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履历和学术成就被严重造假和造神中的陈寅恪7
京都静源教授、文学博士
六、梁启超晚年为何与陈寅恪断交
根据我们前面的考察得知：梁启超先生晚年和陈寅恪先生关系并不和睦，临终前半年几乎处于与陈寅恪先生断交的地步？为什么呢？起因之一就是王国维先生的自杀。
在处理善后工作中，王国维先生交代只是“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即由陈寅恪、吴宓二先生代为处理图书而已。按照中国文化传统，入土为安时的墓碑由谁来写，一时间成了重大的课题。吴宓先生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负责人，负责协调此事，并向清华学堂校方汇报。当时王国维家人和国学研究院初步定的人选是梁启超先生。即，最初《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与陈寅恪无半毛钱关系。但是，随着吴宓先生卸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国学研究院的部分实际工作就被陈寅恪先生主动承担了。他开始考虑给梁启超先生树立纪念碑，而不是简单的墓碑、墓志铭，这是在1928年2、3月间才出现的提议。提议人当然是陈寅恪先生，他甚至带领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发起了全体师生的捐款行为。令陈寅恪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而给王国维纪念碑捐款活动居然首先遭到了吴宓先生的抵制和拒绝！
从1928年夏开始，直到梁启超先生逝世的1929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对陈寅恪先生表现出了超常的冷淡和疏远，以至于见到他的人几乎不敢在他面前谈起陈氏。这就是陈寅恪先生的“办事艺术”：在重大名利上留给陈寅恪先生自己，而将设计则归功于那时梁启超先生那年轻的儿子。他让梁启超先生有苦说不出来。
到了1929年6月初，《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终于建成，碑文终于公布了。撰写者落款果然只剩下陈寅恪先生一人！根本就没有已故的梁启超先生！而自知心中有鬼的陈寅恪先生，没有忘记特别说了这样一句“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以掩人耳目，为自己开脱。当时甚至出现了陈寅恪先生教唆研究院的学生批判吴宓的现象。
甚至当着名历史学家张荫麟先生撰写了批判国学研究院（陈寅恪主持）的学术刊物出现质量问题的文章将要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刊物上时，陈寅恪先生则立刻和吴宓面谈，坚决要求吴宓无论如何不能刊发此文。陈寅恪先生的这一严重违反了学术客观和中立的无礼要求被吴宓记载在《吴宓日记》1928年3月8日。而我们都知道张荫麟先生英年造逝之后，陈寅恪先生还特地撰写了挽联和文章，可是他居然也如此利用和吴宓的私人关系，打压学术界同仁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刊物的正常的批评！到底哪一个陈寅恪先生才是真？哪一个是假？他的“气节”和“风骨”何在呢？我们倍感糊涂！
