够被大众看见，能够慢慢的去解决或至少缓解，而中国则没有。于是，许多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的苦难，都在众人的缄默、冷漠中，淹没在这个残酷的世间了。

    另一方面，连日本这样高度发达、很注重保护个人权利与安全的国家，校园暴力都如此严重，那么中国还要多少年才能将校园暴力压制在很低的程度呢？这必然是极为漫长的过程，可能是50年、100年，甚至更久。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有亿万未成年人会遭受程度很严重的校园暴力的伤害，不太严重的、只受偶尔而非持续性校园暴力伤害的，那就无法计数，恐怕说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都是乐观的。中国现在最令人愤慨的问题是，制度化防治校园暴力（及与校园暴力相关的网络暴力）的进程并未开启，社会公众参与防治校园暴力也还是空白，一切都没有开始。

    出院前夕，我还看到一则有关于教会性骚扰的报道，现在查不到在苹果日报看到的原文，但能查到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香港东网：“近日有教会爆出性侵丑闻，令人惊讶！团体“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性别公义促进小组”去年8月开始，于网上召集曾遭遇或见证教会内性骚扰的人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收回55份问卷，当中51%人表示加害者为教会同工或信徒领袖，54%人曾向他人求助。 

    调查中，64%受访者自身曾于教会内遭性骚扰，其馀为朋友或教友的经历。方式依次为“触摸，抓捏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体”(33%)、“强迫进行性行为”(17%)、“引起性联想的评语，玩笑或提问”(5%)。56%受害人目前已转到其他堂会或已没有再参与教会聚会，但仍有29%受害人留在原来堂会。”

    BBC也有一篇文章《宽恕还是反击 香港女基督徒举报教友性骚扰之后》提到该调查，分析更为细致，其中一些结论让人痛心而愤怒，我对这些结论感同身受：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发表报告，50多名教会成员声称，曾在基督教圈子遭受性骚扰，当中10人声称被强迫进行性行为，超过一半加害者为教会同工或信徒领袖。受害人身陷基督教的文化与体制之中，向教友或高层求助，反被指责没有宽恕的心，而加害者大多不用负责。   

    协进会邀请了当中5位进行深入访谈。在55份有效问卷中，三分之二没有留下联络方法，36%的指认来自朋友或教友的经历……香港#MeToo运动举步维艰，一些公开自己遭性侵的女性，在社会上备受质疑……加害者中，逾半为教会内有一定权力者，曹晓彤认为这反映“权力”是性骚扰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研究性别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何式凝指出，教会内权力者与一般信众关系并不平等，又重视“分级和谐”，一些信众会盲目顺从，认为教会高位的人掌握更多真理，提出不同意见的则会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掌权者习惯了权力，以为自己情欲表达具有认受性，并不会考虑受害人身心承受的后果，亦肯定受害人不敢发声，故为所欲为。”而就算受害者报警，在调查过程中也蒙受巨大压力，调查人员如果训练不足，不懂得控制受害人的情绪，会倾向不信任受害人，问一些难堪的问题，甚至反指受害人是否想诬告，令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

    本文中也举了大量具体性骚扰案例和细节，因篇幅问题，在此仅摘录一则，且省去具体性骚扰细节，如需查阅全文，根据标题搜索即可。

   文中举例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师黎明，是一位站出来实名举报教友性骚扰的基督徒……来自上海的黎明，从不讳谈六四、民主、港独等敏感议题，曾公开维护学生的言论自由。在公众眼中她敢言无比，但她曾经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曾在一个基督教组织内，遭一名男教友持续性骚扰。”而这位被化名为“陈先生”对她的骚扰行为包括强行握着她的手、强抱、强吻等，而且是多次、长期的性骚扰。她向教会反映，“希望他们向陈先生转达自己的意愿，但往往换来质疑、反问：“是否误会了、想多了？”……“为何你仍与他独处？”另一些则说会为黎明祈祷，希望主赐她有宽恕的心原谅陈先生。

    这让黎明深感宗教团体往往过于强调单方面的宽恕，却不着重为受害者寻求公义。

    “侵犯者说一声对不起、表现悔过态度，所有压力便落在受害者身上：为何你不原谅他、包容他、宽恕他？”

    即便在强吻事件之后，教友仍只劝黎明“不要放在心内”，无人出面制止陈的行径。黎明觉得，教友避免冲突、尴尬，担心破坏群体中友爱的氛围，宁愿追求“表面的和谐”。

    去年底，黎明撰文公开自己的经历，结果引来争议。不少人批评她破坏教会的形象，也怪她令大家不懂得如何面对陈先生。他们认定黎明在过程中有给予男方信号，有人更说她“收兵”（享受男性追求而不承认正式关系）……在其社交网站页面上，有人不点名批评她，指这种“不指名道姓又不报警”的“#MeToo”风气蔓延开去，或有人利用网络审判手段搏出位，或想搞同自己有私怨的人。亦有人指，“#MeToo”是一种“白色恐怖”，令“求爱不遂”的人遭网上欺凌。

   “当伤害事件发生时，大家不是把加害者视为冲突的源头，而是把申诉人视为矛盾的源头。”黎明对BBC记者说。”

   看上面的调查结论和案例，性骚扰的普遍和难以治理，是不是和校园暴力、网络暴力被忽视、受害者举报后的遭遇（就例如我）有惊人的相似呢？其中关于权力在性骚扰中的作用，是不是和精神病院中医护人员与住院者的关系很类似呢？护理人员相对病患的绝对优势地位、护理人员对病患的各种惩戒权力，和教会领袖对信徒的权力优势比起来，是不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而且，在黎明的案例中，她敢于就六四、民主、港独等敏感议题发声，却难以解决身边的性骚扰问题，也侧面说明了这种“微观的恶”比因公共敏感议题惹上麻烦的几率更高、更难以对付、更防不胜防。“阎王好哄，小鬼难缠”，对人们尤其弱势群体最大的伤害，往往并不是宏大的政治经济事务，而是日常生活中这些细微却如针扎般痛苦的受害经历。一个常在身边的恶霸、熟人中的流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骚扰与欺凌者，比政治迫害、制度压迫更具直接、现实的危害性。政治迫害除了坐牢的，大多只是偶尔被传唤、“喝茶”和被其他为难；但身边的恶人则是天天在一起，接触频繁，随时随地会被欺凌、骚扰。而且熟人、生活圈子中的恶人对被骚扰被欺凌者更加知根知底，更能够在周围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寻找到易被欺凌的“猎物”，更易抓住受害者软肋和把柄、攻击脆弱之处。所以人们对身边的恶人更不敢招惹，甚至噤若寒蝉、唾面自干。敢骂特首、总统、国家主席的，不见得敢回击老板、上司、长辈的骚扰与欺凌，甚至面对“平级”的同学、同事中的恶人、霸道强横者，都不敢且难以反抗。

    而且，弱势者反抗和发声，往往被污蔑为“神经病”、“妄想症”等，不仅影响人们对其指控真实性的看法。还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和污名化。例如韩国国家田径队队员崔淑贤（Choi Suk-hyeon）就因教练、队医等身边人的性侵、虐待，多次上告没有得到帮助，最终自杀身亡。据《纽约时报》报道了她生前的状态。“‘我真不想活了，’崔淑贤在去年7月时写道。‘我希望我走在街上被车撞死，或者睡觉的时候被强盗捅死。’

    崔淑贤说，她不知道自己是‘疯了’还是有‘妄想症’，她说那些施虐者就是这么说她的。”可见受害者发声后面临的残酷污名。

    弱势者不敢反抗身边的恶霸、管理者的情形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前南都记者文涛，在赴黑龙江采访“建三江事件”时，虽明知有危险，但仍敢深入虎穴做报道；文涛还因为采编关于艾未未的报道而被拘押70多天。而现今他身在中国，仍敢提及这些禁忌话题，并继续发表相关敏感言论、表达政治异见（哪怕相对隐晦了些）。但他还在推文中提过，他在90年代在北师大读书时，面对体育系组成的“抓风纪”队伍搞双重标准（即一边抓其男女学生谈恋爱，他们自己却经常勾搭女生的行为），文涛却并不敢反抗、吱声。文涛推文原文如下：“那时的校园风纪，还就对男女之事敏感。想起鄙校校卫队，多体育系，最热衷抓谈恋爱的，树林棒打鸳鸯，宿舍清查“拉帘子”。而所谓非法恋爱，体育系为甚，有时感觉他们专业搞对象，业余读大学，执法犯法，可以说是灯下黑，为毕业后参与相关工作做准备了。”而同样在90年代读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也有相似经历。很明显他们都没有选择反抗。连名校学生，且后来成了知名人士的人都如此，何况普通学生、市井平民了。至于反抗的后果，我自己在反抗校园暴力后遭遇的打击报复、受到的严重身心伤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身边的流氓恶棍式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圈子的成员，乃至网上一些圈子的流氓恶霸，对个体造成的恐惧感、压迫感是比独裁政权还要大的。

   此外，个体在隐蔽环境下所受伤害后，也普遍比群体被伤害更加无助，得不到温暖与支援，会因无处倾诉、缺乏舒缓、没有集体共担，而使痛苦感倍增。黎明在被性骚扰之后的遭遇和创伤，就是典型。作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我对此同样有切肤之痛的亲历。

     当时，我还看到报纸上提到香港一个未成年“巴士迷”遭遇欺凌事件。一位14岁的自闭症少年，遭遇同为“巴士迷”的青年人欺凌，被骑在身上殴打，据说此前还遭遇掌掴，即便他下跪求饶都还被殴打。这件事情因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拍下照片及录像，引起媒体关注。这和狭义的校园暴力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其实，99%以上的校园暴力行为都没有欺凌过程的照片或录像流出（这个比例有人质疑吗？），而严重程度往往不亚于大家通过一些欺凌者或公共监控拍下的视频中看到的。性骚扰、职场欺凌，以及精神病院中存在的虐待行为亦是如此。这三件新闻将骚扰与欺凌的严重性普遍性，以及公开与阴暗处暴力关注度截然不同的对比，鲜明的呈现了出来。关于隐蔽处发生的伤害的普遍及危害程度之严重，我在《思考》一文中也有论述：

    “很多人看见公共场合的恐怖袭击觉得可怕，可是，实际上在阴暗无人的角落（例如家里边，在卧室、厨房、卫生间或者锁着门的院子里，又例如学校的厕所、教学楼后面、学校外面后墙或者树林里、河边、废弃的烂尾楼，或者在晚上几乎没有人的时候的大街），发生的事往往比公共场合的更可怕更令人发指。尤其对于受害者来说，公共空间总是有获得帮助的可能，而且至少能让人看见对方对自己的暴行，而在阴暗角落则是完全无助的、绝望的、任人摆布的，在这种封闭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恐惧绝对比在公共场合要严重的多。

    而且，越是没有人（至少没有参与殴打的“外人”）的地方，施虐者就更能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的用各种毫无人性的手段来对待被欺凌者，例如烫烟头、用鞭子反复抽打、往身上头上撒尿等，在公共场合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但是却能在封闭环境中疯狂的不需掩饰的做出来。现在新闻媒体披露的一些新闻附有的照片或者录像，展示了一些受到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侵害的受害者身上各种伤痕，央视的社会与法频道就播出过一些案件，尤其妻子因受丈夫或其他家人虐待而杀死对方，投案后警方在她身上验出的男人带给她的各种疤痕。其他平面媒体和互联网上也有许多。例如引述过的李彦案中，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中就有她受家暴后的照片。

    而校园暴力中很多用砖头砸、乱踢乱踹、逼人下跪“认错”、扒光衣服、对着受害者撒尿等很多都是欺凌者拍摄的，网上可以很容易搜到相关信息。而事实上除了一小部分嚣张至极、完全没有法律意识和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的欺凌者，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拍照留下证据，即使少部分欺凌者拍下这些凌虐图片，也只会在小圈子内部传看，或者只是当做要挟被欺凌者不说出去或者有助于他们以后继续欺凌的胁迫手段，更不会传到网上变成追究自己责任的把柄，所以可以推测在阴暗角落实际受到严重欺凌的学生远远多于现在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平台爆出的。至于采取城管手册的“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方式打人还让受害者确实很痛而且饱受屈辱，那就更难被发现和惩治了。而且如果阴暗角落中的弱者身体弱乃至有残疾，如卧床的老人、幼童、盲哑或者肢体残缺的残疾人被虐待，更是痛苦难以言状，但是却又非常普遍（看看各种爆出的新闻，如家人的虐待、养老院的虐待、残疾人学校的内幕等）。

    我后来又看到《香港01》报道的特殊儿童学校存在的对儿童的虐待情形，非常可怕。在此摘抄全文如下（省略图片若干）：

“特殊学校虐童案再现　相关监管从无改进？

撰文：评论编辑室

2020-10-20 07:00

最后更新日期：2020-10-20 07:00

    《香港01》调查报道揭发，特殊学校「匡智会松岭二校」历年出现的多宗严重事故及虐童事件。实际上，特殊学校涉嫌虐童已不是首次发生。早在2013年，专为严重智障儿童而设的特殊寄宿学校慈恩学校，就被曝光怀疑疏忽照顾学童，导致漏喂药，甚至弄断学童大腿骨。然而为何七年过去，不仅慈恩学校在多重投诉下照常运营，类似悲剧更出现在其他特殊学校中？

    特殊学童较难对外界准确表达自己的不满和遭遇，正如此次个案中的文仔，手指受伤后不仅未能主动向母亲说出事源经过，即使向学校老师求助时，也并不能准确表达需求，反被再次拉扯手指。因此对特殊学童的保护更依赖于对照顾机构的监管。

    然而教育局现在仅依赖指引，规定使用约束或隔离前，需取得专业人士意见及家长书面同意。但由于指引欠缺硬性约束力，再加上指引将监察机制交到学校自身手中，建议学校自己定期就是用约束衣等个案作检讨和修订使用方法、准则等，让特殊学校连残疾人士院舍「作秀」般的巡查规定都没有，以至实际情况与规定大相径庭。正如匡智会松岭二校前职员透露，另一特殊学童乐乐被长期束缚于特别椅，以至身上大遍瘀伤，甚至虚脱，只是职员会在家人到访前将其放出，以至行迹得以隐藏。

官员任由问题不了了之

    特殊学童自我保护能力有限，政府层面的监管也不足够，相关机构的素质则依赖于服务使用者及其家人的投诉。然而，正如葛珮帆议员在2016年代表特殊学童家长反映称，举证困难及投诉处理程序欠透明让不少涉嫌疏忽照顾和虐童个案不了了之。只是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以至延祸至今。彼时，任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的张建宗只谈及为平衡保安及隐私需求，教育局无计划规定特殊学校必须安装闭路电视。他另一方面认为2012年开始试行的「优化学校投诉管理安排」（优化安排）检讨结果十分正面，并无拿出额外的改善投诉机制的应对。

    然而事实显示，闭路电视恰恰是此次揭发特殊学校虐童个案的关键。而所谓的优化安排并无助于家长申诉。比如匡智会松岭二校事件中的文仔和乐乐个案，都被警方指证据不足，终止调查。甚至此前慈恩学校的几宗涉嫌疏忽照顾个案和虐童个案，亦无人被拘捕承担责任，学校也未受到相应惩戒。

    有基于此，一方面，对于特殊学校的特殊需要，政府应积极考虑安装闭路电视的必要性。若是考虑到私隐需要，政府可与相关部门和家长代表探讨，影像资料的公开条件和准则等。甚至基于特殊学校的特殊性，应对其行政档案有更严格的监管。比如乐乐一案，警方在查阅护士的学生记录后，只能表示证据不足。

 

匡智会松岭二校宿舍内设置多部闭路电视，有前职员指，有员工会避开闭路电视镜头虐待学童。（郑嘉如摄）

政府已荒废七年光阴

    另一方面，政府应考虑设立独立的监察和投诉机制以打破目前的困局。对此，张超雄及郭荣铿议员曾提出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以参考申诉专员公署或平等机会委员会的模式，成立一个独立部门及投诉机制，赋予该部门法律地位和目标，专责处理与特殊教育需要有关的申诉个案，并加以突击巡查。独立部门可以作为跨政府部门之间的中介，避免因为个案因涉及不同部门，出现协调困难情况，同时在赋权足够的情况下，都相关机构起到监察和惩戒的作用，以保证学童权益。

     当然，特殊学校屡现疏忽照顾和虐童个案，更涉及到人手、资源欠缺的根本问题。很多时候，特殊学校的工作人员正因缺乏经验又或是人手不足，而更倾向于简单粗暴地使用约束衣约束学童行为等。比如香港特殊学校议会副主席石伟强坦言，行内人手空缺多达三成，长年有学校要聘请替假人手「撑场」。 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在大专院校开办更多以特殊教育为核心单元的人才培养计划。另一方面，对于照顾性工作，则可考虑如何吸纳家庭妇女等「非常规」劳动力投身。

    从2013年慈恩特殊学校疏忽照顾个案到如今，政府毫无改进措施，更无视这期间议员提出的监管和投诉不足的机制问题，可见政府的疏忽。一宗宗怀疑个案不只是简单的数字，更是一个个学童可能一生都难以弥补的心灵和身体创伤，政府既已荒废七年光阴，现在必须严正以待，针对特殊学校的监管和投诉机制加以改革，以避免悲剧的再生。”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不能只把能看见的、容易变成新闻焦点的可怕的事当成可怕，而对于看不见或者不能具体了解的丑恶现象不予关注。同样，我们不能只关注可能伤及主体人群的威胁（而且往往几率很低），而忽视对个体、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没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相反，很难被看见的、发生在较封闭或偏僻环境中的罪恶远远比在公共场所发生的罪恶情节要恶劣的多，因为没有舆论的监督和众口评价，所以才会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疯狂作恶。就像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各种监狱、集中营、战俘营已被广为人知的各种酷刑，就说明了在没有社会公众的眼睛和耳朵的监督，人性恶的一面就会被极度释放，给手无寸铁的弱势一方造成往往生不如死的伤害。当然，有时候即使部分阴暗角落的恶被发现，只要强势的欺凌者有足够的权力（尤其暴力）封锁消息、压制议论，也能让恶继续发生。”

    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是篇幅所限，只说这么多吧。

    13.关于精神病房虐待患者的案例举例及分析

    校园暴力如此，发生在监狱、精神病房等封闭场所的各种欺凌、虐待，何尝不是如此。在前面好几个新闻的联想中，我多次提及精神病房存在的欺凌、虐待病人的行为，就接着上文，在此举两个例子做一个集中的说明吧。

    例如知乎用户“莫f”（迄今520粉丝、4300多赞同、340多感谢、460多收藏，本回答有789赞同，146评论）在提问“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下所述的在北京安定医院的遭遇（为保持事情完整性，只好全部贴出，篇幅较长，被欺凌等重点言辞内容用粗体标出）：

    “我打算说出这件事。也算解决一个枷锁。2017年年末，我跟父亲吵架。吵架之后半夜。他打了北京安定医院的电话。然后把我绑走了。理由是我白天跟他电话里吵架的时候说了一句。你再这么逼我我就去死。然后挂了电话。当时我跟他不在一起。也不在北京。在离北京很近的一个城市。他半夜开了门强制给我带走。因为是强制。所以我连警都没报成。上了“120”之后。我情绪稳定了。想着跟他说说话。让他消消气。但是他一句都不说。到了安定医院之后。因为是急诊。只有一个“大夫”。当时我想跟这个大夫说话。结果他根本不听。(是真的不听)然后说是谁打的120。他说是他。当时那个大夫问了他大概10多分钟吧。然后出来就拿了收费的单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多想。我根本就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之后那个医生拿进去。里面出来一个护士，拿着针。当时我就感觉不对了。就要跑。结果门口有保安。拦住我。然后护士就扒我裤子。保安也在旁边，摁着我。给我打了一针。然后急诊旁边有个小屋子。他们就把我关在那里。大概1小时后吧。药开始起作用了。我就被带出来。架到三楼(我身体本来就不好。当时就没力气了)

    到了之后就看到一道一道的铁门。我进去之后被带到了一个屋子(叫兴奋室)大概就是二十几个床位。放在一个屋子。然后当时已经很晚了。我问护士。我住在哪，然后那个护士说：“没床位了。要不你在走廊里睡一宿吧。”然后指着地笑了两声。我发誓那是我人生中听的最刺耳的笑声。然后有一个老奶奶。(后面会讲她。)看我在那。就说要不你跟她一起睡吧。(就是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才14岁。然后凌晨3点。我跟她一起睡。(对了。半夜还接了尿。说要化验。里面一切的检查全是强制的。)第二天6点。我被吵醒。护士会在走廊里大喊名字。然后你就得起来。不起来肯定是强制。(说到这。想起来，进来的时候衣服什么的都被收走。包括所有的东西。然后给了我一个粉的像布一样的东西。特别破。(真的不夸张)头上都有监控。屋子里。完全没有任何隐私)然后简短点讲吧。6点起被抽了11管血。我本身就比较瘦。最后都抽不出来了还得抽。然后就被关进兴奋室。叠被等着“专家”来。8点了护士会推个车。拿药。不吃是肯定不行的。我一进去就看见有人被绑着。每个床下面都有“带子”像那种束缚的。我在那有个女生仅仅说她想出去就被护士绑起来。然后挂水。因为会被认定是“情绪不稳”。8点的时候一群人当面“专家”开始问我问题。我就说我是因为吵架进来的。跟家里有争执。结果那些医生听完什么都没说。然后我说什么时候能出去。见家属。旁边有个护工说你来的第一周可能不能见。医院规定。你不在这待1.2个月别想走。当时我就又气又不能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会被绑)那些医生专家每个就问几分钟。有的人根本不问。还TM看病。我看就是把人关起来喂药。(我生气是因为有个奶奶。里面唯一对我好的人。重度抑郁。那种地方正常人都受不了。)然后我讲讲白天。白天护士会在屋子里说话。根本没法休息。因为我是凌晨进去。6点检查。所以第二天困的睁不开眼。我说了二十几个人一个屋子。护士护工来来回回。到了第三天。我实在挺不住了。因为到了晚上灯是来着的。（黄色的灯）走廊的白灯都开。灯都会照进来。每天都有人打呼。我是有声音睡不着。被强制拉下去做核磁的时候我因为三天睡不着脖子抬不起来了。真的就是没力气。感觉精神彻底崩溃了。因为我想休息。但是那些护士，护工无时无刻会在屋子里说话。而且非常大声。聊旅游，聊吃什么。我拿纸堵耳朵都没用。有个护士看我拿纸堵着还特意更大声说。对了。每天不能喝水。起来之后。检查被拍到下午的话你就没有水。就是干脆水杯都不给你。到这聊聊吃的。吃的我在那8天。（最后我奶奶去付的钱）收了将近9000块。每天就是一碗榨菜。粥。早餐。午餐大概就一个菜？跟不好吃的那种。基本没法吃。说回来。我在里面我看医生根本不听你说的。而且确实睡眠已经让我要彻底崩溃了。我第四天躺着的时候感觉真的濒死了。我活到现在20年没这么清晰的感觉自己要死亡。而且我还对那里的傻逼专家们抱有希望。我担心自己由于睡眠不足。如果他们问我话的时候状态不好真被判断成有病怎么办。我就彻底出不去了。后来第三天。真的很巧。我被拉下去做检查的时候进电梯。看我了我妈。（我妈其实从小到大事不关己的那种，我手骨折都没反应）她看到我披头散发。穿个那么破的布。当时没流泪。但我第一次感觉她难过了。我这时候也知道她从老家过来了。我哭了，然她接我走。之后因为他们说见家属说我“情绪激动”。护士把我拽走了。晚上的时候护士发药。过来跟我说给我张电话卡。（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卡的。每次吃饭会有个IC卡一样的插卡电话，每次只能打10个人。每人三分钟。）说你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她跟我说我妈下午看我那样说怎么给孩子穿那么少。给护士站打电话骂她们了。所以她说让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冷。我当时想着先把卡拿了。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打电话的过程护士什么就在旁边）等到第二天。我再给她打。说为什么不接我走。她说问了医生，医生说没过急性期。不让走。我妈说孩子有什么病。要接我。他说谁签字送进来的只能谁签字接走。你是她母亲也不行。所以这种情况直到第八天。我奶奶知道了。然后赶过来。把他大骂了一顿。然后他们一起到医院了。签字之后我出来了。后来我出来因为没手机。去派出所报了警。警察说得去绑你走的地方。我又回了绑我的地方结果绑我的地方说那是你父亲我们立不了案。他是你监护人。我反问他我都20了还有监护人？他说“有”。他说这事我们管不了。你愿意就去起诉。出来之后也给几个报社打了电话。说跟上级反映结果不了了之。也发了微博。奈何从来不玩微博。想买头条不通过。事情也没受到很大的关注。对了。安定医院出来之后有个病历。我出来第一天低血压进医院了。怀疑是那些天给开的药的副作用导致的。然后病历上入院诊断是情绪冲动。出院诊断是精神障碍。除了这个所有的检查后面全都正常。

    我从出来之后低血压住院。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奶奶在我报警之后给我跪下了。说能不能别去。看警察不管在旁边还说你看他们不可能管。还说什么他毕竟是你爸。先讲到这吧。有点累。我只想说一句。他是畜生。不是爸。还有，北京最权威的精神病院原来能乱关人。强制的把一个20岁的女生关进去八天。而且不检查不诊断就喂药。最后为了逃脱责任就写个精神障碍这么个什么个虚词。呵呵。”

    希望看到文章的人能注意到，这位“莫f”是住在中国大陆最好的精神病医院之一北京安定医院，这就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精神病院之一的内幕。如果认为孤证不立的话，再举一个知乎用户“小h花”（迄今1500多粉丝，16000多赞同，2900多感谢，2700多收藏，其中本回答得到239赞同，78评论）在北京安定医院的经历（在提问“精神病院中发生过哪些细思极恐的真实事件”下的回答），重要内容仍用粗体标出：

   “有人说我是编的，不知道恶意在哪里，实话实说而已，附上住院那个手环吧，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如果有机会再附上缴费单。

（此处为住院手环照片，包括病区、床号、住院号、姓名性别、年龄、住院时间，姓名打了码）

手腕上青色的是抽血抽的，因为做无抽一手臂都是。

--2018.4.17

   安定医院，住院的时候17岁，现在18。全国最好的精神病院之一，躁郁症进去封闭二十多天，这辈子宁愿死，都不再住院治疗了。进去了之后，你的命就不是你的了，是你的家属和医生的，只要你家属和医生觉得你有病，你就是有病。

    认识了一个到里面戒毒的女孩，认知清晰，每天跟护士走的很近，人还算好，后来跟我们聊开了，知道这女孩是吸毒被母亲拖关系送进来戒毒的。她跟我说，这医院主要就靠住院和电疗赚钱。

    进去了不管不问，先打一针弗派，大概是一种情绪稳定剂，后面又打了几针，到了第三四天的时候，面部开始抽搐，舌头一直吐在外面，无法控制。那时候意识模糊，大多数护士   面色都不好，没有主动和人沟通，有护士问询过，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做电疗的时候，做电疗的医生说:“舌头怎么了？”然后看了下我的用药单子，跟旁边不知道是助手还是什么说，弗派针对非精神分裂的病人会有这种反应。然后给我停了。

    病区里面什么样的病人都有，认知清晰的，认知模糊的，从精神障碍到失眠，吸毒的，戒赌的，什么样的都有。

    病房里有个认知不清晰的十七岁女孩，做电疗做到整个手臂内测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总是在找护士护工借笔，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晚上一圈圈地在走廊上走。

    她找到护士，叫她们姐姐，跟护士报自己的床号，告诉她们自己吃药吃的太多了，头很痛，护士只是不耐烦地把她哄到一边，要不就是置之不理。后面忘了是因为什么了，可能是要对她做什么治疗，被捆了起来。我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被捆起来的病人的表情，她们被捆起来的理由各异，她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眼神空洞而绝望。

    不想说了，我现在在外面，过得很好。

    2018.3.29

    人渐渐多了，评论区也有好多在安定住过院的，再说几件事情吧。

    说护士态度好的我认为只针对认知清晰的病人，我刚做电疗那几天认知也是模糊的，基本上在床上躺了三天，起来了看到护士在护士站喝冰红茶，我不知怎么问了句:“可以给我喝一口么？”她们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我说:“你脑子坏了吧？”后面我认知清晰了，对我态度就正常了。

    印象里有四个医生，一个主人。医生态度都是一般，有一个医生很好，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病人都很温柔地对待，很负责。

    有一个男医生很恶心，经常吓唬不想吃药的病人，说不吃药会死之类的，病人在他值班期间闹了就随便绑人，不会过来安慰之类的。我们几个病友私下都说这个医生才是有病，绑人爱好者。

    进医院之前吃了很久的抗抑郁药，刚进医院就给我停了，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结果十分不适应，开始情绪低落到谷底，每天只想着如何出去，医生来查房了就跟她反应这个情况，但一直没有改方子。后来赶上一回主任来查房，我跟她说了，她让我的主治把抗抑郁的加上，才得以活命。因为这次突然而来的断药，自己的抗抑郁药又加量了。

    每天上午都要去娱乐室活动，这个评论区也有人说过了，是强制的，我也有尝试躲在病房里不出去，确实成功了。最无语的是刚做完电疗那几天，身体极其不适应，只想睡觉，还被护士喊去娱乐室，但护士看我站都站不稳，放弃了。

    有男病人过来搭讪，一个200多斤的胖子，我当时告诉了他我叫什么，后来没过多久就要我做他女朋友。真的很恶心，然后我跟护士反应，她们只是笑。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试着躲着不去娱乐室，听见他在娱乐室大喊我的名字，没人管。但被护士发现还是会被哄过去，然后继续被他纠缠，还好有个护工阿姨看不下去了，把我带到了一边，才得以解决。

    唉。。。世界真是荒谬啊。”

    而评论区有许多住过安定医院和其他精神病院的纷纷表示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情况，对于几个质疑者，答主也做了回应。这个回答很容易搜到，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很明显，由于住过精神病院的人普遍知识水平、心理状况、个人条件都很差甚至极为糟糕，因此能够在知乎写出、愿意写出自己或亲属在精神病院的经历的，是凤毛麟角，但即便凤毛麟角，都有约数百个回答提及了精神病院存在的欺凌和虐待问题（且仅仅只包括含有“精神病”、“精神病院”等关键词的提问下的回答）。而那些被囚禁终身、没有亲戚愿意接出来、医护人员也知道他/她不会出院的，永远都没机会说出精神病房里丑恶的人，那些护士医生会对他/她们做什么呢？有多少未知的《熔炉》那样的暗角存在着呢？

    这个世界看不见的角落，总是在发生着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许多事件酷烈程度并不亚于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中的许多具体案例，只不过前者每个个案中涉及的人数很少（如绝大多数校园暴力事件中只有一个受害人）罢了。而前者累积起来，肯定要比奥斯维辛、古拉格以及南京大屠杀受难者加一起还要多的。这些恶行大都发生在日常、发生在和平年代、发生在歌舞升平的大街外的小巷暗角、发生在外表清纯的未成年人的小圈子里、发生在“治病救人”的精神病房里……

    相对而言，我所呆的香港精神病房，的确算是精神病房中的天堂了。例如我至少还有几张报纸和电视新闻可看，后来还看到了世界杯（当然我并没心情看）。而大陆大多数精神病院哪有这些呢？但精神病房就是精神病房，即便是精神病房中的天堂，也不会有人愿意待在那里，因为没有自由。

    关于看到香港报刊杂志及电视新闻后的联想、评论，就只说这么多吧。再重复一遍，这些思考绝大多数都是在出院之后，准确说是安顿好之后才想到的。在医院里，看报刊杂志和电视新闻的时间很短，绝大多数时候还是焦虑的在病房里来回的踱步。

    我之所以用如此长的篇幅写以上这些新闻及其关联的问题，一是想通过这些新闻，进一步阐述和强调校园暴力问题、网络暴力问题、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权利被侵犯问题的严重性、关注和解决的必要性；二是希望借这些新闻，表达一下我对中国许多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观点，表明我的价值观，也尝试对解决相关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6.真的就这么“适应”了吗？

    从吃饭到睡觉，病房日常的基本作息，看起来我似乎已经适应了，是吗？显然并不是。与其说是“适应”，不如说是一种“忍受”和“顺从”。面对精神病房强大的制度压制，面对这个制度坚硬的部件：医护人员、封闭的病房、一系列管理和惩戒措施，我柔弱的肉体只能选择忍耐服从。但这种服从更多是外表的、强迫下不得已的。相反，以前相对自由散漫、有尊严和权利的生活一下子被改变了。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言论自由、通讯自由也被严格限制或说部分剥夺；每天低三下四求护理人员，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充分表达喜怒哀乐，不能释放七情六欲，相反要接受从起床到睡觉、吃饭到吃药的各种管制，还要在洗澡后赤身裸体在护士面前护士换上衣服，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被剥夺了，自由生活、自由选择的权利也被破坏了。

    经历了这种由有自由到无自由、有尊严到无尊严、有权利到无权利的改变，我的心理状态、思想意识都被强行扭曲。就像原本健康的胳膊被他人拉的脱了臼、自由伸展的腿被暴力拧弯，我的精神也被外力强制弯折了。精神弯折的结果，就是比没有被关进病房前更加浑浑噩噩，在陌生而封闭的环境中紧张而焦虑，在各种约束管制下精神萎靡不振，思维和反应能力进一步下降。精神的萎靡和脆弱，连带着也导致身体更为虚弱，有时感到身体疲累和沉重，有时又觉得整个人很麻木和飘忽。

   当然，我前后只在精神病房待了23天。如果呆230天、2300天，会是怎么样呢？会真的疯癫、驯顺、痴呆吗？就像我看到的病房的重病患者那样，每天只吃饭和拉屎撒尿、像僵尸一样在狭窄的病房里来回踱步，像猪圈里的猪猡在封闭的病房呼呼大睡，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毫无生气的活着吗？我想90%会的。即便一年半载内精神没有失常，恐怕也很快就从内而外完全服从精神病房的纪律和作息，反而不能适应病房外正常社会的生活了。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布鲁克斯，他宁可在牢里劫持狱友换取加刑，也不愿意被释放，因为他已经被监狱“体制化”了，也就是完全适应且无法离开监狱的生活体系了。相反，布鲁克斯无法适应监狱外的自由生活，出狱后最终还是自杀了。精神病房同样是将人“体制化”的机构，而且比监狱对人的精神重塑的更彻底，因为“精神病房”不仅限制人肉体的自由，还要“矫正”人的精神。只是，这种“矫正”，究竟真是在矫正，还是在破坏人追求自由的灵魂和精神的本真？

    被关到精神病房对我造成的伤害还不止这些。入院前我向法官申诉时，就提到住进精神病房会导致污名化的问题。而事实上，尤其对于不太了解精神疾病问题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总是会对住过精神病房的人标签化为“精神病”，无论最后诊断结果是什么，歧视和污名都会形成，并如影随形般影响住过精神病房的人。

    另一个连带的重大影响是，我被关到精神病房后，我的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活动就被迫中止了。在病房内，人身自由全无、通讯自由受限，根本没有办法像被关押前那样去各机构和媒体引发关注。期间，职工盟的林祖明先生来探视过我，他就告诉我，然后现在联系媒体，媒体都说因为我的事情发生在大陆，找不到其他当事人，不方便采访。本来我想通过割腕自杀引发媒体关注，促使社会重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结果现在不仅没能引起关注，我反而失去自由，在精神病房受罪，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面对被关进精神病房导致的直接伤害和间接损失，我只能选择忍受，没有任何反抗余地。连表达生气、愤怒都不可以，因为会被看成发病，就更难以争取到早日出院。我在以前遭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时，还可以表达愤怒、发泄情绪，甚至不满意大陆警察都可以投诉、提出异议，但是在病房，什么反抗言语和行为都不能做，做了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这对于我这样性格执拗的人来说，是屈辱，是折磨。但这一切最终还是忍下来了。

    除了吃饭、吃药、洗澡、看报、睡觉，从早上7:30到晚上10:30，15个小时中，大约12个小时都是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或者偶尔在床上坐一会，然后坐不住又开始踱步，脚都被拖鞋棱磨破了，但还是得踱步，因为躺床上一动不动更难受（还有护工劝说我不要来回走路，我心想我枯坐在床上，什么事都干不了，没有任何转移注意力的工具。焦虑紧张，非得真疯了不可。所以还是选择来回走路，然后护工也没说再什么）。如此死气沉沉的生活，就这么一天天的熬着。

    因此，所谓“适应”，只是放弃了反抗，变得相对麻木和驯服罢了。事实上我根本不能真正适应这样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内心总是想着早日出院。

   （三）“被入院”容易出院难--残酷的滞留、身心的挣扎、痛苦的思考

    1.和主治医生谈及自杀问题；我个人关于自杀问题的想法看法

    我和主治医生陈医生的谈话，平均两天一次，除了第一次，每次不超过20分钟，有时不到10分钟。

    我因自杀而被判强制入院，自杀问题当然是医生询问的重点。在玛丽医院被问询是否真的想要自杀，我诚实回答是要自杀；后来又被问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是否还会自杀，我说还会自杀，结果就被强制送到精神病房里来了。因此在和病房的两位医生谈话时，我吸取前面这两次回答的教训，只好违心的说，我不是想自杀，只是想通过在中联办割腕引起媒体对我的事情、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而如果我出院，也保证不会再自杀了，而是会好好生活下去。事实上，我当时很清楚，会大陆会不会自杀，取决于环境而不是我自己。

    这真是很荒唐的事。为什么香港、大陆的精神卫生体制和医疗理念，非要逼人撒谎呢？自杀也应是个人的自由，人应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关于自杀是不是个人的自由，人类已经争议了很久。我在前面第三章的第一节，已经很清楚的阐述了我为什么要自杀。而在我其他文章如《自述》和《个人情况说明》中也都有背景提及。我本不想死，但是理想的破灭、维权的挫折、社会的残酷、生存的艰难，都把我逼向了死亡。我已经承受了太多，从幼时的家庭暴力，到中学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我常年生活在痛苦之中。好不容易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还是因谣言和歧视倒在了高考的终点线之前，功亏一篑。此后，整个人焦虑抑郁，濒临崩溃。无奈下我选择上互联网逃避现实，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相对友善如避风港般的朋友圈，又被一群流氓恶棍侮辱和逼走。我住在自己的出租房里想逃避社会，家庭又突生变故，父亲中风，我生活越来越拮据，再拖也拖不起了。于是我鼓足勇气，奋起维权，投身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社会运动，却四处碰壁，遍尝世间冷漠。我尽力抗争了，可力量微弱，总是受屈和吃亏。这样没有尊严的、身心饱受折磨的活着，有多少意义呢？

    我前面提及了自杀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理想，为了抗争，为了做防治校园暴力领域的殉难者，如布鲁诺、释广德、帕拉赫那样。不过我没有那么光荣伟大，我为防治校园暴力奔走呼号、我的抗争、我的自杀，也是对生活绝望的逃避。

     就像古今中外的许多革命者，是不是完全是因为政治理想而参与革命、为革命牺牲呢？或者说，政治理想又发自于什么？毫无疑问，不只因为使命感正义感这些，有时就是因为把它当作精神寄托罢了。就像有些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许多也是中下阶层，他们并不见得真的理解民族利益和民主自由的本质和意义，很多时候只是以民族自豪感和参与政治运动掩饰生活中的失落。以政治理想代替一般的生活追求，是对生活琐碎与不满的下意识逃避。

    我想到《纸牌屋》第三季中的一段剧情。剧中女主角、第一夫人克莱尔去营救因宣扬同性恋权利而被俄罗斯逮捕的美国人科里根。克莱尔劝说科里根，签了认罪协议，但科拒绝签署。克莱尔劝他要懂得妥协，他却说革命者是不能妥协的。看到这，科里根就像一个争取LGBT权利的革命斗士，视死如归，宁愿关在俄罗斯监牢也不放弃政治理念。克莱尔为了进一步劝说，就留下来和科里根长谈。克告诉科，他的丈夫在美国等待着他，难道不愿意回去吗？科才开始吐露心曲：他和他的同性恋丈夫，感情并不和睦。从一开始的情投意合，到后来和许多异性夫妻们一样，生活一地鸡毛，乃至互生嫌隙。于是，科更投身于同性恋权利的宣传，甚至跑到明知有被捕危险的俄罗斯。谈完后，克莱尔睡着了。一觉醒来，科里根用克的围巾上吊自杀。然后，在普京和安德伍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莱尔拒绝粉饰俄罗斯的粗暴拘捕，声称科里根是为了信念，不甘屈服才自杀身亡，将科塑造为烈士。这样说道理上自然说的通。但前面那段对话，科里根的个人生活，与他投身政治、冒险赴俄、最终自杀，又有何种关系？

    政治，是宏大的东西。投身其中，可以给人以力量感，哪怕人本身的力量并没有实际改变。全情的投入政治，有时可以忘却生活的艰辛，至少在精神上，成为逃避部分零碎却也重大之烦恼的港湾。而为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而牺牲，也是比普通死亡更有崇高性的死亡方式。对饱经创伤、无法抵御现实各种伤害的人，更是一种感觉上超值的解脱。

    所以，就说到我自己了。我的政治抱负、社运行为缘自何因？政治理想有几分纯洁性？十几年阅读积累的知识与价值观，和生活中遭遇的挫折与创伤，哪个是最重要的社运驱动力？而挫折与创伤这部分具体如何驱动？是因同理心和权利意识觉醒而投身社运，还是为逃避继续受挫而把身心由日常生活转向革命与社运？我在中联办割腕自杀的举动，是为了理想殉难，还是因生活绝望而选择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方式自我了结？

    说件我自己遇到的事情。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家里很困难，我乘车去了几十公里外的安阳市贷款，联系到了浦发银行一个经理办信用卡。办卡还需要开一个收入证明，我打印好证明，然后和父亲去他工作的医院盖章。医院办公室推给财务科，财务科却说父亲两年没有上班，拒绝盖章。其实，我父亲作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正式工和临时工现实保障差别巨大），始终有权利享受与职称相称的保障和福利，还有正常存储的每月近400元（工资的12%）的公积金。虽2015年中风后没上班，但是都在医院工作快要20年了，以前是医生，后来因发生一段家庭变故而离职（这件事发生在1995-1997年，当时闹得很大，滑县许多人都知道），回来后只好去了后勤。当然职位一降低，变成个“扫地的”，财务上就看不起和借故刁难了。其实恰恰是因为生病没上班，才急需盖章办卡取钱救急，我也能多一点生活费继续维权。还有，听我父亲说，医院在我父亲生病期间，没有发病假工资。而按《劳动法》规定，“前6个月病假工资按80%发放、6个月以上按65%发放（按10-20年工龄标准）”，等于医院在2015-2018年间扣发了我父亲至少5万元工资，即便抵上三年间需缴纳的五险一金约一两万元，也还有三万多没有发。还有关于事业单位病假工资发放的其他规定和政策，与《劳动法》大同小异，都要求单位发给长期病假职工类似比例的工资。但医院却根本不执行，我劝我父亲去医院要这些工资，我父亲说肯定不会给。当然，这种明显违反《劳动法》和事业单位职工病假工资发放相关规定的行为，在小县城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连在职工作人员都欠薪，何况请病假的。但因此从情理上说，医院更有义务盖章帮忙以解燃眉之急，财务科主任只要同意就行，也不会给医院造成什么损失。然而不管我父亲如何恳求，各种说好话，科主任都不给盖章，这就是权力。然后，没有收入证明，信用卡自然没有办成。后来浦发银行的那位经理都说医院不近人情。

    走到楼梯口，我忍不住“你妈那个逼”喊叫着骂人，我父亲赶快让我小点声，说我骂了之后医院就会找他（我父亲）的事（也就是找麻烦）。我当时还不很理解骂几句怎么了，后来才越来越体会到“人在屋檐下”的怀惧。我父亲想必是深知单位的各种整人手段，才如此谨小慎微、担心报复吧。但难道我想骂吗？我也在想，自己本来学习优良，一表人才，如果没有那些校园暴力，我会在211或985院校里和同学们一起研究政治、历史和社会，举止温文尔雅，才华横溢，是国家的柱石、时代的希望。可如今的现实却是，我在这跟泼妇骂街一样的说脏话、大喊大叫。而且也不是一次了。短暂的几次回家或去父亲、奶奶住的医院（爷爷已经于2016年去世），跟小时候对我长期殴打虐待、实施家庭暴力的姑姑见面，又多次激烈冲突，在医院大庭广众下打的不可开交，她力气大我打不过，最后我把水果刀都亮出来了。我什么时候变成穷凶极恶的歹徒一般了？2017年初，我在上海，因为父亲暂时接济不上，我差点流落街头，不得不向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人借钱……然后一些事现在都感到羞愧不安。例如我母亲连一千块钱都不愿意给，我回不去只好编造说是要给别人堕胎（实际没有这回事，然而那时我就完全不要脸撒谎了。我当然知道现在说出这些对我名誉有重大伤害，但是我还是愿意坦诚过去的一切），最后还是没有给。我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尊严、礼仪、修养，我全都没有了。还不得不撒谎。这样一个人，还活着做什么？活下去只会重复这些粗鲁和肮脏的言行，一步步堕落下去。我不想堕落，不想变成我看不起、看不惯、受不了的人。可我抑郁症日益严重，没有能力改变自己，那只有死亡才能避免堕落、不让自己再这么没有尊严的活下去。（除了以上的例子，我在《自述》中也提及我遭遇的很多让我为自己行为而痛苦、愧疚的例子，篇幅所限，在此就不记述了）

    知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中，根据动机将自杀分为四种：1.利己性自杀；2.利他性自杀；3.失范性自杀；4.宿命性自杀。从定义看，四种自杀动机有些互斥，例如利己和利他性自杀。但我倒是感觉，这四种自杀因素我全都或多或少的具备：我既处于与社会的相对疏离状态，受到歧视欺凌，因此感到孤立和痛苦（符合1）；又希望以我的死唤起社会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运动的殉难者（符合2）；面对丑恶的、颠倒黑白的、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丧失了生活的信心（符合3）；中国没有法治与自由、在专制压迫下弱势群体处于欲喊不得、欲逃无路的绝望境地，我活着的痛苦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符合4）。涂尔干当然不鼓励人们选择自杀，但他的理论清晰的阐明了人选择自杀的各种动机及其在情理上的自恰性。我自杀的理由难道不充分吗？我活下去的意愿，远不抵选择死亡的动力。我自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必然选择。

    我无法忍受歧视与欺凌，不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受辱吃亏；也不想再有那种厚着脸皮撒谎以免流落街头的行径了。在《自述》中我已经很清楚的讲了自己在家庭和学校遇到的许多次伤害，本文也提及了遭遇的包括网络暴力在内的谩骂威胁，以及维权和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过程中的各种挫折和打击，在此就不重复了。我抗争断断续续有十年，维权也近两年，结果还是失败告终，我难道不应该选择殉难、以死明志吗？不应该用生命的代价表示为呼吁烦防治校园暴力事业付出了牺牲吗？历史和世界上有多少人为了摆脱迫害和追求真理而自杀，除了前面提及的释广德等人，还有因同性恋倾向被迫害而自杀的艾伦·图灵、无法承受经历和目击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强奸惨剧而自杀的魏特琳、在文革期间遭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而选择“自绝于人民”的数十万乃至更多的知识分子及工农大众、希望从极权压迫的痛苦中解脱而自焚的一百多位藏人……淹没在历史中的男女自杀者有千千万万，知名的也不胜枚举。我就是想像他/她们一样，有尊严的、有价值的、壮烈辉煌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至少少受些痛苦，为什么不可以？我适应不了这个残酷的、充满不讲理、暴力、谎言、不公平的社会，想一劳永逸的摆脱，为什么不可以？其他人有什么权利阻止我自杀？有什么权利因为“担心”我自杀，就把我关在精神病房让我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令我饱经创伤后再受折磨？

    还有，难道我愿意死吗？如果中国有充分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遭受校园暴力后，学校、教育机构和公安司法机关都能够负责任的、合理合法的处置，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惩治校园暴力加害者，让各种欺凌、歧视、殴打、威胁不再发生；对于网络暴力，公安司法机关、通讯运营商、社交网站能够坚决打击，通过社交账号查到实施网络暴力的个人，涉嫌违法犯罪的严惩不贷、并且消除给我带来的不良影响；对我与他人的纠纷能够积极处置、合理裁决，对于侵犯我利益的人坚决依法惩处（反过来我违法犯罪也一样）；社会能够对我这样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因家庭冲突频繁且严重的无法在家生活、因外部伤害无法正常学习和工作、导致抑郁症、不能融入社会的人，给予基本的福利保障和适当的补偿……我当然不会自杀。可现实却是，我在八个学校中的六个都遭遇校园暴力，其中在两所学校极为严重，我自己反抗过却因势单力孤而失败，反受更大伤害；我也从班主任到校长再到教育局都求助、上告了，可是遇到各种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根本不能阻止校园暴力继续发生。至于网络暴力，现在网上比比皆是，绝大多数报案根本不管，没有警察肯去查造谣诽谤、传播他人隐私的人（例如查IP地址和他的基本信息，并追溯到现实进行处罚），而许多受到网络暴力攻击的人则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至于私力救济，我缺乏权钱和人脉，当然也无法做到。这些年我即便躲在出租屋逃避社会，或者去陌生之地旅游，时不时还会遇到不平事而难以解决（就例如前面提到的在一个答题圈的遭遇）。而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之低、更是世人皆知的事（以及许多人不太知道的申请保障和救助之难）。我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更没办法体面而有尊严的活下去。在本文前面（后面还有）及《自述》中我已经举了自己在恶劣境况下我现在愧疚不已的行为了。在一个黑暗的、不讲理的、恃强凌弱的社会，我自己也免不了沾上脏污，生不如死，还有什么勇气活下去呢？

    说句激烈的话，假如对我实施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人都能很快被惩罚，该抓的通通抓起来，犯罪的严格按照法律判刑关进监狱，而且能够保护我以后永远不再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及其他各种伤害和打击报复、不再受任何欺凌，谁找我麻烦就百分百“法办”谁，再给我100万人民币（美元欧元更好，给我更多我也不反对），那我肯定不会自杀了啊。这当然是气话，但是本质的确如此。一方面不给我提供好的生存条件、基本的法治保障，一方面又不让我为抗争而死，这是怎样违背人性的逻辑？

    可是，香港的精神科医生和法官却以阻止我自杀为由，把我强制判入精神病房；精神病房的医护人员也以担心我自杀为由，把我强制关在精神病房。这不仅是对人自由的剥夺，也是对人天性的扼杀。而在大陆，同样会以一个人可能自杀为由将他/她关押在精神病房，关押几个月、几年，甚至终身。这就是东方式精神卫生体制的保守和陈腐：宁可让人痛苦的活着，也不允许他/她有尊严的死去。相反，在一些西方国家，安乐死已经扩大到许多无法承受心理创伤（而不仅仅是身体上患了绝症）的年轻人：在荷兰，一位遭受性侵犯后患上PTSD（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的20岁女性被允许安乐死，结束她痛苦的生命；另一位荷兰的29岁姑娘，也因为“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伴随着严重的焦虑症、妄想症及强烈的自杀倾向（多次自杀未遂）”，最终被允许安乐死……而荷兰现在又在起草新的法律，准备进一步放宽安乐死的适用范围，允许那些认为生无可恋、再活着没有什么意义的人选择通过安乐死结束生命。除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新西兰也都允许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而且是主动性的安乐死）。2020年2月26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德国《刑法》第217条禁止商业化安乐死违宪，因此被当庭立刻废止，判决法官明确指出：“根据宪法，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死亡。”这才是人本主义的医疗态度和手段。当然，这些案例和提案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但最终人们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以致修改相关法律，而不是逼迫她们痛苦的活着，更不是把她们强制关在精神病房让她们丧失珍贵的自由与尊严。这就是东西方人文理念的差异、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差异、是服从社会与集体的价值观还是遵从个人意愿的差别、遵循传统扼杀人性还是发扬人道尊重人权的差距。东方文化影响下的这种压制性的、陈腐性的、反个人主义的、保守性的社会风气和精神卫生理念，伤害了多少追求自由、尊严、宁静的生命啊。即便作为东方之珠的香港，个人的意志也被制度的高压与传统的惯例所剥夺，一个人生还是死，本人却不能做主。这些包括警察、医护人员在内的保守而愚昧的国民们，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在乎），什么是生不如死；他们不知道，对有些人来说，自由、尊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比生命还重要。

    东区医院精神科医生逼人撒谎的行为很可恶。强迫人痛苦的活着而不让人有尊严的死去的社会理念和精神卫生体制，是必须要改变的。

    2.关于联系家人问题的麻烦与拖延；我父亲试图来港过程中的波折；对香港医院严重的官僚主义、繁琐误事的形式主义问题的评析

    我没有想到，关于联系家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竟然成为影响我在精神病房滞留时间延长的最主要因素，将我出院的时间延迟了两周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麻烦，我很可能十天左右就能出院，而不是在精神病房被囚禁了23天。而且中间医生还出过一次严重差错，如果不是我及时发觉和纠正，可能我还要待更久才能出院。

    ①关于医生联系我家人问题上医院荒谬的规定及造成的后果

    两位陈医生都告诉我，需要和我家人联系，有了家人对我精神状况的佐证，才能够确定我是否可以出院。关于由家人影响甚至决定住院者能否出院是否合理，我后面还要分析和举例讲述，不过这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先说医生与我父亲联络的曲折过程。

    我已经说过，在入院第二天，那位男陈医生就已经记下了我父亲的手机号。再后来两天，主治医生女陈医生也记下了我父亲的手机号。但他们并没有与我父亲联系。我告诉女陈医生，说可以把我自己的手机拿来，让她和我父亲通话，但是她不同意，说医生是不能使用住院者的手机联系家人的，这违反医院的规定。我后来又问她，能不能用她自己的手机联系我父亲（我相信大多数香港人的手机卡都能打国际长途），她说这也是不行的。我当时就气的不行，却又不能发作，一生气她就会认为我在发病，更出不了院了。而医院的办公电话又无法打国际长途，这事就耽搁了。从此我的出院进程开始了漫长的拖延。

   我没有想到香港医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如此严重，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既然你们想要通过我父亲了解我的日常精神状况（虽然明显没法了解日常状况，我好几年都不和家人住一起），那就应该想方设法联系到我父亲，无论是用我的手机，还是医护人员的手机，或者东区医院任何一部能打国际长途的手机、固定电话。医护人员的和我的手机都在病房放着，用一下非常便捷，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肯用呢？不符合规定？有明文规定说医生不可以用个人手机或住院者本人手机联系住院者家人吗？如果没有明文规定而只是约定俗成，那为什么不可以变通一下？如果有这样的明文规定，荒谬不荒谬？后来这件事拖延了两周，我就在想，如果是监狱，会不会因为一些技术性问题，就额外将罪犯多羁押两周？我在精神病房没有自由，每天受各种管束，甚至偶尔还受欺凌，还要和各种精神病人呆在一起，估计比在香港坐监狱都痛苦。然后就因为医生不能用个人手机或我的手机给我家人打电话，就让我在形同监狱的环境中多关押两周？这是负责任的、人道的行为吗？说句难听的，让医生和护士与我换换位，他们住在病房被管制，吃饭睡觉整齐划一，每天穿着病号服无所事事、趿着拖鞋来回踱步，看看他们能坚持几天、受不受得了。

    ②我父亲试图来港的波折

    这时，女陈医生又问我父亲能不能来香港，我说我也不确定，需要和父亲再联络一下才能知道。她的意思应该是，如果我父亲能来，就更能说清我的情况，而且如果我可以出院，就由我父亲直接领走，比较安全。其实，如果我父亲很容易来香港，我也非常希望我父亲来接我。

    但现实是，我父亲来香港有很多麻烦。1.他没有港澳通行证，如果办理至少需要几周时间，在县城更麻烦，办加急的也不见得顺利（后来问了果然如此）；2.他还要和我姑姑一起照顾我奶奶，我奶奶完全瘫痪在床，且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吃拉睡全都要我父亲和姑姑照顾，家里离不开人；3.我父亲中风未痊愈，行动不便，身体虚弱，且有再次中风或突发其他疾病的风险，不方便千里迢迢来香港。4.家里非常拮据，我父亲来港要花很多钱，他舍不得。

    不过那时我着急出院，虽然知道这些，但还是很希望父亲能够来香港。于是我给冯爱玲女士打电话，告诉她让她联系一下我父亲，而且再来探视我一下，我用她的手机给父亲打电话。

    冯女士联系了我父亲，但是她说我父亲告诉她，公安不让他来。我当时以为因为我在中联办割腕，所以他被稳控了。但是听起来好像又不像，因为没有提及具体有什么维稳措施如警告、拘禁什么的。过了两天，冯爱玲女士来探视我了，我才和父亲直接联系上。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是觉得香港这个地方非常特别，一般人是来不了的，大陆政府不会同意让他来。我父亲自从96年那次离职事件后，二十几年来与社会脱节，加上后来脑中风，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所以对赴港旅游问题一窍不通。于是我只能慢慢的、大声的（他听力不好）、重复着给他解释，告诉他只要办个港澳通行证就行了，最好能以探病为由办个加急的，让他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局询问。然后探视时间到了，也就没办法继续说了。

    前面已经说了探视非常麻烦，所以冯女士只能一周来一两次，其他时候只能用病房的电话联络。我只能通过冯女士做中间人，了解我父亲那边的情况。而我父亲本来听力就不好，冯女士说的又是香港口音的普通话，加上我父亲具体内容表述不清，然后冯女士再传过来，和我父亲想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了。这种麻烦没经历过的很难体会，最大问题是容易耽误事。

    经过几次联系，终于大致知道，我父亲那边说需要香港的医院开具一个证明。于是我告诉女陈医生，她说会开一个。过了一两天，她开了一个英文的信函，我也没注意写的是什么，应该就是证明我在这住院之类的。但是这时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发的图片传不到他的手机上，这可怎么办？我想了半天，感觉只能把图片发给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让他们帮我把图片保存，想办法联系到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再找有微信、QQ的邻居或朋友来接收图片，然后再打印出来交给公安的出入境部门。至于为什么我不自己做这套流程，因为在病房里我平常不被允许用手机，没办法长时间等我父亲找到邻居朋友接收。在通讯自由受限的情况下，就是这么麻烦，还会耽误事。许多政治犯被关进监狱的附带伤害就包括没有通讯自由，与外界联系被切断或严格限制压缩，很多重要事情都被耽搁。

    然后，又是经过再三的恳求，他们才允许我坐在餐厅使用自己的手机半小时，将证明信拍照和发给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被允许较长时间的使用手机，而且还被他们看守着。

    ③首次被允许使用手机上网，联系外界

    这时我已经有一周以上没有使用手机了。打开手机，我立即拿着证明信拍照，再拍一张我手持证明信的照片，期间还被护士说不要拍到其他人。拍完之后，我请求护士能不能把照片发给朋友，让他们转给我父亲（这就有点自我审查、习惯性服从的意味了），他们同意了。于是我打开微信，迅速简短的把自己因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在中联办割腕自杀、被关到东区医院精神病房的事，告诉为数不多的几个相对熟悉和见过面的人（前面已经说了，我以前求助过那么多人，但是得到回应的、值得信任的，少之又少。而且很少的人中也大都也没有加微信，发邮件则等不及）。这几个人包括南方周末的C记者、湖南异见人士陈女士、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的钟记者、一位在香港上学的女权活动人士武女士、河南的一位维权者刘先生……

    其中C记者我最熟，前面提到我和他有过十几次邮件往来，他还和我见过面，在咖啡馆请过我一次，有一次当面谈话。本来曾经有一次契机，他要报道我的事情，但是我犹豫了一下错过了。后来我再三恳求他报道我的事情，他却又不愿意了，机失则不再来，我丧失了被南周报道的唯一机会。他的拒绝也是我不得不来香港的一个动因。现在我第一个想到他，就把情况大致告诉他，他就说“你太不冷静了（我走投无路了怎么冷静？）”，我问他能不能转告一下我父亲，把我发的证明信图片转给父亲，他问我为什么不找家里的亲戚，我心想我家亲戚都是老家农村的，早就不怎么来往了（除了我祖父去世时，还有我父亲中风期间短暂来过，也并不是情愿），据我父亲说有些亲戚还和我家有矛盾、各种嫉妒（虽然我家现在都一贫如洗了，但全家毕竟都是事业单位的，反正这些亲戚的心态就是“恨人有笑人无”）。我当然没办法说那么多，只能说联系不到，希望C记者帮帮忙。他说这不行，他做不了，还是让我自己联系家人。估计是因为看我说在中联办门口割腕，他担心自己牵连上政治麻烦吧。然后我发现他迅速把我拉黑了。习近平时代，舆论管制急速收紧，新闻界人人自危，生恐和公民运动、政治抗争问题沾边（虽然我当时并没反政府，自杀时还带着国旗，是和平请愿），他这样做也是能够理解的。

    然后我又发给了陈女士，并且希望她帮我联系媒体，把情况公开在互联网上。陈女士又让我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当即就同意替我把信息发到推特上。然后我才想到搞一个群组，把几个人拉到群里。那位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快就会给我父亲打电话。后来他还问了很多，但是时间有限，我没办法一一回应。而另两位的回应就非常谨慎了。当然，我也能够理解（除了理解，别的以后再说吧）。此外，我还用短信把信息发给了另一位社运人士，同样请求他联系我父亲。然后时间就到了。如果我写一份然后复制粘贴就会省很多时间，但是当时着急忙慌，脑子乱成一团，就一个个的回复，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转眼就半个小时了，护士要把手机收走，我只能关机，把手机交给护士。至于接收到我信息的人究竟发不发、是否联系我父亲、能不能引起媒体关注，我就完全控制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

    然后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我给冯女士打电话，让她联系我父亲，她给我父亲发了短信，但是没有回复。我后来从我父亲那里才知道，当时他正在托人打听情况，试图让其他人来香港救我出去。

    期间，我还接到我高考报名学校王老师的电话（正巧在我用手机时打来），说我父亲联系不上我，问我在哪。我只说了在香港医院，希望老师转告我父亲。这位王老师几年间在我报名考试方面帮了不少忙，我何尝不想争口气呢，但却没办法正常考学。有时候我的确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虽然从根本上说这些麻烦是其他人带给我，我又传导给其他人的。

    对我来说，每多呆一天都是煎熬。我无法及时了解外部的信息，只能默默等待。

    冯女士又一次看望我的时候，她给护士提出把我的手机拿出来，让我用自己的手机和父亲联系，护士同意了（我自己早就提出过，护士不同意。如果他们早点同意多方便）。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说办通行证需要很长时间，办加急的需要去省里批准（这就是小县城的麻烦），所以一时半会来不了。我就非常慌张，希望他早点来，他让我不要着急，安安心心在病房该吃吃该喝喝（在这种环境，我怎么能安心的了？）。然后我问他有没有接到其他人打的电话通知，他说接到了。我又催他尽快来，他说正在找人想办法。然后我就告别挂断了电话。我父亲还告诉我不要关机。我每次只有冯女士来探视时或护士特许才能用手机，平均一星期才一两次，剩余时间反正不许用，不关机就没电了。他完全不了解情况，我解释半天他也不明白。这不止我父亲，许多人都没住过封闭病房或者呆过监狱，根本不了解也不理解被关押者处境多么糟糕、有多少不便。

    我拿着手机又联系上次联系的人，陈女士说已经把我的材料转给了媒体“香港01”的一个记者（后来她告诉我这个记者姓杨），其他的消息就没有了。而那位刘先生则说，已经联系上了我父亲，但是我父亲希望公安机关来把我从香港接回去，他自己不敢来（还是前面说的见识原因）。他们还在群组里讨论我父亲有没有被稳控的问题。其他几个人也没什么回复，我也不好意思继续追问。时间很快到了（冯女士每次探视都是4:30分左右来，所以只有半小时联络时间），我只好把手机交给护士。然后冯女士和我告别后离开。

    从这几位为数不多联系到的人那里，我大致感觉到应该没人关注我的事情。虽然陈女士已经将信息发出去了，但并没什么反响。而我父亲明显一时半会也来不了，我还要继续煎熬、在病房里耽误。

    拖了两天，我在又一次见到女陈医生时，再次提出用手机联系父亲的问题，她依然拒绝。精神病房无法发火抗议的环境，也让我没办法进一步说什么做什么。而医生则并不在乎拖延多久，她们按照传统惯例行事，只想免除自己的责任，即避免我出院后自杀，而不考虑我呆在病房没有自由的痛苦。

    又过了两天，我父亲打来电话，说很可能来不了了，因为我奶奶在家病重，家里很难离开人；而他自己身体也不好，来香港太远，还是希望我去深圳。他希望我自己告诉医生我思维很清楚，完全可以出院。但是问题是医生必须听我父亲亲口说，我说没有用（而医生又拒绝用便捷的方式联系我父亲）。此前，我还让我父亲联系一下我母亲，看她能不能来（我母亲是高中教师，收入还算可以，还曾经出过国（旅游），也不像我父亲对大多数信息时代的事完全不懂，智能手机之类她当然会用。我出院和父亲见面后，知道了情况。当时父亲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说我在香港，她能不能来香港把我救出去。然后我母亲就对我父亲说“你不是骗我的吧？”，拒绝来香港。不过这倒在预料之中，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我母亲和我的关系一直都非常不好。只是当时实在没办法，才想尝试一下，结果又多了一次三方（我、父亲、母亲）都糟心的情况。

    这时，事情已经拖了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医生并没再问我太多事情，每一两天就是例行公事的把我叫到办公室问几句“感觉怎么样”的话。根据这些情况，以及两位陈医生对我说“你暂时还不能出院，现在只是需要和你父亲了解情况”之类的话，说明对我的询问和观察也已经基本结束了。也就是说，如果医生一开始就和我父亲通话，我就能提前一星期出院（其实也就是出狱）。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相反还在拖。

    ④用了一周时间等待社工，为此多在病房被监禁一周；关于延期关押的问题分析和讨论

    医生通过护士告诉我，打国际长途联系父亲，需要找社工。但是现在精神科唯一的社工王姑娘去休假了（东区医院精神科只有这一个社工，也真是……），所以要等社工休假回来才能开始着手联系我父亲。然后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是社工王姑娘办公室的电话。我试着打了，第三次还是更多次之后才打通，是一位男士接的电话，说王姑娘不在，要等到下周二。

    这也就是说，我需要如坐针毡的在病房多呆一周，多在病房踱步七八天，除了偶尔看报纸无事可做的多失去自由将近300小时。而这些本可以免去，假如社工没有休假而是正常工作的话。这和医生因为医院的“规定”而拒绝直接联系我家人导致延误我出院进程同样严重、糟糕，造成的后果前面已经提及，就不重复了。医院和医护人员不知道人在精神病房被关押和在监狱并没多少差别吗？因为你们的官僚主义、休假调整，就让一个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房的人白白多关押两周，如果是拘留所或者监狱这样平白无故多把人关押两周，需要赔偿当事人多少损失？相关责任人会受到怎样的惩办？关于中国大陆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任意拘留的新闻和研究有很多，揭示了中国大陆精神病院肆意侵犯他人自由的情况之普遍和严重。但香港呢？虽然相对来说程序比较严格，但是也可以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原因让住院者强制延期关押于病房，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任意拘留的标准同样远比监狱宽松，随便把人多关几天一点责任不用负。

   当然，在由“观察不超过7天”到“延长观察不超过21天”的转换中，让我在一张新通知书上签了字。但是延长观察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告知我或者家人（假如能联系上家人的话）？此外，我也没办法拒签。怎么抗拒？不签就能放我出去了吗？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关于关押的理由和延期拘禁问题。精神病院或精神病房的拘禁，本质与监狱类似，都是剥夺个人的自由。然而，精神病房拘禁住院者，却更加主观，延期也更常见和随意。甚至在大陆，精神病院普遍连延长拘禁期的手续都没有，无限期的拘禁被关押进精神病房的公民。

    延期拘禁，在看守所就相当于增加行政拘留/刑事拘留的日期，而在监狱，则相当于加刑，二者实践中极少发生。除非掌握了新的更多的犯罪证据并证明旧刑罚过轻、未覆盖新发现的罪行，或在拘留/服刑期间有新的犯罪的，罪犯一般都会在原处罚期限结束后严格按时释放。而且，涉及加刑的，还需要经过检察院的公诉、法院的判决，而不能由监狱或公安机关的单独作出延长刑罚的决定。而加刑往往需要过硬的证据证明罪犯涉嫌新的罪行，还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完成判罚后才可能加刑（也可能不加刑）。尤其在现实层面的司法实践中，这种追加处罚是极少发生的，相反按时释放或减刑才是常态。而服刑期满的犯人，则一天都不会愿意在监狱多呆，而是巴不得立即离开监狱。

    但精神病院延期关押的规定则不同，仅仅两个精神科医生的决定，就可以随意延长关押时间。例如我在香港签字的这次，就是一次就加了21天，而理由往往只是“担心发生危险”、“病情尚不明确”之类模棱两可的说辞。哪怕续期关押多次，也只需要住院者签个字就行了，而住院者是不敢不签的。如果住院者抗拒，正好给了精神科医生“病人发病了，有精神病学专业标准中的‘敌对心理’，不能放人”的理由。而那些被认为“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数月甚至数年的，延长关押的时间普遍也更长。这些人长期被隔离、管制，根本没有敢于反抗的勇气，甚至反抗的念头都被高压摧毁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反抗并没有任何用，反抗、抗争100%会失败。

    当然，以上这些指的是香港的情况。而中国大陆呢？大多数医院连这些形式上的延期关押的程序都没有，就可以随意的、以“宁枉勿纵”的原则无限期拘禁住院者，关押长达数年乃至终身的非常普遍。除非家人强烈要求住院者出院，否则医院就会一直关着住院者。

    为什么监狱（看守所）和精神病院对待是否延长被关押者关押时限，有如此迥异的方式？这恐怕在于二者实行的原则不同、对待关押的观点不同。监狱等惩戒机构实行的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即只要服刑期间没有板上钉钉的新证据证明涉嫌额外犯罪，就必须按期释放，不能拖延一日；而精神病院则是“疑病从有”，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迹象说明住院者“还没好”，就可以延长关押。但是更麻烦的是，究竟是否“好了”，本身界定就很模糊、判断就很主观化，主要并不是看客观的证据（也很难有什么“证据”，除了住院者真的使用了过激行为，哪怕是被外部原因例如不让出院、医护尤其护士不尊重的言行刺激的），而是精神科医护的主观感觉推导出的判断。

    此外，就是在人们观念里，并不把精神病房像监狱那样看作惩罚场所，而只是“治疗”、“为你好”的地方，不觉得不知道那里多么恶劣、忽视了精神病院和监狱一样的剥夺个人自由的本质，所以对二者的看法不同、要求不同。对监狱，人们知道它的残酷和惩罚性，因此都认为需要及时按时准时释放以保障罪犯权利；对精神病院，人们不认为它是惩罚机构，相反甚至觉得这里是让“病人”变好的地方，有一种“关的越长越好”的暗示，似乎就像治疗内外科疾病那样认为“住院越长好的越利索”。对于住院者被延长关押期限，并不像对监狱那样严谨看待、并不在意延期关押甚至终身监禁于精神病房，哪怕事实上它的本质与监狱相同，都是剥夺人自由和尊严的机构，对于当事人都是一种伤害，关的越久身心创伤越重。

    在不同原则和价值观指导下，二者对处于弱势一方的罪犯/住院者是否需要延期关押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一个严谨、一个随意；一个“疑罪从无”，一个“疑病从有”；一个必须根据刑期按时释放，一个可以肆意延长关押期限甚至拘禁终身；一个是需要严谨的证据才能加刑，一个是仅仅依靠主观判断就可以延长关押期限；一个是公开的惩戒机构，一个却在表面上是“治病救人”的场所；一个需要公检法多方参与才能处罚，一个仅需两个精神科医生决定就能囚禁当事人终身……而且由于对精神科医生决定延期关押住院者没有任何惩罚措施，而如果住院者出院后“出事”反而可能让医生受到责难，所以精神科医生在主观上也倾向于“能延长关押时间就延长”，在既可以释放又可以继续关押，乃至释放有一点风险但已不需要关押的情况下，决定继续关押而非释放，想将住院者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而住院者因此受到更久的管制与约束，被他人管着、控制着，失去更多自由与尊严，导致更大痛苦，就不在精神科医护考虑之内了。而失去自由的痛苦，只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才理解，其中极为珍视自由和尊严的人才能知道那是锥心之痛。而精神科的医生，乃至外面的大众，都是不能体会的。

    那些在精神病房失去自由者的绝望与内心的哀嚎，极少有外人能够体会。即便看见了，也只是认为他/她在发病。所以说，精神卫生领域尤其精神病院中的人权侵犯，是世界最黑暗的角落，让人挣扎不得。而反抗、抗争100%会失败，住院者相对于医护，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后者宰制。

    回到东区医院我的处境方面，为什么东区医院整个精神科只有一位社工？精神科仅仅在K4病房就有至少15位护士和护工，而整个精神科的社工只有一个？或者其他社工不负责给香港之外的住院者家属打电话？其他科室的社工不可以借调吗？又是为了程序，就可以置住院者利益于不顾？一位护工告诉我，“香港这里原来是英国的，比较重视程序，什么都按制度”。但制度难道不是为人服务的吗？这种僵化官僚的管理，和大陆政府部门尤其公检法机构的各种拖延、敷衍、不负责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每天白天就在病房里来回走，走一通就是一小时，坐床上歇会继续走。踱步时拖鞋棱把我的脚磨得更严重了，但是已经感觉不到多疼了（不仅心理麻木，肉体也麻木了）。只有这么来回走动，才能排解没有自由的焦虑。这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又被人为的加长了一周。丧失自由带来的痛苦，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但其实，对精神状况的破坏、身体变得更虚弱、心理上的打击和挫伤，主要是在出院之后显现的。我会在本文中详细描述。

    这期间还度过了端午节。端午节加周末的三天假期期间，医生都放假了，只有护士和护工在值班（似乎护理人员人数也减少了？不确定，反正感觉很冷清），住院者都被关在病房。医生在病房外休息休假，而我则需要没有自由的在病房里等待医生吃饱喝足玩好之后回病房上班，决定我何时出院。当然，病房伙食里多了一份粽子，估计价值二港币吧。

   此外，我还看见几个护士笑嘻嘻的哄着一个看起来不太清醒的住院者吃很大的几只粽子（应该是供给给护理人员的，明显与住院者吃的不同），善意的想是在给病人过端午节，是一种人道关怀。不过也可以诠释成“在哄傻子玩”。至少这件事上，这些护士主观上应该没有恶意，但客观上并没有把病人当成需要平等尊重的人对待，从他们平日对待病人的许多言行包括表情笑意之类，都能看出一二。

    等到端午节过去了，社工终于来了。这时离医院通知我安排社工与我父亲通话，已经过了一周左右。

    3.打电话与探视--隔离中的缝隙、脆弱时的依托

    在病房期间，除了偶尔能看报纸和电视，以及吃饭，只有两件事还能转移注意力，成为脆弱无助状态下的依托，就是向外打电话、和探视者谈话。当然，这两件事性质一样，也可以说是一回事。

    前面已经说了，打电话是很麻烦的事。一个问题是有时间限制，一次只能打十分钟；另一个麻烦是打电话的人多，电话只有一部，我正在打电话，后面的病人就不停的催，他们多数也没什么礼貌；反过来，我也得慢慢等其他人打完电话。站在旁边等，有时候得站一个小时；离开去踱步，回来其他人又占了电话……总之，打电话很麻烦，和求护士办事、白天想安静休息等病房里其他各种事一样麻烦、困难。

    麻烦归麻烦，电话总得打。我见缝插针，半趴在桌子上，一只手支着桌子，一只手拿话筒，和外界通话。

    “外界”对我来说并没几个人。我半数以上的电话，都是打给冯爱玲女士。整个被关押期间，我给她打了至少三十次电话，有时候一天打好几次，虽然往往每次只通话几分钟。诉说被关押而没有自由的痛苦、请求她找人找媒体和想办法救我出院等各种可能实现或不着边际的想法、讨论我回大陆后各种可能的命运、联系我父亲、催促她来探视我……越是无助、脆弱和孤独，话就越多，内心越焦虑和急躁，同理心也被消噬的越严重--难以顾及冯女士工作的忙碌与她个人生活的自由。她每天工作都很忙：打电话时经常听到她在相对嘈杂的室外；她有时也告诉我，她要工作、要陪家人，很忙。但是在病房中无依无靠的绝望感压倒了同理心，我总是不断的给她打电话，还催促她来看望我。

    她也是探视我次数最多的（其实只有两个人探望过我，另一位是林祖明先生），她那么大年龄，每次来医院都需要换乘地铁（或公交），必然会在路途上--无论是从办公地去地铁站还是从地铁站到医院病房--奔波劳累（回程同样辛苦）。她还要专门腾出时间，把事情早些做完或交给他人，才能来医院探视。我从没说“你不来也没事，少跑几趟吧”，反而催她快点来、多来几趟。现在想来很是愧疚。她一般4点半来，只能谈30分钟（但是她在路上来回就要用两三个小时）。她来了之后，我就问她能不能联系媒体、找其他社运人士帮助我，还谈到害怕回大陆遇到维稳、不测……以及许多事情。我还托她带进来一盒牙膏和牙刷，避免长时间不刷牙口臭，影响和医护对话时医护尤其医生的印象，进而影响出院。结果冯女士第一次带进来的牙膏没过一周就丢了，护工也说没办法。后来我让冯女士又拿了一副。

    后来护士允许我用自己手机给父亲打电话，我就趁探视时间和父亲联系，再挤出片刻时间向外发邮件、微信、短信。如果没有冯女士探视，我就很难有机会给父亲打电话。总之冯女士的这些通话、探视谈话，让我有了几分安全感；为我与父亲通话、与外人通信架起了桥梁；最重要是成为我在香港这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唯一的“熟人”（虽然被关押前我和她也只认识了不到十天）、最大的依靠，不至于叫天天不应的完全孤独无依。她前前后后对我的帮助很多，以后有机会再报答吧，没有机会那就非常遗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打给职工盟和林祖明先生的电话频次也是比较高的，虽然远低于打给冯女士。我打给职工盟时，有时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女士、有时是一位姓洪的先生接的电话。那位女士似乎是普通职员，不负责具体事情，只传话给洪先生和林祖明先生。那位洪先生接到电话后，大致听了一下我讲的情况，告诉我林先生休假了（我真倒霉，那位社工王姑娘也在休假，不巧都让我赶上了。或者香港人休假本来就频繁），要我等他回来。而职工盟和其他人都不方便提供林先生的手机号码（我此前记的那个找不到了），我只能干等着。过了几天林先生才返回香港。但他却不在职工盟总部办公，而是在另外一处。于是，我只好打给职工盟总部，再让接电话的职工盟职员传话给他，直到他来探视我后给了我他办公地点的电话号码。

    林先生前两次探视我时，我主要和他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媒体能不能介入报道；二是能不能滞留香港或者去第三国申请难民，而不是被遣返回大陆；三是我被遣返回大陆的话，如果中共政府因为我在中联办割腕的事件对我采取一些不利措施，我该怎么应对。

    林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联系过一些媒体如南华早报、明报，但是对方说不能只听我一面之词，我的事情发生在大陆，不方便调查其他当事人，所以没办法报道。这真是很讽刺。因为我就是没办法和那些学生和老师对话，才希望用媒体的影响力和调查能力挖掘真相，有了媒体才能促成调查和对话。而现在媒体反而说因为我一面之词没办法报道，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当然，香港媒体的确很难因为我这么个无名之辈，而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在大陆大动干戈的调查访问。虽然对我个人来说，我的遭遇毁灭了我一生；但是对于其他媒体而言，我的事只是每天香港和大陆发生千千万万事件中的一件，并不认为有重大的报道价值（虽然我相信如果他们有耐心和我当面详谈，会明白其中价值的）。林先生还问我为什么要自杀而不等着他的消息，我心想即便等一个月，不也是这样吗？我在大陆已经奔波了近两年，耗尽精力和物质，不得不这样选择。关于我自杀的原因，前前后后我说了很多，在此就不详述了。我对林先生也没说太多，就是说等不及了，希望以自杀引发关注。

    关于避免遣返和申请难民问题，林先生说没什么可能性。我说如果回去会有很大危险，因为我毕竟在中联办割腕（虽然并没喊反共反政府或其他政治性口号），遗书中还提到冀中星（遗书内容被中联办人员拍下），还参加了六四晚会和纪念李旺阳的晚会（虽然林先生此前就特意告诫我不要触及这两件事，我还是去了。除了本身很想参与纪念，我又有多少想借此得到政治避难的条件呢？毫无疑问，我的行为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我这时有政治投机心态也不冤枉我），所以担心至少地方政府会对我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关进黑监狱和精神病院，或者直接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判刑。所以能不被遣返当然最好。我还提到了一位叫谈雅然的大陆女孩，她作为被领养子女，其居港权存在争议，被法院判定为非法滞港，但在新闻报道后得到许多香港民众同情，获得了居留权。我告诉林先生这件事，说希望能够和她一样得到港人同情和支持。不过现在我觉得这想法很幼稚可笑，我跟谈雅然情况差别太大，在香港人眼中的形象也必然大相径庭。以我的政治观点和行为，许多港人对我不会有好感。出院后这几个月，我对香港民间排外（其实主要就是“排陆”）情绪又多了些了解，发现港人对大陆人的反感程度之严重，远超我以前相对保守的估计。而香港人对大陆人权的关注也在日渐消减，越发呈现“自扫港城雪、不管大陆霜”的状况。即便对大陆维权人士，许多港人也不赞同给予多少支持，认为大陆人自己的事不应该影响到香港，而应该在大陆解决。（当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活动中大多数港人的表现，尤其其中一些极端分子在线下和互联网上的言行，让我彻底明白了主流港人对大陆人的态度。当然，也有一些对大陆友好的港人，但显然是少数）

     那么我回到大陆又该怎么办？林先生说，我的事情没多大影响，除我之外也有许多大陆人到香港来维权，很多也没什么事。如果万一被捕，那只能聘请维权律师进行辩护（其实涉及政治的，聘请维权律师也基本没什么用（最多能向狱外传个话），709之后连维权律师自己都被迫认罪了）。我说如果被关在正规监狱还好办，如果被关在黑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又怎么办？林先生怎么回答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说了些宽慰我的话。我告诉他，我希望在大陆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照应，这样会更好一些，无论是公益方面还是别的领域的人都可以。他说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也给他说了几个我算是有所了解的大陆社运或异见人士的名字，但他不认识没办法联系，说会考虑找其他的人。然后他也做了一些嘱托。

    虽然现在我用文字回忆那段对话时条理清晰，但其实当时我都比较紧张，说话又乱效率还低，和被关进病房前那种思路清晰，对事情表述完整的状况完全不同。至于我和林先生的其他通话、谈话，会融入后面其他事情的记述中。

    另一个联系比较频繁的对象是张超雄办公室。我给几个个人和媒体打电话，没有得到什么回应，本来不抱希望也不想再打电话了。但后来我看到记电话号码的纸上还有张超雄办公室电话没打，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打了电话。

    一位男士接了电话，他告诉我他姓郭（后来才知道他是工党主席郭永健）。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并告诉他我前些天曾经往他们办公室发过个人材料的邮件，详细情况都在邮件中。然后我就请求他是否能够帮助我出院，以及关注我的维权和呼吁等事情。我还告诉他，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了解我的情况。他回复我说，他会看看我的相关材料。而且他认识冯女士，他会在问过冯女士之后回复我。我表达了感谢，结束通话。

    但我和郭先生只通话过这一次。因为病房的电话只能打出不能打进，而郭先生也不常在张议员办公室，后来几次都是其他人接的。其中有一次我打电话，接电话的男士说郭先生恰巧离开，他去追没追上。再往后的至少5次通话，都是一位姓梁的女士接的。她告诉我，郭先生是工党的主席，平时工作很忙。我听到郭先生是工党主席时，很出乎意料，非常高兴。落难时候更希望抱大腿，人性就是这么的讽刺。我把前面告诉郭先生的话以及想补充的话又讲给梁女士，希望她转告郭先生。不过因为在病房里那种状态，加上每次打电话有时间限制和他人催促，我说起话来就又是比较乱，而且怕梁女士没有记住，就重复好几次，每次打电话说的大同小异。结果一些重要的话没说到，说过的连续重复，讲的杂乱无章。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挺不好的，她也说我重复的太频繁了，后来我就减少打电话了。这再一次证明，人处于危机和慌乱情况下，思维和表达能力都变差甚至表达不清语无伦次，对他人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脸面啥的也都不顾了。

    我也打给了苹果日报。我看到病房报纸上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就打了过去。我告诉接电话的女士，我在中联办割腕自杀，被关到精神病房。然后这个女士就打断我，告诉我自杀不是正确表达诉求的方式，如果再说自杀医院肯定不会让我出院，还让我不要再说了。我只好挂了电话。期间，我为了避免被护理人员听见是打给媒体，还压低声音说话，即便如此一位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护工还过来看了看（可能我压低声音拿着报纸打电话动作有些鬼祟吧，但是大张旗鼓更不行了）。如果是关系差的护理人员，估计更不允许我打给媒体了吧。

    打给明报和朱凯迪议员办公室的情况，在前面已有提及，在此不重复。他/她们当然有权拒绝帮助。

    至于我一直想见的梁国雄先生，虽然应该已收到了冯爱玲女士转给他的信息，但可能他太忙，接收的信息太多，尤其在打官司（剥夺立法会议员资格后向法院申诉，当时病房的电视中的新闻节目也报道了此事），或者别的原因，因此没有空来看我，也没有其他形式的回复。直到我出院也没能和他见上面，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由于我在香港并没什么朋友，加上在病房绝大多数时候不允许用手机上网，没机会去查媒体和机构的联系方式，我也就只打了这些电话。此外，我还趁为数不多的探视时，给十几个人发了求助的电子邮件（绝大多数是大陆的），大致讲了我割腕和被关在精神病房的情况，还附上了在病房特许拍照时（就是给我父亲发证明时）拍的照片。因为只有每次半小时探视，我没办法挑出发给谁，只能随机点一些联系人发过去。然而直到我出院（以及到现在），也并没有一个人回应邮件。有些人怕担责任，有些人对我不了解，总之不愿意惹上麻烦（然后我自己更麻烦了）。虽然此前我就连续求助失败，但这次在中联办割腕后发求助没有回应，恐怕也有我被关在精神病房的污名化的影响。另外，如果是其他政治犯或因一些更传统的因素（如司法冤狱、强拆）做出激烈的行为，可能就会声援了。而我是因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这些别人误认为“不严重”（虽然事实上非常严重）或者是“新兴问题”（其实校园暴力自工业化时代以来就已经很普遍了；网络暴力尤其社交媒体上的威胁与诽谤，也至少有了20多年历史，最近几年更是越发猖獗、急剧恶化），缺乏对其严重性的了解，也是这些人没有回应的原因吧。

    虽然总体上联络的效率很低、大多数没有起到作用，但是那少部分起到作用的，对我产生的积极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也想到许多政治犯被关押在看守所或监狱时，也会一样孤独和无助。虽然他们比我坚强太多，但长期处在封闭的、基本没有反抗余地的环境中，也都很渴望来自外界的帮助，至少是声援和鼓励。只有借助外力，他们才有可资抗争的力量和空间；有外部及时声援和呼应，他们的抗争也才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对他们来说，每一次探视、每一通电话、每一波声援，都弥足珍贵。这会让他们感到自己没有与世隔绝，在精神上不再那么无助，成为坚持下去的动力。即便他们在监狱无法联系外界，如果狱外的人们为他呼喊、声援，在客观上也会让他们的牺牲有了价值。

   （此外，我在支付宝的蚂蚁借呗上有欠款（一期1000多元，共计还有3000多元，当然我如果当时在中联办成功自杀死了，只能我父亲代还了（事实上平时每次还款也是父亲打给我钱，我死之后和之前还款来源一样，只不过我死了支付宝方面会联系我父亲，让他还款。但我总不能因为这3000块钱不自杀、放弃自己的抗争吧，而且我父亲会还钱给支付宝的）。而我此前从未逾期过（这个我和支付宝官方那里都有记录，此前（2018年5月及之前的每月）每次都是在还款日前还款，但因由沪赴港及在港花费太高累积了这么多），为保持良好信用，我希望父亲寄钱让我还款，但他却不放心，要等我出院才给我钱。于是我还专门让冯女士查了香港支付宝客服联系方式，我用病房电话打给香港的Alipay服务热线，告诉她们我不是恶意逾期，希望她们记下来我的大陆支付宝账号并对我的来电做记录。她们让我打大陆的，我说我在病房没办法打；她们又让我借别人手机，我心想我自己手机平常都不让用，借医护人员的更不行了。即便后来在冯女士请求下，也只能有给家人打电话和求助的那一点时间，无法等待支付宝客服慢慢沟通回应。然后和香港的Alipay沟通也很是麻烦，需要等待客服问询其他人，而我这边又有其他住院者也要打电话，然后经过好几次通话、换了好几个客服，才有一位做了记录。当时我还很在乎这个信用记录。不过后来几个月的落魄，让我也顾不得征信这些问题了。后面我还会提到相关的事情）

    4.终于等到社工；关于医院联系家人、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中的一些事

    过了端午节，社工王姑娘终于来了。

    王姑娘30多岁，普通话很好。她首先询问了我入院的情况，我就把大致经过告诉了她。我说我原本以为在中联办自杀可以得到媒体的关注，让我达到维权的目的。她告诉我，媒体不会关注，警察只会把你（我）送到这里（精神病房）。谈话中，她拿出了一个申请医疗费用减免的表格，告诉我如果无力缴纳住院费用，就需要申请这个医疗减免。我当时还以为需要把这个手续办完才能出院，心里又凉了半截（后来才知道，只需要我填了表格交上去就可以了，不需要等减免手续批准）。我的确无力缴纳住院费用。冯女士说我住在医院估计一天花去好几百港币住院费，一位护工也说如果在私立医院，一天可能要数百甚至上千港币。我被关在精神病房，又受罪又消耗香港纳税人的钱，简直是“双输”。不过庆幸的是，不至于像大陆许多精神病院，因为家人不支付住院费，干脆不许住院者出院（虽然这只是会导致住院费用累积更多。因此这个逻辑也很复杂很讽刺，相关案例、评析可以查到）。

    此后王姑娘才谈到联系我父亲、让医生和我父亲通话的问题。她告诉我，需要申请长途电话（具体怎么申请她没说），申请完毕才能让医生和我父亲通话。我问她这个申请需要多久，她说可能需要几天。然后我把已写给医生的我父亲的手机号码又写了一遍交给她。我也向她提及回大陆可能遭遇政治迫害，能否帮我联系政党和国际机构申请政治避难的问题（后来才想到她只是医院社工，不是政治和社运社工），她说她只负责关于医疗费用减免和联系我父亲的事情，其他的她无能为力。

    她把我的一些档案材料拿出来，上面贴着西区警署的联系方式，我才想起出院也会是西区警署接我出去（这一点似乎被医生忽略了，医生说担心我自己出院可能发生意外）。她问我在香港还有没有别的联系人，我告诉她我和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及职工盟有联络，然后把冯女士的电话号码写给了她。然后我道谢回病房。

    此后，我从护士拿要了我的手机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要时刻保持手机畅通，注意接听电话，医生会找他问话。我告诉他，对医生问的问题实话实说就行了。通话期间，护士就在旁边，也只给我五分钟通话时间。

    但等了一段时间，医生还是没有打电话联系我父亲，关于办理免除个人住院费用的手续也没有处理。于是我给张超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希望工党的郭永健主席给社工打电话讲一下我作为维权者的情况，给医院打个招呼，促使医院早日联系我父亲，方便我早日出院。接电话的是梁女士，她答应会转告。

    然后，是当天下午还是第二天上午，社工王姑娘就和我见面了。她问我是不是认识工党的主席郭永健，我说认识。她告诉我郭先生给医院打了电话，医生马上就会跟我父亲联系，她也让我立即填报申请住院费用减免的表格。很明显郭先生的电话起了作用。包括后来我不至于继续长期滞留医院，也可能和郭先生、林祖明先生打了电话关照、告诉他们我的情况有关。否则不知道还要多关多少天。我想，看来哪里都需要找关系、求“贵人”，香港也不例外。有影响力、有头有脸的人，和普通人说话就是不一样。我追求平等博爱、争取公平正义，在现实里却还是需要利用某些特殊关系（虽然我和郭先生算不上认识，更不熟，仅仅通过一次电话。他也是看在冯爱玲女士面子上帮我，而且是合理合法的帮助我，没有任何违反法律和制度的言行。同样，冯女士、林先生都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帮助我的，也没有任何违反法律和制度的言行）才能脱困，真是讽刺。（当然，医院也可以冠冕堂皇的说，“我们不是看在谁的面子上，什么时间给我父亲打电话、何时出院，都是正常安排。”反正究竟是怎样的，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前面我提到有医院人员在病房护士陪同下来病房征求意见。那已经是在社工给我父亲打电话之后、我出院前一周左右了。我当时就提出为什么社工这么晚回来，医生又不直接联系父亲，影响我早日出院。那位护士（也是不知道名字）就跟我说，整个精神科只有这一个社工，而且她和我（第二次）见面之后下午就帮助医生联系我父亲，已经很快了。我心想，那还不是因为工党的主席给你们医院打电话，你们医护和社工才重视的，否则不知又要拖到什么时候。

    然后在她的指导下，我开始填申请减免医疗费用的表格。首先需要填住址，以及与谁一起居住。我告诉王姑娘，我好几年都独自居住，来之前在上海市住了一个月，此前三年（除赴京沪等地维权和呼吁外）则常住在河南新乡市的出租房里（而那位女陈医生在这一点上（即我是否与家人常住和现居住地）还没社工问的详细，如此马虎不知道如何有准确诊断结果）。她就说那我填一个人居住就行了，地址也填成了位于河南新乡市牧野区的旅馆。填到现在的收入，我写上我父亲每月给我的钱，不包含房费每月平均1000多元。至于现在个人财产，我说，现金只有在医院保存的这几百港币和人民币，两张银行卡里估计都是只剩几十块钱了（的确只剩这么点了，我在之前和后文都讲述了我的具体经济情况）。王姑娘说那就这么填吧。我指着表格写的需要提供银行流水证明之类的说明问她，是不是需要把银行卡拿到银行刷一下开个证明？她说不需要，既然现在不方便，直接填就行了。我不知道香港其他人申请医疗费用减免，是否也是这样不需查实就可以随意填写。这对我的确是一种方便，但是我觉得这种只凭个人诚信填写资料的规定很容易让人钻空子（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爆料一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的确利用香港这个漏洞，在填报各种信息时弄虚作假，引起港人反感）。其他还有一些内容记不太清了，也没什么特别需要说的。最后要简单写一下申请理由，我就写我是大陆维权人士，不得已自杀维权，没有钱支付医疗费（虽然是被强迫消耗医疗资源的），只能申请减免医疗费用。填完之后我道谢回病房了。

    5.医生与我家人通话；对以住院者家人描述来判断住院者有无精神疾病/病情程度的不合理与危险的评析

    医生与我父亲、姑姑通了电话。通话开始和结束时，社工王姑娘都告知我了，因此可以推断大约通话了一个小时，也是医生与我父亲及姑姑唯一的一次通话。据我父亲后来所说，女陈医生问了一些我的精神状况，以及校园暴力的情况。我父亲大致说的是：1.关于我的精神状况，我父亲说我的思维很清晰脑子很清醒，希望我早日出院；2.关于校园暴力，我父亲说那些事已经过去了，都是比较小的孩子之间的冲突，（一部分）事情也得到了解决。医生问我父亲，据他（王庆民）所说，曾经因受校园暴力而站到别人桌子上（闹腾），被人拍下照片传播，有没有看见照片？我父亲说没有看到。3.关于我父亲是否来港问题，我父亲说家里有病人，我的港澳通行证到期了，让医生允许我自己回去。至于我姑姑说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前面提到，大多数时候我跟她关系非常糟糕，所以我也没法问（问了她也不一定给我说实话），我父亲也没告知我。总之，东区医院医生与我家人的通话，仅此一次、仅此约一小时。

    那么根据家人的证言来评判我的精神状况是否合理呢？如果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判断我精神是否正常、患有何种疾病及严重程度的决定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我个人来说，我自从2007年上初中，就极少回家（大多数时候在出租房住，少数时候住校），也很少和父亲见面（见面都是在他工作单位--县中医院，而不是家里）。只有在2015-2016年，因为我父亲突发脑溢血，中风后无法行动，我才不得不在我父亲住院的医院和他们待在一起过一段时间，也才见到好几年不见的姑姑，且冲突不断。我父亲能够行走后，我就又很少回去了。也就是说，在 2007-2018年这11年时间内，我很少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不是很了解我的情况（而且我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也没办法微信QQ之类视频交流，只能用电话和短信）。此外，我和父亲、姑姑还有明显的价值观差异，对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及对我造成的伤害程度有很不同的看法，我与我姑姑还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这都导致他们无法准确证实我的精神状况如何、所说的情况是否为真。

    以我父亲关于校园暴力事件的回答为例，我遭受校园暴力时，他都不在场，也只对一部分事情知情，对有些事并不知道或只了解个大概。例如我的照片被人散播的问题，他们大多数都是背后传播，且我被孤立和排挤，绝大多数时候看不到他们朋友圈，我主要通过欺凌者对我的拍照举动和歧视行为推断，以及听个别好心同学的转述，我自己只偶然看到过相关图片，是在2012年初在网吧电脑上登陆QQ和微博后看到的，其他网络上对我的威胁、关于我的侮辱诽谤言论（例如“早就想打他”、“精神病患者也能上学啊”之类），我也只亲眼看过一部分。而当时我已离开学校，认为事情可能就过去了。我更知道法律程序非常艰难，而且越是怕他们传播他们更会传播，所以也就没有保存和起诉（当然后来我追悔莫及，没想到恶劣影响持续数年、恶毒诽谤传播到新的学校）。而我父亲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平常也不和我住在一起，他怎么能看到相关照片和言论？至于是否真的有相关照片，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清楚，尤其2011年底在河南师大附中高二13班那件事闹的很大。当时我因连续遭受校园暴力等原因愤懑至极，晚自习时站在一个与我有纠纷的学生的桌子上大吵大闹，班内30多个参加当晚晚自习的学生都在围观，有的人就拍照，连外班的都围在窗户和门口围观，也有人对着我拍照或录像，至于看到过相关照片的，经拍摄者的朋友圈传播，估计有成千上万人。所以我说的难道可能是假的或者幻觉吗？（当然，这些复杂而具体的情况，医生是无法从与我累计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谈话中了解到的）

    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严重性，我个人遭遇巨大创伤，尤其歧视、孤立、威胁等冷暴力，最终无法正常学习、多次休学退学、高考失败、前途毁灭。我父亲虽然对此有所了解（只要有时间和机会，我都在给父亲讲），为我转学付出很多，也曾经为此去过学校很多次和老师沟通（尤其2008年，去过至少几十次），但他总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换个学校就没事了，对于网络暴力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破坏力大的特征也不了解（他自己不会用智能手机也不会用电脑），要我从心理上克服、向前看，并不能体会我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创伤、名誉上的严重破坏及造成的长久现实影响。

    我父亲对我遭遇的校园暴力问题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是众多校园暴力受害者家长的普遍心态。校园暴力问题之所以得不到重视、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家长的轻视、不在意关系很大。我父亲还算比较重视，多次去学校交涉的，还有许多家长连管都不管。更有甚者，本身就是经常虐待子女的家庭暴力施暴者，更不会关心孩子是否受校园暴力伤害了。此外，在未成年人中也流行被欺负不应该找家长和老师的风气，如果不自行解决或不吭声，而是依靠家长和老师，就会受到歧视、排挤、孤立和更多欺凌。这就导致受欺负也不敢跟家长说。

    而家长的这些反应（或者没有反应、不知晓）恰恰也就是校园暴力加害者敢于欺凌的原因：被欺凌者没有家长撑腰保护。而被欺凌后无法得到家长保护，更受欺凌，然后恶性循环，以致于长年累月生活在流氓校霸的拳头和运动鞋之下，甚至在厕所被群殴，还有的被性侵（鸡奸），受尽侮辱无人相救。还有些欺凌者会把这些欺凌过程拍下来，以供娱乐取笑、威胁受害者，而这些视频、照片很难被家长（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家长）看到。我亲眼见过其中一些情形，也看过互联网上许多他人叙述和新闻报道的案例（之所以被披露，大多是欺凌者拍摄欺凌视频，然后“不小心”公之于众）。因此，通过学生家长了解孩子是否遭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遭遇校园暴力的程度，显然在大多数时候是不准确、不完整的。而精神科医生通过我家人了解我遭遇校园暴力的情况，以研判我精神状况，显然也是容易误判误诊的。

    （关于我的个人经历，尤其经受的校园暴力伤害的具体情节，都在我另一篇文章《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在此就不展开讲述了。看到之后我相信会判断出我所说的是否为真。而且我愿意与当事人对质，如果警方、学校、通讯运营商、相关网络平台愿意配合调查更好。而且我在《自述》末尾附上了涉事人名单。而关于上段所述校园暴力问题的分析及案例举例，我在《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也有具体分析，相关案例和新闻也可以在网上查到，在此也不详述了。之所以不详述，是因为如果具体展开讲，会占非常大的篇幅，并使本文及现在这部分叙述偏离我想表达的重点）

    不止我个人如此，许多仅仅根据家人证言而判为精神病并强制收治的行为，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家人毕竟不是本人，不是24小时生活在一起，甚至长期分居不同地点，不可能充分完全的了解一个人本人的精神状况和言辞真伪。而且医生和这些被收治者家人沟通时间非常短暂，很多也就几个小时甚至更短，怎么可能清楚完整的了解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呢？法院判案都需要旷日持久，而医生诊断就凭这几句证言？当然如果结合了被收治者在病房的表现，那就会好一些。但是事实上，许多医生仅仅只靠被收治者家人的证言就长期关押，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以上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些是非故意、非主观恶意的行为。真正可怕的，是一些人因家庭矛盾，利用亲属身份诬陷家人为精神病，捏造事实，故意将家人送入精神病院；或者夸大家人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将普通的抑郁症、焦虑症描述为更有危险性的狂躁、精神分裂症等，然后将家人送入和监狱高度雷同的环境之中。再有的，是对于确实有精神疾病但是已经治愈可以出院的，家人却拒不签字同意出院，导致精神病已经痊愈或不需要再住院的被收治者继续被关押在精神病院。

    关于这个问题，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曾在中国担任过六年法官的殷驰教授，和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所长，也是资深中国事务专家孔杰荣教授共同撰写的《中国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和任意拘留》一文中有清晰阐述：

    “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两名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诊断决定就足以另一名患者被收治入院（而且可能是收治终身）……中国有许多被收治住院的精神病人在正常服药的情况下都能够正常生活，但却多年甚至终身被困在精神病院。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的一份报告估计，世界上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在人生的某一时点会罹患精神性或神经性障碍……若要出院，必须克服包括其监护人在内的多重困难……讽刺的是，第三个也是最常见的障碍，是家庭成员时常出于各种原因，对医疗机构做出的患者已经康复并适合出院的专业决定持否定态度。他们或拒不出面到医院办理出院手续，或试图反对可以出院的诊断决定。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打扰，或有时在涉及例如遗产继承的案件中，他们也许希望可以继续享用本应用于被收治住院患者的财产……”

    而被家人诬陷或夸大病情送入精神病院或类似机构关押的案例，是非常多的。在社交媒体、各种网络论坛上时常可以看到这种事（例如前面我举的一位女生因为和父亲吵架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的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主流媒体上也有不少报道，包括央视的《今日说法》都曾经报道过相关案例。在此选取《郑州晚报》首发，被“民生观察”、“新浪河南”与知乎等多家网络平台转载的一个案例，案例中一位老板被前妻诬陷而被抓进精神病院，全文如下：

    “郑州汪飞（汪w桦）董事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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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飞被精神病

    49岁的汪飞（化名）是河南省酒类销售的大腕儿，他经营着一家酒业销售公司，自己是董事长。

    2012年7月20日，他早早来到公司，和员工一起忙碌着生意。不知何时，一辆救护车停在公司门口，车上下来6个彪形大汉，直奔汪飞而来。“就是他！”瞬间，汪飞就被几名彪形大汉包抄并按倒在地。还没等在场的员工愣过神，汪飞就被控制得严严实实，继而强行搜身，手机、劳力士手表等物品被全部掳走。“你病得很重！”“我没有任何病，我没有……”不容分辩，汪飞就被强行架上救护车，拉到了郑州某精神病医院。

    等汪飞明白时，他已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医院戒备森严，他被绑在病床上。“我真的没有病，正常得很。” 被强行拉到这家“戒备森严”的精神病院后，只要有机会，他都极力向医生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然而医生根本不听，反认为“病人”已失去理智，是不想配合治疗。汪飞说，进到医院，“我的手脚全部捆绑到病床上，腰间还系一根绳子，这样的捆绑持续了24个小时”。住院后，医生、护士强行撬开汪飞的嘴巴“喂”药，还注射针剂。汪飞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医护人员就打他。因为病房“与世隔绝”，他的活动范围仅限病房、楼道，里面都是穿着病号服的精神病人。没人可以沟通，也不准和外界联系。

     医院不放人

     2000年，他和前妻离婚，因经济问题他们发生过矛盾。

     汪飞的前妻“委托”精神病院把汪飞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汪飞辩解：“如果我是精神病人，还会有人来找我做生意？”

     接受“救治”的第三天，趁有人到病房探望，汪飞多次乞求后，得到一位病人家属的怜悯，给他使用手机。他的四弟小汪接到求救电话后，联系律师参与营救。当天下午2点，他们赶到了这家精神病院。折腾了几个小时，医院仍是不放人，小汪无奈报警。民警明确告知院方，凭直觉“患者”汪飞没有精神病。院方负责人和医生均声称没有家属，也就是汪飞的妻子同意，医院无权“放人”。

    “入院”第四天，小汪和律师再次来到精神病院，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医政科长宋某、精神科主任王某仍解释，“谁送来的谁接走，必须要有汪飞的妻子殷女士到场才能放人”。“殷女士不是他的妻子，他俩早离婚了。”汪飞弟弟说。但是院方说：“他们是不是夫妻，医院不负责查实。”

     胞弟、公安民警、律师反复交涉，郑州某精神病院就是不“放人”。

     汪飞知道这一切都是前妻“设计”的， 可是，他不明白，医院为什么不做检查，单凭前妻的一句话，就认定他是精神病人。“被精神病”80多个小时，医院逼他口服、静脉注射药品，并被无端捆绑、殴打，苦不堪言。

    小汪又向几家媒体反映，迫于各方面压力，当晚6点30分左右，已失去人身自由长达80多个小时的汪飞才获得自由。

诉讼和索赔

    为讨要说法，汪飞将医院告到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律师认为，精神病院非法收治正常人，限制汪飞人身自由80多个小时，严重侵犯他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要求赔偿20万元。院方逼迫他吃药，并遭到无端捆绑、殴打，严重侵犯他的身体权、健康权，要求赔偿10万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共计40万元。并要求医院公开道歉。

    院方承认，后来得知汪飞和殷女士已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当时，殷女士拿出两人的户口本表明两人还在一起生活，而且她还和孩子一起送汪飞来医院治疗。医院还举证说，“病人”汪飞不积极配合治疗，打骂医护人员，为稳定情绪，才给他使用了药品。根据精神病诊治流程只有送病人入院的殷女士才能签字，为其办理住院和出院手续。因殷女士一直不愿出面才导致汪飞住院三四天。

    法院认为，精神病院仅凭殷女士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将汪飞带往医院诊治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汪飞的身体权和自由权。

    最终判决，医院当面向汪飞赔礼道歉，并赔偿汪飞精神抚慰金3万元。

    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判决书的那一刻，汪飞热泪纵横。

    说法

    精神病院收人谁说了算？ “医院凭一面之词就能将人强行带走？”汪飞非常困惑。

    可喜的是，我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防止医院和医生“错判”“误判”，《精神卫生法》增加了法律救济渠道，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诉讼。”

    根据殷驰和孔杰荣两位教授的文章分析，《精神卫生法》是“可喜”的吗？看完他们所写的文章全文就会明白，该法不仅有重大缺陷，而且在中国如今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相对进步的部分也根本无法得到真正而普遍的执行。

    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残障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专门研究《精神卫生法》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陈二硕先生，在《未竟的自愿原则--《精神卫生法》五周年观察》一文中，对此有清晰的分析说明：

   “1……我的基本观察是，自愿原则其实并没有获得充分实施。在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危险性的情况下，未经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而被强制住院治疗的情况仍然普遍。在我的研究中，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比例大大高于自愿的比例，甚至有些医疗机构和医生不欢迎自愿要求住院的患者，因为自愿的患者可能“扰乱医院的管理”。

    2、更重要的是，非自愿和自愿的标准划分，仍往往取决于（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是被他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家属）带到医疗机构，还是自己到医院寻求帮助。如果本人不愿住院治疗，但家属坚持，医院仍往往选择收治。在此过程中，对危险性进行判断的基本工具是自杀风险量表和肇事风险量表，但评估的过程通常倚重家属的叙述。由于《精神卫生法》并未设置独立的审查程序（例如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精神卫生法庭或裁判庭），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决定无须经过第三方审查，因此医院也没有必要对危险性的证据进行保存和固定。

    3、司法实践对上述做法也未提供积极的回应。《精神卫生法》生效后，上海市民徐为率先依据该法的自愿原则，起诉了他居住多年的精神康复院和监护人。自从2003年因家庭矛盾被强制送入精神康复院之后，他曾多次要求出院，都被医院和监护人拒绝。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2015年4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徐为的诉讼请求，因为徐为的病历记载了他入院时的危险行为，因此应属非自愿住院。然而，病历记载的危险行为发生在十几年前，法院没有去复核徐为目前是否还有危险性，是否还需要继续非自愿住院。在其他多份涉及危险性审查的判决中，法院往往只要求病历记录中有相关描述，只做形式上的审查，而不会要求医院提供相关证据。

    按照《精神卫生法》中的自愿原则，如果徐为没有自伤或者伤人的危险，医院为什么不直接让徐为出院呢？或者，法院为什么不判决徐为出院呢？原因之一，当然是法律规定模糊，例如没有规定危险性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的显著或紧急的程度，没有说明需不需要对危险性做周期性评估，如果危险性消失患者能否自行办理出院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立法或司法过程中的进一步澄清。”

    很明显，虽然中国的《精神卫生法》已颁布多年，可在实践层面上，不合法的强制收治非常普遍，而且司法体制对此未提供积极的矫正。相反，法律的模糊、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的弱势，使得法律在具体解释和执行时完全偏向于强制收治而非给予自由。处在精神病房里的受害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接触不到律师，更遑论起诉医院。这就导致大多数被关押者维权的初端都被扼杀在萌芽。换句话说，只要进了精神病院，基本就无法诉冤，根本出不来了。这和监狱还有申诉自己冤枉的渠道、大多还有刑满释放之时完全不同，显然精神病院的强制收治更为黑暗和令人绝望。

    这位化名汪飞的先生是大老板，有金钱和亲朋好友，也有一定社会地位，因此在朋友、警方和媒体的帮助下很快出院并且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而那些没有金钱、地位、人脉的呢？例如一位知乎用户在问题“为什么没有受害者对杨永信进行报复”下的匿名回答，虽然点赞很少，但讲的很有道理（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和豫章书院这些机构毫无疑问也是另类却也符合“精神病院”定义的监禁机构）：

    “因为“受害者”们能力不足，要是智商情商够的话，哪会和父母闹到被送进网瘾学校的地步。（间或声泪俱下哭一场间或撒撒娇间或诚恳跪地恳求改过自新，人家吸毒多少年家人都舍不得送去强制戒毒的大有人在。）

    哪会连离家出走都做不到就被家里押送进网瘾学校。家里人要计划终极手段了少年们居然一点不知道，反正不想读书了怎么不离家出走。出去洗盘子发传单当网管当代打也比被关起来（一开始受害者可能不知道电疗那么痛苦）好吧。

     那些真正聪明伶俐有独立能力或者敢杀敢打的网瘾少年，是不会进网瘾学校的。受害的那些，没能力制定精密的复仇计划，没能力筹集万把块的活动经费，没足够的情商联络几个当年的“同学”并不被人发现，最主要也没毅力，只能网上打打嘴炮造造舆论。

    明知道自己仇恨的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活得自在得意。

    ……”

    还有“南都观察”发表的一篇文章《如何保障心智障碍者的权利和幸福？》中，也提到了心智障碍者监护人（也就是家属）滥用监护权，控制心智障碍者自由、剥夺被监护者基本权利的情况。

    9月底，杭州52岁的余先生因为想娶智力障碍的王女士而遭到对方母亲的拒绝，作为王女士的监护人，70多岁的田阿姨认为余先生是贪图她家的房产，王女士则表示，余先生“比较宠她，但有时候脾气会比较大，总的来说比其父母宠她，两人比较有共同语言”。

    该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心智障碍者的自主权等民事权利如何保障？家庭、社会、政府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法定监护人的监护限度应该如何界定？针对这些疑问，我们联系了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的理事张嫚和美国雪城大学残障法硕士谢仁慈——

    监护人权力和责任过大，成年心智障碍者合法权利难以保障

    在“男子想娶心智障碍女友”遭拒的新闻报道中，作为中心人物，王女士的声音却最不被关注和重视。主持人偶尔会询问王女士的想法，但自始至终，主要都是围绕其母亲田阿姨和余先生之间的争执。

    对此，张嫚说：“当我们看到残疾人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对方是一个人，有人的基本需求和权利，然后才是考虑残障所带来的挑战。王女士自然也拥有人的各种需要，包括情感的需要，因为残障，她的一些需求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到被满足，也难以得到充分的支持，在表达方面也有一些特定的困难，我们需要做的是意识到她的需求和权利，并给予她相应的支持，实现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女士想要结婚的愿望无可厚非。”

    在现实中，王女士想要结婚却困难重重，其母亲因为担心被骗家产而坚决反对。很多网友都表达了对田阿姨的支持，还有人认为心智障碍者原本就不适合结婚，节目主持人甚至当着王女士的面直言，“她是限制民事行为人。”对此，谢仁慈认为，这是公众对残障者的误解和污名化，大家的出发点是保护她，但忽略了她的意志和意愿，应该尊重她的选择，而非代替她做选择。

    还有人担心王女士在婚后遭遇家庭暴力，谢仁慈认为：“每个女性步入婚姻后都有被家暴的风险，为什么平常的女性有机会去试错，残障女性就没有呢？如果她是受害者，要谴责的不是她，而是那些家暴的人，要思考的是对妇女保护制度的不完善、对家暴的漠视。” 

    谢仁慈认为该事件也反映了在我国现行的成年监护人制度中，监护人存在权力过大的问题。依据民法中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及配套法规、办法，在法院宣告对成年心智障碍者的监护责任之后，基本上就是“一次宣告，终生监护”，被监护人在诸多人生重要选择上都不能自主做决定。谢仁慈说：“人的一生是不断发展的，可以通过不断学习获得能力，每个心智障碍者的情况也很不一样，不一定都需要监护人，也不一定一直需要监护人。”

    她以美国的情况举例：“在纽约州，每年都有第三方组织的报告，根据报告情况判断是否对某个成年心智障碍者采取更少的限制和监护，给予他更多的可能性。法院也负有监管的职责，负责监督监护人的监护情况。”但目前国内缺乏这样弹性的制度，对于监护人的管理也比较缺乏，监护人若侵权，如侵占被监护人的财产、强制阻止其结婚等，被监护人往往很难维权。

    在2016年，6000余心智障碍者家长联名就《民法总则》草案中的“监护制度”提交修改建议书，其中提出，希望能细化限制民事为能力成年人的能力界定，根据心智障碍群体的自主权设立不同程度的监护权。

    心智障碍者家长们发出联名倡议的背后，正反映了在监护人制度下，家长作为监护人责任和压力过大的问题。在缺乏更多社会保障和制度支持的情况下，绝望的家长有时会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甚至使得心智障碍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9月底还发生了另一极端事件——一位64岁的父亲推智障儿子下海致其身亡。

    陷入困境的心智障碍者家庭并非孤例。根据2018年广州市《成年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状况和需求调研报告》：超过一半成年智障人士的监护人已经年迈，依靠退休金维持家庭生活；超过30%的家庭收入来源依靠政府低保及救济。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情况的加重，将会出现更多步入老年的心智障碍者家长无法更好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

    费安玲等学者提出了监护人“请辞权”，表示监护人有基于自身特殊状况（如身体健康，或因为监护人工作等情况和被监护人长期两地分离等原因）提出请辞的权利。

    如前所言，监护人对被监护者的生活和选择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决定权，甚至会出现对被监护人的暴力和虐待，或者强迫被监护人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等做法。反过来，如果被监护人对监护人不满意，是否也应该有提出撤销监护人的权利？”

    这篇文章及文中提及的案例都证明，心智障碍者或疑似障碍者的监护人往往不顾其本人利益和意愿，严重损害了后者的权利与自由。

    所以，每一个被曝光出的“汪飞”“被精神病”的遭遇背后，就有一千、一万甚至更多个没有被曝光、没有讨得公道、甚至永远都会被关在精神病院没有自由的“被精神病”的人。是的，是人，是天性自由的生命。而且很明显的，随着近年来新闻自由的日益收紧，对负面报道的压制越来越严，能够得到媒体关注和披露的“被精神病”案例只会越来越少以至趋近于零；得不到报道，甚至发不出声音的，则会越积越多，如万人坑里的骷髅，堆挤在地下永不见天日。

    就例如知乎上另一个昵称为“飞g天空”在“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问题下的回答，这个人几乎没粉丝，回答时间也很晚，因此本回答只有10个赞和7个评论，但我却看的心惊肉跳：

   “首先说结论:无法证明！！！我家小区对面就是市级的心理医院（群众口中的所谓精神病院）！没有图片没有故事，只有一个简单的真事！

    这个医院不算繁忙，院区里大片停车位出租，所以我在里边租了一个车位，医院后是一大片绿地花园还有篮球场，附近社区居民晚上常去遛弯，所以医院里很多普通人往来（这是背景）。

    一天周末中午我刚停好车，看见医院正门处几个人在争执，走进了看到是一个中年男人，一个略微年轻的女人，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围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年女人。

    那中年女人对把着她胳膊的年轻女人说:我没病，别送我进去。

    那年轻女子敷衍着:嗯，你没病，咱就进去看看。

    中年女子摇头，猛然起身想要离开！

    三人把她围住，死死拽住她。

    她哀求:我真没病啊！

    年轻女子转身进了医院，大抵是去喊医生了。

    中年女子对一直拉着她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人说:傻孩子，你把妈送进去妈就完了。

    她儿子目光茫然却并不说话。

    过一会，医院里冲出几个推着急救车膀大腰圆的护工。

    女子被架上了急救车。

    其时，四周很多人在围观，议论纷纷。

    我曾问了一句那女子身边的亲属:我看她不像有病啊？

    但没有人理会我……

    而除了我这句半疑问……至始至终，再没人帮她说一句话，也没有人听她说一句话，更没有人认真回她一句话。

    因为大家认为她是精神病！

    尽管她打扮得体，言语清晰，思路也未见混乱，更不曾做出暴力举动，但她还是被送了进去。

 

而我始终记得她被人死死压在急救车上后说的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我完了！

 

    是啊，她完了！

    一辈子被打上精神疾病的标签，一辈子只要有自我情绪的流露，触及了谁影响了谁，就会被道德绑架:你看，我就说她有精神病吧！

 

    而当时说完那句话，她就再也不挣扎了，这可能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吧……

无能为力，只有记录！”

    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全国每天、每月、每年，会有多少起。当然，这个回答赞和评论都很少，发帖者也几乎没粉丝（虽然连续几个月都有赞同、回答的轨迹，而不是死账号），真实性如何呢？看文中所说的情形，是符合如今中国大陆强制收治的现状的。此外，也没有看到其编造该故事的动机、没看到有什么利益相关。而且，这种没有几个赞、没有多少转发（如果在微博等可转发平台上），只有现实或网上只言片语的记录，才是普通人受难后舆论反应的常态。得到广泛关注的受害者，上了微博、新闻头条的，则是万里挑一，不幸中的大幸了。

    还有上海新民周刊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篇文章，同样是讲家人诬陷受害者为精神病的，而且还是引诱医生诊断为“妄想”这种相对更为恶劣、更具污名化的方向。文章摘录如下：

“魔都山海经 | 精神科医生的“病人”：有人出轨被妻子发现后，买通多人说她有精神病

 

黄祺 新民周刊

 

老公把老婆送到医院，说她“非常不正常”

 

    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教训”。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期，法律上是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比如说你要签字买房，不可以，你要办入学手续，不可以，他的这些权利都转移到法定监护人的手上。而有人就借这个法律规定，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个人如果没结婚，法定监护人是自己的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了就是你的直系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的监护权就变成了你的老公或老婆。

    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值班，夜里12点多，阿拉急诊室的安静被刺耳的吵闹声打破。一群人扯着一个女人，大冷天，女人只穿了一套棉毛衫裤，头发凌乱、大喊大叫。

    送她到医院来的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男人是她老公，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女人是老板娘，而其他人则是公司的员工。

    女人看起来情绪失控，一直说自己老公有婚外恋，说她被监视，种种症状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表现。而我向她老公和身边其他人了解，都说女病人神经过敏，非常不正常。我根据这些因素，将女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收治住院。

    第二天查房，其他医生也同意了我的诊断。

到了第三天，阿拉主任查房。他在床边给女人做了精神检查，最后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诊断。”

    但凡涉及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如老婆怀疑老公有外遇，老公怀疑老婆有外遇，我们称之为“嫉妒妄想”。主任说：如果嫉妒妄想的情况涉及利益关系的，这种病人要反复去询问病史，不是反复询问同一批人，而是要反复询问不同的人。

    我当时心里有些不服气，但还是按照主任的要求，去寻找女人更多的相关人——找到了   女人在上海的弟弟，他弟弟也说姐姐平常就不正常。

    主任却说，还要找到她的父母。

    我把女人的父母从外地叫到上海，这一问，父母坚决否认自己的女儿精神不正常。两个老人说，要是不相信他们的话，可以找女儿在外地的另一个弟弟，她把搜集到的老公出轨的证据都给了这个弟弟。

    等这个弟弟到了医院，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真相——女人的老公不仅收买了自己的员工，还成功收买了在上海的“小舅子”，让身边的这些人一起来编造女人的病史。而老公的目的就是让女人被诊断为严重精神病患者后，好让他随心处理一切。

    事后领导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我自己也从不敢忘记这次教训。

    阿拉医生在诊断时需要大量的病史，而描述病史的往往是送病人来的监护人。通常而言，医生总归是相信家人的话，但在有利益关系而又出现“嫉妒妄想”的时候，真的需要长个心眼。

如果阿拉不多留心，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会多一个悲惨的人。

   我很感谢主任对我的批评。这件事情以后，我遇到涉及“嫉妒妄想”、涉及到家族性企业里的夫妻关系，我一定要把女方或男方的直系家属叫过来，如果单位同事能过来那就更好了。

阿拉精神科医生，有时候真的可能是多种身份，甚至要干警察的活。不仅需要掌握医疗技术，还要有很多社会经验。”

    显然，这种诊断为“妄想症”的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很高的误诊几率。这个自曝的案例得到了披露，可是更多被误诊者恐怕难以为人所知，就像前面提到的知乎的无名女性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那样。这比司法冤狱更加可怕，一旦扣上精神疾病尤其“妄想症”的帽子，被污名化、丧失民事权利、被剥夺人身自由甚至终身监禁，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根据受害者的处境，是根本无力得到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注意，甚至根本无法离开精神病房一步的。

    在舆论相对自由的年代，一些被家人诬陷而送进精神病院的案例得到了报道，从自由派的南方周末到代表官方的央视，这些影响力巨大的媒体都报道过，然而又如何呢？这么多年有什么改观吗？精神卫生领域的强制收治方式有改变吗？那个《精神卫生法》和差不多同时期颁布的《反家暴法》等看起来比以前有所进步的新法律，得到有力执行了吗？得到普遍执行了吗？有哪怕10%的受害者因之获益了吗？和习近平治下高压维稳、牺牲弱势的实际政治方针比，这些好听好看的空头法律又有什么鸟用？

    除了制度和法律的缺陷，还有保守文化下精神卫生理念的落后。我前面就提到香港东方式精神卫生体制的保守性，大陆自然更是如此。我认为，一个人首先是他/她自己，而不是其他家人的附属品、连带物。因此，由其家庭成员决定送入精神病房治疗，本身就是违背当事人意志、侵犯人权的。哪怕一个人有精神疾病，也应该在医院及中立的第三方科学判断并给予其本人充分申诉、辩护和选择权基础上，决定是否应该住院治疗、住院多久、何时出院，而不是由其家人决定。

    如果一个人精神状况如何全凭其家人一张嘴（或几张嘴）决定，医生完全听信其家人的一面之词，这难道不是比证据不足情况下制造出的司法冤狱更具危害（也更荒唐）吗？而当医疗机构认为病人已经痊愈，不应该再需要其家人签字才能出院。他的病既然已经好了，有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然要尊重其本人的意愿，凭什么还要由其家人决定其是否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不改变将被收治者与家人捆绑的精神卫生体制，那么强制收治制度就是家庭暴力的帮凶、亲属构陷的工具。此外，对于那些亲人亡故、与亲人离散的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又如何对待呢？没有家属，就要永远被关在精神病院吗？

    回到我的案例上。假如我父亲像许多失职的父亲那样，完全不知晓我遭遇的校园暴力，告诉医生“不知道王庆民有过被校园暴力的经历”，那是不是我说的全是“妄想”了？如果我父亲、姑姑是很坏的人，例如也不鲜见的虐待子女的父母那样，不想让我出精神病房，告诉医生“王庆民‘有病’”，再编排一堆无中生有或者扭曲事实的事情告诉医生，那医生是不是就不放我出院了？是不是不看我个人意见和精神状况，而是听一面之词，要无限期把我关在精神病房了？这是不是荒谬的？但是是不是又是很容易发生的？例如我母亲就是拒绝帮助我出院（前面提过了），根本撒手不管。如果我父亲不在了，我母亲又不管我，那医护人员是不是也会一直关押着我不让我走？这些假设有多少已经在别人身上发生过了？因为这些原因错误关押了有多少万本应自由的公民？

    这难道不需要改变吗？

    关于精神卫生制度和理念的弊病，在此就暂时只讲这么多。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后面还会再分析。

    6.一次医生严重疏失险些让我在精神病房又多关押一到两周

    女陈医生和我父亲、姑姑通完电话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她告诉我，她已经和我父亲、姑姑通了电话，了解了我的情况。我问她我何时能出院，她说要等我父亲和姑姑来香港之后。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父亲此前明确告知我他不会来香港了，我姑姑更不可能来香港。他两个都来了，我奶奶谁来照顾？我们家又请不起家政，也不放心请便宜的家政人员。我又问她，我家人确定要来？女陈医生说，他们说要来，只是证件有些问题，需要等待。我当时整个人脑子就晕了，因为这和我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完全不同。沉默之后，我说那好吧，我就等他们来。

    出了会见室，我立马准备给冯女士打电话。我忍着急躁等前面的病人打完电话，拨通了冯女士的号码。我告诉她，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突然又要来香港了。她说如果来也好啊。我说，问题是我父亲以前说不来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来？我请求冯女士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或者发短信问问，我父亲究竟来不来。我也告诉冯女士，我和我姑姑有激烈的矛盾，是不是她从中作梗，给医生说要来，然后故意耽误我出院？我对这些一概不知，只能在病房里猜测（当然这些又不能给医生说，说了这些猜疑她只会认为我在发病）。冯女士说她会问的。然后我道谢挂断了电话。

    我整个人处于焦虑不安之中。因为我无法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监禁的一个危害就是信息的隔绝。在这封闭病房里，我无法与父亲联络，也没办法干预到外面的情况。难道真是我姑姑故意搬弄是非、破坏我正常出院？或者只是发生了误会？也或者我父亲真的改主意要来？或者中国大陆公安人员已经干预过了？与外界隔离的环境，让我对事情真相一无所知，脑子一团乱麻。我只能指望冯女士早点问清楚。

    后来我想，干脆求一下护士拿出我的手机，直接问一下我父亲。然后，我找到一位年龄约50岁的护士（他工作牌反着，看不到名字），我告诉他，我父亲对我说不来香港了，而我又听医生说我父亲要来，所以我不确定怎么回事，希望给父亲打个电话问清楚。他说手机在存放病人物品的柜子，不方便拿。我说我情况特殊，联系父亲需要用自己手机打长途，所以护士把我手机放护士站了。他说他会看看。然后他看到的确在护士站抽屉里，于是他同意我打电话。

    我开机拨号，然后打开免提，以便让护士听到（我猜测我父亲很可能不会来，估计医生搞错了，所以打开免提让护士作证，后来证明这个做法很对）。然后父亲接了电话。我就问我父亲医生大概问的情况，他就把我前面已提到的那些回答告诉了我。他说他告诉医生的是，我（王庆民）的港澳通行证要到期了，家里有病人，去不到香港，让我自己回去。此时我立即示意那位护士注意听，然后我告诉父亲，医生误会了，以为你要来。我父亲让我再给医生重复一下，说他去不了了，然后告诉医生我（王庆民）思维很清晰，不会自杀，让医生允许我出院。我说好的，然后挂断电话。因为我开着免提，站在护士旁边打电话，整个内容那位护士都听的一清二楚。

    我立即对那位护士说，你都听见了吧，我父亲并不会来香港。他说听到了，会记录下来告知医生。我说我需要看一下他的名字（否则如果医生不信，我找谁作证呢？），希望他把工作牌翻到正面。他一开始觉得不必要，我请求了好几次，他才同意。我看到他名字叫李w拱。我担心他没有清楚记录或者医生不相信，所以再三叮嘱他转告医生通话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从父亲这里听到了和医生不一样的说法，而且我父亲的消息有利于我提前出院，所以我说话和表现有些激动、兴奋（我当时也就是看起来很高兴，语气兴奋些，并没有做任何激烈举动，连声音也是正常音量）。他要我不要激动，否则医生看到了就认为我情绪不稳，不让我出院了。我只好压着兴奋，尽可能不表现任何高兴情绪。这也是很讽刺的事情，连表达正常情感都不行。精神病房里的规矩时刻都在提醒这里是精神病房，住院者不许拥有正常人理所应当拥有的各种权利，包括表达喜怒哀乐。即便笑出声音、说话语速快一些激动一些，都是被看成情绪波动、不正常的。

    那么医生为什么说我父亲要来香港？很明显是医生听错了。这个肯定和口音差异有关。女陈医生是香港人，平常多使用香港话，普通话属于“外语”。而我父亲则是说的河南方言或者不常用的跑调的普通话，然后双方口音差别就很大了。女陈医生对普通话的掌握，就像中国中等水平大学生对英语的掌握，说的很流利，也完全听得懂纯正的英语，但是听英语方言就不行了。所以女陈医生就听错了。具体哪里听错，我估计是我父亲说“通行证到期了”这句。他是指我在香港滞留期限到了（我父亲当然不能准确说出“滞留”之类名词），然后女陈医生听成我父亲的通行证到期了，以为要办证之类以便于来香港。我父亲说要我出院之类的请求她肯定也没听清楚，导致错误没有得到纠正。此外，我父亲中风后，听力下降、说话也不很清楚，可能会答非所问，也会影响医生理解。这件事也证明，医生和我父亲的沟通质量不佳，甚至出现误听。在沟通质量如此低下，甚至出现听错我父亲来港与否这种低级错误的情况下，医生如何能从我父亲那里清楚的了解到我的精神状况和过往言行？如果从我家人那里听错的是关于我的精神状况和言行，那是不是会导致误诊？

    即便只是听错我父亲是否来港，也已经算是医疗事故了（我不知道从法律上这是否可以判定为医疗事故，但潜在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如果我不及时联系父亲，而是等我父亲久不来港才发觉，或者冯爱玲女士下一次探望时才联系到父亲，那就会严重延误我出院的期限。如果我没办法联系到父亲，完全等医生看我父亲不来才重新联系，那会拖更久。而且即便我联系了父亲，听到了他不来港的消息，在没有护士作证的情况下，医生肯定信她的耳朵而不是我的转述，说不定以为我“妄想症”呢。然后我只能等她下一次联系父亲（我请求她联系她当然不会听，至少一星期内很难答应；答应了又得等和社工安排协调）。因此医生的误听导致我多在病房呆一到两周甚至更长，是完全可能的。

    那位李护士安慰我，说你早晚都要出院，即便搞错了也没什么，最多也就在医院多待一两周。我心想，如果一个被拘留15天的人，因为监狱失误多关了一星期，他要受多少罪？按规定应该如何处罚失误的狱政人员？精神病房和医院一样，都会让人丧失自由。至少对我来说，丧失自由是非常痛苦的（我相信对大多数人也一样）。再说，如果因为多呆一段时间，因为精神病房糟糕的环境，把我真逼疯了，我忍不住发起火来，仅仅做一些在正常环境下不算很严重的行为（如大街上吵架、轻微肢体冲突的行为），那就恶性循环出不了院了。这样的后果比在看守所和监狱更恶劣。难道不是吗？总之这绝不是什么好地方，多呆一分钟都没好处。还是前面那句话，让医生和护士与我换换位，他/她们住在病房被各种管制，吃饭睡觉整齐划一，每天穿着病号服无所事事、趿着拖鞋来回踱步，看看他/她们感觉如何。因医生疏忽大意，变相“非法拘禁”的行为，后果、造成的伤害是很严重的。但这位女陈医生和护士居然不当回事。而病房其他医护大抵也是这样想的（难道会不一样？）。

    在此举出知乎问题“精神病院中发生过哪些令人细思恐极的真实事件？”中，一位叫“惜h”的用户的回答（该用户迄今获得4100多赞同、370多感谢、270多收藏，该回答获得4.1k赞、375感谢，283评论，这是她最受欢迎的一篇回答）：

“22岁入院 

由于在家常态是闭着眼 不说话 流眼泪

被强制性用塑料胶布绑住腿 当时只穿秋衣秋裤 头发很脏 塞在后排座 连夜开到南京脑科医院

 

没有心理咨询 没有医生面诊

直接把我丢在医院住院部

晚上精神分裂的 幻听躁狂的 从小智障的 …

各讲各的 很大声

刚进院都要被绑起来观察

我被绑在床上

这样的环境让一个被监护人认为是有抑郁症的人 怀疑所有的一切 丧失安全感 充满绝望

…

 

见到许多不同病症的人

都是世间特别的人

 

细思极恐的事的体会是 人很孤独 无所不在枷锁之中”

    即便没有直接的虐待，投入这种环境，本身就是可怕的事情。甚至比监狱还没有自由，被捆绑、被当做“非正常人”，甚至就是“非人”。此外，这些病状较轻甚至只有普通抑郁的，还会被重病患者“交叉感染”，恶化精神状况。普通人和重症精神病人在一起都会受不了，何况精神相对脆弱的抑郁症患者。我在香港遭遇的比这轻一些，但被捆绑、丧失自由、和有着各种明显不正常言行举止的人在一起，怎么可能不恐惧、焦虑，这是在治病，还是逼人得病、发病？

    因此，东区医院医生听错我父亲的陈述，难道算不上医疗事故吗？是不是和其他内外科一样，给住院者/病人带来了潜在损失？然而会有谁被追究责任呢？即便中国大陆，出现司法冤狱、在监狱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哪怕关15天，原则上也可以获得国家赔偿，责任人也可能受到处罚；如果在精神病院，无论关多久，即便最后证明没有病，绝大多数也会不了了之，一分钱都不会赔偿、一个人都不会处理。这种“误诊”或者说工作失误与普通内外科诊疗不同，带来的不是清晰可见的损失而是隐形损害，造成的损害不易被外人发觉和量化；而更糟的是，住院者在入院时就被贴上了“精神病人”的标签，他/她们的指控很难像普通人那样得到采信。这和我在前面评论“屯门医院伤害老人致死事件”中提到在精神病房发生的虐待事件无法与普通科室发生的纠纷一样去投诉，是一个道理。所以，哪怕耽误了一两个星期，甚至更久，也会不了了之。

    （当然，数月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玛丽医院和东区医院真正的恶劣行为，这耽误一星期相比而言都几乎完全不算事了）

  （四）出院前的经历与波折

    1.医生劝阻我维权；对大陆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维权者的案例举例及分析、引述相关权威文章和调查报告

    和我父亲通话之后，我的出院问题终于提上日程。

    确认我父亲不会来香港后，我又见到了女陈医生。关于误听问题，她只说已经知道我父亲不会来了，根本不提她自己听错的事，更没有认错、道歉。对这些医生而言，估计她/他们认为住院者大抵都是“病人”，没必要当公民来尊重的，也不觉得她的疏忽导致我可能多关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算什么严重的事。至于责任问题，她脑子里恐怕完全就没有，作为医生并不比市井民众有任何更高的道德和责任心（虽然地位越高职责越重，责任也应该越大）。以回避掩饰了过错后，她就开始与我具体谈论关于我出院及出院后的问题。她问我出院后是否还继续维权，我说我会采用温和的方式（其实我自杀前也是采取温和方式维权的）。她说，能不能把这些事情放下来，重新生活，意思是不赞同我执着于维权。我说，我是希望通过把我的事情发到媒体上，然后进行呼吁，让社会公众关注、了解这些校园暴力受害者遭受的苦难；希望能够把受害者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也就是用建设性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仇恨和破坏）。在出院前夕的几次谈话中，她多次建议我放下过去，放弃维权。当然，这从她的角度无可厚非，因为她通过和我父亲联系，误认为我遭遇的校园暴力情况并不严重；而她的“职业责任”，是避免我出院后再做出过激行为如自杀。她认为我再次维权就可能再次做出过激行为，因此劝阻我不要维权。我担心如果我说要坚持维权她不让我出院，只好说我会放下过去、找工作、重新生活。

    我对这种劝阻的看法是，他/她们根本不了解受害者遭受的痛苦严重性和现实处境。对于我的个案，几位医生（包括前面提到的玛丽医院的）也没有理解我的维权与呼吁中包含的诉求的必要性。关于我的维权动机和目标，在本文第一章已经有详细阐述。我因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伤害，身心遭受严重创伤、前途毁灭，无法正常学习和工作，怎么可能一笔勾销？而且除了维权，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说句不好听的，你们这些医护人员能替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弥补我的青春、学业及其他连带损失吗？能帮助我恢复锦绣前程吗？即便不说那些巨大的伤害，哪怕能给我几个月生活费让我渡过难关吗？你们100%不能，你们只是把我关起来让我受罪，还浪费香港纳税人的钱。所以为什么要阻止我维权？

    更重要的是，我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媒体报道、政府重视、知名人士参与，引发社会各界对普遍性（而非个案）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的关注，推动制度化法治化防治措施的建立与执行，保护、救助、补偿受害者……总之，我是用正大光明的手段，呼吁用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是在做好事、实事、进步的事。为什么做好事也不可以呢？我不是害人而是在救人，是在为同病相怜的受害者护权利争权益、避免未来的孩子们重蹈我和许多受害者的悲惨覆辙。为什么要阻止我做这些必要而又稀缺的事情？张平宜救助麻风病孩子时、高耀洁呼吁关注艾滋病问题时，应该阻止吗？难道要劝她们“别去救人”、“不要呼吁”吗？

    香港的精神病院/精神病房的医生对于维权者只是有所劝阻，即便客观上有问题，主观上并没有恶意，甚至她/他们还自以为是好意，医院对于维权者也不太会随意收治（我毕竟有自杀行为，哪怕后续治疗也有许多不合理的）。但中国大陆则完全不同。通过将维权者、上访者、民运社运人士、各种异见人士关进精神病院，以打压维权活动和社会运动，已经成了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频繁使用、中央政府默许和纵容的惯常手段。而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被精神病”手段变本加厉，且在高压维稳、新闻管制的状况下，受害者欲逃无路、求告无门。

    在此举出维权新闻网站“民生观察”（因中共的打压，网站在中国境内无法看到，除非使用VPN）对湖北枣阳被精神病人卫秀云的采访作为典型案例（重点内容用粗体标出）：

“《专访湖北枣阳被精神病人卫秀云》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8-08-29 23:19

采访对象：卫秀云（女）

时间：2018年7月24日

地点：湖北省枣阳市沿河西路

    共产党一党专权下，一些手握公权者借“被精神病”来打击报复维权者，来解决影响地方稳定大局的“不稳定者”，这一现象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一种野蛮的非法手段。强行“宣判”一个健康人为“精神病人”，反映出公权力不受制约下对公民私权的肆意摧残和践踏。对涉及私权的公权力使用，仅仅依靠立法禁绝公权力为心术不正的当权者所用，无异于空中楼阁平地起、镜花水月思中存。必须从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顶层设计上予以有效制衡，才可能将公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饮鸩止渴式的公权力对私权的粗暴侵害，有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不断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实现公权私权并行不悖基础上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本网获悉，湖北省枣阳市太平镇会计卫秀云（女），因坚持揭发单位领导向下级部门索贿问题，被镇领导和维稳警方多次送进医院精神科“强制治疗”。2018年7月24日，本网志愿者来到湖北省枣阳市找到了卫秀云，对她做了一次被精神病情况的专访。

 

全文如下：

 

志愿者：卫秀云你好！据枣阳维权人士白建强介绍，您因为常年举报镇领导的索贿问题，多次被政府维稳部门送进精神病院关押“诊治”，我们想对这一情况做一个了解，对你做一次专访可以吗？

卫秀云：好的，我愿意接受采访，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悲惨遭遇，希望大家帮助我进一步维权。

志愿者：请问你是为什么事情被地方政府送进精神病院“诊治”的？是什么人送你去的？

卫秀云：我原是枣阳市太平镇的一名会计，因镇政府时常向下面的村委会索要数额不菲的财物，而我家也是村民出生，深知各村委的艰难，所以就于2004年开始举报镇政府的腐败行为。但是，不曾想我的举报非但没有人查处，反而被上级透露给了太平镇镇政府。事后，镇政府就把我调离了岗位，并且时常对我威胁恐吓，为此我就开始到襄阳市和北京信访局上访，之后镇政府就将我列为稳控对象，多次将我非法拘禁在家阻扰我出门信访。我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是在2005年的元月3日。

当天，我们太平镇的镇政府工作人员马伟（音）带领多人，以帮我解决问题为由把我骗到湖北省武汉市，到了武汉市他们几人就把我押送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交给医院关押。期间，医院的医生问我们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她真的是精神病人？”镇政府人员说：“她很偏执，喜欢上访告状，所以不管你们医院要多少钱，只要你们给她弄一个精神病（病例），我们就长期把她关在这里，你们医院可以创收，我们镇政府也可以防止她去北京上访。”事后，我就被关在这家医院里一天，次日该院的一位领导来查房，发现我不像精神病人，就要求医生为我做一次精神疾病体检，体检的结果显示，我的精神状态在正常范围（有检查结果证明书）。医院院长得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通知精神病科室的医生说：“赶快通知镇政府让他们24小时之内来把这个人领走，如果镇政府不来领，就通知她的家人来领，这样伪造事实把一个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是很严重的违纪问题，如果被曝光，我这个医院院长恐怕都当不成了。”后来，我的哥哥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来把我接出了医院。我和哥哥返回枣阳市后，我又开始继续上访举报。

上访期间，我又多次被镇政府人员和警察非法绑架、拘禁，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枣阳市维稳警察把我拘禁在北京的一个收费室内长达七个月之久。

志愿者：你此后还有没有再被关精神病院？

卫秀云：有。大约是2006年1月4日，我们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突然通知我说“你举报成功了，政府和检察院决定给予你奖励和补偿，你赶快到检察院去办手续。”，等我到了检察院门口，镇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就一哄而上，把我绑架到了襄阳市精神病院关押“诊治”。期初，是镇政府人员的几个人把我推进医院的，进了医院后，又由医护人员管控我，他们很快就抢走了我的随身物品，然后扒掉我的外衣和皮带、鞋子，把我捆绑在一张大铁床上，开始给我强行灌药，而我就拼命反抗，他们就使劲的把我的双手勒紧，直到把我捆绑了六天六夜无力反抗后，他们才给我松绑。松绑后，我的双手已经被肿胀麻木，失去了正常功能，时至今日都没有恢复，12年了，我的双手依然严重红肿疼痛，完全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基本残废了。还有，他们接连6天给我强灌不明药物，导致我的眼睛出现病变，长期流泪。

志愿者：你知道绑架你去精神病院人员的姓名吗？

卫秀云：知道，是太平镇党委书记王兴国（音）以及妇女主任等党委委员6人绑架我到精神病医院的。

志愿者：你还记得那家精神病医院的名称吗？

卫秀云：记得，是湖北省襄阳市“安定医院”（音）的四病室。

志愿者：医生有没有给你检查你是否患有精神类疾病？

卫秀云：没有给我做检查，医院伪造了一份病例说我有精神病，并且医生还多次恐吓我说：“政府把你交给我们，就是要整治你喜欢上访告状的毛病。现在，我们把你和疯子们关在一起，你怕不怕？看你还上访不上访了？”

志愿者：你在医院里有没有被殴打的情况？

卫秀云：有啊！他们接连六天给我灌药，而我拒绝服用这些不明药物，这时医护人员就会揪住我的头发，打我的脸，然后捏住我的鼻子，再用筷子撬开我的牙齿往嘴里灌药。有一次，我咬紧牙关坚决拒服，他们就拿来一双筷子强行撬我牙齿，结果把我的一颗门牙都撬倒了，嘴唇也撬破了，鲜血直流他们也没有住手，接着他们把筷子插进我的嘴里乱撬，直到撬开我的嘴把药物灌完才放手。灌了药以后，我就开始慢慢晕厥过去，毫无知觉，就连大小便都失禁了，醒来后我发现床上满是污垢，呼叫医护人员给我松绑清理，他们也不肯。直到现在，我的这一颗牙齿都没有恢复，牙齿已经变黑还经常流血，我的嘴唇到现在还有一块明显的黑色伤疤。

志愿者：你跟精神病人住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感受？

卫秀云：医生把我和十几个女精神病人关在一起，这些女病人有老有少，她们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她们会时常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突然高声唱歌，特别是在半夜里她们也会有这种情况，非常恐怖。还有一些病人会将床被蒙在头上到处乱跑，跌跌撞撞，让人难以入睡。也有一些病人会突然龇牙咧嘴，像是要打人的样子，我很没有安全感，精神高度紧张。我觉得，镇政府把我关在精神病院还有另一种企图，就是她们想以此来恐吓警告我，让我以后不敢再去上访。再有，她们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诊治”并伪造病例，这样她们就可以说我是一个精神病人，以后我的上访举报行为，就会被认定为无效信访。

志愿者：在你被关精神病院之前，你的日常生活都正常吗？有没有在医院查出患有精神病？有没有暴力自残或殴打伤害他人的情况？

卫秀云：在我被关精神病院之前，我的日常生活一切正常，从来没有查出过我患有精神类疾病，我们家族也没有精神病遗传史，我也没有暴力自残和伤害他人的情况，我与工作单位的同事及邻居都相处的不错。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卫秀云：是我被关了六天六夜，我女儿的爷爷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襄阳市“安定医院”强烈要求放人，不然他也要去上访告状，我们镇政府怕事情越闹越大才通知医院放我回家的。

志愿者：经历了被关精神病院的折磨，你此后还敢去上访维权吗？

卫秀云：刚被放出来的一段时间确实有心理阴影，心有余悸，毕竟在里面被捆绑了六天六夜备受折磨。但是，随着我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我开始克服了恐惧，我觉得应该感到害怕的是那些违法犯罪的政府人员，而不是我。之后，我在家调理了一段时间，修养了一下身体，而后就又开始踏上了上访维权之路，时至今日我依然在坚持上访举报，目前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这就是枣阳维稳部门已经答应给我和女儿被他们殴打赔偿三万元钱。

志愿者：你的女儿也被维稳人员殴打了吗？

卫秀云：是的，我女儿在北京上大学，有一次我躲过维稳人员的监控跑到北京准备上访，枣阳市的维稳人员就追到了北京市，但是他们一时找不到我的人，就找到了我女儿的学校。到了学校，他们谎称是镇政府给我女儿送助学补助的，以此把我女儿骗出了学校，我女儿走出学校后，他们就把她拖到一处偏僻处拳打脚踢，把我女儿打的遍体鳞伤。此后，他们就要挟我女儿拨打我的电话求救，我接到女儿的电话后赶忙跑来，结果，维稳人员就把我强行绑架回枣阳拘禁了很多天。事后，我要求他们赔偿但遭到拒绝，为此我又多次上访投诉，最后经过我多年的努力，他们最终答应赔偿三万元。虽然他们对此事做了赔偿，但他们对其他的迫害行为却没有赔偿，所以我还是要坚持上访举报。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早日维权成功！

卫秀云：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希望社会各界给予我帮助。谢谢”

    中国各地政府将维权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关押的行为，在近年来已经普遍化、常态化，成为政府官员和精神病院管理者乃至医护人员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潜规则，成为维稳体制的组成部分。因此，像卫秀云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仅仅“民生观察”网站“被精神病”一栏就有近500条信息，涉及200-300名维权者。而在另一个维权网站“维权网”中，也有129条信息，其中的一些可以与“民生观察”网站的信息互相印证。更可怕的是，由于以下种种原因，能得到披露的“被精神病”事件，只是中国大陆比司法冤狱还可怕、更无法申冤的“被精神病”案例的冰山一角：上访者遭受政府打压一盘散沙很难联合、信息闭塞、普遍没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这一点对于写作和口述的质量有关键影响），很多“被精神病”的维权者没有能够与维权网站等取得联系，即便联系上也表达不清情况；政府对新闻自由打压异常严厉，维权网站维护人员被抓捕（例如报道该案例的“民生观察”网站负责任刘飞跃就被抓），采访报道维权者“被精神病”案例困难；政府和精神病院普遍抵触媒体采访……

    在这个案例中，受害者卫秀云仅仅是因为举报贪污腐败，就被政府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并在医院遭受残酷虐待，饱受创伤，还留下了后遗症，无法正常生活。但某种程度上，她还是幸运的（其他更多的人是不幸的）：1.她第一次被关在精神病院，医院因担心被媒体曝光而释放了她。而时间是2005年。那时中国新闻自由度较高，各种侵权事件、维权事件较多的被曝光（例如广播和电视节目经常通过暗访，调查和播报地方政府的种种劣迹），精神病院及医护人员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虽然依旧有“被精神病”危险，例如她2006年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就无媒体报道）。而2013年至今，已经没什么新闻自由了，负面报道被大规模封杀，揭露政府黑暗面报道更是寥寥无几，所以这种“被精神病”事件很难在大陆媒体传播。而海外的/防火长城外的网站在中国大陆影响力极小，绝大多数民众看不到，在这些网站或媒体曝光，对官方和医院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2.她的家人一直支持她，并且千方百计的营救她，在她公公的“闹”和坚持下，她才得到释放；她哥哥也帮助她。但从整体上看，许多家人因为感情冷淡、家庭矛盾及政府逼迫，对因维权“被精神病”的家人不会去救、不敢去救、不尽力救（更不用说那些主动把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了），都会导致受害者长期甚至终身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而那些永久性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维权者，更易受医护虐待（因为不怕他/她们说出去），也永远没有机会诉说苦难和申冤了。还有一些没有直系亲属、形单影只的，就更悲惨了，被抓进精神病院往往根本无人知晓，有人知晓也因不是亲属而无权要求医院放人。

    在此列举一部分中国“被精神病”并被关押/曾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维权者或政治反对派人士：罗映华、李金平、钱进、胡荻、焦延寿、王群凤、钟亚芳、林秀丽、徐武、鲍俊生、耿兆红、韦朝芝、张军、王培剑、王国印、屈良富、邢世库、陈翠玲、王志锋、朱汉、李小萍、许大金、张治、张文和、曹孙忠、何芳武、彭兰岚、张海彦、朱明霞、孙立勇、都玲、施根源、宋再民、刘伟、马胜芬、黄枚芳、尤宝芬、沈佳君、朱广花、潘显阳、辜香红、夏付年、汪荷娣、陆立明、丁建勇、邓光英、蔡应兰、任迺俊、李本凤、潘斌、张起、王守安、陈碧香、张吉林、刘刚（非为六四学生领袖那位）、曹继月、杨志祥……他/她们中有些完全没有精神病，精神状况正常；有些因为蒙冤受屈、维权受挫、被打压迫害，贫病交加，导致焦虑抑郁恐惧或别的精神疾病，但是并没有自杀或伤人等危险行为及意图，不需要被关押起来封闭治疗；即便有个别的确有较严重的精神疾病，治愈、病情缓解了也应该被允许出院……但是他们大都被非法关押，而且无论关押还是释放，往往都是不合程序、需要家人或维权界难友费尽周折或求或闹，才可能救出。即便被允许出院，往往也是由政府而非医院决定。当然，他们还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得到了舆论关注（没有得到关注的自然上不了维权网站），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地位和知名度很高，如作家、学者/大学教师、维权领袖/著名维权人士，容易得到关注和声援，所以他们中一部分已经获释。而没有被披露的，不知道姓名的，都是没有知名度的维权者、上访者，他/她们恰恰被关押更长久、受难更严重，或许永远都要被关在精神病院，受到折磨也无人知晓。当然，在许多县市，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这样的一些事，在知乎和微博上时不时能看到类似评论。但由于言论控制尤其删帖、禁言、封号，所以大多数事件不为人知。即便爆出的也往往没有具体的姓名、地点及基本情况。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毁灭于精神病房的牢笼中。

    关于中国泛滥的“被精神病”的状况，在前面已提及过的“纽约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曾在中国担任过六年法官的殷驰教授，和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所长，也是资深中国事务专家孔杰荣教授共同撰写的《中国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和任意拘留》”一文中有着精准的分析和批判：

    “在中国，每天至少有上百人被精神卫生机构强制非自愿收治入院。在这些人当中，有的是通过其所涉案件的刑事程序。毋庸置疑，对一个严重罹患精神障碍的患者是否收治，如何收治及收治多久，是一个日益严重的世界性问题。在政府采用多种方式对公民进行拘留的中国，这些问题已被证实尤其严重。

    ……

    在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强制收治方面，任意拘留的可能性很大。就此，中国在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方面仍大有可为。尽管《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不尽完善，它们至少旨在分别为所谓的犯罪分子和违法人员提供一些基本的保护。就算那部新出台的令人心畏的《监察法》--虽然与精神卫生强制收治毫无关系--授权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对政府官员或者国家相关管理人员因涉嫌各种不当行为而进行留置（尽管该期限很长）。但是，中国政府利用精神病院以及其他不太惹眼的一些机构，包括针对吸毒和卖淫人员的强制戒毒中心、收容教育所、“政治再教育”基地和“黑监狱”等，利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方式，对公民进行任意拘留的做法，已经受到广泛批评。

    ……

    目前，在中国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程序中，没有属于真正中立的第三方的一席之地。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两名精神科执业医师的诊断决定就足以令一名患者被收治入院（而且可能是收治终身），无需听证或者司法许可。因此，沿袭前苏联的模式，精神病院应官方要求对个人进行强制收治已成为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的便利手段。根据中国一非政府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的医疗界“在对批评政府的人士以精神障碍需要住院为由进行拘禁方面，继续向官方妥协。”

    《精神卫生法》本身也因为过于宽泛而难以适当贯彻。“精神障碍”是该法规范的疾病。令人遗憾的是，该法却将其模糊的定义为“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或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尽管该定义外延宽泛，毋庸置疑，并非所报道的这全部1亿多遭受不同程度精神问题困扰的中国人都需要非自愿住院治疗。正当程序在如此重要的决策过程中的缺席，仍会损害数以百万的人们免于被任意拘留的基本自由权利。”

    同样，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撰写的《“最黑暗的角落”--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滥用报告》也对中国“被精神病”情况的泛滥的原因作了细致的分析（也附有许多个案佐证）：

    “2011年4月的一天，凌晨2点，徐武撬开窗户，通过铁栏之间的缝隙，从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的监护病房里逃脱。四年之前，徐武所在的单位与警方一起，违背他的意愿，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直到他逃脱。

    徐武说，他没有精神病，而是因为向政府部门投诉他的工作单位而被强制收治的。但是，他被医院诊断为患有“妄想症”，并且症状在四年内没有丝毫减轻。在成功逃脱后，徐武到广东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讲述了他被原单位迫害和被强制收治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离开电视台时，徐武在南方电视台大院内被7名操武汉口音的男子(其中一人声称是警察)塞进一辆出租后离开。徐武随即被带回了精神病院，但却由此引爆了中国精神病强制收治的舆论风暴。在网络上，人们对他是否有精神病，以及医院、武钢和当地公安机关在将他关押在医院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的精神病非自愿收治制度就像个黑洞。一个公民仅仅因为有精神病，甚至仅因其家 庭成员、雇主、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声称他有精神病，他/她就可能因此而无固定期限的“消失”掉。

   据官方估计，中国每年有 80 万人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徐武一样，是被强行收治的。医院接收这些人后就禁止他们离开，除非那些决定将他们收治的人(送治人) 同意他们出院。在医院里，病人作决定的权利被剥夺，除非医院或者送治人也同意该决定; 后者还在法律上被医院视为该病人的“监护人”。被强制收治的病人还要接受药物和电击在内的强制治疗。中国的法律法规目前并没有对病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收治的合法性进行独立审查的规定，病人也没有请求司法复核和委托律师的权利。病人与外界的通信权利在通常下也被剥夺了。

    非自愿收治制度滥用背后的原因

    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是目前非自愿收治被滥用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还没 有一部专门保护精神障碍者群体的法律。尽管有若干部全国性法律涉及到了非自愿收治的某 些方面，例如《刑法》、《警察法》等，但相关条文不仅用词模糊，对非自愿收治的具体情形和程序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一些地方立法机构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对非自愿收治进行规范，但是这些法规对非自愿收治的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泛。此外，目前不管是全国性法律还是地方性法规，都没有对收治程序中的司法复核作出规定。一旦病人提起对医院或者送治人的诉讼，法院往往不愿意处理并为非自愿收治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司法保护。

中国政府于 2011 年 10 月发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但草案提交人大表决的时间尚 未确定。从表面上看，该草案对当前违反《公约》的强制收治制度做出了修正。

    精神病非自愿收治被用于政治目的

    当前的非自愿收治制度极易被滥用。那些有“门路”(包括权力和金钱)的人可以通过 强迫或付钱的方法让医院拘禁他人，以此作为惩罚或让他们“禁声”。这些做法却往往被免于处罚。2002 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的调研报告表明，强制收治被政府用于政治目的，主要被用于对政见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拘禁。十年之后，精神病收治制度被出于类似政治目的的滥用仍在继续。当前很多被强制收治的人是上访者、异议人士或活动家。在这些案例中，那些让政府官员恼火的人，包括向上级机关上访的人或发表批评政府言论的人，被送往精神病院作为惩罚。

    与此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精神病院的私有化管理也加剧了这种滥用。一 些富有的人可以付钱给精神病治疗机构，将他们想“摆脱”的人、近亲、员工等监禁或者强制治疗，监禁和治疗的时间长短取决于送治人的能力和意愿。在部分案例中，送治人同意付钱给精神病院，让医院收治其“有精神病”的亲戚或者员工。在接到送治人的指示后，医院的职工甚至会跑到大街上将送治人的亲戚或员工“抓走”。随着政府部门维稳经费的日益增加，公安部门开始付款给精神病院，由医院对当地的“麻烦制造者”进行变相监禁，精神病院也因此从中受益。……”

   （这份报告附有许多具体案例，每个个案也都有相对详实的讲述与分析，随便一个个案都如冤狱般残酷，有些案例中精神病院的恶行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的细节令人发指。篇幅所限，在此不引述（在前后文需引述的地方，我会引用部分案例）。看到本段且需要了解“被精神病”造成的更具体的危害及相关案例的，可以在Google检索“《“最黑暗的角落”--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滥用报告》”，即可以找到原文全文）

    报告也提到，中国精神病院、政府机构、司法机关的许多行为，如剥夺非自愿收治的病人或“被精神病”者人身自由通讯自由、剥夺“病人”寻求司法救济和保护的权利、精神病院对“病人”实行暴力、虐待等行为，是违反中国政府于2008年批准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如《公约》规定的如下内容：

平等和反歧视(第五条)

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第十二条)

获得司法保护(第十三条)

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四条)

免于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十五条) 

免于剥削、暴力和凌虐(第十六条)

保护人身完整性(第十七条)

尊重家居和家庭(第二十三条)

健康(第二十五条)

    但在没有法治、对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的权利实行全方位剥夺的现实环境下，《公约》中的规定是多么软弱无力啊。虽然有孔杰荣和殷驰等权威学者的关注，以及他们和相关国际机构撰写的文章和调查报告的精准批判，中国恶劣的精神卫生状况尤其强制收治问题并没有改观，相反还在随大环境恶化而恶化。而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和封锁，也导致这些宝贵的声音难以广为传播。另外，在资讯爆炸的时代，这类对大众来说较为边缘化的议题，即便得到有限的刊发和传播，也立即淹没在亿万条信息的浊流中，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足够重视，哪怕这些文章和调查报告承载着数百万人的苦难与冤屈。

    我没有在大陆的精神病院住过院，在香港也只被关了23天，所以我无法亲身体会大陆精神病院恶劣的环境和住院者遭受的痛苦。而且即便大陆的精神病院，也是复杂而多样的：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不同级别的精神病院，不同模式（全封闭或半封闭；严格隔离和有一定活动空间）的精神病房，情况往往大相径庭；不同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对待不同病人也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行为。但毫无疑问，哪里的精神病院，都会让住院者失去自由、受到管制、丧失在院外正常享有的各种个人权利；在这种受管制的、封闭的、医护和住院者力量完全不对称且无监督的环境中，被欺凌和虐待的几率，都大于在正常的、自由的、开放的、起码有一定法律约束的、公共的社会环境。

    书写本文期间，我从头到尾完整阅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索氏在书中把苏联劳改营、监狱、递解站和流放地的黑暗描述的淋漓尽致，分析的入骨入魂。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对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议者、滥用精神疾病强制收治体系关押人民的行为没有用专章进行描述，只是偶尔粗略的提及了几次与精神病问题有关联的内容（例如提及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发疯、发狂后，立即被拖出去打死；刑事犯绝食、抗议，被送入精神病院），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而根据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列宁--斯大林时代（及后来更频繁以“精神病”为借口迫害异见者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其他的证人证言和合理推测，很明显苏联的精神病院并不可能好于监狱。索氏对苏联精神病院描摹的缺失，或许恰恰证明精神病院比劳改营更加封闭和黑暗，被永久关押的比例更高，对被关押者造成的心灵创伤更严重，还有污名化影响到了人们对幸存者叙述的关注度和信任度。而这一切，导致更难以有相关信息被透露出去，更鲜少有幸存者有能力和条件讲述内幕，当然也更难得到当时苏联国内（以及苏联解体后继承国俄罗斯历史、政治研究者）和国际社会及相关人士的关注。

    通过我这几个月来对于“被精神病”问题相关材料的阅读与对各类个案的了解，我相信，中国乃至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精神卫生体制尤其强制收治制度制造的罪恶，如果有人和组织机构能够协调起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深度的调研、收集到足够的材料、进行充分剖析与解读，足以从中挖掘出在和平与发展年代的另一个“古拉格”（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精神病院/病房也有不少恶行）。即便仅仅只研究中国，从1978年至今，就有至少数百万被不合理强制收治且长期被囚禁（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囚禁终身）的“精神病人”（例如80年代大量女知青因为各种原因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些人原本应该过正常而自由的生活，即便因各种外部伤害确实患上不同程度精神疾病的，也应该接受修复式治疗（而非监禁式管制），在痊愈后被允许回归社会；或在救助机构提供的特殊岗位工作、在福利机构疗养，或二者结合自给自足。但实际情况却是普遍被判了“无期徒刑”。其中许多人，带着一辈子的冤抑和在病房中数十年的悲惨，屈死在精神病院里，再没人知道在他/她身上发生过什么。他/她们遭受苦难的时间之久，远超改开前极左年代被关押在远至大西北和北大荒、近在京郊沪外各种监狱和劳改营的“右派”、“反革命”幸存者；她们受到禁锢和虐待之悲惨，大抵也等同于甚至部分超过了在同样封闭黑暗的劳教所、劳改队和监狱服刑的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各种受难者。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精神病院中的恶行与丑陋，只有数量不少但质量欠佳的口述和短文，而且普遍缺乏实名，还没有一部足以震撼人心的作品为这些被强制收治者呼喊和正名。受难太轻的、学术与文字功底还不够足的，例如我，无法完成一部足够像《一滴泪》、《古拉格群岛》那样引发广泛的乃至世界性的关注的著作；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例如许多作为旁观者的学者，都无法详细的、彻底的、本质化的对那些最悲惨的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受难最深重的，基本都会老死病死被虐死在精神病房里，根本没有机会写出自己遭受的苦难。这又是一个残酷的悖论。

    而如今，随着高压维稳体制的强化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精神疾病患者或疑似精神异常者的歧视、监视、管控，以及导致的系统性压制，已越发恶化。如知乎上一位叫“曹x”的心理学领域人士，在提问“双相情感障碍会上报国家吗？是自己自愿上报还是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上报呢？”之下的回答：

    “双相（情感）障碍只要发病被诊断，就必须上报，我国建有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严重精神障碍发病信息是该系统的组成部分，发病信息需报送是法规要求；

从2013年7月29号开始施行的《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以下六种重性精神疾病，只要被诊断发病，就必须由相关医疗机构指定的相应科室和专人负责信息录入或报送；

    这六种重性精神疾病分别是：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双相是其中的必报项；

    除此以外，2018年五月底，卫健委印发了《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8年版）》；

规范中第二条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配合政法、公安等部门；

每季度与村（居）民委员会联系，了解辖区常住人口中重点人群的情况，参考精神行为异常识别清单，开展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毎季度摸排一次疑似人员）

精神行为异常识别清单包括：

（1）曾在精神科住院治疗；

（2）因精神异常而被家人关锁；

（3）无故冲动，伤人、毁物，或无故离家出走；

（4）行为举止古怪，在公共场合蓬头垢面或赤身露体；

（5）经常无故自语自笑，或说一些不合常理的话；

（6）变得疑心大，认为周围人都针对他或者迫害他；

（7）变得过分兴奋话多（说个不停）、活动多、爱惹事、到处乱跑等；

（8）变得冷漠、孤僻、懒散，无法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

（9）有过自杀行为或企图。

     对于符合上述清单中一项或以上症状的，应当进一步了解该人的姓名、住址等信息，填写精神行为异常线索调查复核登记表，将发现的疑似患者报县级精防机构，并建议其至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进行诊断。

    对确诊的患者，原则上必须签署参加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服务知情同意书。对于同意参加社区服务管理者，由精防人员定期开展随访服务。

对于不同意参加社区服务管理的患者，精防人员应当报告关爱帮扶小组给予重点关注并记录；关爱帮扶小组应当对患者信息予以保密。

    精防人员应当综合评估患者病情、社会功能、家庭监护能力等情况选择随访形式，因精神障碍评估缺乏客观检查指标，面见患者才能做出更为准确的评估，原则上要求当面随访患者本人。

    随访要在安全地点进行，注意保护自身安全，同时注意随访时的方式方法，保护患者及家庭隐私。

    随访的内容包括危险性评估、精神症状、服药情况、药物不良反应、社会功能、康复措施、躯体情况、生活事件等。随访结束后及时填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服务记录表，于10个工作日内录入信息系统。

    其中危险性评估分为6级：

0级：无符合以下1-5级中的任何行为；

1级：口头威胁，喊叫，但没有打砸行为；

2级：打砸行为，局限在家里，针对财物，能被劝说制止；

3级：明显打砸行为，不分场合，针对财物，不能接受劝说而停止；

4级：持续的打砸行为，不分场合，针对财物或人，不能接受劝说而停止（包括自伤、自杀）；

5级：持械针对人的任何暴力行为，或者纵火、爆炸等行为，无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

...............

    需要了解的是，根据本规范的要求，对病患可采取的措施有：心理危机干预、保护性约束、快速药物干预、急性药物不良反应对症处理；

    病患及其家属在精防人员上门随访时，尽量克制一些不良的负性情绪，配合精防人员工作；

     另，需要注意的是：长期的药物治疗，如果治标不治本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比如，大多数人认为抗抑郁药物会让人产生快乐感受，其实不然，这些药物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麻木，可能会导致戒断症状；

    严重的会使病患失去正常的、完整的情绪和感觉，会给病患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述情能力的下降等；

    长期服用高剂量精神病科的药物，也会让服用者在身体上产生一些变化，比如患上糖尿病、高胆固醇等；表现为肥胖、代谢紊乱、动脉硬化、心肺及肾脏功能受损；

举个例子，临床上常见的奥氮平等精神科药物，极有可能会让体重暴增，给心脏和肝脏带来巨大的压力，有的药物还会导致性能力的下降；

    这些都是与本提问无关的题外话，总之，在社会功能尚未完全丧失时，心理干预要比药物治疗更为合适；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找到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或合适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并不容易；

即使在相关医疗机构，比如医院，在没有面见病患本人的情况下，诊断和开药的大有人在；就连全国知名的精神病学家江开达教授也这样做；

    这类不可思议的荒唐笑话说明了几件事：第一说明“精神病治疗”的需求较大，第二说明精神疾病的诊治流程很不规范，第三说明这个行业需要整治，第四说明心理卫生的科谱工作任重道远；

    重要的大致就以上这些，祝好！”

    该提问下其他回答也都说了会强制上报。一些回答还给出自身的例子，证明面临各种形式的监控和记录，甚至社区的骚扰等情况。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明显属于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中国则堂而皇之的发生。许多精神病人（哪怕只是并无攻击性的疑似精神异常者），都会像有前科的罪犯一样被录入大数据，并被派出所、居委会及其他管理机构管控、骚扰、限制自由，甚至可以随时将其强制送入医院关押（且可以关押终身）。如此可怕的情景，却严重缺乏监督与透明度，更没有像司法领域那样有成熟的制度和法律约束。整个精神卫生体制处于极度缺乏监管和法治的状态。这显然比司法冤狱更难得救和洗脱，许多人被终身关押在精神病院，几乎永远丧失自由的机会。此外，即便对于那些未被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而是在外生活者，也时时刻刻面临失去自由的恐惧，会造成生活、学习和工作压力，遭到歧视（没有不透风的墙，上了记录就很难不泄露出去，例如派出所和居委会人员）。

     这样一个极大的系统性伤害的黑洞，却被几乎全社会忽略了。而这背后，是数百万乃至千万类似于司法冤狱、黑社会骚扰的受害者，是比肢体残疾者更易受欺凌和虐待，更没有自由的弱势群体。

    2.出院前的一系列谈话

   （因时间久远，以下所述只是当时谈话的大致意思，与实际情况可能略有偏差）

    到了6月25日左右，男陈医生把我叫去问话，还是用我说他写的形式。他问我，回到大陆是否还担心会受到迫害？我说，有职工盟的朋友帮助我，我不害怕。当然，那时候林先生还没找到可以帮助我的社工人员，而且找到又能帮我多少？后来也的确没帮上什么。我当然还是担心的。可是为了出院，而且前两次因为诚实回答却被关在精神病房，我只好说不担心。男陈医生伸出拇指鼓励我（在精神病房里这么伸拇指鼓励，我觉得思想相对敏锐的都能感到其中客观的讽刺意味，显然就是在对待傻子一样），告诉我，由于我在医院期间表现非常平静（其实是我不得不平静、忍耐，不平静我更出不去了），所以医生决定允许我出院。我非常高兴，问他我何时可以出院？他告诉我最快本周六之前就可以。此前我还从护工那里知道了楼下有半封闭的康复病房，因此我问男陈医生是否可以转到康复病房。他说如果很快出院，就不用转了。他还问我出院后准备怎么办，我说我会找工作和学习，重新生活。他又对我做了一些鼓励，然后就和我告别。（此外，这位男陈医生和我说话时，多数时候戴着口罩）

   （前面已经说过，和我谈一些涉及病房内部规定、他们同事的事情及其他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人，我不方便公开名字。当然以后有人有调查求证之类需要，我会单独告诉其这些话具体是哪一位护理人员讲的。因此，下面提及的护理人员的名字就隐去了。）

    我把事情告诉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护工，他们也为我能够早日出院而高兴。其中一位，就是告诉我楼下有康复病房的护工。前面说过，我刚被关进来时，就曾经给主治医生女陈医生要求过住半开放式而非全封闭的病房，但她却推说没有，还说自己也没权力让我转到别的病房。但这位护理人员在端午节前后告诉我，我所在的K4病房下面一层就是康复病房。他说，因为不属于同一区域，他不知道楼下病房的具体情况，但大致了解到楼下管理的比我现在住的K4病房要宽松，活动空间较大。我问他康复病房是否可以使用手机，他说不清楚，肯定比K4病房宽松。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下香港康复病房的情况，看到说有许多健身设施、有更多日常活动等。这位护工也告诉我，以前就有一些住在K4病房的病人因情况好转而转入楼下康复病房的，然后好转了再出院。不过他也说，大多数病人是直接出院，没有中途转病房。而我询问男陈医生时，他说我很快出院就不用换了，等于确认了医生是有权为住院者换病房的。这和女陈医生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也明白了，这些精神科医生，撒起谎也是不打草稿也不脸红的。或者，精神科医生并不把住院者/病人当正常人尊重，觉得胡扯一气或者敷衍了事很合理。而这关系到我的活动空间和日常生活状态，病房环境好坏和自由度大小还会影响我的精神状况，并不是不重要的。

    我也与这位护工谈论了精神病房的社会作用问题。我说，你看我这样为了维权而自杀，却被关进精神病房，很是不公平。他说，精神病房的作用，就是为了治疗那些可能伤害自己或者别人的人，把他（她）们和社会隔离。他言下之意，应该是说精神病房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我说，我知道这些，但是把这些人关进精神病房，是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是靠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保障多数人。他说，确实算是一种牺牲吧。他还告诉我，在香港，一般对医生说出院之后不再自杀，医生就会让你出院。不过我的感受不是这样，否则也不会被关23天，联系了家人才让出院。而中国大陆，更是不会这么轻易放人了，前面我已举过许多例子。

    我告诉他，我在香港被关在精神病房的经历，也算是一段特殊的人生历练吧（虽然这个历练代价太大了些，不仅是被关押期间的痛苦，还有极大的后遗症）。他说也对，就当成历练吧。此外，我还和他谈及了香港政治方面的话题。他说现在香港越来越像大陆了，他是很敬佩与中共斗争的人的，他自己没有条件去和中共斗争，但是支持那些有勇气斗争的人。我还问到他这个病房的住院者最小的都被关多久，他说，就他看到和了解的，最短的只来了两个小时就走了，还有的已经住院10年了。而还有一些则多次入院、出院、再入院。此前，我看见他和其他护理人员捆绑5号病房自残（例如不停的打自己脸）、大叫大闹的病人，以及给他们喂饭，还给他说过，这样的人这样活很痛苦。他说我们（护理人员）的职责就是照顾他们。我想，这些人估计就一直这么折腾自己、被人折腾到死去吧。就我个人感觉，这种情形生不如死，显然不如安乐死更好。我看到有看起来十几岁的都被关进来，我问他最小的有几岁的，他说他看见过最小的十岁多（好像是这么说的）。我还征求这位护工的意见，是否愿意让我把精神病房的情况写下来，他说写吧，可以。我当时还对他和其他几个对我较好的护士和护工说，我离开医院后会对他们表示感谢。那时没想到后来发生了另外的事，让我发现至少说那些护士的行为，我明显是感谢错了。

    而另一位护工，政治和社会观点就比较保守了。他听到我要出院的消息，就说你还是找个工作做，养活父亲（我此前告诉他我家庭情况了），不要搞那些政治方面的事了。他说我搞社会运动是异想天开，劝我放弃。他当然是好意，但是我回陆后的遭遇，证明我的确没办法放弃。出院前两天，我又遭遇卢伟杰的威胁。第二天我把情况告诉他，他说，如果告诉你（我）卢伟杰这个人（言下之意应该是说卢如何如何不好），你肯定又生气。他还劝我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我从来没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但不喜欢也不应欺凌、伤害），很多事情要想开。他要我注意外表，要挺胸抬头走路，不要整天弯腰驼背。我还说出去之后会写一些东西，例如关于在精神病房被关押的感受和评论，他就说我“你看你又犯了那些毛病”。我也跟他提到被关起来的不合理，他说，你自杀，那就证明你精神崩溃了，就是病人，需要治疗。我说我在这病房没有自由，是受罪，不是治病。他说，你呀，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里每天吹着冷气，吃饭睡觉不要钱（他知道我申请免除医疗费了），你看看大陆精神病院（什么样子）？香港的养老院（什么环境）？（香港的精神病房的确比大陆的好，但终归还是精神病房，没有自由本身就是最大的伤害了。吃的饭经常不饱（哪怕是恐慌性饥饿），睡觉更是需要借助安眠药，即便如此有些晚上还睡不着。至于白天，更是无法安稳休息，连坐下来内心都不安稳）

    这位护工虽然一直批评我，但是心肠是非常好的。他是站在平民立场，希望过安稳小日子的人。我很不赞同他的一部分观点，但是很尊重他这个人。

    此外，还有护工提到了医护人员工资差别问题。一位护工说，像护士（护理师）月工资有3-5万，护士长和比较高级别的护理师是6万至8万，医生一个月十几万。而护工的工资则只有几千到一万多，远低于医生和护士。我记得大概数字是这样，不过因时间过去太久，我当时也没刻意去记，所以记得可能不很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同一间病房的医护人员之间收入差距巨大。这是在和他谈论关于香港政府对精神病房投入资金问题时引出来的。他说香港政府在精神病院建设方面投入巨大，如果需要你（我）交住院费，一天可能要上千港币。我回应他说，我感觉病房吃住条件也不算太好，在高楼上占地也不多，为何花那么多钱？他说主要是人工贵，然后就说了这些工资数字。

    其中护士和护工之间巨大的工资差额，我认为很不合理（至于医生的，我对其工作强度和专业技术性缺乏深入了解，同样不了解香港平均工资水准和各行业收入分配概况，没有参照物，不好判断）。前面我已经讲了护士和护工的职责大约都包括哪些了。就我看来，护士和护工所做的工作相差并不大，至少劳动强度相若。当然，护士比护工需要掌握更多专业技术，从事例如配药、记录病人表现、操作医学仪器设备等需要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作。但是这种工资差距未免太大，至少和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分配不均。那么给予护士高工资，是不是真的有利于提高护士素质和效率？并不一定。我看到的是护士和护工素质没什么差别。至于劳动强度，就更是很近似了。虽然护士做的专业性工作多一些，但往往坐在封闭的护士站里边，比护工更为悠闲，实际上休息和做一些私人事务时间更多。例如护工坐在外面，一般不会也不方便拿出手机玩（除非发个信息），反而需要无聊的写一些表格打发时间（没注意具体记录的是什么），护士则坐在很可能没有监控覆盖的护士站里经常使用手机，看起来不像是工作需要，有几次我从窗外看见护士明显在用手机玩游戏。在相对枯燥的工作环境中，能够更多使用手机，就是护士的一个隐形福利（当然，在工作中用手机也无可厚非，我相信大多数人工作时都用过手机干非工作的事）。而护士中还有卢伟杰这样的败类，拿着高工资却欺凌住院者，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还涉嫌违法犯罪。东区医院K4病房中医护人员内部显著的收入差距，也是香港贫富差距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吧。

    而就在出院之前的一周，我才见到了心理咨询师。在我入院不久，我就向女陈医生说，希望有心理咨询师来谈话，做一些心理治疗。她说会安排。然后过了十多天，直到我快出院才见到。

    这位咨询师姓江，大约30多岁，很和蔼可亲，普通话也还可以。他告诉我，他是接到请求来为我做心理咨询的。我问他可以谈多长时间，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咨询。他说请求咨询的人很多，他一到两星期才会和我谈一次，这次谈话可以谈40分钟。于是我就简短节说的给他讲了我的个人情况，包括童年经历和中学时期的事，以及我割腕自杀的原因。他听后表示同情和理解。他问我出院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看情况吧，尽可能找个工作，或者继续考学。期间，我还和他谈了在大陆维权的一些情况。整个交谈过程很愉快，因为他是心理咨询师，与我有一些互动谈论，而不是像医生那样只是死板的问我个人情况。谈话结束时，我告诉他如果我很快出院，应该就没机会再跟他做咨询了，但是万一没能出院，就可能还见面。他就半开玩笑的跟我说，那还是希望不会再见面了，祝我早日出院。然后我道谢告别。

    出院前夕，我还与一位“心理辅导师”谈了话。前面提到过，他叫潘w聪，是在他和同事向住院者讲课时认识的。因为他们用香港话讲课，我听不懂，有时这位潘先生就用普通话给我做些解释。除了讲课，他还会到病房和住院者谈话。我和他谈过两次，第一次只聊了很短时间。第二次是在出院前不到一周时。他说，是女陈医生希望他和我聊天的。他问我出院之后要做什么，我说上学或者找工作，以及继续做防治校园暴力的事。他说你还打算维权吗？我说是，实话还是脱口而出，虽然我不应该说的。然后他又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医院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是针对病情好转的住院者开放的。我当时吓一跳，因为据男陈医生说我很快就要出院了，然后潘先生又让我参加活动，是不是我的出院又搁置了？我就问他，他说不影响出院，但是我还是很担心。此后还和他探讨了关于学业方面的事，虽然事实上我恐怕很难继续学业了。

    潘先生走了之后，我很是担心因为说了还要维权，女陈医生不让我出院。于是，我在下午他来跟其他住院者谈话时，又特意叮嘱他，希望他转告女陈医生，我希望早日与家人见面团聚，早点出院，我会好好生活不会维权，也不会自杀了。他答应转告，说会把我说的话打到他们互相交流的地方（类似于内部聊天室吧），女陈医生会看到。我道谢告别。

    我此时在焦急的等待林祖明先生。因为我担心回大陆就被公安机关控制，所以希望大陆那边有人接应一下。然后我就多次询问护士关于探视问题的事，了解探视时间和要求。护士问我是谁来探视，如果政治方面的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医生说的。然后我又问了另一个护士，我说为什么听有的护士说涉及政治的人士不能探望我，他说你这个情况比较特别（应该指在中联办割腕），医院是中立机构，不能受外界干扰。我说职工盟的也不行吗？他说应该可以，不要担心，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敷衍（不过的确在实际上没阻止探视）。当然，如果是在大陆，多数精神病院除了家属能探视，或者家属带人来探视，其他的人都是无法见到住院者的。如果是涉及政治的、维权上访的，连家人都不一定能见到，更不用说见律师、维权性的NGO组织成员了。

    出院三天前，林祖明先生来探视了。整个谈话主要是关于我出院后的安排的（其中有些内容因政治敏感不便讲，在此略去。当然，在此需要声明一点，无论林祖明先生、冯爱玲女士，还有其他泛民人士与我沟通时，他/她们都绝无让我在大陆搞任何政治行为，相反有的劝告我安下心来好好生活）。林先生告诉我，大陆那边不是很好联系，因为毕竟我在中联办自杀，所以像一些社工人员就担心政治敏感之类不愿意接应。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现在还在找是否有合适的人接一下。

    然后林先生告诉我，有一位国内知名的“被精神病”领域辩护律师H女士，是他朋友介绍的，人在深圳，然后要我自己联络一下（让我自己联络当然也有一些合理且必要的考虑，不过连他都不直接认识，我和H女士素昧平生，又能联络出什么？），然后给了我H女士的手机号，让我加她微信好友，备注就说是河南的学生王庆民，然后立即就加上了。他让我直接打这个手机号问H女士是否愿意接我，我前前后后打了几遍，都是听到对方正在通话中，估计是自动设置为拒接陌生来电吧。而林先生让我用微信给H女士发信息，然后把大致情况告诉她。我发过去消息，H女士立即就回复了。她说，我能帮你什么？我说我希望回深圳时有人接一下我，避免失联。她问，你没有家人吗？我说我家人在河南，离深圳很远，因此希望她可以在出关口接应一下。然后我把几份个人资料文档发给她，让她了解一下我的情况。然后她过了好一会才回复，忘了具体说的什么，总之是不愿意接我。这时护工叫我，说医生要见我（早不见晚不见，非要占用这个探视时间），我只好离开探视室（也就是餐厅）去见女陈医生。用了十几分钟，见完之后我才返回探视室。我告诉林先生，医生说可能周五就让我出院了。然后给H女士打电话还是不通。我说看来这位女士不愿意接我，林先生说他会再联系其他人接我。

    我问林先生联系防治校园暴力方面的组织有没有什么进展，他说他打听了，没有专门防治校园暴力的组织，只有一家位于北京的叫“同语”的同性恋权利保护组织，对校园暴力问题有关注，但主要是针对同性恋学生的。林先生问我我的性取向是什么，我说性取向是异性恋，但是性别气质有些女性化倾向。当时，我还趁机删掉了在六四纪念馆、六四晚会和纪念李旺阳先生晚会时拍的照片（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回大陆会发生什么，只好按最坏打算。我担心被遣返大陆后手机直接被公安扣查，到时来不及删）。然后又谈了一些话，林先生说有什么事打电话联系，然后我就和他告别了。

    中间那次见医生，女陈医生和我说了哪些事呢？她告诉我，医院有可能在周五（6月29日）或周六（6月30日）安排我出院。她说会开一个转介信，是英文的，然后让我在大陆医院再进一步诊疗。我说这个是正式的诊断证明吗？她说不是。我说能否开一个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诊断证明，她说，没有办法开什么证明（可能是我住院时间太短无法确诊有无精神疾病及疾病类型、程度？），这个转介信也不是证明，只是讲一下你（我）的个人情况，以及在这里（东区医院病房）的治疗过程和表现，让你回大陆后看医生时，方便医生了解情况。我说有没有中文转介信，她说没有。我说大陆绝大多数医院都不懂英文，能不能开一个中英对照版的或者翻译一下，她说她们不能翻译（又是程序问题，不是她们职责），让我自己找朋友翻译。然后她又问了遍我出院的打算，我说会学习、工作。她还问我做什么职业，我说想当助教之类的，她说那需要很高学历啊，我心想我想当年足够考上全国前20的名校的，但当面说估计会被认为是精神不正常什么的，讲起来又是很长的事她也没时间听，所以我也没反驳，只说会努力找工作，然后我道谢离开。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我从始至终不知道两位陈医生的全名。尤其那位女陈医生，见过我不下七八次，但是从未对我以口头或通过展示工作牌方式告诉我她的全名。而我的出院与否，乃至未来人生，几乎全都在她手里，我自然不敢去主动问她全名是什么。虽然病房并无规定住院者不能问医护人员姓名，但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弱势方的住院者、医生眼中的病人不敢去问，生恐得罪了决定自己命运的精神科医生。这就是权力的厉害、强者一方潜在的震慑/恐吓力。当地位严重不平等时，实力悬殊时，会让弱势一方主动的、自我的放弃正常环境下许多合理的要求、重要的知情权，直接让弱者自己就不敢开口，连反抗、冲突都不发生，在“和平”、“和谐”的外表下，一方悄无声息、直接认命般丧失权利权益了。这种情形，在社会各领域，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市井江湖，到处都有。我在精神病房不敢问主治医生的名字，连决定我自由与否的人的最基本信息都不能知道，就是社会不公、制度压迫的一个直观表现。（反过来，医护人员有我病历资料和其他身份证明，也可以询问我许多事情）（当我书写本文过程中，我找到了曾经拍照的那个证明我在那里住院、准备发给我父亲作为办签证的纸张图片，上面有医生的印刷名字和签字，印刷体写的应该是女陈医生的名字，叫Chan Lok Yan Tammy，又通过搜索发现其中文名疑似为“陳樂欣（陈乐欣）”。不过中文名字不完全确定）

    3.遭遇卢伟杰的威胁恐吓，几乎影响出院

    虽然此时我在医院丧失自由已有三个星期、受了一些苦，但是最终要出院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好消息。但没想到，此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差一点无法按时出院，甚至发生更危险的后果。

    6月27日晚上，我坐在2号病房最靠外一张床上，和李gx、James玩拼字游戏。我坐的床铺只和我住的铺位隔着一张床。在病房里，相对来说和我共同语言最多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了，我和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James的家人给他送来一个英语的拼字游戏版。这个游戏需要好几个人一起玩，进行比赛。我英语不好，很多单词早就忘了，但是James和李都希望我和他们一起玩，我觉得凑个人数也好，于是就和他们坐在一起，在小桌子上玩起了拼字游戏。中途到了夜宵时间，我和他们两个去餐厅吃东西，回来之后继续玩。

    然后就到了点名时间。每次吃完夜宵，护理人员都会对病人进行点名。不过我记得都是由护工而非护士点名，但这时身为护士的卢伟杰过来了。他突然指着我的铺位，瞪着眼冲我大喊：“坐到你的床上去”，我正坐在刚才那个床位等李gx和James回来玩拼字游戏，被他这声大喊吓了一跳。然后我就坐回仅隔着一张床的自己的铺位去了。

    这时，我基本确定他是在故意针对我找茬欺凌了。前面我已经说了那次换房事件和他当时对我的恐吓威胁，也讲了他对一位藏夜宵的老年病患和一位唱国歌的青年病患的粗暴行为。其实不止如此，还有几件类似的事。这些事综合到一起，足以说明他总是故意针对相对弱势的住院者进行欺凌。

    这个卢伟杰经常不理会我的问询。我趴在护士站窗台上问他吃药具体时间之类的事，他根本不理；我找他借笔（笔芯）和纸，他也不给。当然，这些还是小事。

    有一次，我晚上睡觉穿着病号服（也就是睡衣睡裤。不管白天吃饭见医生，还是在被窝睡觉，都是那一套衣服，既作为“正装”，也作为睡衣）感觉不舒服，就脱掉了睡裤，盖着被子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被卢伟杰和另一个护工叫醒，发现我的睡裤掉在地上，然后卢伟杰就呵斥我要我把睡裤穿上，我还没来得及去捡，他就把睡衣用穿着皮鞋的脚挑起来，让我从他脚上捡。这种公然侮辱或许一些在监狱待过的政治犯见过。我这时怎么办呢？难道扑上去和他打架？那我或许永远也出不了院了。我只能从他脚上，或者说皮鞋上捡起来睡裤。然后我在被窝里穿，他还一直盯着看（这是不是变态行为？就算主观上不是变态，客观上这种行为是不是变态？难道不能把头转过去？），我穿好了他才走。

    关于这件事，后来我问了一位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护工。他告诉我，病房不允许病人脱掉衣服睡觉，需要穿睡衣，因为这是医院，不是在你自己家。但是这恐怕没有明文规定。就算有这个“潜规定”，也并不合理。如果是白天穿正式的病号服，晚上发一套软和的睡衣，穿睡衣也没什么。但是K4病房的睡衣和病号服是同一套，它的设计主要是白天穿的，晚上穿起来就像和衣而卧，肯定不舒服啊。所以为什么不能脱掉睡？而且我是盖着被子睡而不是露着裸体睡觉。当然，最重要的是，护士没有长着手吗？用穿着皮鞋的脚把睡衣挑起来、让我从他脚上拿，是什么行为？有没有职业道德和起码做人的品格？就算是病人就不需要尊重了吗？

    从前面的四五件事，尤其换床铺事件、被威胁事件和用脚挑起衣服侮辱事件，是故意针对我的吗？结合后来发生的事，和他对其他病患的欺凌，我觉得他并非针对我个人，而是对所有相对弱势、好欺负的住院者都如此对待。至于我为什么成了他的欺凌对象，大抵和我遭遇校园暴力的原因类似吧。例如在我被卢威胁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护工，他要我挺胸抬头，不要低头弯腰走路。以前在中学时，就多次听人旁敲侧击说过这是我被欺凌的一个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妨碍任何人的走路姿势、身体姿势，为何成为被欺凌的理由。就因为我低头弯腰就表现出自己懦弱好欺负？所以就应该被欺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护士是可以查看住院者档案的。将住院者的日常情况记入档案，作为判断住院者病情的依据，本来就是护士的职责之一（关于这一点，冯女士、林先生，还有张超雄、朱凯迪办公室的人员，还有和我关系好的护工，都或多或少提到过，也就是护士会观察和记录我的情况）。我在护士站外，经常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他们查阅、编写住院者档案。因此，卢伟杰肯定看过我的档案，了解我入院的原因，以及对医生说的话，自然了解我关于遭受校园暴力的事。而前面已经说了，卢伟杰这个人说话做事带着狠劲，和校园暴力中的欺凌者很类似。他的行为风格、面部表情，做类比的话，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里殴打、强奸安迪的那几个男犯，只不过他由于医院的规定和监控限制约束，以及香港较完善的法规，因而不敢那么干罢了。这样的人，恐怕学生时代就是校园欺凌者，在校园暴力中常扮演加害者身份（这一点如果有媒体肯调查，查到卢伟杰在中学、青少年时期的表现并不难。甚至进一步可以了解他现时邻居乃至家人对他的印象），是校霸，经常欺凌弱小。

    所以，他看到我的校园暴力经历，以及抗争经历、在中联办自杀以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叙述，怎么能不对我产生恶感、欺凌的意图呢？我等于是他的天然对立面。这些也是我遭遇他一系列恶劣对待后才想到的，除此之外我也不了解他的更多个人情况。而他则通过查看档案，以及作为护士居高临下的日常观察和冠冕堂皇的记录，对我的个人情况，包括经历、性格等等了解的很充分。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他当然很方便了解我的弱点，也便于他利用职权借机找我的麻烦（其实，任何一个精神病房中能够接触到住院者档案的护理人员，都能够通过档案了解病房内所有住院者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等个人情况，然后由此产生好恶与偏见，了解到住院者生活处境和个人心理上的弱点，很容易发生区别对待、欺凌虐待行为）。此外，我是大陆人而非香港本地人，他相对也不太担心有家人或者本人找上医院投诉，所以欺凌我更为肆无忌惮。

    而这天晚上卢伟杰对我的呵斥同样是故意找茬。即便有要在夜宵之后回自己床位的规矩，也是护工而非护士负责（至少我在的那些天看到的都是夜宵后护工负责点名）；完全可以正常语气说话让我回去，而不是跟对待犯人一样，用训斥的语气冲我大喊大叫（当然对犯人这么做按理也是不对的）。这已经是他至少第五次找我的麻烦了。如果坐在哪等点名这种小事都可以作为训斥借口，那卢伟杰工作期间经常玩手机是不是也不符合规定？

    想到这些，我想到去护士站把这些事反映给其他护理人员，投诉他的行为，至少做个记录。现在想来，我非常幼稚。但如果只是向其他护士说一下卢伟杰的行为，本来也没什么危险。可是意外总是会发生。

    我走向护士站B。走到护士站门口，看见有好几个护士在护士站B门前和里边（卢伟杰也在里边，有不少人，可能在换班），还有病人在问询护士什么事情。我就对站在护士站B门前的一位年龄有50岁左右的护士（这位护士又是把牌子反着戴的）说这些事。然后悲剧发生了。这位老护士恰恰是病房中为数不多基本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的护理人员之一。我跟他说了好几句，他别的没听懂，就只听懂了“卢伟杰”三个字。然后，他直接叫了在护士站B里边坐着工作的卢伟杰，我立即示意不要让他叫，他还是没听懂，我只能对着护士站里边的卢伟杰摆手，意思是不是在叫他。然后我给这位老护士解释说是想投诉卢伟杰，而不是找卢伟杰本人。他还是没听懂，以为我是要叫卢伟杰出来一下，再次叫卢伟杰从护士站出来。这次卢伟杰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他又是瞪着眼睛很凶的盯着我。我那时候也没考虑太多，就直接对他说：“我是要投诉你，你太严厉了”，就这几个字，没有任何辱骂或者冒犯（当然，如果把投诉就当成一种冒犯，那他前面对我的欺凌对不对？应不应该投诉？难道要我一直忍着？）

    卢伟杰立即暴怒起来。他走到我面前，直接把脸几乎贴到我脸上，狠狠盯着我，冲我低声吼叫（就是控制音量的吼叫）：“你投诉咩呀？你投诉咩呀？”然后又凶神恶煞的冲我吼叫了十几秒，因为是香港话，我又很紧张恐惧，除了前面这两句，我都没听懂，不过很明显不是好话。打个比方，卢伟杰的这通吼叫，就像电影《黑鹰坠落》中那些索马里民兵冲着被围攻的美军吼叫，听不懂说什么，但是明显是攻击性的、带有恐吓性质的。然后我就想避开他，扭开头想离开，他却追过来。我往后退，他步步紧逼，一边紧逼一边冲我吼叫，还比划着作势要打人，眼露凶光，整个一副脸和动作就跟正在拷打被捕者的狱卒一样。这时候那位老护士才过来拉了卢伟杰一下，劝住他。然后卢伟杰还觉得对我恐吓的不过瘾，指着我冲我大吼：“坐回去”。

    然后我赶快往回走，因为恐惧，我下意识的想离卢伟杰远点，就往大厅方向走，路上遇见一个正在扫地的护工，我同样下意识的想向他求助（因为我不知道卢伟杰是不是还要打人或者捆人）。我还没说两句话，卢伟杰就在后面对那个护工喊，让那个护工把我带回我的床位。然后我也忘了那位护工怎么做的了，反正我自己走回2号病房了。

    坐回我的床铺后，我感到非常惊恐。因为在这个精神病房，护士捆人是完全可能的；卢伟杰在我的病历记录上写个“情绪不稳定”之类的让我出不了院，也易如反掌。我自己就是被绑着四肢送进来的。我也在病房看见过好几次病人被捆的情形。有些住院者被送进来后完全没有反抗，只是单方面认为其有危险性（据一位护工所说是这个原因），就从送进来后一直绑了至少一天（或者更长），被绑在床上不能动弹。所以，卢伟杰完全可能找个理由把我捆绑起来，那个滋味不好受。而在病历上记录住院者情况，也是卢伟杰等护士本来就有的权力，可以冠冕堂皇的这么记录，至于究竟怎么“情绪不稳定”或者其他污蔑，为什么有情绪波动，他当然可以随意编造个理由（而不会说是因为和他冲突）。至于说香港精神病院相对讲制度、道理，是真的吗？虽然前面医生联系我家人、安排出院事宜，的确很讲制度，都讲的非常死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了。但如果真的时刻都按道理和制度，卢伟杰会没有顾忌的欺凌好几个住院者吗（而且他不可能正好只在我进病房后的这23天欺凌他人吧，不知道他以前已经欺凌了多少弱势住院者了）？如果真的处处都讲道理和制度，卢伟杰会在我合理投诉后如此明目张胆的谩骂威胁吗？

    我之所以很是恐惧，也是因为以前受到过校园暴力的伤害，被多次威胁、殴打、辱骂过，有严重的心理阴影，又有焦虑抑郁，所以卢伟杰的恐吓让我想起这些恐怖的事，一下子整个人条件反射般的哆嗦起来了。本来在病房呆这么久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一下子就跟真的疯了似的浑身颤抖，精神紧张，脑子里乱七八糟。

    这时候李gx和James已经回来了。他们叫我过去继续玩拼字游戏，我恐惧焦虑的哪有那个心情。他们看出我惊恐不安，就问我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在2号病房里，也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我就坐过去告诉李gx刚才卢伟杰威胁我的情形，他又把话翻译给了James,告诉他“Mr卢……”，然后James就立即过来拥抱我（他很喜欢拥抱朋友），说不要担心，我稍微安心了一点。然后这时候卢伟杰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又过来了，冲着李gx说：“不要在这玩，把东西收起来”。于是李gx和James把拼字盘收起来，李gx说，我们去那边（供住院者打牌、吃饭用的大桌子，正对着护士站B，邻近“观察室”）玩吧。我觉得自己呆着也不安全，于是就跟着他们过去了。

    在桌边坐下之后，我当然还是没心思玩游戏。然后李gx看我状态实在不好，就让坐在桌旁的那位很胖的美籍华人杨x代替我的位置继续玩，我坐到李和杨的中间。然后，我就小声跟他们讲刚才遭遇的事情详情。这时候卢伟杰又从护士站B走过来了，站在我的身后，不知道想干什么。然后李gx就问他干什么，然后应该还提及了我的事（当时非常紧张没听清），因为我听到卢伟杰回答“我就是想让他坐回他自己床上啊”，所以李肯定问他了。然后卢伟杰就走了。我还想抱怨，李告诫我不要再说了，如果卢伟杰一会再过来，“你（指我）就麻烦了”。

    过了有十几分钟，时间大约是晚9点至9点30分，卢伟杰和其他几个护士下班了，背着包离开了病房。这时我才敢和李gx继续说话。我就对李和其他几个住院者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威胁”、“怎么哪里都有这种人（指以前在学校和其他地方遇到的各种恶人）”，李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什么人都有。他还告诫我不要去触怒卢伟杰（虽然明显是卢先威胁、侮辱我多次），说“他这个人很麻烦的”，然后还指着James说，“你问James，他也被卢伟杰推搡过”，“他（卢伟杰）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喜欢找比他弱小、好欺负的人的麻烦，你看他就不会找我（李gx）的事情（李gx的意思是，他自己比较壮实、仪表堂堂，而卢只敢欺负弱小，而不会惹不好惹的。这与校园暴力的动因如出一辙）”、“这个社会它就是什么人都有”。我说我是正当的投诉，为什么被这么对待，这不对。李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啦（还和卢伟杰冲突干什么？）”，要我别再声张，尽快顺利出院。我说一定会反映卢伟杰的行为，这时旁边另一位住院者（不知道名字，是我出院前几天才被送进来的，送进来时他被绑在担架上，但看起来很柔弱没什么威胁。过了有一两天才不绑他了）有气无力的对我说，“没用的，他们不会相信，而且会说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我能够明白，就像性骚扰受害者反抗、举报骚扰，同事、社会，甚至家庭，反而会指责被骚扰、性侵犯的女生“不检点”，进行“荡妇羞辱”。那位很胖的美籍华人杨x也劝我不要想了。（那位李gx讲的的确很对，我看到的被卢伟杰欺凌的几个住院者，非老即弱，或者神志不清，以及像我这样来自大陆（不是本地人、以后家属也不会找上门）、有受校园暴力伤害等明显弱点的。卢伟杰知道欺凌这样的住院者，遭遇反抗或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才借故找茬。这和校园暴力欺凌者专挑好欺负的下手，如出一辙。无论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还是精神病房中的恶行，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欺凌与虐待，都有某种相似性、共通性。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暴力与欺凌，其加害者有重叠性，受害者更具重叠性。流氓恶霸在哪都更会做流氓恶霸作的恶，弱者或者有明显软肋的人在哪里都更易受欺凌）

    我那时感觉很惊恐。因为我不知道卢伟杰会不会在第二天再做什么事，尤其是找借口阻止我出院。而且我面对这种恐吓，总是希望要个说法。于是，在一位年龄大约30岁、有很密的短胡须的护士走过时，我跟他打招呼，然后把我被卢伟杰威胁的事情告诉他。他却不以为然，回避我质问的卢伟杰在我投诉时的威胁，说“是你先犯错的（指我没有坐在自己床上才引来卢伟杰呵斥）”。我说这可以直接告诉我，为什么冲我吼叫呢？我还说，以前换病房的事情时候，卢伟杰就拽着我拉到病房，并且对我呵斥。这位护士说，“那是因为劝说你不要换病房你不听，所以（那样做）警告你，让你听话”。我还提及了卢伟杰用穿着皮鞋的脚挑起我的睡衣，让我从他脏鞋上拿睡衣的侮辱行为。这位护士回答，“那是因为他没有戴手套，所以不能直接拣病人的衣服”。后来我又争辩，而这位护士一直强调我“犯错”在先，而回避卢伟杰的粗暴、恐吓言行。后来我告诉他我还会投诉，他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然后他就去忙工作了。他的牌子同样反着，而且我这时要求他说出名字，肯定会引起猜疑甚至转告给卢伟杰，我肯定就麻烦了，所以也就没询问他姓名。

    我回到桌子旁边，继续低声说这件事。李gx说，“既然你已经给他们说过了，就别再说了”，让我早点休息，等待出院，别再发生什么事。虽然我被惊吓的难以立即入睡，但还是回床铺休息了。

    我回床铺躺下后，就在担心卢伟杰会不会在第二天继续找麻烦。据我从一些护工那里以及打电话给那几位泛民人士时了解到，精神科的护士会在日常观察我的情况并记录，以此作为判定住院者精神状况、是否可以出院的重要依据。而我出院日期还不确定，如果他再找茬，尤其故意激怒我，在护士观察记录之类的东西上写上“情绪不稳定”、“有暴力倾向”之类的文字记录，那就可能导致我无法正常出院，甚至在此后如此循环的欺凌和恶意记录，导致我永远无法出院，成了“终身监禁”。至于医生，当然会更信任甚至偏袒护士、同事，而不是相信我。如前所述，卢伟杰还对其他几个弱势病患进行欺凌，说明是惯犯，阴招必定很多。

    想到这些，我非常担忧。我在精神病房本来就因失去自由而精神恶化，遇到这件事我更是恐惧、焦虑，精神萎靡，浑身瘫软。当然，更严重的身心不良反应是在离开医院后才更清晰体会到的，类似于或者就是PTSD（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后一直睡不着，哪怕已经吃了安眠类药物。而晚上强制灭灯也没办法看报纸，任何转移注意力和排除恐惧的手段都没有，内心就这么一直焦虑着。可能到了后半夜（我也不知道具体几点），才稀里糊涂的睡着了。然后早上醒的非常早，6点多就醒了。醒来不久我就看到了卢伟杰。我吓了一跳，为了稳住他，于是下意识的试探着、带着如今让我蒙羞的歉意口气（因为当时很恐惧，怕得罪他出不了院）对他说，昨天晚上的事我不该举报你的。他摆摆手说“没事”，我心想，你说没事，但我有事了。本来被禁锢就加剧焦虑恐惧、丧失自由，遭了很大罪，这一下又让我雪上加霜。而且他还欺凌其他住院者，仅仅在我被监禁的20多天就看见好几次（前面我都详细讲过），也亲身经历了4次（前面也讲过），怎么能轻易放过他。只不过我不想断送出院的机会，免得其故意在病历中护士观察情况上恶意写东西，只好在罪恶的屋檐下低头了。（当然，有时候卢伟杰也会表现好的一面，例如我洗完澡想换个病号服的薄夹克式外套，他说可以，给我拿了个。但他对我的伤害远大于这种本身就是职责范围内的帮助，我不会成为那种类似于“被劫持但觉得劫匪表现出善良”而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

    如前所述，精神病院/病房特殊的环境，精神病房医护与住院者特殊的身份，都会让反抗、举报难上加难，甚至被倒打一耙欺凌、监禁。如在知乎提问“精神病院中发生过哪些细思极恐的真实事件？”下，知乎用户“江t 809”（800多粉丝、14000多赞同，1600多感谢；本回答有127赞同，21评论）的回答所说：“可怕的就是：由于精神病院的天生属性，在精神病院里发生的各种不公平、欺压和侮辱（尤其是医护对病人的）都会被区别对待。这些如果发生在意识稍微正常的病人身上，只要病人做出了对外界而言正当的防卫乃至反抗，在精神病院里其唯一的后果就是让人们觉得他病得更重。这是一个可怕的怪圈。很难找出把柄来破解这个局。”因此，我根本无法反抗卢伟杰的欺凌，鼓足勇气去举报，却一下子被吓得坐卧不安，甚至可能影响出院，让即将到来的自由失去。和卢伟杰早上打过照面、“服软”后，我还是惊魂未定。

    上午，我立即就给冯女士打了电话，把大致情况告诉她，说遭到护士威胁恐吓。她说那就告诉医生或者社工啊。我说担心因此又纠缠不清出不了院，她说那你考虑考虑，她下午会来看我。我紧接着又给张超雄办公室打电话，是那位梁女士接的。我告诉了她我举报卢伟杰的一系列欺凌行为，反而遭到威胁恐吓，如果出不了院怎么办。梁女士说，根据她对精神病院情况的了解（她也没说是曾经在类似机构工作过，还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了解），建议我不要再去护士站举报了。我听她这么说，更有点发慌。不过我没忘了告诉她，希望郭永健先生给医生或社工打个电话，帮我说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变相算个担保，让医生允许我早点出院，以便早日回大陆、得到自由、见到家人。梁女士答应后我就道谢挂断了。

    之后，有一位“心理辅导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经常在餐厅讲课的人，也是那位与我多次交流过的叫“潘w聪”的同事、同职位的人，来到了病房。我就告诉他，我想见潘w聪，我其实是想告诉潘先生我的遭遇的。我对于与卢伟杰关系密切的护士不信任，也不信任和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医生，但我觉得潘先生可以信任。而这位“辅导师”我没有过交流，所以不太方便给他讲。这位“辅导师”告诉我，如果我想找潘w聪，他可以让潘先生下午来一趟，我说希望他来。这位“辅导师”就答应了。

    我为了减轻恐惧、转移注意力，就选择和我熟悉的护工多说话。我和一位护工谈起了我来香港、经历的苦难，以及以后估计不会来了之类的半诉苦半打发时间的话。那位护工对我很同情，说我能尽早出院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香港吧，他还开玩笑的说，只是别再进这里了。

    其实也说不了多少话，护工还要工作。我只好拿着报纸翻来覆去的看，捱过时间和恐惧。中午吃饭又是要了两份。下午来回走路等冯女士来。

    到了4点半，我就更加着急了。我给冯女士打电话，她说在路上。可是，到了4点45分，冯女士还没有到。我最后一个电话打过去时，她说正在上楼。我问护工，护工说最后十分钟就关闭探视了。我叫苦不迭，没想到出院前（也可能出不了院）很关键的一次见面竟然就这么没有了。在自己孤独、惊慌、无助的情况下，我是很有责怪冯女士的想法的，哪怕她并没任何义务探望我、帮助我。

    就在我绝了望，要返回床位时，突然护工叫住了我，说冯爱玲女士来了，而且护士答应可以让我与冯女士见面。

    我进到餐厅，和冯女士坐下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了。一位负责管理的护士说，可以给我们10分钟的谈话时间。然后冯女士说让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然后又要等护士把我手机拿来。等待过程中，我就向冯女士抱怨，说“我付出这么大牺牲，耗尽精力、流血抗争，换来的就是没有人响应、支持……”等等怨言。冯女士就在一边听着，等我说完，她才说，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支联会）都抗争了几十年了，也没有能够实现平反六四……我说我能够理解，也知道做社会运动不易，我心理脆弱所以承受能力差。然后护士把我两个手机都拿出来了，问我用哪个，我说苹果那个，然后赶快开机给我父亲打电话。接通后我父亲告诉我，林先生已经帮我找好社工了，在深圳和郑州都找到接我的人了。我父亲又细心嘱咐了我几句，让我听话、注意安全，入境后立即给他打电话，我答应后就挂断了。

    然后，我就说我手机快没电了，充电宝也没电了，如果回程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怎么办？我当着护士的面告诉冯女士，这些人（医护人员）不让我充电（我请求过好几次，他们都不同意为我手机充电），然后旁边的护士立即说“我们给你充、我们给你充”，还问我是否就这两部手机，然后就把我两个手机都拿去护士站充电了。对比他们对我单独要求时和冯女士在场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两幅面孔。关于这件事，我前文提及过，在此不多叙述。

    这时候，冯女士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包来，对我说，你家庭情况很不好，而且路上需要路费，这些钱是大陆人士捐到支联会募捐箱的钱（人民币），都是零钱，不好兑换（不方便兑换成港币），给你做路费，也算是一点心意。我立即推辞，说这怎么行呢，我不要，冯女士却执意要给，还把钱从红包里拿出来数给我，那么多张“零钱”数目还不小。我说，这些钱是大陆人为六四捐的，我要这个钱不合适。冯女士还是要给，这时候护士听到了走过来，他说按规定探视者不能给住院者财务（这个倒是有明文规定，墙上贴着），如果要给等出院后在门外给吧。然后我说护士都这样讲了，您不要给我了。冯女士这才把钱收起来。这时候十分钟到了，冯女士又留给我一块黑面包和一瓶龟苓膏交给护工，让我出院时带走，然后才和我告别。（其实冯女士所给我的，也可能是她自己的钱，换成人民币给我；或者给了那些人民币捐款，她自己又拿钱补上。但无论是六四捐款，还是冯女士个人的，我都不合适收）

    就在这期间，我看到那位“心理辅导师”潘w聪从餐厅外面往门口走去。可能是上午他同事告诉他我要找他，因此他下午来见我，没想到正好遇上我和冯女士见面，他也就没等我，直接就走了。我也就丧失了一次立即状告卢伟杰的机会。但现在想来，说不定潘w聪也可能偏向卢呢？而且他没有任何权力，即便我告诉他，他自己也没办法，还是会告诉医生或者医院，再调查、处理，又节外生枝影响出院了。此外，因为护士、护工一直在我和冯女士身边，我也没办法当面给冯女士细说此事，也止于在此前电话里的几句了。这种对于卢伟杰有利，对我不利的环境，让及时举报成为了难以实现的事。

    4.终于看到自由的曙光

    虽然这时我还不确定是否能在几天内顺利出院，但至少看到希望了。我尽可能隐忍，避免节外生枝，也避开与卢伟杰的冲突。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和一位与我关系不错的护工谈到了卢伟杰。我对他说了卢伟杰威胁我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告诉你卢伟杰这个人（根据后面的话，从逻辑上推论，他想说而省略的应该是：“卢伟杰如何不好”之类的），你就更生气了，你生气对你身体和心理都不好（大致意思）”。他还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要放平心态，平常走路挺胸抬头，别低着头弯着腰走路。而这样的话我此前就听其他人说过多次。我也不知道我低头弯腰走路碍着谁了，为什么这会成为被欺凌的一个原因（当然，我自己也知道挺胸抬头走路更好，弯腰低头的姿势习惯了，就不容易矫正）。至于对我说过“放平心态”的就更多了。我想，那些欺凌、伤害我的人为什么不矫正他们的不良心态？这个社会总是对受害者说三拣四，却对伤害他人者退避三舍（当然，我知道说这样话的同样有许多是出于好心）。这位护工也知道我很快要出院，叮嘱我回去之后找个工作，好好过日子，照顾父亲（我跟他说过我父亲中风过，家境也不好），别再搞那些政治方面的事了。我说我出院后会把在病房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出来，他就说“唉，你呀，你……真是吃亏吃的还不够……”，虽然他说话是批评，但我知道他心肠不坏，语气也是关心的，本身是为我好。我也就没再说什么。

   关于我会叙述我在精神病房遭遇的事，我告知了多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护工和护士，他们大多都同意我写。不过也有护工叮嘱我，“如果在外面说你进过这里（精神病房），大公司是不会雇你工作的”。我知道他是好意，不过这也又说明，即便在香港，社会对有精神问题的人（哪怕已经治愈或者说本来就没多大问题）的歧视也是比较普遍的。

   捱到第二天，我给林祖明先生打电话。他告诉我，已经在深圳和郑州找到社工人员了，可以接应。我告诉他，希望他把我在大陆有人接应的事告诉医院的社工和医生，以便于让他们放心让我出院。然后我把社工王姑娘的电话号码说给林先生。林先生答应会说的，我道谢后结束了通话。

    然后，我又给冯女士打了电话，再次声明我不要那些钱，那些都是大陆人为纪念六四表达的心意，应该用做关于六四的用途，我不能接受这些钱。冯女士答应了。此外，我还就那次探视时我发的火向冯女士道歉，我说不是针对她，而是我来香港抱着巨大希望，却遭遇如此悲惨境地，所以才发了牢骚。冯女士也表示理解。我告诉她如果我回大陆被扣，希望她和我父亲联络，冯女士也答应了。然后我又对她这些天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我也向冯女士告知了明天上午就出院，她恭喜我即将出院，还说第二天出院时会来接我。

   下午，我又给林祖明先生打电话，他说，已经告知了社工，社工会转达给医生的，但最重要还是我自己表现正常，这样医生放心我出院。他还说，回到大陆之后，可以和他联系，如果我失联了，他会联系我父亲。我又万分道谢、结束通话。（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告诉林先生卢伟杰的事，是因为我与他的交流更多是“公事”，还有一些其他交流细节中我也感到多说或许无益。因此我自己至少在这件事上选择“识趣”一些，不再给人家添麻烦。不过我回陆后因其他事还是不得不“麻烦”了他和他的朋友，和林先生还是以不愉快的对话告一段落（那件事与我求助太急有关），这我会在后文提到。不过无论如何，林先生前前后后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也不应以“升米恩斗米仇”心态评价林先生）

    过了不一会，护士就叫我见医生了。女陈医生说，我明天大约10点钟就可以出院了。她又一次问我出院后会怎么样，我说会好好工作，重新生活。其实我心里有数，工作哪有那么好找？至于条件非常差的工作，就算有我也不会去啊。那些觉得可以将就的，你们怎么不去搬砖、打杂呢？只是为了出院，为了自由，我不得不违心的说自己会找到工作好好生活，否则就可能不让我出院了。这多么讽刺。

    她还问在病房期间，还有什么事吗？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只盼及早出院，只好说“没有事”。她说，会开具一封转介信（关于这一点，我前面已经提及了，她只开英文转介信，而没有中文的。而且我问她，是否可以开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诊断证明，她说无法开具），还会给我一个月的药物（但也未告知我药物的名称、性状、作用）。这些都会在我出院时由护士交给我。我说能不能开一些安眠药，我休息不好，她说可以开几天的。我对她表示了感谢，说了再见（我可是不想“再见”、“再进”了），然后告别。

    此后我又打电话告知了林先生，也打电话告知了张超雄办公室的梁女士。我还告诉梁女士，算了先不要追究卢伟杰的事情了，也不要郭永健先生向社工询问此事了，先出院，我先自由再说，然后我也向她以及郭永健先生这些天的关心表达了感谢。

    哪怕医生已亲口告诉我，我第二天就会出院，我仍然不敢确定，担心发生意外，让出院延迟，甚至无法出院。我知道，在精神病房里，哪怕做出在外面算不了什么事的举动，都会被视为“有病”、“犯病”，例如发一下脾气、喊一嗓子、锤几下墙壁，换来的就可能是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无限期的“徒刑”。至于大喊大叫抗议，后果就更可怕、难以预知了（例如可能会被电击，以及永久性监禁之类）。越是要出院，我越是提心吊胆，恐惧不安，担心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我控制不住要出院而激动的情绪，表现出什么情绪波动而无法出院。我按捺着不安的心情，又去找和我熟识的护工说话转移压力。

    到了晚上，我吃了安眠药，却还是睡不着。失去自由22天了，终于熬到出院的时刻，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不受约束的走动、做事、生活了。虽然回到大陆，不知还有什么危险在等着我（在中联办割腕，中共、地方政府会轻易放过我吗？他们对待上访者的事例我很清楚），但走一步说一步吧，先获得自由再考虑别的。辗转难眠中，看着已经熄灯的病房，我脑子里很乱，不想也无法思考更多，只是想着早些自由。不知到了凌晨几点，我才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如果没有吃安眠药物，我不知道是否会睡得着。

    醒来时，病房内还是黑乎乎的，但能看见墙上的表，是大约6点。

    5.终于离开精神病房，以及对于中国大陆恶劣精神卫生体系的再评价（前面评论过多次了，但不够。虽然本段的评价也还是远远不够）

     6月29日早上，我6点左右就醒了。如果没有意外，我马上就能出院了。但我忐忑不安的心，并未放下。功亏一篑的事多的是，而我又缺乏耐性，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后来几个月的事情证明，我自己努力克制、忍耐，可是外部环境从没“克制”对我的有意无意的伤害。

     不过，我至少忍过了出院前的最后几小时。在病房来回踱步，等到开饭；吃完饭，又与护工说话，来回踱步，看旧报纸，打发时间。虽然只有几小时，却坐立不安，焦急不已。而住院者李gx今天也要出院了，我们互相恭喜对方将获得自由。

    上午10点20分左右，护士终于通知我，可以出院了。他把转介信和药交给我，又让我回自己铺位和抽屉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有无落下什么东西。我把写的诗、杂七杂八的记录及写有几位联系人的纸张拿走，其余的如冯女士给我的教会的册子什么的都不要了。然后，护士、护工把我带到病房大门外的一个房间，让我检查一下存储的东西有无遗漏，护士还把我的两部手机给我，说“已经帮你把电都充满了”，我表示了感谢。另一位护工让我把冯女士送到病房的牙刷也拿走，说“你路上还要用”，还说了一句“这里（精神病房）不属于你，回家吧”，让我有了一丝感动。

    然后，我才拿回了自己的上衣和裤子，护工让我回病房厕所穿上。我到了厕所赶快脱下如囚服一样标着“那达素医院（或者写的是“医院管理局”？记不清了）”字样的格子病号服，穿上久违的正常人的衣裤。我出来之后，其他住院者纷纷向我挥手，恭喜我出院，大都是一幅羡慕的表情，我也向他们挥手致谢，内心也希望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也和其他医护人员打了招呼（幸亏里边没有卢伟杰），告别了我住了22天零14个小时左右的精神病房--东区尤德夫人那达素医院精神科K4病房。（我被关进来的时间是6月7日大约晚上8点至9点）

    凭心而论，我在香港的精神病房，主要是失去自由、加剧焦虑和抑郁，但大多数医护人员还都不错。当然，医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让我被关了22天有余。对于我这样渴望自由、无拘无束的人，已经是沉重打击。而出院后的“禁闭后遗症”，PTSD，才让我更加体会到拘禁带来的伤害。

    但大陆的精神病院中关押的精神病患（包括并不必要强制住院的轻度精神疾病、精神障碍、情绪病患者）、“被精神病”者、本来没有精神病却被折磨成精神病的公民，遭受的不止是失去自由，而是受到欺凌、虐待、不合理惩罚、长期甚至终身监禁。就像我在前文举的例子，住院者吃的饭猪都不吃，被捆绑、电击普遍而没有严格的规定和监督，一些住院者尤其懦弱的病患被当做仆人被医护人员使唤，住院者中也有互相欺凌，而医护对待住院者更是歧视、欺凌十分常见，即便北京的安定医院、苏州的吴中区精神病院、南京脑科医院这些发达城市大型的精神病院都是如此，小城市、县城的呢？（当然，有人觉得那些人是一面之词。那么，他们说的是否合情合理？有哪些明显虚假的？医护人员敢不敢和出院者对质呢？精神病院和监狱相比，有哪些异同？这些不难考证）

    知乎上有些例子详细说明了精神病院的恐怖，我前面已举过多例，其中包括一位知乎用户“8X23（迄今共有740多粉丝、获得4700多赞同、731感谢、809收藏。本回答获得231赞同，34感谢，139评论）对县城精神病院的恶劣饮食环境的陈述。其实她还提到了更多丑恶，她的话简练而有力，既深刻又有同情心，很值得摘抄（重点部分用粗体标出）：

“我错了 我知道自己偏题了……对不起……

 

我说明一下。我只是指我所在的这个小县城的唯一一家精神病院……

其他医院我不知道……我也相信这个世界有好医院 

这个世界有善

但是我也相信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坏……

人性 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

～～～～～～～～～～

我的母上大人是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拿着国家发的那个精神残疾证的。

15年我陪麻麻去办证书的时候，是在当地的精神病院办的。

我想说，那个地方，是人间地狱。

在那里，医护人员，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没有把精神病人当人看。打，骂，言语凌辱，到处是栅栏，人就像猪一样被关起来。甚至会猪狗不如。

真的，是有多狠的心才会把父母送到那个地方啊！

我亲眼看见医护人员对待精神病人就像对待猪狗一样，那些精神病人的眼神透露出的绝望才是这个世界最深的绝望，想死，死不掉，死了医院没钱，想活，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对了，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精神病人的伙食，我只能用一句话形容，猪都不吃的东西。

 

在那里，没有人权。

精神病人也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

我痛恨那个地方，当时医生劝我把麻麻也送到那个地方，说，我到上海读书了就没人照顾麻麻了。不好意思，我拒绝。”

    而维权网站如“维权网”与“民生观察”等涉及“被精神病”的案例中也有千百条信息，这冰山一角的丑陋已触目惊心，何况全中国超过百万的被以“精神病”为由的被拘禁者。他/她们所受之苦、之辱，处境的绝望，不是我的遭遇可以比拟的。

    患有轻重、类型各不相同的精神疾病患者，以及没有精神疾病或程度很轻但却“被精神病者”，是社会边缘中的边缘。对于身体残疾者，许多人还抱以同情、施以援手，而对于被扣上“精神病”这个帽子予以污名化的人，则会遭遇空前的歧视、孤立、排挤，以及恶人故意的刺激、诋毁、诽谤、散布谣言，导致心理疾病患者处境雪上加霜。如果辩解，一句“你有病、你不正常”/“你精神错乱”/“你在幻想、你有妄想症”，就可以堵住你的嘴、摧毁你的话的可信度、摧毁你的生活。而且，这些“精神病”往往也会被家人歧视、欺辱（当然同时也有精神病人伤害家人）、抛弃，送进精神病院。

    而关进精神病院，则更是丧失了自由、没有了普通人拥有的基本生活，学业、事业、理想……什么都没有了，如犯人般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以及几率和严重程度都远超常人的虐待、欺凌。如果反抗，可以顺理成章的捆绑、殴打、电击，如果告状，而又有谁信你呢？因为你是“精神病患者”啊。何况，大多数人连告状、投诉的机会都没有（在监狱毕竟还可以见律师、有“驻所检察官”之类的独立人员（哪怕有些地方如中国大陆，那只是形式，但是有点能力的犯人还是可以求助的），精神病院有吗？监狱也有一般性反映问题的渠道即找狱警，说不定个别的会发善心，但精神病院的医护会听住院者、“病人”的诉求吗？），一辈子都会在比监狱还没有规矩和人道的环境中度过一生，最终死于精神病房。而受到的一切欺凌、虐待，甚至更严重的伤害，都飘散在火葬炉的烟尘里、埋葬在黄土或水泥之下了。

    但在舆论场上，人们更多停留在“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精神病证书等于杀人执照”之类极为粗浅、带有强烈歧视与偏见的认知上，让新闻爆料的个案遮掩了更多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失去自由、饱受虐待、生不如死、残死无声的现实。哪怕，有许多研究证明，即便真的精神病人，犯罪率也不高于甚至低于普通人。

    如BBC文章《大规模枪击案是否和精神疾病有关》中提到的研究表明，“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行为仅占美国整体暴力事件的3%-5％（远低于普通人群中高达18％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这意味着“即使你能够消除所有精神障碍患者，你仍然要面对96％的暴力”。此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所犯的暴力大部分是轻微违法行为，如口头攻击或出手打人，没有杀人（然而自杀是一个突出问题）”。相反，文章提到，“其实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为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除了这篇文章，无论陆港台、新加坡等华人圈，还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有许多相关研究数据，证明精神病人并不比常人更具伤害他人的可能。而且有些研究认为（如BBC这篇文章），精神病人还比普通人犯罪率低。那么，难道要把全世界所有人关起来吗？否则，为什么单独针对精神病人，甚至仅仅被怀疑“有精神病”的人呢？当然，有人会说，精神病人犯罪更随机，更难预测。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大多数犯罪都是难以预测、预防的，且精神病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概率是极低的。监狱的罪犯也有权出狱“重新开始”，哪怕二次犯罪的几率很高（这个同样有统计和研究）。而与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火灾和意外爆炸、工业事故等意外事故（这些事故突发性和随机性都极强，伤害巨大，致死率高，并不是防范就可以避免）导致的巨量伤亡相比呢？据统计，仅交通事故一项，全世界近年平均就有125万（联合国数据）至135万人（世卫组织数据）死亡，2013年有5400万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据中国官方统计，2018年中国有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世卫组织则通过中国卫生机构收治数据测算，中国每年平均因交通事故死亡25万人（2015年数据）。

    而精神疾病犯罪造成的伤亡则不足这些意外事故的千分之一、不足“正常人”恶性犯罪造成伤害的百分之一。我们为了预防那微小的可能，就要毁掉他人、毁掉这个国家一代几百万人、累计十数年即以千万计的人生吗？就像为了预防交通事故，难道应该禁止一切包括汽车在内的现代交通工具，全部改成步行或坐轿子吗？何况，我们如果采取更多心理健康投入、心理危机预防、建设性治疗（而非监禁式隔离），这些也是可以得到很大程度预防、解决的。

    而且，我是赞同对伤害他人的精神疾病患者按照法律进行惩罚的，因为他/她做了伤害别人的事，不管精神状况如何，就应该承担责任（当然也要适度，例如除非特殊情况，不应该以“有精神病存在危险”为由而终身关押，但可以判处犯了无期徒刑罪行的精神病人终身监禁、犯了死罪的精神病人死刑。总之，应该尽可能把确诊或疑似的精神病人，类比对正常人的惩罚，并通过司法手段处理，而不是以“非正常人”甚至“非人”来对待），而不是把所有的、绝大多数没有伤害他人的精神病人乃至疑似精神病人都抓起来关起来（而且往往是关一辈子）。

    这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大多数并没有伤害过他人，犯下足够判处“终身监禁”的罪行的更是比例极低。相反，他/她们多为受害者，往往是因为遭受职场暴力、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政治迫害、家庭和人生变故（如巨大挫折、利益损伤等负面的事情），罹患精神疾病，或者只是因愤懑、耻辱、痛苦而有了心理问题（还没有严重疾病），是残酷的社会竞争的牺牲品，却被关进精神病院里，遭受二次伤害，甚至毁掉一生，这何其不公？至于“治疗”，如前所述，我所讲的大陆、香港的精神病院，真的是在“治疗人”还是在“治人”、“整人”、伤害人呢？这些难道不需要改变吗？更进一步的，整体、具体上，要如何改变？我这篇文章就是在写这些，我也正在思考，未来也会写出更多相关文章。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其他人写的深刻的评析与拟出的方案。

    在知乎问题“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的回答中，有一篇匿名回答，迄今获得了3.4k赞，470多感谢，150多评论，其论述极为深刻，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全部复制于此（重点部分用粗体标出）：

“反对很多答案，不一一点了。

作为一个有亲身经历的人，匿了。

我希望段子手们远离这个话题。我甚至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建设起美国式的逆向歧视。

因为精神疾患，和同性恋、性别歧视等其他话题都不一样，它的特殊性在于，很多段子只要稍微写的真实一点，都很可能被认为是真的。

比如某个高票答案居然说调戏护士……

要知道在一个一线城市，大部分病区看护也不过是护校毕业，甚至是社会无业人员。拿着两千多的月薪，全封闭的工作环境，三班倒，有的地方连手机都不让玩，无聊的工作中拿病人寻开心成了很多人唯一的娱乐活动。

 

下面是答案。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报警没用。

报警没用。

报警没用。

（我就很奇怪你哪找电话去）

 

因为现实就是，真有病的都得不到妥善治疗！醒醒吧，少年。

以下我会慢慢解释。

 

“精神病”的概念很宽泛。至少比大多数人认知中的“疯子”要宽的多。

在实践中，焦虑、抑郁、酒精依赖，都可以收治住院的。

所以，能不能出精神病院，并不想很多人想的一样，是一个逻辑诡辩。

这问题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它是与：患者是否是家人送来的，是否是权力机关送来的，是否有人交医药费……有关。

而且在今天，第一重要的决定因素不是医药费，而是医院是否会担责任。

因此监护人或权力机关的送诊至关重要。

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病，而在于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如果走了必要的程序送进去了，那几年内几乎没有机会出院。

这并不是因为患者是精神病，而是因为中国精神卫生机构的管理和治疗水平底下。很多有明显症状的人都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在精神病院终老一生。或者反复的出院，入院，出院，入院。

对于误诊的，没有明显症状的人，根本得不到关注。

你以为进了精神病院会有医生围着你转吗？你以为医生会把你的行为当成症状吗？别天真了。

没人理你才是最正常的状态。大夫查房时溜上一眼，开一种治不好也治不坏的镇静药（比如劳拉西泮）吃几个月，平时交给病区护工，才是正常状态。

医生见惯了病人，都有幸存者偏差。但在一个低级的环境里，小小的偏差可能把“病人”困在病房里几年再正常也不过了。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而且，说句最通俗的话，送进去没病也能整出点病来。

就像很多人说的，被“冤枉”造成的情绪波动和初入院的镇静药物的使用，会形成恶性循环，会使人在困倦和暴躁之间交替，很容易被诊断为双相障碍。 

本身现代科学对很多精神疾患的发病机理和判别标准都还在研究中。其中也包括精神分裂，双相障碍和躁狂这些符合老百姓“疯”的认知的严重精神疾患。

精神病在临床判断中是症状指向的。

也就是，不管你的情况是怎样的，你表现的像个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

但是问题在于，以今天中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水平，对精神病的判断是恨粗疏的。

而且说精神卫生机构，也确实是自己监管自己。

 

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只有一些大城市，只能做司法鉴定，即鉴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完全的刑事与民事行为能力。 够资格做这个鉴定的，一个城市也只是寥寥几个专家。至于大家想象当中鉴定一个人是否“有病”，这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是做不到的。

要知道，我国太多小的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里甚至没有精神病院、精神科。

 

说一句最明白不过的话吧，在当今中国，精神病院“隔离”的功能远比“治疗”的功能大。

 

再者，一般的说来，“被精神病”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本身可能就具有性格孤僻，社会关系不融洽等特点。或者卷入了一些社会矛盾当中。本身很可能已经具有心理或情绪问上的题。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其情绪问题发展成精神障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精神疾患患者的权益保护和精神卫生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社会问题， 只有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就像同性恋权益运动、女权运动、关爱自闭症患者运动、关爱艾滋病患者运动那样的社会运动，才能推动精神卫生机构与制度的建设。

包括普及收诊前鉴定制度，建设第三方监管制度。这都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

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里会有ngo的推动，有义工的服务；有南方系的报道；有姚晨、濮存昕、司马南、袁立之类持不同政治取向的大V们去体验约束、体验分裂症患者的恐怖嚎叫，之后写下的一篇篇催人泪下的微博；有马云这样的大老板捐钱；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有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的研究与奉献。 

但更多的，是有无数精神疾患患者和被误诊者的血泪。

 

只有经历这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从大了说，整个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

愿每一个精神疾患患者和被误诊者得到健康、快乐、幸福。愿我们的国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这篇回答很悲观，又很现实。香港的精神病房，和大陆相比，的确已经是天堂了。而我被关在香港23天，而没有像大陆的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被关几个月、几年，甚至一辈子，也是足够“幸运”了。那么，大陆以百万计、十多年累计就能以千万计的被关押在精神病房的人，怎么办？他/她们虽人数众多，但社会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些人的话语权几乎是完全缺失的。相反，人们更多停留在“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精神病证书等于杀人执照”、“精神病人闹事打人警察都没办法”之类极为粗浅、带有强烈歧视与偏见的认知上，新闻爆料、众人口传的显性“精神病杀人”“精神病闹事”的个案，遮掩了更多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失去自由、饱受虐待、生不如死、屈死无声的黑暗现实。（当然，并不是每一间精神病院都非常黑暗、每个精神病人都会遭受如此的虐待，但黑暗、虐待，的确是普遍的现象，而且我所列举的多数案例，都是大城市重点医院，那么更差的地区的精神病院可能会好（准确说是“不这么坏”吗？）（此外，这篇回答中提到许多精神病院没有电话，其实有又如何？也只限时限次打给家人而已。我能联系上香港泛民政党人士，是因为有知识、幸运的记录了他们的号码。如果换成其他被关进精神病房的，恐怕也不知道要打给谁才有用。而且我联系上议员和政党人士，他们也并不能做多少，哪怕帮的那点还是看在冯爱玲女士面子上）

    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群体只会进行形象思维，也只会被形象所打动。这些或是吸引或是吓住群体的形象，最终也成为群体的行为动机……刺激群众想象力的……其形式必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鲜明形象，或是伴随着几个不同寻常的、神奇的事例……人们猜测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也许已经沉没，那么这件事对群众的影响力能持续一周之久。但是据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失事的船只就多达850条、汽轮203艘，从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来讲，它们远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厉害得多，而群众却从不会关心这些不连续的失事。”

    人们只看到了大庭广众的罪恶，却忽略了封闭环境中更多人的苦难。哪怕一个人们眼中的“疯子”、“躁狂症患者”大闹地铁、公交，引发的关注（更不用说能够用作多年谈资的杀人事件的影响了。哪怕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被判别为神智正常，是“没有精神病”的人。关于比例数字究竟如何，有足够条件的也可以去查核），都远多于多少被拘禁一生、毁掉一生的“被精神病”者、屈死的囚犯。即便曾被广泛报道的杨永信用囚禁、电击、殴打等虐待方式“治疗网瘾”的事件，现在还有几人关注，有人去改变吗？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不代表没有发生。相反，没有看到的千万角落，恶人更能无所顾忌、敢于毫无忌惮的做出大庭广众极少有人敢做的恶行。黑暗的角落，有无数类似《熔炉》中描述的“地狱”之地，需要我们去关注、去“聚焦”。

    这一切都需要被改变。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21世纪还有如此多的罪恶、剥夺自由、欺凌与虐待、凌虐致死……桩桩件件不断发生，却坐视不理。

    关于对精神卫生体系的种种弊端、精神病院/病房的各种黑暗面，以及其他案例的评析，我会在后文恰当节点再做举例、引用、分析，在此就先只说这些了。

   第五章 带铐辗转、蒸笼般羁留室过夜、PTSD的初现--捱过“最后”还有“最后”

    （一）手铐再加身，繁杂程序的折腾

     我走出病房门时，西区警署的一位警员已经在等着了。他带我走到电梯口，又有一男一女两位警员走过来，并且对我说：“我们现在要把你铐起来（大致意思）”。他们铐我时，我看到了冯爱玲女士，她就坐在电梯旁边的凳子上。我被三个警察控制，手上正在带铐，连打招呼、说话都不便，我只能看着她点头示意。冯女士一直目送我和三个警察进入电梯、关上电梯门。这是迄今我与冯女士最后一次见面（当然通电话、短讯是有的）。也不知道在未来，我还有没有可能再当面见到她、感谢她了。她是一位慈祥、善良的老奶奶，热心公益，为平反六四奔波，也在我个人的事情上多有帮助，我一生都会感激她。

    终于离开了病房，终于重新看到了外面正常世界（哪怕还是东区医院里，但精神病房内外已是两个世界）来来往往的人流，立即有了和在病房时不一样的感觉。但头脑浑浑噩噩的，我当时以为只是前晚没睡好。只是，后来我一系列身心上的表现和感受，与PTSD很像，与一些被长期关押过的人诉说的很像，基本也就是了。当然，这也不止是由于关押的这23天造成，后来我面临的一系列恶劣环境甚至绝境，也加重或者说助推了PTSD的恶化。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押送我的三位警察，一位年龄较大，有四五十岁，称他为E警员（按第三章的警员顺序排），另一位20多岁的年轻男警称其为F警员，那位二三十岁的女警称为G警员。他们把我铐的很紧，勒的我手脖子都是痛的。我的两个包也被其中一位警员拿着。穿过人流后，他们把我送上警车。

    我问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E警员和G警员都不怎么会普通话，我只能与F警员交流。他告诉我，需要先带我去做笔录，然后再去入境处。然后警车就开了。我一路上很配合，而我提出把手铐换下位置，不要铐在恰巧磨到骨头的那块，F警员也答应并重铐了一下，但还是很紧、很疼。F警就坐在我身边，E警和G警坐在前面。警车在各种立交桥、盘山公路上飞驰，我也没心思看路牌，脑子恍恍惚惚。这时我开始担忧回到大陆会怎么样，会不会旋即被拘捕，或者投入黑监狱和精神病院。想到这些，我心神不宁。警车在山道来回上下，虽然车速很快，但很久还没到目的地（我当时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不知道让我去入境处还是警局）。几乎走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一个警局。他们告诉我，要在这里采集我的指纹等生物特征。

    三人把我带上楼，进了一个类似审讯室的地方，但并没对我做任何审讯，只是拿出我的港澳通行证进行了登记，并口头询问确认我的身份。我问这是哪里，F警员告诉我这里是柴湾警署。

    然后，就是带我到拍照室之类的地方拍照，正面、侧面、背面，都被拍了个遍。不过这算是流程中最为顺利的了。此后又到了另一个房间按指纹，才是真正体会到“正常流程”中会有多少繁杂与故障。

    如果曾经有过被拘捕经历、或者被传唤或其他需要被警方采集信息的，应该都知道，警察要对被扣押者的手掌、每根手指进行360度指纹采集，然后还要另外采集指头上的指纹。在采集之前，需要洗干净手，然后等手上的水干了，再“干活”。两个手掌和手棱、每根手指，都要在采集玻璃上用力按、用力滚动，如果电脑显示采集“不合格”，就要重新来，最终在几次重复动作中挑一个“最佳指纹/指头印/掌纹”。仅仅做这些，我就用了30多次。

    但更加糟糕的事来了。不知为什么，当这轮采集完成（本来也就是要彻底完成采集了），他们的电脑却无法正常录入，于是两个警察就不断重启电脑，输入密码、登入程序，又让我重复这些动作。结果一次又一次失败，他们就让我重复这么做。他们来回开关机差不多有十次，而我的手、每根手指每次都要来回滚动，我都记不清多少次了。前前后后折腾了至少两个小时，也没有采集成功。我的手已经很疼痛了，筋疲力尽。我刚从精神病房出来，不但没很快恢复自由，又被这么折腾，头昏脑涨的。我问他们几点，他们说已经两点多了。我想，那我何时才能去入境处呢？（这件耽搁很可能就是此后警察没能在当天赶上送我去入境处的原因，然后我才被关在羁留室一夜）

    期间，我还问到我在东区医院遭遇护士欺凌、恐吓，是要在这报案，还是联系医院管理局，一位警员（我记不准是哪位了，好像就是那位能说普通话的F警员）说“那你先联系医院管理局” 。我也想早点回大陆，避免再被送回精神病房“调查”，就没坚持报案。

    在折腾期间，年轻警员还向进来的年长警员请教怎么处理故障，老警员（或者是警官）也不会。折腾的实在没办法，他们又出去请示，最后让我换到不同楼层的另一个信息采集室。结果在这不到半小时就完成录入了。我心想，你们不早点换到在这边，非要在那个故障机器上折腾，这些警察受折腾，我更受折磨，两只手疼痛不已。我不认为他们是故意整人（这个我当然是能看出来的，无论从相关警察的神色举动、性格特征，还是遇到的电脑故障情况和处置，都和卢伟杰那样的故意欺凌完全不同），但明显是死板、形式主义、不知变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在柴湾警署的遭遇不是被故意整，但大陆的警察、香港的警察对其他被拘留者（精神病房的医护人员对住院者也一样，就像卢伟杰利用作为护士的权力对我及其他住院者的欺凌行为）、在其他事情上，完全可以利用他们对程序的熟稔、利用这些繁杂的程序，假装故障、程序问题，把人整得筋疲力尽甚至死去活来（还有更多客观上让人受罪的做法，后面很快就会讲到）。有权就是可以各种指使、折腾人，而且你还抓不住明显把柄。

    采集完毕后，三人把我带上警车，又开始了很长的路程。我本以为这次终于要把我带往入境处了，或许他们会把车开到入境处大楼，我就回到大陆了。没想到，又是至少一小时车程，居然把我送到了西区警署，也就是中联办旁边那个我曾经去过的警局。这时应该是下午4点左右。

   （二）在西区警署羁押间受苦

    我被带进西区警署后，直接被关进了警署大办公室里一个类似铁笼子的小房间。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姑且称为“羁押间”吧。隔着铁闸门，可以看到办公室里许多警员在忙碌。

    房间里只有一张长凳，地上还有血迹、毛发，头顶则是各种管道。不过庆幸的是，因为和大办公室通着，有冷气吹进来。期间一位女警说会给我盒饭，还问我吃不吃橙子，我说都行。过了一会盒饭送进来，米饭里有肉丝和辣椒啥的，还有一杯橙汁之类，我一口气全部吃喝完了。这饭确实不错。

    吃完饭，我在里边坐卧不安，询问警员我何时才能去入境处。结果不是不理睬就是让我等。后来终于有一位警员过来，说今天不行了，明天才能送我去入境处。我一下子慌了，害怕这一天又有什么变数，或者我一激动又被送回精神病房，那前面的忍耐就功亏一篑。我要求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其实就是想告诉我父亲，以及冯爱玲女士和林祖明先生。然后他就让我等，我多次请求都是说“你等着”，哪怕我的包和里边的手机就在不远处办公室桌上。

     等了至少一个小时，一位警员才把手机给我，而且只允许我打一个电话，并且告诉我明天上午才能让我走。我打给了父亲，告知他警察说我明天才能回去。我父亲说“你要听警察的话，注意安全，明天回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结束通话了。我还想打给冯女士，这位警员说不行，我只好关机，把手机交给他。

    我呼喊警员，说要见律师。一位女警过来，她问我有律师吗？我说没有，但是不是有那种替被拘捕者辩护的公派律师吗？她说没有，是需要自己花钱请的。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香港警方在拘捕公民（无论本地人还是大陆人或外国人）时，被拘捕者有无权利请求警方或司法机构派遣律师维护自己权利。甚至更进一步，当时我被羁押的具体理由、我所处的法律状态是什么，警方都没有任何告知。香港以高度法治闻名世界，可在执行层又有多少“细缝里的泥垢”呢？

    很快，来了一个警员，拿着一个表格，大致意思是要收缴、封存个人物品，还要我交出身上可能会用于自杀之类的物件。我这时也只好签字（还是和在精神病房被迫签字时一样：难道我能不签吗？不签会有好结果吗？）。然后，他要求我把眼镜、腰带、鞋带都取下来给他。最夸张的是，还要把袜子脱掉。当我把眼镜摘掉、腰带和鞋带抽出来、袜子脱下来交给他之后，我才不断感到各种不便甚至痛苦。

    我高度近视，去掉眼镜，整个办公室就一片模糊，我求助（例如上厕所时叫人）或者看东西就更麻烦了。而腰带去掉后，我得不断提起裤子，否则就会掉下来。而我又焦虑的坐不住，只好提着裤子在小房子（或者更恰当说是“小笼子”）里来回走动。连续提几个小时裤子，如果谁试验一下，一定知道不是好滋味。

    这时候，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警官（在香港应该是叫“督察”之类）过来了，说“你还认得我吗，你在中联办（割腕）我就在场”，我说不记得了。我割腕时脑子一片混乱，四周都是警察和中联办人员，我自然记不起这个人。他又跟我说了几句什么话（记不清了），然后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我才看了下自己的形象：弯着腰、提着裤子、精神恍惚，而且没戴眼镜时我的眼色情况我也是知道的，总之一幅败相，毫无抗争者的英雄气度。在精神病院，我摆出英雄气度也没用，在警署，我想摆也摆不出，反而像落败被俘的败兵，没有丝毫生机、气质。

    我努力提振自己的精神，在心中默唱《国际歌》，“起来，极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尽力不让自己这么颓废、荒唐的面对办公室里这么多警察。我想，梁国雄等抗争者入狱时，必定是很勇敢坚毅的，而不是像我这样颓废。而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但哪有那么容易呢？当我没有穿袜子，光脚穿着没有鞋带的运动鞋来回走动，鞋子晃晃荡荡，不一会，脚就被磨破了，而且，脚上出的汗浸到鞋里，很快鞋子就像在雨水里趟过一样，脚就泡到湿鞋里，不一会就泡肿了，磨破的地方更疼了。我问正好走动到铁门前的警员，我能不能脱光鞋子赤脚走路，他说“那你随便”。我赤脚之后，踩在又脏又凉又硬的水泥地上，脚被硌的生疼，感觉比泡在湿鞋里更不舒服，只好重新踏进湿鞋里。这种肉体折磨，还是那句话，谁自己做下试验就知道多痛苦。如果警察不收走鞋带和袜子，我就不用受这么多罪。

    他们收走这些，是怕利用它们自杀。可我羁押间上面的管道至少三米高，即便最能自杀的腰带也够不着，鞋带就更是了。至于袜子，又不是那种女式的丝袜而是没什么弹性的布短袜，我是想不到这个怎么用来自杀。再说，这羁押间连着办公室，警察对我在里边的一举一动随时都能看见，我又怎么可能躲避开他们的注意而突然自杀了呢？

    我曾经在前面提到，我在精神病房期间，看到一则新闻，讲北角警署一位涉嫌性侵的男性在审讯室自杀。或许是这起自杀事件让香港警方苛待被拘捕者，以免背上管理不力、囚犯自杀的责任。于是，警察对我（肯定还有其他可能有自杀倾向的被拘捕者）采用了这种“收走所有哪怕有一点可能用做自杀‘工具’”的方式，以杜绝发生自杀事件、为自己和警队免责。

    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被拘捕者的感受、不考虑被如此对待者会受多少法外的伤害？就例如我，双脚泡在湿鞋里，几小时后就泡肿了，没有鞋带的鞋把脚磨的又红又肿又痛，身体和精神都严重受伤害。尤其对于焦虑、抑郁，有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人，这反而加剧了他/她们的精神痛苦和身心疾病，埋下了其此后可能厌世、自杀的隐患。当然，那时候自杀，就不是警方的责任了，毕竟不是死在警局、监狱之类。而且，警方和社会得知当事人自杀后，反而会觉得在警署、监狱这样苛刻对待是正确的，因为后来“你们看他/她果然自杀”了，以“印证”采用苛酷方式的必要性。但他们不考虑这种苛待、虐待，本身就是对拘捕者身心的伤害，更是强化其自杀倾向的诱因。而且，如果收缴了他们的腰带等物品后，当事人还是想到了各种高难度的自杀方式，那表明其已经非常的生不如死、实在不想活下去了。既然如此，基于人道，为什么不能遂了他/她的心愿呢（关于自杀的权利和自由问题，我前面已有过详细论述，不再重复）？至于看守警员的责任，不用追究就可以了。

    这让我想到此前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和取消“互助献血”的事情。香港警方对待被拘捕人士的作为，以及我在东区医院精神病房的许多遭遇，其实和北京这两件事异曲同工。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他们考虑的只是“你/你们别死在这”、“你们别在我管辖的范围内出事”、“你们别在我需要承担责任的层面出事”，然后机械的、极端化的执行残酷政策、规章，而让弱势者遭受更多身心和生活上的不便与折磨、不惜把弱势者逼到更加危险（但不属于他们责任范围）的区域、处境。

    例如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就是以避免再次发生火灾、改造社区环境和治安等理由（当然还有更深层次原因，不过至少表面上理由是以上那些），但粗暴的驱逐让他/她们更无处可去，面临丧失廉价住所、丢失工作、陷入贫困、让自己和家人陷入生存危机。而取消“互助献血”，名义上是为杜绝非法血液交易、保障输血的血液安全之类理由，但这会让更多急需用血的患者面临等待“正规血液”太久而失血死亡的危险。而香港警方及许多监狱、看守所、精神病院及其他羁押场所，对可能自杀者的各种苛虐措施（如扣紧手铐脚镣、用束缚带长期捆绑），同样严重伤害当事人身心。香港警方因发生过北角警署自杀事件或其他类似事件，就对我采取一系列苛待手段（不止已提及的，后面还会提到更严重的手段），而且估计对其他有自杀可能的被拘捕者也如此苛待，是极不人道的行为，反而会加剧其脱离严酷环境后因PTSD等原因而自杀的可能。（当然，大陆警方、监狱系统、精神病院等地为“防止自杀”，采取的手段更不人道，如一些政治犯的叙述）

    但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香港警方，以及香港精神病房的医护，嘴上却都说“这是为你/你们的安全着想”、“这是法律/制度规定”、“为了避免你们遇到安全隐患/自杀”，把自己不人道乃至残忍的制度、政策、行为，说的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表现的“一片好心”，而丝毫不考虑被管理者、弱者自己的选择权，也不顾及这些政策/手段对弱者带来的长远伤害，各种间接的、连带的伤害。这种行为轻则说是缺乏共情、不会将心比心，重则足以用“虚伪”、“残忍”、“无耻”形容。

    法律、制度、政策，都是手段，而目的则应该是让人有尊严、有自由、能够更好的生活，而不是颠倒过来，为了履行责任（同时也是一种推卸责任），而不顾弱势、被执行一方更根本的人权。如果法律、制度、政策违背了人性、侵犯了人权，弊大于利，就应该修改、废除、重新设计和订立。“以人为本”、“天赋人权”，说的都很好听，可现实呢？许多强力机构（包括精神卫生机构）、家庭，都以“为你好”为名，行伤害之实，不给当事的本人自己选择如何生活、选择生死的权利。

    我在羁押间不断走动，越来越感觉难以支撑，胳膊和腿都开始发抖。我又问过路的警察何时把我送进可以躺下休息的房间，他说让我等。后来我去了羁留室（也就是过夜的地方），才明白还不如呆在这个铁笼里呢。

    在我难受的来回走动时，看到有几波男女罪犯（或者疑犯）被带进带出，不过这些男女都没有和我关在一起，而是关到和我平行的其他羁押间。有些看起来像东南亚人，还有的可能是大陆人。他们被送走时，都是被用铐子串起来的。给了我一个“单间”，可能也是怕我自杀或与其他人冲突吧。

    到了大约5、6点钟，一位警员突然把我叫出来，并且拿起我的东西，把眼镜给我，告诉我现在就去入境处。我大喜过望，因为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铁笼子呆了。这时候一位年长警官在打电话，虽然我听不懂他的香港话，但看旁边两个警员拿着我的包听他打电话，应该是和入境处交涉我的事吧。这时还有一位女警官也站在旁边，我就对她说，我是来维权的，是受害者，我不应该受这样对待。我说话的姿态充满乞求，也是被关押之后自尊丧失的表现吧。她说，“我们尽可能提供方便，让你早日回到大陆”。期间，我还告诉警察，我打印的许多材料和标语内容敏感，能否帮我扔掉。拿着我的包的警员说，你自己在入境处再扔吧。然后，我听着那位男警官打了很长时间电话，然后又看见两位警员放下了我的东西，我知道八成是去不了入境处了。果然，这位警官打完电话，告诉我明天才能走，今天就把我安排在西区警署羁留室过夜。然后我又被关进那羁押间，重复了一个小时前面说过的那些折磨。

   （三）蒸笼羁留室、与年轻警员对话

    到了晚上，他们终于把我带去警署内部的羁留室。羁留室位于警署半地下的一片区域。一个大的羁留室被分成一些单间，我就被关进靠里侧的一个单间了。本来我在想，终于可以躺下好好休息，明天就返回大陆了。但当我进去、呆了一会之后，才知道这里比刚才更难受。

    首先，羁留室中根本没有空调（香港称为“冷气”），只有羁留室之间的过道里有两台巨大的风扇，吹的风都是热的。而羁留室大门和办公室完全隔开，办公室的冷气根本吹不到羁留室。而这时正值夏季，又是香港这种亚热带地区，羁留室里像蒸笼一样闷热。我仅仅呆了10分钟，就热的受不了。而“床铺”则是类似于公园躺椅那样的光滑水泥板，还有一条毛毯。大夏天，放个毛毯，也是要“热上加热”了。

    其次，这个羁留室并不是四壁完全封闭，而是有铁卷闸窗。我不确定西区警署的这个羁留室是完全在地下还是地下地上各半层，但一直听到有火车（或者是港铁、轻轨之类）的轰鸣声、撞击铁轨声，以及汽车鸣笛和轧过马路的声音。此外，那两台电扇传来的嗡嗡声也闹的我更加心神不宁。这种噪音下，不要说入睡，连想安静的坐会都难。

    又热又闹哄的情形下，我精神开始趋向崩溃。一位警员坐在椅子上，面对面在羁留室外（羁留室也是铁笼子那种）看着我，端坐不动，也不说话。而我则在里边来回走动，越走越热。而羁留室里虽然有厕所，但却没有水龙头，水只从便池流出冲秽物，根本没办法洗脸洗手。虽然我被送进来时候给了我一包湿纸巾，但只有两三片，贴脸上一分钟就没用了，实实在在是“杯水车薪”，无法消除暑热，更不要说凉爽一下了。后来送来晚饭，我吃了两口就吃不下去了，谁能在那么闷热下吃得下热饭。我说医生还要我吃药，药就在我的包里。他说会把药送来，但直到第二天都没把药送来。

    羁留室里备有一双鞋底特别薄的拖鞋，我穿上之后在水泥地硌的生疼，但穿上没有鞋带的运动鞋则被汗水泡的发肿。最后我就选择替换着穿减轻痛苦，但也把两种痛苦轮流都受了。

    我本以为香港的警政体系应该还是比较人道的，没想到环境竟然如此恶劣。我害怕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痛苦会逼使情绪失控，又被重新送进精神病房，把受过的罪重受一茬。说不定，即便再入院再出院后，又被送进这羁留。因此，我只能来回走动，但不敢喊叫或者做出踢栅栏、墙壁之类表达愤怒的动作，火气都憋在心里，拼命忍耐。有痛苦不能发泄，这就更难受了。

    这时候警察换班了，换来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警员，按顺序就叫他H警员。一开始，他也和上一位警员一样，一言不发的正对我的羁留室端坐着。看来，他们是要24小时轮班看护我，避免我做出自杀之类行为。我心想，你们有这个人工费，怎么不把羁留室打造的人道一些，至少有冷气、有报纸，让被拘留者心平气和的度过羁押，这本身就有利于舒缓被拘留者的不良情绪、减少自杀倾向。但香港警方却弄成如此恶劣的环境，而且警察也和我一起受罪。这位H警员和上一位一样，一身非常整齐且看起来不薄的制服，估计比我还热。

    我实在忍受不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煎熬，满头大汗的把头伸到铁栅门缝隙，对那位年轻警员说，“我能和你说说话吗？”。这位很年轻的警员说，“按照规定，我是不能和你说话的。但是你可以对着我说话，我当做没听见就好啦”。我看他说话很是和蔼，而且能听和说普通话，也就卸下了担忧，开始半自言自语的冲着他讲我的事情，关于遭受校园暴力、来港维权、在中联办割腕、被关进精神病房等事。H警员一开始默默听着，逐渐的和我说起话来。（后面的对话，已过了一年左右，当然无法完全复原对话，我只能凭记忆讲一下大概内容）

     他跟我说，大陆的事情还是需要回到大陆解决的。我说大陆的司法、教育系统很黑暗，我没办法才来香港求助。我还告诉他，我找了香港许多政党、媒体，还有在中联办割腕，结果根本就没几个人关注我的事。他说，香港人都是工作很忙的，每天压力很大，都要为生活打拼，怎么可能管得了那么多事，大陆的事（香港人）更管不了了。我说好像香港01关注到我的事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民运人士陈女士讲的），他说那个媒体没什么名气，况且有那么多新闻，没有多少人关注的。我说此前有几个警察都听不懂普通话，但你能够听懂。他说，老警察都不怎么会普通话，但年轻警员听得懂也说的了普通话，因为现在学校都会教香港话、普通话、英语，三种语言。我说，香港人要学三种语言，也真是挺辛苦的。他说是啊，很辛苦，都要学。我问他入职警队多久了，他说才四个月，而我则是他第一个看守的对象。

    我说，我在中联办割腕，就是希望引起香港和国际上的关注。H警员就跟我讲，说中联办的事他们香港警察都不能干预，连中联办外出的汽车，香港警察都没有职权管（大致意思）。

     再往后，我就问H警员，为什么羁留室没有安装冷气，这么闷热，我都要被热晕倒了，饭也吃不下。他说你猜为什么？我说羁留室是惩罚犯人的地方，所以没有冷气吧。他说不是，是因为有被羁押的人提出，这里全都是封闭的，而他们不是犯人（只是临时羁留使用，不关已判罪犯人），所以他们说希望“听到外面的声音”，和外界相通，否则是侵犯他们的人权。所以羁留室才设计了大卷闸窗，还能听到外面铁道上的轰鸣。既然和外面通气，当然没办法按在封闭环境才方便使用的空调之类了。我听完感到莫名其妙，我说现在闷热的要死，噪音巨大，响声震的我心神不宁，这才是侵犯人权啊，怎么会有那样（提出那种奇怪要求）的人。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这样。

    后来，我又跟H警员讨论校园暴力问题，我说，我来香港，就是在大陆没有游行、请愿的自由，才来到香港，而且香港难道没有校园暴力吗？陆港应该一起努力防治校园暴力。我还跟他说了我遭到各种殴打、威胁、骚扰以及黑势力学生的伤害的事。他说，这在香港绝对不会有，香港每个学校都有社工，如果发生校园暴力，学校、老师、社工都会制止的。虽然就我了解并非如此，如我后来看到香港的董之英中学就多次爆出严重的校园欺凌，而上水中学、圣约翰学院、玫瑰岗学校等院校都曾被媒体爆出校园暴力事件，且一些连续发生，并未真正妥善处理。而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冯丽姝博士的论文《香港校園欺凌全球之冠，學校應如何對策及處理?》中开篇就提到，“2017年12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發表了於2015年於75個國家和 地區中的 15 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全球最為嚴重。 有多達 32%受訪者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相比加拿大(20.3%)及美國 (18.9%)還要嚴重……”。即便该调查对于校园暴力的定义可能较宽泛（因为据我所知日韩欧美更严重），但毫无疑问足以证明香港校园暴力是存在而且较普遍的。同样，我和冯爱玲女士交谈时，她也提到听说过有香港中学生因校园暴力自杀的事情发生。而这位H警员却说“在香港绝对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校园暴力和各方不作为）”，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吧，哪怕身处过校园，也并不能关注到身边发生的残酷暴力、不能和校园暴力受害者感同身受。

    然后，我还是拜托H警员能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向身边的朋友、亲人宣传这些。我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担心回到大陆没机会再说，就当效仿那些身陷囹圄还继续传播进步思想的革命者，努力再做一下宣传，能影响一个人算一个人。但H警员还是说，“在香港不会发生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时我也没办法拿出手机让他看香港的那些校园暴力案例。

    此外，我也跟他提及了我被关进东区医院精神病房的事情。他说“东区医院不是精神病院啊”。我说是被关进东区医院的精神科病房，他才明白。我告诉他在那里有护士（卢伟杰）欺凌、恐吓我，而且有监控录像，以他（H警）的经验，有没有可能查处他。他说即便有监控录像，但是大多数录像都是没有声音的，H警还用动作效仿着说“他可以说‘我是在跟你说话啊（而不是恐吓）’”。看来控诉卢伟杰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哪怕有监控录像。

    跟H警员交谈时，为了离H警员近一点，我只能伸着头弯着腰，梗着脖子挤在铁栅门的栅栏上，时间一久，整个脖子都是疼的，我只好时不时缩回脖子揉一下，然后揉下的都是汗和泥（在精神病房都没好好洗过澡）。我问H警员我和他聊了多久了，他说才半个小时。我想，我还要熬多久啊。这时我已经热的几乎要虚脱了。我身体一边承受痛苦，心里一边在想，我是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我是为了维权，还希望让香港、国际社会关注百万千万遭受校园暴力的弱者、受害者，是做好事，是做社会运动、做建设性的、有积极意义的事，为什么却让我遭受这样的折磨？

     我向H警员抱怨这些，他说他能够理解，但也没有办法。我说你看我身体这么瘦弱，根本没有攻击力，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他说，就是看你不像坏人，就是个学生，才把佩枪收了起来，以免让你（我）感到恐惧。

    这时我热的实在受不了，就跟H警员说，“我能不能脱掉衣服和裤子，实在太热了”，他说“没关系，我和你都是男生，没事的”。于是我就脱了汗衫，但在一个警察面前脱掉上衣，我感觉很不好意思（即便我在精神病房已经这么裸体暴露、变相受辱那么多次了），很快又穿上了，裤子更没有脱。而且我脱掉汗衫，羁留室照样像蒸笼一样，要把我蒸熟一般。

    我又重复着抱怨这里太热了，受不了了，而且我也睡不着觉。H警员说，他自己也感到很热了。我问他这里这么热，以前没有被拘留者反映过吗？他说这里是西区警署的临时羁押场所，一般关的都是非法入境、超期滞留等待遣返的大陆人，或者转送监狱的，据他所知最长的只关了4个小时，没有在这过夜的。而我关的这天，其他所有（好像至少有七八间吧）羁留室都是空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心想自己真倒霉，成了非人道羁留室的试验品了。

    我这时开始感到头晕目眩，浑身燥热，双手通红，不知道是不是中暑了。H警员也说看到我脸上、脖子都是红的。我说再这样下去我会晕倒，而且也不可能睡得着，我想去医院看看有无中暑，最好能在医院病床躺一夜（当然不是精神病房病床）。H警员看我实在难受，他自己也感觉的确这里很热，就同意了，拿出对讲机呼叫同事，说这里有人生病。然后他告诉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医生来羁留室为我看诊，另一种情况是会用急救车把我拉到医院。他还说，他知道在大陆像我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有警察搭理，但香港这里会给你医疗救助的，你请求看病，就会有人来。他还好心提醒我，除了热还有别的什么症状（只说热可能他们不会送院），我说我还头疼。其实那时候头疼主要是身体痛苦、焦虑造成，倒不是本身脑子疼。

    但等待的时间很漫长。据我估计，从我请求就医到后来急救车来到，至少过了一个半小时。期间，H警员除了和我说话，就是端坐在椅子上，偶尔才看一眼手机。某种程度，他和我一样，都像囚徒，都不能随便走动，只不过他在铁栏外，我在羁留室里边。我这时热的已经受不住，一会坐地上，一会站起来，又来回走动。外面有个开门之类的响动，我就问H警是不是急救车来了。他每一次都是给了否定的答案。

    期间来了一位警官，H警向他报告了我的情况，这位警官看了看我的情况就走了。过了很久，H警告诉我，他得到通知（对讲机说的吧），会把我送到医院。我问是什么医院，他说是玛丽医院。我说我在中联办割腕后，就是被送到那里包扎的。他说那是因为玛丽医院是这附近最大的医院（中联办和西区警署挨着），所以都是送到那里。我问H警员，一会去医院，能不能由你带我去，你对我有所了解，也能证明羁留室的情况。他说，这不一定，不过只要是他所在的一队的，待人都很不错，不用担心。

    （四）重枷下被押送去玛丽医院

    很久之后，带我去急救车的警察终于来了。不过，他们不仅给我带上手铐并铐紧，还带上了脚镣。更夸张的是，这个脚镣不仅绑住脚踝，还有一条挂在腰上的铁链。然后他们拉着我，脚镣哗啦啦的响，我拖拉着没有鞋带的鞋，一路到了警署外的急救车上。到了车上，医护人员开始给我量血压，车里有空调，我一下子就不热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两位警员，一位20多岁，一位长得很高的30多岁的警员，分别称之为I警和J警吧。也不知道和前面那位H警员是不是一队的。我告诉J警羁留室太热，能不能送我到玛丽医院住，或者换个羁留室。这位J警板着脸说，“我们现在要送你去医院，但是看完病还要回来。你在路上老实一点，我回来跟同事说给你换个房间，如果不听话，那就没有（不换房间）了。”整个语气就是训斥犯人的态度（当然我在他眼中就是犯人）。我说刚才看护我的警员知道我的情况，他也说羁留室是很热，他都受不了。J警就又训斥我，“你不要听他说什么”。那位H警也没有跟着我去医院。

    在急救车上倒是非常凉爽，我的难受劲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但是手铐、脚镣戴在身上，滋味也不好受。I警和J警一左一右“看护”着我，一言不发。我想到一会还要回到那蒸笼般的羁留室，就焦虑不已。也不知过了多久，急救车才开到玛丽医院。

    下车之前，J警又用训犯人的语气跟我说，“医院这里是公共场所，下车之后不要给我搞什么事”。然后他和I警一起拉着我进了玛丽医院的门诊大厅。我被其中一位（也忘了是哪个）用铁链紧紧拉着，铁链缠在腰上，警察拉着我就像牵着一条狗一样。而门诊大厅里有许多看病的和病人家属，都比较好奇的盯着我和警察，至于有没有拍照的就不知道了。在明亮的门诊大厅里，我看清了我自己这样像狗一样被铁链拴着，被警察押送着，许多市民在看着，我当时已经很麻木的心理还是被刺激出屈辱和痛感。我在东区医院精神科病房被关押期间，看到报纸报道有个印度籍抢劫重犯（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叫文子星），因为很是凶悍，送往法院审理时由许多警员押送，也是被带手铐脚镣。我想，我一个弱不禁风，也没伤害他人，没有违法犯罪，维权失败不得已才自杀的受害者，怎么也是重枷加身，手铐紧扣，双脚戴镣，腰上还拴着铁链？

    两位警员拉着我坐在四周人少的一片区域的椅子上，其中一位去和在医院大厅里的保安还是警察去交涉，过了一会才回来，然后拉着我去那个我前面提到过的（我割腕后被送玛丽医院时）类似于初诊台的地方。那位接诊的医生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可能是中暑了，而且还头疼。然后她让我测体温，还拿出一张纸，问我的头疼属于上面的五个级别的哪种。其实我头疼主要是焦虑和太热造成，本身不很疼，我就指着中间那个（三级）。然后她就给了我一张纸，写的是排队的号码。我虽然有气无力，但还是对这位医生道谢。然后我就被两个警员拉走了。

     两位警员把我拉到门诊大厅左侧没什么人的一片空座那里坐下，I警坐我旁边看着我，J警坐在不远处翘着腿看手机。我看了下医生给的纸片，上面说我可能还要等到凌晨两点半之类。而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但玛丽医院还是有这么多人排队看病，不过没有那天白天人多。

     这时候我几乎已经虚脱了，从早上6点到这时，超过18个小时没有睡觉，而且坐警车、急救车奔波劳累，最重要是在羁押间和羁留室站着（根本坐不住），这么多折腾让我感觉浑身瘫软、精神崩溃。我这时只想着千万不能喊叫、有反抗动作，否则又会被送回精神病房，最后的一天一定要忍下去（虽然也不一定是最后一天）。然后我双腿不停的抖动，不是因为冷，而是紧张焦虑。我以前遭遇校园暴力的时候，曾经有过长期失眠的状况，两天没有睡觉。我这时候的感觉就跟几天没有睡、又劳累又饥渴一样的状态。然后还要这么煎熬的等待。

    雪上加霜的是，手铐铐的非常紧，勒的我两个胳膊肘部疼痛不已，稍把手铐挪一点就卡住挪不动了。我知道手铐可以调节松紧，警察对我的铐法，无异于对犯了重罪的犯人。除了手铐，腰上和脚踝上像“狗链子”一样粗长的镣铐更能证明这一点。我在精神病房关了23天，已经比较麻木和顺从了，但被如此像狗一般拴着，我还是非常能感到屈辱的。这我前面已经说了，在此我再说一遍，我感觉不多。那种痛苦与屈辱，语言形容不尽，真的经受过才会知道。而且，这一栓，从出警署到医院、在医院等待、返回羁留室，前前后后至少栓了三个多小时。当然，手铐也勒了同样久的时间、同样长的疼痛（除了中间见医生和上厕所松开过几次）。

    那我犯了什么罪？没有。香港警方也未对我做出任何指控。我做的事情危害他人和公共安全、公众利益了吗？没有。我在中联办割腕，是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而且是去了很多机构求助、呼吁无果的情况下，自己濒临身无分文境地下，不得已才选择割腕。我是受害者，受害者啊。我从不同意“我弱我有理”，也不认为受害者就应该被百般迁就，但受害者难道该被如此恶劣的对待吗？我从小时候遭受家庭暴力，我姑姑对我殴打、恐吓；到了初中之后，因为没上小学和家里特殊情况，又不适应学校，遭遇了断断续续长达七年、其中有两年极为严重的校园暴力，还夹杂网络暴力，因此高考失败，痛失进入知名院校的机会。后来又有两年沉浸期，我饱尝世事艰辛、各种不公，以及贫困。

    于是我才奋起维权，四处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从2016年9月至2018年6月底（也就是我在西区警署羁留室时、文中的此时），我抗争了近两年，撰写那么多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分析文章及呼吁和恳求的信件，到处找政府机构、媒体和知名人士，寄递EMS邮件，发送电邮，我尝试了一切手段。我是在做好事啊，是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啊，当然我有报仇、改变命运的私心，但归根结底我做的事情不应该吗？呼吁的问题不重要吗？在这个过程中伤害到谁的合法权利了吗？如果让社会广泛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治理，这难道不是急需的大好事吗？

    那我为何遭遇如此的对待呢？在精神病房被当成病人没有尊严的被关了23天，被护士卢伟杰欺凌，还要忍受医护人员的管束，又在警署羁留室受苦受热，去医院就医时被粗大的铁链拴着、手铐紧铐，像一条狗，或者一个重刑犯一样，这合理吗？我一腔热血、身体力行，与不公抗争、揭露黑暗，然后换来的是这样的凌虐。这不是黑白颠倒，那什么才是呢？

    身体的伤害还在其次，这些虐待对于我精神的摧折，才是长期而酷烈的。不仅在此时，在我返回大陆后，这些伤害的后遗症都爆发了。即便到了现在，我精神时不时仍受困于当时在香港留下的这些创伤。

    后面的经历我在本文后面再讲。回到玛丽医院我遭罪的场景吧。

    仅仅只有前面那些痛苦吗？不止。因为我的鞋带和袜子被收走，我只能赤脚穿着运动鞋。在玛丽医院坐了不到半小时，本来就已经泡肿的脚更肿了，鞋里全是汗水。我把脚拿出来放到外面，J警立即过来（应该是闻到味道了），看了我的双脚，说，“这医院是公众场合，不允许把赤脚露出来”。我解释是因为被收走鞋带和袜子，脚在运动鞋里泡肿了，然后我又把脚半放进鞋里，说“这样可以吗”，J警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过了很久，我的脚泡在湿鞋里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又把双脚伸出来放鞋上，询问J警说“我就把脚拿出来一会，实在难受”。他说，“你爱这样就这样吧”。我坐的附近没有什么就诊的市民，所以我就赤脚了一会。

    再往后，我想起东区医院还开了药给我，包括治疗抑郁的和助睡眠的。而且我在警署时，警员答应把药从我包里拿出来送到羁留室让我吃下。但现在我到了医院，这药怎么办？然后我就问J警，他又是大声训斥我说“我们只会让你在这看病，吃这里（玛丽医院）的药，其他地方的药不许吃。你回到大陆之后爱怎么吃怎么吃”。这句话不仅说明了他们警署不仅内部沟通不畅，也基本证明了我前面的判断，也就是他们只是避免我以及类似情况的被拘捕者在他们羁押期间不出事，至于离开他们掌控、回到大陆，是死是活就不管了。

    此后，这位J警态度缓和了一些。他说，“你看到了，这里的人都在排队等着看病，我们也要等着”。然后他又说，“大陆公安执法也是这样很严厉的（意思是把我这么铐起来折腾）”，“我回去会告诉他们给你换个房间，明天就送你回家了。以后啊，不要再来香港了”。然后又坐回去了。而I警则基本没有和我说过几句话，一直处于沉默模式，处理我的事情的决定权都在J警那里。

     说到这里，我前面还提过在玛丽医院（也就是我刚割腕后）被医生要求送进东区医院精神病房时，遭遇一个胖警员威胁的事。这也让我思考，香港的警察有没有配备执法记录仪呢？我后来做了相关搜索，看香港警务处官网上说，从2006年起港警已开始配备“随身摄录机”，2014年扩大了使用范围。但是记录储存期只有31天。另外，我看见不少关于香港警察于民众、示威者、记者冲突的事情，没有看到另一方要求警方提供执法记录仪的事件。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香港警察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我不知道。而威胁我的那个胖警员和这个态度恶劣的J警员身上一堆东西，但是我认不出哪个是执法记录仪，能认清的只有手枪和对讲机。而且即便有，如果只储存31天，而且被拘捕者无法请求留存证据的话，有记录仪和没有也差不了多少。

    等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护士叫到我的号了。可能晚上人比较少吧，所以比纸条上提示时间早一些。两位警员押着我去了指定的诊室。我进去之后，看见一位医生和好几位护士在房间里。医生拿出听诊器听了听，看见我手上的割腕伤疤，还有手铐脚镣，就问怎么回事。这时我下意识回头看两位警员，问J警，“我可以讲吗（这也是被精神病房医护和警方“驯化”的表现，不敢自己做主而是请求管理者同意）”？他说，“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然后我才对医生和护士说，我在中联办割腕自杀，然后被警察拘捕，刚从东区医院精神科出来不久，又被关在西区警署羁留室的大概情况。他问我现在主要是什么感觉，我说现在有些头疼，主要是羁留室太热，没有冷气，感觉像中暑。但坐上急救车、来玛丽医院之后，就不热了。我说在羁留室还有巨大噪音，睡不着觉。

    医生说，我只能给你开治头痛的药，至于没有冷气、噪音很大，那他没办法。我说能开一份助睡眠的药吗？他说可以。我表示了感谢，然后医生让我出去等。过了十几分钟，医生把药开好了，两位警员又押着我去诊室拿药。然后我就在门诊大厅把治头痛的药和安眠药都吃了。但这时警察并没带我离开玛丽医院。过了好一会，I警才问我，刚才医生是说让走了吗？我说应该是吧。然后警察才带我回到西区警署。

    回到警署后，我又向J警抱怨噪音太大，他说“你太敏感了吧，我在这（办公室）就听不到啊”，我心想你在办公室又不是半地下的羁留室，所在位置和封闭性都不一样，你当然可能听不到，但不代表我听不到。但又不能顶嘴，只能说“是不是可以换个房间了”？然后他就给我调了一个房间，离风扇近了一些，但外面汽车的噪音还是很大，不过后半夜车稀少了许多。然后我也没办法了，就凑合着吧。然后在蒸笼般的羁留室盖着毯子翻来覆去睡不着。过了至少半小时，可能是安眠药起作用了，我不知不觉才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应该是早上6点-7点左右，铁栅窗户外面有了一些光亮，更有了更多的汽车声和铁轨撞击声，我就是被这些噪音“叫起来的”。这时换上的一位看守我的警员几乎完全听不懂普通话。我问他几点了，能不能出来洗洗手（洗手台在外面过道），以及我什么时候能走，他一概摇头听不懂。我就这么满脸大汗的在羁留室踱步。一边走动一边在心里想着，一定要坚持下去，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虽然这时我疑虑周六会不会让我回大陆，要再关到星期一就不知道我会怎样了。

    过了一会，一位警官过来巡视，我向他提出洗一下脸，他听得懂普通话，让看守我的警员打开铁栅门，我立即冲到洗手台用水冲了一下手和脸。然后送来了早饭，是三明治，我几口就吃完了。

    又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一位警官进来，对我说，再过1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家了”，警察会带我去入境处。这时我精神才放松下来，哪怕我并没有什么“家”可以回。虽然回到大陆，会发生什么后果，会不会立即被收押，我完全不知道。但我在香港精神病房和警署羁留室受的罪足够多了，我一分钟都不想呆了。

    大约上午9点-10点，终于有两位警员来到羁留室，说送我去入境处。然后又一次给我戴上手铐，紧紧的铐住我的双手，不过没有脚镣。然后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充满噪音的蒸笼羁留室。

    （五）不离奇的在港尾声：离港前的最后几小时

     终于要离开了。进了警车，虽然手被勒的很紧，但不热，而且正在向自由行进，哪怕回陆后可能又入陷坑。

     押送我的警察好像有4个（或者3个、5个？太久记不准了），不知我算什么重犯，对我如此阵仗。警车一路上桥下道，走了很久。这时候我在想，回去怎么办呢？我想到那些同学，曾经对我好的同学，是否愿意再帮我呢？这时我已经感到，回大陆最可怕的就是孤立无援。我需要有人，尤其熟悉的人帮助我。在精神病房和羁留室被关押、虐待后，我对于得到关爱、保护，有无比的渴望。经历了这些陌生人的冷漠、残酷，甚至欺凌、虐待，我很想从熟人、朋友、同学那里得到慰藉、呵护。虽然冷静下来想，这很难实现。现在相对安定之后想，就更觉得不可能了（当然，我安定下来后，也不怎么需要为个人生存求助了）。如果他/她们早就对我很好、足够关心，我还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但在当时，我一心希望得到帮助，一心想要温暖。至于我父亲，我也想得到他的关怀，但我知道他能力有限，后来证明果然如此。

     几乎我这一轮“心语”想完了，车还没到入境处。香港虽然看起来不大，警车走的也是人少的路线，但路途却还是很漫长。我手腕被手铐勒的生疼，皮都破了。我问他们还要多久，他们说快到了。然而并没有“快到”，而是至少又走了大半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类似仓库工棚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入境处的遣返办公地。然后汽车又在这左转右倒，折腾了半个小时才开进入境处办公室后面的小门旁边。在这通倒车中，我还看见有“惩教署”字样的车在旁边，看来这就是遣返各种“不三不四”的人的地方，我作为维权者也位列其中了（当然林先生说过，有不少大陆维权者都来过香港，估计都是被送到这遣返的吧）。

    终于停下车了。几位警察从一个小门把我押送进了这个很像大棚子的地方。进到这里之后，警察和入境处人员做了交接，把我的两个包都还给了我。然后很坦然的卸掉我的手铐。我下意识的表示了感谢。他们也就离开了。此后没几分钟，我就被关到一个很大的铁笼子样的羁押间（姑且这么称呼吧）。这时我手铐脚镣全没有，也基本无人看管（入境处的人员都在较远处低头办公或四处忙碌），如果想撞墙自杀、用提包的带子勒颈自尽什么的，很是容易，比在羁留室或者在玛丽医院手铐脚镣加身时容易太多了。但警察就不管了。送到入境处，他们的职责就完成了，如果我自杀，和他们毫无关系。当然我那个时刻并不想自杀，我说这些，是讲警方、精神病房医护的虚伪。他们只是在自己负有责任的环节用过于严酷的手段防止自杀，不惜伤害当事人身心。但他们真的关心当事人生死吗？当他们交接完成，毫无顾忌的就把我手铐解开，然后扬长而去了（当然，即便人在此后自杀，也比把人关起来受罪好上百倍，至少解脱了）。

    很快，入境处人员送来一份盒饭，是米饭和鸡腿之类，还有一瓶矿泉水。我一口气全都吃喝完了。然后我问外面的工作人员，何时遣送我回大陆，对方告诉我不要急，会让我和下一批遣送者一起走。

    我在羁押间无聊，想打开手机、拿出写的材料，结果发现香港警方把这些全都用结实的塑料袋彻底密封了，根本打不开。连我的人民币和港元、银行卡，全都封了起来。我连咬都咬不开，更撕不开。而且我也不方便在羁押间大动作撕扯这些塑料袋，说不定又违反什么规定被惩罚。我就向工作人员询问并索要剪刀拆这些塑料袋，对方不给，说“会给你们统一拆封的时间的”。

    然后我就在羁押间来回走动。墙上写着一些阿拉伯文、英文还有别的不认识的文字，大概是讲入境处的一些规定。我没心思研究这些，心里想的是回大陆后怎么办？警方盘问时我应该怎么说……不过我的心态和在精神病房与羁留室时很不一样了。我进精神病房不到一周，我心里就想“放我出去吧，我绝对不再维权了”、“放过我吧，我愿意放弃理想，凑合着过日子”。但我在入境处羁押间时，也就是到了“半正常”的环境后，哪怕因为睡眠不足和PTSD，依旧晕晕乎乎，却已经在想，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继续为改变社会而奋斗的，双拳又握紧了，也敢表露本真的感情了，内心有一点点复原了，精神略微回到了本真、正常的状态，而不是像被囚禁的犯人、“精神病人”那样，处于完全无助、绝望、崩溃、麻木的状态。（当然，这也是很讽刺的事。人本应该越在艰难时越有勇气，但现实往往相反。我后面还会写到）

    这时，我看到栅栏外又押来一批女性，有十几个人，应该也是等待被遣返的。看她们穿着打扮和神情，而且好像互相认识，我估计可能是在港从事非法行业（如色情方面）的大陆偷渡/非法滞留人员吧。她们也是讨生活的，很不容易。从根本上说，不也是因地域发展水平差异，她们生来身处贫困之中，才不得已到香港来找生存之路吗？中国哪个大城市没有许多这样的女性呢？她们和男性农民工一样，各种基本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尊严的活着。而且相对于男性农民工，她们更受歧视、更弱势、更需要依附于人。不过我在入境处看到她们时，她们脸上也没有悲伤或者痛苦，有些一脸冷漠，甚至有的还和旁边的人谈笑。我对面的羁押间有两个女性，一个年轻一个中年，时不时互相交谈，也都很淡定。但谁又知道，她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流过多少泪呢？（当然，或许我“自作多情”，人家并没有“流过泪”，反而为有机会脱离贫穷而感到高兴。哪怕，这个过程中有各种磨难与代价，受到多少剥削与欺凌，但她们或许已经麻木了、不在乎了）

    过了很久，入境处人员才打开门，带我去了一个办公桌前坐下。一位40多岁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表，让我填上个人情况，而我的港澳通行证、社保卡、身份证等证件已经由警方交给他了。我说，你们是要把我移交给大陆公安吗？他说不会。他还说，我们会给你方便，让你以旅行者身份正常通关回到大陆。也就是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我很高兴，至少没有被直接递解给大陆公安，或许可以免于被追查。我连声道谢。但我还是有所担心，这时又想到政治避难的问题，就问他，我想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避难，我想去欧洲例如法国，我是否可以在此向入境处提出。他似乎没听懂我说的话一样，指着我的证件说，“你有这个‘社会保障卡’可以在大陆申请签证啊”。我没明白他的逻辑，以为他没听懂，又重复了一遍我要申请政治避难的话，我还强调在大陆可能受政治迫害。然后他又指着社保卡说，“你用它申请签证过去啊”，然后脸上还露出比较意味深长的神色。我这时才反应过来，八成他是在装糊涂，故意回避我提及的政治避难问题。至于他为何拿我社保卡说事，可能他不了解大陆社保卡的性质，把它当成我在大陆的重要财产证明之类的了。然后，他说会让我跟着下一批被遣返者一起离开。我也识趣的不再追问了。

    办完手续，又把我送回羁押间。等了一会，入境处的人终于带我走了。跟我一起的，还有大约30个人。这时入境处人员又给我铐上了手铐，不过比警察的松多了，基本就是个形式。因为我材料太多，还有一个包因警察给各种东西套了太多塑料袋已装不下，他们给了我一个木箱。我一个提包一个木箱，又有手铐没办法拿，一位入境处职员主动帮我拿着木箱，我表示了感谢。

    然后，我和其他被遣返者坐上了一辆中巴，离开了入境处。一位入境处女职员告诉我们，要送去罗湖口岸。期间，她多次要求我和其他人不要掀开窗帘向外看，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有碍观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一路无话，也不让交头接耳，被送到了罗湖口岸香港这一侧的一个休息间里。入境处人员把所有人手铐都打开，然后让大家在这把包都拆开。我这才发现，其他人和我一样，各种物品也是被警方全都一件件封存起来了。然后大家连撕带咬，扯开这些物件。有的人先拆了封着的钥匙扣之类的，然后直接用上面的指甲刀割开，大家互相帮助，就把袋子全扯开了。

    因为警察把我的东西分了十几袋，连港币的硬币都粘贴起来，还把手机卡和手机分离、银行卡被粘的很紧，仅仅整理这些就花了很久。然后我又把那些提及政治和个人避难求助等敏感文件（如给泛民的请愿信、求助信、情况说明）都扔掉，只留下《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等不敏感的东西。可能就是在这时，我把东区医院开的转介信丢失了（这是当晚我在深圳才发现的）。可能转介信混杂在这些文件里，我当时根本没有从被关押23天的恶劣精神状态中恢复正常（当然后来很久也没恢复好），又因睡眠不足，头晕目眩，刚刚自由后要虚脱一样，所以丢了包括转介信在内的好几件书信（不敏感的文件）还有卡片。不过主要的证件、银行卡和钱没有丢失（这些被警察都弄到一个袋子了），还有在中联办前自杀时没用上的国旗也在。我自杀时那个手写的遗书也没了，但不是丢了而应该是被警察没收了，因为我记得6月7日在玛丽医院时他们就封存了那个带血的、背面是《熔炉》剧照的遗书。“我们一路奋战，不是要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但我一人奋战，却已被世界（或者说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摧残的心伤身疲，被结结实实的“改变”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坏的改变。

    整个整理过程用了几乎一小时。等到所有人都整理完，入境处人员才让大家陆续离开。我拿着港澳通行证，按照入境处那位工作人员说的，自行刷卡通关，然后果然过关了。这时是6月30日，大约下午4点。距我5月28日下午抵港，已过去了33天。其中的10天，是在四处求助却无助的奔忙中度过；还有23天，则是在绝望的牢狱（我始终认为精神病房就是一种牢狱）中屈辱的熬过。但似乎终于“过”了，过关了、也过了这场劫难了。真的是“过去”了吗？（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摆脱香港的问题、东区医院的问题。相反，这件事及自己必须的反抗，会长期的进行下去。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在大陆，等待我的是什么呢？会有公安/国保的问询与传唤、地方政府的截访吗？捱过铁窗中的惊悸，返回“平凡的世界”，却为何又屡受屈辱、几近毁灭呢？相比在香港，我的生活、经历，“好起来”了吗？

    （在我写作本文期间，2019年下半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衍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大量的暴力事件，让我对香港及大多数港人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过前面的内容除了加注和个别字句增删外，其余内容不会做改动。而关于香港发生的这一系列动荡，我会在文末和另文写出我的看法）

    第六章 “平凡中的残酷”--未知的危险、已知的危机、举步维艰下的伶仃

    （由于我现在已公开自己的政治倾向，为保护部分不便于透露姓名人士的隐私，皆以姓名首字母代替。如前文涉及的人员一样，如有权威媒体或值得信任的人士，在不对当事人造成可能的危险的情况下，希望了解相关人员真实姓名，我当然可以告知。同样因此原因，以下内容不得不省略一些我的经历、谈话内容、事件情节（其中有些还很关键）。同样，如以后涉及到必要披露，我也可以在不对当事人造成可能危险的情况下，对权威媒体和值得信任的人士讲出）

    （一）在深圳短暂的逗留与不确定性下的焦虑不安

     我通过罗湖口岸后，还是晕头转向的。也不知走到了哪里，看到了有港币兑换人民币的柜台。然后我把剩余的港元都兑换成了人民币，大约好几百元。然后我又漫无目的的走，找到了一片人相对少的地方蹲下来休息。然后我就开机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出了香港到深圳了。我父亲急着让我回去，而我不知道河南地方政府会如何对待我，而且那个家也没办法回，我现在更是不敢一个人住新乡市的出租房了。惊魂未定之间，我告诉父亲我晚些时候再回去，先和林祖明先生介绍的社工见个面再说。我还告诉父亲，希望他寄过来钱，一个是把蚂蚁借呗的欠款（当时借款为了凑够赴港求助的机票，我等不及父亲慢慢寄过来再攒。前面已经提到此事，我死了只能由我父亲直接还了）先还几百，另外就是吃住费用。我父亲答应并叮咛了我几句，结束了通话。

    然后我开始联系林先生给我在深圳找到协助我的社工。我首先给林先生报了平安，然后林先生把社工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了我。就称这位社工为D先生吧。我给D先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就是林先生介绍的河南的学生王庆民，已经过了罗湖口岸关卡，希望他来接一下。D先生答应说让我在罗湖地铁站一个出口附近等着，他过一会就来。

    这时的我疲惫的眼睛都睁的困难，直接坐到地上休息，整个人就跟流浪汉一样。而自我通关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很久，并没有公安之类的人员截留、盘查，无论眼观还是直觉，也没发现有人尾随、盯梢之类。而且如果中共警方特别重视我，刚才在关口刷卡后就会被截查了。所以我心放下了不少。

    我坐在地上很久，D先生还没有来。我又打电话，他说在路上。我心浮气躁又昏昏欲睡，一会坐下一会来回踱步。

     1.与D先生的初次谈话、重提对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呼吁、我与父亲的争吵

    过了至少一个半小时，D先生打电话说到了，然后在地铁口见面了。D先生30多岁，说着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面孔和善、语气友好，很热情的与我握手寒暄。他说是林先生嘱托他接应我的，还让我加了他微信（林先生此前给了我D先生微信，但不知为何加不上）。然后他带我去吃饭，饭店已经记不清了，是那种套餐连锁店类型的。我正处于经济拮据状态，但是还是充面子想我买单，D先生说我来请，我也没再坚持。说好听的可以说我想尽礼节，不好听的就是造作一下还是让别人买单了。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一字不差。因时间久远，内容与当时的谈话原话会有一定偏差，但大致还是无误的。此外，如本章前注明的，因一些因素影响，有些内容就一笔带过了）

    然后我们边吃边谈。我知道他是可能帮到我的重要人士，所以强打精神、竭力克制刚被释放后头脑的昏晕和睡意，一边大口吃饭一边认真和D先生谈话。D先生很健谈，说话很和气也思维清晰。他告诉我，我的事情他已经听林先生说过了，他会帮我暂时在深圳找个住处安顿下来。谈话中，我也了解到他是做工运方面的，对于学生、青少年方面的事不太了解。我说我对于左翼、工运这些也感兴趣，就和他闲谈起这方面的事情。然后谈着谈着，我就把话题引到校园暴力问题上，我说深圳或者广州有没有这种校园暴力防治的组织，除了求助，还是想把我防治校园暴力的呼吁、行动进行下去。D先生说，现在还没有专门关注校园暴力的机构，但是有一些和青少年相关的组织。我说，那能不能组建一些关于校园暴力、青少年安全之类的组织（我主要指的是NGO即非政府组织，但是如果是政府机构愿意提供资源支持防治校园暴力，那当然更好，我非常愿意合作，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在打击如黑恶势力犯罪、虐待和长期欺凌等刑事犯罪方面，不应该因为政治原因不合作）。

     说到这里，我很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回陆后立即就再次要呼吁有关防治校园暴力的事。虽然我此时刚刚被释放，惊魂未定，而且在香港答应医生说放弃维权、好好找个工作重新生活。但实际上我会大陆危险重重，处境艰难，怎么可能说放弃我的理想呢？而且我糟糕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又如何“找工作”、“重新生活”呢？我在本文第一章已经都提到了，我正是因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而身心受创，各种因素叠加下无法正常学习、生活，才不得已走上维权之路，后来又奔赴香港。那么我从香港“折腾”和“被折腾”了一个月之后回来，我的处境就变好了吗？就能适应社会了吗？经济拮据面临绝境的情况改变了吗？说一切照旧都是太乐观，因为我后来越发感到了在香港受创导致的严重负面影响。而更进一步学业因校园暴力失败的损失、无法讨还公道的屈辱，都没有烟消云散，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添了更多损失与屈辱。此外，因为我在中联办割腕并呼喊口号抗争，我随时还有被地方政府“维稳”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关进“黑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抓住一切机会，重提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做一点是一点。

    回到和D先生的谈话。我在提及希望成立防治校园暴力的NGO时，还说，像工运、女权、同性恋权利人士和组织，能否利用他/她们的资源和经验，帮助、扶植校园暴力受害者成立相关组织。我内心是很希望进步力量能够联合、协作的。D先生怎么回复的记不清了，大概是说很难实现吧。他还说，有很多事情要慢慢争取，很难很快取得成果。他举例说关于外地在深圳的工人的某项社会保障，工运人士和工人也是争取了好几年（最后成功了没有我已听忘了）。我何尝不知道这些，但是我处境危险，已经很难再等多少年什么的了。而且我已经为此奔波了近两年，并没什么成果。这些我没有说，我只是说现在校园暴力很严重、很普遍，急需治理。D先生说，校园暴力问题是个问题，但是可能不同的人感受不同（他的意思是不同人对校园暴力本身的认知不同、遭受校园暴力的人感知也不同），有些人就会很受伤害，但是也有一些不觉得严重（大致意思）。这个我当然理解，也很清楚，除了“幸存者偏差”，还有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风气等多种原因。这些我在自述、关于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中都已经细致说明了。

    我说，那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推动防治校园暴力。然后我就又重复了那些对许多人说过（发信件讲过）的校园暴力如何严重、危害多大的话。我不厌烦一次次重复，不过有些人可能一遍都不想听、看。不过这位D先生还是相对有同情心的。他说，这需要策略、需要时机。他还以崔永元爆料范冰冰等人逃税的事情为例，说明想引起舆论关注、达成目标，需要策略、方式方法。我那时虽然强打精神，还是头昏脑涨，一开始听他说“秋员”，我没反应过来是谁，听了一会才知道是说“崔永元”不是“qiuyuan”。这些我也知道，在香港精神病房里我也看到相关新闻了。我何尝不想有策略、抓时机，可是这也是需要一定条件（例如身份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金钱投入、更多人及时声援），没有这些，我奔波那么久，穷尽所能，呕心沥血，不还是落败了吗？当然，我还是很感谢D先生的好意。只是，似乎他没什么办法帮我。

    此外，我又重复了对冯爱玲女士和林祖明先生讲过的那些担心，就是如果被拘捕怎么办。他说的和林先生的说法差不多，就是找律师辩护等方面的。而且他安慰我说，我的情况不算严重，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他还说，看我的精神状态，不像是精神病。其实我那时倒真的有创伤后遗症了，只是强打精神支撑。

    这时，他给林祖明先生打了电话，说“阿明啊，我已经接到你说的这个学生了……”等等。他和林先生通完电话后，建议我也给我父亲打个电话。虽然我刚打过，不过再打一下也没什么，虽然我知道肯定不会和谐。

    拨通电话后，我父亲还是扯着喉咙说要我赶快回去，要我坐高铁回去。我说晚上没有高铁了，而且我不想回去。我一是担心回到河南就会被地方政府或警方控制。我在香港中联办割腕，究竟会对我在大陆处境有怎样影响，充满不确定性，立即回去不安全。另外就是我还想在深圳寻找相关机构人士支持，最好是有一个落脚之处。即便政府或警方没有把我拘禁，只是传唤、训诫，那也是个不定时的炸弹。我性格又执拗，一言不合就可能把我抓起来，然后我更应对错误，恶性循环。（当然在深圳也可能被抓，但毕竟在罗湖口岸没事，我也不至于被“跨省”）

    但这些我父亲完全不能理解，甚至说他头脑中根本没有这些概念。我说不回去了，也用比较通俗的言辞解释了一些原因，但他就在电话另一头一直大喊不停，一定要我回去，说今天不能回去就明天一早回去……然后还问我是不是被什么人控制住了。我想，我回去才有可能被控制住呢。然后就激烈的争吵了起来，我声音也高到自中联办割腕、进出精神病房和警署羁留室以后这些天的最大分贝，附近桌子食客都能听见争吵。然后D先生说让他跟我父亲说几句，我就把电话给了他。然后D先生就在劝告我父亲，希望我父亲尊重我的意愿在深圳多休养几天，还让我父亲留心这几天家附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就是国保之类）。但是说了半天，交流也很困难，我父亲也听不进去其他人劝，不过至少不用争吵口气说话了。然后D先生让我接过电话，告诉我好好跟父亲说。我用温和的口气告诉父亲，我在这待几天再回去是有好处的，这边也有人接应了，而且我早晚还是要回去，希望他放心。然后我父亲说那你待几天后一定要回来，我只好答应，然后挂了电话。

    然后我就告诉D先生，我说你看，我家就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其实这时相对轻的情况了）。然后D先生表示理解，还劝我要多和父亲耐心沟通，不要争吵。这时候饭也早吃完了，他说送我到市区找个旅馆休息，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很恐惧，如果警察或国保上门，我一个人应付不了。他没有带我坐地铁，而是去排队等出租车。这时我心情有些复杂，因为我缺钱，坐出租车贵，刚才吃饭被请，这又请一次不合适，我自己又舍不得车费。但是又不好意思驳D先生面子，也就答应了。

    在排队等车时和乘坐出租车的路上，我继续和D先生谈关于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工运及其他的事。此外，还谈到了关于我抑郁症的诊疗问题。我是很渴望得到良好的治疗的，但绝不是香港东区医院精神科K4病房的那种“治疗”，而是有人身自由的接受诊疗，包括服用药物。D先生告诉我，深圳最主要的治疗精神疾病医院就是康宁医院。我此前还了解过港大深圳医院，我问他那个医院怎么样，他说也不错。不过讨论这些，我下意识的回避了一个问题：医疗费用如何承担？越是好的医院，医疗费用越高。而我更不希望被关进那种囚笼式的精神病房（据说那种病房倒是带收容性质的免费住院，但环境如同地狱）。所以，我很想得到诊疗，却没有钱。钱，真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后面的一系列事情都和“钱”有关。

    2.强撑下的消耗式拖延与国保疑云

     出租车开了很久，才到了一个地方。不过那时已经一片漆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还是D先生付的车费。D先生带我去的好像是一个他朋友住过的国际青年旅馆。但是到了之后，服务员说已经客满了。而且我看了下标的价格，都很是不低。可能D先生不了解我的经济状况吧。这时我的心情比刚才在出租车上还糟糕。一方面，我不敢住在像以前新乡市那样的小旅馆，很是担心个人安全（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时我出现的担心、恐惧已不仅是对现实的忧虑，而是因在港被关押23天加上各种虐待，PTSD发作，导致下意识的对一切不够安全的地方感到恐惧）；另一方面，价格过高的旅馆我根本住不起。最后我想了一个对我不是长久之计但短暂更安全的选择--住如家酒店。前面已经提及，我在大陆维权期间，住的大多都是30-50元的青年旅馆，极少住这种中产出游出差住的中档旅馆（在香港是例外，没便宜旅馆只好住相对价高的）。哪怕相对而言，如家酒店已经是好点的大型连锁酒店中几乎最便宜的了（但对我是极大的“破费”）。

    或许下意识想的是待一天相对安全的地方算一天，我就告诉D先生我选择住如家酒店。D先生也觉得这是性价比合适的选择，还说他有如家的会员卡可以打9折，就查询附近的如家酒店，还打了地图上的电话询问。问的第一家也是客满，而另一个位于西丽的如家酒店则还有单人间。我想要走过去（省钱），D先生说还有一段距离，还是叫了出租车。这次下车时，我抢着付了钱，不过比刚才那趟远程的车费少多了，好像二十块左右。我实在不好意思让D先生一直买单。

    到了如家西丽店，服务员除了登记身份证、付款（这个当然是我自己付钱和押金），还让我在一台机器前面拍照（或者是人脸识别？反正第一次在酒店遇到这个程序，可能是我很久没住大型酒店不了解这些新设施吧）。我想，如果我在香港的事已经被传回大陆得到重视，那即便没有在罗湖口岸拘捕我，现在住宿登记后，说不定就上门了。

    登记后，D先生送我到6楼房间。我问他如果一会有警察或者国保人员来怎么办？他说当没听见不开门就行了。关于这种说法做法，我在墙外看过不少。都是说对这种行为可以不开门。但是我总是想，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甚至躲不了一天。自己总是要出门吧？而且也有直接破门的例子。如前面我提到的那位陈女士，在武汉围观秦永敏案开庭时，就被国保破门而入。所以我总感觉这种办法类似于战场上给吉普车盖帆布，没有多少意义。

    在房间，我才意识到自己这两包东西太多了。虽然在罗湖口岸香港一侧已经扔了一些，但是还有大量材料，又多又沉不便携带。于是我把这几百页的材料，还有那面国旗，还有一些零碎的东西，都交给D先生帮我保管一下，他立即就答应了。然后我一件件整理时，才发现东区医院给我的转介信丢失了，我回忆了一下，应该就是混在那些敏感文件中落在口岸了。其实那个东西对我当时并不很重要，毕竟是个英文信件，即便我在大陆求医，医生也不会看这个。但后来才后悔那是一件很重要的证物，涉及到非常关键的事情。不过当时没想太多，只是翻找发现没有，就给D先生说了一下，他也说如果不重要就算了。把材料交给D先生后，我随他下楼告别，内心忐忑不安。D先生说，不要太过担心，不过也别太大意，还是要注意一下，我的事（在中联办割腕）还是有点影响的。然后我和他挥手告别。

    D先生走后，我先去药店买了纱布。前面提过，我的外套已经丢在了中联办不远处的那栋楼过道里，因此现在我只有短袖T恤，割腕处的伤疤清晰的露着，伤口的位置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自杀导致。这在此前被关押在精神病房和警署时都没什么，但是到了外面普通人的世界，这就太显眼了。因此我买了纱布想包扎住它。药店的服务员还推荐我一瓶好几十块的药水让我配合纱布涂在伤口，我当时困的晕头转向，很顺从的就买了。不过后来我懒得用，完全浪费了。

     自从回到罗湖口岸深圳一侧，除了打盹，就是专心和D先生谈话，根本没有注意街市和人群。当我出了药店，看见熙熙攘攘的人流，才感到自己回到了人间。自从6月7日中午在中联办自杀，我就一直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从没有自由。吃什么、穿什么、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都是被强制安排的。现在，我终于可以自己买东西，更可以随意走到哪里，而不是被拘禁在精神病房或羁留室那样的牢笼。但现在自由了，一时却又茫然无措，感觉是从新来到这个世界似的。无论心理上，还是身体的直觉，都似乎与这个世界有了一层隔膜。可能对于许多常年在政治抗争一线、经常被拘捕、判刑的抗争者而言，23天的拘禁根本算不了什么，出来之后“还是一条好汉/女豪杰”。但是对我这样精神脆弱、身体也很差，而且是第一次被关押的人，23天的与世隔绝，已经让我精神、心理出现了各种变化（当然都不是好的变化），PTSD只是一方面而已。

     我感觉刚才没有吃饱，又到了一家快餐店买了份蛋炒饭打包。我终于不像在精神病房那样，吃什么都要别人安排，不管合不合口味都要吃，加饭还要求告；而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在哪吃在哪吃，想怎么吃怎么吃。

     当我拎着买的饭和纱布回到如家酒店，出现了一件有点可疑的事情。有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坐在如家酒店大厅靠电梯的椅子上看手机。然后当我站在电梯前等电梯下来时，他一动不动。但是电梯门打开后，我刚往里走，这个人就立即从椅子上起来，进了电梯。然后我按了6楼，他没按。我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你也要去6楼吗？他说是。然后我也没敢再试探问更多，忐忑不安的到了六楼，然后他往别的房间走去，我回到自己房间。

     然后我立即就用微信把事情告诉D先生。D先生问了详情，说不要紧张，如果半夜有人敲门，不要搭理就是。这时我刚刚缓了一些的心境一下子就恶劣了。我想，我不会一辈子都要生活在这种监控、骚扰，甚至还有传唤、训诫之下吧？其实不要说一辈子，哪怕一年半载，我都会被真的逼疯。此前我也看过如709律师家属、上访维权者被跟踪、骚扰的事情，有些还有视频，跟踪、骚扰者长相和举止都跟流氓一样。被这样的人时常跟踪、训斥，我不疯了才奇怪呢。尤其是我遭遇校园暴力，有过类似经历和心理阴影，所以我更难承受得了。

    我想洗一下澡冷静一下。然而我一边冲淋浴，一边脑子里全都是未来要在被管控下生活的恐惧，脑子一片混乱和焦虑。

    但后来我一系列的经历却证明，这可能是虚惊一场，或者仅有这一次跟踪。从第二天一直到我8月离开中国赴欧，再没有发生过（至少我没有再感觉和注意到）这种情况。或许那个人和我上电梯只是巧合；也或者国保例行公事的来跟着看一下，看见我明显不像什么有危害性的人物，就放弃继续跟踪，也不盘问了。

    3.进一步求助遇瓶颈、多处求援受挫、决定冒险返回河南；和D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虽然当时有许多担心，但我实在太困了。我躺在床上不一会就睡着了。在精神病房，冷气是恒定的，而在旅馆可以自己调；在病房里，我只能和衣盖着不是露头就是露脚的薄被子，而旅馆的被子可以让我包住全身；病房的床铺很小，我躺的姿势还不能调整多少，而如家的大床我怎么躺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人管。复杂的解释也不一定能被他人感同身受，简单说就是：自由，是让人愉悦的；不自由，是令人痛苦的。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来了（可能生物钟已经在这些天被固定为早晨就醒了的原因），心情稍微宁定了一些。然后我就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第一想法还是求助，因为自己危机四伏、独力难支，随时可能面临不利情况。

    我这时想到林先生给我说的那位为“被精神病”辩护的H女士。我想，如果我“被精神病”而被抓进精神病院，那就只能求助她了。然后我又在网上查了一下她的信息，她是北大法律硕士毕业，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曾经帮助过多起知名的“被精神病”案例中的受害者维权。而且根据林先生的说法，这位女士现在就在深圳（否则林先生一开始也不会让这位女士去接我）。这时我很想和她见一面，然后讲一下自己的处境，还有我在香港精神病房的遭遇，这对我对她都有好处。我讲的个人遭遇可以让她对精神病房内情、对被关押者处境更加了解，算是给她一个个人素材。

    于是我发微信给H女士，问她能否见一面。她没有回复。此前我曾经把个人的材料发给她，她也是没有回应。而一开始林先生希望她接我，她同样不愿意。这些我能够理解。作为一个对我完全不了解的人，而且又有那么高的身份，不见我也是正常的。

    此外，我还在那几天前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给H女士发信息，说“如果我被关进精神病院，希望你为我辩护”，她也没回应。这也正常。我作为一个平民百姓甚至说算底层状态的人，有什么资格请求她为我辩护呢？现在想来，无论是希望和她见面，还是请求她为我辩护，我这么说话都是有些过于自我了。

    而D先生那里，似乎一时半会也很难帮到我更多。虽然他和我谈话一直很友好、热络，但是也止步于此了。而我在深圳，又不认识其他的人，D先生也没要介绍他人，我也不好再问。

    况且，林先生说在郑州也为我找了社工，称他为Y先生吧。我想，郑州我非常熟悉（前面提到我经常去郑州散心，对那里很熟），如果在那有好人帮助和保护我，那更好。

    最重要的是，如家这里住宿太贵，200多元一天，我住不起。而且我还想回去让我父亲还上我去香港借的款，不愿意逾期太多（已经逾期10天，此前从未有过逾期）。而且我父亲也说着急见我，我也想回去当面讲我的计划、想法。至于回去之后会不会被河南地方政府控制，那就顾不得了。以当时在深圳的处境，我早晚也都不得不回河南的。

    于是我上午就开始订火车票。可惜当时正是假期高峰，当天高铁票都卖完了，只能买第二天的。我又让父亲寄钱过来，然后我立即订票，订了7月2日下午深圳至郑州的高铁票。然后我告诉父亲，让他2日晚上到郑州市接我（我不希望回到滑县，更不希望去家里）。

    这时候我想，我很需要再多一个手机号，以便于注册微博、知乎等账号，将自己遭遇校园暴力的事情公之于众。一旦自己被关起来，或许能够得到声援，再不济至少把信息传递出去了。于是我就去附近一个小的手机店办了一张移动手机卡。不过这让我后来又遭遇不小的麻烦，还间接导致更大的问题。如果早知道那样我就去正规的大营业厅去办了。关于发生了什么问题，我到后面再讲。

    办了手机卡，我就把那张卡放进小米手机（平常使用的联通卡则在苹果手机里），回到如家酒店，坐在沙发上开始注册微博、知乎、贴吧等各账号。但是注册好了，我却犹豫了没有敢发。因为我知道，当年校园暴力直接就涉及了十几人，如果加上他们的狐朋狗友，流氓团伙，是有几十上百人的。前面我也说过，其中有些就是校园帮派、黑社会之类。他们人多势众、手段阴毒，我一旦公开这些，就可能被打击报复。而且由于当年事情过了太久，证据也早就灭失了（其实除了网上曾经出现的那些照片和侮辱讽刺的言论（我当时没想到有那么严重和持续性恶果，也就没保存那些证据），其余的也没有什么物证，例如被殴打、用粉笔砸、围着跟着我恐吓威胁，这些都没有物证。有些是当时没有安装监控录像（例如2008年在滑县抗大初中北校）；还有的情况是，我当时多次明确提出查看和复制监控录像，但是学校拒绝提供，说监控没有开（2010-2011年在河南师大附中本部），哪怕我听说他们平时经常通过监控抓不守纪律、午间玩讲台电脑、谈恋爱亲热的男女学生。我有次在班级去操场上体育课时请假在班，在教室黑板上学着老师那样写历史课提纲，班主任关老师很快过来，说他在监控室看的很清楚，批评我不要走动。因此，我遭遇校园暴力被殴打时，他们很可能是开着监控的，只是为逃脱责任、减小影响、包庇欺凌者，假称没有开而已），我一个人在网上凭自己说，当然不可能战胜他们那么多人。

    这些人即便不在线下威胁到我人身安全，在网上诽谤、围攻，也会让我处于不利境地，名誉被严重毁损。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选择找正规媒体、知名人士求助，而没有在网上自己发帖曝光的原因。而这些证据的缺乏与追责的困难，也是我写出《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及《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的动机之一。我不想让更多人重蹈覆辙（其实过去、现在、未来，已经和将会必然有许多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因为同样缺乏证据等原因无法追责，已经有无数次“重蹈覆辙”了，只是我希望不要让更多的人重蹈覆辙）。在这两篇文章中，我都提及了包括安装无死角监控系统、延长保存监控时间、对网络暴力加强追溯和证据固定的建议。内容较多，在此不详述。

    因此，我犹豫了很久，决定先联系以前跟我关系好一些的同学，看看他们能否帮助我。虽然理性分析那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在学校看到我遭遇校园暴力，都是冷眼旁观，现在我落魄至此，又怎么可能帮助呢？但是当时我很是无助，而且不知道回到河南会发生什么，因此决定尝试求助同学，起码在我被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之前，把我该说的话公之于众（虽然我把《自述》在内的个人材料发给许多人，但刻意隐瞒了那些同学，因为这些材料很容易流传到那些黑恶流氓学生手里），不能不明不白的死了或者一辈子被关而发不出声音。

    当然，看到我猜测可能被迫害的严重性，许多人会认为我是过于担心了。从我后来两次出境、成功逃离中国的现实看，我当时对政治迫害担心似乎是过度的。但是许多上访者、维权者，尤其做出激烈行为的，被关在黑监狱、精神病院的不胜枚举，我在前面一些段落已经都提及过、举过例子，不再重复（而且相关新闻也很容易搜索到）。中国缺乏法治，中共为了维稳更是没有什么程序和法律可言，处理事情很随机，充满不确定性，既可以让你安然无恙，也能让你生不如死。更重要的是，我在中联办割腕前，已经把实名的举报信和其他签字按手印的材料递交给中联办；后来割腕时的遗书也有署名，割腕后和被警察控制时，中联办人员还出来拍了照，所以必然会有记录。我在中联办自杀还算是不小的一件事，应该会传回内地。此外，我在河南省教育厅和公安厅也有书面上访记录。有了基本信息和照片，查询和汇总我的上访、出行记录及个人情况，并通报内地公安机关和地方政府，在大数据早已覆盖、公安联网的情况下是毫不费力的。此外，我在文中提到了制造北京首都机场爆炸事件的当事人冀中星（他也是维权者），虽然我写的是“我做不了冀中星”，但是如果警察、国保认为我是潜在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对象，对我采取各种强制措施，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无论怎样处置我，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耗费什么力气和代价。

    说到这里，我的确认真思考过做杨佳、冀中星那样的行为。尤其是7月份发生的一些事之后，当时我几乎完全走到绝境，至少我会选择去报复当年欺凌我的人，肯定是有一方或者两方活不了的。如果我找不到他们住址或工作地，他们也不肯出来接受我的约战，那就可能发生别的可怕的事。这些我的确考虑过，哪怕我一直想不要伤及无辜。但我前途毁灭、心理受到严重摧残，怎么可能不恨呢？从这个角度，公安机关等强力部门有这方面考虑、顾虑，反倒在情理之中。虽然，即便我当时真做出这种事，根本上难道不是因为当年没有处罚加害者、社会不公与残酷逼迫的吗？包括公安、教育机关在内的政府部门，应该去解决我提出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我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更合适书写这些的篇章段落，会更加详细的阐明、分析，在此仅说这么多）

    我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坐在如家酒店的大厅里，一个是使用他们的WiFi，更重要的是我想主动在人比较多的地方，看看究竟有没有国保之类人员跟踪监视。我一边注册各种社交账号和找回旧的QQ号（为避免被定位早就不登录，密码什么也都忘了），一边注意观察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不过几个小时都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一直盯着我的人。而离我很近的、对面服务台的如家服务员也没什么特殊表现，没有用异样眼光注意我（这一点因为我遭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对歧视、敌意比较敏感，所以直觉还是比较准的）。

     在如家住的这两天，我还登上VPN，重新登录推特，看看我在中联办割腕前私信发给一些人的遗书图片有没有人回应。然后好像只有三个人回复，而且是“保重”、“怎么样了”这样简短的回应。当然，这总比另外那么多已读不回的要好，更比有的人取消关注了的要好。很明显，我死不死别人不关心，甚至看笑话的兴趣都没有。此外，我还找到了那位湖南的陈女士替我发的求助贴，下面少有关怀，大多数则是辱骂、讥讽……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呼吁的防治校园暴力问题他们完全不理解，此外就是我是以割腕陈情请求中共政权解决问题，而没有反共，所以就恶语相加了。此外，我还发推说，我很希望和大陆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谈一谈（这也是想在可能被抓之前表明我的对话意愿），当然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谈。

    另外，我还用新注册的微博，在微博上找到了我曾经发给过求助信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的微博账号“玫景寓心”，并且私信和在评论区多次讲明我的身份，问她是否收到我的EMS，能否帮助我。结果她毫无回应，但是同时又在评论区回应了其他许多人。我想，估计她肯定是收到了我的信件，但是不愿意管这事。我当初发给李玫瑾关于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建议书和个人情况、举报信，是因为她是犯罪学方面的知名专家，虽然舆论对她有争议，但是我还是希望让我的案例得到她的关注。在我联系了公安大学办公室后，对方告知其已退休，但还会来学校，如果发EMS，就填院系地址及“李玫瑾收”就可以了。我发EMS时还做了保价（5元保价费保1000元），避免遗失。除了以上文章，我还特地对她个人写了封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李玫瑾教授：

        我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学生。由于一些原因，我经历了非常特殊的童年和极度扭曲的青春期。在这个过程中，我遭遇了极严重的校园暴力以及相伴的网络暴力，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原本极力逃避和隐瞒这些经历，却发现其危害依旧象如影随形，即便我离开家乡去几百公里外的学校，还受到以前事情造成的名誉伤害，以及内心依旧因旧事而饱受创伤，并得了抑郁症，精神受到极大摧残。

        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公开建议书，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孩子。

       根据复旦大学xxx教授建议，我决定向教育部、公安部、工信部、国安部进行实名举报，并将个人治理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具体建议公开发给以上各部委。这当然伴随着巨大风险，包括当年涉黑学生的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截访、羁押，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种危险（例如被跟踪、威胁，或者威胁我家人）。但是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放手一搏。

       我知道您对青少年犯罪问题颇有研究，也经常在CCTV等媒体上为观众、读者普及法律知识、犯罪学常识，因此我把我的举报信和建议书发给您，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看看我的举报信和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如果您认为有价值，希望您转给相关政府机构如教育、公安机关的领导，即便我个人事情无法追责了，能够让我的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起到一些作用，让未来的孩子们不再重蹈我的覆辙，我也就很欣慰了，也算这么多年我所受的苦难有一些价值和意义。当然，我的举报信中的事情，也可以作为您研究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素材。如果您看了觉得没什么价值，如果方便的话，也希望您能留存举报信和建议书，多一个人知道我的情况，对我就是一份安全、安慰。”

    这封信及关于校园暴力的分析、建议及举报信等数百页的信件，都附在保价的EMS中寄递给了李玫瑾女士所在的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正常情况下她应该是看到了。但可能恰恰因为看到，才没回应，不想“摊上”我的事。我在其微博下多次询问皆被无视（而同时她又回复了其他人，而且回复频率不低），已经几乎百分百说明她看而不理了。她在微博上只回答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对触及体制及更黑暗面的、受害者当事人亲身的求助，就不搭理了。

   此外，我还将相同内容材料（当然致信部分略有不同）寄给了算是她同事的、同为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授的王大伟。与李玫瑾一样，他也是犯罪学专业学者，还曾经多次直接评论校园暴力问题，还出过一本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书籍《校园欺凌：问题与对策》（不过我没有看，我担心看了之后干扰写防治校园暴力长文的独立思路，所以刻意不看这类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系统性论述。我通过零碎知识的整合、事实性信息的提炼，最终独立思考出来的，具有开创性的，才有价值。此外，我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成稿于2016年10月，增补也大多在2017年上半年，比他这本书还早（现在查到他的书是2017年5月出版，我在2016年底和2017年初已经发给包括南周的C记者、那个敷衍我的实习记者丁捷；《南风窗》杂志社及其记者覃爱玲、谭保罗、李北方、李少威等人；《南方人物周刊》及其记者翁倩、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复旦教授葛剑雄、导演李扬、写作者和自媒体博主陈岚、心理学学者张纯、唐映红等几十人和媒体机构（当然其中一部分人收到信件后的反应，以及后来我看到他/她们更多言论、价值观等信息后，我明白我是部分的所托非人了）。我说这么长，也是表明我未有任何抄袭。不信的可以去拿《思考》与王大伟的书，以及国内外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关于校园暴力的著作对比，欢迎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检验我作品的原创性）。这位王教授同样在收到EMS后没有回应，我去香港之前就通过微博私信和评论区发了信息，他也是没有回应。

    李玫瑾和王大伟作为公安大学两位明星教授，平时在电视和互联网上侃侃而谈，等我真的半接触后，不过也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而已。对现实中受难者没有同情和帮助。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她/他也的确没有义务帮助我。而且，全国那么多弱势群体、受害者，或许他们想，开了我这个头，其他人都去找他们求助怎么办？（虽然我在信件中没有要求他们直接帮助，仅仅从一个校园暴力受害者角度讲出个人体会、呼吁关注、提出建议，以及希望他们在如媒体报道我的事时候能出来以专业角度说公道话）

    前面提到过，那位湖南的异见人士陈女士说把我的材料转给了新闻网站“香港01”一位姓杨的记者。于是我打电话给“香港01”，对方却说没有姓杨的记者，我又重复询问，接电话的还是坚称他们没有姓杨的记者。我也不知道是陈女士搞错了还是那位记者离职了，或者别的原因。然后我大致讲了我的事，但对方说我现在已经在大陆，他们主要报道香港的事情，大陆的就管不了了（大致意思）。后来我请求说我想把个人材料用邮箱发过去，且多次恳求，对方才同意。我道谢挂断电话后，把几份材料都发给了“香港01”的联络邮箱。当然此后也一直都没有任何回应。对我来说，在面临被拘捕的可能下，媒体的关注极为重要；但是别人却事不关己、不当回事。不过这种冷漠我早经历过百多遍了，哪怕此时处境更险恶。

    焦虑之下，我又不断发微信，大致告诉了D先生我个人的家庭情况，还有当时我的精神状况。我告诉D先生，我现在家里一贫如洗，我奶奶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基本上已经没什么自主意识了，吃饭全靠喂，大小便完全失禁；我父亲中风也恢复的不好，而且恐怕永远也不能复原了，随着他年龄增大，身体和精神可能更差，中风还可能复发。而我姑姑虽然照顾奶奶，但是也经常殴打奶奶（没错，就是既有照看、端屎端尿，又在没外人时抡起巴掌打奶奶），她精神很不稳定，小时候对我家庭暴力，2015-2016年又和我多次激烈冲突、互殴，那个家我怎么可能呆的下去？而且如果地方政府把我抓了，就我家那个状态，谁能救的了我？身份地位金钱没有不用说了，连一个健康的人都没有，我父亲走路哆哆嗦嗦的，我被关进去他能怎么办？我把这些都告诉了D先生，希望他能够帮我联系一下深圳或广州等地的帮助弱势群体如青少年安全、家暴庇护、心理救助方面的机构，以及尽早在深圳或者广州帮我找个能够暂时但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最好是职工宿舍之类有人的地方。因为自从在香港关进精神病房23天，以及其他恶劣对待、虐待，加剧了我的恐惧和焦虑，PTSD症状很严重，不敢一个人住。D先生答应会尽快帮我找到相关机构，也考虑会尽量帮我找个安稳的地方。

    等到晚上，D先生来看我了。我们讨论的话题，主要还是前面提到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工运方面的事情。至于那些求助，我在微信里讲过了，倒是很不好意思再当面说，只提了一两句。除了这些，D先生还告诉我，微信的私信聊天记录是会被公安监控的。关于这一点，我一直不很确定。虽然听说过有类似案例，但是我还是不太敢相信像腾讯这么大的企业会直接向公安、政府提供两个人私下的聊天记录。我看过一则新闻，讲的是2018年安徽巢湖市纪检监察部门通过恢复已删除的聊天记录方式查处一起贪腐，引起网民震惊。而官方的解释是通过技术手段在嫌疑人的手机上恢复的，而不是通过腾讯的后台。微信官方也发表声明说不会查看、也不会留存任何用户的私人聊天记录，也就是说私人聊天只有两个聊天者才能看见。我当时几乎就相信了，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么大公司会撒谎（而且我想他们公然撒谎也早晚会露馅啊，毕竟涉及那么多用户），而且极少听说通过微信后台监控、取证的案例。不过我倒是听巫山童养媳事件受害者马泮艳女士说过，她的私信聊天就被政府监控，例如有人建议她找某媒体记者采访，县政府马上去阻止她。我当时还将信将疑，感觉孤证不立。而且我觉得可能只会对重点的、知名的人物进行监控，而不可能大规模（例如涉及上百万人）监控吧。但是D先生的话让我更加紧张起来。

    我询问D先生，真的是两个人的聊天也会被监控吗？他说当然会了，而且腾讯的服务器就在深圳。像他们做工运的，微信时常就处于被监控状态。我吓了一大跳。因为之前我使用微信求助过国内异见人士，还发过敏感信息，上午还发给了H女士一些信息，和D先生此前也是用微信发过消息。此外，前面也提到和另外几个国内异见人士、记者都有过不少微信交流，包括我被关押的情况。如果是这样，这一切岂不是都在公安监控之下？我再次感到自己还是天真了，不是过于警惕就是过于信任。无论什么都防备（例如删除邮件、注销账号），还是乐观的认为如微信私信不会被监控，都因为缺乏相关领域知识、没有他人告知，结果不是过犹不及，就是麻痹大意。（不过话说回来，我联系这些人也没有更好的途径。不止微信，其他社交软件也都是国内的，总不能断绝一切联系。谁都不联系，那等于为怕食物中毒而绝食）

    D先生告诉我也不用过分担心，大概说的意思是即便有监控也并不会行动，只是会了解被监控者动向之类。他还让我下一个聊天软件（忘了名字，反正应该是很小众那种，而且是“阅后即焚”模式的，后来也没用几次，很快就删了），那个是国外的，不会被监控，以后敏感的事在那上面聊，不敏感的就在微信上。

    晚上，D先生又请我吃了一顿饭。这次饭比较多，D先生一直让着让我吃，我还是和他边吃边谈。当时我就跟他提到出国的问题。而他大概说的是，这个要以后看你自己努力、找机会之类。除此之外就还是前面讨论过的那些。他还劝说我第二天回家后（他不知道我和父亲是在郑州见面，以免在家里和我姑姑再次冲突，以及在县城被“维稳”），和父亲多沟通，不要争吵。我点头称是，但是其实和我父亲是否会吵起来，不是我能决定的，而是各种客观因素、我与父亲的分歧等等。最后，我感谢他两次请我吃饭，也告诉他我经济拮据，不能回请很抱歉。他说没关系，说他们做社工就是要帮助人的。我很感动。虽然再后来我返回深圳后，出现了一系列事情，但是并不是他的责任，他已经尽力而为了。

    和D先生在如家酒店告别后，我又去超市买了桶装方便面，回到房间泡面吃。而我与D先生谈话、吃饭和我去买方便面期间，也都没发现什么异常，也没有见前一天跟着我上电梯的人了。

    第二天醒来后，我看到D先生发来信息，说会送我去车站。我也又联系了父亲要他到郑州接我。我自己早早吃完午饭。虽然餐厅很热，但是我可以自由的挑选想吃的东西，远比在精神病房吹着冷气吃免费的饭好受。这就是自由的舒适。吃完饭，我坐在如家大厅里继续考虑如何发出求救信息。虽然发声也有风险，但是不发声一辈子可能都没机会了。

    前面已经讲了，我性格孤僻、生活孤立，有几年只待在出租房，所以也没什么朋友。我所求助的，只能是那些相对还好（实际上也就那样了）的同学，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个答题圈里对我比较好的群友。虽然这两条路其实都不靠谱，同学当年对我遭受校园暴力冷眼旁观，还有的就是欺凌者；而答题圈群友同样在2016年8月那次冲突、我遭遇威胁时也不仗义执言，只有个别人肯打个圆场、通风报信一下那些恶人会找我麻烦。还有，他们许多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只是“网友”，交情可谓淡如水。可是我预感到父亲无法帮助我，家里一贫如洗，如果我不求这两方面的人，又有什么别的路径呢？至于那些知名人士、媒体……前面我也都说过他们对我多么冷漠残酷了。

    但即便对这些我认为有一点求助成功几率的人，我也难以启齿。像许多同学，基本都毕业了，有些还是211、985重点院校，我现在落魄成这样，开口本身就是羞辱，哪怕这些人曾经的旁观甚至参与欺凌给我造成伤害，是有义务补偿、帮助我的。至于那些答题圈网友，除了答题、闲聊，并没什么深交，同样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决定先回郑州再说。

    快到中午，D先生来了。他带我从西丽地铁站乘地铁到深圳北站。刚到深圳北站广场，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我和D先生都被淋了个落汤鸡。当时幸亏我带的伞（去香港之前就带着）还在，D先生也有伞，我们撑着伞冒雨到了候车厅。D先生本来还想买点东西送我，我说不用了，然后为他这两天的接待道谢，挥手告别。

    然后从我过安检，到检票上车，都没有被任何“特殊对待”，没有像广西举报小学老师性侵学生后疑似被打击报复的教师何思云及其他许多维权者那样，被以“查毒”为由，被强制搜身、羞辱式检查，而是和普通旅客一样正常通关了。然后我也在微信给D先生等人报了平安，还告诉父亲我已坐上高铁，让他在郑州等我。

    （二）中风后遗症下的父亲、PTSD发作后的我；危机与焦虑下的错误选择

    1.高铁上渐觉焦虑日常化，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的爆发

      高铁启动后，我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腿开始不由自主的发抖。而精神状态也很不好。具体如何不好，这个真的不好描述。大致的表现就是，内心焦急不安，想早些赶回去见面，也没有任何心情看车外风景；情绪起伏不定，坐着不仅发抖，都有些坐不住。而且有脆弱感、惊悸感，怎么换姿势坐都不舒服，脚放哪都嫌累，始终有想团起来蒙头大睡的想法。身体上感觉没有力气，提个包都有气无力。而此后许多天，我都有这些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症状。

    这样的感觉在此前几天也有，只是和D先生谈话，加上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就没像上了高铁这样严重（还有一点，我经常出行，从不晕车，并不是因为坐上运动的高铁才这样）。但是现在暂时没有了什么事，外部环境平缓下来，精神上的痛苦，在香港精神病房遭受各种羞辱（例如全裸搜身、被护士恐吓）、被警察威吓和训斥、在警署羁留室受苦的这些，就浮上心头，自尊心被刺痛，身体精神也都表现了出来。我查询了关于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的定义、表现，看到虐待、欺凌是PTSD的诱因，而“经历人际互动而造成创伤”尤其被强奸、虐待，更容易出现PTSD。而我在香港遭遇的那么多不幸，不就是很明显符合这些吗？我被捆绑、脱光衣服搜身、穿上没有内裤的病号服、被护士羞辱恐吓、被警察用铁链子拴着拉着……这些不是虐待吗？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奸”吗？

    还有，就是被监禁23天、失去自由，本身就是伤害。无论是人，还是飞禽走兽，都向往自由、无拘无束。我没有违法犯罪，却被关押三周有余，在精神病房和羁留室，都要服从、受屈。这对任何人都是打击，何况我又特别在乎自由。此外，我在精神病房不敢表露出明显的焦虑恐惧，尽力压抑情绪，害怕因为不够平静、“正常”，而被继续关押。而我离开医院到了外面，不对言行举止那么拘束，压抑的痛苦也就时不时表露出来了（哪怕还是尽力克制的）。

    关于监禁（主要是长期的监禁）造成的心理创伤，有不少当事人的文章和口述。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长文《泄密者曼宁的孤独之旅》中，就提到著名的为“维基解密”提供美军屠杀平民军事机密文件的切尔西·曼宁的服刑经历。

    文中提到，“在把曼宁转往匡蒂科时，政府声称会给她提供更适合她脆弱精神状况的设施。不过，2011年，部分作为对曼宁遭遇的回应而进行的一项军事调查表明，情况正相反：在匡蒂科（监禁区），曼宁每天有23个小时待在6乘8英尺大的牢房里，关了近9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预防伤害（Prevention of Injury，简称POI）状态。联合国特别调查员后来称她的生活条件可以被称为折磨。在预防伤害期间，曼宁穿着所谓的“防自杀罩衣”，它是一种白色尼龙服装，几乎不可能扭动或撕成套索。她没有枕头，也没有床单。白天，她被要求定期口头确认自己没有问题（调查结束后，军方下令关闭匡蒂科的整个审判前监禁区）。

今年春天，我让曼宁描述当时的生活情况时，她用现在时态给予回答。“情绪更激烈，”她说，“没有任何释放的出口。看守一句刻薄的话”——通常是对她性别的嘲弄——“会把你逼疯。彻底逼疯。有时我知道自己困在牢里，无处可去，因愤怒和沮丧而不安地踱步。内心很煎熬，特别无助，”她接着说道。“我开始喊叫，不是冲着某个人喊，或者声嘶力竭地唱歌……

   曼宁的一位律师文森特·沃德(Vincent Ward)回忆称，自己观察过那些监狱看守对待自己客户的方式。沃德曾是一名军方律师。他说，他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的。我知道那种性格类型。从你走进监狱的那一刻起，你就能感受到霸凌、嘲笑和非议”。”

   这一切都让曼宁在监狱遭受了严重创伤。而她作为既有男性生理特征却又有女性心理特征的跨性别特质，更让她在狱中的心理、生理状况雪上加霜。这最终导致她在转入另一监狱后试图自杀，但自杀未遂。而讽刺的是，“到9月末，曼宁被判处两周禁闭，缓刑一周。她的罪名是，行为——即企图自杀之举——有碍监狱的有序运行。”她因为不能承受监禁之苦而自杀，狱方反而以此加重她的监禁（哪怕是缓刑）。

    “如曼宁所言，如果说狱方让她觉得自己像一个鬼魂——活在支持者心中，但无法亲身和他们在一起——那么被关禁闭的日子就像是抹去她的存在。与世隔绝“会改变你，让你感到愤怒，”她说。“你开始忘记外边的世界——它不再有意义或与你相关。禁闭最黑暗的部分是，你开始忘记汽车、工作、家庭、天气、政治人物，忘记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

    我没有曼宁那样被关押那么久，但受到的伤害、切身的感受，多有类似。我不是跨性别者，但也是有较柔弱的女性气质（这可能也是被东区医院精神科护士卢伟杰欺凌的原因之一），更难接受和那么多男性拘禁在一起、赤身裸体被搜身、一丝不挂的站在护士护工面前换衣服洗澡。

    曼宁在遭遇残酷监禁后，再次试图自杀。“但在失去意识之前被一名警卫发现。一周后她被送回人群当中。她因愤怒和恐惧而失控。她告诉我，她当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在伊拉克和匡蒂科的经历而遭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

     而我自经历在香港东区医院精神科和西区警署的关押、与世隔绝23天后，创伤应激障碍也很快就发作了。在从深圳到郑州的高铁上的感到的难受、脆弱，只是一个开始。无论是把身体在狭窄的座位间来回蜷曲腾挪，还是心理上像油锅煎炸似的焦虑，和此后面临绝境时精神趋于崩溃的状态比，都只是很轻微的了。

    （当然，我现在书写本段时，早已过了当时那样的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所以难以完全、直观、绝对准确的写出当时我的身心痛苦（其实，即便身处那样的情形，也很难清楚描述自己心理状态和精神感受。何况，处在那样的状态时，也没有安心写作的个人心理和外部环境条件）。而曼宁的经历、处境和心理状况，与我有许多类似之处。她在接受知名记者访谈时，无论她的讲述，还是采访者的写作水准，都能更好展现PTSD患者发作后的表现、心理状态等细节、不易描摹的精神层面的变化。而这篇文章对曼宁的描述，可以作为我被关押和释放后心理状况的一种参照）

    2.因父亲的中风后遗症，在郑州站外又经波折

    7月2日晚8点30分左右，我抵达郑州火车站。当时我头昏脑涨，随意选了出口，总之选择从西广场方向出站。到了安静的地方，我立即告诉父亲，我已经到了。我父亲说他在北门等我。我多次在郑州乘坐火车，清楚记得郑州火车站没有北出站口，东北方向那里是售票厅和候车厅。我很奇怪，我说我现在在西门，他能不能过来，他说不知道西门，让我去北门。然后我就问广场执勤车上的警察，北门出站口在哪？他说没有北门。我又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警察都说没有北门，但是他不知是听不见还是中风后遗症影响的反应能力，还是叫我去“北门”。我想，那估计他是在比较繁华的东广场等着我的吧。

    于是我沿着中原路往东走，走了很久才到了火车站东广场。这时我打电话问父亲他在哪里，他还是说“在北门”。我询问了售票厅门口的警察，他同样说没有北门。我第四次打电话给父亲，他还是重复“我在北门等你”这句话。我从火车站东广场南边走到北边，转了一圈也没看见我父亲。这时我看见有一个“东北出站口”，猜想父亲是不是在这？我从出站口进去，又四周寻找，还是没人。我第五次、第六次给父亲打电话，他只重复一句“在北门”，至于我怎么解释，他好像完全没听见一样。我问父亲旁边有什么门店、标志，他还是复读“在北门”。

    我只好给D先生发微信，希望D先生给我父亲打电话讲清楚。D先生说“你耐心问你父亲在哪啊”，我说他根本听不进去。然后D先生说他会打电话。结果几分钟之后，他回信息说“讲不通”（亲自接触一下才能明白）。然后我又给林先生在郑州给我联系的Y先生发微信，让他打电话给我父亲。几分钟后也是回我信息说和我父亲“说不通”、“没办法交流”。我让D先生和Y先生再都联系一次父亲，他们给我回的是，跟我父亲完全无法交流，说什么话我父亲都听不进去，而且其中一位的电话还被我父亲挂了。我只好自己又给父亲发短信，然后打电话让他看短信，他还是大声喊着对我说“我在北门等你”，如此又重复四五次。（还有一点，前面已经提过了，我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只会用老人机）

   然后我从火车站东广场南北走了三个来回，包括又看了东北出站口，还看了东南出站口，依旧没找到父亲。最后我给父亲发短信和打电话，说让他去二七广场的塔底下等我吧（二七塔离火车站很近），他还是重复那句话“我在北门等你”。这已经是至少第七八次乃至十多次通话了，我父亲就只重复这几个字，脑子一根筋一样的复述。这时候离我下火车出站已经两个小时了。而且七月初的郑州很热，我浑身是汗。我还带着两个包，更累的不行。这时候我身心俱疲，本来已经濒临崩溃的精神雪上加霜，整个人就像要瘫倒一样，但是又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从这件事，也基本可以看到我父亲身心状态（至少听力和脑子反应能力）有多么糟糕了。

    就在这时，我手机来电。我接通之后，对方说是火车站派出所的，问我是不是王庆民，我说是。这位女警察说我父亲找不到我，于是报警了。我说现在我也找不到他。她说我父亲在郑州大酒店旁边那里等我，我说我马上过去，对她道谢挂了电话。没想到我不仅没有被警察抓，和父亲见面还多亏了警察的帮助。

    我这时意识到，我父亲把汽车站当成火车站了。郑州大酒店是在长途汽车中心站旁边的。我过了广场到了长途站西侧，一下子就看见父亲了。他穿着那件黑的不成样子的白衬衫，手里拿着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同样脏的发黑的红布包（我刚上高中时候他就拿这个包），弯腰驼背、形容畏缩的站在半明半暗的人行道上，看着跟60多岁的老人似的。其实我父亲68年底出生，此时还不到50周岁，但是那次中风之后，他就变成这样了，就这还是中风后恢复了一些的。

    我走到跟前，我父亲才看见我。他看见我很高兴，说“娃终于回来了，你吓死我了”。我也是一阵心酸。我说“我给你说很多遍没有北门，你怎么听不见”，然后告诉他这里不是火车站北门，是汽车站北门。然后他说是汽车站的两个女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然后一直在那埋怨那两个人误导他。我也不知道是他没问清还是那两个人没有说清（也或者被故意误导的）。我父亲也不知道找别人再问问。我说我解释好几遍，还让两个社工给你打电话，你都听不见吗？他说他这么多年没来郑州了，迷三倒四的，而且外面乱听不清（这的确，现在我父亲除了在很安静的场所如家里外，打电话基本都是听不见我说什么。只要我打过去时他在外面走路，哪怕听起来环境不算嘈杂，他也听不清我说的话）。

    我跟我父亲边走边说。他走路还是哆哆嗦嗦，尤其右边的胳膊和腿都很不利索。这些我当然都见过许多次了。从2016年我父亲开始能够独自走路，一直到这两年之后，基本都是这样的身体状况。虽然我父亲在出院前和出院后初期做过康复治疗，现在也一直在吃药，但身体怎么看基本都没有进一步好转的可能了。除了疾病本身的原因，还有就是我家经济已经非常拮据，承担不起更好的康复手段，更没有什么疗养的可能。

    相反，同样是经济问题，我父亲衣食住行条件都很糟。穿的方面，夏天是这么一件发黑的、经常没空洗（而且没有洗衣机）的白衬衫。而冬天则是更肮脏的老式棉袄棉裤秋裤以及围巾。吃的方面，每天买的馒头和小摊上几块钱一份的热菜凉菜，一兜一水的，质量可想而知。住的房间破的不成样子，三间房堆满破烂的衣服、纸箱和杂物。以前只有电扇，房间冬冷夏热，后来买了台空调节约着开才有所好转。出门都是一瘸一拐的走路，不仅身体还有瘫痪的影子，听力视力也都有问题，走的又慢又累。最重要的是，家里有奶奶需要照看，我父亲和姑姑两个人还照看不过来。

    衣食住行的劣质和照看奶奶的劳累（当然情况没有这么简单），让我父亲身体不仅不能得到良好休养，健康还有恶化趋势。而随着他年龄增大，即便不会再中风，身体也只可能变的更差，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我前面也说了，正是因为我家庭条件的恶化，才迫使我奋起维权，省吃俭用四处奔波。然后结果是什么？当然我维权更加剧了家庭负担，但即便省几万块钱，我也只能再拖几年，我的处境只会更糟。

    我父亲告诉我他饿了，从滑县过来就没有吃饭。而且找个地方吃饭也更方便说话。于是我们到了德化步行街附近的一家饭馆。我父亲随便点了些便宜的菜和两碗面。饭馆连空调都没有，只有电扇吹着热风。这时候郑州虽然是晚上10点左右，却还是热的难受。我本来就恍恍惚惚的，经前面两小时的折腾，又热又累，基本就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这时候，忘了是我的手机还是我父亲手机响了，然后我接了一下是车站派出所警察打来的。我告诉警察说已经和我父亲见面了，并且感谢他们的帮助。这位男警察用很关心的语气说，见到就好，好好照顾你父亲，回家吧。我再次感谢然后挂了电话。

    其实，中国大陆的警察虽然在国内外名声都有些不佳，但也有许多不错的，至少表面上浅层上还行。有些警察态度恶劣（例如在省公安厅信访办和北京一个派出所的警察），但也有些态度和蔼（例如在上海市、河南濮阳市遇到过的警察）。至少我个人遇到的，大多数还都可以。对这些警察而言，对不会直接或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事（例如不涉及政治敏感和维稳问题、不触及大到权贵小到地方黑恶势力利益），以及其他不影响其绩效和考评升迁、也不用多么费时费力的事，例如这种车站寻人、求助问路之类，他们还是愿意帮忙的。当然也有许多人经历过警察的官僚主义、不作为、恶语相向、失职渎职等恶劣言行，乃至被警察威胁与殴打等迫害，这同样是事实。其实，不仅不同警察之间有差别，同一警察在对待不同的事情、同一件事不同的涉事方时，出于自身利益也完全会表现的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例如热心帮忙我和父亲见面的警察，如果在维稳时打人不手软、对有背景的人与底层老百姓的纠纷中偏袒和包庇前者，涉及到自身利益时违法乱纪，并没什么可奇怪的。这就是警察的两面性、复杂性。当然，这不止是中国大陆特有的情形，前面我提到在香港遇到的几个警察，以及通过间接渠道了解的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样如此。只是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治理水平下，好警察/坏警察的比例不同，同一个警察表现出的正面行为和恶劣行为的比重、程度也非常不同。（不过，我主要是没有和警察深度接触，自然不能直观认识到中国许多警察执法不公、滥用暴力、玩忽职守等恶劣行径。随着我看到越来越多关于警察违法乱纪的信息，越发知道中国警务领域的黑暗）

    3.我回陆后与父亲第一次短暂的对话

    回到我父亲和我吃饭的桌子上。看着那一碗面条和一盘各种菜拼到一起的拼盘，我完全没有胃口。我虽然也是半天没吃饭了，但是一是心里焦虑不安，二是饭馆太热，吃几口就吃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把在香港的事情零零碎碎的告诉父亲。不仅是因为发生那么多事一时半会说不清，还在于我当时又累又热又困，根本没办法清醒的系统性讲自己的经历。另外，涉及政治的问题，我父亲也不太懂，也不方便讲。我主要就是讲在香港精神病房和警署羁留室受的罪，例如被警察像栓狗一样用链子拉着。我父亲一边大口吃饭，一边告诉我“这些事不要给别人说了，说了容易笑话你”。他说的的确没错。虽然我是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奋力抗争，不得已割腕自杀，还遭遇各种虐待。但更多的人对此不是敬佩，而是嘲笑、冷漠。我的这些屈辱遭遇，更多会成为别人的谈资，而非同情的来由。不仅我此前及之后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我耳闻目睹的身边事、通过媒体了解到的社会现状，也都是强者愈受崇拜、弱者雪上加霜。不过我还是决定把这段写在文章中。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管不了。

    我也又仔细问了父亲和医生对话的情况，以及他想办法救我的过程。我在医院和他几次通话，他都说会想办法救我、（大陆）这边有人帮助。现在我父亲告诉我，说他认识县公安局的两个人，是在老家时候我爷爷帮助过的人（不过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我说我现在就是担心公安局的人会抓我。我父亲说不可能，他们不敢，还说“咱家在公安厅还有人呢”，我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人和我家是多么拐弯抹角的关系、在公安厅是个什么职位，也没再追问。反正我从不知道我家在公安厅有这样的亲戚，否则我家以及我个人这些年也不会这么惨。当然，对于没见过世面、这些年贫病交加的父亲来说，他认为“认识”的这几个人已经能保护我了。我父亲的这种心态，也是许多“小地方”的人普遍的心态。当然，京沪穗同样是充满关系网的世界，只不过相对而言人脉听起来“高端”一些、疏通关系的手段和走后门的方式看起来“文明”一些罢了。

    不过我父亲下面转述的话，让我比此前对父亲帮助我的能力水平更悲观了。他说一个县里的公安给他说，广东和香港那地方会把外地的人抓起来，然后贩卖了器官，还有吃人肉什么的。我听到这，就知道他找的人有多么不靠谱了。无论这个人是开玩笑吓唬他，还是真的这么认为，都不可能帮助我和我家人。虽然我估计那人八成是在跟我父亲开玩笑，但我被香港警方和精神病房医护拘禁，丧失人身自由，在这么严重的事情上说这样的话、开这种玩笑，也太恶心和误导人了。最重要的是，我父亲明显是比较相信这种可能的。糊涂成这样的父亲，又如何保护的了我呢？我回郑州之前就知道我父亲没办法在安全问题上帮我，现在更印证了我的判断。

     我父亲问我，你怎么不打招呼就去香港了。我没提前面那么多维权的事，只是说因为受那些校园暴力，上学艰难，所以想去香港求助。我父亲说，“唉呀，香港那是金钱社会，都是资本主义，哪会帮你叻”。这话倒是很准确。前面我父亲相信那种“广东/香港人会吃人”的玩笑是非常糊涂，但后面他又有作为历经磨难的一个小老百姓的准确直觉。我在香港经历的，除了少数人帮助外，更多就是冷漠、拒绝，甚至欺凌。而且在这为数不多帮助我的人中，提供比较实质的帮助（而不是只说点客套话、指个路这种小事）的，更是只有冯女士、林先生、郭先生、梁女士等几位。我虽然去之前也有一定心理准备，也是没有别的选择、病急乱投医。但是我还是过于乐观、理想化，对陌生人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当然，不止香港，大陆也如此的环境）。而文化水平和见识不高、身体和精神也都不太好，但是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许多磨难的父亲，则很清楚的道出了简单而准确的现实。

    我父亲还说，你有什么要求好好跟人家说，为什么要剌自己（割腕）。关于这些，我前面已经写过了。我给父亲没有讲那么高深复杂的道理，当然也没说维权的那些艰辛，只是说过不下去了，校园暴力对我伤害非常大，我没考上名校，现在家里又没钱，我才走了绝路。我父亲对我遭遇的校园暴力还是不能感同身受，然后也没办法再谈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又问到我母亲听到消息后怎么回应的。我父亲说，他打过电话说了，然后我母亲说“你不是在骗我吧”，拒绝去香港接我出院。这件事前面已经提过了，在此也就一笔带过。反正我家庭、父母双方就这么个情况。

    父亲一边说着话，一边大口大口的吃面条和菜。他平常非常节俭，只有和我见面的时候（尤其在外地），才点一些好点的菜拼个盘（哪怕也就是几十块钱的饭菜）。看着狼吞虎咽的父亲，我也是很心酸。本来我想努力改变命运，克服困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接连不断，最终我精神崩溃，高考惨败，也丧失了再去学校的勇气。虽然我姑姑、父亲还有祖父母，当年没有让我上小学，造成一系列恶果（我姑姑还常年对我恐吓和虐待），但他们尤其我父亲尽力弥补，花巨额择校费和外地生活费，让我上河南省前20的名校，结果我却功败垂成。即便主要是外因，我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而后来维权期间，我四处奔波，又开支巨大，我父亲还是断断续续给我生活费，他自己节约到极致。无论是当时，还是写文章的现在，我都很是愧疚，也对伤害我的人更为愤怒。

    不过这些想法在当时很快就被更紧迫的困乏和忧虑笼罩，我只想找个有空调的地方赶快睡一觉，恢复恢复精神状态。而且，第二天还准备见那位Y先生，期望他能帮助我。

     最后我的饭也吃不完了，把面条给了我父亲吃。我头昏脑涨，希望早点找个住处，不想在这热的蒸气和汗水交织的饭馆待着了。

     4.去找旅馆期间的波折、对明天的思考、蚂蚁借呗还款

    吃完饭结了账，我和一瘸一拐的父亲去找住处。不仅父亲腿脚不好，我因为一直没有好好休息，以及关押在精神病房造成的PTSD，此时也是恍恍惚惚，腿脚失重。两个看起来都很蔫的人，走在稀疏的路灯下，甚是凄凉。

     这时候遇见了两个招揽旅客住宿的妇女。我因为去过郑州许多次，经常看见也遇到过这种招揽。因为这种旅馆都是非正式的，条件很差还会在钱上打麻缠，所以我从来不跟着她们去住，而是自己在如“美团”上搜索相关旅馆或自己直接去找。但这天晚上我头晕脑胀，累得要死，又有父亲在而不方便一个人找住处（那种青年旅馆），想早点休息，就听了她们的话。跟着她们走了十几分钟，七拐八拐到了一个电梯只走一半，还要爬几层楼梯的没牌子旅馆。一路上两个妇女一直搭讪，甜言蜜语式的拉客，问这问那，我也没心情和她们说话。

    到了房间，却发现闷热的很，没有空调，房间也不咋地。而她此前好像说是有空调的，还把旅馆说的很好。我几个小时热的受不了，就是想找个空调房间休息，结果没有。然后她解释不热，也可以去另一家（也不知道离这多远）的地方住宿。我想哪还有气力再去别的，而且谁知道又是什么环境。然后我就拉着父亲要走，我父亲还在犹豫，然后我就急了（那时候精神状况本来就不好），说反正不住了要走，现在就走。然后那个妇女的男人在外面就骂骂咧咧，说不住就不住，吵什么，然后那个男的还带脏话不干不净。我扯着父亲就走，然后那男的还骂个不停。然后七拐八拐才找到电梯下了楼。

    然后火车站旁边其他旅馆不是价格昂贵，就是这类“黑旅馆”。我想起来大学路那边有比较便宜的旅馆，我还曾经在那边住过，于是拉着父亲沿着中原路疲惫的走去。结果到了那边已经是凌晨，我又头昏脑涨，根本分辨不出旅馆的位置。又折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家破旧的旅馆，七十元一晚上，有空调。我赶快把空调调到最低温，然后去洗了个澡，告诉父亲也去洗一下，还要他一定注意淋浴开关拧的方向，千万别拧到凉水，更别滑倒。他要是摔出来个三长两短，我就更走上绝人之路了。

    这时候有了空调（空调真的很重要，不仅在于热天降温或者冷天保暖，最重要可以相对平复急躁难受的心境），又很累，本该很快就能睡着。但是对前途的忧虑、精神上受的打击、对命运如何乃至是否能保持自由等各种未知的恐惧，让我根本睡不着。看到我父亲枯黄的脸、骨瘦如柴的病体，我心想他如何能帮我和救我呢？如果遭遇地方政府羁押，就他这样自身都难保，连走路、听电话都困难，如何能救我离开监狱或者精神病院？（何况，还有家庭极度贫穷乃至还有负债的经济状况，别说我被抓后什么请律师和送礼疏通之类，连现在我不被抓情况下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

    思来想去，我决定冒险求助，将自己的相关材料和举报经历，乃至在香港的大致维权过程，发送和告诉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即便他们不能帮助我，但我被抓进监狱或者精神病院，或者发生意外而死亡，至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我此前曾经把相关举报材料包括《自述》在内，用EMS邮寄给了我相对信任的老师并请他转告其他老师，那个学校的老师对我都还不错。但他没有回应。当然，他看见包括举报信（并不是举报他和那所学校的）在内的各种材料，也的确不方便说什么。很明显，我留下的“遗言”远远不够、覆盖面太狭窄、影响不广）。当然，我发给许多同学，就要冒着被校园暴力加害者知晓和被他们这些流氓恶棍打击报复的危险，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想到我已经举报给了多个政府机构，也发给许多媒体，如果教育厅去调查的话，他们还是会知道。所以无论我下场如何，都不如早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向关系还好的同学表明态度。我都惨到这份上了，也不顾忌那么多了。

    但这时我已经十几个小时没休息了，又在火车站广场前面满头大汗的折腾了两个小时，神经衰弱非常明显。这时已经是凌晨了。我想，睡一觉醒了再说吧。然后我还吃了东区医院开的药（药倒是没有丢失，上面都是英文，我当时也没注意看）。也不知道是药物起了作用，还是实在太累了，过了一会我就睡着了。看来极度的困倦打败了极度的焦虑。或者说，焦虑发作过了，也想逃避现实，睡觉成了自然。而我父亲，则在我睡觉之前，就早已睡着打起呼噜了。

   第二天，我醒来后还是浑浑噩噩。我突然想起来蚂蚁借呗还没有还款，已经逾期了十多天。而此前从未逾期。我不想影响征信，那时还很在意这一点（而不是像后来不借钱都逃不出去的时候，拖了很久也没办法在意了，虽然也一定要还上，因为对我出境帮助很大。出于感恩我也一定要还），因此催促父亲和我去银行，让他把钱存进我的卡，然后我再在支付宝上还款。本来父亲早点寄给我，我在回到深圳时就能还款。但是他总是不放心，非得见面再存钱。然后拖到现在。我和父亲一起去了附近的农业银行，他把一张张现金放进存款机（他连银行卡之间转账都不会），存进我的银行账户。然后，我当着父亲的面，在支付宝上还了款，然后把页面给他看。其实绝大多数时候不用这样的，都是他直接寄给我。但是现在我出了这个事，家里又没什么钱了，所以我当着面展示，让父亲知道我的的确确是为了还款，让父亲放心。

    5.讨论进一步关于抑郁症看诊问题和对此前就诊的回忆

    然后，我父亲提到我这次割腕的事，说看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还要去张建宏（一位精神科医生）那里去看看。在前一天晚上找旅馆的路上时，我父亲就跟我提起过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以前我在大陆就诊的事情了。这些事情也有必要讲一下。本来我想另写文章，对于我找心理咨询师做咨询和找精神科医生看诊的事做详细叙述，并分析中国精神卫生制度的不足和缺陷，不过既然说到这里，就在此简短节说一下吧。

    我前面说过，我在2008年遭遇严重校园暴力后，抑郁和焦虑的情况就很明显了。但当时也没有考虑去诊断和专门治疗。因为最重要的还是学校和社会环境问题等客观原因，并不是我心理调节好、吃了药物，就能好起来。此外，精神类药物有很大的副作用、依赖性，会对身心有些不良影响，还会因外部药物而损害人最本真自然的精神，也是我对药物治疗有顾忌的原因之一。而且，我所在的河南省，精神心理领域的医疗条件并不发达，当然全中国大多数地方都是如此。此外，我家庭条件有限，我的生活费都成问题，看精神科或心理医生、吃药，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同样这些的原因，后来几年也没有进行专业的诊疗。

    之后，直到2017年，我一边维权，精神状况也越来越糟，才花钱做心理咨询。而心理咨询师推荐我做一些被统称为“心理CT”的测试。我在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以精神鉴定为主的专科医院）进行了系统的测试，一共测了四五种问卷，结果为中度焦虑、中度抑郁，但测试结果也清楚说明“思维条理性、逻辑性和现实性基本正常”。当时八院的看诊医生说不吃药只做心理咨询也可以。而郑州市的一位陈姓咨询师也是说，我的情况不需要吃药，主要通过心理调节就行。但其实没有改变自己前途命运的现实处境，无论是否吃药，还是心理咨询和调节，都没什么实际意义。这些我在前面也都提及过多次了。

    但后来，我焦虑紧张状态越发严重、经常急躁和丢三落四（这些前文也都提及过），而且失眠很是严重。我觉得必须要吃药抑制这些状况，才能更好的维权和日常作息（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太愿意吃药的，因为我知道精神类药物容易产生依赖，还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在上海市做心理咨询期间，一位肖姓咨询师推荐我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做诊疗。然后我就去了。

    在市精神卫生中心，挂号之后，基本没有怎么排队，一位叫王韵的医生就接待了我。我告诉她自己的经历，结果还没说几句，这位王医生就说，她这里不是心理咨询，所以不能跟我说太长时间，还有其他人要就诊。我只能跳跃着尽可能简短的说（而且当时我自己也有些心浮气躁），讲自己没有上小学，在家里遭受家庭暴力，然后遭遇校园暴力，以及因为校园暴力而自残的事情。或许这位王医生见识的太少，她说觉得我说这些话“太不靠谱了（大概是不相信我没有上小学吧）”、“说的情况太模糊”之类。问题是她一方面只让我短暂的说，一方面又觉得说的“不靠谱”、太模糊。我要把前因后果讲完全就需要时间，这样她才能判断真实性和细致了解我出现精神问题的背景（例如做心理咨询，一次就是50分钟，有时候我4次50分钟也就是200分钟，才能把我的经历大致较完整的讲完）。而她恰恰不让我讲太久，所以我只能把重点事件的尤其负面的情况告诉她。然后她无法了解内情，被我讲的孤立的、没有来龙去脉的几件事吓住（例如自残的事），或者干脆不相信，然后觉得我说的“不靠谱”。我很愿意从前到后讲明详细情况，让她更好理解我的经历和处境。可是她不给我时间让我把事情说清楚。这究竟是谁的问题？

    后来，我说那能不能给我做相关诊断、开药。王医生说，关于我的精神状况，必须要有家人或者同学老师作为旁证，才能诊断。我心想我和那么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冲突，这些当事人怎么可能给我作证（而且真来了会实话实说？会说好话？）？旁观者同样不会花什么时间精力为我说明情况。退一万步，就算我和同学关系一般乃至还好，就算是本市的医院，也不太可能愿意陪着我去精神病院作证什么的啊。而我父亲在河南照看我奶奶，哪有可能千里迢迢来上海。然后我说那至少能不能开点药，她说也不能。然后这次看诊就无果而终了。

    后来，我还根据另一位姓张的心理咨询师推荐，去过郑州市的郑大一附院看诊。和上海完全不同，这里挂号后排队排成长龙，我站了大约一两个小时才排到。然后居然因为我没有拿病历册（初次就诊需要自己去外面服务台拿空白病历册，而我不知道这一点），医生让我重新排队。我当时精神状态就不好，耐着性子等了这么久，又累又饿又焦虑，然后医生自己没有备病历册，也没事先告知必须在别的地方拿，一定要让我再去拿了重等。再等又是一两个小时，而且如果这位医生下班，我就白等了。我解释自己等了这么久，能不能先看诊再拿，医生还是说不行。我一下就急了，大喊了句“知道了”，直接离开了医院。如果这是在精神病房里，基本就会判定为“狂躁发作”了吧。而在外面喊一句就没事。因为在精神病房里就是“病人”，在外面就“不是病人”；哪怕言行表现一样。当然，同样在外面喊叫，不同身份和环境中的人，被看待的方式和受到的“待遇”也很是不同。（顺便说，就类似于郑大一附院这种排长队煎熬和耳闻目睹的一些医生的态度（我遇到的还好，而不是那种恶语相向的），以及后面更繁杂的程序和医药费用负担，就能把一些人逼出精神病或者类似于精神病的症状）

    再后来，我想，最好还是我父亲跟我一起去医院诊疗，这样医生可以以我父亲的话为旁证。但我父亲一直在家里或者医院照看我奶奶，除非特殊情况，平常一天都离不开，所以很难凑到机会。直到2017年底，我才和父亲抽出时间，去了位于新乡市（也就是我常住城市）的“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是河南省最大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说到这个医院，还涉及到我幼时（大约在1997-2000年）我姑姑因外部刺激精神出问题，然后在这所医院看病以及居住的事。不过那些说起来太长，在此就先不讲了。另外，这医院现地址距我以前上过的学校河南师大附中只有不到2公里）。而接待我的医生，就是前面提到的张建宏。

     张医生很认真的听了我的大致诉说，还看了我在郑州八院的检测报告。而我父亲则在旁边一言不发。张医生也没有主动问我父亲。我还给张医生说“你是不是需要问问我爸”，他说不用，自始至终也没和我父亲说过几句话。看来精神科诊治也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旁证啊。我提到校园暴力伤害和高考失败，他看着电脑上我的资料说，你都24了，现在还高考（是不是晚了）？我说第一学历非常重要，而且差的学校我可能更不适应。我还提到，因为遭受校园暴力，2014年后就没有再去学校，而是自己学习。当然，我那次看诊没有提及维权的事，那些比较敏感，而且很复杂，显然不方便讲。张医生说，你要调整心态，不管考的怎么样，年龄都这么大了，还是尽快找个学校上学，至于校园暴力，对同学好一点，人家也对你好。我的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许多校园暴力问题也都没这么简单，但是我也不想和张医生争执，争执也没意义，就没再辩解。我说现在休息不好，焦虑抑郁，能否开一些睡眠类和抗抑郁的药物。张医生说可以。然后他开了两种药，一个是抗抑郁和缓解焦虑的，另一个是助睡眠的，药名我现在已经忘了。整个诊疗过程，张医生很和蔼，也能部分理解我的苦衷，沟通也算良好。

    只不过开了药，一个月又多了好几百（我也忘了具体多少钱）额外的费用，我的医保又不在新乡市，经济上又多了一点负担（相对于维权奔波，药费和诊疗费的确是很少的了，但对拮据的我还是一个负担）。后来，我再去开药时，张医生不在，另一位叫方润领的医生根据此前的药续开了同样的药，只是增加了药量。这样就更贵了，我想只拿一份助睡眠的，抗焦虑的反正也改变不了现实。结果居然无法单独拿一种药物，我只好都买了。此外，我问有无病历资料，方医生说没有，不过处方上写着大致诊疗情况。我看上面写的很简短，但和我的叙述主干大致相同，即“就诊者（我）口述，因为校园暴力患上抑郁症，超过9年（2008-2017），焦虑抑郁……”其他的记不清了，好像主要也就这么几句，也没再给我任何更多的病历资料。

    而后来，维权过程中，我想多一份证据，即我的精神状况证明，以及是否可以尝试证明是当时校园暴力造成的抑郁。事实虽然很清楚，但是时间过去太久了。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于是有一次回新乡期间（这时我已不常在新乡了，有时在上海和北京维权，还去过河南与上海中间的合肥市，在那里和一位咨询师做过一段不短时间的心理咨询），又去了省精神病医院，想当面跟张建宏医生谈一下。然后他不在门诊，前台人员让我去后面的楼找他，我七拐八拐才找见张医生。

    我先跟张建宏医生简单说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况，以及服药后的情况之类。然后我重点跟他讲的，就是能否开具精神鉴定证明，说明我的情况由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造成。他说这很难。张医生还说，现在专业界普遍还是把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环境）作为精神疾病的原因。我当时很吃惊，想难道中国精神卫生体系如此落后吗？就我直观感受和看到的许多信息，精神疾病受后天因素影响更大更明显（当然，我有这样的印象，也可能与我关注到的以外部影响导致精神疾病或者“被精神病”的案例更多有关）。不过后来我看到港台和西方学界也有这种说法。然后我再仔细了解，好像也不是这样简单，而是大致分成先天性精神病和后天的精神心理问题两种，对待两种情况也有不同诊疗方式。但更专业细分和详情的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因此，国内精神卫生诊断包括司法诊断（这个我专门也问了）还是倾向于先天就有精神疾病而不是后天造成，这本身就导致想通过精神鉴定的方式，证明精神疾病是由校园暴力造成的过程，将非常困难。

    我说，我看到很多案例，包括在厕所殴打、让受害者吃屎喝尿，然后逼出精神疾病的。他说，那你不是没有经历吗？我是没有经历，或者说暂时没有经历，但是此前几年持续的、累积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造成的伤害也足够严重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伤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得被逼吃屎喝尿或者其他极严重羞辱才会得病。

    张医生说，这种鉴定是很困难的。首先，必须是司法部门申请，才能做相关鉴定，不是个人要求就可以做的。另外，想要确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与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因果关系，也不容易。还有，就是我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明显是晚了。他还说，现在国内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劝我打消相关鉴定的念头。

    此外，我还提到精神病污名化的问题。我说别人说我是精神病、看成精神病，没有病也被逼出病了（大致意思）。张医生说，你自己调节心理，行为上和正常人一样，别人慢慢就不会这样看了。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也不止张医生一个人说。但现实是外界的看法、“标签化”下，当事人是很难摆脱的（而精神病院的诊断，就更会标签化当事人了。在精神科医生“专业”的医疗诊断和“精神病人”个人诉说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下，社会大众更相信谁的？哪怕精神科医生对非先天性精神病的“精神病人”的判断也是很主观、充满教条或自主价值观判断的），甚至会陷入污名造成的焦虑抑郁，恶性循环。当然，如果一个人努力克服外界的眼光和看法，想办法融入社会，那的确有可能改善他人的评价和看法。但这非常不容易，主要取决于外部的他人和所在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居住地）而非自己。

    而且即便当事人自己努力的那部分，也需要莫大的勇气，以及比普通人更多的克制、冷静、忍耐（即便做到冷静温和、凡事多忍耐，别人也可以认为你是精神病的另一种状态，甚至感觉你比那种发疯的精神病人更可怕、更不可预测，然后更加孤立和疏远。然后当事人忍不住这种异样对待，一旦生气，或者做出更激烈的言行，别人立即就说“看他犯神经病了吧”）。而大多数人包括我，恐怕是做不到的。甚至，被标签化为“精神病人”的人（无论是真的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还是焦虑症、抑郁症等轻度精神疾病，乃至“被精神病”者），还会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有矛盾乃至仇怨的人故意刺激、挑衅、用隐蔽方式欺凌、下绊子，以及更加肆无忌惮在涉及“精神病人”的事情上撒谎。然后如果当事人发怒，就会被认为“精神病发作”；如果当事人举报、反抗，就会被认为“被迫害妄想”，比普通人陷入更大的冤屈且难以自辩，然后恶性循环。当然，这段话我都没有和张医生讲，一是他时间很忙；二是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即便我当时想到，也不会当面讲，这些话本身就可能会被一些医生当成“犯病”。张医生虽然还挺好，但是我可是不想冒着当场被抓进精神病房的风险的。

   然后还说了其他一些关于精神疾病和鉴定问题的话，不过时间太久，我记得的大致就只有这些了。他说如果我想问关于鉴定的事，也可以向专门科室的工作人员询问，就在门诊楼。然后我道谢告别。后来去了门诊楼，负责鉴定的科室（忘了科室名字）人员说不能鉴定，只有公检法申请才行（大致意思）。不过我当时似乎没有注意“诊断证明”和“司法鉴定”二者的差别，或许诊断证明应该是可以开的吧。但是当时张医生和那位方医生都没有开具诊断证明。

    还有，在我多次去这里看诊和开药时，看到整个病院无论门诊还是病区外的院落，乃至后来我去找张医生的病房办公室，都很是安静、整洁。而门诊楼前台的服务人员、医生办公室外的护士服务台的护士，普遍也都很礼貌。除了偶尔看到有看起来精神不正常的人在家人陪护下在门诊看诊，以及偶尔看到一次一群穿着病号服的在医护人员“押送”下跑步（也可能是换病房？），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甚至，精神病院的门诊和院落，比大多数普通的医院还更加安静、整洁，静的几乎有些可怕。从外面看，当然看不到前面所举那么多各地精神病院中精神病房侵犯人权、各种恶劣情形。但如果进入重重门锁之内的病区呢？或者，如果我再多去一些次，乃至在病院门诊和院落长期观察一些日子，又会看到一些什么事？当然，精神病院真正的现实，绝大多数都在封闭的病区（包括病区内的院落、病房），而几个门锁和高墙，就把一切遮蔽了，外表看起来宁静安详。似乎，二战中纳粹关押犹太人和战俘的营地外也是这样，邻近的集中营区外的德国居民，几乎都没有看见过里面发生了什么，哪怕是有所耳闻的。直到1945年战败，集中营被解放，在苏美等国军队进入和幸存者获救后，一切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各种流传才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我所说的和比拟的，并不是仅特指这所精神病院，而是讲千千万万个精神病院/精神病房内外普遍的情形。（同样，有部分但许多的监狱、看守所也建在居民区不远的地方，居民同样不了解每天里边具体都发生了哪些“监狱风云”；苏联的“古拉格”有一小部分也是邻近市镇，然而酷刑下的嚎叫、饥饿的折磨、被锁链束缚的衣衫褴褛的囚人，外面也是看不到的）

    我吃了张医生和方医生开的药之后，睡眠状况好了一些，抑郁焦虑似乎也有减轻。但最重要的是，我的处境没有变化，我的锦绣前程还是面临毁灭（或者说已经毁了），我的高考还是不可能成功，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带来的谣言和诽谤侮辱等伤害还会持续下去，还会影响我的一生前途命运。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拮据，父亲越来越供不起我生活费，我又不能适应社会无法自己挣钱，“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况且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哪怕一天吃一罐药，对改变这些残酷现实也没任何作用。因此我还是继续走维权道路，还在2018年4月家里陷入绝境后加速了维权，并采用了直接找政府机构上访的有危险的方式（而不是像前面找媒体、学者和其他知名人士），最终于5月底去了香港。

    前面也提到，我在香港也试图求医，去了圣德肋撒医院，结果对方说没有办法申请费用减免，我在香港也没看见任何免费的心理援助机构（当然应该有服务香港人的，但我是大陆人。这比大陆的户籍壁垒更加分明和坚硬。当然，后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许多香港“本土人（哪怕也是百年前或者几十年前从大陆等外地移民去的）”还抱怨“新移民”挤占了香港医疗和教育资源。所以我试图在香港获取医疗援助就更是自作多情、自找不自在了），也就只好作罢。我在求助信和《个人情况说明》中的一项诉求就是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但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人回应这一条诉求）。而后来我维权连续受挫、没什么钱继续下去了，绝望中在中联办门口割腕流血请愿，被捕后第一时间告诉警察以及后来玛丽医院的医护，说自己有抑郁症需要治疗。然后，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被关进东区医院精神科K4病房关押23天和一系列羞辱式对待，以及卢伟杰的恐吓、欺凌，不仅没能治疗我的抑郁症，反而极大加剧了我的焦虑、抑郁、恐慌、痛苦，让自己精神状况霜上加雪（没错，是“霜上加雪”，加酷寒的冰和雪。本来是相对轻的，被关起来之后加重很多），出院后PTSD症状就全面显现了（其实在病房里也已经有PTSD了，只不过主要是内心惊悸而很少外显，我只能尽力控制不让医护察觉，避免因此无法出院。但是时不时还是能外露，例如来回不停的踱步、双腿尤其右腿发抖）。

    经历了香港如监狱般的精神病房关押之后，我对于“去精神病院”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和排斥。当我父亲在见面当晚提出去看精神科医生，我立即就反对。第二天他再度提出，我更加不愿意了。如前所述，在被关进东区医院精神科病房之前，两年间我多次主动求医（虽然大多无果而终），我也并不排斥心理咨询乃至药物治疗，但是在香港东区医院精神病房的这23天经历，让我对精神病房有一种极强的厌恶和恐惧。虽然我父亲只是建议我去看看医生，并不是要住院。但是不仅因为我刚从精神病房出来心有余悸，还因为自杀未遂才20多天，如果医生以“为我好”、“避免我再自杀”判定让我住院，那我就倒血霉了。到那时我父亲不要我住院都不见得管用，因为医生怕我再自杀他担责任，宁可选择把去就诊的我关起来，然后如果我一抗拒，那就成了“发病”，更出不来了。越是急躁和分辨自己没病（或者只有不需住院的抑郁症），医护人员只会认为我病的更严重、“没有‘病识感’”，更不会让我出院。我在香港精神病房忍了23天终于熬出来，精神非常脆弱，如果再关起来，我估计100%忍不住了。大陆精神病院环境又比香港差了许多倍，我不真的表现出看起来像发疯或者狂躁的症状才奇怪呢。虽然我当时还是晕晕乎乎，但是因为有我自己和其他人的前车之鉴，对这些危险却有敏感的直觉。现在仔细想，我的这些直觉是对的。于是我坚决不同意去精神病院门诊。在我强烈反对下，我父亲就说“那就不看了”。然后我才松了一口气。如果当时去看了，现在我现在很可能不能自由的在这写维权和受难自述了。

    在这件事上，我父亲比那些不管当事人有没有病、有怎样程度的病（是否需要住院、是否需要长期（例如超过一年）住院），以“为你好”为名，就把当事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家长、家属好的多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因家庭矛盾、财产纠纷、不想履行赡养/抚养义务等原因，恶意将家属送进精神病院并对当事人日常精神状况和言行举止做虚假描述的。关于这些，我在前面已经列举了一些案例，以及纽约大学的孔杰荣教授等人的权威分析。我父亲虽然有时比较糊涂，但心地善良，比那些完全不明是非、不尊重子女意愿，甚至恶毒凶暴的父母好了多少倍。我生在不幸的家庭，幼时遭受家庭暴力和未能上小学，造成后面一系列恶劣连锁后果，但还是比其他许多更加不幸的家庭的孩子幸运许多。

    6.与郑州市的Y先生见面和简短交谈

    从农行回到旅馆过程中，我父亲大小便突然失禁，一下子拉了一裤子。回到旅馆，他就把裤子直接去清洗了。这再次证明他现在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如何能保护和照顾我？这时候我已经约定和Y先生下午见面。我把我父亲拉了一裤子的事用微信告诉他，说我父亲不能跟着去了。Y先生对此也没反应。下午4点左右，他让我到金水河附近找他。

    我走到地铁医学院站，转了一圈才找到骑着电动车在路另一侧的Y先生，他挥手让我过去，然后坐在金水河边。

    相对于深圳的D先生，这位Y先生说话冷淡很多（当然人家也没义务多么热情），说话时间很短，而且基本是例行公事。我首先把家庭糟糕的情况告诉Y先生，以及我个人的大致情况。请求他找个能够帮助我的组织或机构，进行下一步的心理救助和生活救助。Y先生说这很难，据他所知郑州和河南全省都没有（当然我老家县城更没有），不过他答应再打听一下是否有类似机构。这一点我本来也基本知道的，至少我是没听说过河南省有什么成熟和知名的关于校园暴力和心理创伤救助机构，乃至其他略微与我处境有些相关的机构都没有听说。我是指望Y先生通过他的人脉，看看有没有我没听说过但是可以帮得上我的人和机构。但看来希望渺茫。

   然后我也跟Y先生提及上访和在中联办自杀的事。我问他，如果我因为这些被抓起来，怎么办？Y先生说，那基本就没办法了。我想起林先生和D先生都说过可以找辩护律师之类，然后告诉他。Y先生说，反正在这里（河南），如果他们抓了你，那什么办法都没用，辩护律师也没用（大致意思）。很明显，河南的司法和社会环境远比香港和广东糟糕，Y先生说的是实情。尤其涉及政治、维稳等敏感问题的，人权律师什么的在这种欠发达地区是没什么用的。当然，在2015年“709事件”之后，发达地区也没什么人权律师和维权运动了。只不过，越是落后区域，对待“被维稳”对象越为粗暴残酷，越不讲程序和人性。而我这样没身份地位的弱势群体，尊严和性命更如草芥。就算我被关到精神病院一辈子，或者被校园暴力加害者找的黑社会整死整残了，那也就关的疯了毁了、打的残了死了，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波澜。

    然后我又提到找媒体的问题，希望让我的事情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有了关注，我至少不会死的无声无息）。Y先生说，现在不会有媒体报道你的事情，你又不是知名人物。他还说，假如你以后是个大老板，很有影响力，到那时候你说这些，就会有人来关注甚至主动来找你了（大致意思）。

    我心想，绝大多数校园暴力、家庭暴力、职场暴力的严重受害者，本身就是因为个人及家庭“弱小”，没钱没势才被欺凌，而欺凌又损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加剧了当事人的弱势情况，极少有成为“大老板”、“大官”或者其他权势人物的机会。再说，如果我有成为“大老板”的能力，还会一贫如洗走上绝境吗？还会四处奔波无人理睬吗（而且有足够的钱我足以自己自行报复那些加害者了，至少从个人昭雪报仇层面，我根本不用四处求助了。当然，那样我也有钱做更多防治校园暴力的宣传）？还会借钱跑到香港求助，绝望自杀又被关进精神病房吗？至于以后，我虽没有经商方面的追求，但自然有其他追求和理想，但也得先过了当前这一关再说啊。我家里全是病人，穷的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我自己刚从半地狱中逃出，精神崩溃，又面临各种不可预知的危险，如果没有人帮助度过眼前的难关，我还能不能活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谈以后成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了。当然，这些话我没有给Y先生说（除了关于家庭情况）。一个是我当时脑子很乱反应不够快，还有就是这些话不合适说。后来想想，当时没说是非常正确的。

    不过这位Y先生表达的观点的确是很现实的。当今这个社会，只有成为胜利者才有话语权，说的话才有份量。而失败者，说什么都没什么人听，还会遭到无情的讥笑。

    然后这位Y先生还说，看你现在说话言行很正常，思维能力比普通人看起来更好一点（大致意思），你现在可以去打工挣钱。我心想你也不了解前面那么多天我的遭遇，以及我前面数年乃至十多年遭遇的一系列伤害，当然也看不到我内心濒临崩溃，如何去打工挣钱？我心里多么恐惧、精神有多透支，又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至于我适应社会的能力，前文我说过许多次了，也很复杂，我当然也跟Y先生一时半会说不清。

   最重要的是，大致也就说了这么些话（还有的忘了，一共也没说多久），然后Y先生就说他有事情，要走了。我也不好挽留，一时间也不知道再说什么。最后我托他打听心理救助之类机构的事，他说会问的，然后骑着电动车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应该没超过15分钟。

   和与深圳D先生的见面及谈话相比，这一次显然更没有什么帮助。当然，他们两位都没有任何义务帮助我，而且都是林先生的朋友，我也不好再过多比较二人如何好坏什么的。我已经把与二人见面过程写出来了，读者自己看就好。

   很明显，这基本就等于是没什么帮得了的。说打听打听救助机构，我也知道希望渺茫，否则我自己早就自行去求助了。至于地方政府把我抓起来他们无能为力，也在预料之中。而Y先生建议的去打工，他显然不了解我现在身心疲惫和濒临崩溃的状况，尤其在港受创后PTSD爆发引起的焦虑、恐惧、敏感等心理状况和反应。哪怕我前面还是挤出时间讲了我家里多么困难，以及个人大致的遭遇。但他显然也没听的进去或者不能感同身受。

    然后我就痛苦不堪的回到旅馆了。

    7.恐惧下向曾经的同学求助，再知人情冷漠和明哲保身

    回到旅馆后，我把事情告诉父亲。这时他的裤子还没晾干，也不能出门。我自己出去吃了一碗拉面。和以前焦虑紧张时一样，我对面和汤的味道毫无感觉（吃其他饭也一样），随口吃完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躺不住，坐起来也坐不住。我心想这要怎么办？如果被维稳人员“管住”，这辈子基本上也就半“废了”（虽然本来也差不多活不下去了）。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些有黑恶势力背景（或者至少算是流氓团伙性质的）的校园暴力加害者，在得知我举报和曝光后，对我打击报复怎么办？我家里我姑姑打人砸东西的事我前面也说过几遍，家里穷的不要说抵挡外人的欺负和找麻烦，我连基本吃饭睡觉的条件都没有。说白了，就是没人找我的麻烦，我也过不下去了，无论流落街头还是别的方式毁灭在当时看都是早晚的事（我前面给香港精神科医生说不自杀，是为了出院被逼无奈那么说的，我自杀与否主要取决于环境，有人帮助我渡过难关我当然不自杀，但是陷于绝望或者可能再被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监狱，那我只能死了乃至需要抓紧时间迅速的死了以不受辱）。这些在本文前面和《自述》中都叙述过许多次了，不再重复。

    想到这些可怕的前景，我决心抓紧发出自己的求援信息。前面已经说了，我也就两个求助渠道，一个是以前关系还好的同学，另外就是曾经呆过近两年的一个“答题圈”。虽然事实上这两个地方我都吃过大亏，抛开那些流氓恶棍不用谈，那些旁观者当年也普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还有些同学是一种猎奇、看笑话的态度旁观的。我遭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时，这些人的表现我在本文和《自述》中也都有叙述。这些我并不是不清楚。但是除了这两块地方，我更不熟悉其他圈子（最多认识其中个别人，而且他们过去和现在也都不帮我），我还能找谁呢？

    我把此前两天找回的QQ号登录上，立即开始寻找以前的同学。一开始，我找的是济源一中的X姓同学，他曾经就读于河南师范大学，是为数极少在我离开高中后又见过面的同学。此外，还有在河南师大附中的D姓同学，后来去了安阳工学院。还有一位是前面提到的答题圈里的一位网友（暂时不方便公开其大致情况，就称为A吧）。和他们及此后又有联系的其他几人谈话在时间上是交叉的，为了方便记述，就分开讲吧。

    首先我联系了X同学。我告诉他名字，他一开始还不相信是我，然后我就讲几年前见面时的细节，例如我当时的住址，他才相信了。然后我把维权的情况告诉了他，但是好像没提割腕自杀的事（我也忘了，或许提了）。他有点震惊，但也表示理解。然后我告诉他，我希望联系那几个关系还好的同学，让他/她们把我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资料和呼吁信群发出去，引起社会关注。他把我说的几个同学的QQ号给了我（我和这些人早就不在一个群组了），然后我加他/她们好友。加了不短时间，结果全没有同意。

    然后我又告诉X同学，希望他帮我转告一下考上中国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同学，让她把我的建议书和呼吁信转给政法大学的领导和老师。我刚才加了她的QQ加不上。X同学说，好的他会去问。然后很快X同学就回复了，说杨同学（其实已经应该叫人家杨女士了）说，她已经从政法大学毕业了，领导也不认识，所以……帮不了我。而我自己又加了一遍她的QQ，还是没有回应。

    我又让X同学联系其他人，结果他说有的联系不上，有的不愿意管。我又请求他，能不能再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他说“他们没人会愿意的。从跟他们的交谈中，就能感觉出来”。他还半开玩笑的说“好好活着不好吗？非要找那么多事、惹那么多人。你想为了别人好，可是别人……”然后他还让我发给当政者，说那样才有用。我已经告诉了他我维权过了，当然没有说太细。我维权期间河南省的教育厅也接到了，但是没有回音；在省公安厅遭遇信访接待人员侮辱谩骂。新乡市的各机构全都不管。至于滑县和安阳市的教育部门，我上学时候就找过，也没多少用，现在又怎么可能有用呢？此外还发给了一位前全国政协常委，他推说已经不任职所以帮不了我。我还要找哪个当政者？

    这个班级算是我初高中经历的八个学校十个班级中相对较好的、没有激烈矛盾的（但是有严重的孤立与歧视），也还是这样。而且，这个班级有许多全国知名重点院校的学生，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都更大，哪怕有一个人肯公开声援我，或者联系她们熟悉的老师和其他人脉，我就有救了。然而她们没有一个人肯帮助我。

    说到这些人，除了在学校期间发生的事，还有一件在班级群的事。大约2015年，我知道了文七班（也就是这个班级）的群号，然后就加了进去。一部分人还不错，问我当时考学之类的情况。虽然我高考失败很大程度和那段经历有关，但是我还是忍住生气，想和他们搞好关系，而且当时我非常孤立，也想要倾诉和讨论来转移压力。还有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我遭遇歧视和孤立的原因，除了我知道的之外究竟还有哪些。我进群不久后，群组突然变成可以匿名发言了，然后就有人匿名对我冷嘲热讽。例如我提到以前老师怎么样、学校食堂有什么问题，就有匿名者说“我们在那四年都不关心，你呆了几个月倒挺关心的啊（他们很多从高一就在济源一中，我是复读时候才去的）”、“你当了校长去管吧”之类阴阳怪气的嘲讽。还有一些话过了很久，我暂时想不起来了，不过很多都不是好听话。而且我是实名，他们却用匿名来谈话；我坦诚相待，他们藏在面具下肆意攻击。

    虽然这些人是匿名，但是我至少知道一个（因为开匿名之前只有一个管理员也就是群主，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杨女士。但我加群不久又多了个管理员，明显就是这个人要了管理员职位、开的匿名，我看不见匿名者但是看得见管理员），叫张帅，当时考上了浙江大学，现在本科也毕业了。他也是2014年底时参与孤立、歧视我的人之一。例如我跑操时候，他无论是站在我前面还是和我斜对着，他就表现的很夸张的往远处挤，以示不愿意和我站到一起（哪怕好像我既不和他并排也不是前后，而是斜对着）；在楼梯口遇见我，也是跟看见恐怖分子一样夸张的躲闪，和我在2008年在滑县抗北学校遭遇的歧视与孤立很类似。此外，在看见我的时候，他还和班里其他同学例如一个叫贾庆源的挤眉弄眼、指指点点，很明显不是在说好话。我也知道他就是班里传播我各种谣言的人之一。当然，就现在字面看起来，这些歧视和孤立，似乎不严重。但是我在此前已经多次严重受伤害，精神脆弱的成了惊弓之鸟的情况下，连续几个月单独的、持续的、无处可避（直到后来休学）的承受这类冷暴力，对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虽然比起2008年和2011年时候的要轻许多）。还有，这种歧视、孤立、排挤、散播谣言之类的冷暴力，只有亲身遭遇和受害，才知道多么痛苦，语言是形容不完整的（哪怕我在《自述》中对这类事情的详情和伤害已经刻画的很细了）。

    我因为一系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累加的影响，对谣言、歧视、欺凌的恐惧，在2014年高考失败。而在文七班遭遇的那些事是最后一根稻草。然后我还是带着希望沟通的想法和他们对话，没想到是如此结果。后来我也就退了那个群组。

    差不多三年过去了，我走投无路，然后发出求救和呼吁，结果呢？我求助的还是班里相对较好的，而不是那些欺凌者。这些还算好的同学，普遍都在知名高校，除了那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女士，还有的在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院校，哪怕伸出一个指头，都能把我从心理崩溃、金钱耗尽、危机四伏（不包括政治方面）的绝境里拉出来。然而他/她们连对话都不愿意，我连申请好友都被拒绝或无视，一句话也说不上。

    我在连续让X同学转告给多位文七班同学，但全被拒绝或不回应时，我就愈加恐慌了。孤立无援、恐惧不安，让我决定冒险一搏，决定转向另两个班级部分同学公开自己的个人情况、正面与这些同学讲我这些年的情况。这两个班级就是开头提到的位于新乡市的河南师大附中2010级的高一11班、高二13班。在这两个班级期间，我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校园暴力，无论是直接殴打、用瓶盖之类物品袭击、被流氓学生和其外班同党威胁和谩骂、破坏我的书籍（用剪子之类东西在我书上剪出口子）、被拍下我愤怒时候的照片、将照片混合侮辱诽谤并在互联网上传播，以及集体的歧视孤立……当时我精神基本上就是崩溃了，被逼疯了一样（或者看起来就是被逼疯逼傻了），精神恍惚、愤怒和麻木交替。关于这些，我在《自述》中也都有详细叙述，在此不再详述。

    总之，2011-2012年的那些事，无论对我的精神和心理，还是学业和前途，都造成了极大伤害。为了避免流言传播，我休学半年并去了另一个城市焦作市就读，在焦作市上学期间，还用了一个化名“王宇（我小时候家里叫的小名）”，尽可能不让人知道自己在新乡市以及更早的滑县遭遇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避免那些被谣言和恶意歪曲的事实影响我的生活。但我所受的心理伤害和恐惧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最重要的，是当时校园暴力的伤害、流氓恶棍学生暴力威胁带来的心理压力，逼使我做出一些外人看起来激烈和异常的行为（例如站在与我冲突的同学桌子上、对着对方的书吐痰），并被拍照和歪曲事实后传播，对我的名誉造成恶劣影响。而这些终究还会传到我以后可能上的大学。这就导致我一方面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又害怕高考成功导致自己在大学再次被这些流言伤害，最终于2013-2014年复读时，在稳定在一本线以上40-50分时，于2014年初因对前途的恐惧与再次遭遇的歧视与孤立，最终挣扎了一百多天精神垮掉，不愿再去学校，在高考百日冲刺的时间逃避学习、逃避现实，然后高考功亏一篑。我想，我维权近两年，现在走投无路，不如正面面对那些同学，包括旁观者、欺凌者等。

    决心已定后，我几乎以最快的速度，先将《自述》以文档分享的方式发给了那两个班级十几个同学，有些是好友，有些在班级群里。这些人基本都和我关系不错，或者说至少没有什么矛盾冲突。

    然后有一位赵同学在不久后做了回应。她问“这是要出版”？我当时大致说的是，文章里边提到你们的事情了，有没有看到？她说看到了。然后她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我说感谢她在高二期间对我的友善，没有参与到孤立排挤之中。她说没关系，你（我） 把自述发给她，就是信任她。然后她还说，希望忘记过去吧，虽然你一辈子可能也忘记不了，但是要朝前看。我再次表示了感谢。不过我心里想的是，我朝前看怎么看？即便不说那七年中学差不多断断续续的有五年都在校园暴力中度过，青春被毁掉。即便看未来，家里一堆病人、一贫如洗，我高考因校园暴力而失败，前途毁灭。我朝哪里看？当然，她是第一个回应我的人，还充满善意，我也不方便去怼人，还是以感谢结束了对话。

    然后，又有一位蔡同学，她也是在附中期间对我比较好的同学之一。她所说的意思，和Z同学差不多，也是希望我不要再想那些黑暗的事了，好好过未来的日子。不过她很明显没有仔细看我的自述，还问我上大学了没有。我如实相告。后来谈话也在客套中不了了之了。

    这位蔡同学和后来的钱同学都提到了我自述中讲的不幸的家庭，却对校园暴力的事回避不谈。她们倒是很会选择性应答，规避她们作为我的同学和校园暴力目击者应该谈的问题。

    再往后，几乎是惊人的沉默。除了她们，其他的人不发一言。虽然那时已经是很晚了（我记不得具体时间了），但是一般那时候不太可能都睡着。我等了半个小时，平常时候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但当时我如坐针毡。焦虑之下，我突然想到当年校园暴力的那些场景，一股恐惧迅速涌上心头。

    我当时非常害怕被那些流氓恶棍学生打击报复。我在《个人情况说明》中已经提到了“在大陆遇到的最大可能危险不是公安和国安，而是来自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他们涉嫌有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当年就不会那么嚣张），拉帮结派，有N多种方式可以骚扰、威胁、伤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观，“借刀杀人”，借助这些人变相“维稳”。如果我在网上遇到攻击诋毁，并且发展到线下，直接在我现在孤身一人的住所威胁和攻击，再次发生2008年时候那些事，我怎么办？求助谁？当年在学校作为学生都没有人管，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任何学校了（我这时深深感到有组织、单位依托的重要，学校和工作单位既是束缚，也是依靠），大陆警察又不愿意管理，那怎么办？”

    这些我早就考虑过，前面也多次提及了。我虽然思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险求助。但是当我真的发出去，等于和好几年前已经断绝联系的涉及校园暴力的班级重新“接上线”，过去那些事都迅速涌入脑海，包括那些流氓恶棍学生。而且，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发给这十几个人虽然和我关系都还好，但是他们也没有义务给我保密。这些同学看到如此震惊的内容，肯定会转发，没有不透风的墙。再往后，就等于要和明面上就有五六个的流氓恶棍学生（还不包括我知道但是不认识的他们的狐朋狗友）直接交锋。想当年殴打、投掷杂物、集体辱骂和恐吓……我不知道反复回忆过多少次，还有睡觉时因此有过多少次噩梦。我后面几年一直逃避，包括维权的近两年，也是竭力避开和这些人直接冲突。例如我去上海，不仅是为了求助，也是感觉外地比河南要安全；不止是为了避免在北京和河南被“截访”，更是希望与那些流氓恶棍保持安全的距离。

   当然，有很多人肯定不能理解我的恐惧。例如有人说“都是个人，你怕他干什么”。两个关系平等、没有冲突或者实力势均力敌的人，当然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是一个没有权势/金钱/应对冲突能力的人，面对一个有权有势/身强力壮且阴毒狡诈的人，不仅容易被后者欺负，还会从心底产生恐惧。就像家庭暴力中，一个经常遭受毒打的受害妇女，看见张牙舞爪的丈夫，即便有些时候没有被殴打但还会自然而然的恐惧一样，“被打怕了”。而如果一个势单力薄、饱受欺凌的弱者，面对一群（而不只是一个）阴险毒辣、气势汹汹的流氓恶棍，那会是怎样感受？恐惧才是正常的，除非是刀山火海都不怕的英雄，我自认不是那样的英雄。当然，许多时候旁观者是不能理解的，只有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有一种微妙而可怕的“心灵相通”，如同只有这二者才懂的密码语言一样。不仅作为受害者能感受到害怕，加害者也能知道他们的作为可以制造出怎样的“效果”、多大的恐惧感。即便旁观者就站在加害者和受害者旁边、就算旁观了全程，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时候也并不能感同身受（更不用说那些没有目睹全程、完全没有目睹的了），无法了解欺凌、伤害给受害者带来的心理创伤有多重、恐惧有多深；旁观者也不能理解加害者欺凌时的手段和“技巧”、制造恐惧的能力，以及从欺凌中获得的邪恶的“快感”。

    因此，哪怕几年过去了，我依旧很清楚记得这一切。我既然把像凌霄汉、杜邦、孙启宇等这些加害者全都告了，而且现在发这些自述（里边还包括个人声明，其中有追究到底的意图和决心），相当于向他们公开宣战。而现在我父亲病成这样，如何保护的了我？郑州也不是久留之地，我孤立无援如何是好？至于和他们拼个死，问题是他们大抵不会当面的、直接的和我冲突，而是会用和当年制造校园暴力同样的路数，也就是阴险的、暗地的方式找我麻烦。当年校园暴力发生时，我就多次遭遇他们带着外班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以图恐吓。他们当年在校园就是拉帮结派，人脉很广，找点人把我打伤都是轻的。何况现在我连学校或者工作单位也没有，更不要说和他们比经济条件和家庭背景了。前面我说有些人例如已从知名院校毕业的同学“一个指头就能救了我（至少保障我的安全和基本的衣食住需求）”，而这些人有的条件足以“一个指头捏死我（最起码整得一年半载噤若寒蝉）”吧。再说，双拳能敌几十只手吗？还有，就是一再提到中国糟糕的法治和社会环境下，经常是好人受屈、恶人嚣张。我去拼了的结果，大抵是我被打残乃至冤死，也可能被当成罪犯或者精神病抓起来受尽折磨，而他们毫发无损。这样的牺牲难以公开而壮烈，反而悄无声息、毫无价值；不仅毫无价值，还会遭受更多的侮辱、蒙受更大的冤屈。（而且，至少在那个时刻，我并不想死。我此前也答应了香港的医生不自杀了（虽然是被逼答应的，不答应出不了院，但我出院时和这天晚上，都是不想死的）。虽然就在那几天后，我陷入绝境时，巴不得和那些欺凌者同归于尽）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畏缩哑忍，放弃抗争和追究责任、不再揭这些人欺凌我的情况，的确可能让他们不再报复。但前面已经说了，他们毁掉了我的青春，还导致我高考失败，身心遭受严重创伤，摧毁了我的锦绣前程。我怎么可能放弃追责？他们把缺德事干完了，让我付出沉重代价，几乎丧命（如果不是后来我拼命想办法，我现在已经死了），然后就“没事了”？这可能吗？应该吗？再说，我已经维权两年，到处上告，开弓没有回头箭；家里一贫如洗，我已经多次濒临身无分文流落街头的处境，还有什么退路呢？难道我要忍到死？（最根本的，我为什么要忍？我受害就要讨公道，违纪违法和犯罪者就应该受惩罚。我维护权利、追求真相，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只是绝大多数国人都麻木的不知“权利”为何物，什么都忍耐、“顺其自然”、逆来顺受。这是国人千百年的劣根性，尤其在满清奴化统治之后，这种劣根性就没有消散，中共专制又将有所减弱的奴性再度软硬兼施的“培育”起来）

    还有，就是在香港精神病房和警署羁留室关押的那23天，整个人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趋向崩溃，又“激活”了过去的恐怖和无助感，患上（或者说加重）了PTSD。这些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更加剧了我的焦虑紧张、神经过敏和恐惧感。至于他们给的药，我当然吃了，但吃了之后基本没什么用。

    有句俗话“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身临其境，没有处在我当时那样的处境，就很难体会那时我的无助与恐惧。即便我现在或者其他一些时候，同样也不能完全代入我当时的心境，因为所处环境的安全程度、物质条件和外部支持、个人心理调适的情况等都很不相同。就像我们在书报上看到“网瘾治疗中心”包括电击在内的暴力、“黑砖窑”逼人为奴隶的残忍，没亲身经历过，是体会不到那种恐惧的。没有像我那样几年得罪十几个流氓恶棍（而且他们还有更多恶霸朋友）、因上访和请愿面临被“维稳”的危险，以及我被羞辱虐待式关押带来的身心伤害，是极难体会到我那时焦急害怕的心境的。

    于是，我又想到了曾经和我关系很好的D同学。我也忘了这天晚上是我除了自述外又发了信息问他，还是他主动回了信息。总之，他在之后回复了“是庆民？”我说是。他说，我看了你的自述，你父亲好像生病了？我说是，得了脑溢血，中风瘫痪了一年，现在走路还走不好，随时可能倒下。他说，他记得2010年时候，他看到我父亲站在班级门外看着你（我），眼里对你充满期望。然后没想到几年后，叔叔就病成这样了。后面我回的什么也都忘了。总之我随后把举报信和其他个人说明材料也都发给了他，告诉他“我会被打击报复的”。他说要我不要着急，他会看看。

    等了一会，他说，“我很佩服你（我）的勇气”。我说我现在在郑州，处境很危险，他在哪，我想去找他。他说在深圳。我心想我刚从那回来，不过并没告诉他。然后我问他，在新乡市有没有朋友可以帮我？他说没有。然后我问他他老家那个县城（距新乡很近）呢，有没有朋友？或者干脆去他家躲一下。这时候D同学就明显很为难了。当然现在我也知道自己的要求是过分，但当时我哪怕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就不想松开。后面D同学当然就敷衍过去了。

    我难道应该责怪D同学没有保护我吗？难道应该因赵同学、蔡同学，还有后面提到的周同学、钱同学、薛同学、另两位赵同学，在和我交谈后没有帮助我，而产生愤怒和怨恨吗？当时我的确因为他们没有帮助我而痛苦、心有怨意。但其实呢？那些一言不发的旁观者们，难道不是更可恶吗？如果我觉得还愿意和我对上几句话的人没有同情心，那么那些收到自述和求助却不发一言的呢？例如我后来进一步扩大范围，把材料发给高一11班和高二13班所有能够找到联系方式的同学，回应依旧寥寥无几。对那么多完全不做回应的，我又该如何评论呢？

    我在《自述》末尾的《证人名单》里把这些人列出来一部分了。现在按姓名首字母排一下（当然免不了会有遗漏，有些人找不到其联系方式，名字也忘了，尤其高二13班一些人，以后会补全名单）：包j瑞、曹j、陈j琦、陈j业、陈y雯、程x彤、段j阳、贵c盛、董c晓、董r、冯t欣、高d培、高z荷、郭j、郭l、郭y婷、郭z远、郝h、韩j雪、黄d霖、黄x怡、蒋z琪、金m、李d琳、李f祥、李j新、李h然、李q、李q博、李w、刘y昌、马h月、明m、苗y菲、牛z晴、秦y珩、石j银、石y濛、司j怡、孙k嘉、申x忱、宋x宁、苏y、史z宇、王c潮、汪c坤、王l博、王s一、王r阳、王x、王y楠、王y翰、武x雯、徐m、闫y、杨c琛、杨c、杨y婧、于s洋、原y帆、赵b润、赵l堃、赵w蓥、张h、张j淇、张l、张m康、张m坤、张q宇、张t、张w傲、张y、张y冰、张y琳、郑k、郑h、郑y佳、周h、朱m俊、朱z妮……他/她们都选择了一言不发、没有回应。哪怕当时这些人中大多数对我遭受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有所知情（乃至有些人非常了解内情）却袖手旁观，某种程度放纵、放大、加剧了我所受的伤害。（这段相当于在批判这些旁观者，所以在此就半公开名单。在合适的地方，我会把名字完整的贴出来。我在《证人名单》中就列的是全名，只是里边只提到一部分人，主要是佐证使用，和这个目的不一样）

    当然，他/她们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帮助我，就像老人摔倒，没有路人有强制义务扶起来。不帮、不扶，当然不犯法。况且，相对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加害者高一11班的凌霄汉及其外班党羽、高二13班的杜邦和孙启宇等人，以及他们的班内外党羽，还有参与、助长校园暴力的人（如参与对我的孤立、歧视为加害者通风报信），包括高一11班的牛琮等人；高二13班的吴承亮、魏宁、田舜禹、贾涵玉、李梦涵、裴妩珺、张嘉琪等人（还有的我暂时想不起名字了，另外一些暂时没有发现参与对我的暴力的也没列入，以后会补全），以及其他外班不知姓名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参与者、助长者，这些冷眼旁观者难道不是相对“好”点吗？或者说，他们只是冷漠、旁观，至少没有直接参与（至少我没有看到听到或侧面打听到他们参与）欺凌。那些旁观者总比这些助纣为虐者要好吧？因此，再类推比较，对那些还愿意和我说几句话的，没有一言不发静静旁观的，哪怕是在敷衍，是不是又比冷眼旁观的强些呢？对他/她们，我又有多少可以厚非的呢？（顺便说，高二13班同学在整体上对我的伤害，远高于高一11班）

    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是加害者、帮凶、旁观者（包括河南师大附中，还有滑县抗大初中北校、济源一中复读部），还有当年集体要求把我赶出学校的许多学生家长，在这几年之后，又有谁肯承担责任、弥补我所受的伤害呢？我因为他们的欺凌，尤其骚扰、谣言、在互联网上对我的污名化，让我不仅无法正常学习、不得不退学休学，最后我跑到离原校上百公里外的学校学习，传言还是跟随而至。我“惹不起”却还“躲不起”，我父亲为我择校和转户口考试动用了几乎所有用的上的关系，花了巨额择校费和连带的生活费；我自己也努力重新开始，从早上5点多到6点多起来去学校，到晚上22点晚自习结束，不知熬了多少日夜，寒窗苦读。然而却再次被旧事新灾摧毁，前途毁于一旦。无论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还是普通的211、985院校，和现在相比，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尤其发挥才能的环境，那是完全彻底的天壤之别。而我高考惨败，精神崩溃，每天浑浑噩噩，后来维权饱受挫折，在香港东区医院又遭到凌辱、威胁，还被警察恐吓，在精神病房和警署羁留室都遭遇虐待……

    我失去了锦绣前程、付出这么巨大的代价，可是那些加害者和帮凶，以及助长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人，如今却一个个都不愿意承担其实他们完全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人要我“原谅”、“放下”、“和解”。但即便我愿意，他们愿意吗？

   例如许多后专制国家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最先做的，就是探寻历史的真相，让独裁者、刽子手、罪犯，承认他们的罪行，并且为之忏悔，并且为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补偿损失，然后受害者再酌情选择原谅加害者，实现和解共生。

    而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是类似的。并不是说不可以原谅欺凌者，但是他们承认错误了吗？澄清事实了吗？道歉了吗？为我消除影响了吗？做出补偿或者哪怕在我艰难时（就例如2018年7月这段绝望期）伸出援助之手了吗？他们这些加害者和帮凶，大多学业有成、幸福安康、高高在上，我则因为他们的欺凌和骚扰，毁掉了青春，也毁掉了对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高考和大学学业。公理何在？正义何在？他们拒绝做出任何赎罪举动，甚至一点忏悔之心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原谅他们？任何一个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受害者，乃至整个社会每一个相对的受害者，都不应该贱到“以德报怨”。南非大主教图图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它还应有一个前提（其实书中也写到了它的前提），“没有真相、忏悔、补偿，就没有宽恕”。而且，对于那些罪大恶极、恶贯满盈的罪犯，如强奸轮奸、虐杀、极端酷刑的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是无法饶恕的。

    我愿意和那些同学包括加害者坦诚相待，通过和平探讨解决问题。甚至更进一步的，共同为防治校园暴力、改变弱肉强食的青少年社会环境而努力，让未来的孩子不再重蹈覆辙。可是他们呢？有哪个人站出来公开道歉、用行动赎罪了？那些帮凶、旁观者，还是和以前一样，沉默的还是沉默、看笑话的继续看笑话、冷眼旁观的依旧冷眼旁观、冷漠无情的一如既往的冷漠无情……对我因为他们的伤害而直接与间接遭受的这些苦难毫无愧意、没有任何悔过之心，更没有以实际行动弥补当年的伤害。我怎么原谅他们呢？对这些不思悔改、拒绝认罪的，我当然要追究到底，绝不宽恕。

   当年他们集体作恶，歧视孤立处处做，天天听得见当面和背后的冷嘲热讽，对于我被攻击（例如被粉笔砸）袖手旁观隐瞒攻击者身份，还把我发怒站在桌子上的照片四处散播宣扬、歪曲评论，逼的我离开、逼的我放弃高考。然后等我质问他们，就一哄而散，或者在背后又窃窃私语。干完坏事就跑，整死人不负责，在这时代不鲜见，我只是牺牲品之一罢了。

    就在遭遇一系列拒绝期间，我试图加入滑县六中2013届（也就是2010级）的同学群组（在QQ群搜索中搜到的），希望亲自给被我伤害的王乾坤同学道歉，并且在未来愿意接受他的对等报复，例如给我一刀，我绝不还手。可是，我用真名申请后，就被拒绝了，拒绝理由好像说“听这名字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显然哪一届学生很多都听说过我，我被诽谤谩骂而受损的名声也好、自己做的不好的事例如刺伤别人造成的恶名也罢，总之很明显过了8年他们也没忘记。所以我对于自身名誉的担忧是完全合理的。这次我当然只是想向王乾坤同学道歉（虽然我不确定他是否在那群里），结果就被同级同学拒绝了。他们不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又想干什么。怎么说呢，我能够理解吧。而且，道歉有用，要法律干什么呢？

    此外，还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在中学遭遇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后，从未要求经济赔偿。因为这样会被人们认为是在讹钱、为了钱才“闹”，所以即便被殴打去拍X光片，也是我父亲掏的钱。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过任何加害者或者学校责任方一分钱。甚至我当时还准备好，如果对方主动给钱，我会直接拒收，或当面撕毁烧毁他们的钱或其他可折算为钱的东西。我上面所说的“补偿”问题，是想要说明我从香港惊魂未定回来，家里一贫如洗，我走入绝境下，他们也没有以赎罪之心伸出援助之手、冷血无情。即便2018年7月和8月他们给了钱，我也不会放弃追求真相和责任（但那时（2018年7月至8月）我是不会像2007-2014年那样拒绝补偿的，我得活下来才能进一步抗争，没钱就活不下来，也“清高”不了）。

    期间，前面提到的那位曾经通知我父亲的刘姓推友，也收到了我转发的信息，我也告诉他我与同学谈话的情况。他给我说“翻篇了”、“重新生活”之类的话，完全不能理解我的行为。这也是许多旁观者共同的看法吧。我也没再说什么。翻什么篇，一辈子都翻不了。

    与此同时，我开始联系答题圈那边。我首先和算和我最熟、关系相对很好的一位网友

A取得了联系。我对他就没有任何隐瞒，虽然时间匆促，但是我一口气把基本情况，包括两年抗争、在中联办割腕自杀、被关进精神病房和警署羁留室的事全说了（这也是为了万一死了，得有人知道我抗争经历）。这位A网友也是非常震惊。震惊之余，他说你（我）抗争的钱从哪来？我说主要是父亲给的生活费。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了，处在危险当中。他还是继续震惊于我的那些举动（虽然他对我脾气秉性还是很了解的）。我也知道他经济上比较困难，家庭也不和睦，条件有限，他很难直接帮我。于是我希望他转告答题圈里我认识的心地善良、品质也还不错的几位群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我，另外就是要了那几个群友的QQ号（这些群我都退了近两年了）。

    但是相对于那些同学，答题圈里的人和我就没有那种同窗关系了，大多数连姓名都不知道，不太可能会帮我。而且，一时半会也加不上、说不清。

     8.不得已下仓促决定返回深圳

    这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后来看非常错误，但是当时是不得已的决定。我决定迅速南下返回深圳，在那里找公益组织求助。我大致知道深圳有更多的NGO等机构，也认为那里的机构比较有实际作为而不是空架子（当然后来证明我又幼稚了）。而且，我尤其希望D先生还有香港的冯女士和林先生能够利用他们的人脉，帮我尽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有其他好人居住的地方（例如职工宿舍），以保护我的安全。即便我出事，我相信那样也会有人知晓，也就可能有人肯报道、营救。我在新乡市那个出租房是实在不能住了。我一个人呆在那里，早晚要出事。如果被维稳人员抓走或者流氓恶棍学生上门挑衅或在外埋伏，我就完了。而且不仅无力反抗，出事了根本都没人知道。因此我决定立即返回深圳。

    前面已经提到了，各地政府对于上访、“闹事”人员的处理根本就是不确定的。他们也可能根本不理你。也可能把潜在有“危险（并不是杀人放火，而是例如拦车、越级上访、在公共场合鸣冤之类的）”的“维稳”在黑监狱或精神病院，尤其在“两会”之类敏感日期，政府会变本加厉查扣“重点监控人员”，包括涉访涉诉、涉贫涉病……各种涉及纠纷的“不稳定”分子，都在系统监控名单之下。我也举过相关例子，如李蕊蕊上访被强奸案、巫山马泮艳上访被堵截辱骂威胁……我不希望自己也被折磨折腾，被关押哪怕只是扣查，那滋味就不好受。当然，对中国大陆信访体制不够了解的，是无法明白这种“维稳”体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多可怕的。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至少两点了。我父亲在打呼噜。我把他叫醒，告诉他我要走了，要去深圳。他说你别走了，回家或者住在新乡市我原来住的出租房。而这都不可能，我不会回去的，更害怕一个人住，也不想在家里和我姑再冲突乃至动刀子。我一再坚持，我父亲问“那边（深圳）商量好了吗？”他是想问有没有和深圳那边的社工或朋友商量好，给我安排住处之类。我心想当然没有了。而且我也预感到这次不会顺利（否则我此前怎么会那么快回郑州而不是呆在深圳）。但是我要这么说，我父亲更不会让我走了。但是他那个病体，家里的情况，我在这边一个人孤单面对政府、流氓恶棍……我感到极为害怕，必须走。我纠结了一大会，只好说“安排好了”。

    这时我父亲还是说不希望我走，他还说自己不会用智能手机，要我教他怎么用。他拿出一个那种杂牌机，说是手机店送的，我一看就知道就是那种不超过200块钱的质量极差的手机。然后他让我教他怎么打字、怎么发微信。我父亲学过拼音（我没上小学，小时候拼音还是他教我的），但是不懂电脑和智能手机，也不会互联网方面的东西，我教了他几分钟他还是按键都按不好，连触摸屏幕时点击、停留都不会，我怎么教？如果说会打字和用微信是小学六年级水平，我父亲的水平则相当于幼儿园。我父亲和信息时代完全脱节。我前面已经说了，他脑溢血之后，视力、听力、脑子反应能力全都退化很严重，基本丧失了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我当时满脑子都是事，也没心思教他，也不可能几小时就教会他。我还是让他看看手机营业厅里服务员能不能教他。而且让他买个正牌手机，哪怕是最低价位的正牌手机，也比这种很容易故障的杂牌机好。

    然后我说我早上就走。然后我就要买火车票，结果在12306上一查，两天内居然没有票了。我后来才想到，那时候正好是7月初的学生假期高峰。我心里急得几乎想立即离开郑州。然后，我又查了汽车票，发现早上8点左右有郑州到广州的。我想，哪怕先到广州也行啊，到广州再转车。而且汽车票比较便宜。然后我就迅速的定了票。然后我也不敢睡觉，怕睡过头，定了手机闹钟半坐半躺的休息。然后我父亲又劝我还是别走了，还有去找医生再开点药。我前面已经说了，在香港我已经在精神病房被关押折磨的身心崩溃，我再不想那样丧失自由、受人欺凌了。而且东区医院开的药够一个月的。我坚决拒绝再去精神病院那种地方。最后我父亲同意我离开，要我路上注意安全。我说希望他能够在给我一点路费，我还要吃饭住宿，我父亲说没钱了。我当然知道家里很穷困，但是我又怎么办呢？最后我父亲从那个特别破的兜里拿了200块钱（大约是这么多），说现在身上就带了这一点。我看着病成那样的父亲，也不好再强求要更多的钱，哪怕这一点钱在深圳三天都不够用。

     此后，我还给郑州那位Y先生说了一下，说我要去深圳了，并感谢他在郑州和我见面。他回应了句“这么急要走？”我心想，在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帮助，和Y先生时他也是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我还怎么待？我只说在深圳那边帮助的机构和资源比较多，所以我去哪了。这位回复了“好”。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捱到快要天明，我父亲和我吃了早餐，然后送我去汽车站，也就是我父亲接我时找错的那个地方。我父亲又是叮咛嘱咐，要我路上一定要小心。我也很难受，不过很快焦虑超过了难受。我想，跑到广州和深圳，总比在河南孤立无援、随时有被地方政府“维稳”和流氓恶棍袭击的危险要好。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或者至少说错了一半，远远高估了他人的善良。深圳那里，对我不算是火坑，但是可以说是冰窟。

  （三）残酷而屈辱的求救之路

    关于这段经历，如果我知道是后来那样的结果，我就绝对不会去求助。我那时也是惊恐无助之下，病急乱投医式的希望得到依靠。我不是不知道这社会并不温暖，但处境太寒，有冰窟也想挤进去。如果不是在香港那通被折腾，我还会清醒一些。可是我晕头转向的被折腾了23天，让我丧失了镇静应对的能力。我也不是不知道别人并没有义务帮助我，我清楚自立自强是最重要的，但那时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危险压垮了我，让我急于寻求外部的支持和安全感。于是我又承受了更多，也就是下面将要叙述的这些。

    1.一路颠簸、一路求援、一路难受的返回深圳

    和父亲告别，坐上了前往广州的汽车后，我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会。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逃离”。或者说“跑”。以前我上学，遇到校园暴力，实在撑不过去，就是休学、转学，躲避开恐吓、歧视、攻击。我也经常节衣缩食坐汽车或火车出去散心，远离伤害我的地方和人，哪怕是暂时的。这就能让我从痛苦中短暂的、临时的、部分的解脱出来。而维权中在京沪穗的奔波，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逃避、离开，总能让我多些安全感，或者说少些不安。

    但这次我公开举报那么多人，并且在香港做出激烈的“死谏”方式维权，面对的政府“维稳”和流氓恶棍的追击可能性剧增，并不是我走避外地就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我到了广东也很可能难以得到帮助，生存问题恐怕还是难于解决。所以，我离开河南，仅从安全角度，似乎是心理安慰作用远大于实际意义，除非我在深圳得到保护和帮助。但明显我自己心里并没有底，不知道这趟路程是什么结果。我那时已经是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吧，尤其我父亲已经不再可能在经济上支持我多久了，何况我还要还款。我手里只剩300多块钱，能用几天？

    汽车缓缓开出拥堵的郑州市区，路上不断拉人拉货。我坐过不少次长途汽车，对这些也大致了解，司机和售票员想每一趟挣些钱，所以就在市区多处转圈和停留，尽可能载满客货。他们是生活者，虽然营生也不见得一帆风顺，但过下去没问题。我是理想者，也是落魄者，想追求权利、尊严，却没有权力、金钱、人脉，越是反抗，只是更加伤痕累累。不过要我去做这样的工作，我也不擅长。即便做，我也不可能在刚从囚笼出去几天时就能撑起身体和精神去做。

    在没有大难临头，我父亲还能供给我生活费时，我出门还会看书和杂志（前几年出行，我经常在上车前买好报刊杂志，当然后来更多是看手机上的电子书和网页），偶尔还看看车窗外的风景。但是维权的第二年，我基本就没这闲情逸致了，而是焦虑不堪，虽然还看书看新闻，但更多是为了转移注意力、缓解焦虑和压力。这些在本文开篇也都提到了。但在香港饱受折磨后，我连剩余的这点定力也没有了。我坐高铁返回河南时，就几乎坐不住，腿一直抖得厉害，四肢和屁股不断腾挪，还是怎么都不舒服。现在在汽车上，晚上又没休息好，现在却又睡不着，又困又急躁，头皮发麻、头疼不已。

    然后我就又盯着手机QQ，看看还有没有同学回复我。然后我看见一位赵同学（和前面那位不是同一个），他说了句“我支持你”之类的话，其他的啥都没说。我决定再主动一些，除了发自述之外，又发信息问其他几个我认为关系还好的“有没有看到自述？”结果大多都一言不发，有几个说“看到了”，然后还是一言不发，和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基本没有区别。

    然后等了很久，已经差不多中午了，有一位钱同学回复了。这位钱同学是澳门大学本科毕业，也是我在离开学校后为数不多偶尔联系过的人之一。她是高一11班里和我关系较好的一些同学之一。我还在2015年左右通过微博和她取得过联系，倾诉过一些话，包括我遭遇的校园暴力，以及自己在更早时候伤害其他人的事情。她安慰了我几句也就不再说话了，后来也就没有联系了。然后她现在看见自述，应该还没看内容，然后问我现在在哪上学，我说有些事需要她帮忙。她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我当然非常希望她帮我，澳大毕业的她同样很可能有“伸一根指头就能救我”的能力。我问她有没有看完自述（只有先知道我的情况，才能明白怎么帮我），她说没有，答应会看看。

    其实我对她没有抱太大信心，因为自述里涉及太多我和班里冲同学的冲突，她如果帮我，即便不涉及参与追责，某种程度也就是站在我这边。她家和部分流氓恶棍的家都在一个市区，她是站在那些家庭背景至少不差、经济条件更好、联络更频繁（甚至低头不见抬头见）、更不乏狐朋狗友和阴毒手段的流氓恶棍同学站在一起，或者冷眼旁观不说话，还是站在“一穷二白”的我这边呢？毫无疑问，前两种可能性更大。她还算善良，大抵会选择第二种，但是帮我就很难了。但那时我不知道该求助谁，看见可能帮忙的就希望拉我一把。人穷气短，无助则卑贱。我心里急又不好意思也不方便明说，只能等她看完自述。我说材料很多，怕她收不到，还要了她的邮箱和微信号，把自述等文件又发了两遍，以确保她能看到。而后来的结果，证明我做的99%是无用功，至于那1%是什么样的“有用功”，后面再说吧。

    这时候，一位周同学回复我了。他问我还好吗？他是当年高二13班里为数不多对我很好的同学。我回复说不好。然后我就把个人情况，包括维权经历、割腕自杀未遂等事，一口气都发信息告诉了他。那时汽车已经驶离郑州了，我在颠簸的车上倾诉着自己的经历，然后告诉他希望他看看我的自述，还有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举报信这些。这位周同学中间一直没有回复，等我一口气发的差不多了，他才说，“庆民，我不关心你写了什么，我想知道你做了这么多事，心里平静些了吗？……做的这些事情，让你的苦痛释放了一些吗？”我看到他的回复，直接就哭起来了，也不顾车上旁边坐的人的目光，泪流满面。现在，我写这段时，再次流泪了。就在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回想起来，没有大声哭泣，而是躺在床上抽泣。

   但是再往下，我还在继续诉说，他回了一句“正在忙，稍后再和你聊天（大致意思）”，然后再问就没有回复了。我问他能不能帮助我，没有回音。我后来发了我在汽车上哭的视频，他还是没回应。我是想打动他，但他可能反而更不知所措了吧（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求助者、受难者痛哭的视频，往往也看不下去，下意识的想逃避，我知道看到相关照片和视频的那种感觉。当然，或许这位Z同学并不是那种感觉）。或许，他也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了。也或者，他看到了自述、举报信和建议书中的更多尖锐直白、从体制到老师同学全都批判了的内容，又有了许多顾忌，不想再说了？又或者，他感觉刚才说的已经有点多、客观上得罪那些欺凌者，所以不愿意再表态乃至后悔刚说出口的话……反正不再回复了。此后几天、几个月，直到我写本文写到这一段时，也再没有看到任何回应了。

    汽车一路向南，过了许昌、信阳……都要出河南省境了。而其他同学，收到自述已经有大半天了，还是没有回复。当然，后来一个月我处于绝境时，还是没看见回应。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一年半，还是没有回复。当然，他们当时不回复，再往后他们的确也更没有回复的动机了，哪怕我在后来的一两个月经历着生死挣扎，多么盼望有一双手拉住我。

    在长途汽车上，我比回郑州时坐高铁感觉更难受。我焦虑的根本睡不着觉，只好吃着走之前买的蛋黄派转移压力，结果没多久就把一袋吃完了。我只能直愣愣的盯着手机，继续看那些发出却无回应的信息。虽然我没照镜子，但我知道当时那种形容一定很难看，还大抵带着痴傻的眼神和面容。

    这时候，如果要让精神科医生判断我是不是“有病”，那90%应该是判断成“有”的。但是我想，随便找到一位经受了沉重打击、生活艰困的人，挑他/她悲伤、痛苦的时候“验病”，大抵都会感觉其“精神不正常”。这时候的弱者、受害者，在饱经伤害、紧张焦虑、痛苦贫穷之时，怎么可能表现的跟普通人一样？情绪低落、焦虑不安、冷漠麻木、敌对愤怒，乃至歇斯底里，难道不都反而是必然、正常的表现吗？这时候还能语气平和、目光有神、思绪平静，难道不是反而反常许多吗？而就我亲身经历和了解到的一些案例，精神病房就是根据这些人在处境糟糕时的短期情绪和表现，当成判定入院的依据。而关进精神病房之后，当然情绪不会好，因此“病情持续”，“印证”了他们判断的所谓“正确”。这难道不是讽刺吗？

    一个人面对外界的影响，尤其伤害等负面的影响，反应出现异于常人的情况，是不奇怪的。有时候人们把这当成正常反应，有时却会作为精神病对待。这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具体判定这种区别的依据是什么？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对此观察、判断的自由裁量权有多大？如何避免误诊？

    根据“人民网”文章《“精神病的误诊率是最高的”》，文章引述广州日报的报道，据东莞市新涌医院的院长助理刘宁汉医师称，“一流精神科医生初诊误诊率在20%，像我这样的‘三流医生’，（误诊率）就会达到40%”。报道称，“他谦虚地把自己列为‘三流医生’，而实际上，他是东莞精神病医疗领域的专家。”

    如此高的误诊率，难道还不应该更加谨慎收治、采用“疑病从无”的方式吗？这关系到千千万万公民的自由与尊严，关系到他们是被拘禁还是自主生活。（虽然该文发表时间是2012年，但不到十年时间，中国精神病诊疗水平不可能有什么跨越式发展，误诊率也不可能大幅下降。此外，虽然他说的是“初诊误诊率”而非经多次诊疗的误诊率，但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越是说“自己没病”医生护士越会觉得你有病，加上精神病房让人情绪恶劣的环境影响（多次诊断的对象大都会关在精神病房），反而真实误诊率更高、更难发现。因此复诊、再诊的误诊率同样会很高。且医生为避免承担误诊责任，也很可能倾向于把已发现的误诊对象继续收治，然后关个一年半载真的关出病来，甚至关押终身。而且，对于由家属和政府机关强制送来的，很可能会听信送来者的一面之词判定精神疾病，前面我举的“郑州汪飞董事长‘被精神病’”案件就是例子）

    关于误诊，不仅像这位院长这样的实践者有体会，专业的研究人士也有相关认知。

致力于关注精神健康问题的自媒体“阿尔法心理研究所”文章《研究发现，你的抑郁症等精神科诊断可能不科学》，就讲述了这样的事实：

   “当要为精神类疾病制定一个通用的诊断工具时，瑕疵是无法避免的。如今被广泛使用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引发了大量争议，有些人想彻底废除它。”

   “目前，世界上主要使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出版的DSM，一种是世界卫生组织出版发行的《国际疾病分类：精神和行为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虽然欧洲一些国家并不使用DSM作为诊断手册，但是包括《经济学人》和《卫报》在内的媒体，都承认DSM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中国临床上使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但是做研究的时候基本上使用的还是DSM，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基本都是如此。”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于欣说。”

    ……

    “发表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y Research )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得出结论称，从科学上讲，精神病学诊断作为识别离散精神疾病的工具毫无价值。”

“该项研究由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领导，详细分析了最新版《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有关“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相关疾病”的五个关键章节。

该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精神病诊断都使用不同的决策规则；

在不同的诊断中，症状有大量的重叠；

几乎所有的诊断都掩盖了创伤和不良事件的作用；

诊断不能告诉我们个体患者的情况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专家们就对该手册的很多缺陷提出了质疑，称其分类方式在科学意义上是不可取的。对当前版本的五个关键章节的分析能够得出类似的结论。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手册对“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类相关疾病“的诊断是毫无科学价值的，而且无法作为识别这些疾病的工具。”

……

    “手册的诊断规则带有主观色彩而且并不统一。这一结果与2014年的一项研究相对应，那次研究结果表明，对两个完全不同症状的患者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

例如只有达到特定的程度，情绪低落才会被认为是有问题，但是这个阈值是多少并没有确切的规定，最终的诊断将有医生来决定。”

    显然，精神疾病的诊疗有着极大的主观性，误诊的概率无疑是非常大的。这涉及到千百万人的自由与否，以及更多人的基本人格、个人权利、责任能力。如今“疑病从有”的诊疗系统，是亟待改变的。

    回到我在汽车上的情形。经过一阵难受，我决定把我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先发出来。前面已经说了，我还不太敢把《自述》发出，很担心会被那些流氓恶棍学生群起攻之，而我又没有帮手。所以我决定暂时不发自述，先把我写的关于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和呼吁、建议公之于众。

    然后我就把《建议书》复制粘贴到知乎上，使用刚刚在深圳买的那个号注册的知乎号发布。结果发布没有几分钟，就提示违反什么规定（已经忘了），然后账号被冻结了。后来想想，那里边的确有些敏感词。例如开头致信对象就包括几个部长的名字（陈宝生、陈文清、苗圩、赵克志），文中还有关于公民教育、打击失职渎职、问责、媒体和社会监督、建立民间组织等内容。触及的“敏感词”大抵就是这些中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我原本也知道里边有些敏感词。但当时我晕头转向、坐着都难受，更没有心思仔细看哪些字词敏感、哪些需要修改和删减，又比较着急，所以直接就全文发出来了。然而得到的就是账号被冻结，《建议书》也被删除。

    这恐怕也是许多想在网上鸣冤、呼喊者共同的遭遇。即便鼓足勇气呼喊，只要哪怕有一点“不符合规定（当今政权和相关平台的规定，无论是否合理）”，就直接被灭声。虽然我后来又换了知乎号，将敏感内容有的换成图片、有的删减文字并成功发出后，还是没几个人关注。但是，如果是比我更冤屈的、面临更大危险的、发出后恰巧会得到关注的呢？即便得不到关注，至少也留下了受难和求救的印迹啊。而平台的封锁，直接就扼杀了发声的机会。无论是系统直接封杀，还是人工操作，轻轻松松的一个指令，就足以让受害者再受打击，陷入更深的无助之中。

    这时候我有些昏昏欲睡了。前晚都没有休息好，焦虑紧张加上强打精神撑了大半天，实在困的难受。然后我把两个包放在里侧以防丢失，蜷起双腿，缩成一团，尽力稳定心神，希望能够睡着。这时应该到了湖北了。

    但心里有事，怎么可能睡得着呢？而且客运汽车不同于火车，坐过的都知道，它非常不平稳，速度不匀，颠簸不已。长途客运汽车有卧铺的，也有座位式的，我乘坐的就是座位式的。也就是我要坐着颠簸一天一夜，才能到广州。我一边困的上下眼皮打架，却又烦躁焦急，浑身不适，无法入睡。

    更糟糕的是，客车每过几小时，就会停在一个高速服务区，所有人都必须下车（应该是为了避免有人在车上偷东西，于是司机干脆让所有人都下去，免得出了纠纷麻烦），然后办吃喝拉撒的事。服务区的餐厅饭菜很贵，质量也差，环境又乱又肮脏，大热天还没有空调，人声车声音乐声各种噪音。我本来就吃不下饭，这环境更不用说了。至于上厕所，我当时也没喝什么水，同样可有可无。而这样下车折腾，倒是让我连蜷缩起来打盹都不行了。我得忍着焦虑和困意，无所事事的站在空地上，太累了蹲下来，蹲的不舒服又站起来，等至少半小时多则一小时，等所有人吃完拉完，司机决定要走了，再回到车上。这对已养精蓄锐、心情舒畅的人没什么，但是对我则是折磨。究竟是怎样的感觉，如果你两天48小时不睡觉（或者只偶尔眯一下），然后再逛街半小时、找个空地站上或蹲上半小时，就能体会到我苦痛的一半了（另一半是因为心里的事和PTSD，没有创伤和重要的事压迫，那您就有幸感受不到了）。整个路途上，至少这样折腾了四次。

    这么几次搅和，我更安生不下来了。无论是在精神病房长时间关押导致的惊悸，还是后来在警署蒸笼羁留室的折磨，以及回陆后又长途跋涉、面临的危险和经济困难造成的心理压力……我多么需要有个安全的地方休息、有朋友的陪伴和保护。然而，我这时却不得不强撑着承受颠簸与疲惫。

    这样没有伤痕却胜过被割一刀“短痛”的身心痛苦，只有亲身经历过类似状况的，例如身体虚弱时加班加点做高强度工作，又例如带病打工做苦活的农民工，还有像几十年前被送到东北西北“劳改”的知识分子，大概才能真正体会的到。看到我这篇长文的，有许多恐怕一辈子也体会不了那种痛苦。你们是很幸福的。但是还有许多为生存挣扎的、患有疾病的、因为外部压力和危险身心极度疲劳的人们，是经常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的。这些折磨，时间久了，不是让人变的麻木，就是暴躁，或者在麻木与暴躁中交替，让人丧失理智、平静，包括看起来各种“不正常”的神态和言行。如果对这些人用精神病学的方式观察和测验，很多人都会被认为“表达能力差”、“消极麻木”、“易激惹”、“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思维不清”、“认知混乱”……但其实这些往往是有原因的，很多也是短暂的、处在特殊环境下的，而不是根深蒂固的精神疾病，也不是吃药可以解决的。其实，如果有良好的环境，许多“不正常”的表现很快就能消除，恢复到和多数国民平日多数时候一样的状态。而如果关进精神病院，尤其条件恶劣、医护人员素质低下的精神病房，那结果大抵只会加重这些“不正常”，最后变的真的不正常、发疯。

    很快，天色已经晚了，汽车在高速上奔驰，我还是昏昏欲睡却又难以真的入睡。我焦急中又开始发给那些同学信息，在发了自述后又追问“你收到文件了吗？”然而并没有回答。还有那些此前还愿意和我说话的同学，有的同样不说话，还有的就是说“我现在太忙，以后跟你联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两天后我再问，就连回应也没有了。我给那么多人发了自述，他/她们有没有开群组互相“通气”什么的，我不清楚。不过无论他们背后有或没有什么事，总之看起来他们都知道站在哪边（或者观望、远离）更有利，都很会明哲保身。我脑子乱七八糟，总之当时心理状况很恶劣。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又像在郑州的旅馆里那样，焦虑过后、疲乏至极下，就睡着了。只是，这是座位不是床铺，只能缩起来，两膝顶着前面座位和侧面车壁衔接处，整个人卡在座位上，以这种不舒适但是比其他方式都“舒适”的方式睡觉。

    然后大半夜我又醒来，汽车还在行进中，空调吹的我发冷。然后我拿充电宝给手机充上电，又扫了一遍QQ，还是无人回应。我这时在座位上来回挪动身体，头一会朝左一会朝右，从头到背，再到屁股和双脚，来回闪转腾挪，座位不舒服是其次，主要是心里难以安宁。

    我看看前后和旁边，车上的人几乎都在睡觉。虽然有手机，但我已没心思看，眼皮都不想抬（或者说困的抬不起来），偶尔翻几下又放下了。我就那么僵坐了一个小时，又不知不觉的睡觉了。僵坐时的感觉，就反映了“如坐针毡”这个词吧。

    大约早上七点，天亮了。汽车已经快到广东省了。我又拿出手机，想起来那个被封的知乎有提示，说需要用短信验证码才能解封账号之类。然后我就选择验证，然而不知为何，我那个手机收不到短信。我又试了自己用另一台联通的手机发短信给它，还是不行。当时急的精神萎靡，折腾半天才发现被停机了。而话费明明还是很充足的，而且我为保险起见，又咬牙从已经没多少的银行卡上又充了50。结果还是停机。我又吓一跳，我以为是公安人员介入停机的。第一时间我也想不出其他可能。我想这坏了，我刚买不久的实名手机卡就被停机，下一步是不是要抓我？但是为什么我用的老手机没停机？那个同样是用的我的实名和身份证号登记的。或者不停另一个是公安为了追踪我的位置？我完全莫名其妙。

    过了好一会，我才想起来加了卖手机卡那个店店员的微信，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知道。过了很久，他才回复说，这是因为以前别人用过这个号码，现在实名出了点问题，需要我重新拿身份证到移动营业厅去办。我当时还将信将疑，担心可能是公安设计的，让我去投罗网？我在中联办割腕的事真的发酵了？不过我那时已经在绝路上，被抓也没办法，甚至还希望如果被抓早点抓，省的提心吊胆。

    然后汽车又停在一个服务区，非常破旧，和其他服务区一样脏乱差、物价昂贵。不过我还是买了几个鸡蛋和一瓶水。看来即便再难受，一天不吃饭还是会选择吃的。

    这是停靠的最后一个服务站。客车在这次开动之后，就直奔广州而去。到了广州郊区，我问司机去深圳在哪下车。他说你不早说，在服务区就有去深圳的，可以直接在那转车。我当时哪有心情思考那些，当然也就没提前问。司机说等一会到了前面就让我下车，然后坐公交去广州东站转乘高铁去深圳。

    订火车票时候发现，因为此前充的那50块钱话费，银行卡里没钱了。拿现金买火车票肯定又得多等很久，我那时累的恨不得立即到深圳（其实到了又如何？）。我打电话催促父亲寄钱，他说他在外面听不清。就算他听清了，他去银行寄钱也得一两个小时。然后发现一个贷款平台还有一点额度，我就直接借了200，然后订了高铁票。这次贷款还不算帮我什么忙，但后来我第二次逃离中国，网上贷款可是帮了我的大忙，否则我就出不去或者中短期内不可能再出国了。因此我无论如何也要还上那笔贷款（包括利息和罚息），这是报恩。

    到了火车站附近，遇到查身份证的警察。警察都是随机抽查，不过也有一定选择性。他们会选择认为“可疑”的人检查，例如我这样左臂上缠着纱布，很显眼的人。而且我估计那时我的脸色也不太好，也是成为被查身份证的原因之一。不过查了之后警察没什么异常表现，我还问了他去火车站怎么走过去。

    进了专为广深城铁乘客提供的候车厅，脑子里还是急得坐立不安。然后就拿着水一直喝，转移压力。而我对于看手机的心情完全没有。一直这么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水，喝到检票开始，登上高铁。

     在高铁上，我比此前还要困，脑子一团乱麻。旁边一些男女乘客有说有笑，还有一群可能是同一公司的七八个人在同车厢不知讨论什么。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表情和举止有没有异常，反正心里几乎和外面是隔绝的。

    直到这时，我也并没有联系包括D先生在内的任何深圳的人。因为我心里跟明镜一样（即便在极度焦虑下），他们可以在我“过路”时接我一下，但是更多帮助就不太可能了。但前面说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了。家里那个样子，又面临危险，根本生存不了，只能冒险一搏。而且我的要求也不算多高，就是有个住处，有基本的吃住和安全，还有自由。这就够了。但是这些我也难以启齿。D先生前面已经做了本就不是他义务的接人、请饭、找住处、送行，我再麻烦人家一次，算什么？至于H女士之类的，更是已经默认拒绝了。其他的我更不认识。而香港那边，冯女士和林先生也都算帮了忙，我现在又回到大陆了，更没有理由开口了。

    所以，我从打定返回深圳的主意，到买好车票，再到在长途汽车旅程中，直到坐上广深城铁，我一直都没有提前给D先生或者其他我打算求助的人打任何招呼。虽然此后很快的，我就把前面那些我难以开口的求助对象都联系了个遍。

    2.意料之内的求助结果和情理之中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和在汽车上颠簸不同，广深高铁速度很快。我以那样半死不活的僵硬状态，不知不觉就到了。我到了站台，才硬着头皮发信息给D先生，还发了站台图片，说我到深圳了。

    然后对面就一直没有回应。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应。而前几天，我和他通过微信联系，都是很快的、几分钟之内就有回复了。当然，我这样分析的话，人家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回复或者隔很久才回复，省的被这样“发现”冷淡和拒绝。人家一开始的热情和及时的回应，反而成了我“发现”对方婉拒求助、回避我的“证据”。那些一言不发，或者一开始就非常冷淡的，反而少了被这样讨论。这又是很讽刺的事。

    我在一开始没有回应情况下，就决定先去西丽那里。直接目的是去把手机卡停机的事解决了。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我并不知道深圳别的地方。我去过许多城市，但是深圳倒是在从香港返回前从未去过，我去香港也是从上海出发的。而在深圳那几天，我基本都在西丽附近，也就不知道更没心思去查深圳别的地方。所以我到了深圳，也只能选择去西丽“歇脚”。

    上了地铁，看见没有座位，我就直接蹲在车门旁边。如果不是人太多不雅观，以及挪动不方便，我就直接坐地上了。哪怕蹲着也不符合地铁默认的文明守则。但是我那时累的完全没有气力站到西丽去，也静不下心站着。于是就那么难受的蹲着，也没注意别人的眼光，哪怕很容易想到别人不会对蹲在地铁上的我有什么好眼色。

    就这么一路蹲到了西丽站。我提着两个包，找到了当时给我办手机卡的小店。那位给我办手机卡的店员鼓捣了一通后，告诉我要去距此不远的正式的移动营业厅才能解决问题。然后我就去了。

    我走到中国移动西丽营业厅的时候，浑身是汗。进去大厅虽然凉快了一点，但是头脑还是热的。我不耐烦的在窗口前排着队，幸亏没几个人。轮到我了，我把身份证给了营业员，报了手机号，她捣鼓了有十分钟才说可以了。我这时把手机递给她，想让她帮我换掉“副卡”换成主卡，结果她让我自己安装。这时我手里攥着那台iPhone SE手机。

    我那时头昏脑涨，又累又困，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弯，做一件事都发晕的不行，何况做好几件。然后我起身就走了。走到中间的手机展台，我想打开手机换上卡，然后把知乎那个被锁账号解开。结果需要用取卡的别针。我就去前台要。

    到了前台，我就下意识的从包里拿那部小米手机。结果发现那个苹果手机还握在手里，但那部小米手机居然找不到了。我一下子慌了手脚，困倦的脑子一下子醒了一半。我就使劲翻找，把两个提包放在展台上左找右找，还是没有。我干脆把两个包的东西都倒出来，也不顾把一堆东西摊在手机展台上不好看，拼命找了起来。

    然后还是没有。我这下子彻底慌了。那部手机是我为数不多的“大额财产”之一，哪怕只是499元买的。它是我随身两部通讯工具之一，也是我用两个手机号的必需品，在这维权乃至决定命运的关键时段很重要。另外，就是那部手机和那手机里的SD卡，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信息。虽然我维权前期和中期很少拍照（因为担心照片泄露遭遇打击报复），但还是留了一些重要资料的，包括少量关于网络暴力的情况。我当时同样因为担心云备份会泄露，保密也很麻烦，所以没有备份。结果这一下子就丢了。

    不过我丢失手机和SD卡后，反而为当初没有拍摄和记录那么多东西而有一丝庆幸的感觉。我更早时候丢失手机后，也是这样的感受。如果我拍了许多东西、记下大量内容在那部手机，然后我还是要丢，那岂不是损失更惨？我丢了之后不知道会痛苦成什么样，恐怕比被打的头破血流骨折还难受。现在没有丢那么多，我反而相对还好受一点，哪怕已经很难受了。我当然知道这种心态很扯，但丢失之后很自然就产生这种情理之中的非理性想法。我原本就应该多拍做记录的，然后应该好好备份。现在失去了一些重要的记录，永远都没办法追回。

    我在展台上找不到，就去柜台问，然后营业员也说没有。然后我又回过头来找，把营业厅各处包括地面都看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这是我头脑发涨的已经要崩溃了。我这时才叫营业厅的人看监控。过了一会，一位男营业员才告诉我看了没发现我丢在展台。我又问他能不能看看是否丢在服务窗口的柜台，他又去看了。这时候那位女服务员笑着说“你身份证还在这”，我才想起来我身份证也差点丢了，还没从营业员那拿过来。她给我的时候还笑着，而我丢了手机难受的很，看见笑脸真想呼她一巴掌，哪怕显然她没有错。在那样的心境下，或许对方什么态度和表情，都会让我愤怒。

    我等待过程中，还有人问我怎么了，可能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很疑惑吧。我说手机丢了，那位问我的女士说，“手机丢在营业厅，他们（营业厅）有责任的”，我根本没心思也没能力追究什么责任问题，只想着如何追回手机。

    这时男营业员才出来，告诉我看到监控了，就在我离开柜台时落在了柜台上，后面有一个女的，用胳膊挡着我丢在桌上的手机，趁营业员不注意装到自己包里。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手机号，说就是那个女的申请补卡的号，但是是广州的号，所以不能补，那女的就走了，所以也没留下她个人信息。

    我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立即拿苹果手机拨打这个号码，当然是无法接通。那位营业员说她就是来补这个号码的卡的，现在打不通。这道理也很容易明白，但是我那时急的思考不了这么多。

    然后我决定报警。虽然我从香港返回以来，一直都担心被警方拘捕，但是却不得不求助于警察。一是被丢失手机急的顾不得那么多，二是警察网络发达，想抓我即便不报警也一样能找到我。我打了110，那边简单问了情况，说警察会去的。我很着急，但是警察对这种可能司空见惯的失窃案并不着急，无论是出警速度还是警察的回应都能感觉出来。

    我在营业厅来回走，完全坐不住。等了十几分钟警察还不来，我路上就没吃好饭，饿的不行，就去旁边的拉面馆买一份蛋炒饭。那拉面馆里没有空调只有喷着热气的电扇。我本来就因丢了手机急躁，加上从郑州到这又累又困，自己的心像在锅里的蛋炒饭一样，似乎在被热火煎熬。我在拉面馆里站都站不好，更别提坐着了。我走来走去，一会出门看看警察来了没有，一会回来等饭出锅，大热天还提着两个包，那种感觉前面已经说了类似的情况了，但是这时又增添了几层难受。拉面馆的服务员看见我来回迅疾走动，说不要来回走了，还有别的客人。他不知道我心里多急，多久没休息没吃饭，已经浑身多热多难受。

    蛋炒饭终于出锅，我味同嚼蜡的吃两口就不想吃了。不是突然不饿了，而是心里焦躁加上拉面馆太热，完全吃不下，而且还要等警察来。最后我让服务员打包，顶着热汗提着蛋炒饭和两个包回营业厅等。

    营业厅有空调，但是没座位。后来营业员让我坐到里边一个办公室，我还是坐不住，把包放沙发上出来转。营业员说别把包丢了。如果他不提醒，我还真有可能再继续丢东西。

    警察终于来了。警车停在距营业厅有十几米的路上。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是不是我报的警，然后让我过去。我过去之后警察并没跟我一起来营业厅，而是带我去了西丽派出所。警察在路上就说，这是你自己遗失的，不是盗窃案。我说是被人偷走的，有监控录像。他说这就是遗失。到了派出所，接警的也很不正式，也没有做任何笔录，直接问我手机多少钱，我说五百块钱，他说那根本不够立案额度，所以不能立案。我把移动营业员给我的那张偷我手机的人的手机号纸条给了警察，这位警察拿着进了里边，很快出来说“这是广州的号，查不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查了。我看见他那态度就是敷衍了事的。

    我告诉他里边有重要的信息，能不能想办法追回。另外，就是营业厅有监控录像，能不能看看。他说“没办法，而且你是遗失手机不是盗窃，赶快换绑定的微信吧……”。我的绑定的东西大都在那个小的苹果手机上，倒是不用换什么的。但是最重要是那个手机和SD卡丢了，但是这警察一点不着急，可能见得多了吧。要是警察自己或者什么高官、外国人丢了手机、证件什么的，肯定动用人手大力调查了，跨市甚至跨省都能查到相关人的信息。至于是不是盗窃，移动营业厅的营业员说的很清楚，就是一个妇女趁人不备从柜台上盗走的。但是这警察不看监控录像，直接就说是我遗失不属于盗窃，纯粹是为了压低发案率、懒省事。

    这时又一个妇女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报案，在那和这位警察争执。我看他们也不可能替我找到手机，然后就道谢离开了。我倒不是感谢他什么，只是习惯性的礼貌而已。我上中学时候各种最起码的礼仪例如连打招呼都不会（因为没上小学什么礼仪都不知道）。我和警察争执，一定没有好果子吃，我心里门清。

    出了西丽派出所，我还是头晕脑胀，热的不行，如果不是地上也太热我就直接坐地下了。

    我打电话给广州的110，对方直接就说查不到、不管。果不其然的踢皮球。可惜我不是外国友人，中国警察对同胞的物品是不在乎的。

    我这就属于“屋漏偏逢连阴雨”，但并不奇怪，算不上“巧合”。正是“屋漏”，对“连阴雨”的感受才更明显。因为那时我精神恍惚，在香港受了一场巨大打击，PTSD正在发作高峰，又几天没有吃好睡好，不丢东西才是幸运。人越是处在艰难时候，就越容易出错，陷入更艰难的境地。我想到有新闻报道，有人家人生病，拿着现金去医院缴费，结果钱落在公交车上，后来幸亏有人送还。其实之所以恰在那时丢钱，很大程度就是过于紧张焦虑，丧失了平时有的注意力判断力。只是有的人不幸中有万幸，钱被送回去。而不知还有多少丢了钱或者更重要的证物、物品，再也追不回来，就像我这样。类似“病急乱投医”、“慌不择路”，都是一样道理。而这种在危机情况下判断失误、走错道路甚至差点毁灭，我后面还会遇到。

    我现在想，如果有人怀揣决定前程的证物上访、带着证明清白的证据在法院应诉，然后突然丢失证据，会不会因此发疯呢？如果是不易重新印发甚至不能补发的重要证件丢失，又会给当事人多大刺激？如果有人拿着一年打工的工资（现在农民工很多还是发的现钱，不是在银行卡）回家，准备拿这钱给孩子上学、老人治病用，结果在路上一年的劳动报酬被偷窃，会不会刺激成“精神病”？可不可能当中崩溃大喊大叫？这完全是可能的。对于富人丢几十万也不至于寻死觅活，但穷人丢几万块钱甚至几千块，都会失魂落魄。有多少“精神病患者”都是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刺激，才“精神病发作”的。对于这些不幸的人，社会应该给的是关怀，提供哪怕十分之一的补偿，有限但宝贵的救助，就能让他/她们从绝望中缓过来，而不是坐视其精神被摧垮，然后又将其关进精神病房继续受大罪。他们丢掉了重要的东西，应该理解失去者的痛苦，而不是当成“钻牛角尖”的“精神病”。

    3.呼救下又尝人情冷暖

    这时我又想到，刚才派出所没有表现异常，更没有传唤我，说明我应该不在维稳名单上，至少不在广东省的维稳名单上。想到这，我又感到一丝安慰。但是很快，没钱带来的恐慌就压过了这丝安慰。我马上又意识到，我最大的敌人不是政权，还是那些流氓恶棍黑恶势力以及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有钱什么都好办，没钱什么都做不了，活不成。

   我决定坐公交回到西丽。一是想去营业厅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手机，再一点就是我也不认识深圳别的地方。

   我回到营业厅，告诉营业员说警察不来，也查不到。那位男营业员就说“你让他（警察）进来看监控啊”，我才想到刚才不应该主动去警车里，而是让警察过来，然后警察就可能调阅监控，说不定就能再看附近的其他监控，找到偷手机的人了。但是我脑子一片乱麻，哪想到这些弯弯绕。在中国（或者说许多国家），报个警追个赃还有这么多小门道。

   我进去营业厅又转了一圈。还问那个接待我的女营业员能不能找到手机，她还是笑着说“茫茫人海，去哪里找”，我一点不觉得诗意而是非常烦躁痛苦，然后就走了。

    出了营业厅，我看见旁边有个“西丽社会救助中心”之类名称的机构，但是没有人。我当时真想冲进去找人求助。我虽然兜里还有几百块钱，但家里不会再有多少钱支持我了。我能去哪呢？

    我决定去肯德基。我不是决定要露宿肯德基了，而是实在太热、太热啊。我想找个稍微凉快的地方发信息求助。

    到了肯德基，我点了一份套餐（到了这时候，我反而不那么计较钱了，反正省二十块对我也一样），立即拿出手机给D先生，香港的冯女士、林先生发信息求助。我还告诉D先生我今天去派出所了，但是没有被问起关于香港的事之类。D先生说“你本来就没什么事”，但是下面求助的事，他还是没回应。我问林先生，现在我有没有可能被人监视，林先生说根本不用人（跟踪），到处都有摄像头。然后我又向他求助，说希望有个住处，他没回应。我联系冯女士，告诉她如果我再没有人救助，我就要露宿街头了。她说你为什么要露宿街头呢？我说没有钱了，父亲中风还有后遗症，我姑姑打我奶奶，家里一团糟，根本没人能保护我，也没办法在金钱上支援我。她说她在香港，在深圳这边没有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能不能给林先生说一下，她说她会去说的。

    过了很久，我看他们还是没有回复，就又催着给林先生和D先生发了许多信息，主要就是希望给我安排个有吃的、住的，以及有人的类似于职工宿舍的安全场所。我连续发了不知道多少条信息（因为我今天晚上可能就没有地方可住，那几百块钱能花几天），一次比一次急切，然后D先生沉默很久之后回复，说他现在不在西丽这，在龙岗还是什么别的地方，赶不回去，让我自己找个旅馆住下。而林先生稍后回复了我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人家（D先生）又不是慈善机构，帮你（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就算你要找住处也得有个计划，现在什么都没准备，你（从河南）跑回来嚷着做什么？我们帮不了你。具体还有一些话记不清了，反正不怎么好听。

    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但是情急之下我还能找谁呢？这就是人们一开始就不愿意沾上弱势群体的原因吧。弱势者走投无路，率先想到的，最先拖累的，就是相对最近的人、曾经或者说已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我看救命稻草要断，就给他赔不是，说那能不能缓一缓，我是太着急了，能不能慢慢想办法给我找个地方住。他此后就没回复我，此后我和林先生也再没联系了。

    这时D先生说他会想办法联系社工，找人来帮助我。我说能不能就在他所在的公益机构打杂，我现在（当时）最需要有人的地方，有人就意味着安全，我出什么事至少有人知道。自从待在香港的精神病房那23天后，我非常恐惧于一个人待着，非常希望和朋友或者其他信得过的人待在一起。D先生只是说在联系，而且说联系我家乡河南安阳的社工。而我一点都不想回去，不想回到那个充满暴力和冲突的家庭。不想面对流氓恶棍的威胁，以及很可能的地方政府的维稳。

    最终，我决定赌一赌，还是找了个旅馆住下来了，而且是带空调和淋浴的。我想，反正过一天算一天吧，省着住又能省下几个钱？

    我到了旅馆，把空调调到最低，狠狠的洗了一下澡，还把被汗水打湿的衣服洗了洗。我就是这样转移注意力，尽可能放松下来。

    4.又找到新机构看到一丝光芒

    这时，D先生突然来了信息。他告诉我，他联系了一家关于儿童保护方面的公益机构，有一个负责人丁女士。可以让我试着和她们联络，看看能不能提供个工作或者其他一些帮助。我虽然对这个机构完全不了解，但是一下子就像又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哪怕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人家条件肯定也有限），急忙询问具体情况，并且记录了联系方式。

    D先生给的联系方式是个固定电话。我打过去，就是D先生说的丁女士接的。然后我就大致把情况说了下。我还告诉她我有过自杀，如果去她们那工作，她们会不会有顾虑。我想的还是希望坦诚相待，而不是后来被发现有过自杀经历再嫌弃和恐惧。

    丁女士听过之后没有拒绝，问我可以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可以写东西，或者打杂也行，就是希望住在个安全的环境，例如职工宿舍之类，有人和我在一起（当然我的意思是男性的宿舍）。她告诉我，她的机构主要就是给小孩子教东西，还有照顾小孩子的。我说我没有经验，但是我可以试试。不过她们机构没有住宿的地方提供，而且一时半会也不可能立即安排什么工作。这时已经很晚了，于是就结束了通话。

   我一下子心里好多了。我现在（那时）特别希望能够有人帮助我、支持我，或者至少有人知晓我。在香港精神病房被关押起来的经历太可怕了。而被维稳抓捕或者黑恶势力围攻同样是我担心的。所以我特别渴望去有人的地方，和这个社会上能感觉安心的人（而不是精神病院那种类似监狱里边的医护，以及其他各种在一起没有安全感的人）接触、谈话，呆在一起，才能感到安全。

   也可能是我白天实在太困太累，虽然焦虑不安，却也很快就睡着了，而且一觉睡到早上。

   第二天一早，我看了看微信，又联系D先生。他说他在找相关机构，但是还是以河南老家那边的为主。他大概是说一般都是哪里的人由哪里的公益机构负责，别的地方不好找也不管。不过他说佛山有一家关于心理救助方面的机构，可以问一问，给了我微信号。

   我加了之后，看到这家叫“绿丝带xxx”的机构是关于抑郁症患者关怀方面的。我那时很无助，就比较心急，还没怎么寒暄就直接把我的各种文件附件，包括发给媒体和学者的信、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等等，一口气都发了过去。然后对方就一直没动静了。

    我给D先生说了情况。他说，你把自述转给他们就行了，别的不要发啊。我这时反应过来，发的这些带有政治色彩、批评社会的内容太多，很可能把对方吓着了。其实即便自述里都有大量时政和批判性内容，更不用说其他陈情、请愿性质的文章了。对于绝大多数国人，看见这些估计下意识就会远离吧，哪怕里边的言论在正常的公民社会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在社交平台上求助新人旧人

    我想，自己再住一天就住不起了，再给家里要钱不是办法。我想今天就得找个能够帮助到我的人。然后我就看微博。以前我联系过的人我就先放下，因为我知道联系也没什么用，他/她们等于已经拒绝了，我决定找还没找过的。然而这更难。

    我这时精神紧张，根本无法平心静气的思考找哪些人，也没时间仔细寻找，于是随便翻看微博，正好看见一个叫“果子狸”的博主在曝光支教老师被性骚扰的事情。我看到她热心关注受难的事情，于是决定就向她求助。当然，后来我知道了，她和我前面提及的那些女权分子是一类的人，我再次所托非人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把个人简况发给她，还转给她我发的微博。我也记不得发了多少条，大概有二十几条吧。很快，显示已读。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回复。我又追问，她后来大概是说管不了什么的。然后再发就没有显示已读了。当然，我主动求助是我自己的问题，怪不得别人，那时也无法仔细分辨、认真挑选求助对象，人家更没义务帮我。而且没有直接拉黑我（应该只是设置消息免打扰了），就已经不错了。

    此后，我开始群发求助信息。我把讲述自己概况的微博分享给各路大V（主要是“公知”和媒体博主圈子的），也来不及一一说明情况，而是这么广撒网的方式，希求得到回复和帮助。从这天一直到我出国避难，基本上前前后后发给了有五六十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以前从没求助过的，那些在2016年10月至2018年5月找过的，我在当时（2018年7月）很少再重复找了，反正这些人已经拒绝过，有些我已经很清楚了解到他们具体品性了，我再联系也是无益，何必再讨苦吃。不过，这轮求助此前没找过的人，我再次讨了一堆闭门羹。

   大致来说，“闭门羹”类型有这么几种。1.一言不发型。这种情况占到我求助的人的80%以上（也可能更高比例，记不太清了）。有些是开了已读标志，已读不回；还有的则是可能设置的不显示已读，但是也可能读了。然后这些人一律采用人类拒绝他人最常见、最拿手的方式--一言不发。当然，这一言不发背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些屏幕背后透着鄙夷，有些是叹息，有些是嘲讽，有些是耻笑，或者有的兼而有之。面对一言不发，只能靠脑补了，根据个人和他人的经验进行倒推，大抵就是这些种的心理，当然，细分下去，还有各种“亚心理种类”，再到更具体的每个人不同的细微想法。至于求助者多么无助、多么需要支持，哪怕口头的声援，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是不在乎的，或者在乎也只是在乎一丝一毫，很快就在心头消失了的。

   2.敷衍了事型。这种基本占到了余下求助对象的绝大多数。也就是，对我的求助，模棱两可的说会看的、收到了之类，然后再无任何其他的回复，包括无转发、无评论，也没有建议或者说话很是粗鲁。当然我倒不是说让人多么彬彬有礼的回应，但是有些人站在被求助者的身份上，就有一股子傲慢与偏见。

   3.简短回应型。只有个位数的对我的求助做出了回应，例如转发了我一篇微博、做了一点评论，以及建议我多转发和评论其他人的微博，然后慢慢才能得到关注的指点。虽然这些人对我起到的作用也几乎是零，但毕竟回复了几句。其中说让我多转发和评论其他人的，这建议听起来的确很好，但是我那时哪有时间去慢慢通过积极发言引发关注啊。再说，我此前和之后在互联网上的遭遇，都证明我是典型的不合群、容易招上攻击乃至谩骂的人，不会讨好他人，缺乏耐性和思想激进，很难通过多发言讨论得到多少帮助，反而被流氓恶棍盯上。关于这点，我在文章开头就举了例子，后面还会遇到。总之，即便说话还好的，也没帮上我什么，建议即便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并不可行。

    当然，我前面将近两年里，几乎“精挑细选”的寻找和求助可能帮到我的人，结果都无功而返，这时却以如此急迫的方式，随便选了一些在那两年的求助中已经潜在的排除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帮助呢？我那两年求助的百余人和机构，我还专门写具有针对性的书信、邮件，甚至登门拜访呼吁其关注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最终都到处被冷落，又何况此时这种自己都觉得不正式但是急中无智的“群发”信息求助呢？何况，别人为什么相信我？而且网上那么多需要救助的人，这些人士也救不过来。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但是，紧急情况下，我也就饥不择食了，哪怕最终也没有得到什么“食”。

    至于那些我以前算是联系过或者说过话的，表现也无二致，大体上也是以上三类。以上联系的这些名字我没有记全，总之基本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关于这些人，我还是和前面我求助过的人列在一起的另外文章中吧，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我找的还是相对的“好人”，那些流氓恶棍、无耻之徒，我当然一开始就不可能去求助，哪怕有些人在微博上很活跃、经常“接单”各种求助和爆料，对于急需帮助、得到社会关注的人颇具吸引力。这类人我在本文其他章节提到过几个，例子“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记者王志安等人。例如我认识的一位因童养媳事件受害的底层女性，就是被这几个知名的“自媒体人士”坑苦了。

    在看到我文章的极少数人中，有人看见我说我精神状况如何糟糕，建议我去精神病院。我就立即把看到的关于精神病院各种虐待、欺凌以及恶劣环境的文章截图发出来。那人就说那这不好那也不好你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听见这些建议都极刺耳。看来别人袖手旁观也是很有道理的，处在绝境里的人越帮越麻烦，埋怨助人者是很平常的必然情况，所以旁观者袖手旁观而不是干预也是更好的选择。

    我在求助过程中，发了前面提及的孔杰荣教授写的关于中国精神卫生状况的文章《中国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和任意拘留》，一位姓石的作家转了，结果很快被屏蔽，阅读数定格在2800多。在中国，即便不涉及直接批判政治问题，也会面临删帖、屏蔽、限流，弱者的呐喊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会被迅速灭声，如掐住脖子、割断声带。多少罪恶和冤屈就这么被掩盖了。

    我还试图购买微博热门，让我的微博被更多人看到。结果我付款之后却被提醒，因微博内容有负面内容不适宜推广之类而无法购买，款项也被退回。我多次尝试都是如此。在中国，维权到处是障碍，即便有些不太敏感的东西可以发布，但是发布负面的东西往往受到多种很隐形的限制，没发过用过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繁杂的障碍。维权者、诉屈者本来普遍都人微言轻，这些限制和压缩，让仅剩的一点声息又降了许多，还有几个人能听得见呢？

    除了在微博上，我还用自己另一个号打开知乎，贴上自己的经历以及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建议（这次我吸取了封号的教训，一是删减敏感词，二是用图片代替部分不方便删除的内容，然后这次就没被删），寻找关于校园暴力话题，然后把自己的回答发给相关答主。但是除了极个别人，绝大多数也是没有回应。我很清楚知乎的风气，知道知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聚居地、普遍崇尚弱肉强食，但还是决定至少联络一下和校园暴力话题相关的答主，以私信方式发给回答了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几十个知乎用户。结果也还是没什么回应。当然，这也可能跟我写的东西太复杂、比较枯燥很有关系。我不会讲故事、不会娓娓道来，更习惯直陈事实、发表枯燥且并不精辟的理论论述。而且，让这些素昧平生、生活也很普通的陌生网友支持保护，本身就很不合适，哪怕我找的这些人也大都受过校园暴力之苦。

    在微博上的求助中，我无意间看见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妈妈的求助，大概是说的家人病了，多么需要十万块钱，还说这十万对于有些人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她的家庭就是可以救命的，却没人肯在这时给她……总之她说了很多，和我当时想的很类似。的确，那时候我有了几万块钱也能起死回生，除了吃住也可以住在相对安全的环境，至少有了腾挪空间。但是没有人给，也没人有义务给，给了也要承情、或者为之做事成了依附者。过几个月后我依靠家人和自己在网上贷款离境，我最感激的，是网贷公司，以及一部分有牵线搭桥才得以借到的网贷的过程中帮忙的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第二次生命。而那些知名人士、熟人朋友，倒是绝大多数都没帮上我一点忙。多少熟人和陌生人，都抵不上一个网贷公司啊。听起来讽刺，但对我这就是现实。

    无论在微博还是知乎，以及此前发邮件等方式求助，语气充满可怜、谦卑、低贱。例如“救救我吧”、“希望您关注，我都绝望了撑不下去了”、“能不能帮帮我赶快”……这种语气看似诚恳，但是多数人恐怕不会被打动而是厌恶。将心比心换位考虑，我现在看到各种哀求帮助的文字或视频，也经常直接翻过不看，或许有不忍的因素，但也有对这种诉苦哀求的下意识厌恶，就像人们看见祥林嫂讲惨史，厌恶不由自主就产生了。除非很会讲话，大多数求助被看到后都是厌恶，像看见脏东西一样避开，这就是现实。

    还是那句话，他们的确没有义务帮我，哪怕我是在义务的为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奋力呼吁，为此耗尽资财、流血被囚，并愿意付出死亡的代价（其实对我而言，被关到精神病院或者监狱比死更糟），以实际行动做了防治校园暴力的抗争者、先行者。我从不否认自己有私心，但那点私心也只止于报仇和赎罪罢了，我做的事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民包括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在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上的努力、牺牲了。这些在本文前面都详细讲过，在此就不重复了。难道我做的这一切，还换不来基本的衣食和安全吗？还不值得最起码的声援和保护吗？理论上当然是“否”，但是现实的答案是“是”。

    然后我下一步去哪？还是拖下去等死，不，等着被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监狱？反正后两者都比死可怕。如果当时有安乐死，我一定会选择填表报名等死。可是，现实残酷的是死也不容易，并不是随时都有勇气跳楼或者割腕的。其实，自杀和杀人一样需要鼓足勇气，假如没有安乐死程序帮忙的话，死也很难。

    6.决定硬着头皮去找人求助

    D先生不露面，不过推荐我去一个叫“宝安区xx服务中心”，说那里有心理咨询，或许可以帮助我。当然，这时候我最重要的是生存，心理咨询或者其他心理上的帮助当然也很重要，但归根结底是次要的。

    我在地图上搜索到了前面提到的那家关于儿童保护机构所在地，决定去看看。当然，我知道这样做很是无礼，不过我想，找个地方试试总是好的，说不定可以得到帮助，至少有个地方住。此外，我也准备去宝安那个服务中心，但是距离更远，我决定那边晚点去，否则不知要多久。

    其实经过前面两年尤其香港之行的经历，我本不应该再抱什么幻想乞求别人的帮助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其他选择，自己完全处在危险、危机之中，在PTSD中随时可能倒下。所以，厚着脸皮到处抓救命稻草，至少在当时，成了下意识的选择。当然，现在冷静下来想，那些行为当然是不合适的。

    我坐着公交，又是晕晕乎乎的，到了那家机构的所在地。那位丁女士当然有些惊讶，没想到我从地图上找过来。然后她让我坐在那，问了问我的情况。期间，高度焦虑抑郁的我，根本是坐不住的，一直坐立不安。

    这里除了丁女士，就是一群工人阶级的小孩子，大多数是女孩子。至少我的印象里，她们看起来至少当时没什么烦恼，做作业、玩耍，不过我融入不了这样的环境，坐在那无所适从。房间里没有空调而是电扇，我感觉挺热，就想出去转转，然后把一个提包放在她们这。

    我去四周看了看，这里也属于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这个时段没什么人，和热闹繁华的深圳市区对比鲜明。我漫无目的的到处逛，感觉很饿，就去买了一份汉堡和薯条，10块钱左右，我也舍不得买更多更贵的。虽然没吃饱但稳定了下心神。

   我看看四周有没有租房的，看了半天也没有。我想的是如果住在这种公益机构附近，就会好一些，感觉安全点。

   我转了一圈差点迷路了，手机放在他们那充电没办法用地图，转了半天才回去。这时候可能是下课了还是怎么回事，一屋子都是孩子在玩，大都是不超过10岁的，丁女士正在哄她们。这些都是工人阶级的子女，父母都在打工，幸亏有了这么一个场所，不至于让她们无人看护。但是无论空间还是环境，这个机构都太狭窄简陋了。至于玩的也都是各种“土”游戏，还有的在写作业，并没有什么儿童休闲娱乐设施，最多有些画板供她们画画。

    我就问丁女士，我怎么办呢？她说你可以试着打工，在肯德基麦当劳之类应聘就好，他们都招人。我说我现在精神状态没办法去那些地方工作，怕适应不了（如果我当时那状态刷盘子，估计都会脱手打碎）。她说那你肯定要工作啊。另外，她还给了我一个可以投稿的网站，好像叫“橙雨伞”什么的。她说那里会接受投稿，在网上搜就看到了。我那时心力交瘁，哪怕连搜索查询都没兴趣。她看我这个状态，还有我说的个人情况，建议我去一家叫“x星家暴防护中心”去看看，那个机构是关注和帮助家暴受害者方面的。

    我顿时非常欣喜，说那我去看看？她说现在不知道是否已经下班了。我看时间还来得及，决定立即提着包去“x星”那里求助。于是我对丁女士道谢告别，浑身是汗的再次坐上了公交车返回市区。

    7.以为终于找到了帮助我的机构

     一路颠簸劳累，坐了至少大半个小时的公交，到了位于龙华区观澜大道，找到了“x星”所在的“富本大厦”。到了楼上，看见了这家机构，里边还亮着灯但是门已经锁了。我心想，看看这家有没有心了，否则我今晚就无处可去了（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把剩的几百块钱在几天内花光）。

    我敲门后，一位20多岁的女士开了门，我说我是河南的，是想寻求家暴救助的（我没办法提关于政治方面的事）。这位女士让我坐下，问我喝水不喝。她说她不是领导，做不了主，要打电话报告一下我的情况。我坐下之后，心里终于好了一点，心想这机构真有可能救我。

    忐忑的等了十几分钟，过了了一位周先生。这位周先生是鹏星机构的领导之一。他大概的问了问我的情况。我就非常简略了告诉了我的处境，主要讲的是我姑姑的家庭暴力和我遭遇的校园暴力，关于维权和政治方面的事一个字没提。我还告诉他，我原本有相关证据，但是现在找不到了（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时候的图片，有些在那个丢失的红米手机），我手机昨天才丢在西丽，精神状况很差，急需救助。

    这时这位周先生说，他要和一位社工联系一下再决定，那位是处理关于家暴方面的专业社工，姓刘。他就给那位社会打电话，我听见他说“我看他（指我）很有潜力，很不错，看到一种希望……”可能是感觉我谈吐言辞比较清晰，显着有文化水平吧。其实那时候我精神紧张，表现的已经是很差的状况了。不过可能相对于他接触的许多救助对象，我反而相对比较像个人物吧。当然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让我的形象一下子在他们眼里掉到谷底。

    然后周先生让我和刘社工通话。互相礼貌了一下后，这位刘社工说，现在对我的情况有两种选择，一是去深圳市救助站，但是那里条件相当艰苦；二是这个机构提供1000元防家暴资助，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我说我不需要钱，就是想找个住宿的地方安全住下。他说现在只有这两个选择。

    关于救助站，我是住过的，还亲身体会到救助站里的残酷。我是在2009年左右，因为校园暴力休学，外出旅行时在汽车站被骗（就是汽车站门口那种小店，我给他100块钱他说找不开，然后还给我，这时已经被换成另一张假的100人民币了）在河南洛阳市住过一次救助站，救助站里有一个叫高鹏飞的年轻工作人员（说不定此人现在还在这工作）很野蛮，我被救助站人员恐吓和谩骂。至于里边的环境，就是水泥地/石板地和草席，而且不允许出门、不能随意走动，有物品还要寄存（其实就是暂时没收起来），和监狱差不了太多，当然应该是比监狱和精神病院好的，但仅此而已了。

    总之，进过那种恶劣环境的我，加上也听过其他人讲救助站、收容所之类环境的恶劣，所以当然不愿意去。此外还有个更难公开讲的事，就是关于政治问题。国保和公安完全可能直接从救助站把我关到什么黑监狱和精神病院。那才真是连专门抓捕都不用，自投罗网。如果我想去救助站，我根本不用找社会救助机构，自己就去了。

    所以我决定选第二条路。虽然我知道1000块钱其实没啥用，尤其这包括去开旅馆的费用，节省着也就能生活个十天左右。但是，这已经很不错了。我最终决定选择第二种。然后我表达了感谢。刘社工说，你和那位周先生走就行了。

    期间，我还提到我的手机丢在了西丽，如果没丢，就可以拿出一点证据。刘社工说，有（被家暴）的证据最好，如果没有那也就没有了。而那位周先生也是这么说的。我想自己也是倒霉，要是早一天见到他们，就能提供一点自己关于受到暴力伤害的证据，是网络暴力方面的。然而可惜没有了。

    那位周先生接过电话，又和刘社工说了些话，就告诉我，他会用微信转给我一千块钱。我说不急着给钱，能不能给我找个职工宿舍之类，我不想住旅馆（主要是费钱）。他说没有，鹏x的员工都在比较远的地方自己有住处。此外，他和那位刘社工还都提到，说关于家暴庇护所，深圳现在还没有，据说宝安有一个在建，但是还没建成。反正中国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神速从高铁、高速公路，到城市的公园和路灯乃至厕所，中国都遥遥领先世界，但是2018年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的深圳，一所家暴庇护所都还没建成。反正对于最弱势、最底层的人，国家、主流社会总是忽视他/她们的，哪怕全国有多少妇女和孩子急需庇护、急需得到救助。处在更危难、更绝望的人，比我多的多。

    然后，周先生就和那位也要下班的女士，一起和我去找旅馆。有了两个人跟我走在一起，我一下子安心了许多。我多么希望每天都能够呆在认识的人、能够支持我的人身边。在香港精神病院的被关和之后的那些天，我无比恐惧自己一个人待着，感觉毫无安全感。现在有了两个说话很关心我、很温和、肯陪伴我走路的人，我终于略微感到一点安心了。

    按他们的意思，是准备给我找个大型的连锁酒店，但是我完全不想这样。这一千块钱够用几天？如果那种旅馆，估计三五天就花光了，还不包括吃饭。但是一开始我还不好意思提。等走到半路上，我才委婉的提出能不能就找个小旅馆住下，这样比较省钱。而且现在我既然已经和这家机构还有那个儿童救护机构的人联系上，也就不十分担心在小旅馆居住会不安全了。当然最重要还是缺钱，住大宾馆太浪费。

    最后，在离鹏x机构不远处找到了一所小旅馆，好像是不带空调40元一晚。我决定就住这吧。然后开好房，那位周先生还一路把我送到楼上（最上面一层，6楼），说有什么事有给他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就好。我很感动，连连道谢，然后告别。

    我躺到床上，精神才稍稍放松下来，哪怕跑了一天还是头昏脑涨的。但是我也知道，等这一千元花光，就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了，所以还是得早日将自己的事情公开出去。

    因为有了前面说的这些公益机构的人帮助，我就有了底气。我决定把原来只发给关系较好的同学的自述、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材料，扩展发送，直接发给班里几乎所有人，也发到班级群组内。而这必然会让那些加害者们看到（虽然我没直接发给这些人，但他们有一部分在班级群里，其他人也会传给他们），这相当于直接对他们宣战，也会让我深陷更大危险之中。但我还是决定发信息，不想再拖了。

    于是，我迅速把自述、《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等一股脑全都发了出去，按照班级群里的人员一个个分别发送，不到半个小时，就发给了至少50人。当然，这不包括前面我提到的在回深圳时就已经发给的十多人。

    然而等待我的，是一片沉默。我这次发的对象远多于上次，但却很长时间之内一个回复都没有，看来关系稍远一些的，对我都是避之不及的。

    我这时还给前面提到的佛山的那个“xxx小喇叭”机构回复了一下，说我暂时已经找到安置我的机构了，不用他们费心了，让他们放心。然后对方就回应说“我们这里刚刚成立不久，资源有限，能能力有限，还请理解”之类，而他们前几天一直是一言不发的。估计是看了我的自述和给各大机构、媒体的信，以及其中涉及的政治问题，而不敢帮助我吧。这回复翻译一下意思也相当于“我们庙太小，盛不下您这尊大神”。

    我躺在床上，晕晕乎乎的，电扇扇着热风，难受不已。如果换成空调房，我心里虽然肯定还不平静，但是焦躁可以减轻不少的。所以为什么越是有钱的人，越能保持优雅。就是因为他们即便落难，还能有良好的物质条件抵冲他们的痛苦，让他们至少看起来不那么猥琐不堪。

    又是累的大汗淋漓的一天，我随便洗了洗脸和胳膊腿，就躺在闷热的房子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8.再次求助同学失败

    第二天醒来，我看见一位钱同学回复了我的信息，还问我这几年怎么样了。我一边哭一边发信息，让她看看我的自述。

    这位钱同学在河南师大附中毕业后，考上了澳门大学。如果她肯帮我联系一个公益机构，或者找个能够托付的人，我也就安全了、生活有着落了（当然并不是让谁养我一辈子，而是说有个缓冲时间，让我从恐惧和焦虑中缓解过来）。她也是那种“动一根指头”就能让我活下来甚至活得好的同学。我在2015年左右，还曾经和她联系过，简单的倾诉过我的受害和加害史，包括被别人殴打、跟踪、谩骂，拿剪子投在我的后背，以及我也曾经“背后捅刀子”式极为恶心的手段用裁纸刀刺伤他人后背的事。她当时还劝我不要自责，但是后来也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这次她看到我的留言和自述，她说内容太长了，需要慢慢看。我说还有很多材料，能不能发到她邮箱，她说可以没问题。然后给了我她的微信和邮箱。我以为她有可能帮我，很兴奋的把许多资料、个人呼吁都发给了她。

    我等了很长时间，她才说，你的那个姑姑太坏了，你应该离开那个家庭。原来她只看了自述开头。其实，我何尝不想早点离开家庭，可惜被校园暴力破坏了，考学失败了。还有，虽然我姑姑虐待我，这个家庭很恶劣，但是还是供养我上了这么多年学，我离开这个家庭，难道你们养我？当然我没直说这些，我说让她自己往下看，看完自述再说吧。

    结果，后来她就再不说话了。因为我在文中提到了凌霄汉、牛琮、杜邦、孙启宇等人参与校园暴力，这四个都是钱同学的同校同学，前两个还是同班同学。因此，她不想得罪这些人，干脆不再对我说话。

    其实我并没想让她和这些人撕破脸、支持我，而是希望她帮我找个公益机构或者能够帮助我的人。她是澳门大学的，那里的公益组织和相关人士肯定有许多，找到能帮我的并不难。但她估计认为，这样也会被视为站在我这边，可能得罪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所以干脆一言不发。任凭我一再询问她，求她帮我找公益组织、希望她伸出手拉我一把，她都不说话。

    后来，我也把我在香港割腕自杀未遂，以及向中国各级政府和媒体举报欺凌我的人、失职渎职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等信息，她看见这些估计更不敢帮助了，乃至不再愿意沾惹上了。再是名校的高材生，也是精致利己、明哲保身者啊。她不知道（或者知道），她拒绝帮助我，我就可能掉入深渊，因为不知哪个举动就被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以及被校园黑恶势力袭击伤害。当然，还是那句话，她的确没有义务帮助我。这个社会到处都是互相“没有义务”的人，即便是同学也不例外。

   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抱大腿”的性质，看见人家是澳大的，就想着得到人家的荫庇，就想拉别人的腿，而不考虑别人的难处，自己也不要脸了。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澳大的，钱同学现在急需援助，怎么办？我会在考虑实际情况后，力所能及的帮助她联系公益机构，如果手头宽裕，哪怕基本吃喝不愁，我一定会拿出一笔不多的钱财支援钱同学。当然，换位思考只发生在脑子里而不是现实中。现实是，钱同学是澳大高材生，地位高、生活优渥；而我则是落魄的底层，人家碰上就怕惹麻烦，说不定还嫌脏、多事。强者有无数理由鄙夷弱者，弱者只能以“换位思考”自我安慰，却改变不了现实。

    不过，相对于绝大多数沉默的，钱同学看起来又“好”了很多。前面我都说过了，那些一言不发的，从一开始就不帮忙、甚至倾听一下都不肯的，难道不是更糟糕？所以我还怨钱同学什么呢？那些人的名字，前面我已经列举了一个遍（当然列举也没什么用），在此就不重复了。

    还有一个不坏的消息，就是那些校园暴力欺凌者，收到我发的这些信息后，并未对我发起攻击。至少表面上我没有看到，至于他们私底下有没有搞什么事，尤其和黑恶势力有联系的人是否准备找我麻烦，那我当然不得而知了。虽然在以前学校的时候，我做出反击，他们往往就会瞅准时机攻击我，例如拿书砸我的头、一群人像黑社会一样紧盯着我一言不发。当然，在互联网上，各种侮辱诋毁、谩骂攻击也是很容易的，就像我开头提到的事情，足以让我落荒而逃。再用点力，“身败名裂”也不是不可能。在如今这个年头，谣言驱逐真相、黑白错乱，还有什么稀奇的吗？例如新闻报道一位姓安的女医生，去游泳时被另一家的小男孩性骚扰，她丈夫忍不住去打了那男生，结果却被那家人混淆是非发到网上，最终安医生被诋毁的服用500片安眠药自杀身亡。

    不过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些公益人士，就自以为不用太怕这些了。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公益人士的帮忙，也就“点到为止”，我真的被各种攻击，他们恐怕是不会管也管不了的。

    9.自以为融入了公益团体、生存危机迫近

    当得到“x星”的救助之后，我把个人资料、防治校园暴力的呼吁信件都发给了他们，那位刘社工还称赞我不仅关注自己（的遭遇），还关注他人和社会。这时看起来关系很融洽。

    此后，我还去了那家儿童保护机构。在那，我正好遇见一次开会，讲女工们这四十年来恋爱史的变迁，我还拿到了一本她们印刷的资料。另外，还通过这次开会认识了一位喜欢跑步之类运动的大妈，她说她可以带我一起跑步之类。我觉得自己融入了集体，与相对隔绝的社会有了正向连接，感到安心平和了许多。然后那里还有一位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义工，我问他大学有没有关注校园暴力的，他说会帮我留心关注一下。

    说到这里，他们这次开会，还提到了家庭暴力和同性恋问题。听一位女工说，家庭暴力很多，她一位朋友就是天天被丈夫打，都被逼的要自杀了（我也没听到最后到底自杀了没有）。而家暴这个问题也是社会痼疾。我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小时候被姑姑殴打，那种恐惧我是知道的。近20年前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是反映家庭暴力的经典影视剧。在那部电视剧里，冯远征饰演的安嘉和对妻子梅湘南的家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剧中也提到许多妇女因家暴无家可归，但剧尾提到了深圳建立了家暴庇护所。可是到了2018年，深圳还并没有一所真正可以让受家暴、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及其他创伤者安身之处。我前面听到刘社工说“还在建”，我不知道这十几年深圳、中国都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早点建起来。深圳作为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城市之一，都还没有一所家暴庇护机构，何况其他城市、县城乃至农村？而至少数百万被家暴者（绝大多数为女性）头破血流的生活在恐惧之中，无处可逃。

    后来她们又谈到同性恋问题。有的女工说看见同性恋觉得恶心、变态。这就是弱势者内部相互的不理解乃至鄙夷、仇视。同为弱势群体的女工和LGBT群体，本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扶持，而不是相互隔阂。虽然丁女士在讲要理解同性恋，但是还是有参会的女工不能理解，我觉得很令人伤感。女工被欺凌、同性恋被歧视，这些人应该团结起来的，共同参与进步事业，推动女权、LGBT权利和平权运动的进行。如果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对强者、对结构性的不公反抗，那将是多么好啊。但现实是，弱者之间互相缺乏了解，甚至相互鄙视，不要说合作了，不拆台就不错了。这正是进步力量发展壮大、团结互助存在障碍的表现。

    不过这时对于我个人，一切倒似乎都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得以参加集体活动，和不少公益人士有了联系，感到略微安心了些。

    但是，有两点问题，其中一点还是致命的。次要的问题是，融入一些集体需要时间，不可能一下子就融入，别人对我、我对别人都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而这需要时间、精力、各种客观条件。可我那时精神状况不佳，缺乏进行长期交际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钱的问题，或者说住宿为主的钱的问题。我住在哪？1000块钱的救助金很快就会花完，到时我去哪里？我现在的精神状态显然不适合立即投入工作。可是住在哪？吃饭问题怎么办？

    那位丁女士说，不要总想着有救世主帮你，要自己努力找工作。但是我在香港精神病房和警署羁留室关押那23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PTSD很严重，根本没办法工作啊。如果是精神状况很好，没有受那些折磨，我倒是可以试试先找个工作。但是我也不想一辈子被粘在底层，我不甘心。

    其实我那时是想加入一些公益组织、社运团体，哪怕只是打杂也好。例如我希望能够在“x星”机构帮忙做事，也算是有个安身之所。然而，那位刘社工明确说这是不行的，而且多次强调说不行。他不知道我想当年可以考上怎样的学校、去何种影响力和地位的机构。

    刘社工给了一堆建议。他先后让我选择去政府给大学生建的青年驿站、去弘法寺、去云南（没错，云南）的一家叫云南明心的家暴庇护所，以及，去教会。然而仔细甄别，发现基本都不可行。

    第一个地方也就是政府给大学生的驿站，我当然没资格去，就算施舍我住三天，也就三天而已，三天以后呢？至于弘法寺，我知道现在的寺庙都是盈利的，并不收留落魄者。收留了也不会让静心修养，而是恶待。后来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个视频，是弘法寺和尚和游客对骂，和尚说“没钱的穷鬼来逛什么寺庙”之类的，凶神恶煞一般。我后来想当初幸亏没去，否则，我这“穷鬼”还不被他们打出庙门啊。至于云南，我现在已经累的走不动道了，哪有钱和精力去奔波一千多公里到昆明去，去了难道就一定能成功得到救助（而且刘社工还让我自己联系云南那边）。而去教会，后面我很快就体会到“神的使徒”多么冷血残酷了。

   我这时也去了宝安区那个xx服务中心，见到了那位心理咨询师袁先生。袁先生很和蔼，给我讲了深圳救助机构大致的情况，以及各各自的难处。他也告诉我，深圳的家暴庇护机构还没建设好，救助站则条件很差。他还给我看微信群的聊天，看到那位刘社工替我询问哪里有可以住宿的，最好是职工宿舍（也就是我要求的）。看来刘社工还是很用心的。

    袁先生告诉我，现在深圳这边的公益机构都还很少，很难帮到多少忙，这就是现实。他还给了我一个心理咨询的表格，我一边填他一边介绍情况。然后就算是开始做心理咨询了。前面我说过，我的确需要心理咨询，但是更缺钱。心理咨询难以解决我生存的问题。后来谈了有大半个小时吧，我道谢离开，袁先生一直送到楼梯口，还给了我两瓶矿泉水。

   离开这个xx服务中心之后，我又坐着公交返回了在观澜大道的小旅馆。我心想，现在还是得求助人。

    于是我又想到了答题圈。我这次拉下脸面，直接就让一个和我熟悉的群主替我拉了一些群友，组成了个“王庆民的求助群”，然后我一股脑把各种信息都发给了群友们。其中我特别想求助的，是一位很仗义和正直的陕西人，他常年在国外工作，也很关心时事，与我算是志同道合吧。另外还有一位，是北大毕业的，还曾经在俄罗斯一所知名人文院校留学，也算是个热心的人吧。

   而其他的几位，就比较不情愿帮助了。例如一位在群里很熟的中年女士，“l姐”，看到我发的自述后，只是说要我自立自强……我如果能自立自强，还会如此四处乞求吗？还有一位上海的群友，看了自述说“我看你说的这些都是小事”，我心想那是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或者说即便发生了但是你有足够的财力人脉和各种能力应对，而我则应付不了。如果我要像他那样有千万资产，我当然也可以腰杆很硬、不怕什么欺凌威胁。不过他们都算是好的，还有的则是一开口，就直接说“我帮不了你”，或者委婉的回拒，再不说一言。我当然也理解他们，毕竟算不上什么熟识。而且又是那句话，谁有义务帮助我呢？

    这时我那1000块钱已经花了不少，很快就不够了。我不想再从家里要钱，况且我父亲也给不了我多少钱了。我这时又处于恐惧之中，担心那些流氓恶棍学生攻击诋毁我，因为“x星”机构的态度明显冷淡了下来，显然不会在发生冲突时帮助我什么。直到这周周末，那位刘社工才说，周一见一面讨论一下我的问题。

    10.两次遭推拒下精神崩溃

    周一，我拖着疲累的身体，无精打采但又抱着某种希望的来到“x星家暴防护中心”。然后他们让我在大厅等待，他们则在小房间里商议。过了一会，他们才让我进去。

    进去之后，看见会议室有五六个人，都拿着笔记本在很正经的“记录”这次谈话。刘社工说，“你发的自述（《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我们都看过了”。但下面，他们没有对于自述、防治校园暴力的文章做出任何评价。事实上，自始至终的，他们对于我在自述中的呼喊、在防治校园暴力分析文章和建议中的诉求做出任何回应，就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似的，哪怕那些文字是我投入全部身心、绞尽神思写出的。他们对于推动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制度建设、建立对受害者的救济保护机制等诉求，完全无感、无回应。我知道他们不是政府机构，但是作为NGO，难道不应该关心和帮助推动相关议程吗？对于没有资源和话语权弱势群体拼尽全力提出的诉求，不能利用其平台让更多人知晓和关注吗？

   他问我自述中说的“不方便提及”的是什么事。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提的，只是我写自述时还顾着一些事情。因为其中一件事涉及到我和一个女生的一些关系（没有发展到深层次，就是略有暧昧），我不想影响了人家的名誉，但是文中提到的事情又绕不开这个问题，所以就说了个“因为不方便提及的原因”，虽然说穿了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然后一位女士说，现在已经给你提供了一千元的反家暴基金，虽然按说你是不符合条件但还是给你了……之类的话。我想，这跟我没有像其他受害者那样看起来受到急迫的家庭暴力有关吧。但是除生存危机、被流氓恶棍学生威胁的危险之外，我的确还遭遇过几乎十多年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我姑姑造成的。关于这些，我在《自述》中和本文前面有记述，在此就不重复了。我遭受那么久家庭暴力，获取这1000块的帮助难道都不配吗？虽然我一开始的求助是希望有个住处和有人陪伴，并不是想要钱，哪怕我非常急迫需要钱。我拿了钱，就承了情，也的确需要更多感恩。

   再往后，他们就是问我后面的打算。我说我很希望重新进行学业，还重点强调了想继续参加高考，参加2019年的高考，哪怕前面我因为各种痛苦不断失败。因为我这时越发知道，我这样性格和价值观、身心状况，不考学只会更悲惨。现在既然前路皆断，只能重新接上高考这根弦，甚至我希望是不是可以在他们帮助下在广东参加考试。要是没有户籍制度，我在广东考试也没什么，可是户籍制度让我在河南省省内考试都要转户口。

    然而他们对此反应很冷淡，没有说会支持和帮助。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义务。而对我来说，这是我鼓起多大勇气后的诉求、试图在苦难后重新生活的强烈愿望。我多么渴望人们帮助我实现曾经破碎的理想，从绝望中重建被摧毁的前途命运。可是，机会往往都是失去而不再回来，想补救已来不及。因此，有着机会的人，千万不要丢失、放弃，否则巨大的悔恨将会让你痛不欲生。

   后面说的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因为马上就来了噩耗。x星的职员说，我们条件有限，而且评估了你的情况，我们决定不再帮助你了，你可以选择回家或者去救助站。我得到救助后刚刚鼓起的一点生活勇气瞬间被摧毁了。我好不容易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结果一下子断了，我又要一个人向深渊里滑。我此前还向那有黑恶势力背景的十几个流氓恶棍学生宣战了呢，现在我丧失外部援助，孤零零对抗那么多人，我的恐惧一下子涌上心头。然后我当场就崩溃大哭。

   然后刘社工让其他人都出去，他试图安抚我的情绪。他告诉我，现在x星这里经费有限，庇护所也没有建好，实在没办法再帮助我。我说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活下来，难道非要把我我死里逼吗？我说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没办法回到那个暴力和贫困的家庭，还有我从香港回来，在那边受了很大的苦，精神状态恶劣，根本没有立即工作的能力。我说为什么就没有相关的条件来安置我这样的人？他说这的确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政府拨款不足，还有待改善。他们不知道，这种等待、“改善”的缓慢，就让许多受难者衣食无着，或者送进精神病院遭受欺凌和虐待。经济高速发展之下，是弱势群体基本的衣食住行都不能得到保障。

    这位刘社工又说，现在没有职工宿舍之类可以安置。他说开始建议我去弘法寺，但是考虑到你想接触更多的人、融入群体，那教会合适。教会有许多日常活动，大家互帮互助，有助于我身心的恢复。我说那能不能由你们联系教会，我完全不认识他们。他表示出为难，说现在教会是敏感机构，他们作为公益组织，不方便出面联系，只能我自己去。我心想我自己又不认识他们，我去了难道不是会被赶出来（后来果然如此）？他说你一定要自己去，要表现的像在这里一样（就是我大哭祈求他们继续帮助我那种行为、神态）。然后他还叮嘱我说，知道怎么求助吗？我说像现在这样，努力恳求、竭尽全力。他说对，就是这样。

    虽然我知道再去另一个地方，希望渺茫，两眼一抹黑，但是我别无选择。我本来想坐一会，这位刘社工就说“你需要离开了”，我连在外面沙发上坐一会平复情绪和思考都不行。

    被赶出去（算是被赶吧，我想坐会不让坐）之后，我提着包出门找了个地方坐下，开始找教堂。然后就搜到了位于梅林的“基督教深圳堂”，然后发给刘社工，说这个行不行。他说“这个教堂很大”。我当然也是觉得越大的教堂资源越多，被收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于是我在味同嚼蜡的吃了一顿饭后，就赶往梅林的基督教深圳堂。

    路程很远，我心情恶劣、劳累颠簸的坐在公交车上。大约两个小时，我才到了那里。这时候因为前面一顿饭没吃好，又饿了。我就花了5块钱买了面包，没舍得立即吃，提着面包和包去教堂。

    到了教堂门口，我犹豫犹豫，知道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怎么开口？我也不是基督教徒，求助怎么说？反正“x星”反家暴机构一甩手，把这些难题都让我自己解决了。我决定硬着头皮进去。

    我看到教堂空空荡荡，只有办公室才有一个女工作人员。我一开始没敢进去，不知道怎么开口。后来就看见一个保安模样的人转过来盯着我看了一会，然后就走了。我想拖着也没用，鼓起勇气开口，说自己是来求助的，希望在教堂找到个基本住处、收留我。这位女工作人员一口就回绝了：“我们这没有住处，也不收留流浪者，你想要救助去救助站”。

   前面已经提过，我去过河南洛阳市的救助站，那地方就相当于收容所，工作人员呵斥辱骂、大吼大叫是经常的，不仅没有自由，还会被野蛮对待。其中那位叫高鹏飞的工作人员野蛮的像个土匪，连后来我父亲去时还冲我大声嚷嚷，试图不让我看到单位花名册上他的名字。那里的条件更是只有草席，所有东西都要上交，毫无自由和尊严。虽然过去十年了，但是我不相信深圳的救助站要好出洛阳多少（或者说没洛阳那么坏多少）。如果救助站真的好，民工们就不会宁可去条件恶劣的工厂打工甚至流落到“三和人才市场”也不住救助站了（这恰恰也正是救助站故意条件恶劣的目的吧，以更恶劣的条件对比、不给底层老百姓喘息、逃避的可能，逼的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去忍受工厂的剥削，做工创造财富，哪怕只能分到分配后的残羹剩饭）。

    我说是有一家反家暴的公益组织叫我来的，叫“x星反家暴防护中心”。她说，那你应该去找他们，这些公益组织才是有资源的。我说他们叫我来你们这里。这位女工作人员说那你回他们那。这等于把我当个皮球在踢。我心想既然开了口就再求求他们吧，对这位女工作人员说对方说这里可以收留的。她说不行。我说x星的社工说教会比较敏感，他们不能自己联系，所以让我来。她说是，现在教会是有点敏感。我说那能不能你打电话联系一下x星机构，她说不行，然后就摆出赶人的样子。

    我出了办公室，蹲在门口给刘社工发信息，说了情况。然后刘社工不说话。再往后，刘社工居然在微信上把我拉黑了，再发只显示红色感叹号和“已不是朋友关系”的提示。我打电话只通了一次，然后被挂断，再打也打不通了。

    我想到他们来回踢皮球，把我这个原本可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也算曾经是校园翘楚、一腔改变社会热血的人如此侮辱，一急之下就把手机摔了。然后屏幕一下子就摔烂了。这时候保安倒是立即过来了，要把我送救助站。然后不知道从哪又出来另一个男的，那个女的也出来了。那个男的说“这不是救助站，寻求救助去救助站去”，我难道去那种被侮辱谩骂、条件恶劣的地方去？前面我已经说了在河南洛阳的救助站被各种无礼训斥、威胁谩骂了，我不想再经历一遍。然后我拿着摔破的手机就走。那个女的还说要给我几块面包，那够吃一顿吗？这三个人作为教会的工作人员，待人没有丝毫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即便打发乞丐也不是应该这么颐指气使的。我也没再搭理他就走了。

    而且，在香港被精神病房的护士威胁、被警察粗暴对待，我对于这种看起来就不是善茬的保安有一种强烈的厌恶与恐惧，也是我后来反应激烈、叫喊要杀人的一个原因。

   这时我才发现我手机摔的太狠了，因为发泄从香港被关押到现在的一肚子怒气，即便知道这手机是我极为重要对外联系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财产，也最终没忍住摔了。然后这手机就一会自动关机一会自动开机。

    我愤怒的往回赶，往x星家暴防护中心赶。我心想你们早就应该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人生地不熟，你们让我一个人找教堂、一个人来教堂，我就被如此羞辱，手机也摔的半坏，我能不愤怒吗？我从香港被关进精神病房就忍，在里边被恐吓羞辱也忍，回来到处碰钉子还忍，我还要怎样忍下去？

    11.痛苦下跪后我产生强烈的制造报复性事件的念头；关于弱者制造随机杀人案件原因的分析

    我一路颠簸赶回“x星”救助中心，进了门就直接坐在了地上。那位周先生过来后，我就直接给他跪下了。那时候我精神完全崩溃。我一边哭一边大喊，想到自己在香港精神病房受到的侮辱和虐待，例如卢伟杰冲我“你投诉咩啊”的吼叫，还有把我和大小便失禁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闻着难闻的气味、想睡觉都被拽开被子……还有后来被警察关在羁留室、拿铁链子拴着拉到医院……我一边说着这些事，一边跪在地上大哭。然后我也没注意那位周先生什么反应，反正就是我不断的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来回踢皮球，我知道去教堂根本不认识人不会被收留，你们非要我去，还说敏感而不提供个介绍，到那又被教会的人驱赶，让我回你们这……我想当年那么多同学都知道，我考上个211、985都没问题，就因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而失败了，我放弃学业想逃避社会，父亲又中风，家里一贫如洗，我走上维权的道路，到处碰钉子被拒绝，我曾经在陪护时睡长凳地板，没钱时大半夜在街头流浪……我一个本来应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楼里激扬文字的青年学者，如今落魄到如此境地，前程尽毁，连个容身之处都不给我……

    然后我就说，你们这么逼我，是想让我去杀人（随机杀人、报复社会）吗？我当时具体说的记不很准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虽然这是很坏的事，但是我不惮于现在写进我的自述中。

    我就是想有尊严的活着啊，可是这个世界给了我这样的条件吗？我在学校被殴打、被扔粉笔头、被辱骂、被成群结队的流氓恶棍学生威胁、被直接逼得拿砖都不敢砸而落荒而逃、被故意拍下我难堪的照片肆意传播，我拼命想逃离旧环境，甚至换了名字去外地上学，结果歧视与排挤最终还是发生，以前拍的照片、谣言和诽谤又传到新学校，我到处躲避到处受屈，高考惨败。家里我姑姑小时候打我那么多次，好不容易脱离那个家庭环境，高考失败父亲中风，我又不得不返回那个噩梦般的环境，和我姑姑又厮打起来。我鼓足勇气维权抗争，而且是呼吁社会各界以建设性的方式防治校园暴力（而不是仅仅为报私仇、不是主张简单以暴制暴的报复），写了那么多建议，付出巨大的精力、耗尽了金钱，却到处是冷眼、鄙夷、无声的拒绝，连个礼貌都没有。到了香港找政党、媒体国际组织，也是被冷漠对待甚至拒之门外。说白了，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提出相关建议，四处奔波，是在做好事、有利于社会的事，却被如此恶待。

    我实在受不了生活的压力尤其没有尊严的屈辱生活，决心在香港中联办了结自己，在高考那一日以死明志、结束痛苦，也试图引起社会对于校园暴力的关注。这时候我还是没有要伤害他人。可是却被捆着四肢关进精神病房，被管束，吃喝拉撒都被看管，洗澡必须赤身裸体被盯着看，和各种嘴歪眼斜、可怖面容的精神病人处在一间病房，什么都被管着，在那监狱般的环境，没有自由和尊严，不能喊叫、不能发泄，小心翼翼，就这还是被男护士卢伟杰呼来喝去，把我关进大小便失禁的病人的房间，让我闻着那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病人的恶臭，还用脚挑起我的衣服让我从他皮鞋上捡，我去护士站投诉护士却叫来卢伟杰本人，然后被卢伟杰贴到我脸上谩骂威胁。还有我必须对医生护士卑躬屈膝，以求得他们认为我“可以出院”……我这时恨不得杀了他们，却不得不低头告饶式的屈服。

   这些我压抑了这么久，难道我不想杀人吗？难道我可能不想杀人吗？

   还有，这些欺凌者、加害者，一个个都活的有滋有味，无论是考进大学，还是得到工作，都是学业有成、工作体面。而我呢？我的成绩原本那么好，结果却被他们毁了，毁了我的人却一个个活的相当滋润，这何其不公啊。认为我报复心重的，你们如果走投无路，又看到仇人生活滋润，甚至进行挑衅（例如前面提到的“索拉”、董佳博之流），难道不会生报复之心吗？

    我当然很想“冤有头债有主”，去找当年欺凌我、共同毁掉我前途命运的学生如李治、凌霄汉、杜邦这些人，去杀他们，以及去找香港的卢伟杰报仇。或者，我去干掉前面提及的“索拉（吴奕男）”和董佳博这种流氓恶棍为民除害，然后坦然赴死，也是一种比白白死去更好的选择。可是，我没有那样的条件，够不到他们、杀不了他们啊。这些人并不是我想杀，或者想对等报复一下，就可以杀得到打得到的。

    就像李治、凌霄汉、杜邦这些人，当年他们欺凌我的时候，我是有机会杀他们或者给他们来个重击，但是我那时不想杀人，也没有勇气杀人。我那时还是想考上名校，逃离开过去的环境，不再追究、不再和这些人扯到一起。再后来，我因为前面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造成的连带伤害，高考失败，我还是没想杀人而是试图做建设性的事，通过正规途径呼吁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但抗争两年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我落魄到流落街头、在香港精神病房被虐待时，我的恨才到了想杀人的地步，但是我还是想逃避。直到我求助被踢皮球、我下跪这一刻，如果这些人在眼前，我会毫不犹豫拿砖砸碎他们的脑袋。可是他们不在，可是他们不在。然后或许别的我安稳下来时候，我又没勇气杀人了，例如在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愤怒已极、屡遭屈辱的情况下，我杀不了他们，难以够得着他们，才可能像杨佳、冀中星以及许多报复社会的随机杀人案件那样，选择找人就杀，或者在公共场所制造恐怖事件。

    最终我没有这样做。我虽然当时愤怒至极，但我相信我本心是善良的，真正到了最后面对无辜民众时，我是下不去手的。但许多比我更加屈辱、受难更为惨痛，被侮辱与伤害过许多次的人，面对社会的不公、遭受的欺凌与暴力得不到报偿，是不得不举起可以举起的任何武器，以任何方式反噬的。（当然，我自己说“下不去手”，可能有人不信，或许吧。我是自认为不会的，但终究没有发生。我现在也离开了绝望的环境，自然也不可能再想做这样的事了，但我希望向仇人报仇的想法没有变。我不伤害无辜，但不放过仇人，我不得不败给仇人，但不会原谅仇人）

   说到这，这就是弱者的不幸。弱者没有能力去够得着真正的仇人，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关系得以靠近真正的仇人，找不到仇人的住所或工作地址，无法“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伤害自己的人，但却又容易受辱、不断受屈，最终愤懑至极，选择朝无辜者挥刀，酿成报复社会的惨案。他们不是不想杀“正主”，是实在够不着、杀不到，是没条件杀。而且，弱者的报复只能是物理的、直接的、无法遮掩的、一刀毙命的反抗，没有别的方式报复，因为机会只有一次。当然，也正是只有一次，所以动起手来才往往特别疯狂，让人觉得的精神病发作一样。而且前面说了，生活不那么绝望的时候，见到仇人又不想杀或者没勇气杀了，哪怕再次处于绝望时又想杀人了。

    而相反，强者报复弱者，有一万种方式，并不一定非要杀人。挑衅辱骂、殴打、穿小鞋、长期骚扰、破坏家庭、让对方失去工作、让对方名声臭了……根本不用杀人，甚至不用正面公开的攻击、不用自己出面和直接参与，就可以达成报复的目的，还往往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强者受了委屈、吃了亏（或者至少自认为受委屈、吃亏）之后，想什么时候找对方或者更弱者出气、报复发泄，有很大选择空间，很从容。强者对于报复的方式、分寸的拿捏，“适可而止”的控制，也是容易的。例如黑恶势力让人害怕的，不是他们可以随随便便杀人，而是有各种不弄死你但是让你足够恐惧的手段。他们更不用“随机杀人”，因为有足够的财力物力等条件尤其人脉来找到和截击真正的仇人。强者的报复往往不用蹲监狱，而弱者则需要在监狱饱受折磨。

    退一万步，就算强者伤人进了监狱，也可以用关系、钱来“摆平”狱警、同囚室的犯人，免去日常的各种惩罚和劳作，比较舒服的服刑完毕，自然不那么担心入狱；而没钱没势的弱者，进了监狱如同入了狼窝的羔羊，只能任凭狱警羞辱、囚犯欺凌，睡觉都要靠着尿骚味最大的厕所边，成为被经常殴打的出气筒、被同性性侵的发泄器具。最起码，遭罪是免不了的。水浒里的鲁智深也担心在监狱“没人送饭”而逃亡。没权势和人脉，在监狱必然度日如年。

    强者尤其黑恶势力，往往关系网深厚，作恶后相互帮衬、有人提供庇护和缓冲。因此，强者欺凌弱者也自然敢肆无忌惮，即时的反击、报复可以无所顾忌；弱者想反抗则要考虑被各种残忍阴险的手段报复、被关进监狱面临的种种可怕后果，以及付出其他法外的沉重代价。也同样因为如此，弱者往往不敢也不能即时、及时的反抗强者的欺凌，只能忍受。但当屈辱集聚到一定程度，又一时半会找不到强者报仇，孤零零的承受痛苦后，就会酿成无差别报复。

    如果弱者复仇的对象是强者，往往后者在安保严密的小区生活，有私家汽车，即便知道在哪，也靠近不了（甚至根本打探不到具体住处）。如果是黑恶势力、流氓恶棍，还会成群结队，更难靠近。如果是特权阶层，如居于深宅大院、高墙监控，有成群保镖扈从的权贵，更是老百姓接触不到、根本没机会接近报仇的。强者一方多数时候身体也更强壮，想杀伤并不容易。弱者也缺乏报仇预备工作的各种金钱、知识、时间、精力。这些都阻止了弱者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这还不包括军警等国家机器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特性、公检法对于强者的偏袒与庇护。公检法在恶人欺凌弱者的时候不作为，但你要是报复了，这些国家机器就会来绞杀你。而且弱者因为手段有限，报复企图很容易被发现，强者不仅提前有了防备，还可以借助公检法以危害他人送进监狱，或者私下威胁弱者熄了报复念头。弱者被欺凌、伤害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加害者耀武扬威，却只能忍下去。而强者想找弱者殴打、威胁，甚至打残打死，基本都是很容易筹划、一找一个准，弱者很难防御、逃避开的。

    除了不杀人的报复，即便杀人，强者也可以做好充足准备，想什么时候去杀什么时候去杀，不会因为找不到仇人、够不到仇人而选择伤害无辜者泄愤。而且既然报复方式多样，不杀人的报复后也就心平气和许多（甚至因为生活优渥本身就不那么愤怒（而不是累积愤懑）），也就大抵不用杀人了。强者什么时候都能在道德和言行上更“得体”，弱者即便豁出命，也往往留下“伤及无辜”的恶名。

    而弱者要么忍下奇耻大辱、一辈子默默承受，或者转移伤害给更弱者（例如农民工殴打妻子、童年受虐者长大虐待儿童或虐待动物，都是转移伤害的例子），要么就用最疯狂的、直接的、致命的手段报复。因为他/她们只有一次报复机会、一次宣泄绝望的条件，只有一次。弱者的反抗、报复，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乃至彻底毁掉生活、生命的代价，上有老下有小和有妻子的还要连累家人受苦。弱者没有强者那种手段繁多、从容不迫的报复能力，尤其没有强者那些便于逃避法律制裁的暗害式报复手段。还有，弱者长期积聚的被欺凌的屈辱，日积月累的绝望感，无法像强者那样有更多排解和宣泄的手段。得不到物质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释放，也会激发出看起来极端的杀戮。

    强者什么时候都是体面的、不给他人添麻烦的、至少不被过多指责的；弱者的反抗，看起来总是奸恶的、给人麻烦乃至危险的、形容猥琐自作自受的。

    至于弱者为什么不当时反抗？处在被欺凌者、加害者支配的环境，如何可能有机会和勇气反抗呢？就像南京大屠杀，几个日军押送几千俘虏并杀掉，这些俘虏为什么不反抗？因为在被日军占领的大环境下，人们从心理上已经臣服于侵略者，在大军压境、到处是武装的敌人面前已经丧失了勇气，反抗面临着既必死有可能生不如死的不确定性，只能任人宰割。只有处在受害者的环境中，才知道即时反抗是多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

    再说，像有些人例如我遭遇的，在当时显然没有到了活不成的地步，只是后来的长久影响才把我逼上绝路。我不可能因为当时认为并不必要拼命的事去杀人、搭进一辈子。例如我站在桌子上吐痰被人拍照，我那时想的是如果起诉或者闹事，他们传播的更欢还惩罚不了他们，也犯不着杀人，所以希望事情随着时间推移影响逐渐淡下去。我根本想不到过了两年，我都到了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学校上学，这些流言蜚语和照片居然还是传播了过去，然后才导致高考失败前程毁灭。可这时我再想找证据起诉或者去找散播谣言和照片者报仇，已经不可能了。我也找不到他的学校也找不到他家，自然找不到他本人。

    谁不想冤有头债有主的报仇？可是快意恩仇也得有条件、机会、勇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条件/能力。有条件就有更多机会，有能力才能及时恰当的使用勇气。杀人的勇气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随时就能做出杀人复仇的决断的。上午和下午、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勇气/没有勇气。随时都有杀人勇气的，那是心理素质极强于常人的、变态的亡命徒。

    弱者制造随机杀人和其他报复社会行为，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受强者伤害后的伤害转移，是屡次被欺凌、长期遭受不公、无力摆脱恶劣处境下绝望的爆发。除了他自己需要负责的那部分，最终的悲剧很大程度需要曾经欺凌过他/她、在社会结构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强者承担罪责。权贵精英高高在上难以接近的地位、拥有的优越的安保条件，本身就是弱势群体被迫转移方向伤害更弱者的根源。权贵不仅享尽荣华富贵，还将自身横暴言行制造的仇恨、危险，转移给无辜民众。而凶顽强横者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试图寻求正义时的狡诈避责不敢担当，则是酿成后者随机杀人的诱因。

    当然，我绝不支持弱者对无辜者、无关者制造这种血腥。但对于发生的一些类似的事，我不可能不去选择理解、在认为其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同时又感到同情的。我并不认为所有随机杀人者都值得同情，有些就是完全无耻、百分百不值得同情的，但也有很多无疑是受了极大屈辱、生不如死的伤害，还不能讨回公道与得到起码补偿，人生彻底被毁，才走上作恶的道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悖于法但合于情的。

    说到这些，我还想尽力劝告能够看到这些话的弱势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不要去伤害无辜。即便自杀，也不应该伤害无辜的人。而且，如果有制造随机杀人的勇气，就应该竭尽全力去找到、面对、报复那些真正欺凌、伤害你的人。随机杀人必死无疑，而且死前基本还要受在监狱的凌辱。反正横竖都是遭罪，还拿不出勇气去和那些你害怕、畏惧的加害者拼一把吗？这点勇气都没有，还是人吗？还配做人吗？实在找不到够不着仇人，自己死了也不要伤及无辜。

    我跪在地上哭了两个小时，然后我才抬头看了看，周先生和那些工作人员，还是比较无动于衷的。无论我付出多少感情，多么强烈的求生求助欲，都只是“自己的事”，而不是人家的。人与人的共情真的很难。他们还是要我去我曾经有过亲身体会的救助站。对于我诉说的在梅林的事，周先生和其他人谈时候，只是说“遇到不愉快”，我遭受的踢皮球、绝望，在他们眼里，只是“遇到不愉快”。

   我当时的表现就相当于精神崩溃了。我也不知道算是为了抓住救命稻草，还是极强的求生欲望（我下意识认为自己还有许多事没完成，就像我前面给香港各界人士的信中说“我还有事要做、我还有话要说。”我觉得不能就这么死了，或者被关进精神病院一辈子），或者就是纯粹精神崩溃丧失最后信念，总之在地上趴跪不起。现在想想确实羞愧。但当时处在那种绝境，这样的表现也是一种情理之中吧。我从香港返陆后一系列哭闹恐惧，在心理学上似乎可被称为“习得性无助”。如果我有一定身份地位、金钱、人脉，我当然不会陷入这样的心理和行为悲剧。说白了，一切心理问题、精神问题，都是现实问题决定的、主导的。

    他们看我不走，就决定报警，让派出所的人来处理。我这时倒不那么在乎了，反正也就这样，抓我就抓我，抓到精神病院那我一辈子出不来就出不来吧。反正我都绝望到底了。这时我反倒盼着警察早点来，抓走就抓走吧。

     等到警察来时，已经是晚上了。一共来了三个警察。然后我坐下来给他们讲自己的事，说受到校园暴力，以及黑恶势力威胁的事。这些警察不置可否。看来他们也没因为我在中联办的事得到什么命令。带头的警察说，看你这么年轻，手脚好好的，找个工作吧。我说我有抑郁症，还有刚自杀过，胳膊上还缠着纱布，我怎么找工作。从这三个警察表情看，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不知道PTSD，不知道这对工作多少影响。他们也不知道自杀的人找工作会遇到多少歧视。然后周先生和其他“x星”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他们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无能为力之类。我说我是实在无处可去，家里很糟糕。我说要不你们把我抓进看守所。那位警察说，你知道那里边都是什么人吗？进去会有人揍你的，那不是你这样的人去的地方（可能他看我带着眼镜、身材瘦削，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当然知道监狱、看守所都不是什么好地方。我那时就是绝望了任人摆布。

    我说派出所能不能找到这附近有什么其他救助机构或者爱心人士，收留我生活。他说这不好找之类，然后给“x星”工作人员说，看看能不能继续想点办法，要不就是去救助站。我说我2009年左右去过河南洛阳的救助站，里边条件非常恶劣。这位警察说，那是过去，现在这是深圳，条件会好些。后来我看到关于广东的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49天死亡20人”的新闻，知道广东的救助机构整体上大概什么样子了，与我的担心吻合。深圳的的确会好些，但是我不相信会好到哪去，最重要是受管束，所有东西都得上交之类，和去精神病院没啥差别。

   这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或者就是连遭打击精神崩溃了吧，就直接给那警察跪下感谢了，哪怕我并不是想去救助站。那个警察说让我起来，说你一个大男人这样，以后你自己会羞愧的。然后我就起来了。这时候我脑子是空白的，心想那就去吧，活一天算一天。

   然后“x星”机构的人点了外卖吃晚餐，给了我一份。这时候警察要走了。我说我还能不能来这机构办公室，警察说我们没说不让你来，也没说让你来。然后警察也没把我抓走，虽然我说的话足够寻衅滋事罪、有潜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了。

   这些警察很还不错，前提是我服从、听从，否则那警方暴力的一面就显露无疑了。我心里有数。所以暴力往往是最简单管用的威慑。它不符合人道，但利于现实秩序的稳定。

   我就在那僵直着脸吃饭，心里想到底去不去住救助站。本来“x星”说安排一个他们认识的社工在救助站帮助我，但是现在人不在，而且晚上也没有社工。我想，那估计和洛阳的一样，只有和精神病院护士、看守所看守一样的那种保安式管理员吧，肯定不是什么和善的人。即便普遍对生活条件要求低的国人，也没几个想去救助站的，可见那里条件的恶劣。

   我这时想到住宿那边还有一天没住完，心想拖一天算一天，我去那边先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说。

    我晕晕乎乎回到住处。然后把情况告知了一些朋友，诉说我的绝望。这时候，那位陕西的朋友（就叫他C先生吧）非常友好的伸出援助之手。他说，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还说了许多宽慰我的话，例如没事了放心吧之类，让我在绝望中非常暖心。他说正在找人，会帮得到我的。我高兴而煎熬的等着，然后得到了回复。他说他在惠州的惠阳认识一位朋友，可以让我去那避一些日子，休整休整。我就像要中暑的人找到一瓶冰水那样，激动不已，连连感谢。

    我真的感谢他。如果不是他，我很可能最终会去河师大附中门口自焚，或者一辈子被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监狱。因为救助站不是长久之地，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我其实并不愿意去学校制造事情，我想找的是具体的仇人。但去报仇杀人，我找不到那些仇人，他们必然也不肯出来和我对阵啊。还是那句话，没钱没势就是想杀人都找不到对方，想快意恩仇承担责任都没机会。

    关于随机杀人的念头，我想过，的确想过。但是当时如果绝望了会不会真去做，我也不知道。我哪怕有一点条件，还是会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

    当然，关于“x星”机构，现在理性的说，他们的条件的确很有限，资金更是紧张，帮不了我。这是国家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结构问题，不是这样一家小的公益机构可以改变的（大的公益机构恐怕也不能），他们也没有能力接受像我这样有许多需求的求助者。如果处于困境的人们都像我一样求助他们，让他们接纳和帮助，他们如何承受的了如此大的负担和压力？我和许多弱势群体急需救助是事实，而他们资源非常有限也是事实。因此，这种不好的结局，不是他们的责任。而且，从道义上说，我也不应该让我主动去找的本与我无关的机构担责。对我走到今天需要承担责任、做出补偿、付出代价的，是那些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加害者，以及精神卫生体制各环节决策错误乃至犯罪的人员，而不是“x星”机构。没有那些伤害，我就不用到处求人和讨饭。

    得到C先生的帮助，我终于可以相对安稳的睡一觉了。对了，我那几天一直在吃药，从香港拿回来的药，但是吃完并没什么感觉，该睡得着时候就睡得着，有事紧张压力下就睡不着或者睡不好。

    （关于这一段，我纠结过是否要写出来。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清晰具体的写出我当时的想法，现在是观点，哪怕招致攻击、污名乃至更恶劣的后果。我觉得陈述事实、说明我真实的想法，替许多人发出他/她们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不敢发出的声音，非常重要。正是人们都回避关于这一极端阴暗的问题，我才更有必要说。其实，我的这些分析、推断，都很浅显，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12.又在颠簸之下绕到惠阳，手机时好时坏，不得不又买了一部

    第二天，我想给“x星”机构打个招呼，临走就去了富本大厦。结果在门口就被保安询问，我刚到了楼上，楼下的保安和另一个大楼物业之类的人，两个壮年人就跟随过来盯着我。可能是昨天派出所的人或者“x星”的工作人员打过招呼让“防着我”呢吧。

    我到了之后看见周先生，说我要去惠州，那里有朋友帮我。周先生说那挺好，惠州物价比较便宜。我心想他内心肯定松了一口气。巴不得我走了吧。这时有女工作人员好像是劝那两个保安人员不要跟的我这么紧，因为我昨天说在梅林的教堂就被保安威胁，让脆弱的心理又恐惧起来。不过那两个人还是一左一右看着我，好像生怕我拿刀砍人似的，当成犯人监视着我。我看也无话可说，就说再见下楼了。这二人又跟着我下楼梯，还跟我解释派出所有要求，要保障这里安全，否则会找他们负责。这说明昨天派出所的人离开前打过招呼让留意我了。我也没再说什么，反正他们“护送”我离开富本大厦。

    这时我决定立即去惠州。我决定先坐车去广州，然后再转到惠州。后来我才知道，从深圳到惠阳有直达的长途公交，我去广州再到惠州，然后再到惠阳，完全是绕了个大圈。但这次“绕圈”，又阴差阳错的让我得到了一件好事。

   坐上去广州的车，我的iPhone SE坏的更严重了，一直自动关机。我想到了广州我就得修理修理。

   到了广州，我去了一家手机维修店，对方捣鼓半天后，不知触碰了哪，反而直接无法开机了。我一下子陷入与任何人都失联的状况。我这时不得不借用维修店的人的手机给我父亲打电话，说我手机坏了，必须得买个新的保持联络，让他赶快寄钱。我决定买个最便宜的红米6A，当时官网价只有699，而我在手机维修店里的同款则是899。但我不买马上就和各方失去联系，更没心思去找小米官方店，也没办法网购和等待。越是困难、处于紧急状态的人，越容易花钱更多，因为他/她没有时间、精力去购买性价比最高的，只能以多花钱换取尽早用上必需品。

    我打了至少四五通电话催促，在手机店来回踱步等了有一个多小时，我父亲才凑够了钱寄过来。本来我家已经没什么钱了，但是我手机坏了联系不上父亲，他也怕出事，所以从牙缝里又挤出这几百块寄给我。加上我残留的一点钱，我终于有了一部新的红米手机，重新登录了微信，联系上了C先生。

    这时候C先生问我在哪，我说在广州。他说你怎么不直接从深圳坐车到惠阳。我说我不知道在哪坐啊，虽然我看了地图知道我在深圳住的地方的确离惠阳很近。

    我这时也不确定惠阳那边会不会帮助我，甚至订了从广州回郑州的车票。我心想，还不如回去和那些流氓恶棍学生拼一把，他们不出来我又找不到他们的家，那我就在学校门口自焚算了。是C先生的劝说，说他在惠阳都联系好了，我才最终决定去惠阳。这一念之间又救了我。

    我住在广州的旅馆等第二天去惠阳的车。在此期间，我有一个大幸运，那就是我把iPhone SE手机修好了。我刚到广州时，那手机已经坏的除了偶尔开机，一直不能用。我去了四五家维修店都说摔得太狠没办法修好。而最重要的，是有大量照片和文档在里边，我没办法备份了（之前也没有备份的习惯，我对这些技术技巧也不熟，还觉得备份很麻烦、不安全）。结果就在我住在广州那天，我找到一个移动营业厅，把手机给了一位营业员，她说试试看，能修好就修好，修不好就没办法了。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手机修好了，花了大概400块钱，也是我剩下的钱的三分之二。而在惠阳、D县及后来我去的许多其他地方，都没有大的比较好的手机维修店。碎裂的手机放的久了，可能就修不好了。如果说让我感谢的人，除了网贷公司和这位C先生，就是这个手机维修店的人，是她让我得以存留虽然不多但很重要的资料。现在我留存的照片和文件，很多都是在这次维修前的，因为这次维修而保住的。我在此要特别感谢这家我已忘了门店名称和地址的手机营业厅。

    13.在惠阳的短暂停留

    修好手机，我一路来到惠州。然后从惠州到惠阳还有很长的路。我忍着阳光的炙烤，等了很久才等到去惠阳的公交车，中间又经过一次换乘。换乘中，好几个十三四岁的中学生上车，说没有零钱和微信，要用支付宝转给我，然后让我下载一个“惠州通”什么的支付，我就帮了他们。看着这些稚气未脱、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小男孩们，我想到了十年前的自己。我这十年真是不幸，过不了无忧无虑的日子了。我看着他们，突然在那时觉得残酷的青春并不是都是黑色的，青少年也不都是残忍的。说实话，看着这些孩子，就是叫我报复社会，我也下不去手的，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和未来的。即便逼到绝境，我大抵还是再次自杀而不伤害无辜。

    公交车开到秋南医院附近，按地图是到了。我提着那两个包下了车，其中那个在复旦大学买的手提包已经被汗水和曾经遇到的雨水洇出了污渍，我还是提着它。

    到了C先生的朋友“Z姐”所在的工厂，才知道她不是个体户，而是一家挺大的工厂里的工人，不过她是在办公室而非厂房工作的。我蹲在场子门旁，马上就有保安人员来问，我说等人，他让我离的远点别在厂门口等。我只好蹲到对面小卖铺附近，等着Z姐下班出门。

    C先生说，你给Z姐买瓶水接下她。其实能够在困难时收留我的，一瓶水怎么能报答。只是，我那时也并没有更多的钱和别的报答人家。

    下午5点，厂里的工人都出来了，然后那位Z姐也到了门口，通过微信很快对上人了。Z姐很是热情，带我回到她和她丈夫所在的出租楼。那楼很高，坐落在荒凉的惠阳郊区，附近只有一家大超市和一些饭馆。这楼和附近几座没有门禁、看起来又新又破的高楼，住的基本都是在附近工厂打工的工人。他们无论住宿还是吃饭生活，其实都不怎么方便，而且很是破落艰苦。

   Z姐带我看了租的房子，然后C先生转给我点钱，让我就先在这住一个月。虽然这房间极热，但是毕竟有了可以安稳居住的地方了。Z姐还把她房间的电扇给搬过来。而她和丈夫是用的几年来打工挣钱添置的空调。Z姐还带我去吃了顿饭，买了毛巾之类的几件生活用品。我很是感激，但是还是没办法回报人家。

   C先生在微信里安慰我，说让我尽快找个工作，或者在工厂里做工。如果干不了体力活，看看附近有没有学校或者请家教的，我去当个老师。可是我没有文凭，如何当老师？聘请家教也需要我出示相关文凭证明啊。又是文凭压垮了自己。学历多么重要，没有学历多么悲惨，这又和前面的高考、校园暴力连起来了。我要是咬牙硬挺过2014年高考前那几个月，或者在大学录取后硬着头皮讲自己以前的经历，不要脸皮、顶着那些流言蜚语，捱过大学四年，或许比现在要好百倍。当然也可能倒在谣言、流言、传言、诽谤中彻底崩溃。总之我怎么选择都难以生活下去。

   到了晚上，Z姐的丈夫回来了。他看起来不到30岁，染了一头黄发，身上好像还有文身什么的，典型的打工青年。Z姐让我过去和他们坐坐，我就和他们聊会天。然而我和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聊着聊着就没什么说的了。然后我因为创伤紧张，腿还一直抖。我问Z姐丈夫，在这工厂做工有什么要求，会不会被欺负。他说那看你自己了之类。后来没什么聊的了，我就回自己房间了。

   过了不一会，C先生就发来微信，说Z姐和她丈夫吵起来了，好像是说和帮我这个陌生人有关。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没想到这怎么也会引起别人争吵、给人添麻烦。C先生还问我为什么腿抖，我心想我现在焦虑紧张，能不抖吗？

   不过我过了一会还是睡着了。睡觉是逃避现实的好办法，哪怕焦虑阻碍睡眠，逃避也能促进睡眠。

    睡到第二天，又听到房东老板娘说不短租，只租给超过半年的，而我只交了一个月房租。我一下子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是不被待见，被各种驱赶。也或许就只是因为房东不愿意短租，也或许她看我恍恍惚惚的不太正常，所以不想租给我。难道我想抖腿、紧张、恍惚吗？我前面被驱赶多少次，到处碰钉子，我怎么能很快恢复？

   这时候，又是C先生帮了我。他说，你去我家吧。听到这邀请，我高兴的把麻木的神经都刺起来了。如果去了他家，我就安全的多、安稳的多，而且又不是一个人在，有人陪伴，那多好。他知道我喜欢了解社会，说可以到他家真正的了解民生疾苦，了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也算作社会调查了。我当时还说可以帮着做家务，他听了也很高兴。不过后来我到了那里，却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做这些许诺的事，这是后话了。

    于是我告诉Z姐，说C请我去他家。Z姐有点意外，不过很是替我高兴。她并不是嫌弃我觉得我走了才高兴，而是真心为我高兴，我能感受得到。C先生告诉我惠州有直达他家D县的火车，我一搜果然搜到了，立即订了第二天的火车票。

    然后Z姐就来给我送行，把方便面之类塞给我，还有前一天刚买的洗漱用品。她一直把我送到秋南医院那边的公交站牌。我连连感谢，她说不客气的，你是C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之类。我为遇到这样善良的打工姐姐而高兴。只是当时我没钱没人脉什么的感谢她。等公交车来了，我就坐车离开了惠阳。

    Z姐这样善良热心的人，这个世上并不多。如果我有条件，一定会报答、答谢她。可是正是因为我是受助者、弱者，所以恰恰在中短期内无法报答。这也就是人们都喜欢依附强者而不愿帮助弱者的原因，因为弱者只会受助，而没有能力回报（至少不能及时回报）助人者。强者于是多会招人喜爱，弱者则常常被嫌弃。

    此外，我描写的Z姐的丈夫的形象似乎比较负面，但我是完全的理解和同情的。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工，也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对他这样的工人而言，每天枯燥的、机械性重复的工作，就磨掉了志气、灵气，剩下的只有随波逐流，以刻苦劳动换取一日三餐和脆弱的家庭。平庸的生活不给他们什么惊喜和契机，生命只在工厂和出租房的两点一线中消磨。也正是他们，这些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阶级，撑起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为各大城市带来了繁华。可是，他们自己却只能简陋的生活着，活着。

    到了惠州站附近，我找了个小旅馆安顿下来。这时我想取出一点钱零用，可是两张银行卡都无法使用。原来是我在香港被警察扣留时，他们用胶水正好粘在感应区那里，撕开之后胶水还有，所以不能取款。前些天我一直用支付宝，没有取过现金，这我才刚发现。C先生也说“香港警察太坏了”，的确是这样。他们封存东西，并不考虑使用者的感受，哪怕是破坏性的封存。他们难道就不能把胶带粘贴在不是感应区的另一边？我不得不穿着拖鞋（袜子洗了）去惠州站旁边的建设银行，费了很大劲又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我把不能取款的银行卡里的钱转到这张新卡上，取了300块钱。

    我为了避免拉肚子（我经常感冒、腹泻，身体很差），还在晚上出去买了两盒诺氟沙星胶囊。然后正好没注意看微信，C先生还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出什么事。我很感动。

   （四）住在C先生家里度过的半个月时光

    1.绿皮车硬座的一日旅程

    第二天，我坐着硬座，踏上了远赴陕西D县的旅途。

    绿皮火车上，许多都是打工的回家的男女，从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这些从陕西、河南、湖南等地到广东打工的男女民工，都是大包小包的，一脸疲惫的神色，在返回家乡。虽然这时并不是春运，但平日的民工流动时时都有。

    这些人虽然不是衣冠楚楚的白领金领，但在火车上，都会很有礼貌的相互让道、看东西、提醒对方。绿皮火车上的温情，也是中国社会日常的一景。

     我一开始拿着手机，在继续寻找可能帮助我的人。其中前面我提到的那位叫“雪夜曼陀罗”的网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叫“水仙咖啡杯”的她的朋友，给我介绍如何求助。他们实质上没帮到我什么，但是是我落难期间极少愿意和我说话的人，我很是感激。在C先生邀请我去他家之前，他们给我出了一些主意，例如去三和打工、找广州的狮子会之类。虽然这些都不可行，我精神状况不好，求助机构前面已经有过经历了。但无论如何，在我遭难期间对我关怀支持的，哪怕是口头上，我也十分感激了。

   随着火车离开广东、抵达湖南，天色越来越晚了。困意越来越强，但是我却睡不着。不仅是焦虑，还害怕我的东西丢失，不敢睡觉。就这样在硬座上“硬座”了十多个小时，除了上厕所，就没有动过。有过坐硬座乃至站着十几个小时经历的，都能感到那种疲惫，从脑筋和骨头里散发的疲累。我就那么困的坐着，熬着，又是熬着，熬到凌晨3点。这时候我实在熬不住，就去想换个卧铺票，哪怕我手里就剩不多的钱了。有时候人长期的筹划都抵不过短时的疲惫。但是这时却没有票可以补。又等到早上5点，才补上一张卧铺。我补完之后直接就去卧铺上躺下了，太累了。

    又是几个小时，火车到达了D县。这座县城坐落在大山里，比我老家的还要旧。我饿的很，在汽车站旁边一间很破旧的饭馆，我买了一份鸡蛋面，吃着虽然不太好吃，但是还是吃完了。然后我就按C先生说的路径，去坐到L镇的汽车。

    不一会，这辆从D县到乡间的汽车就坐满了人，有提着大包小包打工回家的，还有买的吃的甚至西瓜和菜之类的，连人带东西塞满了一车，座位下面都是东西。我这时麻麻木木的，也没注意看车上众人的喜怒哀乐，大抵大多数人都是愉快的吧，至少买西瓜的、给孩子带玩具的，看起来都挺快乐。这就是平凡人的平凡世界，我却求之而不得。

    汽车穿行在大山里，很快就进了大山深处。这里应该算是秦岭的余脉，连绵高大的山脉望不到边。

    班车走了很久，大约有两个小时，才到了L镇。镇上人很少，只有偶尔的行人走过，汽车都罕见，是山村小镇式的宁静。C先生让我用微信联系他弟弟，就在这镇上派出所旁边等他。结果我等了一会，居然找错了地方，去的是已经废弃的旧派出所，而他等的是新派出所。虽然走了两叉路，但是很快还是见到了他弟弟。C先生的弟弟看起来就很善良，很淳朴的相貌和打扮。然后他就让我坐上摩托车，一路奔往C先生的家所在的M村了。

    2.初到C先生家；关于我自杀经历的遮掩问题

    坐着摩托到了C先生所在的村落，看见了他家盖的新房子和旧院子。此前，他在微信上给我发过，所以我就认出来了。

    我见到了C先生的父母。他们看起来都是朴素木讷，但是有着精气神的农民。C先生的父亲说，“我听C说了，你是他朋友嘛，就住这屋吧。”C先生的母亲也是很热心，给我指在哪里洗手、哪里吃饭，还给我睡觉的毯子，以及几件换洗衣服之类。我很感激，但又是不知如何报答。原本说好了帮着做家务，我这时又拖延和逃避，想休息了。累了这么多天，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说到这里，我此前还和C商量过，关于怎么说我胳膊上的伤（也就是割腕的伤）的事。最后商量是说成不小心刮伤的。这也是很悲哀的事，自杀者遭受痛苦，却还被社会更多歧视，需要隐瞒自杀经历，自杀的伤疤反而成了让人警惕和远离的标记，或者取笑的疮疤，就像祥林嫂额头上撞的伤疤那样。当然我并不是说C先生父母和弟弟这样，他们反而都是很好的人。但是这个社会，多数人却的的确确是歧视自杀者、远离原本需要帮助的自杀未遂者的，否则我也不用和C先生商量如何隐瞒自杀的痕迹了。

    其实C先生父母和弟弟说不定都已经看出我腕上的伤是自杀导致，但是他们心地善良，不嫌弃这一点。但是如果是我找工作呢？上学呢？和不够善良宽容的人相处呢？可想而知因为腕上的疤痕遭遇多少拒绝、排挤、远离。假如我还要参加高考，这伤疤如何视人？体检时候又要怎么说？我还要撒谎并忍受对自己不诚实的良心上的折磨。而且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隐瞒得住，自己撒谎别人不信才正常，信了岂不是说明自己欺骗手段高明，那难道不是更恶心？因自杀问题而撒谎，和其他谎言一样，都破坏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让人和人有了更多隔阂、怀疑。自杀者不得不撒谎否认自杀，还破坏了自杀未遂者的诚实，让当事人承受撒谎带来的心理负担。

    许多人就因为割腕的痕迹，或者其他部位露出的自杀的伤痕，以及关于有过自杀经历的传言，导致上学被歧视、找工作没人要、结婚成家困难……这些从自杀中活下来的人、鼓起勇气不想再自杀的人，因为社会的偏见、孤立，陷入新的困难困难，甚至导致二次自杀。自然也会有人因此产生对他人和社会的仇恨，丧失善良的初心，变成残忍暴戾之人。这种相当于被社会“设定”了由一场自杀必然走向另一场自杀或毁灭的路径。而这反而又“验证”了他人对自杀者再度自杀的担忧，让这种对有过自杀经历者的“警惕”合理化。这样的事情很多，甚至像我此前没有自杀，只是有过别人认为自杀的举动（站在邻近窗户的桌子上喊叫），就遭到歧视和排挤。然而这最终成了我真的自杀的一个动因，即这些以及被固定记录下来的照片，导致来自外界的歧视与传言的伤害。（当然，自杀者二次自杀原因很多，还有如外部环境与以前没有改变，失学、失业、破产、被校园暴力/家庭暴力/职场暴力的状况无改变、面临生存危机等原因，也是自杀者再次选择自杀的原因。但对有过自杀经历的人的歧视，无疑是加剧其自杀倾向的其中一个因素）

    这种恶性循环很悲哀的，本来可以改变的。国人对自杀问题的看法应该更理性，而且也不应该让不应负责的人承担当事人自杀的责任，这样也减轻了对可能自杀者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担忧。自杀（未遂）者是受害者，不应该像罪犯一样遮遮掩掩、遭受歧视，而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与包容。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又是全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需要包括建立校园和职场反歧视、提供就业在内的系统性建设的。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不需要多么在乎自杀者，只要做到不另眼看待、不恶意刺激就行了。当成普通人对待，是对有自杀经历、有过抑郁症乃至各种精神疾病者最好的应对办法。这并不能完全避免再发生自杀或感觉受伤（不仅对有自杀经历的，对任何人都一样无法保证一定不发生自杀），但这是最正确合理的，也最有利于有自杀未遂经历和有精神疾病的人疗愈的。

    而且我的自杀经历，也会严重影响我未来还有丁点希望的高考、上学。在中国，不要说有过自杀经历，即便被诊断患有较严重的抑郁症，都会被学校“劝退”，至少也是长期休学，得病的隐私也会泄露，遭到老师额外的异样“关怀”和同学的歧视。如今在中国大中学实实行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心理问题筛查和上报机制，不仅没能起到帮助和保护抑郁症患者，还让他们处于更艰难的境地。

    如南方周末文章《高校体检筛查抑郁症，个人隐私如何保护》一文，就对此做了相关采访和报道：

     “一个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大学生在校园里会遭遇什么？

      在经历被劝休学，送至精神病院住院治疗，被工作单位“爽约”等一连串打击后，今夏刚从国内某大学艺术学院毕业的张梵柚感到忧心，“高校筛查抑郁症是好事，但我更关心筛查出问题后会怎样对待学生。”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群、高压职业人群列为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要求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该《方案》一经发布随即登上微博热搜，引来不少大学生“在线吐槽”——对异常学生的“重点关注”是不是劝退？学生个人隐私如何保护？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全球有3.5亿人罹患抑郁症，从2005年至2015年增加了18%以上。目前没有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学生群体的抑郁症发病率，但世界卫生组织前驻华代表施贺德曾在2017年世界卫生日的一场活动中表示，有四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

     ……

     “隐秘”的抑郁筛查

     对大学生进行抑郁症筛查，其实并非《方案》首创。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几乎所有刚入校的大学新生，都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一次包括抑郁症筛查在内的心理健康普查。

“假设大学新生要交80元体检费，实际可能有20元是用作心理健康普查的费用。”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健康与职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雷五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心理“体检”往往安排在完成军训后的1-2个月内，学习生活状态相对稳定后进行。

    学生凭个人账号密码登录系统后，须完成一份有几十至数百道选择题的问卷，这些询问睡眠状况、食欲甚至心情的简单问题，就是评估抑郁、焦虑、偏执、强迫等性格及心理健康状态的量表。

    如《方案》中规定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PHQ-9量表，就包含了与抑郁症相关的9个问题。为了避免“抑郁症筛查”等字眼加剧学生病耻感、逃避如实作答，问卷抬头通常会用英文缩写指代，并被称为“人格测试”“性格测试”等。

     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学生人格量表(UIP)等测评量表被引进国内，自此全国高校逐步建立了对入校新生进行心理测试的制度。2004年开始，大学生心理测评工作获得了经费、设备、场地等各方面支持，一批面向大学生的心理测评软件系统出现。

    对大学新生进行心理普查，已成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共识，且有专家呼吁提高筛查频次，便于及早发现问题，实施早期干预。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筛查就像早孕试纸一样。”雷五明比喻说，对于在问卷中显示出问题的学生，校方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人员将逐一约谈了解情况。有些学生完全没事，或只是轻微的抑郁情绪，疏导即可；如果抑郁情绪较重，则会推荐学生就医。真正确诊其是否患有抑郁症，要通过正规医院的医生进行。

    “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或者在专业的人士协助下实施的抑郁体检筛查，建立学生的心理档案是有意义的，最起码能做到初步诊断，能够引导学生进行及时的治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蔺秀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麻烦从“约谈”开始

    但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一个学生在筛查中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被“约谈”的体验可能不甚美好。

    在深圳，今年大四毕业的某高校学生张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清晰地记得大一时在电脑上填写心理健康调查问卷，在一百多道问题中，有问到是否有过自杀想法、是否曾实施过自杀。他的诚实作答，成了烦恼的开始。

    “测试后第二周就被约谈了。”张戈说，他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传唤”到心理咨询室的，老师只跟他闲聊了十多分钟，问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为什么会选择考这个学校等等。

    “但有同学笑嘻嘻地问我，你是不是因为心理不正常才被叫去‘喝茶’的？”张戈感到非常难堪，他确实因灰暗的青春期和家庭背景，经年累月地累积负面情绪，但他不知道如何与外界沟通，只会愈发怀疑自己真的不正常。

     雷五明介绍，对心理健康筛查中出现分数异常的学生进行访谈，其实是一项常规操作。“有些学生可能填问卷时心情不好，也会被筛出来。心理咨询师通过访谈发现真的存在问题，才会把重点关注的学生名单悄悄地告诉班主任、辅导员，但不应对外公开其心理问题。学校内部会为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邀请他参加课外活动、进行心理咨询或就医。”

     “从伦理上讲，对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内容进行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原则。”蔺秀云说，咨询和治疗的内容，如果不涉及极端问题，即不涉及自我伤害、伤害他人，以及违法犯罪的内容，未经许可不应告诉他人。老师和同学不应该获悉他人的心理健康筛查结果。

     据雷五明在实际工作中的观察，大多数有抑郁症的学生通常并不介意班主任、辅导员知晓自己的情况，因为抑郁情绪确实很难藏住。但对一些性格敏感的学生来说，来自导师的过分夸奖和室友的分外关怀，却令人不适。

    张梵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选择在学校进行心理咨询就是因为信任。“有一次我好几天没吃饭，负责心理咨询的那位老师就对我说，你不吃饱，怎么有力气继续难过呢？”她觉得老师说得挺好玩，就去吃饭了。

    但让她气愤的是，她敞开了自己，在签订了保密协议的情况下，那位老师还是把她的病情和经历告诉了学院领导，很多同学也知道了，“像是被人捅了一刀。当信任崩塌的时候，整个人是废了的状态，那种对人性的绝望可能没有人会懂。”

    蔺秀云指出，心理健康筛查本身没有问题，但筛查出问题后如何应对，国家政策、医疗救治、心理帮助和学校落实上要接住，要真正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这些学生是需要帮助的，而不是被排挤、拒绝的对象，有些学生感受力极强，如何细化重点关注与保密工作，学校应当承担起责任。”

     住院休学易，复课返工难

     根据严重程度，抑郁发作可分为轻度、中度或重度。在最坏的情况下，抑郁症可能导致自杀。而自杀已成为15-29岁年轻人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抑郁症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某些“反应过度”的老师将本就艰难的抑郁症学生逼到无处求助。在微博超级话题“抑郁症”词条中，讲述刚确诊就被学校要求家长陪读、劝休学住院、复课艰难的学生不在少数。

    “可能在学校看来，得了抑郁症的学生都会自杀，所以必须休学住院，与其他同学隔离。”因为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甚至动手，自己也经历了情感挫折，张梵柚于2019年11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被建议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医生曾告诉她“没什么大事，吃着药就行”，但校方反复联系她父母，要求把她带走住院。为此，她与校领导产生了一些语言冲突。

对高校来说，遇到学生自杀或伤人的“负面事件”太多，难免变成惊弓之鸟。“如发现学生有自伤、他伤的可能性，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可以突破保密原则告诉辅导员及家长，但如果让同学们都知道了，肯定也存在操作上的失误。”蔺秀云说。

    张梵柚会永远记得2020年5月，自己在学校门口刚亮出健康码，就被送进了当地精神卫生中心。张梵柚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的诊疗记录显示，她被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发作。母亲陪她一起住进了医院。

    “病区里除了抑郁症，还有躁郁症等各种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经常打架，也打医生。我只能坐在自己的床上或躺或睡，分不清梦境与现实，每天在一群人的笑声中醒来，实在太恐怖了。”她自称在精神病院度过了噩梦般的9天，在一次差点挨打后，母亲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

    出院记录显示，她的情绪较前改善，否认悲观厌世想法，情感反应尚协调，但由于住院时间短，病情尚不稳定，建议家属24小时陪护。

    因为抑郁症发作，她没能按原定计划考研，一份已达成初步意向的工作也泡汤了——精神病院一度收走了她的手机，以致错过了联络。

    张梵柚没有再被允许回到学校，毕业后宿舍里的东西也是室友帮忙收拾送出的。张梵柚说，同校还有一位大四学妹也向她倾诉相似遭遇，辅导员每天让她办理休学，让家长带她去住院。

    “以前十个抑郁症学生中，约有一半不愿意住院治疗，甚至有家长来跟学校打架，说好好的孩子在学校变成了神经病。”雷五明说，近些年来，因不认同病情或担心医药费而拒绝住院的学生越来越少，少数不配合治疗者多是担心影响学业。住院治疗数月，很可能意味着休学、延期毕业等一系列麻烦。

    通常情况下，对于抑郁症患者，边吃药边接受心理咨询治疗是相对科学的治疗方式，“治疗后可以每几个月评估一次，看是否能够正常上学。”雷五明说，最怕的就是学生或家长拒绝承认或隐瞒病情，抗抑郁类药物如果擅自停药，效果可能比不吃更糟糕。

    ……

    按《方案》计划，到2022年，试点地区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要达到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要达到85%。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

    ……”

    根据文章所述，如今高校心理筛查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学校及老师、心理医生往往只是想方设法避免学生在学校“出事”，而不惜粗暴的、“宁枉勿纵”式的中断、中止抑郁症患者等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的学业，并且不顾忌学生隐私导致其“心理不正常”的消息被在学校大肆传扬，甚至要求家人送去精神病院，这对于正处在人生关键阶段的青年学生是致命的打击。这样的心理筛查制度只是为抑郁症患者制造了更多学业、工作、生活的障碍，导致更加系统性的歧视和排挤。

    试想，我如果还留在中国，还继续高考，有严重抑郁症，还有过校园暴力受害经历、自杀经历的我，十有八九会被学校“劝退”，相关信息被老师同学知道，对我产生歧视，让我即便心理状况有好转也无法在不友善的环境中与人正常相处。一来二去，我又会陷入被歧视和心理状况恶化的恶性循环，最终毁掉人生。这也是我当时对前途极为忧虑、认为待在中国无法正常生活下去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社会上更可怕。据后来我看到的“搜狐新闻” 上引用一篇来自“极昼工作室”的文章《2.5亿中国人，可能一刷身份证就“死”了》，就提到被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信息库之后给当事人带来的各种极大的麻烦。

   入“库”的烦恼 

   一个小伙子，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最近经常过来找我，不是来看病，他问我怎么从“库”（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库）里出来。

   他说他陪人去天安门广场参观，要过安检，把身份证拿去一刷，“滴滴滴”，警示器响了，他被叫去检查，人家一问，“哦，原来你是精神病。”

    在精神病人身上，这种事儿特别常见。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肇事、肇祸、伤人和自伤的隐患，我们得尽量把他们登记到患者信息系统里。有的家庭监护能力特别低，我们称之为“弱监护”，比如老年人、残疾人家庭，或者家里有两个精神病患者，监护不过来，信息录进系统，社区能帮着一块管，这其实是很理想的状态。

    但太多患者家属不愿意信息被录入库，他们说：“我保证每个月来找你，你真的别给我录进去，录进去就毁了。”我说：“人家不会往外说。”“不可能，只要录进去，我们街道就全知道了。”

    我们根本就劝不动。

    这就是信息系统在推广的时候，遇到的第一大障碍——社会耻感。一旦病人被贴上标签，可能就意味着social death（社会死亡）。像这个小伙子，身份证直接被打了码，一刷就叫，别人当然会问：“你怎么回事？”

    他也特别担心，问我：“以后跑马拉松、去大剧院看戏，（警示器）会不会叫呢？或者我将来坐飞机、乘火车，刷身份证会不会都这么“滴滴”叫？”

    我跟他已经认识十年了，知道他恢复得很好，读完了博士，也成了家，在事业单位上班，工作稳定。但我还是不敢把他放出来，我没有这个权利。

    再比如，我有个病人和女朋友出去旅游，住店的时候刷身份证，人家一看，他被标识了是精神病人，按照规定，当地的民警会过来问一下，看看病人是不是处在疾病舒适稳定期。他女朋友就纳闷了：“警察为什么找你？你是不是有什么前科？”

    他只能解释自己有精神疾病，女朋友一听，立马就分手了。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懊恼，我想当时是不是不该劝他们入“库”，显然，这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麻烦。”

    可想而知，我继续留在中国，会有多少生活障碍及导致的身心痛苦。即便我不被关进精神病房，这辈子也照样“社会性死亡”了。

    回到当时的情况。我倒在床上睡了一下午，醒来已经是傍晚了。C先生的母亲叫我去吃饭，我去了厨房，坐下来一边吃一边谈。原本关于我如何和C认识的，我也和C商量过具体怎么说，好像说是网友太浅了。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干脆少提和不提具体认识的经历，我不想撒谎，正好C的父母也没问太多。

    馒头和汤都很好，我对饮食没任何高要求，能吃就行。我从香港精神病房被关之后，对饮食要求更低了，反正不管是什么，吃就行了。我不是娇生惯养，或者说挑剔矫情之类体现在别的方面，但是吃上我很不在乎什么。

    吃了饭又聊了一会，我就回去睡了。房间里有个小电扇，可以吹起一点风，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燥热。

    3.身住下心却不宁；对中国精神卫生体制、精神病院的恐惧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快要中午了。按说两次睡觉十几个小时，我应该已经好多了。但是内心还是平静不下来，紧张和惊悸还是如影随形。除了因为前面一系列变故导致的PTSD之外，我还有现实的担忧。例如我在C先生家能呆多久？我早晚还是要离开的啊。我离开之后去哪？我不知道。而且，我还是不能确定地方政府会怎样对待我，因为由于上访被关起来、殴打、骚扰的案例太多了。我怎么确定自己会免于伤害？再说那个打架和屎尿味的家我又怎么回去？还有那样的家庭，怎么去和那些有黑势力背景的流氓恶棍对抗？让我父亲一瘸一拐的帮我打架吗？

    就这样，我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把此前和C先生说好的体会和观察农村生活的想法抛在一边了。因为我根本没心情去观察这些，心里想的都是我自己的事。就这么越来越煎熬。

    我想到香港东区医院护士卢伟杰对我的恐吓、虐待，以及东区医院和警署对我的苛待，决定举报卢伟杰（也包括举报他对其他香港籍弱势住院者的欺凌、威胁），并且对香港警署提出投诉。我就拼尽精力写了举报信发给了医管局相关邮箱，也把投诉递给了香港警方。我那时还对香港的法治与诚信抱有幻想，结果后来东区医院和医管局的回复让我知道他们比大陆的许多部门还要虚伪和无耻，倒是警方还算凑合。

    我这时有时间翻墙，查看推特和各种信息，结果看到的都是负面的，例如老人出门上访被截访者堵在家里（据说还被殴打）的视频，还有上访者被集体抓起来运回老家的视频。

    然后我考虑到一旦别人认为我“有病”、“发病”，就会送进精神病院，于是就查了关于精神病房的事情，结果看到许多可怕的关于精神病院的信息。

   例如这篇在知乎上叫“黄x”在“真实的精神病院是什么样的”下面的回答（该用户迄今有62000多关注者，11万多赞同，22000多喜欢，50000多收藏；本回答获得149赞同，56喜欢，17评论）：

   “说一下一个小城市的精神病院（还不够格到三线城市）

    在那里实习过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去查房，基本是查女病房，男病房只跟进去过一次。

    先说女病房：管理非常严格，每一个门口都有两道铁门，只有医生能进入，家人需要提前预约。

    由于医院等级条件有限，只有精神分裂病人能住院，大城市是有提供给其他类型病人（抑郁症，焦虑症等等）住院的开放病房。

    病房有独立病房和集体病房，很简陋，由于是夏天，只有简单的草席，电扇，生活用品都是家里提供。

   每天定时排队吃药，上午下午各一次集体活动，就是一起看电视，下棋，跳舞之类的，活动是必须参加的。

   总体来说，女性病房比较干净整洁。

   关于病人，有些病人的幻觉幻想确实严重，很常见的在铁窗旁边说一些听不懂的话，也不少病人看我是新医生，让我把她们放出去的。

   女性病房就是一些基本的护士和护工轮流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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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病房

    我只去过一次，还是为了去看一个因为工伤截肢精神受到重创而自己要求住院的老师。

他是唯一住在有空调的独立病房的。

    其他的病人，条件非常的差，脏，乱，臭，没有独立病房，全是集体床位，看见医生，他们都会围上来，很像一个小团体，有老大有小弟，那段时间有一个说话没人听得懂的人在我们城市作乱被送进来，医生来打听他的情况，马上就有人七嘴八舌的提供情报。

    男病人的活动室是比较开放的，自己想玩就玩，有打麻将的，打牌下棋的。

    基本没有什么医生在管，都是一些强壮的护工维持秩序。

    总体来说男病房的条件非常之差，基本属于无管理的监狱状态，是的，用监狱形容这里很恰当。因为相出院非常困难，也鲜有家人想让他们出来，因为留在家里也是很麻烦的。

    我不知道条件比较好的精神病院的状况，不过据带我的主任说，基本二三线城市的精神病院都是这个样子，另一种形式的监狱罢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还有从宏观上评析精神病院情况的，我当时看的记不太清哪个了，我举一个现在找到的案例（但不一定是那时看到的），例如知乎一位叫“太y照常升起”用户在同样回答下提到关于“电疗”的问题（有44000多关注，10万多赞同，11000多喜欢，27000多收藏；本回答得到143赞同，22喜欢，34评论）的回答：

   “精神科工作，就是良心活，干得好干的坏患者基本上是不会抱怨的，但是你做了，和没有做，自己是知道的。

   我下面以话题的方式慢慢更吧。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精神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精神病院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是关于“电疗”的。

   ECT，俗称“过电”，著名的杨叔叔采用的方法。也是关于精神科最恶名昭彰的事情。

首先想说的是我们科里没有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涉及到麻醉科的配合，我们不具备条件，所以没有。大多数的精神科都没有，必须大的，专门的精神病院才有可能配备。

   不过其实ECT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大家真用不着排斥。在药物治疗无效的时候的一种补充治疗。

   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脑子里的想法太多了，不知道听谁的。用电刺激之后，让全部的想法都消失，然后靠人自身的生理原理，恢复正常的秩序。所以做完治疗之后，人的脑子里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在短时间内慢慢恢复，记忆什么的，都会慢慢恢复的……”

    这两个回答很有代表性，分别从具体案例和实践操作上讲了如今精神病院对待病人/住院者的方式、环境、态度。除此之外，我当然还看见许多案例，有些在前面已经贴出来过了，例如关于北京安定医院的。这些案例个个触目惊心，精神病院如同监狱甚至更恶劣于监狱，没有任何监督、制约，医护可以对住院者为所欲为，住院者或者说病患必须无条件完全的服从这些医护，否则就招来各种惩罚，无处躲避。

    这种恐惧让我比此前的焦虑更加严重。哪怕我吃了从香港带回来的药，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总是将自己代入这些案例中提及的环境，况且我半月前刚刚在精神病房住过，有过直接体会，知道服从和被压制是什么样子，因此更是惊恐不安，生怕未来哪一天被关进这些案例提及的环境里，一辈子出不来。作为一个个体，在面临强大的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压制下，是完全无力抵抗的。被关起来，那就是毁了，毁了一辈子，一辈子毁了。比死都要惨。

    监狱里的无期徒刑占比很少，精神病院里却普遍都是“无期”，不需要严谨的程序、只为了“预防”不确定性，就可以将人关押终身。多么残酷的现实，可却鲜少有人关注这样本不应该存在于21世纪的现状，甚至还有许多人在发生精神病人伤人杀人案后，鼓吹把“精神病人”都强制收治起来。为了大多数人安全度增加那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他们不惜让弱势者百分百的被关押起来、丧失自由，甚至相当比例的住院者进入地狱般的环境、任人欺凌摆布。

    至于谁会把我送进去，当然是公安机关或者政府其他机构。即便论制度，公安也完全有权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并且不需承担一点责任，就能让我被关一辈子。事实上，也有大量现实案例，如前面提及的“维权网”等网站都有大量案例。相对于拘留15天甚至判刑，关进精神病院既把我整毁了，甚至一辈子出不来了，还不用负责、走各种复杂程序，我父亲也救不了我。那时我就悄无声息的彻底完了，没人知道，就一条生命永久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了。

    同时，我还看到深圳为有自闭症的儿童家庭安置在公租房，结果却被业主集体抵制的事。连这种没有什么攻击性的自闭症患者都遭遇如此杯葛，何况对于其他精神疾病患者和疑似患者了。后来我还看到，有自闭症患者的妈妈因受不了孩子在上学时遭受的排挤、无法生活下去，而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一起自杀的事情。这个社会冷酷无情，根本不给弱势者容身之处。对于自闭症这种内敛型精神疾病的态度都如此，更何况对其他类型的精神病和疑似精神疾病患者了。

    想到这些令我惊恐的事，我什么休整的心都没有了。我在脑子里把自己代入这些恶劣环境中，更是惊惧不已。然后休息都休息不好，睡觉飘忽浅浮，想到这些可怕的浑身就跟过电一样。这时候不要说了解农村民情了，前面承诺的做家务也没做，就躺在床上逃避现实了。后来听C先生说，他父母说我当时看起来颓废。其实比颓废更糟糕，几乎做什么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精神头都打不起来，整个人完全萎靡不振，躺着逃避。现在写到这一段，代入感受，还是能感到那时的无助与萎靡。（当然，在精神科医生看来，这些本身就可以看作精神病的躯体化表现、症状。虽然，这“症状”恰是对于恶劣处境的正常反应）

    我来之前向C先生承诺的了解农村、为C先生父母做家务这些，都在我的惊惧中泡汤了。怪谁呢？怪我自己胆小吗？即便不因为维权被关押，我也的确不知道以我这样的性格、处境，在以后会不会因为别的原因被关进这种恶劣的地方、一辈子受罪。我父亲已经老了，中风的后遗症还没好，我姑姑那更糟糕更不会帮助我（她也没什么能力帮我）。怎么办？我逃避现实，本以为逃避了学校里的校园暴力和人际纠纷，却没想到陷到了更为困苦绝望的境地，连吃饭住宿都要顾不住了。我逃避现实、躲避问题，想既不被伤害也不伤害他人，结果不仅没有逃避掉屈辱、不公和压力，还让自己掉入悲惨的生存漩涡，再难挣扎起来。我没想到自己当初没有咬牙挺过高考前的各种忧虑和外部打击，竟然带来如此可怕的后果，让自己压力舒缓一时，却要搭进一生，从此在极度愤懑与焦虑中身心状况都全面恶化，走在通向毁灭的路上。

     4.全力挣扎和全面碰壁

     我觉得自己不能坐等，不能就这么完了，而是要想办法逃避将会到来的这种命运。于是我开始打电话、发邮件、发私信，四处求助。

     我前面提到过，我认识了一位公民运动的领袖X先生。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无能为力，更不可能提供为他们工作以及住宿之类的条件。

    就在此时，我还看到了他关于监狱生活的作品《远方的四年》，里边提到监狱生活，其中有一个情节“有一天他（监狱教导员）让四个犯人高抬胳膊折磨一个精神病人，我也是忍了再忍。”看来精神病人或者被认为是精神病人的人，在哪里都要受更多的折磨，包括在本已恶劣的监狱里也更受欺凌。我是偶然看到他这个回忆录的，正值我担心被送进精神病房虐待，然后立即就看见和精神病人受虐待的事情，这种巧合说明了精神病人和疑似精神病人遭遇的虐待欺凌现象多么普遍。

    同时，我还看了谢燕益律师的《709纪事》，其中也描写了看守所、监狱等场所残酷的折磨、内心的煎熬，尤其需要忍耐和服从的痛苦。尤其还提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居）”的恐怖，即在非正规场所完全没有监控、没有制度约束下的进行的刑讯逼供等迫害。看见这些，我心里焦虑更加加深了。我不是英雄。我不是知名人士，普通维权者被拘捕，政权更会无所顾忌，遭受的对待会更野蛮。关于类似的案例，国内外新闻都有报道，对维权者被关押、拘捕乃至用刑，我对此恐慌不已。

    我又联系香港那边，冯女士也是没什么办法。而那位林先生眼见是不乐意再帮我了，人家已经帮的够多，而且也没义务帮我。

    而发在微博和知乎上的私信，并没引起什么关注，绝大多数人对此置之不理。当然，我那种狂塞式的发信息求助也肯定不会让人舒服，还会遭人怀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义务和可能来帮一位素昧平生的人，也不了解我是怎样的人。

    至于前面提到的答题圈，他们跟我还没熟到可以帮我多少的程度。大多数都是几句话敷衍过去了。其中，有一位昵称叫“萧l”的群友，据说他知道在迪拜还是哪里，有开赌场之类的，一个月有不少工资，可以让我去国外。我当时犹豫之后放弃了。后来我看新闻，有不少案例讲，国内一些人被高薪骗到柬埔寨、菲律宾、阿联酋这些国家的赌场、娱乐会所之类打工，然后被扣护照和身份证、不给工资，当奴工使唤，甚至被殴打囚禁让其家人汇款赎人。我现在想想心里非常后怕，我当时要去了这些场所，那真是掉进狼窝里去了。（当然这个群友倒不是黑社会的成员什么的，他只是做个中介人之类的兼职性质）

    说到这里，又是弱者容易掉进的陷阱。如果不是缺钱、急需生活费用，又没什么过硬的人脉关系，就不会想去这种场所打工，也不会被人骗了去这里。这些赌场之类听起来工资高，也比打工付出的体力少，似乎是个赚钱、出国的捷径。但是事实上，却是个巨大的陷阱。这些场所往往与黑社会、灰色黑色产业有关，不仅会当做奴工一样使唤被骗去的人，有的甚至还绑架和拘禁当事人，向家属勒索钱财，不给就以鞭打、饿饭等方式折磨。而上当受骗的，都是没什么门路，又很想赚钱的底层农民或者贫困市民。这些民众不知道江湖险恶，以为是发家致富的捷径，没想到是险恶的陷阱，本就贫困的他们坠入了又一层深渊。这些人即便最终脱身，身心也会遭受伤害，更没有得到经济报酬，和家庭陷入更严重的贫困之中。

    我又想到，是不是可以找台湾的左翼人士寻求帮助呢？那位“雪夜曼陀罗”也是台湾的，她也觉得可以试试。我想到台湾有关怀弱势的政党例如社会民主党，还有她们的重要成员范云、苗博雅，还有像林飞帆那样的青年运动家，我也都有所耳闻。于是我给台湾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发送了关于我的事情的邮件，把自述、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这些都发给了她们。可是很久之后，我收到的只是“感谢分享你的故事，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之类的辞令。

    后来，我又多次联系他们，结果都是无果而终。

    我现在想想，她们不仅没义务帮我，而且如果进一步了解我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倾向后，恐怕更不愿意帮助我了。例如她们大都主张台湾独立或者维持现状，对大陆人也有一种排拒态度（当然和她们非常亲密的除外），我找这些人，打个不太准确但是能反映意思的比方，就是国民党人落难了找民进党人求助那样，也不是不能，但是对方和你素不相识还是政治上的对头，为什么要帮你？为什么要帮我？

    但我那时显然是不那么清醒的，被恐惧冲昏了头脑。

    再后来，我又打电话给香港的社民连、台湾的一个关心同性恋的组织，还有一个人权促进会之类的。但是对方都是说无能为力，只帮助香港/台湾本土的人。不过，那个叫做“台湾人权促进会”的还不错，给过我深圳一家叫“衡平机构”的联系方式，后来在我遇到困难时打电话她们还接了回应了一些话，我还是很感激的。至于那家“衡平机构”，我后来看到是前面提到的那位H女士办的，我已经求助过她了没什么用，于是也就没再找。

    我求助许多机构无果，当然也和我并没什么知名度、没有贡献有关。我非常希望做出一些惊天动地或者打动许多人的英雄事迹，可是我没机会、没条件。即便制造和参与一些重大变革、行动，也得先有身份、学历，否则根本没机会参加。如果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那完全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在四年内搞出起码十件足以引起社运圈子乃至国际上震动的事情。可是时不我与。

    在人们眼里，人与人的价值必然是不同的。虽然我做出多少贡献，在中国这个环境中也不见得得到多少同情支持，但是没有身份没有贡献，那自然更没人搭理。

    期间，我在微信上也联系了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群组，除了C先生，有一个薛同学，还有前面提到的刘先生，还有纽约时报的钟记者等人。然而我再没认识其他的人了，这些人也没有给我实质性的帮助。我还给C先生看我在支付宝、QQ腾讯公益上的爱心捐款记录。我生活很不好，但是两个平台几年累积还是捐了1500多元。可是当我受难的时候，却没人帮我。我这时愈加绝望和恐慌了。

   我在求助群里讲校园暴力对我的伤害及求助诉求，那位薛同学说“就算关注校园暴力也解决不了你现在的困难啊”。这位薛同学此前跟我说他在美国。他说这话的语气是很旁观者的，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当年也是旁观者之一。

    至于当时如果我这幅模样去打工，不被开除才怪。就算我抖擞精神打工，起早贪黑拿微薄的工资，煎熬的打工日子又何时是个头？我连学校都适应不了，难道能适应的了打工的群体和环境？出了冲突被恶人欺凌又怎么应对？难道又要一直忍辱生活？我逃避在学校的矛盾，后来才知道哪里都有矛盾，哪里都有恶人。这个世界就是丑陋的，我应该选择的是硬着头皮走那个不那么丑陋的，也就是校园、高考，而不是打工甚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我家里又没有千万家产供我逃避现实，家里本身就是一个不宁静乃至冲突的小型战场，我和我姑打了那么多年。何况，当一个底层打工者，政府维稳部门抓我更没有忌讳，不担心有任何社会反响。在中国，剥夺被视为卑贱的人的自由、权利，易如反掌，小民毫无反抗余地。

    5.反思、后悔、焦虑、恐惧

    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没办法有一点宁定。在吃饭时候，我的腿又开始发抖。C先生的母亲看出我状况不好，说我老家政府应该帮助我这样的人。然而，连京沪地区对弱势者保障都不足，何况河南的一个小县城。相对于救助，把我抓起来关起来对他们来说“性价比”更高。即便排除因上访拘押的危险，他们也只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或者干脆不管。我父亲有单位有编制，脑溢血中风后还不发工资，生活困顿的一顿吃几块钱的饭，政府也不管。我姑姑虽然伤害我，但是按说她也应该得到保障，可是她也是拿着那个护士编制中最低等级的工资和保障，因为早年家庭变故受刺激，精神上出了问题（后天的，不是先天就有），一直没有结婚，和我父亲一起照顾奶奶，生活贫穷，谁管？还有我已经去世的爷爷和半死不活（没错，这么形容一点不错）的奶奶，即便有退休金和职工医保，也过得不是人日子，都是我父亲和姑姑照看，请不起陪护、家政。除了我，我全家都是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职工，过得都这么惨，何况我什么身份职位都没有。

    我姑姑虽然经常殴打神志不清的奶奶，但是也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着，输液时几个小时扶着输液管避免针头脱落，一口饭一口饭喂着根本不知道怎么吃饭的奶奶。虽然她打奶奶，恐吓爷爷，但是要我这么每天拼命照护，费尽心力，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也很可能如此虐待爷爷奶奶。我没有虐待爷爷奶奶，可我也逃避了照看爷爷奶奶的责任。我姑姑虽然虐待、恐吓，天天对着爷爷奶奶说风凉话、骂人，但是同样每天上面喂饭下面擦屎的照顾，一天除了工作（有时候干脆请假不工作）就是一直喂饭、翻身、擦洗（即便这样，我奶奶屁股和背上全是长期压着导致的褥疮）、买饭做饭，随时注意不让奶奶掉下床。如果是爷爷奶奶慢性病急症发作期间，一天忙十几个小时都顾不过来。我爷爷去世前，我父亲和姑姑要照顾两个老人。去病房食堂打饭时候，我看见我姑姑排着长队等半小时左右才能买的上饭（有些是病人拖着病体自己排长队打饭），还要忍受成群的病人和家属混合散发的各种难闻的味道。当然，在私底下，没人注意时候，我姑姑拿巴掌甚至扇子等物品狠狠的扇着砸着奶奶的屁股、脊背、头部。每天各种风凉话剌着爷爷（去世前）、奶奶、父亲（尤其我父亲中风时候），有时讽刺我（2015-2016我父亲中风、我去医院探视期间），声音恶狠，经常摔东西。

    这就是我姑姑的复杂性，我家的复杂性。我回去这个天天吵架、时常打架、臭气熏天（不是比喻，是真的臭味）的家吗？我有能力照顾爷爷奶奶和父亲吗？我能处理好和姑姑的冲突吗？我能在这样的家庭活下去吗？

    我为什么如此痛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为什么那么痛恨那些流氓恶棍破坏了我的前程，又为什么拼命维权和追责？就是因为如果我按照当年的成绩顺利考上985、211院校，我就能有收入、有自由，能请得起保姆帮助照顾爷爷奶奶父亲，经济自立、生活自立，还能反哺家庭（至少不欠家庭的经济支持），不用再从贫穷已极的家庭再要生活费，也不用听我姑姑风凉话，也能理直气壮自立的谴责我姑姑小时候对我的家庭暴力，而不是反而要承情，承她照顾我爷爷奶奶尤其父亲的情。结果这一切都被校园暴力及连带的网络暴力毁掉，前途毁于一旦。学历真是重要，我没名校学历，前面这一切设想都归零了。

    当然，名校学历不仅如此重要，它几乎是我一生必须有的护身符。我在本文开头和《自述》中都讲了，对我而言，无论我的价值观、志向、合适从事的职业，都必须有高学历支撑，否则就是连市井流民都不如。用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的话就是“没用场的人”。

    严歌苓在书中说，“一般此类‘没用场的人’都有一身本事，误以为本事可以让他们凌驾于人，让人们有求于他们的本事，在榨取他们本事的同时，至少可以容他们清高，容他们独立自由地过完一生。但是他们从来不懂，他们的本事孤立起来很少派得上用场，本事被榨干也没人会绕过他们，不知如何自身已陷入一堆卑琐，已经参与了勾结和纷争，失去了他们最看重的独立自由。 ”

    而我的处境就更糟糕了，连“清高”、“独立自由”的基础--学历、安全、一些物质保障，都是没有的。因此，我不仅“陷入一堆卑琐”，连“本事”也因为没有名校这个平台而“才美不外见”，不要说“与常马等不可得”，乃至我就是属于应该炖成马肉的那批“驽马”中的一匹了。

    “考不上你跟老隋家的老大一样去摆摊算卦吗？跟老赵家的三子一样开洗脚房吗？要么跟吴金华那一伙去当二流子吗？他们还有一身混社会的本事，不是什么好本事，可惜你连那点坏本事都没有！”严歌苓女士另一篇小说里的描述更符合我的情况。作为“连那点坏本事都没有”的我，下场会有什么可能好吗？“手不能提肩不能扛”、适应不了社会、不懂人际交往、在学校都过不下去的我能在社会上混的下去吗？被流氓哪次一激、与市井流民发生次大的冲突，我没权没势不会耍滑抵赖，被拘留甚至判刑有什么奇怪的吗？高压和痛苦生活下，最终精神崩溃被关进小城的精神病院，天天面对凶神恶煞一样的护士护工，呆在封死的铁窗监牢中，一辈子被管束、欺凌、捆绑、殴打、虐待，难道还是稀奇的吗？

    在如此思绪的影响下，我精神状况越发恶化，吃药什么的根本不管用。我并不是吃了药，一切都好起来、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在C先生家住的这半个月，原本是想休整、调整好状态的，结果精神反而越发糟糕，经常卧床不起，不想动弹，浑身经常和过电一样，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6.网贷机构给了我出国的希望

    正是在这时，我看到我手机上“去哪儿网”上有了12000的借款额度。而以前只有3000。当然，我借这么多钱也撑不了多久，还背着债需要父亲还。但是这却给了我出国的契机。其实，那时候谁肯借给我两三万块钱，我就算耗费一生也会还的。但是没有人借给我。我得到的借款，是我日常借款积累的信用，得到的网上贷款机构的额度。这让我出国成了可能。但是，我的出国却不是那么容易，而是一波三折。我出境两次，才抵达现在所在的国家避难，而不是拿到贷款后一下就成功实现了政治避难。相反，这中间又经历了几次险情，差点让自己的逃亡之途毁于一旦。

   我看到额度后，就告诉了C先生，说我现在有了这点钱，想出国。他在东帝汶共和国工作，那里有联合国和欧盟的机构，我想，或许在那里可以得到帮助。所以，我第一个出国的目标，是东帝汶，而不是现在所在的塞尔维亚。

   虽然有了目标，让自己很可能免于前面提到的在精神病院“终身监禁”的结局，但未知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谁知道是否能够顺利离境，谁知道到了那边，对方会如何对待？后来的一系列经历也证明，我的出境避难之路，真的是曲折惊险的。

   不过，四处求助无果，最后网贷机构帮了我的大忙，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本身就是很讽刺的一件事，也是很意外的事。但无论如何，我对于多家网贷机构都非常感谢，尤其“去哪儿网”上的“借趣花”服务。我一定还清贷款，这不仅是履行还款责任，还是为了报恩。虽然暂时我钱还不够还清，但我未来一定连本带息还了，除非我死了没办法还。

    7.一次急诊经历

    就在住在C家里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下巴突然脱臼了，也就是“掉下巴”、“下巴颏掉了”。不知为何，我从高中以来多次下巴脱臼，平均每年一次，成了一种“习惯性脱臼”。脱臼之后嘴巴合不上，口水止不住的流，疼痛难忍，不要说吃饭睡觉，疼的坐都坐不住。而且自己没办法“合上”，必须由专业医生矫正。

    这次不知怎么了，可能是嘴张的大了些，就又脱臼了。我疼的立即坐立不安。不过我也感到庆幸，不是在流浪中或者汽车上什么地方，否则更不知道找谁求救，非得把自己疼昏过去不可。

    我告诉C先生的父母后，他们一开始不知道严重性，以为可以忍一夜就好了，可是我忍几分钟就疼的受不住，然后忍不住低声喊叫，后来干脆变成大喊大叫的疼了。

    C先生的母亲带我去村里诊所，找了半天才找到医生，结果说他弄不了，不会接合脱臼。他建议去镇里卫生院或县医院。

    于是C先生的弟弟就骑摩托送我去镇里的卫生院。虽然是7月，但是因为山里有风，在摩托上更有风，我穿着单衣感觉有点冷。我一边忍着疼，一边扒着摩托扶手，疼的把各种担忧都暂时忘到一边去了。

    过了有半小时，才到了卫生院里。C先生的弟弟和我又是找了半天，才找到医生。结果他给我接合了几次，居然没接上。他试了几次就放弃了，说需要去县城。我来之前就预感万一这里不行怎么办，结果真是不行。

   我联系C先生，他说那没办法就忍一夜吧，第二天有班车了去县城或者看谁顺路。下巴脱臼的忍一夜会多么痛苦呢？反正一个小时都痛不欲生，什么闭眼、冷静都不可能，更没办法睡觉了。

    就在这时，C先生的弟弟帮我打听到了镇上有车，是私人的面包车。最后讲好价格，好像是150块一个来回，于是我就坐上车去县城了。我路上疼痛不已，口水流的车上身上都是，一直给开车的说对不起。不过车主倒是没计较。于是我就坐在这面包车里度过了几乎两个小时。我当时疼的也没空注意看时间，反正从L镇到D县县城走了很久。

   到了县人民医院，我让司机送我上去一下，因为下巴颏掉了我说话口齿不清，他很热心的跟我一起去了急诊。然后找护士站、找医生。这位县城的医生用了不到一分钟，就把我的脱臼的下巴接上、矫正了，我马上也就不疼了，恢复正常了。县城里的医生医术的确比镇里的好。最后我给他钱时候，兜里就拿着50元现金，本来这手术需要70还是100，医生可能见我是个学生模样很可怜，也就没再多收。这位医生也是很热心肠和和蔼的。其实我遇到的医护人员大都不错，我前面说过。当然香港的、精神病房的是另一回事。

    我坐车连夜回到L镇，用微信转给车主钱。我心想幸亏还留着这点钱，否则我连去县城的钱都没有，得疼成什么样、怎么办啊。有时候救急的钱真的很重要。钱，什么时候都重要。

    我当然不方便让C先生的弟弟这么晚来镇上接我，于是直接去了卫生院，本来想是在院里睡一觉。结果发现有门诊还是病房之类空着，我就直接躺在那睡觉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也没人打扰，真是不幸中的一点幸福。

    凌晨的卫生院很安静，我回想起来就诊时，虽然已经是晚上，还看到有好几个从穿着就能看出很贫困的老人在看病，还有残疾人在老伴搀扶下来的，很是凄惨。而卫生院的医护也为他们诊疗着，不知病痛有没有减轻。这就是中国农村的一瞥。

   第二天早上，我自己步行回到M村C先生家，路上走了至少一个半小时。

    8.在C家里的所见所闻所感

   因为涉及他人隐私，关于C家的许多事，我都省略不提了。但是其中还是有几件事，值得讲述和分析的。

    C先生的母亲，和中国农村许许多多的女性一样，是坚强、善良、朴素的。这些绝不是泛泛的形容词，正如本文许多形容词都不是泛泛所指，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人和事支撑一样。C先生的母亲，忍受着在大山深处的贫困和其他苦难（出于隐私我就不写了），将C先生和他弟弟拉扯大，还供养了C先生两次读大学（他第一所学校不好，后来退学又复读了一次），第二次读的还是211大学。这对于山村里的家庭，殊为不易。我虽不知详情，但大致知道，C先生的母亲付出了巨大心血，倾尽家产供孩子读书。她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却知道让孩子“知识改变命运”。

   而这样的母亲，在中国以千万计、以亿计，她们牺牲自己的生活与享乐，一心为孩子做出牺牲，付出一切。我认识的人不多，熟识的更寥寥，但就这我就听说好几位都是母亲拼力付出，让孩子上学。例如前文提及的C记者，据他在朋友圈和所撰的文章所说，他上学、考研，也是母亲积极支持，默默奉献，才让他从一个第一学历为普通院校的不起眼的学生，通过考研，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报刊之一的资深记者，实现了他的新闻理想，并与强权和利益集团勇敢斗争。没有他母亲对他学业的支持，后来的这些成就也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是C先生的母亲，还是C记者的母亲，还是亿万中国母亲们，都是省吃俭用、牺牲个人的幸福，换取孩子的前程。没错，就是“换”。在贫穷的农村，想要好好供养孩子，作为父母尤其母亲的，就要俭省节约，不能享受多少劳动所得，乃至勒紧腰带饿着肚子，付出半生辛劳，让孩子在学校读好书、吃好喝好穿好学好，最终跨出农门，实现理想。儿子/女儿的理想，就是母亲的理想，或者说，母亲把自己的理想、生命，都寄托到了孩子身上，孩子的出人头地，对她就是最大的幸福，哪怕这代表着生活中的艰苦、忍耐以及各种物质匮乏和生活不幸。当然，即便倾尽全力，也并不是就会成功，一次失败乃至一点意外，这些努力可能都付诸东流。

    我虽然没有这样的母亲，却有为我付出巨大牺牲，耗尽了自身精力和财产的父亲。虽然他在我没上小学导致我不适应学校生活上有一些责任，但后来的付出已经远超他的过失了。当我在一所学校上不了，实在被校园暴力逼的无法上学，要求换学校，他都同意了。从道口抗大初中，到第二初中，再到河南师范大学附中、焦作市十一中、济源市一中，托关系、交择校费、长途奔波、处理矛盾，他付出了太多，支持乃至迁就了我很多。这也又是我极度愤怒于那些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加害者的原因，我都离开旧学校了，那些传言和照片还传播到新学校，穷追不舍式的继续毁坏我的名誉，而且还是高四时候、高考最关键的前100多天时候。否则，我就可以在中国人民大学或者至少985、211院校和父亲一起庆祝这些年的努力，用录取通知书来报答父亲这些年的付出了。

    可是现实不是假设。我父亲付出了一切，供养我上学，结果最终学习成果却被那些流氓恶棍摧毁。我高考失败了，但我父亲的付出，顶着烈日或冒着严寒去跟我到新学校、联系老师、缴纳费用，自己几年不换衣服、积劳成疾中风、重病时也牵挂着我，都是实实在在、不容抹杀的历史，都是任何恶人都摧毁不了的爱与牺牲。

    中国平民尤其农村家庭的无数母亲与父亲的无私奉献，培养了一批批新时代的青年。而培育这个国家半数以上青年的她/他们，却老了，却往往没几天享福的日子或者根本就没机会享受生活了。与有钱人家或城市中产父母有充分自由和娱乐相比，这些穷人家的父母以自己的辛苦挣得下一代更好成长的机会，哪怕往往依旧竞争不过前者。用上一代的牺牲换取下一代的成功，用老一代的苦累换取新一代的幸福，这应该吗？难道教育在内的民生不是应该更多由国家负担吗？为什么让父辈尤其本已贫困的父母辈牺牲个人生活来换取儿女的较好些的命运？这不是进步、文明、富强的国家应该发生的。只有建立保障全民、相对均等化水平的基本教育、医疗、养老体系，才能真正让老有善养、幼有优教、青年有机遇、中年无压力，实现平等、均富与和谐。最简单的说，不能让培育孩子的负担都压在贫困的父母身上，国家必须承担更多更大责任，提供更加优质和公平的教育等关键社会资源。

     还有C先生的弟弟J。J是典型的农村打工青年。他没有像他哥哥那样考上大学，经常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他曾经在深圳打工，有时候找不到工作，只能躺在水泥地上或草坪上睡觉。他有的工友被辞退后，行李和日用品被从楼上直接扔下来。他现在还是不时出去做工，在附近县镇，或者西安市去打工挣钱，饱尝世间疾苦。

    J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缩影，他们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或者准确说趋近于零），要自己拼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J遵纪守法，很老实本分，可是却贫穷、没有生活保障，也没有对未来长期的打算。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也没办法有多么长久的打算。做生意吗？本钱呢？想找个体面和有点保障的职业吗？学历呢？这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升学率有限，一本二本率更有限，竞争不过城市的孩子。而且，大城市的孩子即便不学习，基本福利保障也够他们度过一生。例如在答题圈里有上海的市民，仅因为拆迁就有千万家产。即便不算拆迁，对于适龄单身青年，地方政府也有不菲的补助款（当然不单身的或许也有别的什么款吧，我不太了解上海的福利体制），可以很舒服的过一辈子。只是因为生的地域不同，同样是受精卵，产生在不同的家庭，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命运差异。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平等的，是悬殊的贫富、阶层差距。权贵阶层、中产阶级、工农大众的子女，过得是天差地别的生活。

    J还提及了校园暴力问题。他说在他的学校也有很多，包括冷暴力。虽然他是乡村的家庭出身，好像只上学到了初中，但也知道冷暴力的概念，知道例如语言攻击、孤立、歧视都是冷暴力的组成部分。他说找学校反映，校长是说“知道了”，然后还是不管。他没有讲更具体的遭受校园暴力的情况，但中国县城和农村校园暴力的情形大抵是相近的，与我所经历、看到听到过的，不会有多大差别。

    C先生一家，除了C自己通过考试跳出农门外，其他三口--C的父亲、母亲、弟弟--都没有机会真正走出大山，更从根上就没了理想、追求。虽然C的弟弟经常在大城市打工，但城市里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以及绝大多数精致的现代生活，都与C先生弟弟这样的几亿农民工无关，更与他父母这样的农民无关。背朝黄土面朝天，才是他们天然而艰苦的依靠。国家经济的迅速繁荣、社会财富的猛增，他们是参与者、贡献者、牺牲者，却不被允许成为收获者，只能任由特权阶层和中产阶级分肥完毕后，得到那点残羹剩饭烂菜汤。那锦绣山河，万里繁华，对他们几乎是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以前，我主要是从报刊、电视和互联网上了解到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这次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亲身感知了他们的朴实与艰难。当然，我知道农民工、农民也是多样的，好人坏人都有的、处境大不同的，但是他们也有着一致性，都是这个时代不公的承受者，在贫富差距悬殊、结构性社会不公中挣扎、麻木、沉沦、终结。（我在C先生家里看到的，是只是他们生活的一瞥，还有更多苦楚不为人知。而且，C家在M村已经算是比较富裕的了，家里还有盖新房子，都需要如此打工，何况其他更贫困的农民家庭）

    我离开C家之前，知道已经处于退休年龄的C的父母都要出去做工。C的父亲要去做零工，而C的母亲要去邻近的县摘棉花。城市的退休职工在自由的过着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但同龄的农民却还要务工才能生活下去，才有钱生活下去。我不知道两位年过半百的老夫妻，如何冒着酷暑继续做工。但我离开他家之后不久，听C先生说，他们的确去务工了。

  （五）第一次出境避难，以失败告终

    1.离开C家前往东帝汶

    在C先生家住了约两周，我没有休整好，却被看到的大陆精神病院恶劣状况、维权者上访者被抓捕迫害的案例吓得身心更糟了。我决心前赴东帝汶，去找在那工作的C先生。

    我和C先生父母和弟弟告别，在这天早上和一起去镇上赶车的人坐着拉粮食的小卡车到了D镇。然后转车，在务工、探亲、旅行各色人的拥挤的车上奔赴D县。然后，又从D县坐火车前往西峡县。我要在那里乘坐汽车前往郑州，去一家银行取保险柜里的护照（我实在没地方放重要证件等物品，只好舍着一年500多的价格在银行租了个保险箱），然后从郑州再赶往广州，坐飞机前往东帝汶。

    在这过程中，我在推特上发了我的求助信息。有一个叫“hero”的人联系我，说愿意给我一套房子，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时急需帮助，说那你在哪，他给了一个微博，我翻开那微博，看微博上的人的信息是在江苏连云港，说自己和母亲得了艾滋病，还被地方政府迫害什么的。我不知道这微博上的人是不是推特上和我联系的人，就问他我不要房子能给我钱吗？我怎么样去他家？他就又不回复了。后来我问“雪夜曼陀罗”和她的朋友，她们说这人可能是个变态，我也觉得这人或者变态，或者是钓鱼捉弄我的，就没再搭理。但后来又有人推特上冒出来，说起这件事，而且字里行间很清楚我和那人的对话的详情，例如他要我去他家、送房子之类。他还污蔑说我是在骗钱。我想这个人和那个说要送房子的人是一个人两个号吧，至于用意，不是为了抹黑我就是恶意捉弄。后来我不想搭理他了，他还跟人说我“怂的自杀都不敢反抗”，可见其什么用心了。但我在得到他回应时，真有去趟连云港的想法，甚至C先生都说反正你去了没啥损失。那时候我并没有多少钱，跑那么远怎么没损失？到那别说被绑架啥的，就算啥人看不见根本无处可去白跑一趟多花近千块钱，还让我本来就惊恐劳累的身心再被折腾。

    那时我急于求助，在推特上也透露了更多个人情况，结果就遇到这种用心险恶的人。如果是平常我根本不会信更不会搭理，但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哪怕骗术很拙劣，也会“病急乱投医”。这就像许多重病的人和亲属，在绝望之中很容易上各种医疗骗子的当、底层穷人相信各种发大财、“重金求子”的美梦一样，越是处境危急、生活艰苦，越容易“慌不择路”，上当受骗。我也差点栽了这跟头。不过这人倒不是骗我钱，估计就是看我可怜求助反而鄙夷，故意捉弄我，那微博估计也不是他的。当然，那骗人的是匿名的，现在我也找不到他人了。但就是这么一个匿名者，就差点让我栽了大跟头。

    此外，我在推特上求助，还遇见各式各样的人。有一位也算是异见活动者的女性，要我随便找个工作打工什么的，她根本不了解那时我惊恐无助的情况，如何打工呢（前面我都提过了）？还有一个应该也是女的，让我加了她微信，她没帮我什么，我提到家里父亲和奶奶生病，需要治疗花钱之类（主要是讲自己家的艰难），她却说这世界不需要看病，应该靠什么心灵好就治愈了之类，还给我推荐了个宣传类似思想的网站。我心想这推特上真是大染缸一样什么人都有，我本来想求助，结果一堆乱七八糟的人。

    当然，还有一些旁观者，知道我自杀、被关进精神病房的经历后，各种侮辱嘲讽，例如“你是个傻子吧”、“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你这样的人活着知道什么价值啊”等言论，看我可怜兮兮求助，反而恶狠狠的逼我去死。后来我在另外的平台也遇到类似的匿名者对我诉苦极尽嘲讽谩骂，平台管理者听任网络暴力在眼皮底下发生、恶化。结果等我缓过来不到处诉苦求助，甚至评论时事时强硬起来、激烈对骂，反而被如此侮辱谩骂的概率低了很多。我落难时一群人落井下石，等到相对安全了甚至激进了，反而都不吭声了，多么讽刺。

    到了我熟悉的郑州，去银行拿了护照，然后在二七广场旁边的华莱士买了一份套餐、好几个汉堡。我从初中至今经常去郑州市，对这里很熟，也算有些感情的。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校园暴力，不是因为流氓恶棍势力在网上对我的攻击诋毁，不是维权中遭受这么多挫折甚至危险，我何必离开这锦绣的祖国呢？何必告别郑州、新乡、焦作、安阳、济源……这些我去过多次甚至上过学的城市呢？

    我回去拿了护照之后，就坐火车南下广州。我把网贷的额度用了，多花了钱坐了郑州到广州的软卧（没有硬卧了），多花了不少钱。只是因为我觉得省着花也省不了多少，干脆舒服一点吧。极度缺钱情况下，反而不那么在乎多花点钱了，因为好像反正也多省不了几天。这在广州体现的非常明显，我怕自己那部摔过的苹果手机关键时刻坏了（虽然修了，但电量掉的特别快，后来发现它的确是电池或充电系统有问题），影响求助和联系，居然花了3000块又买了个iPhone SE（匆忙的把那个红米手机卖了，899买的只卖了300块钱，还是正规的手机收购店），还花了一百多奢侈的吃了顿饭。可能是前面过于节省的反弹吧。此外，我在火车上买不便宜的盒饭、矿泉水，以及坐飞机中转到巴厘岛时花钱买披萨充饥，都是这种“反正花了钱就花吧”的思想作祟，完全不考虑未来怎样。

   等火车时，我本来想去网吧，结果网吧因为人少不开空调，热的难受。他们也不肯退已经开了的网费。我不想在闷热肮脏的网吧坐着受热，就去了二七广场那里商场的楼上坐了几个小时，等离火车开车两小时前去火车站。那几个小时虽然有空调，坐着也很煎熬。

   在火车上时，我还接到了香港警方对我投诉的反馈电话。我在电话中对于他们苛待我表达了不满，并且告诉他们，大陆维权者都是受难的人，不应该这么恶劣对待。我也提及了警署羁留室恶劣的环境。而对方回避了警察态度恶劣的问题，只解释把我锁起来是为了避免自杀的目的。他劝我把投诉改成提意见，我当时也无暇多顾，没办法和他们较真，也不太必要，就答应了，说希望他们以后善待大陆来的维权人士、改善羁留室环境。

    虽然和我联系的警察态度和蔼，但是本质上回避了我遭遇苛待的事实，也没有处罚任何人，还指引我放弃投诉。不过，相对于另一则给医管局的投诉中（即关于东区医院护士卢伟杰虐待欺凌的问题），东区医院和医管局的阴险恶毒，香港警方这个回应相比那简直太高大了。

    我在郑州时就订了从广州到帝力（东帝汶首都）的机票。结果到了广州检票时，居然因为没有买返程票，不让登机。然后C先生又借给了我1000块钱，让我买了从巴厘岛回广州这段的回程机票。

    从C先生家的M村直到东帝汶的这一路上，无论是坐汽车、火车、飞机，我都没有任何心情看风景，心情也不是旅游式的而是受罪式的，只是在上飞机前买了报纸和杂志看，逃避现实。

    在巴厘岛这座风光秀美、夜景华丽的岛屿上，我完全没有感到它的美丽，只有自己在机场等待转机的劳累。我直接坐到大理石楼板上，表情僵硬的（我能从自己肌肉上感受到）等待、等待，等到天亮去坐飞往东帝汶的班机。我怕手机丢失，藏在包的夹层。我时而坐在地上无所事事，时而提着两个包在机场二楼来回转圈，巴厘岛的夜景和游客的热闹，包括欧美游客的谈笑和中国游客的路过，我都视若无睹，心里没一点反应。

    到了后半夜，人渐渐稀少了起来，大多数游客可能都去旅店了，只有少数人呆在航站楼等天明。我看到一个机场餐厅（就在航站楼上）有沙发，我就躺在那睡了几个小时。比躺到瓷砖地上好的多。

    天亮之后，飞往帝力的飞机要启程了。我也检票登机。只是没想到，就在半个月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这里，还差点误机没钱没朋友的“落”在巴厘岛。

    2.抵达东帝汶，见到C先生

    （关于和C先生的谈话，有的涉及个人隐私、不便公开的，我都省略了。所以关于这些方面的篇幅会极大缩短）

    在昏昏沉沉的坐飞机飞行了几小时之后，帝力到了。下机之后，别人都填了落地签的表格，而我英语书面语其实不差，但是那时从精神头到心理状况都很糟，根本就看不进去表格上写的什么。这时一位东帝汶的工作人员帮我填写了表格，我交了35美元，办理了落地签，并且“入乡随俗”的给了盖章的额外10美元小费，就过关了。我倒不觉得这算不好的事，这个国家很贫穷，人们都要为一口饭挣命，包括海关人员也不例外。

    我在航站楼外等着D先生和他朋友开车来接我。就在这期间，我找不到其中一部手机了。我急得到处找，翻了两个包，怎么找都没有。我又把身上、包里翻了几遍，越急越找不到。然后刚才有个东帝汶当地人过来拉客，应该是让坐他的出租车，我以为是他和他朋友借机偷的，或者机场其他当地土著偷的。

    这时候，C先生和他朋友来了，我没时间感谢、激动，而是说“我手机丢了”，然后C先生安慰我来了就好，手机丢了就丢了吧。结果后来回到他的住处，我居然在我包的夹层又找到了手机，我高兴的蹦起来了都。然后很明显我误会了那些东帝汶土著人，人家好心询问我去哪、拉客、帮助我，我却下意识把这些穷苦的当地人当成小偷，这也是明显的歧视与偏见。我很是惭愧。对穷人、弱者的歧视总是在许多人心里，只是在表层还是心底的区别，我也不例外。

   接到我后，C先生对我很好，请我到帝力市中心（准确说就是个商业街中心，帝力好像只有那一个商业中心）的饭店，吃了一份炒米。然后他给我讲了这里大致的国情民情。后来，他带我回了他的住处，给我找了一张小床，让我就先住在那小床上面。

    我与C先生谈论了很多事，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从答题圈（就是我和他认识并一起呆过的网络圈子）到他在东帝汶的生活，当然还有我这两年的经历，谈了许多。这时的谈话、交流还是挺好的，尤其和后来比起来。我终于可以有陪伴和有人谈心了，我倍感欣慰。此外，C先生还帮我买了当地的手机卡，就是网费和电话费比较贵，而且交话费很麻烦。

    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我和他已经说过不少次了。在C先生家的时候，他就通过微信跟我谈论过当时我应对方式的失败。他认为，那时候我应该积极争取经济赔偿，还有让对方负担拍片、看诊的费用，这样才能让对方付出代价、不敢再找麻烦。而我当年为了避免被认为“讹钱”，刻意拒绝讨论经济赔偿问题，只一心让对方得到校纪和法律惩罚。结果学校普遍并未正式惩罚，而公检法更是不乐意管。如果我当时要求经济赔偿或者让对方支付拍片之类费用，那我更会被对方诽谤为“讹钱”，而且经济赔偿更会让他们顺理成章逃脱正式制裁。不过后来的结果是，我放弃经济赔偿，也没得到公道。或许C先生和互联网上一些人的看法是对的，面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就是应该“闹”，尤其造成严重损伤的，要让对方赔钱来付出经济代价。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一开始就被制止，哪还有这些勾心斗角。

    3.求助欧盟、联合国驻东帝汶代表团失败；在求助美国大使馆时遇险

    然而我来东帝汶，最主要的目的是求助，是希望申请政治避难。这里一共有三个去处：联合国办事处、欧盟办事处、美国大使馆。我在中国根本无法也不敢接近这些机构，但是在东帝汶，我就不担心接触了。至少外面看守大门的东帝汶保安人员不会难为我（后来在美国使馆发现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我决定及早求助相关机构。我打印了关于求助的基本资料，当然是翻译成英文的，借助谷歌翻译。住了有两天，我就摸索走到了欧盟驻东帝汶代表团办事处。但是由于我英语口语不好，和保安人员交流不畅，他没看懂我的资料，反而写给我一张纸，让我去东帝汶内政部咨询。

    我第二次去办事处，有欧盟的工作人员在，是明显的欧洲白人而不是当地土著。但她看了我的避难申请，却说不行，不能接受。我在那求了她很长时间，还和保安说情况，但是还是没用。当然我那时紧张焦虑，脑子晕头转向，英语更不好了，沟通起来比平常更不顺畅，连本应该会的基本交际用语都说不好、听不明白。然后她自顾自的走了，我又坐到中午，看实在没希望了，熬着也没用，于是我只好离开。

    过了一天，我又去联合国办事处。那里距我住的地方很远。为免迷路，以及实在太热，我只好花了5美元坐车过去。这时候我倒是多花一分都担心，因为我不知道要在这停留多久，美元用完了怎么办。

    到了联合国办事处门前，直接就被拦住了。这里和欧盟办事处不同，是个大院，大门口门禁很严。我拿着避难申请和东帝汶当地的保安人员说了很久，他们就是不让我进去。期间出来一个看着像中国模样的女孩，一问才知道是日本人。她很快骑车走了，我当时也忘了让她等一下再走，帮我和保安人员之间做个翻译。保安后来没懂我想干什么，直接让我去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我看实在沟通不了，完全鸡同鸭讲，又只好离开了。

    这时我还看见联合国办事处附近有个教堂，我问教堂旁边的人，说好像是个葡萄牙人开的。结果我怎么都没找到白人，只看见当地土著人教徒。我找了几圈找不到，于是我就走了。

    我本来孤注一掷来到这里求助，结果却到处被拒。我亲身体会了“风雨飘摇”这个词汇代表的含义。对我而言，就像寒风中的落叶一样被时代雨打风吹，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即便拼命挣扎，也抵不过那狂风骤雨，只能在社会大潮卷动下飘零。我面对被地方政府“稳控（软禁）”、黑恶势力攻击、生活丧失着落、家庭一贫如洗、至亲病体缠身……这一系列危险与挑战，试图逃离中国而求助，结果被这么拒绝了。当然，我知道，人家没义务帮助我，没义务。但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什么人们都不愿意救下活生生的求生欲望强烈的生命呢？我求助时还活着、还自由，可是回国后随时可能被抓、死了啊。

    我最后去的是美国驻东帝汶大使馆。那时候距我到达东帝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签证一个月就到期，我充满担忧。而且这时候我已经和C先生开始出现不和了，至于原因后面再说。最重要还是钱，我又不是有钱出境旅游的，看着净消耗的财产和为出国贷款导致的负债，我更是越来越急躁。

   我去到大使馆是上午，天气燥热。大使馆门卫室用厚厚的玻璃罩着。我耐心等前面的人交谈完，把自己的求助信递了进去。过了一会，一位安保人员过来，告诉我不行说这里是东帝汶不是美国，所以他不能接受避难请求。我哀求了好一阵子，他就是不答应，还写了地址让我去联合国和IOM（国际移民组织），可是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IOM离联合国不远，我去联合国时顺便去了一趟，那里正好是关闭状态。好像是在装修。

   这时候我又是焦虑紧张，然后英语更差了，只会说“help me”之类短语了。这人跟我说了“No”之后就走了。

    我想我这求助失败，还要怎么办啊。于是我慌急之下，就趴在大使馆的侧门前面。这时我被当地的安保人员驱赶不让拉铁门。我半趴半跪的呆了几分钟，看实在没办法，我就起身走了。

   结果我回头走了没几步，围上来一群人，好像在问我干什么，其中有穿警察制服的，更多是便装。我说没什么就走了。结果我走了不到一条街，后面就有一辆警车开过来追上我，还是那些便装和警服人员，直接把我带上警车了。

    我忍住慌乱，说自己英语不好，让他们跟我朋友说话。我打通C先生的手机，告诉他我被警察抓了。然后我把手机给了警察。他们通话一番后把手机给了我，C先生说“你完了，我也完了”。按说这时候我心里非常恐惧，但是这些天受刺激太多，反而也没特别恐慌。我想，也就是交给中国大使馆或者坐牢，反正都这样了怕什么。C先生说他“完了”是担心被牵连上也被送回国。

    然后警车一路奔行，我被送到了东帝汶一个警察局。说是警察局，其实就是路边几间类似民房的房屋。然后有两位女警给我做笔录。我说我英语不好，要打电话给朋友，然后让C赶快来救我。他说会去的。警察倒是没有对我动粗或者威胁。他们只是看守着我不让我走。后来听C先生说，东帝汶虽然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但是警察普遍都还好，不像中国大陆的警察那么野蛮暴力、动辄训斥甚至殴打。

    过了有半小时，C先生才过来了。他就告诉警察，我是为了来求助才去美国大使馆的。他回避关于政治避难的事，说主要是我家庭出了问题（也没错），我有抑郁症，想找国际组织求助，就去了美国大使馆。C先生还跟我说，你跪在那门口，别人不知道你干什么，还以为是什么恐怖分子呢。然后他让我把拍摄的护照照片展示给警察，警察对此做了登记。这时C先生工作单位有事，中途离开了，我求他别走也没用。

   再往后，警察也没说别的，但是就是不让我走，让我坐在一个角落。不过他没有没收我东西，也没扣留我手机，我还能联系外界。我这时又联系前面提到的台湾的社会民主党，告诉他们我被抓起来了，能不能有台湾的人士帮助我。结果对方说不行，我通过邮箱发了图片和情况，也还是没回应。

   直到到了中午，C先生才来看我，还带了两瓶可乐。我告诉他警察不让走，他和警察沟通了一下，说你身上还有美元吗？给他点就行了。我拿出20美元给了警察，C先生又给警察说了不知几句什么话，警察就示意我们离开了。我心里虽然高兴，但是这么多次过山车般刺激打击，也就没什么反应了。这里的人太贫穷，贿赂真便宜。不过如在海关时的遭遇那样，我同情而非厌恶这种腐败，因为他们太贫穷了。

    C先生出门后，说“我看你现在怎么淡定了”，和在住所经常失魂落魄对比很明显。原因很简单，当彻底丧失选择，也就听天由命了。我不淡定又能怎么办呢？

    不过我当时似乎还没完全听天由命。我回去之后就又给台湾的社会民主党打了电话，还是那位女士接的，说范云已经知道了我的事，但是无能为力。我说你们如果帮了我。我以后就会努力用自己的知识、经历，呼吁和参与关于防治校园暴力、投入社运。来帮助和我处境类似的人，反过来让更多的人逃脱苦难……等等阐述的话说了很多，但是对方就是说不行，还提到这涉及政治和国家管辖什么的，具体用词忘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台湾和中国大陆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不能帮助。后来我再讲自己出来之后能够帮助改变社会、帮助他人的话时，对方直接就挂断了。

    如果了解我的人都会知道，我原本的理想就是改变不公不义的社会，帮助弱势群体。而我遭难之后，更是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人得到帮助乃至不重蹈我的覆辙。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也是努力这样做的，连续近两年的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维权抗争就是这样的目的。我有这样的动机、行动，也有相应的知识和基本能力。我多么希望这个社会互帮互助、良性循环。可是就是没人给我机会和条件，乃至我落难了都不肯拉一把。许多弱势者都是善良的，即便有一部分心变坏，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冷漠、鄙夷造成的吗？受难者是知道感恩的，只是需要给他/她条件，让他们有能力、有动力去报恩。可是，现实总是在制造冷漠和伤害，而不是理解和互助。

    还有，人权真的不分区域和国界吗？显然不是这样。各政治实体都是将自身统辖区域的国民和境外公民区别对待的，国界/区界、本土本国优先，在自诩自由民主的地区，同样是实际在实行的。一边反对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爱国教育，自身却垒起以国家、政权为区隔的地域、在世界间筑起围墙，岂不是虚伪？

    我这样说似乎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抱怨，但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国与国（以及一个国家内两个政治实体统治的区域间）不是自由通行，对待本国国民和他国人士是截然不同的。有这样的区别存在，有边界、有国籍区分，有不同待遇，就没有资格反对别的国家和地区维护国家利益、宣扬爱国主义，哪怕它是专制政权。什么政权，都肩负着参与国际竞争的职责，国民也应该捍卫它的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因为它是由专制政权统治，就抛弃国家、讲什么虚的“大家都一样不分国界”，甚至逆向民族主义。（当然，坚持爱国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对专制，爱国不等于爱政权、爱国和反专制不矛盾，相反应该是统一的，而且正是因为爱国爱民族才要反专制）

    4.与C先生关系出现裂痕、痛苦下放弃工作机会

    于此同时，我与C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微妙。我平常不是麻木就是难受，表现的当然不会是积极向上的、乐观开朗的，反而经常蒙头大睡、精神萎靡、懵懵登登，坐立不安，只在饿了时候才吃点饭。C先生就开始抱怨，说一开始就不应该帮我，看我这个样子如何如何。然而我难道想这样沉沦着吗？而且话说回来，如果我精神头十足、每天高高兴兴，那必然是生活很幸福，那我还求助干什么？就是因为在国内面临官方和黑恶势力的双重威胁，家里又打架又穷困，四处无路可走，我才求助于人，求助C先生。

    我是求人者，他是帮助我的，他说什么我也不能反驳、不敢反驳、不应该反驳。无论怎么数落我，我只是沉默，或者偶尔诉苦。可能帮助人都是有限耐心的吧，帮的越多，到了后来耐心就越少，由一开始很关心到了后来经常斥责了。

    不过他也又给我帮了一些忙。例如找工作。他帮我找了一家百货店的工作，距离市中心有点远。开店的是兄弟两个，还雇佣了几个当地的土著人。而给我的工作就是当店员，在有200平方米的店里来回转，客人来了问需要什么（这中国人很多）、看着货物不被偷窃、补充和搬运货物之类。我当时精神还远没恢复，但是想想还是尝试一下吧。于是我就去了他们店里。店主同意试用我一段时间。

    当天下午，我就算工作了。然后就是一直在店里来回走，也不能像店主一样坐着，有顾客得赶快过去，还要搬各种东西。我精神恍恍惚惚的，做这些的时候都是头晕的。但是在做事头晕的同时，我脑子另一部分，或者说想的另外的事，却是非常清醒的。我想着2013-2014年的学习成绩，我足以考上211、985院校乃至中国人民大学的分数，我本应该坐在人民大学教室和老师同学一起纵论天下、指点山河，本可能在复旦大学读研，做学术调查，为中国和人民发声，成为青年才俊、时代之星；我也可以有足够的工资让我父亲得到良好的照料，不负他培养我这么多年的苦心；我会让教过我且对我好的老师们都为我骄傲、为我的成就而欣慰；我自己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独立自由的新生活……

    然而，这一切现在都破灭了。当年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有考到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而我呢？现在却在这么破旧的店里打杂、吃苦，甚至以后一辈子都要如此了。我不甘心，我愤怒又绝望，根本不能停止这些痛苦的思考。

    我晚上住的地方，极为炎热，电扇也吹不走这热带的酷暑。我不是那些旅游的人专程体验热带风光，而是躺在硬的凉席上、披着旧毯子辗转难眠，一大早不到7点就要起床重复这一切小工的落魄者。

    可能是我失魂落魄、心不在焉的表情动作，也可能PTSD的外显很明显，或者二者混杂，店主的弟弟当天晚上还来了我房间，和我聊天，问了我一大堆事情，还以看手机地图为由拿了我的手机看，把手机背面对着我。他看了我拍的照片，包括在欧盟办事处的、美国大使馆的。等我看他看的时间过长，伸过头才发现他在翻我手机的相册。

    白天，店主兄弟有时在这百货店工作，有时就是在店里和其他来东帝汶打工的中国人打牌、抽烟，有的半光膀子，毛巾搭在肩上，从头发到纹身带着众所周知的气息，很市井，很生活，那种我不想过的生活。我即便不加入他们，干个一年半载，也就成了了无生气，随波逐流、沦入底层的打工者了。这里和富士康各有千秋吧，都是浇灭理想、磨损尊严的地方，过得都是没有出头之日的生活。

    想到这些，我也就在第二天的上午，就选择不再工作而是离开了。店主的弟弟还骑摩托车把我送回市中心。我并不歧视他们，他们并不是什么坏人（相反我觉得他们还好，他弟弟虽然查看我隐私这点不好，但是那一天时间还是挺照顾我的，例如搬东西他自己搬重的、吃饭告诉我在哪做怎么放），只是我做不了这样的工作，就像我同情工人和农民阶层，但是我却不愿意一起经受日常的惨淡和平凡、受不了普通人大都受过的委屈和不公一样。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私和虚伪的一面吧，我当然可以辩解自己这样生活是“才美不外见”、社会不同的人分工不同之类，但不愿意和社会大众一起被生活打磨，是的的确确的。

    有人会认为，为什么别人能忍受、接受这样的生活，你就不能？是不是矫情？是不是自我膨胀？是不是眼高手低？这就相当于指责文革期间被下放的知识分子不安分：“干农活怎么了？不也是为人民做贡献吗？”可是一个社会分工不同，有些人就是应该做时代的旗手，有些人则是甘于平庸。

    我曾经给南周C记者的一封信中说：

    “如果不自谦的说，我的才华、理想，在一些领域的能力都远超普通人，即便清华北大人大政法这些学校的学生，许多也只是想着挣钱、有地位、老婆孩子大别墅罢了。而我是真心想做些对社会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工作的。我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很多理想，例如研究和推动教育改革（这个我以前在邮件中以及微博私信中提及过很多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诸多具体方面），尤其促进教育的实用化和公平性，此外还希望在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学方面有些建树。相对于那些只想着混日子或者应付考试、只把学习当成例行公事的名校学生，我才是真正醉心于学术的人。如果我在高等学府，会比这些名校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更有成就，更能得到优秀的人文社科老师的青睐，更能造福于人民。现在只是“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罢了，被学术之外的事绊死了，当然“与常马等不可得”了。

    如果说达到梁启超、章伯钧那样的历史地位是不切实际，但是现在的名誉伤害让我做林昭、张志新、遇罗克、wangweilin（那个站在坦克前面的人）都无法清白了，虽然我做那样的人并不很难。如果没有选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说不定会像您、王克勤、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这样做调查记者，或者像许志永、郭玉闪那样做社会活动家，或者像浦志强、李和平那样做维权律师，或者像钱理群、葛剑雄、秦晖（当然我并不是说能够达到他们的学术高度）那样做学者，为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很大的作用。可是现在，由于我的名誉近乎毁灭，导致即使我才华上能达到，但是也不能在社会公众中有基本正常的形象，因此也无法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了。这也是我特别在乎名誉的原因。如果我只是当个普通人，自然不必要过于担心以前那些丑闻，甚至如果只是打工，有违法犯罪记录也不是特别大的事。但是如果想成为这样的学者、社会活动家，这些对名誉产生损伤的恶果就全都会发酵了。

    中国现在有13亿，还有几十年内新的生死，累计几十亿人，我似乎很不起眼，但是实际上我并非是芸芸众生中无力的蝼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伟人名人亦非命定。写的关于校园暴力的文章只是我才华的冰山一角，牛刀小试。我会尽力完成关于教育问题的系列文章（约有五六部分，预计有100-200万字，在前面发的一些邮件以及论文中已经提及过了），到时也会发给您。

    再说，我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还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如果没有成就，那多么可惜啊。我岂是窝窝囊囊过一辈子的人，岂是贪生怕死之徒、随波逐流之辈。我愿用整个人生、生命，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哪怕因为中学阶段的事身败名裂，也要去这样做。

我怎么可能只做一个普通工作者呢，当然我尊重普通工作者，但是不同的人分工不同，鲁迅、卢梭、梁启超、托尔斯泰、曼德拉，他们在他们应该在的位置上起到的作用远远比做一个普通人对社会有价值。这就是反右和文革迫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极为恶劣，因为浪费了人才，摧毁了社会精英，毁掉了民族的脊梁和国家的希望、人民的柱石……”

    这就是我的想法，难道不是事实吗？我的道德、社会责任感、知识水平，配不上国家栋梁的标准吗？有人看到这段觉得我自负、自恋、狂妄，可是如果对我熟悉、关系不坏的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明白这对我一点都不是幻想，不是吹嘘，而是完全匹配的上我的德行、才情的。

    更根本的说，我是无法忍受所有人都不应该忍耐的东西，如地位低下、缺乏保障、劳苦过甚、易受摆布欺凌、条件恶劣等。每个人包括工人农民，都应该有有尊严、体面、劳逸结合、不受强者欺凌的生活。而打工、在下层活着，是无法过上有基本尊严和自由的生活的，并不是说一定是有老板压榨，而是说处在整个社会中被剥削被损害的位置，被来自社会结构的不公伤害，与中上层阶级及流氓恶棍的纠纷冲突时被欺凌被侮辱，满足不了自己和家庭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需求，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当今的大多数国人都过着这种没有尊严和安全感的生活并且忍受了，但这是不对的，我只是做了正确的事、不再忍受而已。如果作为普通工人、职员，能够得到体面安宁自由有尊严和保障的生活，我毫无疑问会去做的。

    5.和C先生关系日益恶化，最终濒临破裂；对于个人慈善局限问题的反思

    我回去之后，C先生大发雷霆，认为我好吃懒做，不愿意工作，加上以前对我精神状况糟糕的反感，就一直数落我不停。此前，他还说给我介绍一位在大学时教过他的老师，让我跟着他老师工作，然后这时他说看我这样不能介绍了。我对于给教授、学者当助手很渴望，那是我很理想的生活。虽然我也知道这时我的状况去找人家，很是突兀。不过这条路C先生显然不打算再给我提供了，我也没办法。当然，现在想想，这其实很不现实。连C先生都只是人家的学生（也谈不上特别亲密），我又算哪门子关系？我去了怎么介绍自己？有过自杀和被关进精神病房经历的高中多年复读生？对方怎么接受一个陌生的、没有学历的、有政治问题的、精神状况不佳的人和他一起工作甚至生活？虽然我自己知道，我的知识水平，给一位教授做助教，从事人文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是完全胜任的。

    他对我所写的东西、做的努力也不在乎，至少某段时间是轻蔑的。我写的那么多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分析、建议，做出的那么多研究，他不觉得我付出有多大。甚至他还在明知这些都是我自己心血的情况下，故意恶心我说可能是我找“枪手”写的。我哪有什么钱找“枪手”？最重要的是，我写的那么具体、细密、系统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分析，以及给各知名人士和媒体、政府机构的信，累积几十万字，哪个“枪手”有这样的本事和精力？就是关于青少年、未成年人安全问题之类的专家学者，也写不到那么面面俱到、将理论和个人经历结合啊。关于这些，我的相关文章都是公开的，非常欢迎所有人去鉴别。

    还有，我失魂落魄的情况下，洗手、洗脸、洗衣服这些日常，都是能拖就拖，甚至干脆不洗。这种邋遢也让C先生不满意。我多么难受他不能到我心里了解，对于我不在乎个人卫生则看的很清楚。我解释也没用。

    再往后，他就直接生气的骂人，甚至有过摔东西，把我锁在门外、对我表现的痛苦完全不理睬……我也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慌与无助。我不知道失去C先生支持后怎么办，被赶出去或者离开之后去哪里。而我作为弱势一方，对于这一切，当时自然是不敢有什么对抗、激烈反驳的，除了偶尔解释，大多数时候只能默默承受，沉默的听着、忍着。不过，我现在理解C先生了，这种受助于助人的畸形关系，很容易会滋生嫌隙。

    其实，自从我得到C先生帮助不久之后，他就逐渐对我有不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我到他家去之后因为那些惊恐和焦虑，然后就没有表现的积极例如帮助整理家务，也没做到多表现的正常、出去走走转转之类他此前给我提的建议。相反，我有时候情绪低落，连饭碗都没有自己刷，洗手洗脸也不勤，没扫过几次地，整天在小房间里逃避现实，以及等着C家人做饭和叫去吃饭。这些本质上不是我好吃懒做，只是紧张焦虑、绝望感笼罩下，我根本没干任何事的心思，甚至吃饭都是生理上饿不得已才吃，否则连吃饭都不想动。但是在他人看来，这就是个“饭来张口”的寄生虫（当然现实里表现的也就是如此），我心理上的痛苦他人是看不到的。不过，C先生和我这样一个充满负面情绪、消极卑琐的人在一起，的确会不舒服。

    不过，我认为关系变差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和他这种受助者和助人者的关系。从根本上，我的事情就不是他人的个人慈善可以解决的。或者说，本来是不应该通过这种私人之间的救助、而是应该通过制度性普惠性救济的方式解决的。

    无论我遭遇的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还是在香港精神病房遭遇的欺凌虐待，以及我家庭的贫困、生活的绝望，是应该有来自国家或者大社会的法律、物质、制度、人力等方面援助、救济、协助的。

    例如我遭遇的校园暴力，就应该有应急的响应、及时的制止、教育机构和青少年安全机构的干预，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让我用合理正当的方式（而非以暴制暴、拼强弱）的手段保护自己、终止暴力，让自己安全和安心的学习下去；当网络上流传我的照片及谣言时，公安司法机关应该积极介入，至少要警告加害者停止侵害行为，并且为我挽回、恢复名誉，并且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使得我不再担忧网络暴力的二次、多次伤害。如果有了这些保障，我大抵本来就可以不受干扰的学习、不用担忧的生活，而后平心静气的学习，最终考上知名院校，我的前途也不会被断送，而是得到我努力后所应得的报偿。如果这样，我根本就不可能饱受欺凌、持久受害、前途断送，也不需要艰难的维权。然后，自然也不会发生我走投无路、几乎流落街头的情形。更进一步的，我完全可以在考上名校之后回报这个社会给予的种种支持与保护，反哺体制给予我的各种资源支持，形成良性循环。

    退一百万步，即便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发生了、当时没有得到制止，我因此考学失败了、落魄了，这时有社会保障和救济，也能让我度过艰难。例如，每个月给我发哪怕数百元的生活费（当然以中国小城市物价和房租水平，每月维持生活至少需要1000多人民币），我就不需要低三下四的求助于他人；如果有对于心理伤害、家庭暴力受害者而提供的免费居住和提供基本安全的庇护所，我可以安心吃住，也就不用依附于人、让其他生活也不富裕的人接济我。进一步的，我有了基本生活费用，有了安全安心的生活，我也可以依托物质保障继续考学，或者从容的挑选更好更合适的工作，有了自主性和选择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每天为活而活、累死累活、再无翻身之日。

    往更早的时候追溯，如果这个社会对于家庭暴力、因各种原因无法正常接受教育、心理受创的孩子，提供良好的社会抚养机制，正确引导孩子走出家庭阴影，避免原生家庭的特殊性诱发的校园暴力，我一开始就可能很容易的融入集体生活，对校园中面临的各种纠纷有更加适当的应对而不是产生更多冲突，前面我遭受的苦难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在家庭暴力初期更早介入，以及后续对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制度化防治下，这一切苦难都不会发生，我和同龄孩子们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最多只会有些小的、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如果有以上这些保障，有来自社会各方的支持，我为什么还要自杀呢？我肯定好好活着啊，即便有些抑郁也会好转、治愈。这也就不会被关进精神病房，也不会丧失自由、遭受侮辱、欺凌。当然，前面我已经提及关于精神卫生领域改革必要性问题了。即便我自杀，不被送进这种全封闭的精神病房，而是半开放的、医护和住院者平等的、投诉很容易申诉、护理人员不互相包庇的环境，以及医生对我早日出院的个人请求的尊重，乃至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死亡选择的尊重，我就会很快出院，有护理人员欺凌虐待也敢于反抗甚至就不会发生。如果这样，我又怎么会在精神病房再遭创伤，出院后痛苦恐慌、紧张焦虑，然后无法正常生活？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心理疾病、精神疾病都是外部环境导致的，被伤害、贫穷，是最突出的原因。如果有法治和安全保障、物质保障，各种病都能好一大半。

    有了这些从摇篮到坟墓的制度、物质、法律保障，我又怎么会到处跪着求人？又怎么会产生学习杨佳那样随机杀人的念头？又怎么会想学冀中星那样制造爆炸事件？

    有了这些，我当然也不会选择去给其他的个人增添负担，去求助别人让别人消耗自己的金钱、精力、时间、个人生活自由来帮助我。

    而中国数亿处于缺乏法治保护、遭受不公正、生活窘迫的国民，面临着和我一样的甚至更为恶劣的处境。他们都需要制度、法律和物质的保障，需要摆脱没有尊严的生活状态。

    可是，在中国，人们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相反，对于大多数人，法治与公正遥不可及，每天都要为生存挣扎，缺乏安全感，没有物质保障，活的没有尊严。

    只要是个人救助，一定会产生不平等的关系，大概率会产生摩擦冲突。不冲突就只有依附听从、完全忍耐，二者无法实现平等和相互尊重。最终，往往演变为“升米恩斗米仇”。这并不怪其中任何一方，而是个人慈善根本不能也不应该承受如此重担。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界限，包括自身生活的自由和对自身资源的支配权。而为他人提供现实的、物质的、长期的帮助，尤其涉及金钱的和参与到助人者日常生活的，就需要助人者让渡或者牺牲自己的部分权利，这当然是不舒服的。更根本的是，人们对于他人包括亲戚朋友，也没有要帮助的必须义务，不是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即便一开始出于好心和热情，也会随着关系深入、涉及利益增多，产生厌倦和内心的不满。

    同时，受助者很难从其他个体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而自身又有更强烈的物质、地位、生活需求，就也会对助人者产生“得寸进尺”的诉求（虽然根本上是自身受损的利益、在其他地方失去的不能得到有效弥补造成的），继而与助人者产生嫌隙。而受助者处于被摆布的位置，因承情及弱势而不得不选择忍耐、服从，丧失独立性，也会滋生对助人者约束自己的不满。然后二人或双方冲突，矛盾越来越大，助人者觉得自己付出了许多本没有义务的责任外帮助，却“好心没好报”，受助者则是得不到他/她所需的足够援助和支持、觉得被为难和摆布，然后恶性循环，关系破裂。关系破裂后的危害还在继续。助人者因没有得到正面反馈、报答，反而结怨，而对帮助他人产生抵触情绪，从此不再想“惹麻烦”，不再助人；而受助者因为失去支持，生活再度陷入困顿乃至绝望，自然没有心思和感情去感激他人和社会，反而更添不理性的怨气，下一步就更是得过且过乃至破罐破摔，哪还可能重建新生活、回报他人与社会呢？

    个人慈善能力有限、个人的耐心与资源也有限，根本无法承担这个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需要的支持，而且是“救急不救穷”，最终结果往往就是如上所述的坏的结果收场。而且个人慈善的出现、延续、结束都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这本身让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是否能得到帮助几乎全看“天意”、有条件的人的心情，还会让助人和受助的过程充满变数、受助者完全被助人者“吊着”，时刻处于可能坠入绝望的处境。而且，中国、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太多，助人者太少，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得到帮助，或者只能在有限的稀粥里每人分得难以果腹的一勺稀汤。

    我从小时候被姑姑殴打、家里日益贫穷，到在校园断断续续遭遇七年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精神不断受打击，高考失败前途断送更是致命的刺激、对生活的沉重打击，人生从即将登顶坠入万丈悬崖之下（从可以考上211、985院校，甚至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的革新与进步的斗争的青年俊杰，到成为流浪汉、跪地求助者、受各种屈辱而无法追讨正义的受辱者，这样比喻并不夸张），维权过程中遭受的苦难与屈辱又雪上加霜，而自己损失的、受害的，希望补回的，根本不是C先生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能帮得了的、承受得起的，何况C先生本身家境就不是很好，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和面对，还要照顾自己家人，又怎么可能额外给我多少帮助？就像一块巨石放在称水果的电子秤上一样，前者只会将后者压垮。因此，我求助C先生必然是以不幸的结果告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C先生是个好人，而不是居心不良、收买人心者。如果利用救人于危难的机会，将急需受助的弱者操纵和利用是易如反掌的。如果人们没钱没势甚至缺衣少食，就很容易被人当成作恶、顶替受罪的工具，成为权贵精英、黑恶势力的附庸、打手、炮灰。像我那种急需钱和吃住、马上要流落街头的情况，如果有人以金钱利诱，那是很容易“上贼船”的。甚至那时，如果有黑社会招募，我也会积极参加的，如果对方愿意要我这样文弱的人的话。在缺乏普惠性保障的国家，贫困、没身份地位的人，为生存、为家人、为摆脱百事皆哀的生活，轻易就会去卖掉自己的独立自由、人性尊严，变成别人的附庸、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当然，即便助人者不是居心不良的，受助者出于报恩和过意不去，也会在助人者做伤害他人和社会的事后保持沉默，在与他人纠纷时偏帮袒护，客观上成为助人者的狐朋狗党、有权有势恩主的打手。这虽然对于受助者和助人者，都是“好”的互助、报恩、情义，但代价是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损害整个社会的公正与法治。就像某官二代给母亲重病的某农民一笔钱治病，然后这农民为官二代去殴打举报官二代父亲的维权人士。殴打维权人士是农民在向官二代报恩，但却是对社会的犯罪。社会保障不充足、贫富差距悬殊，必定导致依附主义、侍从主义、社会黑帮化，必定让一部分人变成别人的狗，另一些人成为主人，当然还有被咬被害的人。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缺乏法治和社会保障的国人都面临的后果。没有法定的制度和物质保障，人们只能忍受不公正与贫穷，为生存忍辱负重，求助处处碰壁，即便得到帮助也不得不依附于人，腰杆自然的弯下去，头不得不低下去。

    而我这些遭遇，除了个人需要承担一小部分责任外，其他的伤害都来自于外部、其他人、社会、体制。因此，即便从因果关系上（而不仅仅出于人权），他人和社会也有责任分担我的痛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不应该在被社会折磨之后还要独自承担这一切。可现实是，我在被残酷折磨之后，各需要负责者都缩了起来，跟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现实，当然要改变。

   （关于这些，都是我安顿下来，理性冷静之后才反思的。在当时，我无法考虑这么多，心里只是充满了恐惧，以及对人们拒绝帮助我的绞痛，以及对C先生的暗中抱怨。对于个人慈善、他人帮助存在的必然局限性，我难以顾及，脑子里想的都是希望有只有力把我从悬崖边拉回来，让我过上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

    （有人认为，我关于国家提供丰富保障的想法是异想天开，空想妄想。事实上，至少在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有了类似程度的法治和物质保障，哪怕还不尽完善。我追求的这些不应该成为每个国民的基本人权吗？而且，我们努力奋斗，不就是让这个社会由不美好变得美好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建设成这样一个法治健全、保障充足、守望相助、和谐健康的社会？历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不就是理想国、大同社会吗？我们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奴隶社会走向自由时代，再走向真正的法治与平等，反抗阶级压迫，建设福利国家，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6.踏上回国之路

    但对我而言，不要说改变社会，那时连自己的命都在生活的暴风雨中飘摇。

    我决定返回中国。那时，我已经有了前往欧洲的打算。但其实我很不确定，只是觉得自己无法飘零在东帝汶这贫穷又无依无靠的岛国。但我银行卡里已经没钱了。我只好把剩下的美元都给了C先生，让他换给我钱转到支付宝，他把曾经借给我买机票的钱也如数扣除了。我还想退了此前订的从巴厘岛到广州的回程机票，结果平台不退。我也就白白搭进了1000块钱。

   我这时极度缺钱。我孤注一掷借款来到东帝汶，结果却求助全部失败。我曾经想给C先生借钱，但是他不给。他说“我要给你多少？十万？我就算有十万也不会借给你啊”。其实，如果有人给我十万、一百万块钱，我可以做多少推动社会改变的事（例如进行与我切身经历相关的研究工作）、转捐给我知道的更需要帮助的人。我会最大限度发挥这些钱的积极作用，做出的贡献即便量化也会远多于所获。我的道德、知识，学术研究能力，完全配得上得到六位数的人民币乃至更多的钱。可是没人给我。C先生不借，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哪怕如果他们肯给我钱后，一定会在后来知道给的完全不亏、用的极有价值。而且，我有了条件，本金利息也会还的。（关于我是否配得上得到这么多钱，我在本文和其他一些文章已多次具体讲过，在此就不多重复了）

    我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我欠了贷款。我父亲答应尽力为我还款。我心想，还是我父亲对我最好啊，哪怕家里已经穷的衣服都换不起、吃饭都是最便宜的菜。我当时在“去哪儿网”、支付宝，两个平台一共欠了约1.5万。这对于稍微富裕的家庭都算不了什么，但对我家绝对是巨款。

    我决心回去，回到那绝望的中国。至于以后怎么办，那或许我会自焚、学杨佳之类的吧。我报不了仇，更不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只能用最激烈的方式了结自己。也可能我没那么大勇气用激烈手段，而是二次割腕，或者上吊、投河。我当然也想和那些流氓恶棍决一死战，但是我想拼命的时候他们不会出来的，不会光明正大的和我公平决斗。因此，我大抵只能自己死了。当然，如此的思想念头下，我精神状况很恶劣，每天都浑浑噩噩。

   虽然C先生在看到我要走之后，对我好了一点。还在海滩让我和他一起吃瓜子。然而在海风吹拂下，我脑子里闪现的却是我用刀子扎伤同学王乾坤的事情。那是我极为后悔的、迁怒伤人的悲剧。C先生吃瓜子喝可乐很惬意，我却感到自己背上像扎了刀子、刀子拧进肉里一样（就像我对王乾坤同学所做的那样）。我没有丝毫的快乐，只是反复的痛苦。这样痉挛般的回忆和设想，我脑子里已经出现过几百次。等C先生吃完，我心情沉重的跟在后面回去了。

   大概一两天后，C先生送我离开。经过他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司机以10美元送我去机场。在机场，我脑子还继续眩晕，心情焦虑，找不到哪里是入口，折腾了许久，用手机的谷歌翻译和机场人员沟通很久，才找到登机口。这时，距起飞时间已经很近了。

    就这样，在东帝汶半个月后，我踏上了回国之路。

    说到东帝汶这个国家，我来之前对它的历史是有所了解的（我的历史、地理和国际政治水平从不需要谦虚），而真正来到之后，对它又有了更切实的认识。它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后来被印尼占领。在1975-1999年的24年占领期内，全境不足百万人的东帝汶，有10万至25万人死于印尼的血腥镇压，数以万计的妇女被印尼军警强奸。在独立前夕，印尼军队和他们扶植的亲印尼民兵制造了又一轮屠杀和破坏，摧毁了东帝汶的几乎一切。这里成为世界上最赤贫的国家之一。

    这里的人们衣衫褴褛，从头到脚、从眼睛到皮肤都能透出贫穷。例如我去联合国驻东帝汶办事处求助，失败后出来，有一位十岁左右的当地土著小女孩跟着我用中文叫“老板、老板”，想乞讨一点钱。可是我当时身上没有零钱，大额的又舍不得给，就没有给她。她也是穿着又黑又破的旧衣服，眼睛却是亮的，就像中国贫困山区的孩子差不多，或者说更为贫穷。

   在我打工了一天的店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土著店员。平常如洗完拖地等打杂，都是由他/她们来做，做的是中国打工者都不愿做的更低层次的事，是打工仔底下的打工仔/打工妹。不过，他们没有怨言，那位女的土著店员和我语言不通，自我介绍时还有点害羞的笑着。看见她刷碗也是任劳任怨的。另一位男员工也很木讷。中国人在东帝汶的身份大多是老板、店主，而当地土著人则多是工人、店员，这怎么都有些“新殖民主义”的味道。但对于贫穷至极的东帝汶土著人而言，中国人毕竟给了他们工作和挣钱的机会，让他们脱贫（但很难致富）。如果对比的话，有点像80年代和90年代外商、港商台商与大陆打工者的关系吧。

    这些在残酷屠杀与盘剥下活下来的东帝汶人民，贫穷而劳碌，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能向印尼复仇、寻求正义，仅仅现在的贫苦就让他们几乎一辈子也挣不脱，距实现真正的人权与法治也遥遥无期。殖民和战争时期的受害者，如今还是承受苦难的穷困者。同样是东南亚领土面积狭小的国家，新加坡发展为国际翘楚，东帝汶却贫穷的让人看不到它繁荣的希望。虽然这有着两国各自不同努力的原因，但决定因素不是外部是否给它们发展的机会吗？殖民压迫和种族屠杀下的人民，如何可能那么快的实现民族重生和国家富强呢？世界上到处是差距、不公，人人之间如此，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悬殊的发展差距又何尝不是？尤其对于弱国小国，就是任世界霸权和地区强权的摆布。

    回到我自己的经历上来。我也忘记了是在离开东帝汶还是去东帝汶的时候，在飞机座椅的电视上看电影。我按了一通，找到一部韩国影片，是反映韩国民主化运动时期抗争的。后来我根据情节查询，才知道电影名称是《1987：黎明到来的那天》。我听不懂韩语，也没心情看英文字幕，但影片中街头抗争、波澜壮阔的场景，还是让我已经麻木的内心起了一点波澜。我多么希望自己早生30年啊，牺牲在六四，比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好太多，为祖国和人民死得其所。

    可惜假设不是事实。韩国人民已经沐浴民主化的阳光30多年，而我的祖国哪天才能迎来自由民主的黎明呢？我自己人生的曙光又在哪里呢？

    倒是有另一个巧合，对我那时、现在，都很震动。我从广州坐飞机之前，买了《南风窗》杂志看来缓解压力，结果就看到那期《南风窗》上讲底层打工者的故事。那篇文章叫《保安唐录的透支与救赎》，现在在网上还能搜到全文。记者向志霖讲述了一位因打架斗殴失去求学机会，到处打工，后来深陷网贷，四处找活干的生存者的酸甜苦辣，并穿插了多位其他打工者的生活轨迹。

    打工者唐录去过寺庙，见过这种人们心目中“救赎之地”的残酷：“工作能做多久，因人而异。6月21日应聘到岗的陆师兄是一名中年男子，行装如苦行僧，逢人皆称有缘，但一天后即离开，因为12小时工作制的月薪只有2400元，不够养家。也因为‘午饭没给一位值班的师兄带饭，两人吵架黑了脸’。”

    日常工作的苦累与对人生无情的消磨：“大多数时候，唐录只是守在一座佛堂佛殿前，找一处墙根坐下玩手机。有板凳，但他觉得靠着墙坐舒服，也方便躲避巡逻查岗的人。他的工作职责是看着寺庙物品和来往的香客，不许抽烟，不许带高香入内。

    工作制度是两班倒，六天一换。白班是中午12点到次日凌晨12点，夜班是凌晨12点到中午12点，几乎都是闲着，但工作规定，不能玩手机。”

    还有看惯了的世间残酷，在这“佛门清净之地”也不能免俗：“一名年老的比丘尼突然与保安起了冲突，比丘尼想入寺找大和尚，被逐出。她在门口与保安们争执不下，7名保安围上去，几人各自抱起比丘尼的四肢，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她抬出寺庙门外，落手放她在乡道边。‘你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比丘尼的叫声绝望。

    众抬手之一卢师兄，满头大汗跑回值班室。比丘尼的指甲把他的手腕掐出了四五道青紫，渗出血色。卢师兄憨笑道，太猛了，脑子可能有问题，她在寺庙里犯了戒，只找大和尚，可能是有什么疾病或者苦恼，一定要找大和尚吧。‘别让她进门，看着她就行了，也是可怜人’。”

    我这时想，自己在基督教深圳堂被驱赶，只是许多求助者遭遇的常例之一。我没有按前面提及的“x星”的刘社工等人说的去弘法寺（前面已经提到弘法寺不让“穷B”进的自媒体视频了），以及其他人建议的去找寺庙安身，看来是对的。他们对待老年妇女都如此残酷，何况对我这样的青年人了。在当今的中国，没有一处净土，甚至这些原本应是弱势群体庇护之地的佛门古刹，同样是底层残酷的集散地。

    “他分18期每期200元贷款买了一辆电动车，开始送外卖，“送外卖好，哪里人多高档，哪里生意就多，离工厂区远远的”。一直到11月22日，在龙岗区街道上，他的电动车被交警以无牌照为由扣留。车没了，剩下16期的贷款还要还下去。”送外卖同样是冒着各种风险的，一不小心就把本钱折了进去，还要负债，根本不是许多人说的“月入过万，容易生活/养家/还贷的好职业”。

   另一位打工者的人生同样写满了“艰辛”二字：“秦欢不看旅馆，只敲半掩的铁皮民房，果然一扇门后，阴暗的屋内摆满上下铺的架子床。10元一晚，不用看身份证，今晚就住这儿了。

只有一个矮到腰胯之下的水龙头，蹲身冲完凉水澡，为了防虫，秦欢垫着一张报纸很快就睡去。报纸露出头版的一面，是关于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某日开幕的一则信息。清晨醒来，两间不到10平米民房睡了14个人，浓郁的汗味和灰尘的气息，闻起来像冲泡得过于黏稠的芝麻糊味道，夹带着苦味。”

    难道我以后要这样过？让吸血虫般的生活吞噬掉还剩下一成清高的生命？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每天承受这样的折磨？一直到死？许多人劝我打工，说我“没有选择了”。我想当年是有许多选择的，可是因为外部的伤害，最终逼的“没了选择”，可是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如果忍着绝望与痛感这样过下去，一天天丧失尊严，甚至被关进监狱或精神病院，最终会磨成精神上的人彘，无声无息的毁灭了自己曾经鲜活的生命。

    “可惜还是来错了，唐录说，到寺庙住宿舍的第一天，他看见大厅摆着十几个桶，取了一只去洗澡。一位师兄跑出来，说这是他的私人物品。宿管韩师兄也冲他喊，你以为你们是一家人吗，谁知道你身上有什么皮肤病，传染了怎么办。他当即和韩师兄大吵了一架。唐录说，要放在从前，他一定捡砖头干了那人，然后扭头就走。”

    如果我这样每天屈辱而艰苦的过活，是要拿砖砸死砸伤对方（也就是把我15岁时没干的事推迟10年），还是忍辱苟活下去？苟活到老？苟活到哪天生病而且不治？我相信，这样的生活下，我最好是死的越早越好，难道不死让尊严被日日夜夜的践踏吗？香港精神病房的医护不让我自杀，能帮我找个有起码尊严和自由的工作吗？这个世界上各种精神科医生、专家学者，舒舒服服在办公室用“专业知识”和他们自以为的常识论证着生命多么可贵、为什么需要阻止人们自杀。可是如果让他们过底层人这样的日子，他们会不会觉得自杀是解脱呢？可他们沦落不到这境地，我、许许多多尝尽世间苦难的、因为各种事情人生失败的，却会真切的感到“能舒服的死了真好”，甚至“能死了真好”而不管死法舒不舒服。

    “老尼翻墙，为一餐斋饭。一天夜里凌晨4点，唐录值夜班时在寺庙门口又看见那个比丘尼，她五六十岁，看见保安在就停下翻墙，站在门外喊，让我进去，这里是我的家。醒来的另一名师兄回敬她，你是出家人，应该四海为家。没人理她，老尼又消失了。到清晨6点半，不知道她怎么摸进了斋堂，她吃完饭对追来的保安说，她一定要见大和尚，她是大和尚的弟子。又被逐出。”

    五六十岁的老尼都被毫不留情面的驱逐，二十多岁的我又去哪里？去“让人一生废了”的三和“人才”市场吗？或者去任意地方打零工、做民工，如同索韦托贫民窟里那些被压榨的干耗了一生的工人们吗？我本是希望改变社会不公的，却亲身领教了社会不公的打击，将要沉沦在21世纪的残酷社会之中。

    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是巧合，也不完全是巧合。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到处都是。因此，我看到这样的报道，并不多么巧，它只是残酷社会的日常景观。我看过好几年南方周末和《南风窗》，这样的报道时常就能看到。我落难之时正好看到一篇很合我处境的文章，也就谈不上多奇怪了。它是平常的、惯性的、常态化现实主义的。这文章也在提醒我，我未来的人生是怎样的，无爪之虎入犬群、麒麟困于臭水沟是什么样子的。

    亿万国人都在这么样或那么样忍耐着残酷而活着，忍成了“低人权优势”，忍出了经济奇迹，忍得“中国崩溃论”成为笑话，忍到中国“大国崛起”，然后为了许多目的还要继续忍，但是我忍耐不了。

    航班抵达巴厘岛。我又回到了那个航站楼。还是游客欢声笑语，接送人声嘈杂。我看距飞往雅加达的航班起飞还有四五个小时，就等着。我买的票是从帝力到巴厘，巴厘到雅加达，从雅加达再到广州。

    到了距起飞两个小时，我还没看见大屏幕上显示我乘坐的航班。经过一通问询，我才惊讶的得知，这里是国际航站楼，要步行去国内航站楼。而去国内航站楼，是一段站外晦暗的小路。我一路狂奔，才在起飞前不到一小时赶到登机口。如果我再晚一些询问，那肯定直接困在巴厘岛了。C先生也不会借我钱，没钱的我怎么办？又饿又困的我怎么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我把刚才的遭遇发给C先生，他轻描淡写的说，哦这个是国际航站楼，要去国内航站楼。好像根本不在意我滞留下来会有什么后果。

    夜晚的航班飞到雅加达。凌晨的雅加达机场航站楼很空旷，我找了一个椅子躺下来。空调吹的冷气让我发冷，我只好缩起来减少受寒面积，抱紧提包让心理上感觉暖和一点。但是还是冷。

    终于半睡半醒的冻到天亮。我精神略微恢复了一点，就像高烧39°变成38°那样的缓解。无精打采的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我没有想到，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花了上万出境，求助却一败涂地。

    我怎么办？

    （六）再次离境，直到现在

    1.我不想认命

    我抵达了广州白云机场，回到了祖国。我想，自己不能就这么完了。我要再次出境，去欧洲，去对华免签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前面虽然出国已经失败了一次，我决心还是要搏一搏。

    但这又需要钱。我只能选择，让我父亲筹集钱，以还以前贷款的名义，一部分用来还款，一部分用来做再次孤注一掷的准备。这次真的是最后的孤注一掷，再失败就永无机会了（因为没钱了）。即便我不被地方政府“稳控（暴力软禁）”，即便当年参与校园暴力的黑恶势力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想像前述《南风窗》文章中那些打工者如狗一般卑微的活着了。

    订了从广州到郑州的火车票，我住宿在火车站旁边一家便宜的旅馆。旅馆老板有着作为生意人习惯的热情，问这问那，我敷衍几句过去。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的房间又是蒸笼一样（我已经以“蒸笼”形容过我从维权到再受难呆过的许多地方了）。我出去买了一份蛋炒饭，饭店同样热的让我难以下咽。这里也到处都是打工讨生活的，胳膊漆黑，面容疲惫，衣着寒酸，在简陋的餐厅吃饭，在简陋的旅馆歇脚，过着简陋的生活。他们忍了许多年这样的生活，未来恐怕还要忍一辈子。

    我不想忍，至少我不想一直忍，不想就这么活着和死了。

    勉强睡了一夜，第二天乘火车回河南。“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八个大字高挂在广州站上，站前广场上的生民相比是多么渺小。我在初中时，在笔记本扉页写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挥洒热血，振兴中华”等誓言，希望有朝一日报效国家，实现人生理想。那时我还觉得同桌写的“孝顺父母”之类的话太没大志了。可是我如今连报恩父亲都做不到，还要父亲再给我借钱。

    在火车上，我没有任何心思去和别人闲聊，别人也能看出我脸色不怎么友好，也都没和我聊天。我蜷缩起来在硬卧中瞌睡，继续逃避。

    在回国之前，C先生提到让我搞水滴筹，以我奶奶治病的名义筹款。这没有任何欺骗成分，我奶奶一直是卧病在床，医疗费非报销的那部分对我家也是巨款。我倒不是不愿意，只是需要暴露隐私，而且我家没多少有钱的亲戚朋友，很多亲戚也不来往，而使用水滴筹之类筹款平台，筹款对象当然以亲朋好友为主。没亲朋好友支持，发起筹款也没什么用。但后来想想，如果能筹一点，我拿着这钱出国，也好于再借款。

    于是，我按C先生的建议，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我奶奶申请了水滴筹。结果在写求助过程时，水滴筹官方竟然要求将“我因为遭遇校园暴力造成严重伤害”等叙述删掉。我不知道这碍着谁了，有什么政治敏感？或者审核水滴筹的是校园暴力加害者？我在求助内容上诉苦破坏社会和谐？我忍着恶心修改了，想着水滴筹上多点钱有利于我出国、还款，就忍了。

    后来当我回家劝说了父亲，好不容易将奶奶治病的诊断证明、缴费单等资料备齐，通过了水滴筹，并且低三下四的写了例如“没有帮助我们家就彻底绝望了”等的恳求的话之后到处发送，才觉得很是丧失尊严。我需要详细的将我爷爷因病去世、奶奶重病、父亲中风、父母离异、我考学失败等家庭隐私都写进去，以此换取同情和捐款。而且，为了真实性，还需要写上我家人包括父亲的名字，还配上我家家徒四壁、奶奶重病在床、父亲身形憔悴的照片。

    结果，我暴露家人隐私、摇尾乞怜般的求助，水滴筹只得到850多块。我家这些可怜相，就换了这点钱，真是成了要饭的。在如今中国这种鄙视弱者、崇拜强者的环境中，我的求助本身就是在丢人现眼、被人议论、被鄙夷式的同情。

    最恶心的是，当我把水滴筹转给前面提到过的答题圈的朋友后，一位朋友竟然不考虑我的感受，分享到了有我仇人、前面提及过的流氓恶棍董佳博的群里，还说了我就是以前群里昵称为“猫咪”的群友。据那位朋友说，董佳博还捐了款。我一下子恶心的不行，当时真想杀了董佳博这个侮辱诽谤我的流氓、五毛狗。我一急之下，决定退了水滴筹。我打电话告诉水滴筹官方，我不需要筹款了，希望将捐款都原路退回。后来也就退回了。

    我含垢忍辱、展示家人隐私，发水滴筹求告，只得到这么一点钱，还有我仇人、流氓的脏东西夹杂在捐款中。我这场求助多么得不偿失。庆幸的是，我当时把钱退了，不用受董佳博这种狗*****假惺惺的捐款。我也不欠那些捐款者的人情。

    虽然我后来出国是借的贷款公司的，现在挣得稿费还不够还清，但是我早晚一定连本带息还了所有钱，哪怕逾期了很久。我至少不需要承受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情、求告，而是按照协约偿还贷款和逾期的罚息。（截止2020年年中，贷款已全部还清）

    当然，关于水滴筹这些事，都是此后几天发生的，我为了方便记述才提到前面讲。

    回到当时的情况。从郑州又倒车到新乡，再回到滑县，已经是又一天了。虽然我不采取什么激烈行动，地方政府在非敏感时期不会怎么稳控我，户籍也不在这，但是还是很不确定。但是，既来之则安之，被抓也没办法。如果我不回家，我父亲就不会想办法给我借钱。

    到了我十几年也没回过几次的家，看到一屋子陈旧的纸箱、衣物，各种破烂，以及发臭的奶奶，一瘸一拐的父亲，疯疯癫癫的姑姑，我心里五味杂陈。我确定我姑姑此时不会打人骂人之后，才告诉父亲我需要钱。我说的理由是要还以前的贷款，而没有讲自己要再次出国。我知道，我那样说他百分百不会同意。

    为了避免我与姑姑冲突，她再打人闹事，我还是选择住在了外面，在县汽车站旁边我住过许多次的旅馆。我也不知道我登记后是否连网上传了，应该是连了吧。我想，自己的上访经历肯定已经在公安系统备案，我如果去北京等地肯定会被拦截。而在这县城住，他们怎么做就不确定。虽然我户籍当时已迁出，但是也不排除还是由初始户籍地处理我。现在不是“两会”或者党代会期间，一般上访者不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不会抓人（但平常上访造成的影响、对政府的压力不如“特殊时期”）。但是问题是中国公安、信访部门并不是讲理的，更没有固定的章法，他们不一定什么时候会为了周全起见提前拘捕。况且，我见过一个叫霍雷的我遭遇校园暴力时流氓恶棍的朋友，好像现在就是警察。而我不知道的他们在公安司法系统的朋友，恐怕还有。这些人想查我的住宿记录或者行动轨迹，很容易。以我可能进京上访为名，把我抓起来折腾（中国的警察暴力层出不穷，近年因缺乏监督越发严重。例如丰县女教师李秀娟上访而被警察殴打（如扇耳光、薅头发）事件就是例子，而且执法记录仪又在关键时刻“没开”。），根本就没办法反抗，更无处去告状追究。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HRW）发表的文章《中国：上访人遭受严重暴力威胁》一文中就专门讲述了中国访民群体遭遇的残酷迫害，还列举了案例。而在“维权网”、“民生观察”等专门报道维权问题的网站上，此类信息更是不胜枚举。

    例如有一件事，我忘了是何时看到的，但对我触动非常大。据海外媒体报道，上海市第一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医生马锦春，和妻子携带中共当局以“精神病”为名迫害异见人士的材料流亡美国。报道中提到，当年曾与北京的魏京生齐名为“北魏南乔”的上海民运领袖乔忠令，就被强制拘押于精神病院，哪怕马锦春证实其精神正常，并附有相关检测报告。马锦春试图争取让乔忠令获得释放，但被更高层级的医疗人员阻止。在报道中，马锦春还提及，他的病房就有因被同学殴打虐待而无法正常上学，最终被关进来的学生。政治犯、校园暴力受害者，都这么“巧合”的出现在这则报道中，可见利用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维稳，以及强制收治暴力受害者多么普遍。

    而80年代与乔忠令齐名的魏京生，现在在美国过着相当不错的日子（此人人品和言行对错另说，但是日子过得的确不错），说“锦衣玉食”都不为过；乔当年的朋友、同为上海民运人士的傅申奇，也在美国过着虽然拮据但是自由的生活。而乔忠令则深陷精神病院，估计一辈子都出不去了。马锦春在离开前，还特意给乔的室友买了许多零食，以免精神病房里年轻力壮的室友欺凌乔忠令。可是病房的人各种轮换，马走了之后又不可能再保护乔，乔忠令未来的铁窗人生可能好过吗？而且，这说明马锦春知道，平常精神病房里经常有殴打欺凌行为，与监狱类似。当年同样叱咤风云的人，现在的人生却截然不同。精神病院是摧毁人自由与尊严之地，无论是政治犯还是校园暴力受害者。我难道后半辈子就这么过了？不能。

    因此我决定早点借钱，尽快。我第二天就和父亲去了县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那里经常有人发广告办理贷款。果然，在征信中心门口，我们找到了一家贷款公司的推销员。我和父亲按照推销员的指引，到了她们公司。然后老板把我和父亲的身份证都给了他，让他在平板电脑上尝试。最终，我父亲的可以借，而我的因为已经在不久前有了逾期记录，不再能够借钱。他们说找了好几个平台，最快的第二天就可以借到。

    在去这个公司时，我们花5块钱觅了个电动三轮车。坐车的时候听见前面有孩子哭声，才发现这60多岁的三轮车司机还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问了才知道，孩子父母好像都打工，作为爷爷的他也开三轮车挣钱，把孩子放家里没人照管，所以就一边带孙子一边开车挣钱。这时天气炎热，我和父亲，开三轮车的老人和他孙子，都浑身大汗，都显然热的难受。要不是极度缺钱，谁又愿意一边抱孩子一边开车，还迎着毒太阳？平民世界，到处是苦人。

    我忐忑的等着。度日如年。我几乎不敢去想太多，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我内心越是煎熬。我父亲和我一起来旅馆，说不了一会又吵架了。和以前一样，他还是完全不理解我，对我遭受校园暴力的创伤不懂，对我放弃他认为我可以上的二本院校不理解，以及几乎其他没什么来由只是话不投机的不和。我父亲虽然一直对我还很好，但是他并不是真的能够完全理解我的人，尤其他中风之后，思维迟钝，脑子完全跟不上别人说话，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会用智能手机，不愿意接触互联网时代任何新事物。

    我父亲此时胡子拉碴，才50岁就面色枯黄，衣服也因破旧和汗水而泛黄。据我母亲说（我和母亲关系短暂较好的时候谈话时说的），我父亲曾经也是很爱干净的，也是一表人才。可是看2018年的父亲，或者至少说我记事以来的父亲，就是个被生活打败的人，不再关注邋遢的外表，不再在意别人的风评，从耳背到脑子不好使的身心退化，以及中风时每天听我姑姑说风凉话毫无反应，他已经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早已不再与命运抗争，而是，认命了。从想当年风华正茂，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二十多年生活的折磨（具体的情况太复杂，我在此就不展开说了），我父亲在社会的摧残、环境的逼迫下，就这么认了、随意了、不在乎了，贫穷而无尊严、从工作单位被随意支使到在家里被我姑姑（也就是他妹妹）变着法辱骂，不想更无法反抗。从不到30岁到年过五旬，以及以后的数十年，大半辈子就这么的毁了，他也认命了。

    我不想认命。

    想当年那些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加害者，如果看见我落得如此悲惨，无论我流落街头，还是被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那高兴劲不言自明。即便按照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可能性说，如果我在大街上逛荡，或者在小店打工，他们就敢当着面嘲笑。我去哪个工厂、作坊做工，这些人也不吝惜于专程跑一趟，当着我的面说“王庆民你也有今天啊”，然后肆无忌惮的拍照、威胁，再把我失魂落魄、一败涂地的样子到处传播，我忍与不忍都不会好，更无法正常做工了。这样的生活，我能去过吗？我能认命吗？

    第二天，我在借款机构所在的一个手机城，拿到了第一笔借款。我内心欣喜若狂，很快订了从上海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机票。当天下午我即找了个拼车，前往郑州。我那时以为，自己就要和父亲永别了。

    2.犹豫、折返、重新踏上旅程

    到了郑州，我订了第二天去上海浦东机场的高铁票。在高铁站附近的旅馆，我忐忑的休息了一夜。当我坐上高铁时，内心感觉如同悬空。我不知道这次结果是什么，是否又像东帝汶那样，再度失败？我失败了怎么办？塞尔维亚与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会不会被送到中国大使馆遣返回去？我现在无法拟出当时内心的高压。总之，我精神高度紧张，神经紧绷。

    在上海，我提着两个大包，神经透支的僵直着买了地铁票，赶往浦东机场。

    到了机场，我决定不住旅馆，而是呆在航站楼过夜。后来我才醒悟，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在精神已极度透支的情况下在航站楼熬夜，这会影响我的判断力，继而危害我做决定的能力。

    我也不知道怎么熬过的一夜，总归到了天要亮的时候。我脑子里开始回想在香港、深圳、东帝汶等地连续的失败。我想，这次去欧洲，会成功吗？如果我又花了几千块钱，竹篮打水又一场空，甚至被送进中国使馆，由中国公安押回，会怎么样？我前面几次都失败了，这次去的地方更是人生地不熟，连个接应的都没有（在东帝汶还有C先生），孤零零无依无靠，流落街头无人帮助，最终被遣返，那多么可怕。不如，返回去，可以找和我关系好的同学、可以暂时还让父亲寄钱，反正过一天是一天，不冒险不出国折腾了。我生出强烈的不冒险、苟且偷安的念头。

    这时我已经几天没有睡好，前面一夜又恰好休息的极差，因此似乎像受了水刑似的脑子不灵光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陌生国家提着两个包、叫天天不应的绝望着。

    我的航班已经在检票了。我麻木的排上队。但突然，我脑子里触发了似乎是在自救的机制，对于出国后无依无靠的恐惧，压倒了在中国的那些痛苦、担忧。我决定，不走了，我不出国了。

   然后，在旁人并不怎么在意的目光中离开检票队伍，一路离开航站楼。等到到了停靠去市区的大巴那里，我开始生出一点心悸式的后悔。我不该离开值机柜台的，我后悔了一瞬，但知道现在回去也晚了。于是我就木木呆呆的坐上了前往市区的汽车，似乎在急着逃避什么似的。

    这种惯性一直推着我买了回郑州的长途汽车票（高铁已经没有票了），在上海长途汽车中心站，我坐上了返回郑州的汽车。我还花了约15块钱买了一杯冰的红豆奶茶，似乎在为自己压惊。

    长途汽车又是一如既往的让人不舒服、困。一路停靠各服务区，我就像木乃伊一样，似乎难受和困的没了感觉。

    后来回想，我才感到，当时我一时的畏缩、对前途不确定的恐慌，在精神高度紧张、长期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压倒了理性的判断和计算，让自己几乎永远陷在残酷人民共和国。

    到了郑州，我在汽车北站购票回滑县，结果身份证在自动售票机上居然不管用，换了几台都不管用。我像受了惊吓一样，或者就是受到了惊吓。我想，难道身份证已经被公安注销或者设置了什么限制？可是我在人工售票窗口，递进身份证又刷成功了。这时我紧张到一点意外都敏感的程度了。

    这时的我已经后悔了，后悔没有登机离开了。

    当我回到滑县，再次和父亲争吵前途问题，又想到自己高考失败且难以重新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或起码211、985院校时，想到自己会因上访被截访的社会人员乃至警察殴打时，想到自己在中国终是免不了流落街头、最终被关进精神病房时，我已经完全后悔了，我后悔自己突然胆小，没有一咬牙出国冒险。我父亲能供应我多久？我此时不搏何时搏？

   想到这一切，我已下决心再次订票出境，还是去塞尔维亚。我此时惊喜的发现，机票过期居然不是直接作废，而是可以改签。我欣喜若狂，立即改签到最近的改签费最便宜的一天，2018年8月17日的机票。

    我决心按下焦虑，安静等待。经历前面一次惊险的失败，我不知是麻木了还是沉着了，真的无法分辨。我等着又一笔借款到了，我得到转账后，和父亲打了最后一次当面的招呼，也给虐待过我但是照顾了家庭的姑姑打了最后一次招呼。我拿着钱、护照，各种证件，又踏上了出国之途。

    我是幸运的，最终选择了目前看来成功的道路。至少，我没有留在中国等着被关、死去。许多弱势群体一念之差、一点犹豫，以及差个几千块钱，就可能彻底毁掉一生。越是穷、弱、惨，也就越少的试错机会，一着不慎一生毁掉。

    这次我是坐班车到的郑州。后面和上次一样，订到上海的高铁票，甚至住的高铁站附近同一所旅馆，然后乘上高铁，抵达上海；乘地铁从虹桥火车站一路直到浦东机场。

    不一样的是，这次我没有选择在浦东机场航站楼熬一夜，而是订了一家旅馆。旅馆有班车负责从机场接人，第二天也会免费送往机场，我决定花一百多块钱住宿，这样免得像上次没有休息好压力过大，一下子几乎崩断了精神。

    这个旅馆位于机场附近的上海郊区，很清静。这时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也努力平静自己的心情。为了转移紧张压力，以及为路上准备，我决定去买点吃的。我出了旅馆，在一家“农工商超市”买了一堆方便面、火腿肠等零食，回来就泡了一碗。吃完也没心情看电视，又加上很困，我倒头就睡。

    我倒是很轻松的睡着了，没有失眠。也或许是太累了吧。

    第二天上午，我坐着旅馆接送车到了航站楼。这时我突然想，到了那边需要钱怎么办？多一点钱就多份底气。因此我就着急的把返程机票退了（买返程机票是为了应对塞尔维亚入境检查，在入境口需要出示返程机票订单），但留着打印出的返程机票订单。

    然后，我焦急又尽力镇静的等着。终于，开始值机了。

    我这次坚定的排着队，不再犹豫。轮到我，值机人员问我有没有买返程机票，我吓了一跳，说买了，还拿出打印的订单，她似乎在电脑上查了一下，然后就把登机牌和护照给我了。这非常惊险，如果她查到我已经退了返程机票并且不给我值机，那我就走不成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她当时究竟查出的是什么结果，总之让我离境了。

    有惊无险的过关之后，我坐上了前往俄罗斯的飞机。我需要在莫斯科转机，才能去到塞尔维亚。

    起飞了，离开中国了。这一去，再无回头路。

    在俄罗斯的谢列梅捷沃机场等待转机时，我蹲在充电插口旁边，拿着提前买的转换插头给手机充电，不敢想更多。我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即便抵达塞尔维亚，是否能够得到国际组织的救助，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在等待转机时，我明明一开始看到我的航班检票口是xx号口。可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仔细一看，居然换了登机口。这时距登机已不到一小时了。如果我没有及时找到新检票口，滞留在莫斯科，几乎一定是会被送回中国的。我那时已经透支到极限，但仍然硬撑着精神，在许多商店、各种绕弯的候机楼找到了新登机口。终于，我没有误机。

    次日，我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拿着中国护照，没有任何问询和额外查问，盖章入境。在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还得到两位与我同机的中国游客的帮助，他们用他们租的小汽车把我送到市区。

    后来，我在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的帮助下，得以居留。

    但过去的事情并没有真的过去，新的人生也没有真正的到来。

    第七章 说不尽的余言

    我受难和维权过程的讲述告一段落了，但我想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相反，我在写作之初，就决定将一些主要问题放在结尾论述；而在写作过程中，都想过要将前面提到的问题，在文末加以补议、拓展延伸。

    （一）文字的力量与无力

     我之所以用如此篇幅来记述我的遭遇、分析各种问题，既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希望改变现实。

    无须讳言，我写作本文，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诉求。就像我写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而写作本文，如开篇所说，是希望人们知道中国弱势群体的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重点希望人们关注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普遍的、丑陋的、急需改变的现实。

    例如，如孔杰荣教授的文章所说，“在中国，每天至少有上百人被精神卫生机构强制非自愿收治入院。”而中国如今正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公民，就至少有上百万人。而如前文所述，这其中相当比例的都是“被精神病”即没有精神疾病却被关进精神病院、有轻微且不需要入院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的公民，却被强制关押。也就是说，每年至少有数十万人丧失本该有的基本自由。而且无论是应当与不当收治的这上百万人，普遍都生活在恶劣的、经常性侵犯人权的类似监狱的环境中。这些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公民失去了有人身自由公民拥有的几乎一切，受到束缚与欺凌，如行尸走肉，乃至生不如死。我们难道不需要立即去改变吗？（何况，关进精神病房的，许多都是这个残酷社会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不能得到补偿和开始新生活，却毁了一生，何其不公？在精神病房中被关押的，为数不少的恰是比“正常人”对社会认知更深刻、对世界感知更敏锐的，他们也比外面的人更渴望自由、更想无拘无束、更希望如外面“正常人”那样生活，实现理想与追求，起码免受侮辱。把这些心地敏感柔软的人关起来，是对他/她们多大的摧残？这些渴望自由和尊严的人，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除了精神病院的医护，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都看不到他们的绝望与挣扎。而医护则自以为在履行职责的压迫住院者，把这些追求自由却被囚的人的言语和动作，乃至忧虑愤恨的神态当成在发病，捆绑住这些有着高尚灵魂的肉体。这世界还有比这更冤抑、屈辱的吗？）

    文字不能直接改变现实，但思想是实践的先导，驱役着人们具体如何实践和行动。没有文字的记录、头脑的反思、语言的批判，就不可能发生现实层面的变革。历史总是有先声，才有改变。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人们思想的解放，才让民主政治的实现、保障人权措施的实行有了动力和基础。而如劳工、妇女领域，也都是首先有了权利意识的形成、观念的觉醒，继而促进了现实中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然后实现了对劳工和妇女权利的保障。更早来看，如果没有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就还会处在蒙昧的奴隶社会；如果没有古希腊民主价值的萌芽与古罗马法治精神的勃兴，欧洲同样没有文明的变革，会继续处于早期的专制与野蛮状态。

    文字记录的意义还在于反思。人类之所以进步，就是建立在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现状反思批判之上的。其他动物没有进化到人类这样的文明，就是因为它们一直停留在每天重复吃、睡、交配等动物性的行为上，以及一任自然选择，而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反思和改变现状的能力。人则不同，人可以通过反思丑陋与落后，形成对过去的批判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去丑塑美、抑恶扬善、除旧布新，实现文明的进步，树立人性的尊严。

    文字的意义还在于促进传播和共鸣。培根说过“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思想本身，还在于它的传播”。文字作为记录思想的手段，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将一个人的想法、价值观、思想，传给另外一个人、一群人；将一群人共同的思想与记忆传递到一个民族、整个世界。没有文字作为载体，人们的交流就只能局限于短促的口语。有了文字，让人的经历、思想得以系统的记录、相对完整的呈现，并让更多人看到、知道，或批判，或共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让一个个个体不再孤单、不再孤单的承受，并促成共同的反思与认同，进而推动万众合作的变革实践。

    当然，文字的作用还在于铭记历史。如索尔仁尼琴完成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巫宁坤写下震撼人心的《一滴泪》，虽然不能直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却记录了他们所在时代的苦难，把历史真相用文字拓下。而越是缺乏正史、影像等记录的悲剧史实，个人的回忆与记述也就更为可贵。以文补史，以手写心，让被大众遗忘的苦难史得以留存，将权贵精英操纵下变得扭曲的历史记忆矫正，将残缺的历史记录补全。

   有人觉得，有许多历史记下来了但是什么都没改变，有什么意义呢？“岂容青史尽成灰”，对真相的记录、对丑恶的鞭挞，揭露黑暗发出呐喊，本身就是意义，就是价值。我们不能让过去真的“过去了”，不能让恶人抹去历史对其兽行的记忆，而是要记下来、留存着。文字是对社会存在的记忆形式，是将过去的事情保留下来的手段，是张扬人性、抒发情感的载体。对历史的记录，对悲剧的铭记，承载着对受难者的责任，也表达着对时代的忠贞。我们需要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先辈曾经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有过何种悲惨的境遇，将为恶之徒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告慰先人，警示来者。

    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草木，就在于人有思想。而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是文明的承重墙。文字的记录、思考，就是在祛除人性中还留有的野蛮兽性，辨识阴险狡诈、颠倒是非的两足禽兽，争得正义与尊严。（当然，文字也可以用来粉饰罪恶、避重就轻、颠倒黑白、侮辱诽谤、恐吓欺凌、洗脑毁心、掩盖兽行。从古到今，从书籍记载到目睹和亲历，我及其他许多人看到了无数利用语言和文字干犯的恶行。也正是因此，我们要秉承良善之心书写正义的文字，去对抗那些居心险恶、狡诈虚伪者写的歪曲事实、篡改真相的文字，不让作恶者逃脱历史的审判）

    但同样无须讳言的，文字也的确有无力的一面。进一步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文字无力的一面更加凸显。

    对我在文中提及的那些欺人害人的恶棍来说，本文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毫发无伤。文字记录了他们种种丑恶行径，可他们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例如前文提及的吴奕男、董佳博这两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流氓，现在过的都挺滋润。吴奕男这个性骚扰、欺凌弱小的恶棍，好好的在德国留学，看日常信息生活的有滋有味。而被他欺凌的“许k宇”等人，却承受着他的挑衅、刺激，精神受到打击萎靡不振，生活似乎也很艰难。虽然我当时很快离开了圈子，但是这两个流氓恶棍一副“我就这么欺负你了你能怎么着”的嘴脸，还是给我心理造成不小刺激。虽然这导致他们达到了目的，但是我不会因此变得麻木、阿Q的不知痛，也不惮于说出来。如果人们连受害都吃亏都耻于讲，那社会堕落的还有一丝正义吗？至于那些被吴奕男性骚扰的女性，她们的恐惧、难受，我作为男性就不具体揣测了，想必任何一个正经女性都不可能不在乎。他们在其生活的每个圈子里，大抵都是同样恶毒的，绝不止于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一点点。而他们在所处的圈子里无人敢惹，也让他们把控着话语权、输出着邪恶言行，传染和荼毒更多的人。他们好好活着，就意味着别人不能好好活着。（我所说的这两个高知流氓，在中国颇具代表性，他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千千万万、处处都有，当然一些地方例如东北特别多）

    而我提及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加害者，同样没有受到我文字批判的影响，即便知道我的书写，也毫不在意。他们没有受罚、没有赎罪、没有愧疚，从在浙江大学等名校到普通院校，这些参与辱骂、诽谤、袭击我的东西们都顺利完成学业，日子也过得很幸福。这对于受害者的我，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公。我之所以维权、书写校园经历的自述、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刺激的对比激出来的。可是，我维权和呼吁近两年，又写了这篇维权自述，丝毫没有撼动他们的日常生活。

    至于香港东区医院的护士卢伟杰，也没有因为我的文章受到现实法律和制度的制裁。他利用精神科护士对住院者绝对的权力肆意欺凌、虐待，按说早已触犯刑法和医院制度，但他却还继续待在精神科病房护理师的职位上，每月拿着数万港币工资，享受着医疗行业优厚的福利。我前面说过，他仅仅在我被关押的23天内就多次欺凌、虐待包括我在内的多名住院者，难道其他几月几年都对住院者很好、没有欺凌、没有对住院者尤其弱势病人发泄和虐待？其脾气秉性、行为模式会有变化？可想而知其罪恶累累。可我写文揭露，有用吗？现在看是没用的。（除了写本文，我还循正规途径进行了投诉。关于投诉的过程和回复，我会另写文章专门记述和分析）

    对我想要改变的丑恶现实，我书写这么多文字，同样是没起作用的。当然，或许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起作用。但未来就有作用了吗？我2016年开始，写的12万字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以及9万字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还有上百封致政府机构、新闻媒体、高校、社会知名人士的各种请愿信、呼吁书、求助信，累计几十万言（如果算上其他相关信件通信，就有百万言了），可曾起到对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任何实际作用？有对现实的改变起到一点推动作用吗？建议哪怕被采纳了一条吗？

    而我这篇重点论述精神卫生和强制收治问题的维权自述，又能对于改变精神卫生体制、呼吁人们关注和改变精神病房存在的侵犯人权现象，有多少作用呢？我呕心沥血的写，字斟句酌的改，可是却没人真的参与到改变现实中去，最好的也不过是看看这文章罢了。能从开头跳着浏览到现在看见的这段话的，已经算是比较有耐心的了。再让读过本文的到现实里去，改变我说的丑恶的现实，谁肯呢？哪怕每天中国至少有上百万人在精神病房丧失自由、遭受欺凌、被恶待与虐待，无处可逃。如果能将心比心的代入，设想一下自己被关在精神病房任人摆布，什么自由都没有，就知道这些生不如死的人多么痛苦绝望了。但人们却并不将别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不能将别人的绝望状态真正理解到自己的脑海。于是，我如此耐心细致的记述和分析，为这些受难者全力呐喊，却不能得到现实领域变革的回声。写了这么多字，耗得精疲力尽，却不能换来哪怕一个不应被强制收治者的自由。

    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说，“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城里出现……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砸烂了。”契诃夫所说的“当前”是1892年。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全中国多少个这样的恶似巴士底的精神病院都还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存在着，成为统治机器维持稳定、主流社会驯服反叛者的工具？即便香港这样的国际都市，精神卫生诊治、关押过程中也有多少丑陋？契诃夫的文字乃至罗森汉的实验，并没有让人类做出足够的纠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房依旧担当着作为驯压边缘者、社会反叛者工具的作用。

    除了不能报仇雪恨、伸张正义，我也无法报答老师、亲人、同学。这些年来，对我好的老师有至少七八位，我却无法考上名校，以荣誉和物质报答他们。而为我操心劳神的父亲，还有虽然虐待但是帮我照顾了祖父母的姑姑，我都无力营救他们出国或者在国内过上安稳健康的晚年。还有那些虽然是少数但是给了我很大支持的同学，我现在这样子又能有什么能力感谢呢？写了这近五十万字文字，加上前面其他的共计百万字，可曾对于报答有恩之人有半点作用？

    当然，我写作之前之中之后都知道文字的局限性。首先，任何文章的传播范围都是有限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种文字、图片、视频，只可能挑选着其中的少数阅读。而愿意阅读书籍、长篇文章者，一下子就减掉了八到九成的人群。在剩余的这些人中，又有大多数只看非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字。再往下减，还可以不断筛除不会阅读本类文章的人群。最终，愿意看的就没多少了。当然，作者必须写的足够吸引人，才能得到愿意阅读此类文字的人关注。如果文笔不好，再多惨痛的经历，也无法呈现在文字上。而且，不同身份地位、人脉厚度广度不同，潜在阅读者数量也是天差地别。

    文字、个人的叙述，存在着有关可信性的疑问。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谎言？有无选择性描述？有没有歪曲、变造事实？人们产生这些疑问是正常的、难免的。虽然我可以发誓文中每件事每句话都是真的，但这个年头发誓有多少人信？还有，有没有歪曲事实，陈述时所带的感情是不是“带节奏”了？我竭力让自己写的客观公正，绝不歪曲事实，但也免不了感情倾向。此外，对于我这样一个被精神疾病污名化的人，还涉及到被质疑所说为“幻觉”、“妄想”的可能。可信性遭质疑，就会削弱叙述产生的力度。在这个缺乏信任的社会，我的忠直之言，经过各种削弱，还剩下多少力度和锐度？

    还有共情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看到他人经历的许多事情、种种苦难，有的人感兴趣，有些人就不关心在意；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不解其意。而关心和理解的，也不一定能共情，没有共情就难以感同身受，也就不知道写的文字的意义。

    经过不断筛（准确的说是写作的文字“被筛”）的过程，最终能够影响到的人数相当有限，其中得到共鸣、支持的，则更是寥寥无几。作为比白身都低、性格孤僻朋友圈极狭隘的我，写作水平又非常有限，写的东西能有几个人看呢？我呕心沥血写的这几十万言，到头来恐怕只是淹没在无数被淹没者构成的历史长河中了。淹没了、湮灭了，无人知晓或说无几个人看到，遑论改变现实了。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传媒与印刷业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阅读了他人的经历、呼喊。这比相对互相隔绝、只有口口相传的古代好了许多。可是，仅仅只是“看到”，由看到到共情、由共情到以行动去帮助他人、去改变社会，中间还有着深深的障碍。

    最根本的，就是文字的表达是有限的。再好的文笔，都无法将最直接的、大脑皮层和神经元中直接直观直触的感受原原本本用文字析出，“以手写心”永远是比喻而不是事实。人在回忆和思考中的悸动，肉体和魂灵生发出的喜怒哀乐悲思恐，都不能“拷贝”到文字里；其他所有人即便再认真阅读、每个字都读到，也无法真正体验到作者这具肉体的七情六欲，不能真正明白他人的大脑都思索了哪些、思索的过程和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逻辑与直觉，更不能体会他者精神与躯体上的各种变动、反应。再强烈的同情心同理心，都无法真实的代入到他人那深不见底的人心、深不可测的大脑中的思想世界，不能真验到他人驱动着思想运转和产生应激反应的躯体。何况，人的大脑、思维是高速运转的，一分钟就能想到、联想到、意识到、分析到几百几千字都表达不了的大量信息与思想，大脑意识中的跌宕起伏，不知比文字中的起承转合，迅速了、复杂了几千倍，那大脑皮层与神经及躯体感知的亿万变幻，除了当事人自己，其他人都无法真实确切的感触到和明晰真情。只要人与人的头脑和神经在物理上不联通，就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别人的思、感、痉挛、应激，都只有其自身一人有确切感知。

    当然，每个独立躯体下独立意识的不互通，是完全没办法解决的。而推己及人基础上的同情心、同理心，在浅层的互相交流、理解、共情，人们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今的时代，后者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

    （二）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共同记忆；自己对自身共情的局限

    从《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到本文，我记述的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经历，以及本文中重点叙述和分析的精神卫生、强制收治问题，都是我作为一个相对边缘者所经受的。换句话说，我的记述只是代表了这个社会一部分人的遭遇，而不是全民的共同记忆。我和有类似经历者对这些伤害刻骨铭心，可多数人并不能充分理解，更难以共情。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精神病”强制收治，受害者绝对数虽众多，但相对比例有限，且是在话语权的弱肉强食中相对失声者。自然，我的孤鸣很难收获足够多的回响，也难以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而这在最根本上，是由于边缘人群与主流群体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分歧，乃至对立。

    这与劳工、女权、LGBT群体、残疾人、部分少数族裔在社会中的处境、在抗争中的孤独很类似。人们都希望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追求法治与民主等普遍人权，以及面对疫情和地震等天灾，即便有利益分歧，但仍旧能产生广泛的共鸣、在大方向上达成共识，因为这理论上涉及到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会触及到全体公民的神经。而对于全民都已经历或可能面临的艰难、更具代表性身份者的遭遇，例如战争与动乱，很容易引发广泛的反响，其文字也会成为一国国民的共同记忆被广泛铭记。

   但到了涉及特定群体权利而非所有人共同面临的问题时，人们就会有另外的反应了。劳工权利只直接利于劳工，工人累死累活工资微薄、工伤事故的折磨、被老板和上司欺压……绝大多数非劳工就无感，权贵和资本家甚至处于对立的利益相关角色，劳工越受剥削，资本家反而获利更多。女权问题也一样，妇女面临的性暴力、家庭暴力、招录歧视、家庭照护负担与事业的舍弃……涉及的是女性而非全体民众的权利，实现女权还需要削弱男性的相对优势，因此男性不仅缺乏与女性的共情，还有众多男性条件反射般的反对女权。而LGBT群体在校园和生活中遭受歧视和欺凌的痛苦，也只有LGBT者们自己最有体会，其他人是难以感同身受的。残疾人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遭遇的就业歧视、就学障碍、结婚困难……也是残疾人自己才能深切体会到。而他/她们的维权，至少直接层面仅仅是为推动他/她们作为特定人群的利益，而不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因此，他/她们这些身为劳工/女性/LGBT/残疾人的呼喊和诉求，并不能得到社会主流/其他各群体成员的共鸣和支持。

    因此，劳工受剥削、女性被压迫、LGBT群体遭歧视、残疾人被边缘化……很大程度只是这些受害者的个体记忆、这些群体内部的集体记忆，而不是所有人的共同记忆、不是全民的集体记忆。只有这些身为劳工、女性、LGBT、残疾人、部分少数族裔受难者亲身尝过痛苦，其他非为这些身份的人、“主流”群体，不愿、不去、不能共同拥有这些记忆，体会不到那些只有特定人群才能感到的伤痛之苦。即便是同样遭受苦难的人们，也很难体会到其他因不同因素遭受的痛苦。甚至，与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立的群体，那些“侮辱与损害者”们，为了保守其既得利益，为了避免被法律制裁，还会千方百计去压制、阻挠、诋毁、破坏这些特定身份群体的呐喊与抗争。

    同理，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中，大多数人是旁观者、起哄者，次之是加害者、恶意参与者，最势单力孤的是受害者。而前两类群体的人，很难理解受害者的痛苦，甚至即便知道受害者的痛苦，他们不是同情而是鄙夷。加害者和旁观者在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中，几乎合谋式的对受害者造成了伤害，他们从感情到利益计算上，又有多大比例的人肯认下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承认、道歉、补偿、赎罪呢？在当今中国，给他人造成伤害的人，往往不是感同身受的愧疚，反而幸灾乐祸的满足。难道不是这样吗？当然，我相信会有有良心的曾经的加害者和旁观者反思、后悔自己曾经在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中的表现（作为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三个身份于一体的我，就对自身伤害无辜的行为深感后悔），但那是少数人。我所写的受难与抗争之文，对多数人来说，排斥鄙夷、冷漠无感、难以理解、嗤嗤窃笑，才是最典型的几种反应吧。

    关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已在《自述》等文章中细述过了，也有许多受害者在电视、互联网等平台上讲述过。可是没有遭受过校园暴力的人，看到这些还是不当回事，认为是“小孩子的事”。中学阶段是校园暴力最高发的时期，也是一个人关键的成长期，尤其在中国还涉及到几乎决定了一生命运的高考。我就是被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毁掉了前途命运，正是那些伤害和连带影响，让我和家庭陷入贫病交加之中。可是，旁人普遍很不理解我的维权举动，也不知道我被“逼上梁山”过程多么痛苦。而对于校园暴力的加害者尤其长期以欺凌他人为乐者来说，我的行为简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也不见得看得那么重，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我，而是根本没把我的反抗当回事，不认为可能实现什么实际的目标，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损伤。但无论如何，他们是绝不会支持而是会坚决反对甚至阻挠我的抗争的。

    而我被关押进香港的精神病房、遭受“精神病”污名的痛苦，因为经受者比例相对更低、处境更边缘化，就更缺乏共情者了。丧失自由的滋味，可真的不好受。从起床到睡觉，从吃饭到洗澡，一切都由他人掌管，如活木偶任人摆布，即便想法和价值观这些头脑里的东西都被医护强逼改变，从身体到思想完全臣服于管理者，不敢也没有条件进行任何反抗。这比只束肉体不改思想的监狱更加折磨人。对于不愿意屈服于制度、强力压迫，自尊心强的我，当然是加倍的伤害。那种屈辱只有真的珍视自由和尊严，又被关押到过监狱或精神病院的，才能真的有所体会。当然，我在香港只被关了23天还算好的，那些在大陆精神病院关了许多年的，终身丧失自由的绝望、被长期凌虐的苦痛，则永远的含冤、沉冤了。就在这些精神病院几十公里、几公里外的“正常人”的世界，人们并不知晓这一切，眼不见心不痛。高墙外的欢声笑语与铁笼内的绝望行尸，同在一片天地，却如衣冠楚楚的人与猪圈里肮脏的猪只，哪里有共情？这个比喻夸张吗？我看到的案例，多少精神病院的医护都是把人当成畜生对待。仅本文中我也列举过多个案例和详情，是当事人或其亲属的有力控诉。

    然而即便有这么多人说出精神病院的可怕、强制收治带来的伤害，而且这些案例足以反映精神病院存在普遍的（而非个别的、偶发的）人权侵犯，但社会主流群体，以至于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无动于衷，不去改变。当看到偶尔发生的疑似精神病人伤人杀人的治安案件，大家作为潜在的可能受害对象，就纷纷跳出来要求对所有精神病人乃至疑似病人强制收治、终身关在精神病院，并不考虑这种“宁可错关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方式，毁了多少条生命？让多少人遭受折磨？在猪圈般的精神病房关押一辈子，比直接杀了、枪毙了都更为痛苦。判处有期徒刑还有出头之日，关在精神病房则是终身被囚。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写道：“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精神疾病或者疑似精神疾病式的言行，由于是典型的非器质型的、看不见摸不着根源的，是相对异质群体的表征，很容易引起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恐慌，继而导致排挤、迫害。就像孔飞力先生在《叫魂》中所描述的，当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出现危机，人们就会将怀疑、恐惧、愤怒转嫁到社会边缘群体身上，并对后者进行诬陷、诽谤、欺凌甚至杀戮。而思想、言语、行为与主流群体相异的人，很容易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堂而皇之的加以拘禁和虐待。

    精神卫生尤其强制收治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流社会对边缘人群进行驯压以维持秩序的工具，只是在现代社会披上了“人道主义”的外衣。如果真的人道，难道不能给不伤害他人的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提供居所、衣食，让他们在自由的条件下生存（例如现在欧美对流浪者的宽容和救助）？为什么非要用纳税人的巨款（绝对比救助流浪者开支多的多）将他们送进残酷如监狱的囚所，直接“眼不见为净”的隔绝了事？对于骚扰、威胁、伤害到无辜者的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难道不能按照法律有节制的惩罚和警戒？为什么要囚禁多年甚至终身？主流社会不去探究弱势者患上精神疾病的原因、外因，不去惩罚致使他/她们精神受创的加害者，而是逼迫这些已经受害的群体改变对痛苦的认知。对于饱受凌虐，身心痛苦无法也不应该排解的（为什么要让受害者改变对受害的感知？），难道不可以对其安乐死？对精神的强制“矫正”，比监狱中的肉体惩罚，更具侵入性，且对象多数是无辜的。为了维护大多数人认可的秩序（哪怕这秩序不对），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安宁，就要对“离经叛道”者囚其身、毁其魂、改其心，何等残酷。

    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完全取消强制收治，但应该严格规范收治程序、将过于主观和模糊的诊断与收治清晰化规范化谨慎化、“疑病从无（尤其在涉及是否强制收治时）”、全面限缩收治的精神疾病类型、每月对住院者复诊无病或病情已不需住院则无条件释放出院、效仿司法领域的律师设立为住院者辩护的精神医学律师制度、以半开放病房为主完全封闭病房为辅、个人治愈自行出院不须家属同意、伤害他人的精神病人循正规法律途径处罚、改变精神病房管理制度、改善精神病院物质条件、以区块链等技术保留病案记录与日志以备核查、加强外部的监督、设立独立于医护的人权巡查员接受投诉举报、开放媒体和公民组织及已出院者探查病房、在精神病院设置无死角监控录像系统和建立录像长期保存（如一年以上）和独立人员不定时查阅制度等，彻底改革精神卫生体制和强制收治制度，大幅减少强制收治的人数，建立有实效的对精神卫生领域尤其精神病院的监督系统，将精神卫生尤其强制收治的所有层面及细节纳入法治轨道，保障所有精神病人和疑似精神病人的人权，保障每个公民免于被不合情理法的强制收治。

    当人被逐出现行秩序和共同价值认同之外，就成了主流群体任意拘禁、惩罚、“矫正”的对象，主流群体对他/她们丧失自由与尊严、遭遇摆布与侵凌，大多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还有的甚至幸灾乐祸、弹冠相庆。因此，对于精神卫生尤其强制收治制度的受害者，主流社会不仅没有共鸣，还乐于让这些受害者长期、永久的被囚禁在铁窗、捆绑在床上，被摆布、被电击、被捉弄、被束缚。把这些受主流人群尤其恶人侮辱与损害而扭曲了的弱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当成报废了的零件般，扔进如垃圾车的精神病院，捂在肮脏的、以暴力压制来实现运转的病房，恐吓、封闭、灭声、压碎，掩盖、掩埋他/她们遭受创害的真相，最终将一个个悲惨的个人史扣进一个个骨灰盒，造就外面丑陋世界的和谐。从肉体的囚禁到精神上的污名，把世人共同害苦的“谬种”整死，就可以放心的“祝福”了。

    鲁迅先生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的确如此，人类之间的难以达成情感的共鸣，尤其不同的群体间更是有着山高海深的隔阂。不相通的情感，造就了冷漠、对立、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生存的愉悦和利益，不惜把别人送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还要遮掩自己的丑事，抹掉事实真相令其沉冤而亡、死不瞑目。

    更加讽刺的是，我自己现在能不能与受难时的自己共情呢？能不能把当年受难的情节全部回忆清晰、完整的呈现在文字上呢？也不能，或者至少不完全能。人是擅于遗忘的，不仅会遗忘经历的事件，更会有意回避或因时间推移而淡化当时的心灵和躯体感受、无法完全代入受辱、受难、绝望时的身心状态。

    “好了伤疤忘了疼”，是这么回事。我在校园暴力中被一群流氓学生尾随、用粉笔和书籍砸的痛苦，每天精神高度紧张的、唯恐被袭击骚扰的恐慌，当年真真切切，如今回忆则不那么真切了。网络暴力后，我被几乎整个班孤立，每天硬挺着闲言碎语在课堂上，那身上像过电一样的痛苦，我现在也只有偶尔还能体会到当年的几分之一。在高考前夕，因为担心自己当年站桌子上吐痰、被当成疯子辱骂、被班里许多学生家长投诉到老师那逼我离开……等等经历在大学被揭出，不敢考好成绩，又担心考不好没有前途，两种伤害必选其一，就像是被刀子捅还是被枪击一样必须选一样，绝望到极点。可现在我无法将那种高度绝望用文字准确和清楚的表达出来。现在的我难以代入当年我的心灵、大脑、肢体的感受中去。我在高考失败后无路可走，每当想到前途就逃避现实的心理动作，也无法搬给大家看原貌。经历这么多痛苦，我时常痉挛一般的反应，也是只有发生的那段时间才体会的淋漓尽致，别的时候则不能自我感同身受。我在写作时候努力回忆、试图代入当时的我，却并不怎么成功。不能对过去的自己感同身受，文字就无骨无魂。

    还有，我在香港被关在精神病房的23天，还有被关进羁留室那一夜，没有自由、被束缚的紧张焦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没得选择的极度压抑，都很难在现在还原感受，更难将这些痛苦感受还原式的写到文章中去。我虽然尽力用文字描绘，可文字终究代替不了现实体验。

    后来我从香港回大陆，饱尝世态炎凉，每天晕晕乎乎头昏脑涨，有时焦虑的根本难以思考如行尸走肉，因为困、累和炎热，整个人就像在蒸笼里麻醉着加热闷熟。还有求助过程中的低三下四、不知廉耻和界限的心态，以及惶恐无助的惊悸……这些现在也难以还原，只是知道那些极为痛苦，却已无经历时那般真切，没了当时的绝望感、改变现实的急迫感。到了如今，甚至生出更多麻木、惰性和满足感、逃避之心。这很可悲。

    人对于痛苦的记忆，有着下意识的逃避和遗忘倾向。因为过多的思考那些屈辱和悲惨，会压的自己喘不过气，甚至无法工作生活。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自有其合理之处。但这同时也让人变成阿Q般自欺欺人、自轻自贱。没有耻感就是最大的无耻。自己忘记或者假装忘记，并不代表没有发生，相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旁观者知。对尊严被践踏有感知会痛不欲生，但没有感知则是彻底丧失了尊严，不配为人。

    我在尽全力与遗忘、逃避作斗争，与主观上对痛苦不由自主的逃避、客观上因时间推移逐步淡忘痛感的过程斗争。不仅要抵抗生理上的遗忘，还要抵御心理上的遗忘，不能忘记耻辱、疼痛、卑贱、恐惧、无助等一切在受难中的心灵感受。我不想遗忘，我不想放弃对于过去受难、绝望过程的身心记忆，我希望自己随时都能明白曾经有多么痛苦与绝望，随时能够对他人的痛苦与绝望感同身受。因为只有对曾经的自己经历、他人遭遇保持共情，才能明白现实多么残酷、改变多么必要和急迫。

    我写的这段话、这篇文章，同样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共情的。我个人的经历，我自己刻骨铭心，别人最多当成故事看。我写的椎心泣血，别人只是当成一摞啰啰嗦嗦的文字，很快抛诸脑后了。（当然，我个人能力也有限，很难将想表达的东西生灵活现的表达出来，看到本文感到干涩、啰嗦，也在情理之中）

   （三）个人命运背后的国家与时代

    人类缺乏共情能力，但现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没有谁的人生命运不与体制、社会、时代相关，每个个体也都与国运和民族整体兴衰紧密相连（虽然不一定是正相关）。

    我在《自述》和本文中都不断的提及，我受苦受难的命运，和社会环境、体制机制、时代现状，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我是一个孤独、孤立、孤僻的人，但自己的遭遇却从不能剥离社会与时代。经受的越多，我对自己与家国命运、社会结构、历史进程的关系，感受的越强烈。即便我与社会疏离时，这种疏离本身及造成的连带影响和伤害，也是在证实、提醒着我无法脱离社会现状。因此，我思考自身经历与出路时，也必须思索这个社会在结构上与本质上的丑恶，抚摸当今时代的伤痕，并提供变革的思想处方，用实践的手术刀推进国家的改造与民族的振兴。

    如果中国是真的法治社会，我遭遇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都会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说，法纪严明之下，那些试图犯罪者本身就会慑于法律的存在和执行力，一开始就不敢作恶。作为潜在受害者的弱者，也就有了勇敢生活下去的底气。没有法治的情况下，有罪不罚、选择性执法，即便不直接落到具体人的头上，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会使得恶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而弱者则无助无援、任人宰割。我不断通过正规途径试图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可是换来的是敷衍、嘲讽、羞辱，以及伤害的继续、报复的到来。再往上申诉、抗争，就被维稳体制的铁板死死的阻住。

    而中国社会保障这种“梯子”和“安全网”的缺失，则让我在遭遇不幸后没有托底的庇护，最终连基本活命都顾不了，更是丧尽尊严、屡遭羞辱。没有钱，没有基本的吃住，逃避都不可能，更不用说面临社会矛盾时的弱势。有钱不一定有在这残酷社会生活下来的底气，但没钱一定没有底气。没有权力、金钱、人脉这些资源的弱势者们，地位自然低下，在丛林社会要么任他人盘剥折磨而苟活，要么要摒弃良知不择手段的爬。甚至，即便不想向上爬，就算只想维持日常的卑琐生活，也会有种种不幸、压力、损害，逼得这些沉于下层的人不得安宁、生不如死。人在这样的社会挣扎，为避免发疯、接受现实，就必须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从物质需求到人格尊严，都要一点点削减，让原本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不断打折扣，最后没了人权，也丧失了好好生活的意志、兴趣、自主性，只有忍耐、麻木，以及牲畜化的应激性。

    当人们出卖自己和家人的人权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连反抗的念头都一并缴械。每天为挣钱消耗的精力、被社会种种不平打磨肮脏凹凸的灵魂、被欺凌和折磨损害了的精神，都把弱者的脑筋浆糊化，判断力、意志力、组织语言和筹划行动反抗的能力，都被捣毁、清干。这时剩下的，只有逆来顺受乃至主动的逢迎以求善待，对有权有势的人谄媚讨好，变成十足的贱骨头。这时驱动人活下去、做事的，只剩下作为人应激的反应以及外部的命令式、有暴力作后盾的支使。这时的弱者，不能或不敢再去想尊严、自由、独立这些概念，既是因为知道思索无用徒受刺激，也是因为已经自我麻醉和自我洗脑的对奴役心安理得。只有将苦难、不公、压迫合理化，人才不会精神崩溃，才能自我安慰、浑浑噩噩的活着。

    而对于无法接受压迫合理性、不能忍受不公正对待的，就会出现精神问题，或者至少有一些在“正常人（也就是那些从众、既得利益而心情舒畅者、受压迫但逆来顺受者）”眼里“异常”的言行举止。当这些受不了不公不义的人精神因刺激和压力诱发出激烈行为，此前对这些受害者不闻不问的国家机器、社会体制，就将包括强制收治、关押判刑等手段用了出来。不仅大陆，香港也是如此。国家机器在弱势民众受害时不积极提供保护、社会制度没有给予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生活保障与经济补偿、话语权赋予，但却在镇压弱者反弹（哪怕只是自杀、弹给自己）时纷纷粉墨登场，将绝望呐喊的喉咙扼住，再扣上一顶“精神病”的帽子污名化，然后其控诉也就成为“被迫害妄想”。“精神病患者”的呓语、被贬为粪土的呼喊，自然引不起他人的关心，更不会有反响，弱者对加害者、对制度、对社会的控诉，里边多少冤抑，也就被化于空气中了。

    至于弱者为何不平心静气的讲出自己受害的经历？为什么不条分缕析的辩清是非？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渠道”温和理性的表达诉求？

    为生活精疲力尽、因百事焦头烂额的弱势群体、被压迫者，是不可能有能力去思考造成这一切的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他/她们的反思能力、逻辑推理、全局观念……一切略需静下心、在不受身心打击情况下理性思考才能得出的思想物，他们都不可能拥有（除非脱离了那环境，有了起码的衣食和安宁）。连活着都难，何况思考呢。他们即便能说出个大概，也缺乏平台和声量，更没有能力讲好自己的故事，讲述的枯燥琐碎让人没耐心听下去，甚至基本的事实都讲不清、没个条理。

    因此，即便偶尔有弱者试图对不公呐喊、批判社会，没条件进行日常知识储备、完全无能力构建思想体系、没有时间精力参与舆论战的他/她们，也会被如今有知识、有闲时、懂言论技巧的强者打的屁滚尿流。如今的既得利益者，是千方百计去破坏抗争的，根本不给受难者以沉静思考、理性讲述的环境。在强者掌控的舆论、编织的话术、集体的语言暴力、毫不留情的羞辱面前，弱者发声只会在既有失去的基础上再丢失更多尊严、受到新的打击。在没有同情心的世界，向制造伤害者主导的舆论圈子诉苦，得到的自然也必然是无情的摧残，摧毁仅有的好不容易鼓起的那点勇气、击垮那残存的意志。抗争是无望和痛苦的、压力巨大的。逆来顺受、顺服强者，甚至自轻自贱，反而轻松许多，在难受中有了几丝好受。

    当自己都没有尊严，自信和勇气被现实的高压和众人的残忍摧毁殆尽时，就更不能形成对于他人的共情、同情，更没有对社会的爱。人与人、人与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当对面是冰冷的，另一方不可能一直一头热着。在虚伪残酷的人际关系中，各方都变得利己、损人，时刻考虑的只是利益而没有是非。而且互害型残酷社会中的生存者，即便有某种“共情”即理解他人受难时的痛苦，不是心生怜悯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故意戳别人软肋。

    伤害也是容易传导的。当弱者饱尝来自强者的剥削、侵凌、欺骗、暴力，就会将这些通过各种途径传导给更弱者以及整个社会。没有伸张正义的渠道，独自承受感到满腹委屈，转移伤害也就心安理得。面对强者高高在上的权力、砸两打就能弄死自己的钱财、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和背景，作为人天然的欺软怕硬本质就会被触发，选择去“小鱼吃虾米”。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职场暴力中种种隐形但清晰的欺凌链条，对人和动物的虐待，都是伤害转移、“踢猫效应”的表现。当自己受屈遭罪无法伸张正义，也会让人丧失对他人的同情心，恨人有笑人无，别人痛苦自己感到变态又常见的快乐。当然，这些伤害与虐待多存在于隐蔽处，并不显露在这世界的表层，但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每个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刻蚀于身心。

    长此以往，对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冷漠、待人待事双重标准的自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言语横蛮行为狠毒的暴力……这些意味着人心败坏、社会溃烂的思想和言行，就会像瘟疫一般迅速交叉传染，从校园到写字楼，从施工队到党政班子，到处都感染着、污染着。这个民族的灵魂，每个民族成员的精神，如同得了艾滋般溃烂。

    这样的民族组成的国家，又哪里有向心力、团结性呢？民族主义的鼓噪只有既得利益者在非行动领域热切追捧，平民大众则更只是在形式上应声。没有人权的保障，没有自由和平等，精英实际上顾着自己一亩三分地、老百姓空洞的喊口号，离心离德下又有谁真的有心捍卫国家？民族主义幕布背后，只有算计、生意、利益交换，以及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权贵极力压榨百姓，既得利益者居高临下践踏弱者尊严，各种二代花天酒地，底层衣食住行捉襟见肘。整个社会是没有是非的，缺乏良知的，糜烂化酱缸化的。

    从香港到台湾，对这丧尽天良的社会怎能不离心？正经的国家利益不维护，却很擅长借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阻止国人利用海外平台发声（难道不正是因为国内无法发声，所以只好才在国外发声吗？），对于国外为中国不公仗义执言的人士更是极尽污蔑；不懂不愿甚至故意不去分辨哪些外国人是为中国好、哪些是真的反华的敌人，该合作的不合作、该反抗的不反抗。日本右翼和西方反华派，面对这虚弱、肮脏、欺软怕硬、对内奴役人民、对外不分好歹的国家，“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政权，自然会放心大胆从中共政权那里讹诈中国利益，因为他们深知中共的软肋和为统治不惜出卖一切的秉性。如此糜烂的国家，国际社会又怎么会尊重？

    当然，最重要还是国内人心的毁坏。当人民见到了太多肮脏、无耻，被不断的欺骗、愚弄，对于来自外敌的伤害也不会生发出真心实意的愤慨，只会顺着统治者舆论引导的方向喷吐无知的怒火。这怒火如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般没有理智根底的民族狂热，如红袖章们的“反帝反修”般实际枪口对内的专制与暴民结合，除了荼毒自己国家、被统治者用来镇压国内追求改革进步的力量，何尝有益于国？

     一方面，每个个体的人生都刻着国家或民族在一个时代的烙印，都被裹挟在时代的“主旋律”中，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浑身都沾着时代的气息、牵连着家国的命运；另一方面，每个个体组成了国家、民族，也共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黑与白、是与非。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有英雄、有败类，有唯利是图的奸佞，有为民请命的先驱，有阿附权贵的走狗，有风骨傲然的国士，有随波逐流的帮凶喽啰，有愿意把枪口抬高一寸的卒吏市井。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这是我们在这时代最起码可以做到的。但如今却是蛆虫满地在爬、狡诈阴恶之徒无处不在。虽然校园中暴力严重，但相对于包括互联网世界在内更大的社会，已经纯洁许多了。当我走入社会，才知道比校园更为残酷的事情、阴险的活物比比皆是。这个祖国是伟大的，它有着千千万万辛勤工作的劳苦大众；这个祖国也是丑陋的，它被吸食人民血汗的权贵把持，还有数以亿计满口谎言、狐假虎威、狡诈顽劣的既得利益者在扭动着罪恶的躯体，欺凌着弱者、粉饰着太平。

    （四）假如我跻身既得利益者行列，而非成为沦落人

    我一直在思考，如果自己在2014年咬牙挺过校园冷暴力如各种诽谤和孤立，成功考入如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院校，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圈子里，我如今的心境、价值观、行为又会如何？这是一个很复杂而巨大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我的人生完全不同，连带的心境、遭遇自然与如今大相径庭。我主要想探讨的是，那时的我还会对底层有现在这种强烈的同情吗？有强烈改变现实的欲望吗？没有现在有过的底层经历，我还能对因各种原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人如此感同身受吗？尤其，如果我没有被关进精神病房，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深切体会到被囚禁的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的痛苦吗？当然，诸如我陪护父亲过程中体会的艰辛、四处求助碰壁的绝望、遭人鄙视和欺凌的屈辱，这些也都无法直观感受得到了。对于这些“不是自己的事”、“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还能像如今亲历过这样感受、记忆、书写吗？

    就像索尔仁尼琴，如果他没有被关进劳改营，只是以一个旁观者角度描写古拉格，还会那么的深刻、细致吗？还能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吗？鲁迅、托尔斯泰、契诃夫，的确做到了以旁观者角度叙述他人的苦难。可是，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终究是有极大区别的。只有自身亲历，对于伤害的一分一毫才能明明白白明白，对于失去自由的究竟如何苦楚，才有从肉体到思想的直观感受。

    如果我成为名校的高材生，有了非常体面和收入优厚的工作，会变成我现在极为厌恶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吗？我多年前一直对中产阶级抱有相当高的期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素质、有能力。我那时这样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那时我并不很了解中国中产阶级真实的思想和行为（现在才有所了解，尤其通过精英聚集地知乎），或者说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并不像现在如此的朽烂恶心；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有把自己代入到那样群体的原因呢？虽然我当时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中产阶级，但是心里想的就是必然会上211、985院校，以知识分子自居，对知识者、精英有一种过高的估计和赞誉，而对于粗鄙的民众经常有着很强的鄙夷（虽然也只是痛恨如乡村恶势力、底层暴民如《盲山》中的众村民那种，当然也对各种“闹事”中的“野蛮”行为很反感，如什邡、启东事件，但毫无疑问是有一种从整体上将下层民众视为“暴民”的看法的）。那时的我，虽然也追求民主自由，但同时也崇尚精英治国和强调秩序的重要。我那时还认为受过名校教育的高知阶层非常有理想和素质，是最适宜相处和交际的群体。我当时甚至觉得，中国的未来在于中产阶级。

   而如今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转变，没有180度也有90度。当我自己真的过上了底层生活，才明白平民、贫民、草民的艰辛与无奈，才知道“低端人口”的种种粗野、不雅、低俗乃至违法犯罪，有多少都是被逼的、是不得已，根源在于权贵的巧取豪夺，也在于中产精英利用不公的规则和制度不断侵犯，还在于权贵和中产的合谋与分赃。它们共同造成了底层为争夺残羹剩饭而吃相难看的相互倾轧，精神上浑浑噩噩、物质上捉襟见肘，以及附带的知识短缺、思想贫乏、话语权丧失。相对于工人和农民遭遇的盘剥、生活的艰辛，那点“不雅观”算得了什么？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精致利己分子、权贵高层，才是外表文明的衣冠禽兽。（我在高考前崩溃放弃，也有一种觉得自己此前犯各种错误而觉得“不配”考上名校的心理因素在作祟（虽然同时我也非常渴望考上，是一种矛盾心态），现在看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如我的品德，并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这些名校学生品德太低下了。）

    阶级之间的感情是很难互通的。即便是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中产阶级，也免不了对底层的优越感和自负，更何况那些心性恶毒、品德败坏的东西们。我算是少数一直有知识和正义感的，早就立志改变现实实现社会公平的，都曾难以与贫民大众共情，那些坏东西和冷漠者就更不用说了。假如我没有走到这几年的悲惨境地，当年过着还不错生活、憧憬进入211、985院校时我的价值观和心态，恐怕不会有多少改变。即便看到了身边各种精致利己分子的冷漠虚伪，也还带着“精英拯救中国”的念头以及对劳动人民各种卑琐的暗暗鄙夷。当我真正“被社会暴打”、真正的阶级沉沦之后，我才实打实的（而非那种泛泛同情式的）知道“民生疾苦”是什么、看起来不雅观不文明的人民有多么不容易、人们究竟有哪些痛苦、怎样痛苦着，以及意识到改变的急迫性、知道了改变什么。尤其是我在精神病房被关押的经历，让我真实的感到“自由”二字的分量多么重，在失去后才明白自由的价值贵于珍珠金银，也真的明白了丧失自由的人是会怎样的痛苦或麻木。（之所以强调“真的”，是因为亲历之前，这些只是通过耳闻目睹的他人之事，并不能感同身受，只有作为局外人的理解）

    尤其涉及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的问题，我的观点也有明显变化。小时候，我姑姑因受刺激精神异常后，经常发疯打人，我就特别希望把她关进封闭式的精神病房；后来遭遇校园暴力，我还主张把有精神问题的校园暴力加害者也关进精神病房里一辈子。我那时是很赞同用关进精神病院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没考虑过精神病房侵犯自由与人权的问题。或者说，我当时是不在乎其他人被关起来受多少罪的。可是当我亲身被关过23天，又大量查阅中外关于精神病院侵犯人权的案例，才深深明白精神卫生体制尤其强制收治制度的恶劣、精神病房内的恐怖。虽然我此前也只是主张把加害者而非受害者关进精神病院，但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加强强制收治的惩罚范围和力度的，对精神病院里侵犯人权只有模糊的认识和作为局外人的一般性担忧。例如我在大陆上访时，也担心自己被关进精神病院，还写在举报信中，并且是驱使我离开大陆到香港维权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在大陆没被关，我去了香港却被关进精神病院了。

   而当我被玛丽医院的护士宣布要把我关进精神病房的那一刻，我才真的对精神病房、强制收治产生了身心上真正的恐惧；当我被关了23天，我才深刻明白了失去自由、任人摆布是什么滋味，才知道监狱式环境无形的给人以屈服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我没被关，这一切体会都没有，我对于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社会上各种人还是持相对赞同的态度，更不会像现在这样耗费巨大精力研究精神卫生制度及关注精神病房内的人权侵犯。

    除了精神病院，我也对于监狱的残酷有了间接的认识。精神病房和监狱是很类似的，当然监狱会更糟一些。我当然知道监狱里关押的是犯罪的犯人，和精神病院里大多数是未违法犯罪者不同。但其实罪犯违法犯罪往往也是有许多原因，罪犯也是形形色色的。如果弱肉强食、残酷暴力下笼罩的监狱，又如何教化的了人？况且本身过于残酷、充满不公，就是错的，就是罪恶的，哪怕这是惩罚犯罪中的不得已和必然。我感到，监狱的问题也是要改变的，或者至少要有改善和变动的，不能像现在这样。

   上层人士、主流群体，思想里多少都有“牺牲少数、成就/保护多数”、“做事总有代价”、“冤假错案和意外的概率总是存在”等想法，对社会残酷竞争和高速发展下一些人的被牺牲轻描淡写，或者只有一种局外人的浅薄同情。而真的自己成为那“牺牲品”、“代价”、“概率”后，才能明白这些代价和牺牲多么沉重、惨痛，甚至许多是比死亡更难承受、长期生不如死受折磨的。我不是上层，也从小都不是“主流”，但在吃了这么多苦头，尤其高考失败和被关进精神病房之前，同样有这些“上层”和“主流”的看法。直到这几年遭遇大难尤其栽了这两个巨型跟头，我由相对于这些受难者的“他者”变成了同病相怜者，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员。

   这样说来，难道我的受难、沦落，反而是一种幸运吗？不，绝不是。首先，受难就是受难，它是痛苦的历程，是失去权利、自由和尊严的，“苦难即是财富”纯属胡扯八道。如果让我有选择，我绝不会选择经历这一切伤害。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受难者、沉沦者，都丧失了得到或重返幸福生活的能力。即便像我这样略有幸运的逃离绝境者，前途也依然未卜，更何况那99%以上已经或将要终身沉沦于下层、受尽剥削压榨和被欺凌的人了。既然没有“翻身”，苦难更不能成为什么财富、经验教训，而是纯纯粹粹的创伤、为未来人生更多伤害和失败“奠基”的负面资产。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确因为一系列悲剧和沦落，从肉体到灵魂都体会到了这社会的不公和人心的可怕，明白了社会急需改变、具体来说需要如何改变。可是，我更失去了参与改变社会的基本条件，没了名校的学历，也就没了研究、探讨社会问题的环境，更没了至少能稍微改变社会（哪怕至少有了参与改变的机会）的身份地位。我现在知晓的社会弊病再多、切身体会到的不公正再直接，明白改变现实的多么必要和急迫，都并不能转化为改变社会的实际推力。从心理上或许增加了改变的动力，可改变社会不是凭心理上怎么想，不是靠空想与冲动，而是物质、地位、人脉等实际的条件，是现实中做事的能力。空有切肤之痛、亲身经历，以及渴望改变现实、拯救国人的心，是没什么用的，虽然略胜于无，略胜。何况，当长期空有志向而无机遇实践，还不断遭受挫折和打压，回馈和反响更是全无，好不容易坚守的热心与理想也就淡了，甚至逐渐没了。仅从体会疾苦的严重和改变世界的动力而言，成为上流阶层也好于自己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居于上流才能全局的、系统的了解民生疾苦及其根源，也才能保持一颗敏感且具批判性而不被涂黑煎烂的心。

    有句名言“解放女人的是男人，解放黑人的是白人”，残酷而真实，即解放被压迫者，往往需要压迫者阵营主动去做。因为，身为被压迫者的一方，根本没有意识、智识、资源去改变现状，想获得解放，大抵需要统治阶级中的良善者去做，起码也是由上流社会的人做领袖、引导，下层民众跟随参与。即便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也要先有自上而下的启蒙，以及上层精英分子引领。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毛泽东，作为庶民革命的领袖或启蒙者，其身份反而都是有产阶级，有的还是颇有资财、为旧时代特权阶层的成员。这些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才更先知先觉、洞察社会，其利用在旧的社会中的人脉和地位，振臂一呼才有纷纷响应。

    而我显然是当今这个没有民主法治、充斥功利与弱肉强食、欠缺社会保障时代的牺牲品。这在同时致使我无法成为改变者、引领者，哪怕我曾经有过跃升至这样身份的机会（也就是高考考入名校）。而涉及的微观问题，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精神卫生体制的伤害，因为受害者分散、弱小、边缘，尤其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我就更无法去改变了，甚至一个起码的平台和组织都没有。眼睁睁看着不合理甚至在犯罪的、以“精神病”为名义强制收治行为和精神病院侵犯人权的普遍存在，却无可奈何，我可以想到数百万计失去自由者在精神病院的各种悲惨遭遇，其中失去自由就是第一层的悲惨。这些年，我把来自体制之恶、恶人之恶，都清楚的体会了多次，与恶佞短兵相接过（虽然都是大败亏输、落荒而逃），因此才明白了人因为“弱”、“穷”、“贱”，要遭受多少不公不义，懂得了世间许多冤抑六月飞雪也不足以表达、江河倒灌也难诉。

    当我现在明白过来，知道没有身份地位更加被欺侮摆布以至走投无路、想到当初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硬着头皮面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也要考入名校、改变命运时，已经晚了。当然，面对骚扰和欺凌，也不是我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克服的了的（否则我当年怎么可能在百日冲刺时崩溃休学？），但竭力去克服总比退缩和逃避有成功的机会、冒着其他风险总比沦落下层要好上许多倍。然而失去的人生唯一的机遇，再也回不来了。自己已经与经天纬地、为国干城离了多少万光年般的距离，成了百事皆哀、遇事无力的底层百姓，一个乞食者、投机者、落魄者。现在的我，与原本轨迹上的我，完全是在两个天壤之别的世界。自身难保之下，世间体制之恶、人性之恶都见识甚至经受过了，却已丧失了参与改变世界的能力，成了局内的受害者和塑造世界的局外人。（而且，就在我写到本文结尾的这段时间里，看到互联网上到处弥漫的保守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到处是黑白颠倒善恶易位，更面对社会黑暗而绝望的现实，我已经时常丧失对于正义的强烈追求，代之以“反正怎样都行”的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的想法了。我在有知有觉又不知不觉中，正义感与参与改变现实的信心正在消退，心已经在渐渐的“凉了”，向现实投降了，麻木不仁了。虽然这样的想法还没成为我如今固定的价值观，但它的确正在取代我的理想，也正在侵蚀着我的热血与良心。这个变化过程很可怕，但是的确在发生着）

    这世界上，有理想而无条件、有参与变革之心而无参与变革之力者，是不乏其人的。这也更从反面证明了精致利己者的可恶。那些有着地位和体面，收入也算丰厚的社会精英，明明有改变祖国的条件和机会，肩负着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使命，甚至其身份职位本就是负责国家发展和民生大业的，却自私自利、尸位素餐，毫无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只为自己和家人以及所在的“圈子”、利益共同体谋利，从制度设计到具体决定，都是官官相护、“亲亲”相隐（利益共同体的盟友也算一种“亲人”了），对他们真正应当服务的对象劳苦大众的权利权益不闻不问，甚至对弱势者狎侮之、欺骗之、凌辱之，并以此为能、为乐，还因此得到变态的快意，并不惮将这种变态的快意在某些场合溢于言表。（而且，当今这个时代的精英，比历朝历代的上层都更有义务去改变现实，因为他们从特权和腐败中获取的利益是空前的，有更多的原罪。他们不思改变和赎罪，却疯狂的为现行体制辩护、维护既得利益）

     我自认为自己不会“一阔脸就变”的，而是有了优越地位和充分资源后改造国家、造福人民。但是自认为的，终究不是发生的事实。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已经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过的要革新，大抵如此。”这世上许多事，许多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我是例外吗？我自认为即便“已阔气”，也会去改变现状，为他人发声。可实际上会是怎样，没人知道，因为“阔气”没有发生。包括我自己在内看见的，只有成为沦落人之后的、以沦落者身份生发的思想、做出的行为，成了人们眼中“没本事才抱怨社会”的失败者。

    当然，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我完全有理由理直气壮的诉说这个社会给我带来的伤害，声讨我切身遭遇的不公。前面说过了，在如今社会，弱者连抱怨都会被再次侮辱贬低，讲出受害的事实都会被进一步鄙视和虐待。但是，越是如此，受害者发声越重要。我们已经是残缺的生命，失去过自由、尊严，还要怕语言暴力、蛮横无理的指责吗？哪怕这些言语上的暴力同样伤人，在伤口上撒盐，逼的许多人丧失诉说苦难的勇气。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我未能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或类似水平院校）而是以高考惨败收场时，我的人生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变成截然不同的悲剧人生。

   （五）救赎之路上的绝望

    我从2016年开始走上维权与呼吁之路，讨公道只是一方面。我深知自己在那些年伤害了一些人、连累了许多人，给不少的老师、同学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有些是极为严重的麻烦），也给父亲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但这些并不是我主观上希望发生的，而是在抗争与冲突中客观造成的。

    我不知道往下还会发生多少这样不应该发生的事。因此我决定通过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以及对我个人事情的追根溯源，厘清每一个人的责任，为我经历的一切中所有对不起的人道歉（最好有补偿）和告慰，惩罚那些造成各种恶果的始作俑者和胁从者（包括我自己）；把一切不平的东西摆平，将所有歪曲的看法扭转，损有余补不足；让每个人得到应得的，失去应失去的；让一切悲剧和尴尬不再发生和重复，后人不重蹈覆辙。我也没想自己能将这些一蹴而就，只是希望以绵薄之力略微把世界向这样好的方向推动一点。

   说到这里，我是在下意识的效仿《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希望通过亲身行动，把自己直接和间接惹出的问题解决、帮助因自己客观受到伤害的人，以实现心灵的救赎和灵魂的复活。

    可是结果是什么？是我在维权过程中饱尝世态炎凉，还有信访工作人员的侮辱谩骂，到处碰壁的惨痛。当然，最惨痛的，无过于丧失自由。我被关进精神病房23天，知道了丧失自由有多么痛苦。我维权和呼吁的出发点显然是正义的、善意的，甚至从目的上称得上“高尚”，可是却被这样的对待。至于后来自杀，那是我走投无路，高考失败，最重要是没钱了、没钱了。关于更具体的为何自杀，我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不想重复了。我想用命做最后一次呼喊，但是除了受辱和更加落魄，什么都没有得到。

    巫宁坤在《一滴泪》里，评价他回国后的悲剧人生是“三十年来如一梦”。对我而言，这十多年的残酷人生会如时空穿越般直接进入现在的我的脑海，回忆起来如同再现，或者就是头脑中再现。梦境是“过去了”，而我记忆的过去时常出现在现实的醒着的脑海，过去的失败还时时刻刻影响着我现实生活。

    我无法改变过去，无法扭转现在，也无力决定自己和社会的未来。两年的抗争，我什么积极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付出的代价则是结结实实的。当然我也可以安慰自己，毕竟抗争过了，有过一场不英勇但自觉可叹的斗争经历。但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而且，应该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这几年抗争行动的详细动机。即便我写在了这里，许多人恐怕也不会相信。因为，当今世界上的人，是普遍缺乏自省、内疚、同理之心的。他们很难明白我的痛苦，更难明白的是我对给他人制造痛苦的痛悔。例如我对抗大那位女老师、对六中的王乾坤同学的愧疚，以及因此波及我高考前的心态，促使我走上维权与救赎之路，就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这就像聂赫留道夫在申诉之路上，人们对他为马斯洛娃争取自由的行为暗含嘲笑一样。

   （六）等待黎明

    我非常地明白，社会的进步、人道主义的实现，都是一步步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社会，首先要让主流群体、大多数人生活有了自由和尊严，才可能考虑边缘人群、弱势群体起码的权利。

     以韩国为例，有了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和后来的民主化运动成功的前提，即经济民生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实现，才有了对《熔炉》中聋哑孩子遭性侵的全国性关注和“电影改变法律”的可能。如果民生凋敝、独裁横行，哪里会有那么多正义的公民和媒体？同样的，欧美国家出现那么多民权组织、公益组织，有那么多被社达分子蔑称为“白左”的舍己为人的正义之士，也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充分的社会保障、完善的民主法治体系之上的。整体的文明实现（并达到相当的高度）后，分支的问题才会被提及和重视、边缘的黑暗才能被揭露和关注，弱势群体才能在晚些时候有一些自由和尊严。（而且即便“高度文明发达”，侵害弱势群体的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只是相对少了、摊在阳光下一部分了而已）

    正如我在《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所说的，“从根本上说，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进步是解决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等分支性社会问题的宏观基础，校园暴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未成年人生活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样，关于精神卫生领域尤其精神病院内部的人权问题，也需要到整个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得以充分实现后，才能够有本质性的改变与进展。在如今“正常人”的社会都充满不自由与压迫、到处都是勾心斗角和残酷竞争的情况下，精神病房内又如何成为人权净土？被标签为“精神病人”的人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这些特殊群体又如何有条件得到额外的关怀？

    众所周知，仅仅40多年前，中国人民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搏杀之中。暴力、歧视、羞辱都是常见至极的事，是“时髦”的事。改革开放的这四十余年，人们不择手段的追逐财富与权力，伟光正的光环下到处是肮脏、法治的招牌下尽是潜规则，平等自由博爱无影无踪。在如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是真正的“主旋律”。贫穷、暴力、欺骗、不公，处处都是。还有户籍壁垒这样的制度性歧视在国家堂而皇之存在。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又如何奢求作为边缘者的尊严？普通人活着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焦头烂额，精英也是使尽浑身解数明哲保身，哪怕是处于特权阶层的人也需处心积虑才能维护特权，弱势群体“有什么资格”在这样残酷的世间争得一席安稳生活的余地？换句话说，在这样残酷的现实和黑暗的历史下，弱势者想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就是奢谈、是妄想。

    我生活在校园、经常使用网络、待过精神病房，所以遭遇和关注起了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精神卫生体制尤其强制收治问题。这是我倒霉吗？并不是。这个社会各处都有着各自的问题，我所遇到的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个社会黑暗的冰山一角。例如，如果我成为公务员，就会知道官场的丑陋；在企事业单位或私营公司上班，又会接触和遇到职场的各种黑幕的残酷；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还要面临同事、朋友、邻里的各种纠葛，以及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许多领域的压力、麻烦、事故、冲突，甚至灾祸。虽然我没直接经历这些，但是耳闻目睹让我清楚的知道，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社会中的黑暗面，甚于校园十倍百倍。

    我并不倒霉，我其实没有比别人多遇到恶人、坏事，只是我不能忍耐、不会对付、容易闹大罢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在默默忍受一切，我却什么都想按道理、法律、平等性来对待，自然处处滋与被滋出各种事端。有些我现在很后悔，因为我本来可以化解、避开，起码不给其他无辜者尤其朋友和帮助我的人带来麻烦。即便不能化解的，也可以采用不损害无辜者利益的方式对待。可是那时我很不会处理，最终酿成许多悲剧，既是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如果我前些年又在别的领域工作生活，会在今天遭遇之上又添出许多事来。那是我的不幸，也是其他无辜者的麻烦。

    我说“等待黎明”，并不是指等待中共政权垮台就是黎明了。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历史更是曲折多舛。一个独裁政权覆灭与否，虽然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有着重大影响，但绝不是真正决定性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社会形态，以及政治上更深刻的变动（而非简单的一个政权的兴衰），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各自不同的命运。社会变革后，人们的命运不是统一的，而是多样的。有受益者，有受害者，有曾经的失败者经变革获利，有曾经的受益者既得利益受损。即便整体上大家进入了民主法治，边缘和弱势者依旧会遭遇曾经有过和过去未有的各种伤害。例如民粹主义，在民主体制下同样甚至更为泛滥。在早已民主化的台湾，对精神疾病患者及疑似群体的污名、对相关犯罪的放大、主张扩大强制收治等声音非常强烈，就是一个例证。人们面对异类尤其被严重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异质群体，有天然的敌视、歧视，并会将这样的心理转化为制度性的迫害（而且将迫害冠以“治疗”等名头），以剥夺弱势者的自由与尊严，保障多数群体的安全与生活的宁静。

    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发展中走入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只是为保护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提供了一个地基。至于修屋搭床、遮风挡雨，则是在这之后更漫长的时间去实现的。而建成让所有人民幸福生活的文明丰碑时，我们这些代人，骨灰都已不知会失散到何处去了。

    真正的文明曙光是遥远的，遥远的让人怀疑它究竟是否存在。

     （七）结语

    我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如何。还有千言万语，只是说不尽、道不完。

   （全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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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了，不敢读。要是能分段发或许会好些。 -ThornBird999- ♀ (0 bytes) () 07/24/2022 postreply 21:3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